为什么要整理元代笔记文献

所谓笔记，是指那些没有一定体例、信笔记录摘录而成的作品，是古代文献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具有很高的价值。自《全宋笔记》全部出齐（大象出版社2018年）以来，人们对笔记文献及其整理的关注度大大提升。早在2003年，傅璇琮先生在给《全宋笔记》写的序中就说：“可以期望，辽金元、明、清各朝笔记总集的编纂，当也能引起相应的关注。”就在《全宋笔记》即将全部推出之际，2017年，《全明笔记整理与研究》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立项。“全元笔记”（或全辽金元笔记）的整理，也势在必行。

谈笔记，必谈宋代，因为宋代是笔记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清代四库馆臣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四库全书总目》有言：“杂说之源，出于《论衡》。其说或抒己意，或订俗讹，或述近闻，或综古义。后人沿波，笔记作焉。大抵随意录载，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后。兴之所至，即可成编。故自宋以来，作者至伙，今总汇之为一类。”今人也高度重视宋代笔记，《全宋笔记》收书477种，确实是一个规模宏大的资料库。紧接宋朝的元代，笔记的情况如何呢？

元代承宋之后，笔记的创作进一步繁荣。据笔者做的文献调查，当前掌握的元代存世笔记，有269种846卷（辽金元三代存世笔记共287种904卷）。数量相当可观。人们对元代笔记的关注度如何呢？这里举人们熟知的两大笔记文献丛书为例，对比宋元明三代情况，可以说明问题（《全明笔记》项目组统计，明代笔记现存1045种）。中华书局的《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收宋代笔记58种，明代笔记26种，元代笔记3种，分别占目前掌握的全部笔记数的12%（宋）、2.5%（明），和1.1%（元）。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收宋代63种，明代16种，金元两代5种。为什么人们的关注度如此不平衡呢？是元代笔记没有价值吗？恐怕不是。近代以来，史学家关注西北史地，元人的相关著述受到重视。1925到1926年，王国维校注了元人《北使记》《西使记》《长春真人西游记》《圣武亲征录》。这四种元人笔记，不能说没有价值，但未见于上述丛书。当然，以不同形式整理出版或影印出版的元代笔记，还是有一定数量，最著名的元代笔记，如《敬斋古今黈》《归潜志》《至正直记》《南村辍耕录》《草木子》，有单行校点本。一些有影响的丛书也收入若干种，如《山居新语》《乐郊私语》《山房随笔》等。收入《四库全书》，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出版而得以面世，如《困学斋杂录》《隐居通议》《湛渊静语》《日闻录》《勤有堂随录》《玉堂嘉话》《庶斋老学丛谈》《研北杂志》《北轩笔记》《闲居录》《雪履斋笔记》等。黄山书社《元代史料丛刊》史书类与子书类收了若干种元人笔记。大致说，目前一般可见的元代笔记，总数有七十多种，大约是存世数的四分之一。

元代笔记整理的欠缺，使得相关的研究难有客观全面的认识。目前元代笔记研究论著基本没有，在通代的笔记史论著中，一般是将元代前期一批记载宋代史事的笔记归宋，然后对元代笔记成就，作出有限肯定或是委婉否定的评价。其肯定成分，也显示出对元代笔记缺乏具体全面的了解。如认为元代笔记比较多的是琐记随笔，或逸事小说，这显然不符合元代笔记的实际。有学者肯定元代学术性笔记的价值，这是对的，但举作例证的，是《隐居通议》与《南村辍耕录》，却不举李冶的《敬斋古今黈》和方回的《续古今考》（尽管刘叶秋先生在其《历代笔记概述》中早就说过：“《敬斋古今黈》的内容，并不逊于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今按，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也成书于元代）。要对元代笔记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只有建立在对元代笔记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而元代笔记文献的全面整理，又是其前提。

元代笔记承宋之后继续发展。凡宋代笔记有的内容与种类，诸如读书摘记、生活杂录、文人趣事、艺术品鉴、朝政逸事、林下闲谈、诗话文话等，元代笔记无所不有。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航运、灾异、出使、世风、士风、掌故、风土、物产、演艺等，举凡士人生活涉及的领域，都在笔记中有所反映。元代笔记还有诸多不同于宋代笔记之处。如宋代笔记多文人闲暇随兴之作，明人有言：“（宋笔记）出士大夫手，非公余纂录，即林下闲谭……故一语一笑，想见前辈风流。”（桃源居士《五朝小说大观·宋人小说序》）在研究者看来，宋后笔记大致也是如此，其实不然。元代笔记多为文人着意撰著，早期北方刘祁的《归潜志》，南方刘壎的《隐居通议》，后期南方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莫不如此。就比较发达的史事记录类（刘叶秋名之为“历史琐闻类”）说，还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强烈的存史意识，二是直书无隐。存史意识，如刘祁《归潜志序》所言：“独念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今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诫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因暇日记忆，随得随书……异时作史，亦或有取焉。”元人普遍具有较强的存史意识，当然也体现在笔记中。直书无隐，典型的如孔齐《至正直记》，书名既已可见。孔子有言“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齐却不如此，既不为父隐，也不为君隐。这在古人是不能接受的，四库馆臣批评说：“中一条记元文宗皇后事，已伤国体。至其称‘年老多蓄婢妾，最为人之不幸，辱身丧家，陷害子弟，靡不有之。吾家先人晩年亦坐此患’。则并播家丑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三）“播家丑”的是卷一“年老多蓄婢妾”条，“伤国体”的是同卷“周王妃”条，该条言：“文后性淫，帝崩后，亦数堕胎，恶丑贻耻天下。后贬死于西土，宜矣。”尽管如此极端的例子在元代笔记中很少，但直书无隐，可称元代笔记的普遍特点。如刘佶《北巡私记》记元中书右丞脱火赤战败被擒，直书“脱公嗜酒，醉而踣于阵，士卒尽没”。中书右丞这样的堂皇大官，影响朝廷存亡盛大战事，却是如此荒唐人演出的荒唐剧，作者直言载录。直书无隐，大概只有元人能做到。

因其时代特征，元代笔记又具有独特价值。宏观上看，中华文化的多元与一体，读元代笔记可以真切感受。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所以形成，多族士人对共有文化精神的认同，“海宇混一”形成的大国气象与时代自信，大元气象影响下的人文精神，都可从笔记中认知。具体说，元代疆域广大，中外交通发达，商旅与使者往来频繁，于是域外行纪、域外地志等，成为元代笔记中引人注目的一类。西北行纪如上举王国维校注的多种，南方与海上，则有汪大渊《岛夷志》、周达观《真腊风土记》、徐明善《安南行纪》、黎崱《安南志略》、周致中《异域志》等多种。元人游前人不曾游之地，入前人不曾入之境，见前人不曾见之物，感前人不曾感之情，记录了前代笔记所不曾有的内容。比如，元代有一部《和林广记》，此书已佚，但有一些逸文保留在其他文献里。宋濂的《萝山集》中说：“《和林广记》所载：极西北之国曰押剌者，土地卑吉湿，近海，日不没，无昏夜，日唯向北，转过便曙。”这应该是关于北极白夜很珍贵的记录。类似的，则有周致中《异域志》所载骨利国：“其国一年天旋到此，天光返照一遍，国人谓之天门开，非也。”元代笔记中具有独特价值的还有不少，如人类第一次探黄河源的记录《河源记》（潘昂霄撰），记载元代海运的揭傒斯等《大元海运记》和危素《元海运志》等，都是有特色的文献。这些无疑都是很珍贵的。即使记录元人日常生活的笔记，其内容也丰富多彩。那么，全面整理元代笔记文献，是应该做且必须做的事了。

当然，元代笔记文献具有独特性，整理元代笔记也有其独特困难，应对和解决这些困难，也需要有相应措施，这里便不展开说了。

（作者：查洪德，系南开大学杰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