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葫芦在古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本草纲目·壶卢》载：“大者可为瓮盎，小者可为瓢樽，为舟可以浮水，为笙可以奏乐，肤瓤可以养豕，犀瓣可以浇烛，其利溥矣。”与此同时，葫芦还承载了诸多文化寓意，这一切都源于东方传说中大洪水时葫芦所扮演的“诺亚方舟”的角色。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的创世祖先以葫芦为名，葫芦成为了夫妻同心的象征。后来，随着道教的兴起，道人的葫芦犹如一个“时空隧道”，不仅藏着别有洞天的世界，而且还存放有过往的记忆。在民间，道士葫芦里卖的药，还有快意消愁的酒葫芦风靡上千年。
葫芦身上有“百宝”
葫芦有众多称谓，《本草纲目·壶卢》载，“古人壶、瓠、匏三名皆可通称，初无分别。”直到后来，人们才基于葫芦的形状以不同名字加以区分：“后世以长如越瓜首尾如一者为瓠，瓠之一头有腹长柄者为悬瓠，无柄而圆大形扁者为匏，匏之有短柄大腹者为壶，壶之细腰者为蒲芦。”葫芦最直接的用途便是一分为二做成水瓢。《钦定授时通考》卷三十五“瓢杯图说”写道：“瓢杯，剖瓢为之，制为樽，语称‘瓢饮’是也；柸以挹（舀）水，农家便之。”《论语·雍也》中孔子赞许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也就是用箪盛饭吃，用瓢舀水喝，过着跟老百姓一样的生活。《红楼梦》第九十一回中贾宝玉向林黛玉表达爱意时曾说“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也就是在众多姐妹中只钟爱她一人。可见在古代，不论贫穷富贵，家家户户都离不开水瓢，因此，种植葫芦是一笔十分划算的投资。早在西汉，著名农学家氾胜之在他的书中算了一笔经济账：
一本三实，一区十二实，一亩得二千八百八十实，十亩凡得五万七千六百瓢。瓢直十钱，并直五十七万六千文。用蚕矢（即蚕沙）二百石，牛耕、功力，直二万六千文。余有五十五万。肥猪、明烛，利在其外。（《氾胜之书》）
按照氾胜之的计算，每亩地一年下来可以得到2880只葫芦，十亩地的话就是28800只葫芦，每个葫芦可以制成两个瓢，于是就有了57600个瓢。如果拿到市场上卖，每个瓢价值十文钱，那么一共可以获得576000文，扣除肥料、耕牛的饲料和人的劳力支出，可以得到550000文的纯利。虽然这只是理想状态下的估计，但也足见其中利润的丰厚。除此之外，种植葫芦还会产出副产品——葫芦籽，它们可以用来肥猪、明烛。
在汉代，油灯已经十分普及，而葫芦籽是提炼灯油的主要原料之一。据《氾胜之书·瓠》载，“黄色好，破以为瓢，其中白肤，以养猪致肥；其瓣，以作烛致明”，《说文解字·瓜部》将“瓣”解释为“瓜中实也”，也就是葫芦籽。国内学者刘兴林等在《汉代日常灯具燃料的来源与加工》中认为：“葫芦籽扁长，壳厚仁薄，不易剥取。经试验，无论以麻茎还是其他细软之物夹杂瓠仁粉末都无法点燃，因此汉代人必定是从瓠籽中取油照明的。”自汉代以后的上千年里，葫芦籽一直都被用于制作灯油。元代王祯在《农书·百谷谱集之三·瓠》中写道，“夫瓠之为物也……肤瓤可以喂猪，犀瓣可以灌烛”；而明代《本草纲目》中也有“肤瓤可以养豕，犀瓣可以浇烛”的记载。“犀”和“瓣”同义，《卫风·硕人》中描写美人时写道“齿如瓠犀”，朱熹在《诗集传》中释义为“瓠犀，瓠中之子”，形容牙齿像葫芦籽一样又白又齐整。
伏羲、女娲是“葫芦兄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有一部动画片《葫芦兄妹》十分有名，许多人不解为什么偏偏是葫芦，实际上，葫芦娃的背后有华夏两位创世神——伏羲和女娲的身影，从两者的称谓中便可以看出与葫芦的深厚渊源。《名疑》卷一载，“女皇氏庖娲，伏羲女弟也，一曰㚿娲”；《路史》卷十载：“（伏羲）在治百六十有四载落，而女弟㚿娲立”。有一种观点认为，娲与瓜有关，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曾考证：“女娲之娲，《大荒西经》注，《汉书·古今人表》注，《列子·黄帝篇·释文》《广韵》《集韵》皆音瓜。”“㚿蜗”谐音“匏瓜”，也就是葫芦。如果联想到女娲抟土造人，暗合了葫芦籽的多子隐喻，那么很有可能女娲名称最初的起源便是源于葫芦。
在与女娲结为夫妇的伏羲身上，同样带有葫芦的印记。《尚书正义》卷一《尚书序》中写道：“伏牺氏，伏古作虙，牺本又作羲，亦作戏……一号包羲氏”。从伏羲的名字上，我们可以找到两重证据：首先，“伏”最早写作“虙”，那么“虙”的本义是什么？我们或许可以从与其字形相近的“虑”字上寻找答案。《庄子内篇·逍遥游》中记载了庄子对惠子说“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意思是用连在一起的大葫芦漂洋过海，西晋司马彪释义为“虑，犹结缀也”，那么“虙”是否也有“结缀”之义？我们再来看“羲”的意思，它有一个字音相同的字——“[䖒瓜]”，《集韵》释义为“瓠瓢也”，也就是葫芦。因此，“虙（虑）羲（[䖒瓜]）”就是一串葫芦的意思。其次，《集韵》中写道：“匏瓟……亦作包苞”，也就是“匏”通“包”。于是，“包（匏）羲（[䖒瓜]）”就是葫芦的意思。只有伏羲成为了葫芦，才能与女娲“门当户对”，从而共同孕育后代。正如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所言：“然则伏羲与女娲，名虽有二，义实只一。二人本皆谓葫芦的化身，所不同者，仅性别而已。”
那么，为何后来写成了“伏羲”，甚至还出现了诸如“庖牺”、“包牺”等称谓？原来，这源于古人习惯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归为共同始祖的功劳。“伏”可以理解为俯伏的动作，而将“羲”字拆解，可以得到羊、禾、戈、丂四个字，将它们连在一起，就是祈求上天保佑，风雨顺遂，粮食丰收，这便是伏羲的由来。关于庖牺，如《帝王世纪》中所载，“（伏羲）制嫁娶之礼，取牺牲以充庖厨，故号庖牺氏”，也就是因为伏羲教会了人们蓄养牲畜以供日常之需，这种巨大的进步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于是在口口相传中逐渐取代了原来的名字，正如《路史》卷十中对“包羲”的释义：“世多作庖羲转矣。”后来，当古人解决了物质世界的温饱问题，就开始有闲情逸致追求娱乐生活了，当时有一种残酷的娱乐方式，即让死囚或奴隶手持戈戟，在鼓号声中与虎豹猛兽搏斗，被称为“戏”（这也是甲骨文“戏”字的由来）。不论是否为伏羲始创，他还是拥有了“庖戏”的称谓。我们不得不佩服于古人“同音不同义”的巧妙设计：听上去还是同一个人，但却因为文字不同而拥有了多种身份。
之所以伏羲、女娲与葫芦有关，这源于一万多年前冰河时期末期的大洪水。国内学者宋兆麟在《洪水神话与葫芦崇拜》一文中，对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如壮族、侗族、布依族、水族、白族、彝族、拉祜族、哈尼族等的传说进行了收集整理，上古时代的葫芦就像西方世界的诺亚方舟一样，拯救了我们的祖先。虽然不同民族的故事情节有所不同，但是大体主线十分相似：当洪水来临时，绝大部分人都死于洪水，只有兄妹两人逃进了大葫芦里，最终保全了性命；后来当洪水退去后，兄妹两人组建了家庭，人类才得以延续。兄妹的身份恰好与女娲是伏羲“女弟”相一致。正是因为葫芦在洪水中拯救了人类，所以周天子要用葫芦祭祀天地。据《礼记·郊特牲第十一》载：“郊之祭也……扫地而祭，于其质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葫芦渡水与“腰舟”
虽然兄妹二人逃进大葫芦躲避洪水的传说很可能是杜撰的，葫芦里根本无法载人，但由于葫芦密封性好，如果将葫芦绑在身上完全可以使人漂浮在水面上，从而在洪水中幸存下来。事实也确实如此，古人很早就学会了用葫芦来渡水。《物原》中写道：“燧人以匏济水。”身处旧石器晚期的燧人氏因“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得名。后来，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伏羲始乘桴，轩辕作舟楫，颛顼作蒿浆，帝喾作柁橹，尧作维牵，夏禹作舵，加以篷碇帆樯，伍员（即伍子胥）作楼”，尽管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楼船，但是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仍然更愿意用葫芦这种最简单和经济的方式渡河。
《诗经·邶风·匏有苦叶》中写道：“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这首诗描绘的是秋日里一位女子在济水岸边，盼望着心上人过河与她相会；她坚信，他一定会背着葫芦渡水来找她。于是，《匏有苦叶》就带上了必定渡河的隐喻。《国语·鲁语下》中记载了鲁襄公十四年（前559年）的夏天，晋国率领其他诸侯国讨伐秦国，当时联军部队在泾水边停了下来，晋国的叔向就前去询问鲁国大夫叔孙豹缘由，叔孙豹委婉地回答说：“豹之业，及《匏有苦叶》矣，不知其它。”叔向听罢恍然大悟，回去后立刻召见分掌舟船和兵马的属官，并对他们说：“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鲁叔孙赋《匏有苦叶》，必将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叔向凭正是借叔孙豹口中的《匏有苦叶》，认定他一定会渡河；后来的事实也确实如此。
黎族“腰舟”，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文化馆藏
战国时期，除了上文所谈到的《庄子内篇·逍遥游》中庄子认为可以将大葫芦连在一起帮助人渡水，《鹖冠子·学问篇》中还记载了：“中河失船，一壶千斤，贵贱无常”，北宋陆佃作注时写道：“壶，瓠也。佩之可济涉，南人谓之腰舟。”也就是在古代行船，船上要放一些葫芦，当不幸翻船了，葫芦就能发挥像现代的救生圈类似的作用，宋代南方人称其为“腰舟”。明清时期，《明史·孙传庭传》中记载了崇祯十六年（1643年），闯王手下的士兵身挂葫芦渡河作战：“当是时，（李）自成已据有河南、湖北十余部，自号新顺王，设官置戍，营襄阳而居之。将由内、浙窥商、雒、尽发荆、襄兵会于汜水、营泽，伐竹结筏，人佩三葫芦，将谋渡河。”
除此之外，葫芦舟还是直通仙境的交通工具。《逸史》中记载了天上的仙女相中了洛阳的卢杞，于是派麻婆传递心意，并交给麻婆两粒葫芦籽。麻婆回去后，与卢杞“清斋七日，斸地种药（即葫芦籽），才种已蔓生；未顷刻，二葫芦生于蔓上，渐大如两斛瓮”，葫芦籽刚种下便生出藤蔓，顷刻间已经长成了能装两百多斤粮食的大葫芦，于是麻婆用刀割下两只葫芦并掏空，与卢杞各自钻入后，“风雷忽起，腾上碧霄，满耳只闻波涛之声……长久，葫芦止息，遂见宫阙楼台，皆以水晶为墙垣，被甲伏戈者数百人”，就这样他们二人乘坐葫芦舟来到了仙人的居所。
婚礼中的“合卺”礼
也许是因为伏羲、女娲兄妹在葫芦中保留了人类延续的火种，葫芦成为了夫妻同心的象征，以葫芦为道具的“合卺”礼成为了古代婚礼中的重要环节。早在西周时期，《礼记·昏义》中就记载了新郎将新娘迎娶回来后，“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少少饮），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也就是当新娘子来到夫家后，新郎官拱手作揖将她请入门，然后两人一起吃饭，饭后少饮“合卺”酒，象征着夫妇从此合为一体，同尊卑，相亲相爱。孔颖达疏云：“共牢而食者，同食一牲，不异牲也……合卺，则不异爵。合卺有合体之义，共牢有同尊卑之义。体合则尊卑同，同尊卑则相亲而不相离矣。”《三礼图》中对“合卺”的解释为：“破匏为之，以线连柄端，其制一同匏爵”，也就是将一个葫芦一分为二，制成酒瓢，然后用线将两个瓢柄系在一起，其中的寓意为夫妇原本为两个个体，通过线连在一起，合上后可以天然地融为一体。
影视剧中曹丕与甄宓大婚时同饮“合卺”酒
除此之外，以葫芦作为婚礼中的礼器还有更深层的内涵。明代田艺蘅在《留青日札》中写道：“用匏有二义，匏苦不可食，用之以饮，喻夫妇当同辛苦也；匏，八音之一，笙竽用之，喻音韵调和，即琴瑟之好合也。”也就是说，人们以葫芦本身发苦，来喻指今后生活中会遇到的诸多辛苦，夫妇二人要齐心协力，同甘共苦。与此同时，早期的笙和竽都是将嵌有簧片的竹管插入去掉瓤的葫芦里，以这两种合奏乐器喻指音乐的和谐，象征着夫唱妇随、夫妻和睦。
《东京梦华录·娶妇》记载了宋代婚礼中在“合髻”礼后，“然后用两盏以彩结连之，互饮一盏，谓之交杯；饮讫，掷盏并花冠子于床下，盏一仰一合，俗云大吉，则众喜贺，然后掩帐讫。”宋人将两只酒杯用彩结联系在一起，象征夫妇是联成一体的；而饮酒结束后将酒杯和新娘所佩戴的花冠放在床下，并且两只酒杯的杯口一仰一合，象征了天覆地载，夫妻之间阴阳和谐，都带有“合卺之礼”的古义。后来，元代贾仲明创作的杂剧《萧淑兰情寄菩萨蛮》中有“香馥馥合卺杯交换，正良宵胜事攒”，作为“交换”的合卺杯也是后世“交杯酒”的由来。
葫芦里面有乾坤
也许是因为葫芦曾经扮演过可以载人的“诺亚方舟”的角色，所以后人才会将葫芦内的空间不断进行夸张演绎，正所谓“葫芦里面有乾坤。”
首先，葫芦里装着道人的仙境，那里有亭台楼阁，锦衣玉食。《神仙传·壶公》中记载了得道高人“壶公”在汝南市场上卖药，“常悬一空壶于屋上”，每当日落闭市后，“公跳入壶中”。后来，市场管理员费长房被“壶公”请到壶中，“入后不复是壶，唯见仙宫世界：楼观重门阁道，宫左右侍者数十人”。《原化记》中记载了元和年间，一位潘氏老翁从南岳北游太原，也随身携带一只葫芦，夜宿少林寺时，僧人“见老人所宿屋内，设茵褥翠幕，异常华盛；又见陈到肴馔，老人饮啖自若”，惊异之余，他们发现了其中的秘密：“（老人）怀中取一葫芦子，大如拳，遂取床席帐幕，凡是用度，悉纳其中，无所不受。”于是，“壶中天地”成为了道人眼中的仙境的代名词，继而引申为道家悠闲清静的无为生活。唐代李白《下途归石门旧居》诗云，“何当脱屣谢时去，壶中别有日月天”；李中《赠重安寂道者》诗云，“壶中日月存心近，岛外烟霞入梦清”。在后世崇尚道教的帝王宫苑和文人私宅中，常常可以见到用“壶”来命名的景致，比如圆明园四十景之一的“方壶胜境”，还有扬州个园抱山楼的“壶天自春”。
其次，葫芦里还可以藏兵百万。《升仙记》第二十九回记载了明朝嘉靖年间，韩庆云葬母归来，带着济小塘赠予的葫芦做了一个梦。在梦里，韩生将葫芦献给乌衣国国王，成为了当朝驸马。当时正值黄衣国十万大军进犯边境，韩生临危受命，在一阵祝赞之后，从葫芦里倒出了天字、地字和人字三卷兵书，其中“天字号乃安营下寨，地字号乃闻隐埋伏，人字号乃攻城略敌，其法满详”。然后，韩生又来到了后花园，将宫官取来的一升黄豆装在葫芦里，又念了一阵祝赞之后，“摔出了无数的人马，旗分五色，在五方站住。当先还有一员大将，黑盔黑甲，豹头环眼满部虎须，面如锅底一般，坐下黑马，手中使长枪，那一团的*气令人可怕”，一下子就解了乌衣国缺兵少将的燃眉之急。
再次，葫芦中还藏着道士的仙术秘法。《薛丁山征西》中记载了薛仁贵的儿子薛丁山将青龙关总兵赵大鹏斩于马下，赵大鹏的师父蓬莱山朱顶仙来给徒弟报仇，他有一个红葫芦，葫芦中藏着极其厉害的“烈焰阵”：“（朱顶仙）打开了盖，放出无数烈火，顷刻之间，满阵大火”；薛丁山之妻女将樊梨花陷于烈焰阵，进退不得，就用师父赠予的金钱焚香祷告，求请上仙，召唤来了蓬莱山散仙谢应登：“大仙听了，解下背上葫芦，揭开水晶盖，放出雪白一道亮光，变成四条白龙，张牙舞爪，顿见满天乌云，落下倾盆大雨，立刻将烈火扑灭。”
不止如此，从葫芦里还可以窥见前世今生。《八仙得道》第三十九和四十回中记载了钟离权被铁拐李告知他与被他打伏的花豹之间有一段“世谊”，不解之余，“铁拐先生并不答言，袖中取出一个小葫芦，葫芦上面有个洞儿，可容两眼观望”，于是钟离权凑上前去，从葫芦中看到了自己的前世：老仙的牧童因贪玩误将青牛打入凡间，结果青牛“闯出许多大祸”，其中有一件便是跟花豹生下一头小豹；后来老仙将牛重新带回，“却把原来牧牛童子贬入下界，投胎在一家人家”，那童子的相貌身段完全与钟离权一个样，原来钟离权就是那看牛的童子投胎转世。
中医何以“悬壶济世”？
长久以来，传统中医便有“悬壶济世”的美誉；实际上，这源于道教的传统，正所谓“医道通仙道”。中国历史上最早“悬壶”治病的是《神仙传》中的“壶公”，他的身份就是一位道人。据书中记载，“今世所有《召军符》《召鬼神治病玉斧符》，凡二十余卷，皆出自公，故总名壶公符”，可见壶公是凭借道符去治病的。后来，壶公将“封符”赐予了费长房，并嘱咐他：“带此可主诸鬼神，常称使者，可以治病消灾”，也就是用封印鬼神的道符来给人治病，免除灾祸。到了唐代，《三洞珠囊》中记载了壶公的名号和祖籍，“壶公谢元，历阳人，卖药于市，不二价，治病皆愈”，并且讲述了他将医术传授给费长房：“公携长房去，授以治病之术，令还。”虽然这里没有提道符，但从壶公的师承来看，“戴公柏有太微黄书十余卷，即壶公之师也”，治病的方法依然是凭借道术。
常言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如果说壶公只是将“悬壶”作为一个招牌，那么后来的道士就开始用葫芦来装药了。《续仙传》中记载了卖药翁“常提一大葫芦卖药，人告疾苦求药，得钱不得钱，悉与之无阻，药皆称神效”；当有人假装生病去求药时，“得必失之”，因此被人们敬为神明。在卖药翁的葫芦里，有一颗号称可以起死回生的药丸——大还丹，他出价一千贯，却被时人当做笑话，他叹口气说道：“有钱不买药吃，尽作土馒头（即坟墓）去。”后来他来到长安卖药，葫芦里只剩下了这颗大还丹，“出极大，有光明”，他感慨一番后，自己吃了下去，“足下五色云生，风起飘飘，飞腾而去”。在宋代，寻常百姓家里也习惯用葫芦来装药，陆游《午坐戏咏》诗云：“贮药葫芦二寸黄，煎茶橄榄一瓯香。”到了明代，陆粲在《庚巳编》卷四中记载了一位道人用葫芦中的仙丹“红药一丸，如大芥子”治好了长洲十四都黄长子久患的膈气之症，黄长子认为“道人为仙，不然亦一奇术士也”。
民间道士背着葫芦，治病救人的故事也影响了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东游记》中记载了铁拐李神游太虚，他的肉身被回家探母的徒弟烧掉，只好还魂在一个饿死的拐子身上。当他拄着拐杖、背着葫芦找到了徒弟，看到徒弟因自责而要自刎，被其忠孝所感，于是不计前嫌，“于葫芦中取出一丸与之，以水调灌母口中”，不久后，杨母“气续脸红，长叹一声而起，如素无病者”；临别之际，铁拐李还将一颗可以延年益寿的仙丹赠予徒弟。《何仙姑宝卷》中记载了尚未成仙的何姑娘问吕洞宾：“仙长，你这葫芦内中，可有甚么妙药？”吕洞宾回她道：“我这葫芦之内，有古佛灵丹。若是善男信女有缘得受，万病除根。”何姑娘不解，就接着问道：“你这葫芦内的灵丹妙药，能治那些大病那？”这一问可了不得，且听吕洞宾说道：
十恶人，遇灵丹，敬重天地；忤逆人，遇此丹，孝顺双亲。
生分人，遇灵丹，兄爱弟敬；搅家人，遇此丹，永不分离。
欺公人，遇灵丹，奉公守法；不义人，遇此丹，和睦相邻。
狠毒人，遇灵丹，恩来义往；奸狡人，遇此丹，作事公平。
耳聋人，遇灵丹，闻经说法；瞽目人，遇此丹，普放光明。
哑吧人，遇灵丹，谈经说法；愚蠢人，逢此丹，智慧聪明。
上等人，遇灵丹，超凡入圣；中等人，逢此丹，了道成真。
下等人，遇灵丹，不信正法；串四生，转六道，永堕沉沦。
信心人，逢此药，超生了死；愚痴人，不信心，受苦无穷。（《何仙姑宝卷》）
总之就是一句话，此丹可以让恶人变好人，凡人变圣人，残疾人变正常人，真可谓是灵丹妙药。
葫芦除了可以盛放丹药，还可以练化。最著名的便是《西游记》第三十四回记载的太上老君的“紫金葫芦”，它被看护金炉和银炉的两位童子，也就是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带下凡间，只要对方答应一声就会被葫芦收进去，然后在葫芦口贴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敕”，万物便会在葫芦中练化成水，甚至连人也不例外：“不拘葫芦净瓶，把人装在里面，只消一时三刻，就化为脓了”。
文人墨客的“酒葫芦”
长久以来，道人隐居世外，超凡脱俗的处世态度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青睐，归隐田园的淡泊与闲适也成为文人墨客的一种生活理想。他们背上葫芦，行走江湖，远离了朝堂的尔虞我诈，在自然中追求心性的本真。葫芦里不再是道人治病救人的灵丹妙药，而是可以快意消愁的酒。实际上，古代的“酒壶”指的就是酒葫芦：《诗经·豳风·七月》载“八月断壶”，《毛诗诂训传》中释义为“壶，瓠也”，而《周礼注疏》中注云“壶，酒器也。”将酒盛放在葫芦里还有一个好处，陆佃在《埤雅》中写道，“乘者以瓠盛酒，冬即暖，夏即冷”，也就是可以让酒保温，冬暖夏凉。
（明）仇英《人物故事图册·高山流水》，故宫博物院藏
对于唐代张祜而言，酒葫芦是才华被埋没时的自我慰藉。他出身清河望族，腹有诗才，《唐才子传》中记载了他被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举荐朝廷，结果当唐宪宗问及时，却被权臣元稹污蔑为“雕虫小巧，壮夫不为，若奖激大过，恐变陛下风教”，于是张祜落寞而归。杜牧听闻此事后，作《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诗一首，诗云“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前半句怒斥元稹目不见睫，后半句安慰张祜有才华在身，何必要在意外人眼光，从此张祜过上了云游四方的生活，他来到江西，在溪亭里抚琴，在水南寺看月，作诗《题上饶亭》：“唯是壶中物，忧来且自酌。”
对于元代卢挚而言，酒葫芦是功名利禄之外隐逸生活的寄托。身为翰林学士，卢挚一生仕途顺意，在文学上负有盛名，但他对闲适恬淡的隐居生活依然心生向往。在他的一首小令《殿前欢·酒杯浓》中写道：“酒杯浓，一葫芦春色醉山翁，一葫芦酒压花梢重。随我奚童，葫芦干，兴不穷。谁人共？一带青山送。乘风列子，列子乘风。”《列子·黄帝》载，“列子师老商氏，友伯高子；进二子之道，乘风而归”，两位世外高人教会了列子御风之术，此处借此典故来表现饮酒后仿若得道后的精神境界：一种如入“冲虚”之境的悠远和安宁。
对于元代吴镇而言，酒葫芦是一种真正隐士的淡薄与从容。他的一生从未出仕，《全元曲》中讲述他的生平时写道：“师事毗陵柳天骥，得其性命之学，深通易理，尝垂帘卖卜，隐居武塘”，一幅典型的道士形象，自号“梅花道人”。他的那首《渔歌子》中写道，“舴艋舟人无姓名，葫芦提酒乐平生。看稻饭，滑莼羹，掉月穿云任性情”，这是真正隐士的生活和内心的真实写照。一壶酒便可以乐此一生，没有沽名钓誉的烦恼，有的只有“掉月穿云”的真性情，从中可以感受到那份心灵的逍遥和精神的自由。
对于明代杨慎而言，酒葫芦是他历尽人生辉煌与谷底后的豁达。正德六年（1511年），杨慎考取了殿试第一名，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他意气风发，针砭时弊，因性格耿直，既失欢于皇帝，又结怨于权奸，最终在嘉靖三年（1524年）的“大礼议”中因组织朝臣据理力争，被震怒的明世宗发配到了云南永昌卫。当他被押解到湖北江陵的时候，看到长江岸边的渔夫和樵夫正在开怀畅饮，写出了愤懑后的通透与豁达：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