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麦克马纳斯(Euqene McManus)是一位电子设备技师,在北极工作。为了寻求刺激和学习雷达技术,他在17岁时加入美国空军。高级研究计划局建设的这个秘密前哨基地距离北极仅有900英里,麦克马纳斯已在这里工作4年。这里是“弹道导弹早期预警系统”工作站,是世界首个投入运行的导弹监视雷达站,可以直接与北美防空司令部通联。麦克马纳斯和在这里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这个遥远孤独的工作站代号为“J站”。
“总体而言,我们在J站的工作就是90%的无聊加上10%的恐惧,”麦克马纳斯回忆说,“恐惧来自停电或者导弹来袭迹象。”
J站隶属于高级研究计划局神秘的474L系统计划办公室,这个办公室负责开发相关技术与装备,以追踪太空目标,以及所有从北极方向来袭的洲际弹道导弹。J站由美国空军管理,从技术上讲,麦克马纳斯为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军工部门工作。
麦克马纳斯说,北极的环境对任何事物都有影响。J站距离美国国防部在格陵兰岛的图勒(Thule)空军基地有13英里。图勒一年之中有9个月都被冰雪覆盖。在这9个月中,大约有4个月是极夜,温度一直保持在零下40华氏度左右。整日整夜天都是漆黑一片,只有低矮的月亮偶尔会刺破天空,带来一点光明。对于那些每天在J站工作的200名员工,基地到J站之间的通勤是“最冷的13英里车程”。
J站工作人员大多数是雷达技师和维修人员,他们每天乘坐12辆大巴组成的车队往返于基地和工作地点,车队总是保持紧凑队形。如果某辆车落单,陷入雪中,或者出现发动机故障,那么车上乘客很快就会被冻死。在常见的一级暴风雪中,驾驶员顶着时速70英里的大风前进,能见度只有50英尺。但是如果遭遇强度最大的三级暴风雪,风速将达到120英里/小时,能见度降到只有几英寸,道路都会变成巨大的雪堆。驾驶员必须以10英里/小时的速度缓慢爬行。开得太慢,汽车发动机可能熄火;开得太快,车子则可能会掉进雪坑。在一次圣诞节期间,麦克马纳斯和同事们遭遇了三级暴风雪,平时只需要三四十分钟的车程花费了整整13个小时。麦克马纳斯回忆道:“在J站,风速计指针固定在每小时165英里。”他和同事们被困在J站,尤其不幸的是,美国笑星鲍勃·霍普(Bob Hope)当时正率团在图勒空军基地进行慰问演出,他们无法到达现场,只能通过有线广播收听演出情况。
J站高耸在冰冷、荒芜的悬崖之上,远眺着沃斯滕霍姆峡湾,这里的工作环境充满未来风格,拥有一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技术装备。这里有四根巨大的雷达天线,每一根都有165英尺高,400英尺长,被设计用来跟踪3000英里外的目标。1961年春,当麦克马纳斯来报到时,工人们正在建造雷达天线罩。这个亮白的150英尺高的微波雷达天线罩,看起来就像由一块一块五边形或六边形蜂巢片组成的巨大高尔夫球。
这里的夏天风景很美。麦克马纳斯回忆说:“我们能够看到冰山从冰河里冒出来,海湾解冻以后,那里的水都是纯蓝色。”他和工程师同事会绕着J站散步。虽然北极圈内的土地十分贫瘠,但在6月到9月上旬冰雪融化的季节,冻土上就会长出苔藓、棉花和罂粟。如果你运气够好,有时还能够看到北极狐和野兔。
J站共有9栋建筑物,互相之间由隧道一样的封闭通道连接起来。因为地面是永冻层,所以没有修建什么地下建筑。J站是一个能够自我保障的工作站,拥有自己的餐厅、货运码头和机械车间,一切都是用来保障计算机房运转的,那是BMEWS工作站的核心部位。麦克马纳斯说,“为保障雷达和配套装备、照明、计算机等设备的耗能需求”,这个前哨基地需要8500万瓦电力供应,足够为1.5万个美国家庭供电。正因如此,J站拥有自己的动力来源,那就是锚泊在海湾上的一艘美国海军军舰,上面装有燃油涡轮发电机组。麦克马纳斯说:“发电船散发的热量使它周围的海水永不结冰,即使零下40华氏度的严寒天气,也是如此。”
作为电子设备技术人员,麦克马纳斯的工作是维护站内电缆。不同于任何老式...
“电力系统异常就会导致人们陷入恐慌,”麦克马纳斯说,“曾经有一次,一个天线波导管漏水,导致电力中断大约15分钟。”这种情况异常煎熬,但是与发生在1960年10月5日,即J站进入24小时值勤模式第3天发生的事情相比,这根本不算什么。
距离J站3000英里之外,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的夏延山深处,挂钟显示时间是下午3点15分。当红色警报指示灯亮起时,罗伯特·L.古尔德(Robert L.Gould)空军上校正坐在北美防空司令部作战室里。北美防空司令部是美国与加拿大于1958年创建的一个机构,目的是防御苏联攻击。这个作战室负责监测领空以防备洲际弹道导弹和来袭苏联军用飞机。古尔德上校正面对着一个长宽各12英尺的独立透明塑料显示板,上面画有北美洲和欧洲的地图。地图上方是由五个红灯组成的警报级别指示器。旁边,空军技术人员正监视着位于图勒的“弹道导弹早期预警系统”工作站——J站发来的信息。
突然间,三级报警灯闪亮。如果一级报警灯亮,根据北美防空司令部值班规定,古尔德要“召集部队并严密监视事态”。二级报警灯亮,古尔德应该知道“事态已经比较严重,应做好随时转移准备”。然而,现在报警系统显示为三级,这要求古尔德立即联系华盛顿的参联会、渥太华的加拿大军队参谋长办公室以及总部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报警指示灯显示为四级的含义,作战室里的每个人从接受训练时就知道,但是不敢想象如何去应对,因为这意味着“你已经明显处于被攻击状态”。四级报警指示灯亮时,要求军官“警告战略空军司令部准备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起飞战略轰炸机,空中警戒力量随时开火”。五级警报意味着最终的大决战,它表明“你正遭受洲际弹道导弹攻击的可能性为99.9%”。
现在,三级报警灯闪烁,古尔德上校拿起作战室电话,在他等待与北美防空司令部司令劳伦斯·库特(Laurence Kuter)空军上将通话时,报警指示灯突然跃升至四级,然后又跃升至五级。古尔德很快想起来,库特将军正飞往南达科他州,因此不可能联系得上他,于是他转而与北美防空司令部副总司令、加拿大的查尔斯·罗伊·斯利蒙(Charles Roy Slemon)空军中将联系。此时,同时在电话线上的还有北美防空司令部情报主管哈里斯·B.赫尔(Haorris B.Hull)空军准将。
“赫鲁晓夫在哪里?”斯利蒙空军中将问赫尔准将。
“在纽约。”赫尔迅速回答。
这句话改变了一切。电话中一阵沉默。
斯利蒙问道:“你是否掌握情报信息,能够倾向于证明雷达站关于洲际弹道导弹来袭报告?”
赫尔回答说:“没有,先生。”
后面又说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对于空军中将斯利蒙来说,当赫鲁晓夫还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时,苏联向北美发起攻击,这看起来可能性极低。但是斯利蒙也认为,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将遭受攻击的可能性完全消除,现在要通过电话向所属的“弹道导弹早期预警系统”工作站J站进一步了解情况。
J站技术人员正在操作IBM 7094计算机。这些计算机接收雷达数据,细致分析,然后进行计算。这时,技术人员们看到了非常奇怪的雷达回波。对于来袭洲际弹道导弹来说,工作站技术人员接收到它的雷达回波,需要的时间是1/8秒。但是现在,这些雷达回波的时间长达75秒。究竟是什么东西,竟然与雷达站相隔那么远?但是,不管它是什么,它正从地平线处向工作站飞来,根据计算机的分析结果,它们的数量有数千个之多。在J站这个环境就是一切的地方,有人突然想到可以去外面看一看:冉冉升起的一轮巨大明月正跨越地平线,从挪威向J站方向移动过来。
BMEWS没有出现故障。在此事于1960年12月7日公之于众后,北美防空司令部发言人这样说:“它只是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还要强大。”记者约翰·哈贝尔(John Hubbell)解释说:“一开始,人们认为弹道导弹早期预警系统的预警范围为3000英里,但是它监测到了将近25万英里外的月球运动情况。”J站的计算机程序在设计时,没有考虑到理解或表达这种超远距离的情况,于是计算机“以到月亮的精确距离除以3000英里,然后报告未被除尽的剩余距离2200英里作为‘来袭导弹’射程距离”。
对于武器发展史以及人与机器的未来关系而言,这都是决定性的一刻。计算机报告说有1000多枚苏联洲际弹道导弹来袭。一个人,本案中是斯利蒙空军中将,利用他的判断加以干涉,并否决了这个看法。在J站,高级研究计划局的474L体系计划办公室与技术人员们一起努力,教会了BMEWS系统计算机如何消除月球回波。
1960年10月5日,大规模核战争得以避免,但暴露出国防领域的深层次问题:那些研制出氢弹的科学家,实际上造出了一种无法防御的武器。在高级研究计划局作为研究机构的前几年里,它的最大单一项目是研究弹道导弹防御技术的“防御者”计划,并进一步开发像图勒的J站那样的“早期预警系统”。“防御者”计划启动时,公开宣称的首年预算为1亿美元,大约相当于高级研究计划局当年全部预算的一半。根据赫布·约克在已解密备忘录里的解释,这个数据并不准确,因为它只包括研发成本,并未包含运行费用。仅最初两年时间里,五角大楼就在“防御者”项目上投入将近9亿美元,约克说,这大约相当于2015年的73亿美元。
“防御者”计划,也被称为“弹道导弹防御”计划,是高级研究计划局最重要的国防安全项目,也是面对各方压力最大的一个项目。人们希望那些制造出大规模*伤性武器的杰出科学家,现在也能够创造出可以防御这些武器的方法,而且苏联已经有了自己的核武库,所以这一需求尤其迫切。对于赫布·约克来说,情况非常艰难,这主要是因为反应时间太短。约克命令高级研究计划局科学家详细计算,一个携带爆炸当量为百万吨级核弹头的苏联洲际弹道导弹从苏联平台发射到最终抵达华盛顿特区特定目标所需要的精确时间。
有人根据《信息自由法案》得到一份编号PPD 61-33、名为《弹道导弹防御计划评估》的秘密档案,在这份从未公开过的文件里,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数学家逐渐将上述过程所需时间缩减到一个精确数值——1600秒。其时间之短,令人难以置信:从发射核弹到毁灭一切,仅仅需要26分40秒。
高级研究计划局报告按时间序列顺序将装有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整个“行程”描述为三个阶段:发射段、中间飞行段和末段。第一阶段是发射时间,最初的发射时间需要300秒,即5分钟,其中包括火箭在发射平台上点火的时间,弹头逐渐调整方向并指向天空的时间,直到最后到达巡航高度的时间。第二个阶段是中间飞行阶段,持续1200秒,即20分钟。这个阶段需要的时间,主要指的是导弹沿抛物线弹道在距离海平面约800英里高度围绕地球飞行所需要的时间。第三个阶段是末段,为最后96~100秒。这个阶段从弹头再次进入地球大气层开始到它击中目标(一个美国城市)为止。三个阶段加在一起,一共1600秒。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在秘密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评估》档案中,一开始就是严厉的预先警告:“安装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对我们具有毁灭性威胁。风险是如此之大,我们必须寻找一切办法来强化本国军备建设。”其中一个巨大悲剧或讽刺是,防御单一的某个洲际弹道导弹,目前实际并不困难。据这个秘密报告的高级研究计划局作者讲,陆军奈基反导系统,有“足够信心……将目标(比如说来袭苏联洲际弹道导弹)摧毁”。科学家说,关键问题是来袭导弹数量。正是爆炸当量达百万吨级的核武器库存(若考虑在产数量则更多)让局势变得令人绝望。科学家说:“奈基系统的最大局限,就在于其火力可能无法应对同时出现的众多目标,而这在与苏联的全面战争中很有可能出现。”
对赫布·约克来说,现在要找的是那些硬科学领域里的超人。参加“137号工程”的几位科学家组成了自己的防务问题咨询团队,自称贾松科学家。
默夫·戈德伯格在2013年(时年91岁)的一次访谈中说:“我认为,你可以说我是贾松科学家团队创始人。”戈德伯格参与过曼哈顿工程,是美国科学家协会主席、约翰逊总统的科技顾问之一,也是第一个到中国旅行,参与完成政府资助的官方科技任务的美国科学家。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引人瞩目的成绩。他现在的能力才华不逊当年,住在加州拉·乔拉市的“明日之家”老年公寓里。戈德伯格当时正在一个有着众多同龄人的餐厅吃着匈牙利炖牛肉,他以一种如太平洋般开阔的视野解释道:“我是贾松的首任主管或‘总裁’。这个集体让人印象深刻。我们是一群热心于解决防务难题的科学家。”
从22岁开始,戈德伯格就开始与核物理结缘。在“二战”期间,作为在校大学生及应征预备役人员,他因科学天分而被选入陆军特种工程部门——曼哈顿工程。战后,他师从曾告诉杜鲁门总统氢弹是“邪灵”的科学家恩里科·费米,并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在麦克奈尔堡进行的“137号工程”中,戈德伯格是关键人物之一。当时,他作为物理学教授,与约翰·惠勒、奥斯卡·摩根斯顿和尤金·威格纳一起,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生活》杂志曾在一篇关于美国最重要科学家的文章中刊出这四位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家的合影,并附有充满敬畏的描写。20世纪50年代的科学家看起来就像今天的魔术师和炼金术术士,有能力解开宇宙的奥秘。美国科学家能够赢得战争,消灭脊髓灰质炎,甚至把人送上月球。
“137号工程”结束后,戈德伯格回到普林斯顿。在那里,他很快想到一个主意。他打算找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成立一个防务咨询团队。戈德伯格联系了4位非普林斯顿大学的朋友,自“二战”结束以后,他们这几位科学家的研究领域就紧密相连。肯尼斯·沃森(Kenneth Watson)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核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的学生,曾经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基斯·布吕克纳(Keith Brueckner)是一位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之前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从事武器开发,与沃森和戈德伯格同在伯克利的放射性实验室开展研究,并与约翰·冯·诺依曼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共事。默里·格尔曼(Murray Gell-Mann)是团队里最年轻的一位,曾经是曼哈顿工程大佬维克托·魏斯科普夫(Victor Weisskopf)的博士研究生。戈德伯格认为格尔曼是一个神童。这四位科学家同意共同成立一个营利性防务咨询公司。他们的第一个主意是将这个公司称为“理论物理公司”。布吕克纳在1986年回忆道:“想法是这样的,我们不能仅仅只是做咨询专家,而应该像一个正式的团队那样,带一些经营味道。”
戈德伯格决定找第四位同行和朋友来做这件事,那就是物理学家查尔斯·H.汤斯(Charles H.Townes)。早在两年前,汤斯就在被他称为“微波激光”的领域发表了首篇学术论文。很快,“微波激光”就以“激光”闻名,并在当今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大的发明之一,广泛应用于军民领域。汤斯刚离开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岗位,就成为防务分析研究院副院长,这是一个联邦资助成立的研究机构,位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其唯一的客户就是美国国防部。具体而言,防务分析研究院为国防部长办公室和参联会服务。任何其他机构需要防务分析研究院协助研究、解决问题,都需要先获得国防部长办公室或参联会的安全许可。在高级研究计划局早期阶段,所有主管和项目经理的工资都通过防务分析研究院支付。汤斯认为戈德伯格成立防务咨询团队的想法很棒,但他建议戈德伯格同赫布·约克也谈谈此事。汤斯说,也许高级研究计划局会资助这个团队,并提出由他本人去说这件事。
戈德伯格回忆道:“汤斯回电话说,高级研究计划局喜欢这个主意。”这些科学家大多数都是大学教授,在暑期都有空闲时间提供咨询服务,就像上次在麦克奈尔堡的战争学院所做的那样。这个团队可以保持灵活独立,远离五角大楼的不良习气。为避免官样文章和官僚主义,他们的报酬将由防务分析研究院支付,所从事的大部分工作也将高度涉密。防务分析研究院还会给这个团队配备一个行政助理。
戈德伯格和同事们开始起草一份科学家名单,逐一列出他们认为将会加入这个防务咨询团队的科学家。戈德伯格说,他们想将成员限制在理论物理学家和通才上。所谓通才,在这里是指通晓多领域知识,能够应用数学模型和抽象概念理解、阐释和预测自然现象。“这是一项非常精英化的行动,”布吕克纳回忆说,“获邀加入本身就是一项荣誉。”戈德伯格回忆道:“每个人都很兴奋,充满创意,爱国情绪高涨。”默夫·戈德伯格、基斯·布吕克纳、肯尼斯·沃森和默里·格尔曼列出一份他们最尊敬的同行名单,并邀请他们参与进来。
1959年12月17日,团队首次会议在位于弗吉尼亚的防务分析研究院总部召开。艾森豪威尔科技顾问之一乔治·基斯提亚科夫斯基(George Kistiakowsky)主持会议。他还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以便随时记下自己的想法。基斯提亚科夫斯基在那天写道:“在防务分析研究院总部会见‘年轻聪慧的物理学家们’,这个团队由查尔斯·汤斯召集,并将创造性地思考国防领域问题。这是一群极为聪明的科学家,大约有30人。”戈德伯格回忆道,会议结束后,他就带着激动的心情回到普林斯顿大学,“我们知道这个团队将会为解决防务难题做出巨大贡献”。
三周后,1960年1月1日,根据高级研究计划局第11号项目授权,这个团队成为一个官方机构。戈德伯格在想:应该给这个团队取个什么名字呢?他说:“五角大楼有一台机器,用来给各种项目生成代号。”国防部命名程序是随机而为,还是有一定规律,目前仍是未解之谜,但机器决定将这个科学咨询团队称为“黎明工程”(Project Sunrise)。戈德伯格感觉很失望。他回忆说:“这个名字并不合适。”那天晚上,他和同为科学家的妻子米尔德丽德·戈德伯格(Mildred Goldberger)谈了自己的想法。戈德伯格回忆说:“米尔德丽德认为‘黎明工程’这个名字糟糕透顶。”团队任务是解决不断变化的各种问题,从事开创性的咨询工作。“黎明工程”听起来令人感伤,空洞无味。戈德伯格回忆道,米尔德丽德拿起面前桌上的一张纸,那是防务分析研究院的一个文件,扉页上有一张古希腊帕特农神庙风格的建筑图片。古希腊让戈德伯格想起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贾松(Jason)和阿尔戈英雄。贾松是希腊神话中率领阿尔戈英雄寻找金羊毛的首领,是典型的英雄探索者形象。
戈德伯格说:“你们应该称呼自己为贾松。”美国国防部历史上最神秘、最有影响力,也最具争议的科技顾问团队由此得名。在随后55年里,贾松科学家对高级研究计划局及后来的DARPA产生的影响远超其他科技顾问团队。贾松的首批高级顾问是汉斯·贝特(Hans Bethe)、基斯提亚科夫斯基以及爱德华·泰勒。
1960年4月,贾松团队全部成员都成功获得绝密以上安全许可。贾松团队在华盛顿特区举行首次正式会议,主要是听取关于一系列挑战的简要介绍。其中,弹道导弹防御是首要问题。贾松科学家获知“防御者”计划的部分机密内容,并被要求超越“现有可能性的边界”,即超越其他科学家目前进行的研究工作,展开创造性的思考。
首次官方情况通报会后两个月,贾松科学家就在加州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即原“放射性实验室”)举办夏季研讨会。会议在1960年6月1日~8月15日举行,有20名贾松科学家参加。戈德伯格回忆,在这次活动中他们了解到,高级研究计划局希望他们不仅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还要考虑针对对手的反制措施,也就是说,既要考虑进攻,也要考虑防御。国防部通报阿耳戈斯行动和克里斯托菲洛斯效应的秘密实验结果,要求他们思考有待研究与开发的新项目,同时推测苏联科学家正在研究的可能项目。1960年的夏季研讨会产生了多份秘密报告。
戈德伯格向笔者简要描述了其中涉及的一个新概念,它是克里斯托菲洛斯效应的一个变体。“提交给贾松研究团队的想法是,敌人可能在大气层高度引爆核武器以干扰卫星探测能力。”贾松科学家需要考虑类似于在阿耳戈斯行动中所见到的电磁脉冲那样的效应。西德尼·德雷尔(Sidney Drell)是与会科学家之一,他在1986年的一次口述历史中试图解释这个概念。“如果你在高空引爆核武器,那么它将产生由一氧化氮分子组成的云团,问题是,这个云团是否足够大,持续时间是否足够长,以至于我们发现不了敌方导弹发射行动,也因此无法进行早期预警。”在他们的首次夏季研讨会中,贾松科学家被要求计算云团体积,其中的一氧化氮含量,以及干扰美国卫星电子部件所需要的一氧化氮在大气层中的分布比例。戈德伯格称,根据他们的计算结果,贾松科学家得出结论,即要想产生足以影响卫星信号的强烈效果,敌人需要引爆“大量爆炸当量为百万吨级的核武器”,因而“并不现实”。这对高级研究计划局来说是个好消息。
这些是贾松科学家在面对硬科学难题时给出卓越解决方案的典型案例,高级研究计划局现在希望贾松科学家将这种“富有想象力的思维方式”应用到“防御者”项目这个难题上来。他们想到一个新主意,与古老战争概念中的诱饵战术有关,即用于分散敌人注意力或者误导敌人的装置,就像神话传说中的特洛伊木马一样。贾松科学家建议研发一种新技术,以便在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弹头上可以安装某种诱饵性质的东西,用于躲避或欺骗苏联反导系统。如果每个美国洲际弹道导弹的弹头上都装有五六个这样的诱饵,那么整个美国洲际弹道导弹武器库突破防御打击苏联目标的机会就会提升5~6倍。贾松科学家将这个创意称为“突防助手”。
以贾松科学家的工作为基础,高级研究计划局提出名为PENAIDS (“突防助手”的英文缩写)的新计划。该计划为美国导弹骗过苏联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创造了新方法,使美国在“相互确保摧毁”困局中逐渐转为一种更具进取精神的进攻姿态。从1962年开始,高级研究计划局在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基地和马绍尔群岛的克瓦加雷导弹基地进行多次PENAIDS验证试验,根据贾松科学家的评估,试验结果都表明这个想法非常有前途。PENAIDS计划引出另一个名为“Pen X”的高级研究计划局研究项目,涉及一种名为“多弹头独立再入飞行器”的新型高级氢弹弹头。这种新式核弹头的出现,激起了更激烈的新一轮核军备竞赛,美苏双方都开足马力研制精度更高、威力更大、突防能力更强的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载具(MIRV)。最初这个项目处于机密状态,项目公开以后,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载具饱受攻击,被称为危险的不稳定因素,因为它促使双方都更加倾向于率先发起核打击。
1961年,贾松科学家在缅因州鲍登学院举行第二次夏季研讨会。新任高级研究计划局局长杰克·鲁伊纳(Jack Ruina)到防务分析研究院拜访查尔斯·汤斯,协调他本人参加夏季研讨会相关事宜。同时,鲁伊纳希望能够带几个高级研究计划局项目经理一同与会。
汤斯告诉他说:“是这样,除你之外,我们不想让任何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人参会。”
鲁伊纳惊得目瞪口呆。贾松科学家的服务对象只有高级研究计划局一家。“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不能参加?”鲁伊纳说,“是我们资助一切,你不能说政府是在出钱让你们搞私人聚会。”
汤斯重复道:“对不起,你们不能参加我们的研讨会。”
“查尔斯,你们不能这么干。”鲁伊纳对他说。
汤斯向鲁伊纳解释说,这正是贾松科学家顾问团队的工作方式。贾松科学家追求客观,因此他们希望能够远离政府的官僚主义和官样文章。在夏季研讨会上,他们不希望受到来自五角大楼的干扰和干涉。贾松科学家聚在一起讨论解决防务问题,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经过几回合交锋,鲁伊纳和汤斯达成一致。如他所愿,作为高级研究计划局局长,鲁伊纳可以参加贾松科学家的夏季研讨会,但不许带其他人。
在缅因州夏季研讨会上,讨论焦点再次集中于“防御者”计划。在距离校园不远的地方,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家约翰·惠勒拥有一座避暑别墅。别墅建在海岸不远处名为“高地岛”的一座郁郁葱葱的小岛上。在那次夏季研讨会期间,惠勒多次把大家请到家中举办研讨会,科学家举行烤蛤野餐,边吃龙虾,边思考着下一个高度机密的项目。这个项目涉及一个被称为“定向能”(direct energy)的概念。鲁伊纳回忆说:“这是一种奇异的理论。”定向能光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光,包括激光;另一种是带点粒子,包括电子或质子。鲁伊纳解释说:“粒子束武器是一种奇异的武器系统。”一份早期高级研究计划局摘要报告这样记载,这种武器就像科幻作品中的“死光”,因为它们“以光速运行,能够瞬间消灭敌人”。
贾松科学家正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能否用定向能量束击毁来袭的洲际弹道导弹。据鲁伊纳称,其中关键在于“你是否能够利用从地面发射的粒子束,产生穿越大气层的能量束,并摧毁来袭弹头”。这个想法最初由尼古拉斯·克里斯托菲洛斯提出。据戈德伯格回忆,他是在“137号工程”期间提出这个想法的。利弗莫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已经进行了代号为“跷跷板”的早期验证试验。他们也与贾松科学家分享了试验得出的机密结果。贾松科学家们表示结果令人印象深刻。他们认为,定向能武器非常值得研发,随后高级研究计划局全力展开“跷跷板”项目,这也是它的首个定向能武器项目。戈德伯格回忆说,该项目保密程度极高,以至并非全部贾松科学家都有权了解其研究方向。
一份高级研究计划局官方评述写道:“‘跷跷板’是一个高度敏感、知情范围非常有限的项目,在高级研究计划局历史上,它可以被称为该机构资助项目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单个项目。”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使命一直是发起各种研究项目并尽力完成,然后将研究成果转化到军队各部门或者其他政府机构,以部署使用。高级研究计划局围绕“跷跷板”计划进行了长达15年的研发。后来,这个项目在1974年被转交给原子能委员会。一些未被列为机密的摘要报告已被披露出来。在随后55年里,高级研究计划局定向能武器计划将会继续发展,并不断取得新成果。这些成果中的大部分依然处于高度机密状态。
“定向能是一种未来武器,”退役四星上将保罗·F.戈尔曼(Polo F.Gorman)在2014年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但这个问题非常敏感,我们不能谈论这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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