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瑾华
第十年的春风悦读榜，将金翻译家奖颁给了一部“奇书”的翻译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亚述学家拱玉书先生。
这部奇书，名字叫《吉尔伽美什史诗》。
我们也终于见到了奇书背后的那个人——拱玉书先生，是一位非常儒雅的书宅型知识分子、学者。
“我1977年参加了高考，报的是吉大中文系，可名落孙山了，只好第二年再考，报的是东北师范大学英语系（刚入学时还叫吉林师范大学），这一次，蒙上了。从此，离开工作了5年的蛟河县文工团乐队，走上学外语的道路。1982年从东北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又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在林志纯先生的安排下，迈入了亚述学的门槛，进去就出不来了，一条道走到了黑，现在还在继续走。1985年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同时在职攻读博士，导师仍是林志纯先生。1986年，林先生送我出国，先后在哥廷根大学和慕尼黑大学学习，先后师从Rykle Borger教授和Dietz Otto Edzard教授。1994年学成回国，到北大工作，又一条道走到了黑，直到现在。故纸堆和冷板凳适合我，所以，我和它们打了一辈子交道，且乐在其中。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世界古代文明研究队伍，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还很薄弱，需要更多人参与。”拱玉书先生这样讲述自己的经历。
看着自己付出巨大心血的作品比较完美地呈现在读者们面前，作为学者也是翻译家的拱玉书是欣慰的，仿佛完成了一件文化使命。
“这是古巴比伦人的伟大的文学作品，也是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有众多西方学者在研究它。这部《史诗》的中文版译著，也是我逐字逐句研读了楔形文字泥版后，同时又参考了西方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后完成的。”拱玉书先生说。
拱玉书先生在“云上”发表获奖感言。
《吉尔伽美什史诗》，指用阿卡德语创作、用楔形文字书写在十二块泥版上、以吉尔伽美什为主要人物的长篇叙事诗。
拱玉书先生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教授，主业是教学和科研，翻译只是副业。
“用阿卡德语书写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和用苏美尔语书写的歌颂吉尔伽美什的一些作品，都属于我在教授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时选择的阅读文献，我是边教，边读，边译。《吉尔伽美什史诗》的翻译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的，也以这样的方式断断续续持续了很多年。从试着翻译作品的片段到整个作品译文出版，这中间差不多有二十年的时间，但不能说我翻译这部作品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实际情况是这部作品的翻译是在二十年的教学与科研中一点一点、断断续续完成的，其中有与学生一起讨论时产生的灵感和受到的启发。临近出版的那一年，即2020年，我才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这部作品的翻译和整理上。”拱玉书先生说。
吉尔伽美什是谁？
他是乌鲁克国王，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公元前2800年前后，统治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古代城邦乌鲁克。他用机智、勇敢、智慧、执着以及大无畏的冒险精神创造了许多奇迹。死后，他的事迹被演绎为传奇故事，被赋予神话色彩，在上古东方世界广为流传，绵延2000余年。
《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吉尔伽美什是“三分之二神、三分之一人”的完美结合，他起初是一个欺男霸女的无道昏君，天神命令女神阿鲁鲁为乌鲁克创造了一位同样具有强大力量的野人——恩启都，去抗衡吉尔伽美什。那么，是神主宰人的命运，还是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史诗》前半部，讲述了吉尔伽美什与恩启都两位英雄富有传奇色彩和冒险精神的种种壮举。吉尔伽美什经历了从无道昏君到君王典范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野人、格斗、得友、远足、伐木、降妖……在这部史诗中，我们读到，吉尔伽美什与恩启都徒手格斗，而后成为生死之交。吉尔伽美什拒绝女神伊什妲的求爱，与恩启都共*天牛等故事。
《史诗》后半部，痛失挚友恩启都后，吉尔伽美什放弃王权，独自踏上寻求永生之路，历经千难万险，见到获得永生的远古先王。这位远古智者娓娓道来灭绝人类“洪水故事”，打消了他求永生之虚幻妄想，回归立功名之现实追求，重振王道，成为古代君王典范。
《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故事主要发生在乌鲁克。乌鲁克又在哪里？
它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南部，它的现代遗址叫瓦尔卡。在考古学上，这个遗址是苏美尔早期文明的代表。
拱玉书先生说，早在公元前3200年前后，苏美尔人就发明了楔形文字，用芦苇笔把文字写在半*泥版上。《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引子中有一句诗文这样道：“在一块石碑上，他将所有艰辛逐一刻记”（第一块泥版，第10行），只有国王才有可能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信息记刻在石碑上，所以，刻了文字的石碑是王权的象征。史诗的作者在此在用书写材料强调这部史诗的重要性。
除了这部横空出世的《史诗》，拱玉书先生还介绍了苏美尔人的古代优秀文学作品。他说，楔文文献（包括文学文献）的主要书写材料是泥版，比如，《吉尔伽美什史诗》书写在十二块泥版，《恩美卡与阿拉塔王》写在一块泥版上，而《古地亚神庙颂》写在两个（A和B）泥圆筒上，圆筒A高61厘米，直径32厘米，圆筒B稍小一点。
他说，“好书”（即书写在泥版上的优秀文学作品）很多，不胜枚举，他举了两例超短文，带领读者朋友们来浅尝一下楔文文学的魅力——
在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公元前668-627年在位）“图书馆”出土的泥版中，有一块上面书写着一篇短文，亚述学家称之为《书写术赞》，文章的前十行这样写道：
1. 书写术，辩士母，先生父。
2. 书写术，使人愉，其魅力，永不去。
3. 书写术，学不易，一朝学，不再惧。
4. 书写术，勤研习，赠汝力，有裨益。
5. 学书术，需专注，为自己，增财富。
6. 学书写，莫偷懒，莫懈怠，莫慵散。
7. 书写术，黄金屋，智慧神，藏秘处。
8. 学书写，需刻苦，凡奥秘，皆可悟。
9. 学书写，心不专，受人责，遭人谴。
10. 书写术，好运住，可大贵，可大富。
拱玉书先生解读如下：这篇小文用双语书写，先苏美尔语，后阿卡德语，两种语言对照。虽然出土于亚述巴尼拔图书馆，但作品不是新亚述时期创作的，双语版应是古巴比伦时期（约公元前1800-1600年）的作品，而苏美尔语原创的年代更早，应该可以追溯到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00-2000年）。古巴比伦时期的巴比伦尼亚地区刚刚完成新一轮改朝换代，官方语言变了，由苏美尔语变成了阿卡德语。所以，操阿卡德语的书吏为了传承传统，整理和翻译了一大批苏美尔语文献，其中包括这篇相当于中华文化中的《劝学篇》。
再看一个用苏美尔语书写的谜语。这个谜语由谜面和谜底两部分组成，在教学过程中，拱玉书先生一直把这个谜语译为：
犹如天空一个屋，
形如书罐外裹布，
好似鸭子墩上矗，
闭着眼睛走进去，
睁着眼睛把屋出。
谜底：泥版书屋。
在2014年发表的“谈楔文文学的汉译”（《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中，又把译文改成了这样：
犹天宫兮起基柱，
如书罐兮外裹布，
似白鹅兮大地伫。
双目闭兮入斯屋，
明眸开兮出斯庐。
斯谜底兮泥版屋。
其他译者还可以有其他译法。但无论如何翻译，基本意思都不会变，都会产生优美的译文，因为原文（或源语言）本身优美。这个谜语的精华是“闭着眼睛走进去，睁着眼睛把屋出”，这句话道出了“泥版屋”（古代学校）学以明眸启智的功能。
拱玉书先生介绍，早在距今4000年前，苏美尔人就建立了与我国历史上国子监类似的学校，学习内容非常丰富，从最基础的写字认字，到抄写各种字表辞书、撰写各种合同契约、演奏各种乐器、丈量各种形状的土地、掌握各种翻译技巧（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互译）、抄写和创作文学作品，等等。
颇为引人注目的，还有《吉尔伽美尔史诗》中的洪水故事，把真实人物升华为超越时空的文学形象，把人类赖以生存的真实世界扩展到遥不可及的虚幻神域，把远古先祖拉回到现实世界，在时空交错中实现古今对接。
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人和神、神和神之间的矛盾，一一呈现出来，这些矛盾又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同自然、人同社会的斗争。从远古至今天，人类依然不能回避，需要直面。今天的读者，读着大洪水故事时，一种古今兴感、若合一契的感慨油然而生。
谈到洪水故事，很多中国人对挪亚和挪亚方舟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知道，造方舟、避洪水的故事并不是希伯来人的原创，而是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先民的首创。这里的先民成分比较复杂，主要有苏美尔人、塞姆人、（原始）印欧人和被现代学者称为“原始底格里斯河人”和“原始幼发拉底河人”的人，可以肯定的是洪水故事在形成文本之前，已经在这些人中间口传了很长时间。
首先用文字把洪水故事记录下来的是苏美尔人，也就是说，今人见到的最早的洪水故事文本（泥版残片）是用苏美尔语书写的，书写时间大致在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
1872年英国人乔治•史密斯发现和解读了《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洪水故事，他的这个发现是19世纪人文研究领域的重大发现，曾引起世界轰动。从那时起，洪水故事的原创权就转交给了《吉尔伽美什史诗》。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洪水故事也不是原创，而有更早的渊源。
拱玉书先生介绍，两个洪水故事各有时代烙印和不同文化背景，但基本要素二者共有：神对人类不满意，决定发洪水消灭人类，神（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是众神之一）向一人泄露秘密；让此人造船逃生，以保留人种和动、植物种子；洪水来袭，毁灭一切；船在水上漂移，雨止水退，大船搁浅；船主人放鸟探视水情，大水退去，一些人得救；得救者祭神，物种得以保存，文明得以延续；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得救者获得永生。
古今中外，洪水故事数不胜数，千差万别。为什么这两则洪水故事大同小异？甚至如出一辙？
拱玉书先生道出原因：书写《吉尔伽美什史诗》的语言阿卡德语（巴比伦语是阿卡德语的南部方言）和希伯来人讲的语言属于同一语系，都是塞姆语（即闪语），巴比伦人与希伯来人在语言上是近亲，在地域上是近邻，在文化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而在文学上也就有了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
拱玉书先生认为，洪水神话是以洪水为主题的神话，洪水神话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包括中国。学术界对洪水神话的成因也提出了种种解释。
“我认为，洪水神话的产生可能与古代人类生活在适合耕作的大河流域有关，在这些地方洪水泛滥经常发生，洪水灾害在人类心灵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一种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逐渐被演绎成口传故事，口传故事又逐渐形式文本。所以，洪水故事必然普遍存在，但如何叙述洪水故事，势必千差万别，因为洪水故事不是事实叙述，而是基于一种模糊记忆的想象，里面有太多的宗教因素、文化因素、地域因素以及叙事者的个人因素。因此，同为洪水故事，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为中心的楔形文字文明中的洪水故事，和以黄河为中心的华夏文明中的洪水故事，完全不是一个思路就不足为奇了。”拱先生解释。
大洪水，大瘟疫，从人类远古洪荒时代，到公元前2000千多年之时，就成为人类记忆的一部分，有相关纪录了，而人类在漫长时光里度过了一次次劫难，生生不息，又是靠什么将文明的火种保留了下来？
《吉尔伽美什史诗》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这个智慧生物的群体，又要如何去面对自然灾难？在灾难中求生存、求发展？
当今现代生活中的人们，又可以从古人的创造和生存智慧中学到什么？
无论如何，通过与拱玉书先生的对谈，我们看到了一位潜心于研究人类文明的中国学者，他几十年如一日，他在此中获得纯粹的乐趣，令我们想起陈寅恪、钱锺书等那些令人景仰的大学者身上的一种“痴气”，不由感慨，众声喧哗之际，这样的人，是值得我们这个时代尊重的，钦佩的。
拱玉书先生之前每次来杭州，都是为了看望其师母。“师母今年104岁，非常健康，和女儿住在一起，但生活完全能够自理。林先生桃李满天下，作为学生的我们，在没有疫情的时候，每年都要来杭州看望师母。”
杭州于拱玉书先生而言，可谓是名符其实的“桃李春风”。
作为专业领域的学者，拱玉书先生还推荐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日常生活》、《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生活手册》、《历史始于苏美尔——有记录的历史中的三十九个第一》等三部英文著作，希望有缘的读者可以看到。
以下是本报记者与春风金翻译家奖得主拱玉书的对话——
【这门“冷门绝学”，总得有人来研究】
钱江晚报：您译注这样一部“奇书”，其中最大的艰辛是西亚语言方面，还是其他的问题上？
拱玉书：我所依据的“楔形文字原文”就是西方学者已经发表的楔文泥版照片和摹本，这些东西都是现成的，音译（拉丁转写）也是现成的，各种现代语言的译本也应有尽有，我的任务就是阅读和消化，然后把古代语言和古代语言里蕴含的意味转化成现代汉语，在“信”的基础上，尽量“达”“雅”一点。这期间没有什么艰辛，有时面对大段残文或缺文会感到惋惜和遗憾，但更多的是通过煎熬而得到灵感后的喜悦，或偶得佳句时的自鸣得意。译到得意处，高兴得三天（到不了三月）不知肉味。
钱江晚报：您是北大外国语学院西亚系教授，这一块的研究领域，目前在学术界是冷门还是热门领域？你当初是怎么会走上西亚语翻译和典籍研究这条路的呢？
拱玉书：是的，我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教授，我的研究领域是亚述学（Assyriology）。
对中国而言，亚述学是舶来的学问，这是一门以楔形文字文献为基础、以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这门学问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引进这门学问的主要功臣是我国已故的著名历史学家和教育家林志纯先生。在他的倡导和努力下，东北师范大学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立了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后来成为我国古代文明研究领域的重镇和中心，中国的世界古代文明研究几乎都是从这个中心辐射出去的，有了这个中心，才有今天亚述学小繁荣的局面。
我是林志纯先生改革开放后招收的第二批学生。我对老师的感恩之情无以言表，于是在《吉尔伽美什史诗》的献词页上写上了“谨以此书缅怀恩师林志纯（日知）先生”，一表个人的感激之情，是林志纯先生为我开启了学术之门，他那大公无私的家国情怀、诲人不倦的仁爱之心、执着求真的治学精神始终激励我在学术道路上前行；二表一个事实：没有林先生，就没有中国世界上古史（包括上古文献中文学文献）今天的这种局面：中国的世界古代文明研究领域朝气蓬勃，但总体而言还很薄弱，其中的亚述学更属于“冷门绝学”，这个领域的中国学者任重道远。
【苏美尔文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
钱江晚报：我们从《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感受到一个远古时代人类思考和活动的美，早期文明的轨迹，在您看来，这些文明的轨迹对当代有没有什么影响？
拱玉书：苏美尔文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从公元前3200年到1900年这1000多年的时间里，苏美尔人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至少在公元前3200年前后就发明了文字，文字发明后就被用在了两个领域，一是用来记载经济活动，二是用来编写字表（类似类目表，功能有待进一步考察），这些字表分门别类，有人表（百工表）、树木表、容器表、金属表、鱼表、飞禽表、猪表，等等。这岂止是简单的字表，这是最早的分类学，也可能是最早的分门别类的教科书，后来有众神表、植物表、同义词表、动词变化表，等等，这种制表学从公元前3200年，一直传承到公元前7世纪，绵延2500年，很难想象苏美尔人和后来的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的这种分类编纂辞书的做法，对后世的辞书编纂没有产生影响，但又很难指出具体的影响实例。
苏美尔人在创造文字时遵循了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就是所谓的造字法，用同一种造字法创造的字必然会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也就是说，一种造字法对应一类字，反过来说，一类字（即结构相同或构字理念相同的字）对应一种造字法。分析一下早期楔文的结构就会发现，绝大多数楔文都是按照四种造字法创造的文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还有两个用字之法：转注和假借。
中国人会问，这是我们汉字的造字法怎么跑到楔文那里去了？难道是借鉴？不论是谁借谁都难以想象？人类思维的共性使然可能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苏美尔文明中有一个玄之又玄的概念，苏美尔人称之为“ME”，有时指具体的“事”和“物”，有时指具体的、有一切域限的抽象概念或状态，有时指超越一切物质和精神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力量，这个概念与中华文化中的“道”有些神似。这个概念是苏美尔文化中特有的，在与之共生的阿卡德人和后来的巴比伦人和亚述人那里已经不见了踪影。中华文明中的“道”为什么与“ME”如此相似？答案可能也要回归到人类思维的共性上。
上面三个例子有一个共同特点：同一种文化现象存在于时间和空间都相隔甚远的两个不同的文化中，然而，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两种文化之间有过接触，直接或间接的“借鉴”或“影响”。对二者之间相似性产生的原因只能想象。
毫无疑问，西亚地区的古代先民取得的一些文明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苏美尔人的历法、立法、宗教、医学，当然还有文学，巴比伦人的数学、天文学，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黄道12宫、天文学把角度分为60个角分、把角分再分为60角秒、至今仍在某些领域使用的六十进位法、勾股定理、把小时分为60分、1分60秒、1周7天、1月30天、1年12月以及定期置闰月等，这些都是古为今用的例子。
【汉民族为什么没有“史诗”】
钱江晚报：《吉尔伽美什史诗》早于《荷马史诗》和《圣经》，是人类最早史诗，您如何看待“史诗”这种文学载体？西方很多国家有史诗传统，中国没有史诗？中国有经史子集，有演义，为什么就没有产生出《史诗》这样的载体呢？
拱玉书：我翻译的《吉尔伽美什史诗》是这部史诗的标准版，应该是一位生活在公元前1300-1200年的祭司根据古巴比伦版《吉尔伽美什史诗》改编的。
顾名思义，古巴比伦版《吉尔伽美什史诗》就是创作于古巴比伦时期（约公元前1800-1600年）的《吉尔伽美什史诗》，成文年代不晚于公元前1600年，故事情节与标准版基本相同。可见，说《吉尔伽美什史诗》早于目前已知的任何史诗，在时间上最早，远远早于《荷马史诗》和希伯来《圣经》，这确定无疑。但《吉尔伽美什史诗》在篇幅上、情节的复杂程度上以及人物数量等方面无法与《荷马史诗》相提并论。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加在一起28000行，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19年）用拉丁文撰写的史诗《埃涅伊特》（Aeneid）12册，10000行，而标准版《吉尔伽美什史诗》12块泥版，加起来不到3500行。史诗一般都涉及家族、部落或民族之间的斗争，或涉及民族独立战争，或维护民族生存的战争，但《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没有战争，只有个体英雄，两人格斗，两人降妖，等等，没有民族的生死存亡，只有个人的生死，主要的对抗体是永生与死亡。《吉尔伽美什史诗》是一部半真实、半神话的长篇叙事诗，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英雄传奇，不是古希腊人所说的“史诗”意义上的史诗。
以特洛伊传说为基础的《荷马史诗》大约成文于公元前9-7世纪，而日耳曼的《尼布龙根之歌》大概成文于公元13世纪，它们的成文时间在这些民族的历史上都属于早期。而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目前发现九篇用苏美尔语书写的作品，也被称为史诗），成文年代都不早于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00-2000年），这时的苏美尔文明处在灭亡前最后一个盛世，早已远离了民族历史早期的“英雄时代”，而用阿卡德语书写的《吉尔伽美什史诗》成文年代更在乌尔第三王朝之后，那时的历史已经步入汉穆拉比建立的大帝国时期。这个帝国统治阶层是阿摩利人，他们早已进入巴比伦尼亚，与苏美尔人融合在一起，他们消灭分崩离析的苏美尔人，建立一个新王朝也许是顺应历史潮流，并未经历轰轰烈烈的、激烈而持久的战争，因而也没有出现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他们津津乐道的是苏美尔人的先王吉尔伽美什的传奇故事，于是便有了的《吉尔伽美什史诗》。
从这个例子，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为什么汉民族（有些兄弟民族有史诗）没有史诗的原因之一，那就是到华夏文明发展到可以产生史诗的时候，其文明程度早已远离了早期历史的“英雄时代”。
钱江晚报：您将这部史诗翻译成现代中文时，在语言上有什么样的考量？感觉您还是用了一种跟现代人语言习惯没什么隔阂的语言方式来呈现，相对读来比较口语化，而不是偏向于文言文或书面语？
拱玉书：我在2014年发表的“谈楔文文学的汉译”（《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一文中专门讲了我在这个问题上所秉持的观点。我认为应该用“白话韵文”来翻译楔文文学作品，即“将古代诗文译成讲究修辞、读来有韵律、品之有诗意、隐约有古风、诗赋长短句浑然一体、不拘一格、言简意赅、读来上口的现代语言”。后来，我把这个翻译原则修改为：读来有韵味，品之有诗意，白话里带一点古风，通俗中不缺少优雅，用字简明，言简意赅。我当时以《巴比伦创世史诗》为例对我的观点做了说明。西方学者大同小异地把该诗第1-9行翻译为（仅举英语为例）：
1. When above the heaven had not (yet) been named,
2. (And) below the earth had not (yet) been called by a name;
3. (When) Apsu primeval, their begetter,
4. Mummu, (and) Tiamat, she who gave birth to them all,
5. (Still) mingled their waters together.
6. And no pasture land had been formed (and) not (even) a reed marsh was to be seen.
7. (When) none of the (other) gods had been brought into being,
8. (When) they had not (yet) been called by (their) name(s, and their) destinies had not (yet) been fixed,
9. (At that time) were the gods created within them.
我的译文是：
（1）当其时，上之天，未有以名，
（2）下之地，未有以称，
（3）元母阿蒲涑—彼之创造者，
（4）世主媞玛特—彼之所以生，
（5）将其浩瀚水，交合成一泓。
（6）既无青草地，亦无芦苇丛。
（7）当其时，神明尚未有，
（8）名号尚未立，命运尚未定，
（9）于其内，众神生。
我翻译《吉尔伽美什史诗》时遵循了同样的原则。就作品本身的风格而言，《创世史诗》更严肃、庄重和群体化一些，相比之下，《吉尔伽美什史诗》的更轻松、活泼和个性化。所以，《吉尔伽美什史诗》的译文也更轻松和更口语化。这种翻译风格主要是由原作的性质和本身叙事风格决定的，我本人遵循的翻译原则也是把这部作品打造成目前这个样子的重要原因。
【吉尔伽美什口中，“什么都是浮云”怎么说】
钱江晚报：我们看到您在译注中，下了不少功夫，比如还从那么古的史诗中的诗行，对接到当下，举个例子，您说到当下颇流行的“什么都是浮云”这句话，您说要在吉尔伽美什口中，这句话是有积极意思的，一个是古代版，一个是现代版，还有关于是否要及时行乐的讨论，您是有意地通过人生观的表达，要拉近史诗与当下的距离感吗？
拱玉书：吉尔伽美什曾说道：“人的生命有限，人所做的一起，终究都似风一般”，我在注释中写道：“这是吉尔伽美什发表的人生感慨或人生观。在表述方式上与现代版的‘什么都是浮云’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一个是古代版，一个是现代版，似乎一脉相承。但二者表达的情绪和反映的观念却完全不同。现代版的‘什么都是浮云’表达了一种消极的人生观，一种无奈、落魄、无为、随他而去的消极情绪，而古代版的‘什么都是浮云’表达的却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表达了人生虽短暂，可以有大为，功名千古垂的雄心和抱负。这句话的原文（阿卡德语）读起来朗朗上口，似乎是当时流行的谚语或警句，应该是当时的‘心灵鸡汤’”，其中充满智慧。吉尔伽美什利用这种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又人人都耳熟能详的流行语劝进恩启都，果然奏效，于是便有了二者远行千里，到雪松山降妖的故事。
这部史诗把谚语或当时流行的警句融入故事中的例子还有很多，读来趣味横生，作为当今读者，我们不但会感受到其中的智慧，内心也会发生共鸣，不知不觉中，会浑然不知作品中的人物活在遥远的古代，还是活在当下，古今若合一契，完全没有了时间隔阂。
“三股绳，拧一起，欲断之，谈何易！”（第五块泥版，第79行）是古代版的“团结就是力量”；
“人类就像芦苇丛中的芦苇，其后裔常被折断，不论英俊男儿，还是美丽少女，都难免夭折于华年。”（第十块泥版，第301-303行）生命脆弱，英年早逝，古今莫不如此；
“被劫持与死亡，二者何其相像。谁也画不出死亡是个啥模样。”（第十块泥版，第316-317行）这不仅让人联想到王安石“意态由来画不成”的名言，不但活人的意态画不成，死者的意态也画不成。“谁也画不出死亡是个啥模样”中包括着深刻哲理，不能画“活”，岂能画“死”！
“谁犯罪谁应伏法，谁犯科谁应受罚”（第十一块泥版，第185-186行）反映是“罪不及孥”的先进法制思想，而“怕断就放松，怕松就紧绷”（第十一泥版，第187行）中充满了辩证思维。
【通过《史诗》，一窥2000年前古巴比伦人的物质生活】
钱江晚报：您翻译的《史诗》是刻写在12块泥版上的原文，这泥版是否跟我们在造纸术发明之前的竹简类似？它的保护性如何？今天看来，对文化的纪录和保护是如此重要，纪录主要是靠文字，没有了文字资料，我们难以了解历史还原历史，那么这些泥版的保存是否弥足珍贵，没有它们，等于一段公元前2800年前后的世界历史被湮没了，是这样吗？
拱玉书：竹简是汉字的载体之一，泥版也是楔文的载体之一，除泥版外，还有泥圆筒、泥钉、四面泥棱柱、六面泥棱柱、石碑，等，但泥版是书写材料中的主要形制。
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可以说是泥文化，尤其是巴比伦尼亚地区，大部分是冲积平原，缺石少木，不缺不少的是泥，大量生活工具由泥制（陶器），主要的建筑材料也是泥。泥制的建筑留存至今的很少，主要是塔庙的基础部分，但书写了不同内容的泥版却保存了下来很多，这对我们今人而言是非常幸运的事。
古人也有保留文字材料的意识，目的是使他们的名字或功绩万代流传，所以，他们有时把重要的文献刻在石头上，如把《汉穆拉比法典》刻在玄武岩石碑上，把王室铭文刻在石头门托上或石板上，但他们可能没有想到，泥版为他们后世留名贡献最大。泥版曾是古代西亚地区的主要书写材料，截至目前，在西亚地区（包括小亚细亚和埃及部分地区）发现的泥版文书数以百万计（个人估算，不是确切统计数字）。目前发现的文字材料不可能是古代曾经存在过的文字材料的全部，相反，目前发现的可能是其中很小一部分，更多的泥版可能已经毁于古代，永远消失了。泥版为我们再现了几千年前的历史，使我们有机会走进吉尔伽美什的时代，甚至走进吉尔伽美什的心灵，并与这位5000年前的君王一起聆听一个更古老的、惊心动魄的、事关整个人类的故事——洪水故事。
钱江晚报：很好奇公元前2000年的古巴比伦，人的物质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史诗因为反映的都是英雄事迹，我们能读到并想象的日常生活并不多，比如穿的披风、贵族的锦衣，吃的面粉、面包、黄油、啤酒，睡觉要搭篷子，有房屋，室内有桌椅案床，骑马、牧牛羊，妓女、工匠是古老的职业、能造船而且似乎造船技术不差、动物拉的车，公共空间有酒肆等等，您可以补充说说那个时代的物质生活方面吗？
拱玉书：这方面的信息很多，但都分散在考古资料和文字资料中，把所有的相关信息都提取出来，然后再拼凑成一个完整的、立体的生活场景，并非易事。有些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有益工作，下面我推荐的几本书就是为了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您的这些问题而考虑的。
考古学揭示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古代建筑和艺术为重构古代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可靠依据，大量的文字材料（数以几十万，甚至百万计的泥版）使考古材料活了起来，二者相互补充和印证，使几千年前的人物和事件又活了起来。诚然，遗憾是很多的，能够通过考古和文字材料重现的历史十分有限。以上面提到的谜语为例，其中的“犹天宫兮起基柱，如书罐兮外裹布，似白鹅兮大地伫”就是对古代学校外观的描述。由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处冲积平原，房屋都是土建的，没有一个建筑完整保存至今。这样，对古代学校的外观，即使有文字描述，我们也难以想象真实的建筑到底什么样。但对于学校生活，我们却不是一点都不了解。在流传下来的文献中，有几篇专门描述校园生活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管窥古代校园生活和学生日常生活的机会。
在2019年的《国外文学》（第4期）上，有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最早的校规”，除了论述部分，还全文发表了我翻译的《在校之日》。这篇作品不长，共91行，即91句，我们知道《长恨歌》共120句，还没有《长恨歌》长。《在校之日》以一个“老生”（也许是一个成功人士）回忆自己的求学经历方式，讲述了他求学时期的经历，中国读者读之，可能会觉得那个四千年前的“中学生”就是他自己，时空、文化、语言、文字都不同，但生活方式和求学经历何其相似乃尔！其中有一段这样描述一个学生的求学经历（8-23行）：
放学时一到，我就往家跑。
回到家里时，父亲堂中坐。
我将手抄版，念给父亲听。
我把泥版念出声, 父亲听之甚高兴。
我走到父身边，（开口对父言：）
“我甚渴，快拿水来喝。
我甚饿，快拿食与我。
给我洗洗脚，快把床铺好，我要去睡觉。
明日清晨时，早点把我叫。
否则会挨老师打，绝不能迟到。”
清晨起得早，
我把母亲瞧，
对母这样道：“午饭快给我，我要去学校。”
母亲给我倆面包，我很快都吃掉。
母亲又给我倆面包，我便直接奔学校。
来到学校时，班长问我道：“为何来迟迟？”
我畏惧油然生，心在怦怦跳。
接下来，这个学生受到种种体罚，开始厌学，请求家长贿赂老师，等等。
【西亚文学，值得被看见】
钱江晚报：我们看到您已经出版了几部跟古代苏美尔文明有关的专著，这方面值得翻译给中国人阅读的好书多吗？您手头是否有一个系列翻译、研究工程？
拱玉书：在多年的教学和科研过程中，在研读古代文学作品的同时，也翻译了一些，但发表的很少。目前除《吉尔伽美什史诗》外，还有2006年出版的《升起来吧！像太阳一样——解析苏美尔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昆仑出版社，2006年）与文学有关。这部作品又重新翻译了，即将作为《世界神话与史诗研究》中的一部分出版。还有几篇发表在杂志上的翻译作品：《可怜的尼普尔人》（《国外文学》，1997年）、《伊施塔入冥府》（《北京大学学报》外语语言文学专刊，1995年）以及《最早的校规》（《国外文学》2019年），还有一篇谈翻译的文章：“谈楔文文学的汉译”（《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
用楔文书写的文学作品很多，其中有苏美尔语文学，也有阿卡德语文学，还有赫梯语文学，脍炙人口和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文学作品很多，已经翻译成汉语且正式发表的却是冰山一角或沧海一粟。目前已知最长的苏美尔文学作品《古地亚神庙颂》（约成文于公元前2150年）已经翻译完毕，九篇苏美尔史诗也已经翻译完毕，但还都没有谈到出版问题，距离与读者见面可能还很遥远，还有一些作品正在翻译中。
钱江晚报：您是对古代西亚历史文学这一块做研究，还是当代的西亚文学等也关注，我们似乎对西亚的当下作品很生疏，这方面翻译过来的作品好像远远少于欧美、日本等文学作品，不知道西亚当下的文学生态是怎样的？如果从中国往西望去，亚洲范围内，我们只知道土耳其的帕慕克、阿富汗的胡塞尼等少数作家，有没有更多的西亚当代作家是值得我们阅读的，这方面的翻译情形如何？
拱玉书：我的研究领域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即幼发起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古代文明，这个文明包括的主要区域都在现在的伊拉克境内。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在这个区域出土的文物也都归伊拉克所有。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属于前伊斯兰文明，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所以，研究这个古代文明的学科——亚述学也是一门没有国别的学问。当然，这是从研究对象的角度说的。研究者和研究机构是有国别的，所以有英国亚述学和德国亚述学，现在也有中国的亚述学。如果立足中国，放眼西望，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阿富汗和土耳其，还可以看到伊朗、伊拉克以及地中海东岸的国家。这些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文明沃土，各方面都有值得我们借鉴的文明成就，文学方面更是如此，尤其是波斯文学和阿拉伯文学，它们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这方面有很多著名的学者和翻译家，但总的说来，翻译的作品数量还是有限，期待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做更多贡献。我没有资格和能力回答这个问题，仅表达一点期待，算不上答问。
拱玉书，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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