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11年7月11日拍摄的韩国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中）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 发
韩国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10月25日因病去世，终年78岁。
这个曾掌控一家约占韩国两成GDP的企业、被称为韩国“经济总统”的人，他的离世对“三星帝国”的未来走向、对韩国的财阀制度改革意味着什么？
功过毁誉
李健熙1942年1月9日出身于大邱，在家里8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七。他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后远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深造，攻读工商管理硕士。
1987年，父亲李秉喆去世，45岁的李健熙接过父亲一手创办的三星，成为第二代掌门人。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彼时，三星还只是一家生产供折扣店销售的廉价电视机和次品微波炉的电子企业。
然而，就在李健熙掌舵的30多年时间里，三星实现史诗级飞跃。从一家本土公司升级为世界级企业，不仅在智能手机、电视机和芯片领域成为全球巨头，其业务还涵盖造船、寿险、建筑、酒店、游乐园运营等领域。
三星的“豹变”被归结于李健熙的强烈危机感和改革魄力。刚接班时，三星在韩国的发展势头正健，但他在接受《福布斯》采访时说，如果不进入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更高的行业，三星的生存可能会受到威胁。
他的锐意求变则体现在1993年为三星确立的发展战略，即专注于质量取胜，而不是市场扩张。他还从海外引进人才，并提出“新管理层理念”，要求高管深入了解外国市场以及竞争之道。这种做法在当时的韩国企业界可谓绝无仅有，甚至遭到排斥。李健熙曾撂下一句“狠话”——“除了妻子和孩子，一切都要改变。”
但是，三星的“光辉”未能掩盖李健熙的人生污点。他曾卷入多起案件并因此判刑，包括向前总统卢泰愚政治献金、逃税、涉嫌非法股票交易以便儿子继承三星经营权等，但是最后都被时任韩国总统赦免。
李健熙去世后，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党首、前总理李洛渊在称赞李健熙的领导能力以及三星成就的同时，也直言不讳地指出其留下的负面遗产。“他强化了以财阀为中心的经济结构，没有承认工会，还留下了不透明的支配结构、逃税、政商勾结等阴影。”
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教授方秀玉认为，韩国社会对李健熙的褒贬各有其立足点，评价李健熙必须结合韩国的发展以及韩国政治、经济结构，而不能孤立地看待。客观来说，三星为韩国的产业发展、国家兴盛、国际地位提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三星在半导体领域已连续几年位居世界第一。“外界能通过半导体、手机来理解韩国精神，三星都起到无形与有形的引领作用”，李健熙为此做出的贡献应该获得肯定。
转型挑战
李健熙身后留下庞大的“三星帝国”，随着“李在镕时代”将拉开帷幕，三星未来走向也引发关注。
其一，领导层能否顺利交接。
三星“太子”、副会长李在镕无疑将成为新掌门。事实上，自李健熙2014年因心脏病住院后的六年，李在镕已成为三星实际控制人。但是由于李在镕目前官司缠身，他能否顺利“转正”却引发疑问。
英国广播公司（BBC）指出，早前卷入前总统朴槿惠的贪腐案件，之后又被指在2015年一宗并购交易中操控股价，这些事件为李在镕能否顺利接管三星平添变数。
由于面临高达10万亿韩元的遗产税，外界猜测三星可能会通过*内部结构或出售股权来为此“埋单”。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认为，由于李在镕事实上已掌控三星，李健熙去世不太会冲击企业的权力架构。至于企业经营层面的影响，能预见的不确定性是财产继承和企业股份划分会否引起家族内斗，以及李在镕的官司如何判决，这些可能会影响三星的未来经营。
其二，三星能否在一个变动时代顺利转型。
过去六年来，尽管李在镕已成为实际领导者，但是三星在此期间并未进行转型，反而陷入困境。既未开发出能够提升其系列产品忠诚度的本土软件或服务，也未能跟上竞争对手的步伐，比如中国企业在电子产品功能上追上三星，又在价格上秒*三星；美国的亚马逊和谷歌则在服务领域比三星更有专长，推出颇受欢迎的家用扬声器或智能手机……三星目前处于守势，不进则退。
方秀玉指出，李健熙的去世让三星来到一个新的拐点，李在镕作为继承者必须开辟一条新路，以应对诸多挑战。
首先，能否革除企业“世袭制”弊病。凭借血缘关系和家族培育，李在镕得以跻身三星领导层，接过父亲衣钵，但其自称不会让子女继承公司经营权。如何改革有悖于时代的企业继承制度是接班人要面对的挑战。
其次，三星能否优化管理方式。三星是自上而下的垂直式管理，没有工会，这固然能提高企业效率，但无法普惠员工。未来，三星需要改进自身不足，比如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两头兼顾，走向更公平的发展。
第三，在新冠疫情时代如何突破困境。眼下，国际经济贸易环境恶化，中美关系紧张，在高技术等诸多领域都受制于美国。在此背景下，三星如何从战略高度因应变化，抵挡来自世界强国的压力将是一大考验。
改革契机？
李健熙去世不仅牵动三星未来，也再次触及韩国财阀制度这一积弊。对有志于改革财阀的韩国进步派来说，“李健熙时代”的落幕是否意味着某种契机的到来？对此，分析人士指出，要在短期内撼动韩国财阀制度并不现实。
方秀玉表示，由于制度根基根深蒂固，且受制于韩国的制度和体制属性，除非是革命性变革，否则很难彻底改变这一制度。但是革命性变革将以何种方式，以及这种方式会否导致暴力冲突、内部摧残的局面并不可知。因此，预计仍是缓慢渐进式的改良或改善，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改变。
詹德斌也认为改革阻力很大。最主要的原因是财阀深度锲入韩国政治、经济、社会，牵一发将动全身。
以三星为例，韩国流行一句话：“韩国人一生有三件事情无法避免，死亡、税收和三星”，可见三星的影响力之大。政治上，三星可通过插手政府人事安排、旗下智库提交研究报告等途径影响政策制定，同时有保守势力为其代言、构筑“保护墙”，抵制进步派的改革；经济上，韩国前十名财阀的年度总产值可占GDP七成以上，三星作为“财阀之首”更是独占约20%，可谓与韩国经济休戚相关。特别是眼下遭遇疫情，经济衰退，失业率高企。在很多小企业关停的情况下，三星下游企业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如果对财阀动手，将增加经济和社会的不确定性。若经济和社会动荡，进而又会影响进步派政权的执政前景。韩国将在2022年迎来大选，明年就会进入预热阶段，考虑到选举因素，进步派对改革财阀制度也会慎之又慎。
不过，詹德斌也指出，与以前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时代相比，如今韩国的政商关系已发生质的变化。过去，财阀与政界之间的利益输送明目张胆，比如前者为后者提供政治资金，助其赢得选举，后者则通过政策扶持财阀。从卢武铉开始，政商纽带已有所松绑。之后，由于朴槿惠案殷鉴不远，政府与财阀之间更是保持距离，文在寅政府迄今未曝出政商勾结的丑闻。尽管政商勾连未能完全杜绝，但从趋势上说，在韩国社会，裙带关系已明显弱化，社会监督也更公开透明，政府与企业各自都很谨慎，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难度已越来越大。记者 廖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