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求其
二十年前，三架飞机在同一天内分别撞向美国纽约的世贸中心两座大厦及位于华盛顿的五角大楼。造成美国本土数千人死亡的9·11袭击事件，开启了整整二十年的美国阿富汗战争。二十年后的2021年，曾经被赶出喀布尔的塔利班武装，在美军开始撤离后击溃加尼政府的军队，重新入主喀布尔。像是风水轮转，塔利班的“回归”也象征着美国阿富汗战争以某种失败收场。
值得指出的是，人们津津乐道的阿富汗“帝国坟场”故事，往往被简化为单一民族国家不断对抗帝国。然而，无论是英国、苏联或美国，遭遇的情况都并非如此。阿富汗反抗者的一次又一次胜利，帝国在这里的一次又一次失败，和阿富汗民族国家的建构不断被地缘政治打断、重启、又再次打断恰恰是同步的。
尽管看上去像是“文明冲突”，似是西方与传统社会/伊斯兰/中东的交锋，但这种表象恰恰遮蔽了阿富汗议题中另一对极其重要的互动关系：阿富汗问题是英印帝国在南亚的政治“遗产”的一部分。它不断受到南亚最主要的地缘政治冲突——印巴冲突的影响和推动。
2021年11月6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当地民众排队等待领取世界粮食计划署发放的救助食物。阿富汗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贫困和饥饿等严重社会问题。
1990年代：冲突的十年
在美国开始阿富汗战争的2001年前后，有三场危机深远地影响了整个南亚。
其一是1999年5月至7月的印巴卡吉尔战争。这场爆发在印巴争议的克什米尔高山地带的两个有核国家间的军事冲突，造成了超过1000人丧生；其二是2001年底，印度国会大厦遭到恐怖袭击后，印方指控巴方策划袭击并开始陈兵边境，双方对峙数月，几乎抵达战争边缘；其三则是2002年发生在印度西海岸古吉拉特邦的*乱，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族群暴力造成超过千人死亡，而时任古邦*的纳伦德拉·莫迪被质疑是否参与其中。
卡吉尔战争
三场事件反映着千禧年前后南亚的紧张局势，也反映出阿富汗战争背后是怎样复杂的地区关系——印巴的冲突让两国都致力于争夺阿富汗的主导权，而争夺本身也加强了两国的对峙。所以，它和阿富汗局势的不断动荡是同步的。
回到冷战结束，苏联的解体令南亚先前维持的某种稳定状态土崩瓦解。苏联解体前，苏联和印度支持的阿富汗纳吉布拉政府与美国和巴基斯坦支持的穆贾希丁游击队在阿富汗长期拉锯。苏联解体令纳吉布拉政府失去了外援并迅速垮台。对印度来说，这意味着在巴基斯坦西部失去了一个盟友角色。在随后的阿富汗各派军阀内战中，从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营成长起来的塔利班武装迅速取代了原先的军阀，成为了阿富汗的主导力量。印度则转而支持马苏德和杜斯塔姆等军阀为代表的北方联盟。
巴基斯坦此时刚结束齐亚·哈克将军的强人统治，谢里夫和贝·布托的议会制政府轮番上台，又轮番被总统宣布解散。但文官政府的不断轮替并不意味着巴基斯坦的阿富汗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对巴而言，关键之处在于不让阿富汗成为“印度的后花园”，这样会令巴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中。
而在印度当局眼中，1990年代的阿富汗是向印度输送恐怖主义的策源地。在当时，苏军从阿富汗狼狈撤军和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成功抵挡印军干预的两件事件，同时鼓舞了克什米尔民族主义青年人。他们在1990年代初发动了一次“起义”（intifada）。【1】这场克什米尔人与印度军警的冲突延续到1995年。短短几年后，冲突再起，1999年到2002年期间，克什米尔出现了民族主义者之外的圣战武装，如“圣战军”（Hizbul Mujahideen）和“穆罕默德军”（Jaish-e-Mohammed）等等，印度指控新的武装分子是巴方在阿富汗训练并派遣渗透进克什米尔的。在贯穿整个1990年代的克什米尔动荡中，有超过数万人丧生。印度左翼知识分子、作家阿伦达蒂·罗伊在数年前出版的小说《极乐之邦》中描绘了当时克什米尔山谷的状况：各种各样的仇恨、*戮、族群冲突、恐怖袭击、军警暴力、社会瘫痪，十年间构成对人性的极大摧残。
阿富汗也的确扮演了更多角色。1999年12月24日，印度航空一架满载乘客的客机被数名巴基斯坦武装分子劫持飞往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坎大哈。尽管危机最后平安解决，但这一事件巩固了印度人对塔利班统治的固有印象——视塔利班为巴基斯坦利益的代理人和印度的敌人。随着印巴关系的继续恶化，印度也在阿富汗南部和巴基斯坦交界的俾路支斯坦地带加强了对当地分离势力武装的支持。
或多或少是借助克什米尔的动荡，右翼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印度人民党（BJP，以下简称印人党）在1998年成功成为国会最大党并组建内阁。1990年代也是印度从世俗化转向印度教民族主义动员的关键时刻。1992年，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北方邦阿约提亚暴力拆毁了巴布里清真寺，试图修建罗摩神庙，大大激化了族群矛盾。1998年，刚刚执政的印人党进行了1974年之后的第一次核试验，震惊世界。巴基斯坦随后也跟进试爆了原子弹，印巴双双迈入核武器俱乐部。如果说，1990年代是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独大”的时代，那么印巴相继公开进行核试验，意味着美国影响力在南亚的沉重受挫。这也是对冷战后世界秩序的一次挑战——国际社会无法阻止印巴先后拥核。哪怕是其后美国对印巴都施加了制裁也无济于事。并且，双方至今都没有加入《核不扩散条约》。
文明冲突、宗教冲突、恐怖袭击，还有围绕着阿富汗的地缘政治，这些在“9·11”之后被西方知识分子广为讨论的话题，在1990年代的南亚已经变成了某种日常，构成了阿富汗战争的“南亚背景”。
阿富汗战争与印巴各自的算盘
当“9·11”之后美国决定出兵阿富汗时，印巴两国都将过去十年的经历纳入了自己的反应中。
巴基斯坦一开始试图说服塔利班和美国和解。回头翻阅2001年9月的巴基斯坦报章——在“9·11”之后，巴方催促塔利班当局与美国沟通，政府和军方则担心塔利班利用自身的网络和影响力在巴基斯坦制造麻烦，比如动员清真寺和巴扎反对巴政府和美国的合作。
在美国决心战争之后，巴基斯坦权衡利弊选择了站在美国一边。尽管主流政党都向政府表示了支持，但宗教民族主义者们反对穆沙拉夫政府和美国合作的决定，并且在全国各地组织游行。前情报主管哈米德·古尔将军甚至想出了一个阴谋论。他认为“9·11”是以色列和美国人自编自导的，为的是让美国能够在未来25年进入其战略重点——里海和中亚地区。站在政治伊斯兰的立场上，古尔认为伊斯兰世界要团结起来阻止美国人对阿富汗的入侵。
而在此之外，巴基斯坦精英中更切实存在的考量，则是对印美结盟的恐惧。他们担心，如果巴基斯坦没有办法在这个关键时刻迎合美国人，那么印度就会迫不及待地铺上“红地毯”，从而消除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同情，并且在阿富汗扶持一个亲印度的政权。可以说，对印度威胁的担忧，是巴基斯坦精英决定和美国合作的重要理由。他们同时也在努力阻止亲印力量在阿富汗的壮大：当年9月底，时任巴基斯坦外长萨塔尔还在呼吁国际社会不要给予受到印方支持的阿富汗北方联盟援助，显然是不希望“反恐战争”帮助印度把影响力扩展到阿富汗。
国境线的另一边，执政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们则努力引导，试图将阿富汗战争塑造为印巴冲突的延伸，乃至将反恐战争转化为一场“反巴战争”。在写给小布什的慰问信中，当时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不忘控诉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必须明白，印度人民的耐心是有限的”。在国内，印人党*、内政部长阿德瓦尼会见了美国驻印度大使，表示愿意全力支持反恐战争。他们的言辞中充满着“忍辱负重”的情绪——认为印度已经“独自”在“克什米尔和其他地方”和恐怖主义“斗争了超过十年”，如今西方姗姗来迟地——在付出了纽约人的鲜血代价之后——意识到恐怖主义是个问题了。
时任印人党秘书长，正在参与古吉拉特邦选举的纳伦德拉·莫迪更加直白：“美国总统布什应该问问巴基斯坦，为什么他们窝藏那些应该为1993年孟买爆炸案和印航坎大哈劫持案负责的人？”他说自己希望美国“明确他们应该如何惩罚巴基斯坦”。现任印度外长苏杰生的父亲、印度外交战略学者苏布拉赫玛尼扬（K Subrahmanyam）也撰文声称“9·11”是另一次“珍珠港”，将会终结美国人对恐怖主义的容忍。言下之意是暗示美国将不再支持巴基斯坦。
相比于宗教民族主义者们，印巴两国的自由主义者更强调“反恐战争”的全球化意义。比如，一向热爱全球化的印度国会议员兼畅销书作家塔鲁尔（Shashi Tharoor）借用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短二十世纪”命题，附会说“9·11”袭击意味着21世纪的诞生——他认为恐怖主义会让人类团结应对共同威胁。巴基斯坦的知识分子们也期待反恐战争能让巴基斯坦摆脱地缘政治的僵局，在美国的帮助下着重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黎明报》时评人、前巴军军官阿亚孜·阿米尔（Ayaz Amir）在那时的专栏里声称，巴基斯坦要“加入国际主流”，走出困扰了自身20年之久的“圣战政治”。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和两国的自由主义者都试图借助阿富汗战争“拥抱美国”。无论主动或被迫，在这看起来齐刷刷的“主旋律”背后，是两国精英都非常焦虑的地缘政治考量：如何借助美国重新进入南亚的机会，打击自己对面的地缘政治对手？又如何避免对手利用阿富汗战争在地缘政治上对自己构成威胁？比如，阿亚孜·阿米尔这样的时评人一开始激烈反对穆沙拉夫和美国合作，理由是削弱了巴的国家利益，而后又180度转弯，理由也是和美国合作能够帮助巴走出困境。
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在这样的地缘政治游戏中切实得到了好处——阿富汗战争迫使美国解除了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制裁。但令美国在一开始得到印巴双方支持的地缘政治动力，也最终导致美国的阿富汗战事难以为继——美国试图扶持的阿富汗新政府无法满足巴基斯坦的安全需要。在卡尔扎伊时代，喀布尔曾经试图在印巴之间艰难平衡；但到了加尼执政后，阿政府的亲印倾向愈发明显。这导致了巴基斯坦社会的更大不安全感。二十年来，巴基斯坦从配合美国走向不配合。（这一点将在后文说明）。美国无法令印巴双方都对阿富汗的局势满意。到了美军离开而塔利班回归的时候，巴基斯坦民间一片叫好声，印度则从精英到民间都极度焦虑。
归根到底，阿富汗战争的目标是限定的——消灭恐怖组织，塑造一个亲美的、非塔利班的、作为民主范本的阿富汗民族国家。然而，这个民族国家的一切属性，都限定在了1947年英帝国离开南亚之后的政治框架内。美国没有打算，也没能力改变这一局面。也就是说，南亚的民族国家秩序和冲突，与其外溢至阿富汗的部分，依旧是英属印度的帝国遗产及其延伸。
帝国之后的民族国家
如果说克什米尔问题更多是印度担心巴基斯坦对自身的“渗透”，那么阿富汗问题则是巴基斯坦担心印度将自己“解体”。
阿富汗裔作家塔米姆·安萨利曾经在《无规则游戏》中多次提到，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国境线——长达2430公里的杜兰线——是巴基斯坦的核心利益，也是历届阿富汗政府都拒绝承认的边界。这条诞生于1893年的边境划分了阿富汗王国和英属印度，并且将普什图人聚居的区域一分为二。如今，据2012年的估算，普什图人在杜兰线西侧的阿富汗境内有约1300万，东侧的巴基斯坦境内却有约3000万。作为阿富汗的主体民族，普什图人却也是巴基斯坦的少数民族。跨越国境的普什图部落的身份和政治归属，因而成为了帝国的历史遗留问题。
巴基斯坦的奎塔靠近杜兰德线与阿富汗的边境，是两国之间的贸易和通信中心，也是一个重要的军事位置。
二战之后日益成型的阿富汗民族主义主张修改殖民时代的边境，建立“普什图斯坦”，将普什图人聚居的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变为“普什图斯坦”的一部分。这一殖民遗留问题被印度鹰派战略加以利用，以“肢解巴基斯坦”。印度方面的文件显示，1971年，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击败巴基斯坦并帮助孟加拉国（东巴基斯坦）独立时，印度外长斯瓦兰·辛格（Swaran Singh）曾经公开表示过要以普什图民族主义削弱巴基斯坦。
“普什图斯坦”也令巴基斯坦感受到了强烈的生存威胁。1958年至1969年统治巴基斯坦的普什图裔军事强人阿尤布·汗曾经站在巴基斯坦的角度这样表述过对西北边境问题的理解：“……印度宣传认为巴基斯坦无法自主立国。阿富汗统治者信以为真，并决定在我们未解体的情况下声称对我们的领土拥有主张……于是，印度人支持阿富汗人，他们的盘算是当他们和我们在克什米尔开战时，阿富汗人会在我们的西北边境打开第二战线……”历史上，在巴基斯坦刚刚成立时，阿富汗是唯一一个不承认巴基斯坦的联合国成员国。如今，杜兰线依旧是两国之间无法妥善解决的问题——卡尔扎伊和加尼都表示过绝不承认这条边界，而尽管阿富汗塔利班对巴基斯坦非常友善，至今为止也未见其对划界问题有所表态。
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问题，包括杜兰线在内，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属印度帝国战略扩张的直接结果。尽管伦敦更倾向于海权，但英印帝国的前线官僚却在南亚发展出了一整套大陆防御政策。在俄帝国中亚扩张的压力下，英印帝国试图将其边界尽可能延伸向中亚，寻求更大的“战略纵深”。1899年到1905年期间担任印度副王的寇松（Lord Curzon）曾经这样描述过如何“保卫英属印度”：“印度像一座要塞，两侧有辽阔的海洋作壕沟，在其他方面有大山作城墙……城墙外面，延伸着一条宽窄不等的斜坡。我们不想占领这个斜坡，然而也不能坐视它被敌人占领……”
杜兰线是两次英国-阿富汗战争的某种妥协产物。英国人口中的“斜坡”本应一直延伸到坎大哈。在意识到帝国战略能力的极限后，德里的总督府退而求其次，把“战略缓冲”设置在了印度河到西北边境普什图部落地带的山地之间，从而画出了杜兰线的边界。这一地带承担的功能，是“拱卫”英属印度的核心区域——从拉合尔到德里之间的旁遮普平原。在这一保卫英印帝国的防御体系中，最前线是和俄国交界的缓冲国阿富汗，然后是杜兰线到印度河之间的西北边境省缓冲区，再往后才是英属印度的核心统治区域。在这一框架下，阿富汗这个国家的范围，也是为了“保卫英属印度”而协调和确定的。
1947年的分治改变了整个南亚的地缘版图。原先英印帝国的旁遮普心脏被分治后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一分为二，成为两个新生国家军事对峙和竞争的前线。阿富汗的地位也变得尴尬：它要“拱卫”谁？要成为谁的“战略纵深”？获得了自主权的阿富汗王国尽管进入了联合国体系，却在各方面都称不上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样貌。
作为英印帝国继承者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并没有继承完整而庞大的英印地理版图，却不约而同继承了英属印度的地缘战略思维——追求战略纵深，寻找“要塞”、“城墙”和“斜坡”。对印度来说，这意味着在喜马拉雅山地的“前进政策”和在南亚的主导地位；对巴基斯坦来说，这意味着保卫杜兰线，并将原先通过部落治理的西北边境省（NWFP）纳入伊斯兰堡中央政府的直接管制。
更复杂的地缘环境，更少的战略资源和帝国遗留的战略目标，让阿富汗在1947年后的南亚成为了印巴各自安全追求中的死循环——对巴基斯坦来说，无论阿富汗和印度还是和印度的盟友（苏联）亲近，都意味着巴基斯坦东西两线腹背受敌。局势如此，那么巴基斯坦必然要尽力保证自己能够信任的力量在阿富汗夺权；而对印度来说，阿富汗边境争端的存在是从西面夹击巴基斯坦的理想战略筹码，而亲巴的阿富汗则意味着对印度本土安全形势的威胁，其必然要在阿富汗寻找可以挑战巴基斯坦的政治代理人。在南亚，帝国遗产不仅仅包括了国界划分，也包括了意识形态和对地缘政治形势的理解。这种不断复制的理解与判断，比仅仅驻扎了十年的美军要强大得多。两国不乏政治人物试图对这一地缘政治习惯发起挑战，但改变甚微。
“帝国坟场”的颠倒
阿富汗的“帝国坟场”绰号，源于英国在19世纪两次失败的阿富汗远征。然而，在英国及其后的世界大国中，只有英印帝国成功维持了阿富汗的“缓冲国”地位——一战中德国曾经试图鼓动阿富汗加入反英行列；二战中阿富汗精英曾经和纳粹德国有所互动，但最终，两次大战中，阿富汗都维持了中立地位。而无论是苏联的阿富汗战争或美国的阿富汗战争，都陷入了地缘政治的泥沼中，成为消耗国力的无底洞。
第一次阿富汗抗英战争（1838-1842）
站在南亚之外，阿富汗战争似乎呈现出伊斯兰和西方之间的“文明冲突”样貌。又或者，它呈现为“美帝国主义”的扩张和第三世界的反击之间的拉锯。然而，如果我们把角度颠倒过来，站在印巴这两个英印帝国继承者的视角，阿富汗的冲突又何尝不是另一种“代理人战争”呢？只不过，这里的意思不是弱势国家作为超级大国的代理人互相攻伐，而是超级大国也会被地区冲突的逻辑“吸入”，无法根本上改变“游戏规则”，并最终深陷其中。
回看1970年代，阿富汗青年知识分子和政治力量的不断左翼化令巴基斯坦感受到了苏联在“战略纵深”上的威胁。巴基斯坦联合美国在阿富汗培养反苏力量，印度则认为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进一步让阿富汗成为反巴前线。结果是，20世纪的阿富汗战争催化了苏联的衰落、摧毁了阿富汗国家、催生了攻击美国本土的武装力量。印巴冲突依旧。
而我们也同样可以这样看待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巴基斯坦通过开始时和美国的合作避免了孤立，并最终通过塔利班的执政消除了阿富汗“亲印”对其产生的威胁；印度则改善了冷战中冰冷的印美关系；两国双双解除了核试验带来的制裁。结果则是美国狼狈离开。印巴冲突依旧。
在2001年9月，有巴基斯坦作家曾经在《黎明报》撰文感慨说，南亚人的视野中是否“太多地缘政治”了——一切都被纳入了印巴冲突的视角和框架内理解、分析。但历史的困境确实是：只要英印帝国留下的地缘框架没有根本改变，只要帝国遗留的战略意识形态没有改变，那么无论是印度还是巴基斯坦还是阿富汗都无法自外于整个冲突的循环——自主独立的阿富汗无法亲巴也无法满足巴基斯坦的安全需要；在印度面前处于弱势的巴基斯坦无法化解自身地缘安全上的不安全感；印度也无法协调意识形态中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国大党的立国意识形态将印度共和国看作英属印度的唯一继承者，将分治看作背叛，而印人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则将印巴关系看作印度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文明冲突。
换句话说，阿富汗问题看上去似乎是阿富汗之内的民族/教派问题，似乎是阿富汗和西方之间的入侵/反抗问题。但换一种视角，阿富汗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诞生，本身就是英属印度的某种“剩余”，而它的过去、今天和未来，同样更多地取决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互动。毕竟，在英印帝国解体近百年之后，它留下的南亚局势，仍然没有任何一个超级大国能够应付。
【1】“intifada”一般指巴勒斯坦大起义。自1987年开始，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针对以色列占领爆发的抗议和其后的暴力反抗行动，其高峰延续至1991年。克什米尔抗议者借用了这一称呼来正当化自己的抗议和袭击行动。在“起义”阶段，克什米尔的主要反印度武装组织是主张克什米尔独立的“查谟-克什米尔解放阵线”（JKLF），不同于1990年代后期的圣战武装，这一组织宣称自己的路线是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
责任编辑：伍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