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学是庶民社会的启蒙，通过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从而实现民的有耻且格。自孔子创立仁学始，庶民（民间）社会就有了自身安身立命的标准。但是中国大一统社会中民间社会自治能力的消失最值得担忧的，仁学失去了其适用的基础：社会高度专制，政治专权，天下是一人的天下，是一人的产业，天子荣之，则天下趋之。
“判定天下利害的权力都出自于君主。君主以天下的利益尽归于自己，以天下的害处都归于他人，这也不是不可以的；使天下的人不敢想、不敢干，不敢有自利之心与行为，而是以君主的大私为天下的大公。开始大一统的君王感到惭愧，但久而久之，就觉得习以为常，觉得理所当然了，视天下为一个大产业，传之以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刘邦讲过，‘我的产业，与老二的哪个多呀’的话，他的逐利心情不自觉地就表现出来了。这说明古时是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君王毕生所经营的事业是天下的事业。但今天是以君王为主，天下为客，所有天下的地方都无处得安宁的原因是因为君王。这些君王利用天下人的性命，以离散天下子女为代价，来获取一个人的产业，这难道不悲哀吗？说什么我原本是为子孙创业的。假如他已经得到了天下，就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满足我一人的淫乐，视为当然，说这是我产业的利息。这种得到天下的君主，就是天下的大害。
大一统社会下，一切的判断标准以专治政治的判断为依归，民间独立的判断是受政治排挤和打压的。墨子的士民社会之“义”由此被大一统社会边缘化，排挤出主流社会，民间社会的以“义”为基础的评判标准不断地淡化、丧失。民间的标准已丧失，社会的标准充斥着政治标准。“三代以下，天下的是非标准都是统一出自于朝廷。天子对什么东西觉得荣耀，则下面的人就认为是对的；如果天子羞辱他，那么手下的就群起指责。一切世俗的政治工作都交给世俗的官吏来办理，学校的目的并不在正本清源，而是为这一政治标准服务。在这种风气之下，偶尔有稍具才*人出现，也会认为学校这种地方不算什么要紧的事情，其实他们所说的学校，不过是为了科举考试而喧嚣争竞，一心想争取功名富贵，所以他们才能利用朝廷掌握的权势和利益改变学校的本来意义，而真正具有才能学问的读书人，往往从民间自行崛起，与学校压根就没有什么关系。说到底，学校连培养士人的这一点作用也失掉了。”
“于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校转变而为书院。可是，书院中人认为不对的，朝廷一定会认为是对的，并且加以表彰；书院中人认为正确的，朝廷一定会认为是错的，并且加以摧毁。朝廷或者禁止所谓‘伪学’，或者禁止天下书院，都是用政治权力来与书院争胜。即使不肯出来做官居的，朝廷也要施以刑罚，指责这些人‘带领天下的士大夫背离朝廷’。开始的时候，学校与朝廷没有关系，后来，朝廷跟学校事事相反。学校不但不能培养士人，反而成了迫害士人的场所，这样的话，朝廷还要沿袭前代的名号而设立学校有何意义呢？”
黄宗羲生活的时代，是激烈动荡即所谓“天崩地解”的时代，他经历了明王朝灭亡、明末农民起义失败、清王朝在血腥镇压南方人民抗清斗争之后重新确立君主专制体制等政治大变动。他“痛定思痛”，不仅对明清嬗替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于是，他从顺治十年（1653）到康熙二年（1663）的十年间，先后写作了《明夷留书》和《明夷待访录》这两部以总结“治乱之故”、“条具为治大法”为宗旨的政治思想专著。在《明夷待访录》中最脍炙人口的两句话，一是“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二是“天下为主，君为客”。前一句可概括为“君为民害”论，批判的矛头直指秦王朝以后两千多年来以“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君主专制制度。显然，所谓“天下”指的就是人民。后一句可概括为“民主君客”论，伸张的正是主权在民、君须为民服务的思想。他认为大一统社会君王统治是天下的大害。
他认为自秦汉以来的儒者，大多背离孔子修己治人之旨，实是合佛、老以混圣道的伪儒。朱子理学“以格物穷理为始教，而檠括学者于显道之中”，尤能坚守经世致用旨。但朱子后学却沉溺于训诂，远离了经世。朱学的衰落导致了王学的兴起，然王阳明的心学实际上是阳儒阴释之异端，诬圣背道之邪说。特别是在经历了明亡清兴的朝代变迁以后，他对王学的空谈危害有了刻骨铭心的体会，所以对当时的废实崇虚学风进行了抨击和痛斥，后来其子王敔曾这样概述：
亡考慨明统之坠也，自正嘉以降，世教早衰，因以发明正学为己事，……至于守正道以屏邪说，则参伍于濂、洛、关、闽，以辟象山、阳明之谬，斥钱、王、罗、李之妄，作《思问录》内外篇，明人道以为实学，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
王夫之对于清初统治者的文化专制政策深怀忧虑，他指出：
治统之乱，“小人”窃之，“盗贼”窃之，“夷狄”窃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其幸而数传者，则必有日月失轨、五星逆行、冬雷夏雪、山崩地坼、雹飞水溢、草木为妖、禽虫为蠥之异，天地不能保其清宁，人民不能全取寿命，以应之不爽。道统之窃，沐猴而冠，教猱而升木，尸名以徼利，为[夷狄盗贼]之羽翼，以文致之为圣贤，而恣为妖妄，方且施施然谓守先王之道以化成天下；而受罚于天，不旋踵而亡。
王夫之还谴责历史上的陋儒为异族统治者之助， “败类之儒，鬻道统于夷狄盗贼”，但是夷狄盗贼并不能得中华文化的精髓，只能做些表面文章：“昧其精意，遗其大纲，但于宫室器物登降进止之容，造作纤曲之法，以为先王治定功成之大美在是，私心穿凿，矜异而不成章，财可用，民可劳，则拟之一旦而为已成。故[夷狄]盗贼易于窃而乐之以自大，则明堂、辟雍、灵台而已。”。
他进而指出： 乃至女真、蒙古之吞噬中华，皆衣冠无赖之士投幕求荣者窥测事机而劝成之。廉希宪、姚枢、许衡之流，又变其居而已理学为神阙，使之自跻于尧、舜、汤、文之列，而益无忌惮。游士之祸，至于此而极矣。
女真、蒙古政权的建立如此，满清政权的建立，也就不言而喻了。
“斗筲之人”当道，其原因在于选择制度的弊端。黄宗羲指出，“古时候选拔士人十分宽松，任用士人却较十分严格。古时候从乡里考察选拔人才，贤德有才能的士子，不怕自己不为人所知。到了唐宋时代，科举考试名目很多，士人在某一方面不能取得功名，还可以转而从别的方面进取，这样选拔士人的标准仍然是宽松的。‘王制’中说，乡里中考察优秀的人才，被称为秀士，秀士推荐到司徒那里，被称为选士，司徒从选士中挑选优秀的送入学校，被称为俊士，主持学校的大乐正从俊士中挑选优秀的推荐给司马，被称为进士，司马从进士中挑选优秀的，推荐给王，进行评价。评价确定后才任命为官。为官以后才封给爵位，爵位定了以后才发给俸禄。一个士人，在没有入仕之前已经经过了四次迁转，在入仕以后还要经过三次迁转，总共七次才能得到俸禄。唐代的士人，中了进士以后并不是马上就能当官，还要经过吏部的复试。韩愈说他在吏部三次复试都没有得到官职，那么他中进士十年之后依然是个平民。宋代虽然中了进士就可以做官，但也不过是做主簿、县尉、县令和录事参军这样的低级官吏，进士第一名才能做到通判，可见任用士人的严格。选拔士人的时候宽松，就不会遗漏人才；任用士人的时候严格，就能够减少侥幸得官居的情形。”
“但今天的情形却不相同。用来考察士人的，只有科举这一条途径，即使是古代那些豪杰人士，如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董仲舒、扬雄等复生，除了科举也没有别的进升途径，可算得是严格极了。一旦得到了功名，成绩好的可以成为文学侍从之臣，跟随皇帝左右，差一点的也可以分发到州县任职，就是参加会试落第而被地方推荐进入国子监的人，即使终身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也会任命一个官职，作用士人又是这么的宽松。选拔的时候太严格，就会导致许多杰出的人才被埋没于民间，终生不得进取；任用的时候太宽松，又会导致在位的官员有很多不能称职。”
一些低级的庸俗士人，只是看到明朝二百年来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也有一些建功立业的，操守气节的，就认为科举考试的制度已经很完美了，不必再有改变。殊不知既然科举考试笼络了这数千百万的人，自然其中也会有能够建功立业的，保持气节的人，这样说来，其实是那些建功立业，保持气节的人士得到了科举的认可，并非是科举制度培养了这些人。如果让士人抽签来选拔人才，持续数百年的话，抽签选出的人中也会有建功立业的，难道说是抽签制度是最好的选拔人才的制度吗？说到底，明代的人才跟汉代和唐代相比还差得很远，白白地让平庸愚妄的人充斥整个天下，这不是天下没有人才，而是选拔人才的制度出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