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读者需要怎样的历史知识？（天崩学院游戏）

introduction

一位曾在华东师范大学求学的编辑，有了一个为同校历史系已故的谢天佑教授整理遗著的机会。今天的读者或出版人，也许对“谢天佑”的名字感到陌生，然而他的作品曾在上世纪80年代引发过一阵热议。

“盛世”与“风雅生活”是真实的古代吗？这个时代的读者需要怎样的历史知识？学院派史学与大众史学究竟如何调和？

这位骤然离世的大家学者留下了未完成的遗稿，而出版谢天佑先生的遗作，又使得这些

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字呈现在当代读者面前。

今天“编辑说”邀请到了《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的编辑刘隆进，请他来谈谈这本书所启发的历史反思，以及他与谢天佑教授的奇妙缘分。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值班编辑刘隆进。

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近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品牌推了一本重磅新书——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已故谢天佑教授的遗著《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这是一本“大家小书”，字里行间，轻描淡写，既有扎实的学问基础，也有深刻地历史反思。

01 出版缘起

2019年5月，我联系孙竞昊教授，试图集结出版其明清江南史的相关研究和济宁城市社会史的专著。在与竞昊师的沟通交流过程中，他问我是否可以出版一部“文存”性质的谢天佑先生的遗作。

今天的读者或出版人，也许对“谢天佑”的名字感到陌生，但在20世纪80年代，谢先生的诸多文章曾引发热议，不仅受到“处江湖之远”的读者的关注，而且引起了“居庙堂之高”者的重视。我在给竞昊师的回信中表示，我有意推动《谢天佑学术文存》的出版，同时希望修订再版谢先生的《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和《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这便是最终确定的《谢天佑著作集》三种。

青年时期的谢天佑先生

谢天佑（1932—1988），湖北黄梅人，1952年进入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通史研究班深造，1957年留校，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尤其关注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和古代臣民心态史，其背后则是对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审视和对制度的批判反思。谢先生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江南地区史研究室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曾兼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中国农民战争简史》等。

爱在华师，因缘巧合。谢先生求学的华中师大、华东师大，同样是我本硕阶段的母校。出版的专业之外，于此更增添了温情与敬意。说来惭愧，在华东师大求学的三年，我对谢先生并不了解，印象中，只是在历史系二楼走廊墙壁上悬挂的系里前辈学人介绍中粗略地了解过。历史系的老先生们，吕思勉、吴泽、戴家祥、陈旭麓等，其著作大都已整理出版。鉴于此，在与竞昊师的沟通过程中，我的整体设想就是整理出版《谢天佑著作集》。谢先生作为系里的前辈大家，在处于学术研究巅峰期和高产期的时候，突然离世，《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就是一部未完成的遗稿，这是学界的莫大遗憾和损失。今天，我们整理出版《谢天佑著作集》三种，也是希望这些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字能够呈现在当代读者的面前，给读者带来旧学新知和历史反思。

02 史笔千斤重

1979年，谢先生发表《胡广的中庸与李固的鲠直》一文，对东汉中后期大官僚胡广和名士李固对执政者专权跋扈的不同态度进行了比较。李固被诬陷，但他相信历史自有公断，这也让谢先生感到“史笔千斤重，不做良史，羞煞人！”同样，谢先生用千斤重的史笔，为我们提供了发人深省的古代历史的另一面。这也是《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的价值所在。

谢先生研究臣民心理，目的是批判古代专制主义，是要涤荡专制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污垢。谢先生认为：“专制主义统治影响着中国国民心理，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是不可少的。”

1986年7月26日的《解放日报·新论》刊发了谢先生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这篇文章从讲假话、讲违心话，这一臣民心理表现的侧面出发，揭示了古代专制统治对人们心理的影响，揭示了社会制度与不良风气的关系，揭示了消除这种不良风气的关键所在。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发表后，不少刊物都加以转载。其中，1986年9月30日《理论动态》（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第666期全文转载了谢先生的这篇文章，并加编者按语：

肃清封建主义遗毒，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封建主义，我们刊载此文的目的，就是使读者获得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理论动态》编辑部在给谢先生的信中还说：

史学文章引起党政部门和干部的重视，目前还不多见，而你的大作即为一例。向你祝贺！

《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一书，收录的都是这类读史札记式的短文，谢先生用千斤重的史笔，谈论古代的历史，读来不禁让人深思、反思。本书的正文，如今呈现的只有十节。1988年4月24日晚，在准备写作第十一节《为之献身的愚忠》时，谢先生突发中风，后在26日凌晨与世长辞。而谢先生的书桌上，仍放着写作《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的书稿和稿纸。

谢天佑先生与夫人陈翠姬（1984年）

1990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谢先生这部未完成的遗作，纳入“历史反思丛书”。陈旭麓先生在序言中写道：“这本《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虽写才及半，已成篇章也未能经作者本人最后修订，但其思绪与锋芒真实地表达了作者的胸怀。”陈先生还特别指出：“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过去，而历史每走一步又都是从现实中来，百年、千年、万年的历史莫不是现实的层垒，纵然逝去已久的历史也还会与现实发生某种联系，返祖与回归是常见的现象。”因此，本书的全新推出，希望能够为当代的读者带来反思和收获，让人们感受“史笔”的“千斤重量”。

03 读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犹是去年人

陈寅恪先生有诗云：“读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犹是去年人。”史家的格局与见识、诗人的敏感与敏锐、知识分子的操守与初心，于此展露无遗。以史为鉴，是中国史学传统的重要一面。显然，谢先生《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便是这样的一部著作，知人论世，批判反思。我们不禁要问，新时代的我们需要一种怎样的历史知识？

放眼当前的出版界，各种戏说历史、通俗论史的图书层出不穷，而且广受读者的欢迎与追捧。在此大环境之下，古代的“盛世”被无限放大，古人的“风雅生活”被有选择性地刻意描画，成为现代人的另一种“想象”。在社会史、（新）文化史兴盛的浪潮下，去“政治史”成为一种标榜，以致许多大众化的历史读物，呈现的大多是碎片化甚至片面化的历史知识。相较之下，历史学学术研究大多仍固守在学院的象牙塔中，离普通读者太远。学院派史学与大众史学如何调和？这是学术界和出版界需要共同思考和努力的方向，即我们需要为时代、为读者提供怎样的历史知识？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因此，学术界、文化界、出版界在古代优秀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挖掘传播方面，要肩负重要的责任和义务。与此同时，对于传统中的糟粕，也需要进行强力的批判和反思，这是史学研究和文化普及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