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存的南城墙中段
残存的西城墙一段
在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大河家镇的黄河南岸边，遗留有四座不同时代的古城遗址，其中以康吊村附近的河关城历史最为悠久，是我州境内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汉代土城遗址。2019年8月27日，笔者乘调查河州二十四关之一的积石关的工作便利条件，深入大河家镇，对历史上的河关县县治河关城进行了实地考查。
一、西汉与西羌的战事风云
在我国历史上，西汉是一个非常强盛的王朝，曾经把雄视蒙古高原的匈奴驱赶到荒漠之处，收复了西域的疆土，征服了周边的少数民族，平定了南方的战乱。汉朝虽是当时最为强大的国家，但也有敌对势力的存在，西羌便是除匈奴之外汉朝的又一大劲敌。
西羌是我国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他们以部落为单位，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在商周之前，现在的青海和四川西北部、新疆的南部及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和西藏一带，曾经都是西羌的生产生活区域。秦穆公时代，伴随着秦国的逐步强大，更加注重向外军事扩张。这样，西羌人就只好不断向西迁移，有的迁移到“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之地，即现在西藏自治区的羌塘草原地区一带。这些“发羌、唐羌”的西羌人，后来就演变成为了“土蕃人”和现今的藏族人了。
另外，相当一部分西羌人向西南地区迁移，成为居住在现今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部的“武都羌、白马羌、广汉羌”。这些西羌人，一部分后来演变成为藏族人，一部分则在四川山区保存了下来，成为现代羌族人。还有一部分西羌人翻越天山，来到现在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他们可能就是西汉时期的丁零人和康居人的祖先。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向西方迁移，成为了包括土蕃人在内的许多西南夷各部族。其中有一支，滞留在了现在青海和甘肃一带，这支西羌人的后裔，就是后来与赵充国作战的西羌人，因其居住地处于西北，史书上称其为西羌。
受生产、生活环境影响，西羌人天性勇敢、体格强壮，并且喜好战争，甚至以病死为耻，以战死为荣，在其聚居地以北，便是匈奴人控制的辽阔的蒙古草原。由于西羌和匈奴都是游牧民族，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有很多共同点，同时又面临着共同的敌人——一个强大的西汉，他们一拍即合，很快结成盟友，对西汉的北部和西北边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兵击败盘踞河西的匈奴，开辟了一条狭长的通道，史称“河西走廊”。西汉王朝在这条“走廊”上分别设立了武威、酒泉郡，并挥师进入湟水流域，在今甘肃省永登县境内设置令居寨，以防御羌人入侵。为了更进一步打击匈奴和羌族势力，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汉武帝又派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兵征讨匈奴和河湟羌人，先后设置了张掖郡和敦煌郡，将羌人驱赶出水草丰茂的河湟地区。将羌人全部移居湟水南岸的干旱贫瘠之地，以防止其做大做强的同时，汉朝政府还在羌人中派驻长官护羌校尉进行管理，并修筑军事设施，驻扎军队，时刻关注羌人的动静。
此外，西汉王朝还时不时给羌人制造矛盾，使羌族内部如同一盘散沙，无法一致对外。西羌失去了根据地，加上受西汉官吏的压榨，自己又是窝里斗，西羌人的生活每况愈下，根本无暇造反。在此之后的四十多年中，汉朝与西羌之间再也没有发生战争。
汉宣帝即位之后，朝廷派出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巡查西羌聚居地。义渠安国到达西羌后，在专门为他举办的招待宴会上，西羌中一个名叫“先零”的部落首领提出希望朝廷同意他们渡过湟水，到水草丰茂的北岸游牧的请求。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的问题，意味着西羌人将重返故土，并能迅速强大起来。估计是义渠安国并不清楚西羌人这个请求的严重后果，他竟爽快地答应了先零羌首领的这一请求，并表示会将此事上书朝廷，征求皇帝的同意。大错就此铸成。就在义渠安国将羌人请求开放湟水北岸的消息刚刚传到京城的时候，有一个人立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敏锐地察觉到这将是羌人反叛的前兆，此人便是后将军赵充国。
赵充国是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西南）人，曾在令居居住过，所以明晓西羌的情况。出于对国家的责任感，他毅然上书汉宣帝刘询，严辞弹劾义渠安国“奉使不敬”，并建议朝廷整军备战，囤积粮食二百万斛，以待不测之事。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就在朝廷上下都在为此事议论纷纷时，早已按捺不住的西羌在没有得到汉朝准许的情况下强行渡过湟水，并扬言这是使者义渠安国的承诺。湟水北岸的汉朝官员完全无法阻止这一行动。而渡河之后羌人的行为则明白无疑地告诉汉朝，反叛只是时间问题了。
元康三年（公元前63），首先挑起事端的先零部落与其他羌族部落之间成功达成谅解协议，并且彼此交换人质，宣布结盟，准备举兵反汉。得到消息的汉宣帝立即意识到大事不好，于是他想起之前赵充国的上书，便叫来这位赵老将军询问意见。
赵充国回答道：“依臣之见，羌人之所以容易对付，是因为他们不够团结，每个部落之间互不信任，彼此结怨，无法形成合力。几十年前西羌就曾反叛，起兵之前他们也曾解仇盟誓，后来叛军甚至一度打到令居城，我军与其激战数年才将其击溃。后来，匈奴又曾企图联合羌人一起出击张掖、酒泉，并许诺将两地交与羌人居住，由此可见羌人与匈奴的勾结由来已久。如今匈奴人在西面被乌孙国击败，遭遇重创，又害怕东方的乌桓偷袭，所以我认为此次西羌事件与匈奴人一定有着莫大的关系，臣估计此时匈奴人的使者已经到达羌中，与先零部落联合，而且他们一定会纠集更多的部落共同起兵反叛，臣希望我汉朝能严加戒备。”
赵充国不愧为汉朝名将，对前方情况的把握已经到了烂熟于心的地步，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不幸被其言中。几个月后，先零部落首领狼何果然派出使者到匈奴借兵，准备伺机进攻敦煌郡以及汉朝属国鄯善（原名楼兰，今新疆若羌），切断西域与汉朝内地的联系。此时，赵充国再次上书：“陛下，狼何不可能单独想出这种策略，其后必有匈奴人帮助。而且当今羌族各个部落中，先零已经与罕、幵两个羌族部落结盟，等到秋天兵强马壮之时必然生变。当务之急是应该火速派出官员，前往边境要塞，加固防御工事，并想尽办法从中挑拨，以打破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听了赵充国的分析，朝廷急了。于是他们想到了当年惹起这次事端的义渠安国，在丞相府与御史大夫府的联名推荐下，义渠安国奉命前去处理羌人准备反叛的事宜。
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义渠安国抵达羌中，着手善后工作。他到羌地后，采用诱骗的手段召集先零羌部落的40余位头领。在酒桌上，义渠安国严厉训斥了这帮背后耍花招的羌人头领，当场逮捕数人，将他们拉出去砍头示众，以儆效尤，并纵兵*死无辜羌人一千余人。义渠安国的残暴无道行为捅了一个天大的篓子，立即就逼反了西羌各部落，原本松散的西羌各部落联合起来进攻汉军。这样，一场战争就无论如何都避免不了了。当时的西北一带战云密布，一场异常险恶和可能发生历史倒退的战争正等待着西汉王朝。
二、赵充国提出屯田守边良策
此后，义渠安国以骑都尉的身份调集周边部队，骑兵合计两千人，在浩亹（今永登县西南河桥镇）迎击羌人叛军。蓄谋已久的西羌军队随即前来决战，痛击汉军。义渠安国大败，损失惨重，仅带领少数部下逃往令居城，上书向朝廷告急。消息传到朝廷，朝廷商议对策，主剿派代表酒泉太守辛武贤奏言：以七月上旬发河西万余骑兵，带足30日口粮，从张掖、酒泉两路合兵，合击罕、幵羌于鲜水上（今青海湖地区），虽不能*尽羌人，也能夺其畜产，冬天再大举进击，羌人联盟必然崩溃。他的主张得到了朝中大臣的普遍赞同。
而赵充国则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他向宣帝大胆提出：这次羌人发动叛乱，主要是先零羌带头挑事，而罕、幵诸羌属于胁从参加；这次用兵若首先镇压罕、幵诸羌，则是不分善恶，乱*无辜；故应该镇压先零羌，对罕、幵诸羌实行安抚政策，对已归降的羌人应赦其罪，选择懂羌人习俗的优良官员，亲睦安抚，这才是“全师、保胜、安边”的良策。
随后，西汉王朝决定派兵镇压西羌叛乱。汉宣帝问满朝文武，谁可担当平定边关的大任，七十多岁的老将军赵充国毛遂自荐。考虑到赵充国年纪太大，西羌之地又是高原寒冷之地，汉宣帝意欲选拔其他将军出征。赵充国认为，这次西羌战役责任重大，是保卫西汉王朝上百年来扩张成果的重大军事行动，希望自己亲自出征此战。于是，赵充国被任命为平叛将领，带领重兵进入湟水一带前线（即现在的青海省西宁市一带）。
赵充国首先派遣许多小分队深入敌后了解情况，在获取西羌人的情报之后，他坚守自己阵地而不主动攻击敌方。即使捕捉到西羌人小股出击部队，他也不将其关押，而是晓以大义之后放他们回去。放回去的西羌人到处传播赵充国仁义之师的威名，西羌人联盟开始出现了瓦解动摇倾向。
赵充国这边没动静，远在长安的朝廷却着急了。这时候，武威、张掖、酒泉三地太守已经集结六万余人重兵囤积河西走廊一带，军费开支日巨，国家负担沉重，文武大臣们都说赵充国浪费朝廷财政，指责其不主动出击。因担心久战不决会导致部队粮食不足和寒冷季节来临导致部队无法作战，酒泉太守辛武贤请求皇帝让他率领重兵从祁连山一带向西南合击西羌人，并夺取西羌人的牛羊马和妻子儿女，沉重打击西羌人的有生力量。汉宣帝也写信斥责赵充国有畏战情绪，责问他为何不趁水草茂盛的七月出战却要拖到冬天让将士冒着严寒去作战，为何不考虑国家的负担。
于是，宣帝正式下达了七月二十三日出兵的作战令，命赵充国急装率军，由东向西进发，与酒泉、张掖、武威等郡的官兵对羌人形成两路夹攻，不得迟疑。但赵充国不怕皇帝责问，也不执行宣帝的出兵命令，回信申辩说：我带兵在外，外面的事，当然听我的；用兵不能太急，待对方松懈时，突然袭击才是上策。汉宣帝看了赵充国的回信后，便不再过多干扰。
果然，等对方以为汉军无所作为的时候，赵充国忽然袭击先零羌部落，将先零羌赶过湟水，并且在进兵过程中下令不得损坏罕、幵羌等羌族的牧地和财物，不得滥*无辜。罕、幵羌部落首领很感激赵充国的这一义举，表示愿意和解归顺。朝廷得到捷报，十分高兴，汉宣帝催促赵充国继续进兵，乘胜追击。但这时的赵充国却不主张进兵，反而建议骑兵在边关屯田，长期设防。
赵充国的儿子赵卬很担心地劝他说：你还是听从朝廷的命令吧，否则真担心您性命不保。赵充国却我行我素，向朝廷上书屯田的主张，提出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湟中地形有利于汉军，羌人却在风寒之处，最多支持到明年春天，羌人就会全军败亡；指出从临羌（今青海省湟源县境）至浩门（今甘肃省永登河桥一带），羌人故田与公田未开垦者有2000顷以上，罢骑屯田，益积蓄，省大费，羌人则不击自溃。其屯田主张遭到大多数朝臣的责难和非议，但赵充国再次上奏屯田策，提出屯田有十二便，出兵则失十二利，罢骑留万人屯田，此坐肢解羌虏之具也，兵决可期月而望。
宣帝最终批准了赵充国的屯田计划，汉军撤走了骑兵，独留万名步兵屯田。赵充国率部一面驻守，一面垦荒耕种，在湟水两岸开垦了大量荒地，并整修交通，复修驿站桥梁，将内地先进的生产方式和耕作技术传播到边疆，促进了边疆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逃居在外的羌人看到汉军作长期打算，没有机会再来夺取湟中，便不断前来投诚，赵充国又得降5000余人。若零、离留等斩先零首领犹非、杨玉首级，率西羌4000人降汉。赵充国见羌乱已定，遂上《请罢屯兵奏》，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五月振旅而还。
西羌地区问题的解决，不但彻底断绝了匈奴与西羌人的联合意图，也确保了西汉王朝在西域的政治统治顺利实行，又为新疆地区纳入中国版图奠定了基础。同时，赵充国对西羌问题的处理，使得西羌人不断融汇于汉人之中，即使那些迁移西南地区的人，比如后来的藏族和西南地区的其他许多少数民族，他们都与中央政府保持着良好关系，这也是西羌人后裔的西藏地区能够最终成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年，西汉王朝为了进一步巩固赵充国平羌的成果，加强对羌地的统治，防止羌人再次叛乱，先后在河湟地区新置了河关、允街县（县治在今甘肃省永登县红城镇河西的古城湾）、安夷县（县治在今青海省平安县平安镇）、临羌县（县治约在今青海省湟源县南古城一带）、破羌县（县治在今青海省乐都县东），白石县（县治在今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加乡八角城），浩门县（县治在甘肃永登县连城附近）七县，由凉州金城郡（郡址在允吾县）管辖。这样，金城郡最后达到了《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辖十三县”，西汉进一步加强了对河湟地区的统治。作为当时设立的河关县的县治，河关城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修筑的。
三、河关城的修筑情况
河关城位于今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康吊村长一里自然村东北侧，是我州境内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汉代土城遗址。
河关城修筑于居高临下的黄河南岸山顶上，高出黄河河床100多米。城址所处地势为西南—东北向的山梁，东、北两侧探入黄河河道旁，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东、南两面环山，西、北面临河，南侧为与山势方向相同的一条大型冲沟（当地称康吊沟）。在长期水流作用下，河关城所处山顶的东、南、北侧形成断崖，只有西端为平地。整个台地形如长拳探向河谷，使得城内地势整体上西南高东北低，靠近西部地势相对平缓，往东、南、北方向坡度变陡。
河关城城郭主要依靠自然山险修筑而成，以山顶平坦台地为城址，台地断崖或陡坡之处为城郭边缘，城墙高度因地制宜，有高有低，其修筑方法是将陡坡处削成陡崖，其上人工高筑墙体。这样做，一是极大地节约了修筑城池的人力成本，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是充分利用了山顶的陡坡断崖自然地势，形成了内高外低、居高临下的易守难攻之势，极大地增强了河关城的防御能力。该城还合理利用了北侧的两道自然冲沟，北墙冲沟的存在虽然限制了该段城墙的直线相接，却成为城内地上积水和山体潜水层渗水排出古城的主要通道。
由于河关城是依照山顶台塬地势修筑的，使得整个城址呈不规则的长舌状，长600多米，宽100多米，占地面积约6000平方米。城墙基宽6米，顶宽4米，城内墙高3—5米不等，外墙高12—15米不等。城门修筑于东北城墙正中，出城门有一条便道通往山下的黄河边。在城墙东北、东南两角处修筑有向外突出的长20米、宽10米的角墩。墙体为板筑法筑成，夯土层厚10厘米。
四、河关城的重要职能
秦汉时期的边陲小县所管辖的地方不过是县城周围数十里的地区，估计当时河关县管辖的人口也超不过万人，远远不能同后世真正意义上的县相比。河关城作为汉代边陲河关县的县城，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县城还有很大差距。
河关城地处羌地，其修筑在当时肯定是将战略需要列入首位，作为汉代开疆拓土的桥头堡，其重要职能是作为一处防御羌人叛乱的军事据点。范晔的《后汉书·西羌传》载“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汉代河关城的选址处于控制羌中道之咽喉地带，这里黄河切穿小积石山，形成了迂回曲折的积石峡，沿着积石峡谷南岸溯流而上，自古以来是通往羌中的要道。（羌中道，古道路名，西汉时张骞首次发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始经营，宣帝时赵充国征西羌，经营河湟地区，羌中道畅通，此道贯穿青海东西，并与丝绸之路南道成丁字形相通，因古代在西羌居地所开道路，故称羌中道）。
自汉代至清初，由河州至青海循化皆由羌中道。今有临夏—循化公路从城址北侧的山脚下经过，通往青海省循化、贵德、西宁等地，并经祁连山出扁都口在甘肃张掖与丝绸之路相接。西汉王朝对西羌采取的是攻势防御，因此控制交通线上的节点就有特别意义——堵住一条交通要道便可大大降低西羌进犯效率，节约己方防御成本。在此筑城，既可以控制西羌通往内地的道路，同时又可以为西汉进攻羌中提供军需粮草。惟有如此，才能进退自如，可攻可守。
同时，河关城也是一把控制黄河渡口的铁锁。从其河关这一名称上来看，河关城还兼有渡口关隘的职能。《汉书·地理志》曰：“河关，积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东北入塞内”。《水经注》载：河水“又东过陇西河关县北”。郦注云：“汉宣帝神爵二年置河关县，盖取河之关塞也”。河关城北侧的黄河南岸，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便是通往西域的重要渡口，临津渡是丝绸之路上最早、最繁忙的渡口之一，自古以来是从甘肃进入青海、西藏和河西走廊的黄河关津渡口。
据考古调查发现，在古渡口两岸的积石山县境内和青海省民和县、乐都县等地，早在五千年前就有马家窑文化的原始先民居住。几千年来，人们为方便生活、生产的需要，就在此处的黄河上开辟了渡口。为保护这一重要渡口，晋永宁中在渡口北岸（今青海民和县）建有白土城，前凉张轨在河南岸置临津县，在渡口旁筑临津城，驻兵把守。隋代因临津地处隋朝与吐谷浑交界的前沿地区，在这里建有临津关，设置了管理出入关津的关官。明代官府在该渡口设官船两只，水手20名，摆渡行人。清初改为民渡。民国时期除有民船一只摆渡外，还有皮筏过渡。从这里渡过黄河后，北面取道今青海民和可达河西，经过西宁，可分别通往青藏高原和河西，直至西域；越南山达今临夏州和临洮及关中地区。
五、河关城的衰落与废弃
河关城自汉代神爵二年（公元前60）修筑以来，一直作为河关县治，先后经历了东汉、三国、西晋等多个时期。到了十六国时期，随着河关县的撤销而遭到废弃。据《晋书·吕光载记》，东晋隆安元年(公元397年)，后凉吕光攻西秦，“光弟天水公延以枹罕之众攻临洮，武始、河关，皆克之”。
唐代设积石军，河关城为积石军驻兵治所。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公元1182年)，升积石军为积石州，又以昔日的河关城为州治。到了明代，建立了从河州通往青海的驿道，在大河家设立长宁驿，驿站设置于河关城内，是从河州经银川驿，西出循化通往青海的第二站。昔日的河关城又成为长宁驿站所在地，同时城内还驻有按察司、布政司分所。明嘉靖本《河州志》载：“长宁驿在州西百二十里，旧积石堡内，察院、布按二司各一所。嘉靖庚申知州刘卓督令驿丞孙九思重修。”该驿站是河州境内驿站中规模较大的驿站之一。
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因河州通往青海的驿站改道经达力加山，昔日繁华的长宁驿站被撤销。随着长宁驿的撤销，这座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古城繁华散尽，完全遭到了废弃，此后逐渐被人们所遗忘。
多年来，当地村民在生产活动中，于古城内不时发现一些五铢钱、箭头，并出土了石斧、石火盆、汉瓦等文物。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历次的文物调查中，发现古城内地面散布有大量具有汉代风格的绳纹灰陶片等生活器皿残片，以及布纹板瓦和筒瓦等建筑构件残片。同时，在城址内地面和城墙上还发现有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器物碎片，残片的纹饰为黑彩直线纹、折线纹、弧线纹等。此外，还发现有少量的齐家文化的遗物。据此分析，该城址是修筑在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的遗址上。
光阴流转，经过上千年的风吹雨淋和自然灾害以及当地村民平田整地的破坏，如今的河关城已不复当日的风貌，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现西城墙分为南北两段，中间部分已完全倒塌，仅留墙基。东、南、北三面城墙已残缺不全，时断时续，有的仅留基址。西南角墩在当地村民往城内修建水渠中被毁坏，只有东南角的角墩保存相对较好。现古城内被当地村民开辟为耕地，种植有核桃树和玉米等。
来源｜中国临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