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9月22日清晨，北京城外兵荒马乱，圆明园内仓皇逃出一支队伍，其中有位身份特殊的人，他就是后来被称为“苦命天子”的咸丰帝。
就在几天前，英法联军攻破天津大沽炮台，沿北运河一路*向北京，又于京郊的八里桥击溃前来阻击的清军。前方再无遮拦，京城岌岌可危。咸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狩”承德，他是清朝入关后第一位出逃京城的皇帝。
因缘际会，2023年秋冬时节，我有机会先后走访了承德、大沽口、野狐岭。回来整理资料时突发奇想，在地图上把三个地方用直线连接起来，一座城市、两处要塞，形成一个近似等腰三角形，而北京恰好处在底边的中点上。当我继续梳理历史脉络，发现这几个看似毫无关联的地方在时空的旷野中，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武烈河在承德穿城而过。 摄影 张佳
天子北狩
我在仲秋时节乘动车从北京前往承德，一个小时的车程，出发时尚有夏季余热，下车后却已秋风萧瑟，凉意颇浓，塞外气息扑面而来。出租车司机如数家珍地介绍承德的风土人情，言语间颇多自豪，提及木兰围场，他却意兴阑珊，“坝上树叶都落了，天冷，路也不好，这个时候没啥好看的”。
承德以避暑山庄闻名，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离不开燕山。这座横亘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明之间的山脉，在承德绕出一个巨大的“U”形，就像一座巨型大圈椅，背靠莽莽苍苍的群山，两侧山体犹如扶手，将城市围在中间，武烈河在正前方穿城而过，避暑山庄就坐落在“大圈椅”的靠背处，坐北朝南，向阳而立。
两侧“扶手”上还分布着外八庙，共同构成承德避暑山庄建筑群。咸丰的祖上之所以建造这么一个去处，除了名义上的“避暑”，更意在怀柔远人，没想到成为后代的避难所。
咸丰去世时才31岁，逃往承德是在他生命倒数第二个年头，这里也成了他人生最后一站。那么，在山庄的日子里，这位年轻的皇帝会是怎样一种心境？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记录着祖先们的丰功伟业，可到了自己这里竟至一塌糊涂。他虽资质平平，但早年也曾意气风发，苦修儒家经典，恪守“祖宗成法”，为平定叛乱，不惜掏空皇家的小金库（内帑），希望通过励精图治实现中兴，奈何王朝的颓势已不可避免，终其一朝，内忧外患不断，江南的刀兵、海上的硝烟、洋人的蛮横、臣子们的阳奉阴违……他在现实中屡屡受挫，终于心灰意冷，躲在这片山水之间纵情声色，直至去世。
在普陀宗乘之庙御座楼眺望承德。 摄影 张佳
换个视角来看，在历史图谱中，承德还有另一层意义。中国的封建王朝，大凡入主中原后都热衷于修长城，以抵御草原游牧民族的袭扰劫掠。但满清是个例外，他们以弓马骑射起家，早期就屡屡撞开长城进入关内，并最终夺取天下，因此当然知道，这道墙根本挡不住来自北方的威胁，不过是图个心理安慰罢了。
我曾去过金山岭长城，它因由戚继光主持修建而著名，号称明长城中“构筑最复杂、楼台最密集”的一段。完备的城防加上骁勇善战的戚家军，让蒙古骑兵不敢再轻易犯边，“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对戚将军来说，修长城实属无奈之举，他和他的戚家军以善于进攻著称，这在扫灭倭寇的战斗中得到证实。但北方的局势或者说朝廷的实力无法支持他主动出击，因此只能采取折衷办法。他去世不久，戚家军奉调出关，在与满洲旷日持久的争战中消耗殆尽，再坚固的长城也无人防守了。
“长城有险休重设，至治从来守四邻”，康熙总结前人得失，选择修建另一种形式的“长城”。1681年，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北巡期间决定在喀喇沁、敖汉、翁牛特诸旗设皇家狩猎牧场，即木兰围场，在承德市正北方约180公里处。
这是一个绝佳的练兵场，北缘是阴山余脉，南缘是燕山余脉，中间分布着草原和丘陵，正适合游牧骑兵纵横驰骋，康、乾两朝，皇帝曾多次到此秋狝。但所谓秋狝，除了狩猎，更像是一场大规模的沙场点兵，参加者除了皇室贵胄、王公大臣，主要是驻防京畿的八旗劲旅，有时全国各地的驻军也会派代表到场观摩，人数达万人以上。这么庞大的队伍，吃喝拉撒都是问题，于是在沿途修建行宫，这便有了承德避暑山庄。
除了练兵，秋狝还有震慑北方草原诸部落的意图，毕竟，前明的教训就摆在眼前——先是被蒙古袭扰，边患不断，后又长期苦于满洲，最终被拖垮。康熙的策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据史料记载，他每年秋狝，都要在行宫接见蒙古王公贵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首领，并带他们随行观看规模庞大的“狩猎”。恩威并施之下，北方草原大体保持了稳定。
而如果将视线拉长，康熙帝决定设木兰围场也许跟另一个地方有关，那就是野狐岭。
风雪野狐岭
野狐岭在承德西南方向三百多公里处，隶属张家口。我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抵达，夜宿市区，翌日清晨雪霁天晴，乘车去往野狐岭。
途中经过明万全右卫城遗址，它是明代长城防御体系上的重要支点，被称为“京西第一卫”，瓦剌寇边、土木堡之变，就发生在这一带，连皇帝朱祁镇都被人捉了去，似乎再次证明长城的作用有限。
明万全右卫城遗址 摄影 张佳
沿燕山山脉靠近华北平原一侧，分布着众多“口”：喜峰口、古北口、*虎口……张家口是其中之一。所谓“口”，其实是连通游牧区与农耕区、位置险要的关隘，长城恰好将这些关隘串起来，人们用“口里”“口外”区分长城内外。从万全右卫城再往前，就到了“口外”，进入蒙古高原南缘。风势陡增，硬如刀锋，裹挟着积雪弥漫前路，竟然有西北“白毛风”的架势。
跟木兰围场一样，野狐岭同样被当地人称作“坝上”。“坝上气温要比市区低四五度……他们都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早上就开始喝酒了。”在出租车司机的描述中，四十多公里的距离，气候与风俗差异颇大，酒亦成为民风彪悍的重要标志。
野狐岭和木兰围场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它们都处于从草原向农耕过渡的地带。蒙古高原到这里后遇到燕山，几乎戛然而止，天苍地茫的草原变成错落耸立的山峰。从野狐岭向南，燕山与太行恰好错开一个缺口，再往前就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草原铁骑一旦越过这个缺口，可以俯冲而下，直取华北、中原、江南……
它与满族的渊源比康熙决定设木兰围场早470多年，那时的满族还被叫做女真。1211年8月，成吉思汗率领10万蒙古铁骑与40万金朝精锐部队在此激战，这是一场决定国运、最终影响世界历史走向之战。此战之后，蒙古铁骑冲出草原，一支向前攻灭金与南宋，另一支右转向西横扫中亚、欧洲，还带去了“黑死病”，也被欧洲人恐惧地称为“上帝之鞭”。今日中亚与东欧的地缘格局，仍有蒙古时期的影子。
史料对这场战役记载寥寥，但我们不难想象其惨烈程度，要知道，这是当时两大最强悍游牧民族（此时女真入关尚不足百年）之间的对决。蒙古一方自不必说，蒙古高原上的常年征伐淬炼出令人恐怖的战斗力，并且战将如云。金国则是由完颜承裕等少壮派将领率领的精锐之师，不过，他们的作战经验大都是在与南宋的战争中积累起来的，即便人数绝对占优，在面对来自北方的虎狼之师时仍信心不足——虽然他们的祖先也曾彪悍如斯。
蒙古人很快洞悉了金军的破绽，“马足轻动，不足畏也”，于是率先攻占了野狐岭北山口獾儿嘴，拉开战役序幕。双方从清晨激战至日暮，战局陷入胶着，这时决定整场战役胜负的关键人物登场了，蒙古悍将木华黎“率敢死士，策马横戈，大呼陷阵”，金军阵脚开始松动。
与此同时，另一支蒙古军队迂回至金军身后冲*。前后夹击之下，金军瞬间崩溃，于是，原本应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变成单方面屠*，在蒙古铁骑的追*下，金军“死者蔽野塞川”“僵尸百里”……直到十年后的1221年，丘处机率弟子途经野狐岭时，仍看到皑皑白骨遍布山野。
对于蒙古的威胁，金人多年前就有所察觉，因此在西北边界筑界壕、蓄精兵，苦心经营，如今毁于一旦，既失地利，最精锐的部队也损失殆尽，几乎再难组织与蒙古的*。因此有史学家评价：金之亡，决于是役。
一位放羊老人在野狐岭要塞前走过。 摄影 张佳
原本跟司机师傅说好去野狐岭古战场，但昨晚大雪阻断了前路，只能半途而废。向北登上一处高地，朔风瞬间刺透身体，大地风雪弥漫，千里不见人迹，只有一排排风力发电机兀自周而复始地转动。
我的思绪如这漫天风雪，想到女真以善骑射著称，一度是中原王朝的噩梦，在靖康之难中对北宋百般凌辱。只不过，曾经骁勇无比的女真骑兵在进入中原后快速腐化，不习弓矢，结果时不过百年，角色就发生了互换。野狐岭之战后，金的北部边疆再无宁日，中都（今北京）失守，无奈迁都南京（今开封），直至城破国灭，一场浩劫在所难免。
“金”之女真与后来“清”之女真本系一脉，关于这段历史，博学多识的康熙不可能不知道。他在平定三藩叛乱时，目睹八旗将士腐化堕落、不堪大用，与叛军对垒几乎不堪一击，会不会警惕地想到数百年前祖先们的表现？那么，决定设立木兰围场用以练兵就更加顺理成章了。
我这样想着，风雪越来越烈，几乎将人冻僵。我们决定折返去野狐岭要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特殊国际局势下，曾在这里修筑工事拱卫首都。时过境迁，要塞今天开放为景区。不过被工作人员告知冬季闭馆，只能打道回府。
野狐岭要塞一角 摄影 张佳
离开时朔风依旧，冰天雪地中，一位老人赶着牛羊，从“野狐岭要塞”标识牌前走过，又消失在山坡下。
来自海上的威胁
从某种意义上说，康熙的“长城”取得了部分成功，纵观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清朝北部边疆的传统边患相对最弱。但世界已发生巨变，大航海时代打通了全球航路，就在统治者们沉浸于过往，并且选择闭关自守的时候，历史的触角已悄悄转到海上，前所未有的危机爆发了。大沽口就是众多爆发点之一。
大沽口被称为“入京咽喉，津门屏障”，海河穿过天津市区后由这里入海，它背后就是天津、北京和华北，战略位置不言而喻。当年，清军曾在海河沿岸修建“威、镇、海、门、高”五座炮台，以防备侵略者入侵，但最终都以失败和屈辱告终。第一次是在1860年，咸丰出逃前不久，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炮台尽毁。李鸿章主政直隶后，对炮台进行整修和扩建，倚为屏障。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再次攻陷大沽炮台，*向北京。
于是我们看到，在咸丰出逃北京四十年后，他的妻子（慈禧太后）带着他的侄子（光绪帝），再次出逃。清廷随后与侵略者签订城下之盟《辛丑条约》，被迫拆除大沽及通往北京沿线的相关炮台。由此造成的恶果是，从此之后，京畿门户洞开，侵略者们可以随时从海上登陆，影响国家的权力中枢。一个王朝的脊梁彻底断了。这似乎也预示着，距离一个轮回的结束不远了。
大沽口遗址博物馆左侧，秦滨高速横跨海河。 摄影 张佳
在大沽“威”字炮台遗址上，现在建起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用以缅怀历史、铭记耻辱。我抵达时正值北风肃*，天色阴沉，炮台遗址上，一位父亲正向孩子讲述那段历史，另一位年轻人脸色肃穆地站在垛口前，一动不动，形如雕塑。
在他面前是一片芦苇丛生的滩涂，正是清军曾与侵略者激战的战场，百年沧桑，海河在不远处依旧流过，不同大小的船只你来我往，百舸争流。炮台左侧也是一片滩涂，枯黄的芦苇在荒野中迎风凌乱，几只锈迹斑斑的大铁罐遗弃其中。硝烟早已散去，时光永久尘封，但那段历史不会被遗忘。
遗址下，两位学生模样的男孩在为清军是否勇敢抗击起了争论，我宁愿相信，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清军将士必定是人人奋勇的。对于这一点，博物馆里的文字介绍给出了中肯评价：临阵不惧，死战不退。
但在悬殊的力量对比面前，一腔孤勇只能沦为更大的牺牲。仅1860年的大沽口之战中，就牺牲了包括两任直隶提督史荣椿、乐善在内的众多高级将领，其余军士更不待言。在八里桥之战中，号称当时第一悍将的僧格林沁孤注一掷，企图用骑兵冲锋的战法破敌，不畏死的勇士们挥着马刀冲锋，最终为前所未见的密集火力击溃。据统计，清军阵亡3000人（一说1000余人），英法联军仅阵亡12人，战损比高达250∶1。其惨状，与六百五十年前野狐岭上的一幕何其相似。
大沽口”威“字炮台遗址 摄影 张佳
屡屡惨败，终于让紫禁城内的天朝大梦有所觉醒，旧日的长城已经崩塌，庙堂之上的有识之士决定师夷长技,中国近代化开始缓慢而艰难地启动，这又催生了后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将目光投向遗址的西南方——穿过滩涂和都市林立的高楼，25公里外的小站镇。就在大沽炮台被拆除五年前，另一个重要人物从那里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这个轮回的终结者。
历史的小站
从大沽炮台遗址到小站约需五十分钟车程。如果只看市容，这是北方城乡接合部再普通不过的小镇，沿街商铺是青砖仿古建筑，“岐口海鲜”的旗子迎风舒展。只有路牌上的街道和地名，提醒着人们这座被称为“近代中国第一镇”那不平凡的过往：前营路、后营路、盛字营村……
考虑到大沽重要的战略位置，清廷在咸丰之后，加大了这里的军事力量存在，先后有淮军精锐盛字军、地方团练津胜营、新编定武军，最著名的当属袁世凯的北洋新军。
1895年甲午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也让迁延数十年之久的“师夷长技”宣告失败。海上长城尽毁，京城亟需新的拱卫力量，“小站练兵”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的。同年12月，袁世凯在小站组建新建陆军。
新建陆军以组织严密、号令严明、装备精良著称，按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除了军事上学习德、日，还要教授测绘、地理、外语等内容，一扫清朝旧式军队的暮气，可谓前所未有，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近代化陆军。清廷也将其依为干城。
伴随着新建陆军实力扩充，袁世凯逐渐走近权力核心，后因其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于是将新建陆军统称北洋军，逐渐形成清末民初时期国内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从这片军营里走出了4位总统、1位临时执政、9位北洋政府总理和34位督军，他们左右和影响中国未来走向长达半个多世纪甚至更长。
昔日的荣光都湮没于岁月，后人在遗址上建成小站练兵园，复原了当时的城池、讲武堂等，讲武堂南门前悬挂着一副袁世凯所题对联：忠臣谋国百折不回，勇士赴敌视死如归。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练兵治军理念。
讽刺的是，他的新建陆军在庚子国难之际并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八国联军经大沽口长驱直入，京城再次陷入浩劫。在小站期间，他先是出卖维新派，直接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光绪被禁瀛台。又过了十多年，正是在他的“逼宫”之下，清帝宣告退位，一个轮回彻底结束。对外敌束手无策，对君主两度背叛，其“忠勇”由此可见一斑。
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多年后，袁氏复辟称帝，遭到举国上下一致声讨，在国人唾骂中死去。北洋群龙无首，从小站出来的一众将领各自立起山头，中国遂陷入互相攻伐的割据时代。在漫长而无意义的混战中，以“新”著称的北洋军逐渐消磨掉锐气，由“新军”而军阀，最终被时代淘汰。
小站练兵园内 摄影 张佳
走出练兵园时，我长舒一口气，仿佛合上一本厚重的书，皇家行宫里的起落浮沉，海上要塞的落日硝烟，还有野狐岭上的朔风万里，一幕幕在眼前飘过。满人以前朝历史为教训，开国之初气象为之一新，但终究没能逃出“历史周期率”，并且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此他们不断缝补，勉强度日，却亲手培养出自己的掘墓人。历史对于他们而言，只不过以另一种形式轮回罢了。
广场上正播放着李叔同作词的《送别》，在这意味悠长的旋律中，那些风云往事逐渐远去，天空云开雾散，阳光洒进大地。
张佳
责编 杨嘉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