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歌地唱——广西当代山歌笔记》 宋安群 著。图片来源 漓江出版社
我是头号山歌迷，痴歌好比恋蜂蜜。歌书当做情书写，两本传情百分一。
——《天籁地声》《天歌地唱》作者宋安群
我们已经习惯从汉字了解中国，从古史典籍、宫殿遗址、圣贤精英、帝王将相去认识中国，但我们很少从一个农民、一个村庄、一个地域的生活习俗、一首口传的诗歌，一件民间艺术品去认识中国。世界很少从民间去认识中国。
——《天歌地唱》插图作者乔晓光
从2017年到2019年，宋安群连续撰写了两本关于广西山歌研究鉴赏的书稿：《天籁地声——广西情歌之旅》《天歌地唱——广西当代山歌笔记》。前者出版后获得了广西文艺创作最高奖铜鼓奖，后者于近日出版面市。
从2000年以来，近20年间，他一直不懈踏访民间歌圩，收集到了506场山歌活动的碟片，从中一首首扒拣，一首首记录整理，做了大量的分析整合工作，而后在漓江出版社的策划、约稿之后，以此为基壤，写出了共60万字的这两部书稿。
我曾经问过他，在没有出版社预约写作、他自己似乎也没有写书念头的情况下，为什么能在山歌田野上执着漫游了将近20年。他笑而不语，我也感到有点匪夷所思。及至编辑了这两本书后，我才明白，他出生之地是山歌之乡宜州，注定了他对山歌无功利诉求的天然亲和。这种亲和，天长日久饱储了天地灵气日月精华，聚合成了一颗热爱山歌的种子。这种子一旦经外界条件催生，不想发芽破土、不想拔地而起长成内含强劲山歌DNA的大树都不行。他这两本书，“循天意而高唱，本地气而抒发”，书名都带“天”“地”二字，正是他“无意插柳柳成荫”的必然。
《天歌地唱——广西当代山歌笔记》。图片来源 漓江出版社
到民间去：看山歌背后深层的文化含义
要深化对于山歌的认识，不能只沉溺在图书馆的纸堆里，仅仅试图通过文献就能了解它，而应该到民间去，到广阔的乡村实际日常生活中去。
广西山歌，也即桂柳方言七言四句头山歌，于2006年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宋安群在《天歌地唱——广西当代山歌笔记》里，聚焦当代，把那些当下已经不唱了的山歌隔出在外，只着眼考察当今还在唱的，也就是活态的山歌。他把它们分成了六类：山歌、人生仪礼山歌、谈情说爱山歌、孽贱戏谑山歌、宣教训导山歌、故事长篇山歌。从这个分类里，你能看出，山歌与乡民村庄里的公共活动、与个体村民的当下生活，都是有联系的。乡民们认可山歌能通神、能与祖先对话的说法。他们一些人接受古人的想象，世界是由一群神威浩荡的神灵来管控的，有的管生育，有的管雨水，有的管谷物的丰歉。由此生发出许多民间信念和习俗，比如，向这些神灵祈祷、给神灵奉献牺牲，祈求它们给乡民以生育、雨水、丰收等。还有些少数民族，比如苗族，在重大节庆里，一定要做“家祭”，美好的食物，要先请祖先享用，自己再吃。他们摆上供品：“鸡鸭够吃酒够筛，供禳香烛燃成排。我用耳朵来听你，风动就知是你来。”试想，白烟袅袅，烛火摇曳，土地神、社神、雷神、水神、山神、灶神、祖先，联袂而来，何其热闹兴奋。这种对祖先的怀念、追忆、馈敬，对天地自然的感恩、敬畏，配之以山歌歌咏，给乡民带来何等的精神振奋、充实和民族自豪。
广西山歌与乡民的生、婚、寿、丧等人生仪礼活动也是紧密相连的。在婴儿的“百日宴席“，歌手们以歌代话，给婴儿送金贵的祷语山歌，主家则给歌手送红包，“红包礼轻人意重，买得广西大半边”。在婚庆活动里，乡民们用山歌闹洞房，唱情唱爱，也唱山歌来训导小夫妻成家后的相处之道。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湖南城步苗家老寨两河口，湖南、广西两省歌手给老人祝寿，以“一支七人铜管乐队，吹奏着宋祖英唱红的《好日子》”开场，再以山歌咏唱孝道。在村庄，这样的喜庆活动，也是村民们社交的重要场合，这时节“全村都动起来了。一张张圆桌面在村里滚动，一批批椅子凳子在村里移动游走，挨家挨户凑集大锅小锅、碗筷、盘碟，厨师厨娘们打灶、架案板，砍剁切削食材，煮饭、蒸菜”，一派热闹景象。宴罢，歌手还唱着山歌回味宴席： “连着吃了三大碗，唱歌打嗝嘴还香。”口腹上的满足与精神上的愉悦，混融在了一起。
在山歌里，最重要的，最有份量的还是情歌。他们逢歌圩必唱情歌，不管是在社区的公共空间还是个体的私人空间。他们对情歌热爱到何种程度？“早上听到太阳落，听得尿胀都不屙“。《天歌地唱——广西当代山歌笔记》收入了将近500行由覃大孚、胡惠兰对唱的离别长歌。这场山歌，既有唐诗中陆龟蒙离别的豪壮，也有民国李叔同离别的悲凉，甚至还有徐志摩别离时的彩虹流霞。这首长歌，是第一次以纸本的形式与读者见面。值得一提的是，覃大孚是一个以歌为生的天才“歌王”，终生未娶，留下了很多精彩的山歌对唱，很可惜，他已经仙逝了。
从以上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日常生活中的广西山歌，既是口传歌谣，还是一个文化物种，承载着地域的生活习俗、道德教化、歌颂生命、歌颂繁衍等多重功能。与其他民间文化的文化物种相类似，广西歌圩的山歌活动，从来都是民间自发组织的，历史上一直处于自然生长的状态，极其坦然地与乡民们相伴共存，给乡民以精神上的安慰，一定程度地成为支撑广西少数民族朝气蓬勃持续奋发的元气。
搭建天梯：与世界文化融通的广西山歌
作为作家，宋安群与别的作者不同，他翻译、创作、出版三栖。他出版过13本书，编过词典，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舞台剧本、民间文学研究，甚至作曲，他均有所涉猎。由此构建的知识储备与学术视野，使他在评鉴广西山歌时，调动的知识储备就比较宽泛，七彩生花，不时警语迭出，将广西山歌里隐藏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一点点地开掘、发现，多侧面地描摩出来，让你看到土俗山歌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联与呼应。比如他直接引用名诗、典籍名句评说广西山歌、唐诗、民国名诗的离别况味各有千秋：“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出自唐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为说明歌手之间的和谐友善相处的基础，将唐杜甫的《徒步归行》的“人生交契无老少，论交何必先同调”点化为”人生交契无老少，论交山歌必同调”。还值得一说的是，宋安群在书中大量运用至今评论界已颇为疏离的“古典文学名著评点”的方法。这一方法，按著名作家李国文的说法，是“领风*于明、清两朝近六百年之久“，是一种目前已“基本失传的中国式文学批评”，是“在西方文学中绝对找不到的纯粹国货”。“一方面，批评家在版面上论短道长，何其生动活跃，叫好赞叹，何其痛快淋漓；另一方面，读者读不出的精彩，他会指出来，作者没有写明的妙处，他会告诉你。”20世纪90年代末，漓江版“古典文学名著评点系列”策划者聂震宁倡导过这个方法。宋安群在他这本书里，赓续与发扬光大了这一传统，把对整场山歌生成逻辑的串讲与评点混融在一起，如是，全书所形成的形貌是，当代山歌与古今文化事象交织融合，读者的思想由此可跳出纸书的二维空间，在文学与艺术的天空上任意驰骋。在编辑图书时，我做过一个有趣的统计，书里直接引用山歌原作1467首，紧随山歌注疏250条，紧随山歌点评212条，引用中国古诗文123处，引用外国文论70处，作者点化引用古诗7处，作者自编山歌10首，独特记述和创见有70多处。这本书，可以说是内储厚重的学术锦囊，内里光影斑斑，让人耳目一新，心中震荡。
在书里，宋安群常常延揽外国学术大腕的文论，提醒我们要对民族文化、对山歌作深度思考。在评点乡民出资筹办公共祭祀活动时，他指出，这种“德业相助的群体精神，就只能出现在乡间，是当今城市所稀缺的。”在慢读、细读孽贱戏谑山歌时，他借用尼采观点提醒我们，“好的阅读必须伴有理论上的反思，带出个人独立思考的判断” 。他还以马克思的“童心说”来说明孽贱戏谑山歌的健康、活跃；引述马林诺夫斯基强调田野考察必须尊重当地的文化观念，必须站在对方的文化立场；推介摩尔根强调自有人类以来无法存在没有道德观念的时期之真知灼见：引介拉波波特强调“文化价值没有绝对标准，真假、美丑、对错，只能以使用这些概念并受其引导的人们所接受的文化标准进行判断”……借着这些域外理论工具所搭建的学术天梯，观察当下，我们愈能看清，贬抑、忽视广西山歌，是没有道理的。应该以“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来审视民间文化。广西山歌主人的主体，是广西各民族的民众。广西山歌无疑是广西乡民自主选择的、最适合承载其简朴的哲学思想、独特审美模式的民间文化载体，是其文化母体的一部分。它养育着这方水土的人，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形塑了乡民的文化性格以及精神特质，呈现了他们在宽松的民族政策下，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同时，它与世界上林林总总的民间文化互相呼应、融通，健美、硬朗，富有独特的风貌、迷人的风采，与世界各地各民族—族群一道，同为人类做出自己的文化贡献。
民歌、剪纸：复活原生的文化叙事形态的尝试
如果说，使用“古典文学名著评点”的方法来评赏山歌，是本书的一大亮点的话，那么，将剪纸引入图书，则是叙事方式的实验性探索。我们知道，主流文化，是有文字与书写传统的，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规范性。而广西山歌则是民间文化里的口传文化，是通过口口相传，在嘴上流动的文化。乡民们以歌代话，来表达他们对信仰、情感、生命、繁衍的理解。山歌在民间是没有文本的，如果说在当代有文本的话，那也仅仅是歌圩对唱的实录，内蕴编创山歌的技术津梁。但在歌圩，歌手也依然要逢人唱人，指物唱物，以技术津梁为树干，开枝散叶，孕育花朵。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考虑图书插图时，希望能寻找一种与山歌血脉相连的，能与山歌进行呼应与唱和的图象。2018年，在某次组稿活动中，偶然认识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乔晓光，也认识了他的剪纸作品。我们惊喜地发现，他的剪纸，与诗经、楚辞、神话、故事等古典文学有关联，内储民间美术的本土精神和强烈的视觉力量.。乔晓光的作品里，还吸纳有不少广西少数民族图像元素，与广西标志性的民族文化符号载体铜鼓、花山岩壁画，有一脉相通的形象气派和灵动而神秘的气质,但整体又是像与不像之间的超然相似，因此，我们感到特别亲切振奋。更为重要的是，广西也有剪纸的传统，它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山歌是相似的，在广西乡民的日常生活中，两者也没有截然分开，在传达思想与情感方面，是同一族群一种思想的两种表达。两者在日常表达里是交织融合的，在某种意义上，两者共同叙事，才是民间叙事的真实面貌。这样的编辑安排，实际上还原了民间的整体文化生态，是对民间原生的文化叙事形态的一种复活。
这样的认识，促使我们坚定了山歌与剪纸并肩叙事的决心。我们将乔晓光的剪纸作品，以解构、点缀、贯串、呼应的手法，铺展、浸润、流动在全书始终，使节奏有起有伏，大小形成张弛，既深有意味地烘托了文字，也使得图书摆脱了广西山歌图书习见的土俗面貌，增强了图书的现代性与诗性魅力。
剪纸的使用还使得图书形成故事中还有故事，且两种叙事的历史文化信息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相互应和的形貌。比如在图书页面自由行走的小鸡，在民间是生殖守护神；蛇的纹样，能让人联系想“蛇盘兔，必定富”民谚。如封套背面的剪纸，是乔晓光专为挪威易卜生剧院现代舞戏剧《寻找娜拉》设计的金属材质的舞台美术作品。作品用剪纸的意象表达隐喻关系以及超现实效果，用红色基调使空间充满母性生命的活力和庄重，用莲花、坐生娃等吉祥花样象征女性的生命繁衍。而歌颂生命，歌颂繁衍，祈愿生活富足美满，同样也是山歌的母题。因此，在书里，无论是山歌故事还是剪纸故事，都是在民间文化这个本土上生长出来的花朵，带着泥土的芬芳，也带着时代的一种热烈的气息。
面向未来：让山歌更像山歌
广西有12个世居民族，历史上形成了共同地域中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作为共同语的多重语制现象。近几十年，夹带广西方言方音的地方普通话“广普” （指广西普通话）渐渐成为全区性沟通广西各民族的通用语言。但广西各民族还是乐于用桂柳方言来唱七言四句头山歌。广西当代山歌的演唱者囊括了汉、壮、 瑶、苗、侗、仫佬、毛难等等民族的歌手，近年一批各族网红歌手的影响越来越广泛，拥趸已遍及广西内外。这进一步印证，广西山歌，具有民族融合、团结的积极功能，这是弥足珍贵的，也是值得倍加珍惜的。
文化的涵化与融合，是历史的趋势。其中，规模小而没有形成太大影响的某种文化，有可能会被逐渐融入较大较有影响的文明中。因此，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人，有时见到有人对广西山歌不屑时，这种经由融合会失掉民族自我的隐忧尤为强烈。在书中，宋安群也指出，“社会上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重视民族文化之伟大意义“，就连“法国著名哲学家保罗•利科，近些年都曾经提醒中国人，要忠于自己民族的起源、忠于自己民族有生命的文化”。分析广西山歌的未来，宋安群认为尚可持乐观态度，因为在民间，歌手虽然以中老年人居多，但也有年轻歌手不断冒涌，新人迭出，比如《小菜花与陶兔龙对歌》这一节中，小菜花蔡志娥，就是20多岁的拔尖的苗族女歌手，男歌手陶叶朝和两个伴唱，也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由此可见广西山歌后继有人。另外，考察创编山歌的能力，年轻歌手们水平也不亚于前辈歌王。书里收录的《十二姓瑶历史歌》《千家峒史》《送夫打工》等，都是艺术已成气候的长篇叙事山歌作品。《千家峒史》包容了创世史诗、迁徙史诗、英雄史诗三者必备的内容特质，叙事极其流畅，语言山歌化、文学化的特色难能可贵，整体结构十分完整，是一部可以彪炳于世的民族史诗。这都实证了广西山歌仍然有澎湃的活力，也例证了广西山歌，扎根本土，深植时代，具有创新转化的劲道。当然，宋安群也认为，“按照人类语言—文化分久必合，语言和文化种类越来越少的历史规律，也许，在遥远的未来，这脉山歌，这些民族—民间文学，随其方言—民族语言有可能将会与其他强势的语言— 文化融合，渐渐消融进历史搅混调和出来的文化鸡尾酒里。即便这样，也是未来我们此地方—民族自己选择、接受的结果。 ”但是，只要民间还有人固守民族文化堡垒，还有人乐此不疲地唱山歌，就“谁也不可能解构、消解、弭息、吞噬其朴实、率真的特性，不可能逼迫它与其他文学形态同质化。”
宋安群的观点，我很认同。这使我想起了本书插图作者中央美术学院乔晓光教授对我启发甚大的一段话。
他说， 文化的对话、交流和融合，不是让你失去自我，而是和谐地交流、友好地交流，结果是你更像你，我更像我，你和我在交流中相互影响，我还发展出新的我，这个我，也还是我，而不是你。一带一路的文明，丝绸之路的文明，包括今天，人类文化在新的一百年的文明融合，其实都意味着，人类文化创造时代的到来。
我愿意看到，广西山歌，在这样的文明交流与融合的时代，能够走出省外，走出国门，在文明交流与互鉴中越发强健地成长。因为我与宋安群老师一样，热爱山歌，也热爱养育我的这片土地，愿意竭尽全力，讲好广西故事，讲好广西山歌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