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罗多德的“米底史”新议

作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王以欣

摘要：希罗多德的“米底故事”一直是史学界复原古代米底历史的基本依据，舍此别无其他完整可靠的书面史料，而且，由于希罗多德提供的某些关键细节同巴比伦编年史相吻合，而被国际史学界长期因袭，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亦复如是。然而，希罗多德的“米底故事”迄今未获得近东考古资料的确切佐证，甚至与之相互抵牾，迫使某些当代近东史家重新思考希罗多德米底史的历史真实性。通过梳理相关学术史，分析伊朗考古实物资料以及亚述、巴比伦和波斯的相关铭文史料，不难发现希罗多德所述米底古史的虚妄性。借助这些近东资料，有可能复原米底早期历史中的某些面相，也有助于分析希罗多德“米底故事”的史料来源及其中的希腊化成分。

打开我国的历史教科书，有关伊朗古国米底（Media）的描述极其简要，基本遵循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5年—约前424年）提供的记载。这也是国际学术界的传统做法，即把希罗多德《历史》（Histories）中有关米底诸王的故事当作信史来转述。这种做法很容易理解，由于古代米底人（Medes）没有留下任何书面历史文献，其历史都是靠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克特西亚斯（Ctesias，公元前5世纪后期生人）和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年—约前354年）转述的。克特西亚斯的记述不足为信，与近代复原的历史常识明显不符；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只述及米底末期且过于小说化，其《万人远征记》（Anabasis）提供的信息过于零散；只有希罗多德提供了米底诸王系统完整的年代和事迹，而且，有关米底王库阿克萨雷斯（Cyaxares）联合新巴比伦王国攻取亚述都城尼尼微（Nineveh）、米底末代君主阿斯杜阿该斯（Astyages）被波斯所灭的细节，均得到新巴比伦帝国编年史的证实，因而，近东史研究者们相信，希罗多德的“米底故事”（Mêdikos Logos）必有其可靠的史料来源，并努力从新发现的考古和铭文资料中寻找蛛丝马迹的证据。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对希罗多德的米底史的质疑开始显现，并在学术界引发热烈的讨论，一直延续至今，对米底史的认识也出现了颠覆性的改变。然而，这些讨论并未在我国史学界引起一丝涟漪，教科书对米底史的陈述依然沿袭旧论。因而，笔者觉得有必要将国际学术新进展介绍给国内，重新认识米底古国的历史。

一、希罗多德的“米底史”

明律规定：“凡妻、妾与人奸通，而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死者，勿论。”希罗多德提供的米底史大致如下：

米底人的六个部落摆脱亚述统治获得自由后，政治上处于无政府状态。一位名叫戴奥凯斯（Deioces）的人乘机联合诸部落，创建统一王国，定都埃克巴塔纳（Ecbatana）。希罗多德描述了戴奥凯斯成为米底“僭主”的传奇。他在混乱无序的米底人中扮演争端仲裁者，赢得同胞信赖，又以无暇料理私事为由拒绝再为民众主持公义。米底人不愿重回无政府状态，就一致推举他为王。戴奥凯斯乘机要求民众为他造宫殿，并提供亲兵卫队保护他。民众准其请求，为其建造埃克巴塔纳城与宫室。戴奥凯斯统治米底53年；后其子普拉欧尔特斯（Phraortes）继位，主政22年，主要业绩是降服波斯人，却在进攻亚述时战败身死，其子库阿克萨雷斯登基。库阿克萨雷斯整顿军队，再次出兵攻打亚述都城尼尼微（希腊人谓之尼诺斯[Ninos]），却因游牧民族斯基泰人（Scythians）入侵而功败垂成，被迫臣服后者28年，最后靠狡计设宴灌醉斯基泰人首领并擒*之，才使米底重获独立；进而攻陷尼尼微，占领除巴比伦城之外的全部亚述领土，前后统治凡40年。其子阿斯杜阿该斯继位，统治凡35年，其国被波斯君主居鲁士二世（Cyrus II，生于公元前590年—前580年间、卒于约公元前529年）所灭。

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中还提到库阿克萨雷斯与小亚细亚吕底亚王国的战争。战争持续5年，双方互有胜负。第六年发生日食，白昼变黑夜，双方遂罢兵言和，并结成儿女亲家。哈里斯河成为两国的国界。按希罗多德的说法，此次日食曾被希腊哲学家，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所预测，今推断发生在公元前585年5月28日。根据希罗多德所提供的年代，戴奥凯斯的登基年代应在公元前700年左右。换言之，早在公元前8世纪末，米底已成为统一的王国，都城在埃克巴塔纳。根据希罗多德提供的米底诸王执政年数及新巴比伦末王那波尼德（Nabonidus，约公元前556年—前539年在位）编年史提供的米底亡国年代加以推断，米底四王的在位年代分别是：戴奥凯斯在位53年（公元前700/699年—前647/646年）、普拉欧尔特斯在位22年（公元前647/646年—前625/624年）、库阿克萨雷斯在位40年（公元前625/624年—前585/584年）、阿斯杜阿该斯在位35年（公元前585/584年—前550/549年）。以上就是希罗多德提供的米底史概况。

二、楔文资料提供的“证据”

希罗多德“米底史”的后半部分至少在两个关键点上得到新巴比伦帝国编年史的佐证：其一是新巴比伦开国君主那波帕拉沙尔（Nabopolassar，约公元前626年—前605年在位）的年代记，记载了巴比伦人与米底人联合进攻亚述的事件；其二是记载新巴比伦帝国末代君主那波尼德时期历史事件的《那波尼德年代记》（Nabonidus Chronicle），其中记载了居鲁士征服米底的历史事件。

根据前者，公元前615年，即那波帕拉沙尔在位第11年，米底人抵达阿拉帕（Arrapha），配合新巴比伦军队与亚述作战。次年，米底人向尼尼微挺近，攻陷亚述的塔尔比苏城（Tarbisu），继而围攻并摧毁亚述城（Ashur）。那波帕拉沙尔的援军在米底人攻陷亚述城后赶到，与米底王乌玛基什塔尔（Umaki tar）会面，缔结盟约。两年后，即公元前612年，两王再次会兵围攻尼尼微，历时3个月陷其城。此后，巴比伦人继续在亚述境内作战，乌玛基什塔尔则率军返国。公元前610年，新巴比伦与米底组成联军，攻陷叙利亚的亚述人据点哈兰，乌玛基什塔尔率军撤回本土，巴比伦人则驻守哈兰，继续作战。在这段记述中，米底人（Ma-da-a-a），亦称“乌曼曼达人”（umman-mānda），首次出现在新巴比伦铭文中，其首领乌玛基什塔尔，“乌曼曼达人的国王”（ ar umman-mānda），被等同于希罗多德记载的米底国王库阿克萨雷斯。他统率米底人的军队，而非某个米底城市或部落的军队，因而常被当代史家看作米底帝国的真正创建者。此外，大流士（Darius I，约公元前522年—前486年在位）的贝希斯敦铭文（Behistun Inscription）中也提到一位米底反叛者弗拉瓦尔提什（Fravartish），自称克沙特里塔（Khshathrita），库阿克萨雷斯的后代，表明库阿克萨雷斯确是米底古史上的名人。反叛者以其后裔自居，以彰显其正统性。

另据《那波尼德年代记》记载：那波尼德在位第六年（公元前550年），乌曼曼达人的国王伊什图麦古（I tumegu）集结军队征讨安鄯王居拉什（Kura ），因军队哗变被俘。居拉什攻下阿加姆塔努（Agamtanu），将掠夺的财宝运回本国。伊什图麦古被等同于阿斯杜阿该斯，安鄯王居拉什即波斯帝国创建者居鲁士二世，阿加姆塔努就是米底都城埃克巴塔纳，这场战争与希罗多德的记载完全吻合。西帕尔出土的一篇那波尼德铭文也讲到居鲁士征服米底的事件，将其说成是诸神对米底人的报复，因为他们在公元前611年与巴比伦军队攻陷哈兰后，曾劫掠和摧毁当地的辛神庙，那波尼德则遵照马尔都克（the god Marduk）和辛（the god Sin）的指示修复了这座庙宇。

有鉴于此，研究近东和伊朗历史的学者们相信希罗多德的米底史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史料依据的，因而总体上采取接受的态度，包括对希罗多德记载的早期米底史。尽管近东出土的楔文资料与希罗多德的记载多有矛盾，学者们仍不遗余力地寻找蛛丝马迹的证据来证实其记载的可靠性。这种努力确有收获，米底早期的两位国王似乎也得到了史料的证实。

1869年，史密斯（G. Smith）在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Sargon II，约公元前721年—前705年在位）的编年史及其《宣示铭文》（The Display Inscription）中发现一位名叫戴乌库（Daiukku）的曼尼亚总督，推断其为戴奥凯斯的原型。曼尼亚（Mannea）为伊朗西北古王国，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Tiglath-pileser III，约公元前744年—前727年在位）时期沦为亚述附庸。公元前715年，即萨尔贡执政第七年，乌拉尔图国王鲁萨（Rusa，约公元前735年—前713年在位）夺走曼尼亚22座要塞，诱使戴乌库，曼尼亚的一位总督（ aknu），反叛亚述。萨尔贡二世夺回要塞，平息动乱，将戴乌库全家发配到叙利亚的哈马（Hamath）。萨尔贡在位第九年（公元前713年）的亚述征讨名单中还出现了地名“Bīt-Daiukki”，曾被温克勒(H. Winckler)译成“戴奥凯斯的家园（The House of Deioces）”。此后，萨尔贡铭文中的这位戴乌库就被认定为希罗多德笔下的戴奥凯斯的“原型”，尽管他只是一位遭放逐的曼尼亚反叛者。这种看法被学界广泛接受，且沿袭日久，几成定论。而“戴奥凯斯之家”则被解释为戴奥凯斯留给其继承者的遗产。他们以此为基业，最终成就了米底帝国日后的辉煌。

米底的第二位国王，戴奥凯斯之子普拉欧尔特斯似乎也有“原型”可寻。这个“原型”出现在亚述国王埃萨尔哈东（Esarhaddon，约公元前680年—前669年在位）的占卜文献中。此人是扎格琉斯地区的地方统治者，名叫卡什塔里图（Kashtaritu），卡尔卡什城（Kar Ka i）的城主，亚述国王特别提防的人物，担心他联合其他米底城主进攻亚述。此人还向埃萨尔哈东提议缔结和约，后者则深怀戒心。占卜文献的年代不确定，但一般推断在埃萨尔哈东统治后期，即公元前675年后的某个时期。主要依据是，大流士的贝希斯敦铭文提到一位米底反叛者，其古波斯语名字为弗拉瓦尔提什，其希腊化形式即“普拉欧尔特斯”。此人以库阿克萨雷斯家族的后裔自居，自称“克沙特里塔（Khshathrita，古波斯文）”。此名既是王名（throne name），亦可用作个人名字，对应的米底语形式为Khshāyathiya（“国王”），阿卡德语形式为“卡什塔里图”。因而某些学者推断，埃萨尔哈东占卜文中的危险人物卡什塔里图其实就是普拉欧尔特斯的王名。

从上述分析看，希罗多德米底史的某些关键细节获得新巴比伦编年史的证实，而其早期国王似乎也能从亚述史料中获得几分佐证，因而初看起来希罗多德的米底故事似乎基本可靠。然而，若对同代楔文资料详加考订，就不难发现，希罗多德的米底故事，尤其是其早期部分，是大可存疑的。

三、亚述资料中相抵牾的证据

如果细加考察，支持希罗多德米底史的证据是十分有限的，而与之相抵牾的证据，却在亚述和巴比伦文献中比比皆是。首先来看亚述帝国文档提供的相矛盾的证据。

按希罗多德的描述，早在公元前700年戴奥凯斯就统一米底6部落、定都埃克巴塔纳、建立中央集权的王国。然而拉德奈尔（K. Radner）的调查显示：“亚述资料完全不支持希罗多德有关米底帝国兴起的描述。”亚述人全然不知米底是领土统一的国家，类似同代的埃兰、曼尼亚和乌拉尔图。

根据亚述帝国的档案，早在公元前835年，沙尔马尼瑟尔三世（Shalmaneser III，约公元前858年—前824年在位）就曾入侵米底人国土（KUR a-ma-da-a-a），劫掠和摧毁其城镇，并接受米底27王纳贡。此后的沙姆什阿达德五世（Shamshi-Adad V，约公元前823年—前811年在位）和阿达德尼拉里三世（Adad-nirari III，约公元前810年—前783年在位）对米底人的国土多次用兵，史料记载达10次之多。从这些史料看，米底人“明显不是游牧者”，而是城镇（ālu）或乡村（kapru）的定居者，擅长骑兵作战。亚述的军事行动旨在索取贡赋，主要是马，以满足亚述战车兵的需求，同时控制与东方的贸易通道（大呼罗珊通道）。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通过两次东部战争（公元前744年和前737年）改变了对米底人的统治方式。在公元前744年的战役之后，他设立了两个东方行省，即帕尔苏亚（Parsua）和比特哈姆般（Bt- amban），将扎格琉斯山民和米底人纳入亚述帝国的行政管理制度下。这些新归附的东部山区的地方统治者，包括米底酋长们，被当时的亚述文献专称为“城主（bēl-āli）”。公元前716年，萨尔贡二世驾临米底境内，接受“强大的米底人的28位城主”的贡赋，以后数年又多次用兵，再建两行省，即沙鲁金省（Kār- arrukīn）和奈尔加尔省（Kār-Nergal）。对东部扎格琉斯地区诸民族，亚述采取双轨制统治政策，在建立行省管理体系的同时保留地方小统治者，即所谓“城主”的特权，让他们享受诸侯的地位，向亚述王宣示效忠，缴纳贡赋，亚述总督们则保护其利益和安全。考古证实，他们居住在设防城堡和宫殿中，而其民众散居于乡村。这种双轨制在公元前7世纪后依然持续，似乎很适合亚述对东部的统治。埃萨尔哈东在位时期，未纳入亚述行省体制的“遥远的米底人”中有3位城主曾向其纳贡，请求国王协助攻打敌对的城市，其中一位城主的名字还出现在效忠誓词（ad ）泥版上。这些泥版曾列出7位宣誓效忠的城主，其中3位可以确定是米底人。此类泥版曾被视为诸侯效忠亚述的誓约，但其内容全无诸侯务须履行的纳贡与征兵义务，而是宣誓确保王太子即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的生命与福祉。因而，新的看法是，此时的米底人履行亚述宫廷*的义务，为王太子提供亲兵卫队。亚述巴尼拔在位时期（约公元前668年—前630年）也曾对3座反叛的米底城市用兵，劫掠其城池，俘其城主，年代约在公元前656年。由此看来，至少从公元前8世纪后期至前7世纪中期，也就是希罗多德所谓的米底开国君主戴奥凯斯在位时期，米底处于小国林立的分裂状态，并没有统一国家建立的迹象，希罗多德的陈述显然不符合事实。

至于前文提到的戴乌库，长期以来被学术界视为戴奥凯斯的原型，其实也是捕风捉影的附会，不足为凭。萨尔贡的编年史从未指明戴乌库是米底人。他的身份是曼尼亚总督，其辖区必定在该国北部，紧邻乌拉尔图，离米底较远。布朗推断，他只是在公元前715年在曼尼亚王国北部行省维什狄什（Uishdish）短暂任职，其前任巴格达迪（Bagdatti）因叛乱在前一年被萨尔贡处死，而他本人及全家也旋即被萨尔贡放逐到叙利亚。而且，据施密特（R. Schmitt）考证，戴乌库/戴奥凯斯其实是惯用的昵称，在米底或古波斯语中为“Dahyu-ka-”，其词根“Dahyu”意为“土地”，使用此名姓或类似此名姓的人在古代近东文献中并不乏见。此外，这位戴乌库任职于公元前715年，而希罗多德的戴奥凯斯的在位年代是公元前700/699年—前647/646年，年代上也不吻合，尽管希罗多德的年表本身即有问题。布朗的结论是：尽管一位米底人担任曼尼亚王国总督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然而，一位担任曼尼亚行省总督不到一年且在政治和地理上都远离埃克巴塔纳的米底人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民间故事方面同米底国家的创立相互关联起来都是极其不可能的。”将这个在政治舞台上昙花一现的曼尼亚人硬说成是米底建国者，实在过于牵强。此外，当年萨尔贡二世征讨的所谓“戴奥凯斯之家”早在1927年就被证明是温克勒的误译，将“米底人的国家（[Kur Ma]-da-a-a）”错译为“戴奥凯斯的家园（[KUR b t]-Da-a-a-uk-ki）”。换言之，当年萨尔贡征讨的对象是米底人的国土，“戴奥凯斯之家”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

希罗多德给出的第二位米底国王是戴奥凯斯之子普拉欧尔特斯，按其所记推算的执政年代约为公元前647/646年—前625/624年。该时期的亚述史料匮乏，米底的记载更属寥寥。其间的米底是否正向统一民族国家迈进尚不得而知，但很可能依旧延续着往昔的政治分立状态。

如前文说述，普拉欧尔特斯曾征服波斯，进攻亚述未捷而身死；这位米底国王似乎也有其历史原型，即出现在亚述国王埃萨尔哈东占卜文献中的卡尔卡什城城主卡什塔里图。埃萨尔哈东担心此人联合扎格琉斯地区其他城主袭击亚述城市。然而，此说同样经不起推敲。首先，卡尔卡什城地理方位不详，卡什塔里图的米底人身份存疑；其次，卡什塔里图只是亚述担心的危险人物，无证据显示他实际组建了真实的反亚述同盟；再次，年代不符，在希罗多德年代体系中，占卜文年代尚属戴奥凯斯在位时期；最后，大流士铭文中的反叛者以惯用的王名自称，没有证据显示此名就是其王族祖先普拉欧尔特斯。因而，将埃萨尔哈东占卜文中的潜在敌人卡什塔里图视为普拉欧尔特斯的原型根据不足，同样是捕风捉影的。

普拉欧尔特斯的主要业绩，按希罗多德的说法，是对波斯人的征服，这同样令人怀疑。波斯人居住在米底南面的帕尔苏亚地区（Parsua），部落众多，各自为政。亚述国王沙尔马尼瑟尔三世时期曾接受帕尔苏亚27位酋长的纳贡。一盘散沙的米底人统治分散的波斯部落是难以想象的。从在居鲁士大帝开创其帝国之前，阿黑门尼德家族已统治伊朗西南的安鄯—波斯地区达3代之久，而安鄯曾是埃兰的古都。根据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的文献记载，帕尔苏马什国王居拉什（Kurash, king of Parsumash）获悉亚述巴尼拔征服埃兰（公元前639年），遣其长子阿鲁库（Arukku）入质尼尼微，称臣纳贡。学者们普遍相信这位居拉什就是居鲁士大帝的祖父，安鄯王居鲁士一世，普拉欧尔特斯的同代人。他的王国附属埃兰，继而臣属亚述，而非米底的诸侯。希罗多德有关波斯臣服于米底之说并无当代史料佐证，普拉欧尔特斯被亚述击败和战死的记载亦复如是。

按希罗多德的说法，埃克巴塔纳是戴奥凯斯营建的统一王国的都城，但在亚述帝国时期的文献似乎从未被提及。作为米底的古都，这里本应留有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的丰富遗迹，但早期的考古调查收获甚微。从1983年起，“伊朗考古中心”组织对“埃克巴塔那丘”的发掘，发现了街道、房屋、防御墙和塔楼的遗迹，但无铭文出土，遗址年代依然存疑，尚不能提供确切可靠的证据。

四、新巴比伦资料中相抵牾的证据

在新巴比伦帝国的编年史中，库阿克萨雷斯是获得证实的历史人物，他与新巴比伦帝国创建者那波帕拉沙尔合作，征服了亚述帝国。然而，希罗多德对他的描述仍有很多看似荒诞的内容。他在位凡40年，其中28年臣服于占领其国土的斯基泰人。这个最终灭掉亚洲最强大帝国亚述的枭雄，却曾长久臣服于游兵散勇的斯基泰人，最后靠“鸿门宴”之类的狡计翦灭其首领，才将异族逐出国土，恢复了国力。这种情节简直匪夷所思，也未见其他文献记载。布朗揣测，希罗多德的故事或许有其历史依据，因为亚述诸王确曾雇佣斯基泰人打仗，库阿克萨雷斯可能曾被这些雇佣兵打败过。但这个历史内核显然被无限夸大，给近代学者造成年代学的困扰，或许斯基泰人入主米底的故事本身就是杜撰的。

据新巴比伦的编年史，库阿克萨雷斯曾率领米底人与新巴比伦人并肩作战，攻陷亚述都城尼尼微。他显然不是某个米底城市的城主。他统率的是米底军队，而非某个城市的军队。在希罗多德的《历史》和巴比伦编年史中，他似乎都是米底全民族的首领。虽然希罗多德描述的米底早期国王及其统治的帝国被证明是不足为信的，但库阿克萨雷斯这个人物却被学术界视为米底统一帝国的真正缔造者。按希罗多德的说法，攻陷尼尼微后，库阿克萨雷斯攻占了除巴比伦以外的全部亚述疆土，进而出兵小亚与吕底亚王国交战，后因发生日食而罢兵，但已将帝国边界向西推进到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哈里斯河。在希罗多德的观念中，巴比伦只是一座强大的城市，称不上帝国。亚述灭亡后，米底才是西亚地区的真正霸主，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当代史家借此复原的历史画卷是：米底与新巴比伦帝国联合攻灭亚述并瓜分其领土，米底继承亚述本土，新巴比伦获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然而，新巴比伦帝国的编年史明确指出，尼尼微陷落后，巴比伦军队继续在亚述境内作战，扩大战果，米底人则饱载战利品回国。此后，当新巴比伦攻打叙利亚北部的亚述据点哈兰时，米底曾出兵协助，但没有占据领土。库尔特（A. Khurt）的研究显示，亚述本土及其东西外围地区（东部的阿拉法[Arrapha]周边地区和西部的叙利亚与安纳托利亚南部）都处于新巴比伦帝国牢固控制下。库尔提斯（J. Curtius）对亚述各主要城市遗址的考古调查也显示：“没有一点迹象显示米底人在公元前612年后出现在亚述地区。”没有铭文，没有陶器，没有任何米底特色的器物留下来，米底人从此就销声匿迹了。朱尔萨（M. Jursa）对新巴比伦帝国资料的调查也显示：“本文核实的巴比伦资料并不支持这样的主张，即米底帝国将亚述的政府和行政制度传承给阿黑门尼德帝国，巴比伦档案文献中有关米底人的直接证据极其匮乏，不能从中获得确切的信息。更为重要的是，新巴比伦帝国直至公元前6世纪不仅囊括了叙利亚大部，也覆盖了古亚述的核心地带，因而缩小了留给米底‘帝国’的地盘。”因而，利维拉尼（M. Liverani）给出如下结论：“两个胜者（巴比伦和米底）共享亚述帝国领土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米底人扮演破坏者的肮脏角色，巴比伦人则扮演恢复者的角色。亚述的全部领土几乎都被巴比伦承袭，留给米底人的是亚述先前业已丧失的扎格琉斯山区。”

库阿克萨雷斯在联合攻打亚述的军事行动中辉煌亮相后，就退回到米底老家，此后便从新巴比伦帝国史料中销声匿迹，希罗多德则记载了库阿克萨雷斯向西部扩张与吕底亚王国交战的历史。然而，罗林格尔（R. Rollinger）的新调查证实了库尔特的结论，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上游均在新巴比伦帝国控制之下，因而阻断了米底向安纳托利亚中部扩张的必经通道；此外米底与吕底亚的战争只是希罗多德的一家之言，缺乏同代史料佐证。因而，米底兵锋西抵哈里斯河似为子虚乌有之事。希罗多德如此陈述可能源自希腊人的帝国兴替观念。他们认为米底是亚述帝国的继承者，波斯则是米底帝国的继承者。波斯居鲁士大帝西征小亚仅仅是继承米底帝国的固有疆土而已。

考古证据似乎也不支持公元前6世纪前期米底帝国内部统一，外部臻于极盛的传统印象。米底城市遗址努什简（Nush-I Jan）、戈丁丘（Godin Tepe）、巴巴简（Baba Jan）等，自公元前8世纪后期和整个7世纪都处于蓬勃发展势态，建筑规模与数量持续增加。这似乎表明，亚述时期，米底的地方附属政权有勃兴之势，这是亚述的威胁、纳贡制度和贸易需求之下刺激的结果。然而，这种趋势没有持续下去。随着尼尼微的陷落和亚述的灭亡，在公元前7世纪末和前6世纪前期，虽然米底在军事上臻于极盛，但那些城市却被和平地放弃了。此现象暗示，原本在亚述刺激下兴起的米底地方附属政权，随着亚述的灭亡而逐渐抛弃城市生活，重返原始的游牧生活。军事上征服了宿敌亚述的米底人反而在随后60年里，即公元前610年至前550年间，几乎从史料中销声匿迹，进入所谓的“黑暗时代”，直至被波斯的居鲁士征服，才重现于巴比伦史料中。

因而，学者们对库阿克萨雷斯在位时期米底内部统一，外部臻于极盛的帝国盛景抱有强烈的质疑。或许库阿克萨雷斯是在米底民族摆脱亚述统治的军事斗争中被临时拥戴出来的部落联盟首领，他所领导的反亚述军事活动旨在争取民族自由与独立，报复和抢掠昔日的压迫者。他与新巴比伦的盟友关系可能使其得到后者财政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他充当了后者的雇佣军。当尼尼微陷落，米底人获得丰厚战利品后，就无心恋战，返回故土，尚无扩张领土的帝国意识与动机。库阿克萨雷斯作为联盟首领，似缺乏专断权威，因而无法说服米底人留下继续作战、抢占地盘、扩大战果，而听凭新巴比伦帝国去独吞亚述的遗产。公元前6世纪前期的米底可能仍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以前在亚述刺激下形成的地方国家体制及相伴的城市生活，也都随着亚述解体而被抛弃，重返原始粗放的游牧生活。他们没有留下有特色的文化遗产，也没有留下与国家管理体制相适应的文字体系和历史档案。但公元前6世纪前期的米底仍是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旧约·耶利米书》提及应耶和华之召颠覆巴比伦帝国的外族力量中包括“米底人诸王”。在当时的犹太人观念中，曾经灭掉亚述的米底余威尚存，是上帝报复巴比伦的工具，但它似乎还不够集权，其首领库阿克萨雷斯和阿斯杜阿该斯还受制于诸部落酋长，即《耶利米书》所谓的“米底人诸王”。在西帕尔的那波尼德铭文中，马尔都克神对那波尼德说：“你提到的那位乌曼曼达人（即米底末王阿斯杜阿该斯），他、他的国家以及他身边的诸王将要毁灭。”这里再次提到米底的“诸王”（酋长们）。看来，米底国王是受到国内各部落酋长制约的，他的地位有如荷马史诗中的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

五、希罗多德的史料来源

前文的讨论显示，希罗多德讲述的米底史总体上与古代楔文资料和考古证据相互抵牾，明显不是信史，但若据此推断希罗多德是个谎言家，未免过分。其实，希罗多德的故事，其历史真伪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史料来源。他的米底故事的不可靠性暗示，其史料来源并非可靠的官方档案。事实上，米底人并未建立起健全的国家行政管理制度，也没有典型的艺术遗产和文字档案资料。那么，希罗多德的史料究竟来自哪里呢？这是个引人入胜的问题。

海尔姆认为，希罗多德的米底故事源自“伊朗流行的传说和阿黑门尼德王室的宣传”，并非信史，不能用来复原米底的早期历史。他推测，随着亚述的覆灭与米底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很可能在公元前6世纪初一部以民族解放为主题的口传英雄史诗被创作出来。它吸收了往昔扎格琉斯地区不同民族的互不关联的地方英雄故事（sagas），将其融为一体，包括曼尼亚人戴乌库和卡尔卡什城城主卡什塔里图的传奇，将其改造成早期的米底国王。这就是希罗多德获悉的米底故事，他又赋予这些故事以年代框架，使吕底亚、亚述、米底等东方国家与希腊神话的年代体系相吻合。诚然，希罗多德的米底史，尤其是早期部分，很可能来自伊朗地方传说，但传说的起源和演变仍属朦胧。亚述史料中的地方人物，如戴乌库和卡什塔里图，是否构成米底早期诸王的原型，由于证据薄弱，大可存疑。

布朗认为，希罗多德的米底故事确实源自米底人的口传史诗，但口传史诗也能保存可靠的历史。希罗多德的米底年代体系同楔文史料基本吻合，他的故事反映了一个米底酋邦（chiefdom）在公元前8至前7世纪以埃克巴塔纳为中心向国家演化的进程，即一个次生国家在亚述刺激和影响下从酋邦向王国的转变，其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也从血缘关系转向王权。只是因为埃克巴塔纳位于阿尔旺德山脉（Alvand）的隘口以东，把守关键的东西方贸易通道，又不在亚述帝国的控制范围内，因而获得地利之便和发展机遇，遂开启了向次生国家演变之路，却未引起亚述的警觉，也就未见亚述文献记载。米底王国并非公元前7世纪末突然形成的国家，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希罗多德记载的米底早期两位国王的故事应为信史，但他们与亚述史料中的戴乌库、卡什塔里图并无关联。这种“次生国家形成”理论固然可以解释公元前8至前7世纪米底的社会发展状况，当时也确实出现很多依附或对抗亚述的地方小国，但以埃克巴塔纳为中心的统一米底王国的假说却得不到任何史料支持。埃克巴塔纳的考古未能提供次生国家形成的实物证据。埃克巴塔纳的米底酋邦处于亚述势力范围之外因而未被后者发现的假说纯属想象，难以获得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桑奇斯—维登伯格承认某些口传史料在特定条件下能够传递某些真实历史信息（尽管大多数难以保持长久准确的历史记忆）。但她认为希罗多德的“米底史”则另当别论；其中只有阿斯杜阿该斯和居鲁士大帝的内容具有口传的神话和民间故事特征。此前的内容，除去关于库阿克萨雷斯智*斯基泰人首领的叙述带有民间故事特征，往往缺少梦、神示、征兆等常见的故事成分。这些内容非常具有可信性，有如编年史：其中某些叙述非常简洁干涩，如普拉欧尔特斯征服波斯的内容；某些则非常准确，并得到新巴比伦帝国编年史的证实。因而，希罗多德的米底史料不是当地的口传故事，而是获自巴比伦编年史料。公元前6至前5世纪，希腊人与巴比伦尼亚有非常密切的接触，而古代历史传说在当地不断被加工和重录，这些资料是巴比伦的希腊人可以获取的，也是希罗多德米底史的史料来源。然而，新巴比伦帝国的编年史料虽有米底的零星记载，但主要是迦勒底诸王年代记所载的当代事件，而非对古史的追溯。前文已论及，早期米底帝国不见于同代的亚述文献、纯属子虚乌有，当然不可能见载于同代的巴比伦文献。晚期的巴比伦编年史书若有记载，其素材只能采集于波斯人流传的米底民间传说，并将其历史化了。

因此，正如21世纪新版的《古代近东史》所推测的：“他（希罗多德）的米底史读起来像是流畅和详细的报道，但似乎多属虚构，是以波斯人所讲的米底故事为基础的。因而，古典作家们并非近东史的可靠史料来源，近东史须根据当地证据加以复原。”另外，希罗多德的米底史中不仅包含外域的信息，还有希腊本土的成分。很多学者相信，米底故事也是希腊人的作品，带有浓重的希腊特色，反应的是希腊人的风俗、制度和观念。如戴奥凯斯掌权的故事，被认为是希腊僭主故事的翻版。桑奇斯—维登伯格指出：“尽管戴奥凯斯的确是个伊朗人的名字，他在希罗多德故事中所立的规矩非常类似后期阿黑门尼德宫廷做法，但故事的情节发展显然是希腊人的诠释，反映的是希腊人对僭主的经验。戴奥凯斯掌权的故事提供了5世纪晚期僭主起源观的一个样板。”

六、结 论

综上所述，希罗多德的“米底故事”，虽然是古代有关米底史最全面完整且硕果仅存的书面记载，但在很多方面都与亚述和新巴比伦帝国历史档案的第一手资料相互抵牾，尽管在某些关键细节上吻合得很好。当代史家有关米底史的认知往往以希罗多德的“米底故事”为蓝本，努力利用楔文和考古资料来论证其合理性，当然这种做法已然面临巨大的质疑声。当今的伊朗史学者大多认为，利用希罗多德的“米底故事”复原米底古史做法再也行不通了。希罗多德的米底史，尤其是早期部分，并不能反映历史真相，反而起误导作用。虽然希罗多德的米底史不是信史，但必须强调的是，希罗多德并不是谎言家，他的历史叙述的真伪取决于他的史料来源、历史观念（如帝国兴替观念）以及有意无意的希腊化加工改造。因此，希罗多德的东方史叙述必须谨慎对待，仔细甄别和批判，弄清其史料来源和古代史家的观念与信仰，才能做出正确的历史复原。国际学术界有关米底史的研究进展也衬托出我国有关领域研究的相对滞后与不平衡性，须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

注释从略。

来源： 《古代文明》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