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毅：从朔方到云中——寻找黄河游记之一（天狼圣王）

我固爱草原，疫情前几乎每年都要去内蒙游玩几次。不过此次在内蒙游览呼和浩特托克托县，距离和时间不长，却另有一番感受。综合以往的内蒙旅游记忆，一路上的黄河自然风光固然绝佳，却仍只能算是静态的景色，而俯处皆是的历史古迹，则以一种缓慢却不断变动的特殊形式，向愿意倾听的人们讲述着几千来的风云变幻，比之自然景观来似乎更加动人。

进入黄河内蒙段

离开银川之后，往东北不远便来到黄河的内蒙部分。黄河干道在内蒙总长843.5千米，如以几字形的黄河河道为界，河道外侧分别是乌海、巴彦淖尔、包头、呼和浩特等市，几字形以内则是鄂尔多斯（2001年之前名为伊克昭盟），在西汉初也称为“河南地”，取黄河以南之意。黄河也是鄂尔多斯与这几个地区的天然分界处。

乌海是1976年成立的新城市，由乌达与海勃湾两市合并而来，面积只有1754平方千米。乌达与海勃湾的建市史也相当短，1961年才正式成立，当时分属于巴彦淖尔盟与伊克昭盟。乌海往西则是面积达27万平方千米的阿拉善盟。

就今天的乌达区与海勃湾区来看，乌达在黄河外侧，是贺兰山的东北起点。海勃湾区位于黄河以东，其东部则是甘德尔山，乃贺兰山的余脉。两区之间便是乌海湖。乌海湖为人工水库，是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建成后，于2003年蓄水形成的。此地在历史上煤炭储量甚丰，当地还设立了一个煤炭博物馆。不过在2011年，它已被列入资源枯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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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淖尔湖

从乌海往东，我们便进入汉代的朔方境内。沿黄河向东北行90千米，就到了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此县多数面积为乌兰布和沙漠所覆盖，被称为“七沙二山一平原”。从1959年起，磴口县东南处兴建了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又被称为“万里黄河第一闸”。在这里建设了一条内蒙古河套灌区总干渠（俗称“二黄河”），将黄河水引往西北方向，与包兰铁路平行，直到乌拉特前旗三湖河先锋闸，全长230千米，灌溉农田超过800万亩。同时还建有一条南岸干渠，主要灌溉黄河以南部分的农田，全长250余千米。

磴口继续前行约60千米，便进入巴彦淖尔市区。巴彦淖尔北对着阴山山脉，山与城之间，相距不到100千米。阴山山脉从西到东分别是狼山、乌拉山、色尔腾山，从包头到呼和浩特部分则称为大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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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卓尔市磴口县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网摄影/慧斌

从巴市市区往西北行80余千米，来到阴山脚下的杭锦后旗那仁乌布尔嘎查，那里留存着赫赫有名的高阙塞故址。《史记》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破林胡、楼烦，“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因此高阙也被认为是赵长城的西北终点，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位置。武帝时期，骠骑将军卫青数次与匈奴作战，包括前124年活捉匈奴右贤王的那场战役，都是从高阙出兵。西汉时期，高阙一线一直是中原与匈奴的西北边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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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卓尔地形图

再从高阙塞沿着312省道往西南行20千米，便来到了鸡鹿塞。历史上，鸡鹿塞控制了穿越阴山南北的一条捷道。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与汉王朝修好，回程时汉遣官兵护行，便送行到鸡鹿塞。在当时，这条通道或许是匈奴经常进出的便捷之路。

东汉和帝永平二年(公元90年)，南单于与汉军联合，同样从鸡鹿塞进入涿邪山，在漠北袭击北单于，获得大胜。（《后汉书》卷23）直到今天，我们仍可通过鸡鹿塞进行阴山峡谷的穿越，山谷中也尚有牧民生活居住。

关于高阙的具体位置，学界历来对此有所争议。如唐晓峰教授早年认为，高阙应位于今乌拉特中旗呼勒斯太苏木团结嘎查的石兰计古城，这似乎也得到了谭其骧等人的支持。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高阙的位置在乌兰山西段的某山口，也就是今天的乌拉特前旗。

不过如果现在考古发掘所确定的高阙地点准确，那么赵国所建长城的西端要比原先估计的还要往西不少，远远跨过了乌拉山。这表明，赵国的力量已经深入到内蒙腹地。考虑到高阙与鸡鹿寨相隔不远，当时的赵军应该能够有效地监控匈奴军队进出阴山。这一点似乎也可以佐证，战国与秦汉时期的长城修建更多是为了进攻，而不像明长城基本用于防守。

从巴彦淖尔市市区往东，进入了下属的五原县。五原县再往东，北南两侧分别是乌拉特前旗与鄂尔多斯的杭锦旗。巴彦淖尔与鄂尔多斯的这一部分地区，便是狭义上的“河套平原”，也被称为“后套平原”，面积在1万平方千米左右。在西汉，这块地方归于朔方郡，乃汉武帝于公元前127年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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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上游河套平原航拍图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网，摄影/杨孝

汉朔方郡下设十县，其中临戎、三封和窥浑三县古城已经被发掘，均在磴口县辖内。从磴口县城出发，沿110国道往东北走约20千米，便能到达临戎古城，位于今天的补隆淖镇河拐子村。“淖”在蒙语中为湖的意思，或许此地历史上曾有一湖；同时又称为河拐子村，可知古黄河曾在此地拐行。《水经注》云，“河水又北迳临戎县故城西”，看来当时黄河河道要比今天靠西至少5千米以上。临戎县城也曾为朔方郡治，故其城池的建设规模要比另两座古城大不少，城内面积近30万平方米，只是今天已经完全被沙丘和耕地所掩，实在看不到什么。

从河拐子村出发，往东北行50千米左右，在今沙金套海苏木西南约3千米处，就可见窳浑古城，汉语称此地为土城子；如从河拐子村往西南行约20千米，则可以到达三封古城。

这三城都处于磴口县的西部，发掘时又都被沙所掩，说明当时的自然环境与现在大不相同，至少存在绿洲。据《水经注》，窳浑古城东侧有一湖，名为屠申泽，东西百二十里，可说是沙漠中的大湖了。据说此湖1950年之前仍有少部分遗留，后进一步干涸。[1] 鼎盛时期，它的面积或许不小于现200千米外的巴彦淖尔另一名湖乌梁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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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拐沙头，磴口“锁边”林带景观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网

既然有黄河流过，同时又积水为大湖，那么自然也可开垦农田。武帝元鼎年间，“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史记•平准书》）。《史记•河渠书》又载，汉武帝于公元前109年塞河南瓠子堤决口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郡等也引黄河及川谷之水以溉田。就此来看，当时的绿化状况或许要比现在好上不少。

1957年，磴口县开凿东风渠，其渠首就在三盛公黄河水利枢纽往南一点，将黄河水引往西北灌溉，并在当地建设了农场、林场和牧场。今天，磴口县通过积存黄河水，已经形成了规模不小的湖泊群，有些还开放为旅游区供人游玩，与20世纪60年代的情况也大不相同了。

来到五原

从乌拉特前旗继续向东，进入包头市，也就来到了汉代的五原郡范围。如从五原郡再沿黄河往东南方向行进，便进入了秦汉时期的云中郡。

在包头市区以西十余千米处，有一座麻池古城。从目前的发掘看，此古城又分南北二城，北城为秦九原郡、汉五原郡的郡治，南城则为五原县的故城。麻池古城往南10千米左右，便是昆都仑河入黄河处。

《水经注·卷三》有记，“河水又东流，石门水南注之，水出石门山”。石门水即昆都仑河，是包头地区最大的黄河支流，干流全长142.7千米，从北往南流入黄河，沿河还建有水库及湿地公园等。同时，以昆都仑河为界，阴山山脉也被一分为二，西侧即乌拉山，东侧则是大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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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与乌拉特前旗之间航拍图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网

这一段黄河河道的南侧是鄂尔多斯达拉特旗，据统计，此旗有十条从南向北最终流入黄河的季节性河流，又称为“十大孔兑”。孔兑为蒙语音译，意即“季节性河流”。这十条河，从西往东，分别是毛不拉孔兑、布日嘎色太沟、黑赖沟、西柳沟、罕台川、壕庆河、哈什拉川、母哈尔河、东柳沟、呼斯太河。其中毛不拉孔兑是杭锦旗与达拉特旗的分界河，呼斯太河则是达拉特旗与准格尔旗的分界河。

今天的达拉特旗面积达8000余平方千米，大约一半为库布其沙漠，占据了该旗的中部。达拉特旗的北部是黄河冲积平原区，土壤肥沃，既可放牧又可农垦，对当年的匈奴部落必然极具吸引力。

库布齐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面积达1万余平方千米。库布其沙漠往南约300千米，就到了面积更为广大的毛乌素沙地。鄂尔多斯的有效辖区大致上便是在这两座沙漠之间，但这只是今天的地理形势，与两千年前大不相同。如能对两千多年前秦汉时期这一地域的沙漠覆盖范围和人类居住生活状况有确切认识，或许就能进一步厘清匈奴与中原政权之间连绵战争背后的长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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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布齐沙漠景观航拍图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网

《汉书•地理志》指出，五原郡即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这个表达较为模糊，并没有说清楚九原郡在秦末到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之间是否存在。

关于这一问题，一般认为汉初并未设九原郡，其地大约被匈奴所占，有些可能被纳入云中郡管理。只是到了公元前127年之后，方拆分云中郡的西北部分，设立五原郡。

辛德勇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从汉朝建立之初,云中、九原两郡一直独立存在,二者并未合并在云中一郡的名下”，而之所以九原会改名为五原，则是因为汉武帝扩展了辖境，才作更名。[2]

这一论述存在明显的漏洞，如尤佳等人所指出的，如果在汉初时期，九原就已经是一个独立之郡，那么为什么《汉书•匈奴传》在讨论这一段时期的汉匈冲突时，频繁指出匈奴攻击代、雁门、云中等郡县，却从未提及九原呢。 [3]

合理的解释自然是，在汉初，原九原郡相当一部分被匈奴所占，很可能其郡治（即今包头市九原区的麻池古城）也已沦陷，故没有设郡的必要和可能，而归于云中管理。

武帝于公元前127年派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于是“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以为固”（《汉书•匈奴传上》），并就此开朔方郡，将原来就控制的九原郡部分更名为五原郡。汉武帝之所以不再恢复原来的九原郡，而是分设朔方、五原二郡，其主要目的或许还是加强军事力量，以备进一步进攻匈奴。朔方郡所辖的“河南地”，乃是匈奴的传统家园，反扑必然凶猛。

其实从上述引文中也可看出，卫青是从云中往西攻击匈奴，而秦九原郡本就在云中以西，如汉初仍设有九原郡，班固应该写“出九原以西至陇西”才对。由此可以反证，汉初并无九原郡这一建制。

走入云中：边关第一要地

离开包头市区，继续沿黄河向东南行进，先到达土默特右旗，黄河流经旗境108千米。包头以下，以黄河部分为西南界，大青山为北东界，包围了一个大约1万余平方千米的平原区，也就是土默川平原，又称“前套平原”。本节所涉及的许多地点，包括土默特右旗、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都位于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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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默特右旗地形图

清代以前，这块地区一直是游牧部落的畜牧之所。阴山下，“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敇勒川平原，就是指此处。不过清朝时期，此地进行了全面开垦，当时所生产的粮食甚至还运往内地。其代价则是草场退化，盐碱化也变得相当严重。

1532年，俺答汗（阿勒坦汗）率土默特部从河套迁至此地，从此长期定居下来。1570年左右，蒙古俺答汗与明朝修好，史称“隆庆和议”，双方同意通贡互市。大约在公元1572年，俺答汗便开始修建库库河屯，建成后，明廷赐名归化城，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的旧城。

同时，他又在原驻地大板升修建格鲁派寺庙美岱召（寿灵寺），这是当地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因其建成时间最早，也被称为“蒙古地区黄教第一寺”，寺院内有大雄宝殿、东西万佛殿和达赖庙等数十个殿宇。俺答汗死后，在三世达赖喇嘛的主持下，对他的骨殖进行火化，并在美岱召旁修建灵塔，安放骨灰。[4]

离开土默特右旗，进入呼和浩特托克托县界，再前行大约10余千米后，到达托克托县河口村。此村在历史上亦相当重要，是黄河上游与中游的分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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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陕峡谷航拍图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网，摄影/李全举

清代前期，此地开设渡口，进行商货运输，从此河口便繁荣起来，转身为沿河商镇，逐渐成为清代黄河商运水路的重要中转枢纽。内蒙的粮食、盐碱、甘草都要经此码头向黄河中下游运输，同时上下游的皮毛、红柳、山货、磁器等也会集中运到此地交易。

清末民初时期，河口镇的繁荣达到极点，镇内有铺户近百家，规模超过了托克托县城。之后随着民国的动乱时期，以及铁路运输的兴起，河口镇逐渐走向衰落，直到20世纪50年代又变为一个普通村子。[5]

这条黄河“粮油运输故道”起自阿拉善左旗的旧磴口，借黄河而运输，过包头、河口、河曲、保德等主要码头节点，终点位于山西碛口。其中的旧磴口、河口、碛口等村镇，本来名不见传，却凭借地理之便而盛极一时，又因经济大势的变迁重归寂静。

而包头则正好相反。平绥铁路通车之后，包头作为终点站，逐渐取代了河口镇，成为内蒙黄河沿岸的中转枢纽。1926年，包头镇升格为包头县，据言当时内蒙西部及甘肃的毛皮都会集中到包头，再转运天津，并输往国外，所谓“皮毛一动百业兴”，经济当然日渐繁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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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镇航拍图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网，摄影/李根万

河口村的北边是大黑河的入黄河口。大黑河又称芒干水（荒干水，蒙语大土尔根河），是内蒙南部最重要的河流，也可以说是土默川平原的母亲河。它发源于乌兰察布卓资县，由东向西绵延200余千米，合诸水之流后，在此注入黄河。之所以叫大黑河，主要是因为在西流的过程中，挟带着大量土壤腐殖质，导致河水发黑。

历史上，此地离入黄河口不远处还有一个沙陵湖，汉代云中郡在此处设有沙陵县。此湖在明代称天瑞泊，清代称黛山湖，清晚期以后才因泥沙淤塞而逐渐缩小，至20世纪60年代彻底消失。

县的南端为神泉生态旅游区。景区不大，沿黄河而建，划分为东西两个景区，东景区大门口上书“云中胜境”四字，颇有意味。里面最有特色的要属横跨黄河的索道缆车了。其实此处黄河河道也不算太宽，大约一两百米的样子，只是两边的景色完全不同。黄河以东部分有所谓的翡翠湖，加上湖中的园林建筑，很具观赏性。而西侧景区则是库布其沙漠，与东侧相比仿佛是两个世界。

从河口村往东北行约40余千米，乃云中郡故城遗址（今托克托县古城村，考古发掘此地时发现一陶罐，底部有隶书“云中”二字）。托克托地区历史悠久，据《史记•赵世家》言，赵武灵王26年，复攻中山国，“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之所以取名云中，据今已不存的《虞氏记》记载，乃因赵武灵王筑长城至阴山，准备造一大城，在寻觅城址时，“昼见群鹄游于云中，乃即其处筑城”。（《水经注卷三》）

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也包括了云中郡，其立郡时间当在秦始皇十三年（前234年）。大约从战国赵武灵王至两汉时期，云中郡郡治便设在此处，管理着今天相当于呼和浩特平原的大块地区。

从托克托往东沿河托路行60千米左右，便来到和林格尔县。此县原来也为云中所辖，汉高帝刘邦时期将云中郡一分为二，东部设为定襄郡，其郡治设在成乐县，后又更名为盛乐，位于今和林格尔县往北8千米的土城子乡，即盛乐古城。到了曹魏时期，拓跋鲜卑部落逐渐向这块平原迁徙，并于公元258年迁都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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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托云中古城出土莲花化生瓦当

图片来源：石俊贵主编: 《托克托文物志》，p402-403

《汉书•地理志》云：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徙。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在两汉时期，云中郡属西北边疆，是中原与匈奴的冲突互相争夺所在，可以说是边境上最为紧要的地点。从20世纪80年代所发掘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可以看到，云中县与首都长安、成都等并列，被列为全国的一等县，依此而看，云中郡甚至可以说是当时边关的第一要地。[7]

《汉书•匈奴传》叙述冒顿单于时说，“而单于庭直代、云中”，把王庭设在代郡和云中郡这一带，显然也是要对这两个地方取进攻之势，夺回当年的故土，可见此地对匈奴的战略意义。公元前158年，匈奴三万人入上郡，三万人入云中，“烽火通于甘泉（今咸阳淳化县北）、长安”（《史记•匈奴列传》），对汉首都甚至都产生了威胁。

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地方豪强卢芳占领“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并置守令，与胡通兵，侵苦北边”（《后汉书》卷 12《卢芳传》），形成独立势力。不过两年后，云中太守桥扈起兵反叛，云中又归东汉。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卢芳再打云中，却久攻不下，其后方守将反而威胁卢芳投降。卢芳只得在次年二月“与十馀骑亡入匈奴”。

但《后汉书》又记，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汉遣中郎将段郴授南单于玺绶，“令入居云中”，云中等八郡民才归于本土。似乎在这一段时间，云中等地仍在匈奴的控制之下。

东汉时期，云中郡的管理范围有所扩大，包括了东边的定襄、武进、成乐三县，并将云中城定为受降城。总的来说，两汉时期的云中郡所管理范围相当于今天的托克托、呼和浩特市区、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以及和林格尔县、准格尔旗、清水河县的部分地区。

东汉末年，匈奴再次入侵云中等地，云中郡各县又处于废弃状态。到了北魏时期，拓跋焘置朔州，此段黄河的东西两岸均归朔州管理，州治则是在盛乐城。到了公元524年，朔州又改名为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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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右卫城军堡群航拍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网

这次改名背后的原因是前一年（公元523年）爆发的六镇之乱。北魏政府的处理方法除了镇压之外，更于第二年将镇民“悉免为民，镇改为州” [8]，相当于取消了军镇的独特地位，其中把怀朔镇改为朔州，那么原来的朔州也只好又改名“云州”了。当时的北魏已经进入末期，十年后便告灭亡，此次改名并没有在云中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

唐时复设云州，属河东道，不过州治已经改在了山西大同。公元398年，北魏拓跋珪定都平城之后，大同在政治地位与城市建设方面都有了质的提升，“东至上谷军都关，西至河，南至中山隘门塞，北至五原，地方千里”[9] ，远远超越了云中古城和盛乐古城。后北魏孝文帝虽迁都洛阳，但大同市此后一直作为山西北部及内蒙邻近地区的政治与社会中心而存在。此时的托克托县与和林格尔大部分都在单于都护府和与之交替的安北都护府治下。到公元773年，因单于都护府迁徙，云中城被废弃，千年古城此后再不见于中国历史。

尽管如此，云中仍然作为汉代与匈奴交战的关键地点，而留在后人的记忆中。如唐诗人李益作《塞下曲》云：为报如今都护雄，匈奴且莫下云中。

与云中类似，唐代以后，盛乐也逐渐走向边缘。辽时期在此地尚设振武县，隶属丰州。到了金代，更降为振武镇，城亦被废。直到1944年，日本学者驹井和爱对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指出此城即汉代成乐县、北魏盛乐遗址。1949年之后，中国考古人员又对此作了进一步发掘研究，并修正了驹井和爱的部分观点。[10]

1984年，原香港中文大学陈正祥教授在考察西北途中，也专门参观了盛乐古城遗址。他甚至设想，此地的出土文物足够建设一个博物馆，或许几十年后，“和林格尔可能成为内蒙古最能吸引旅游者，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观光中心”[11] ，这显然是有所误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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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眺盛乐古城遗址

唐代的河东道治所在蒲州，即今山西永济市蒲州城，位于黄河几字形东侧的最南端，离首都长安倒是不远。从蒲州出发往东北行，有一条先至绛州（今山西运城）再到并州（今山西太原），并延伸到云州的南北大道，交通已经算便利。[12] 但托克托离唐代云州尚有200余千米的距离，属边缘地区。

在唐代的托克托地区，另一重要的城池要属东受降城，此城原建于黄河边，离君子津不远处，812年被黄河所淹，后东迁再建。从今天的神泉旅游区往东北行十余千米处，有东胜卫文化旅游区，也就是后来迁建的唐东受降城遗址。唐代设有东、中、西三受降城，作为西北地区的三个边防军政中心。由于处边境地区，这些城池周边的人烟自然稀少。李益在灵武任职期间有诗《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真是千古之作。此诗描述的虽然不是东受降城，却也能代表驻守此地的官军们的思乡之情。

汉代云中所辖主要在黄河以东，黄河以西部分则置有沙南县，县治在今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古城处。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载，汉代以后，此地一直荒废，直到隋开皇七年，改设榆林县，仍属云州管理。到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隋正式建立胜州，榆林也改属为胜州的一县。

据辽史所记，公元916年秋七月，辽太祖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各部，皆平之，占领原云中地区，并将胜州当地居民东迁至东胜州（东受降城）处。8月又拔朔州，擒节度使李嗣本。到了11月，太祖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这五州均属于石敬塘后来划割的燕云十六州之内），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延庆，及河北张家口、怀来、蔚县、涿鹿一带，获得胜利，但并未占领这五州。辽国此时“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辽史》卷1《太祖上》）。

从地形看，当时的辽国已经在北方包围了李存勖的后唐。不管石敬塘是否敬献燕云十六州，辽的南侵也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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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连城村航拍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网，摄影/李根万

辽时期，托克托及准格尔地区属于西京道东胜州，和林格尔地区则属于丰州。北宋并未据有云中地区，宋人却对此地念念不忘。苏轼云：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苏轼还想征战西夏，但不管是汉代的云中郡，还是唐代的云州，在当时都已非中原之地，遣冯唐自然更是遥遥无期。

明初夺回托克托地区，重设东胜州，洪武年间，又改东胜州为东胜卫，其卫城即在前面所说的东受降城。不过到了明英宗时期，边防后撤，托克托地区也就又归北元所有，属土默特部。在蒙古治理下，东胜卫改名为脱脱城。

清代在内蒙古设六盟，托克托属乌兰察布盟。清中期之后，蒙汉之间商业交易日益发达，乾隆年间在和林格尔、清水河、托克托设厅，归由山西省管理。1884年又改设为托克托县，并一直沿用至今。

纵观托克托地区自战国以降的变化，可以看出云中郡在赵国至秦汉的六七百年间保持相对稳定，不过在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云中郡曾被一分为二，其东部划归于刘恒的代国。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托克托也不例外，整个地区拆分*。

鲜卑先定都盛乐，之后又东迁至平城，这块区域（内蒙黄河以东部分，山西西北部分）的社会政治中心显然也逐渐开始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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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方山永固陵封土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网，摄影/胡蕴

当中的原因并不复杂，如前所谈，盛乐位于土默川平原之内，被大青山和黄河所包围，进出交通相当不便，且面积有限。如果只想偏安一隅，养养牛羊，倒是个好地方；要是统治者有占领整个中国北方之心，就必须往东跨过阴山，来到中原腹地。

进入隋唐时期，中国的形势又为之一变。正如斯波义信所指出的，公元610年所建成的大运河“标志着内陆水运时代的到来”，广义上的江南地区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南方人口与北方人口已经基本相等。[13] 交通更为便利，面积更大，能容纳更多市民在城中生活，同时也能承载更多社会经济功能的新城市崛起了，取代了秦汉所建的旧城。

唐晚期以后，这块地区主要归属少数民族政权所有，由于托克托的边防价值不再，它已经沦落为无名小城。清乾隆之后，黄河中游的商业开始兴盛，此地的经济意义又有所上升，其县域也保持相对稳定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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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开凿中运河示意图

我沿着023县道，由托克托行往清水河县时，发现一路上有不少农家乐，种植葡萄，供游人采摘，并自酿葡萄酒出售，这是当地近年来开发的新兴产业。进入其中一家，购了一小桶葡萄酒。回家之后一尝，确实真材实料，酒香浓郁。

从征服到共存

朔方所辖“河南”，以及云中、雁门等地，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右玉县以西部分，本就属戎狄等部落所生活。中原政权夺取此地，是在赵武灵王时期，大约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他轻信燕人卢生之言，“亡秦者胡也”，便令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取河南地。中原与匈奴之间，到底是谁先开战端，是谁侵扰谁，似乎是很明显的。而按狄宇宙的看法，赵、秦等国对这些部落所实施的扩张主义政策，却正好促成了后数百年对中原威胁至深的匈奴帝国的诞生。[14]

头曼单于败于秦军之后只得北徙。其子冒顿单于崛起后，先东袭东胡，再西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并收复了蒙恬所夺河南地，直到燕、代地区，最后又北服浑庾等五国，占有了包括宁夏、辽宁及内蒙、山西、陕西的北部地区，其势力范围最北甚至可能达到了西伯利亚南部。

冒顿单于所建立的匈奴帝国，首先是基于氏族的分封制，右方王居西方，占上郡以西匈奴控制部分；左方王占东方，控制上谷以东部分，直到辽东。冒顿自己则占据中部，也就是代、云中一带。

另一方面，新的匈奴联盟中央也获得了更多的支配权。冒顿单于不仅组建了会聚部落首领的新式议事机构，以及严格的行政等级制，又在大约今蒙古国中部地区建立了祭祀祖先、天地、鬼神的龙城，作精神上的凝聚。可以说，匈奴帝国在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上都具备了与中原对抗的能力。匈奴自己也认为已经获得了和汉帝国并称的资格，这一点在冒顿单于对汉文帝所写之信的称呼中表露无遗：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

冒顿单于所创建的国家制度，有一部分可能是向中原政权学习而来，但更多的还是基于草原部落的特性而构设。从实践来看，这种政治制度其实具备很强的稳定性，如果算到公元48年分为南、北二部为止，匈奴的立国时间还超过了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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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青铜印

青铜，东汉，2.9× 2.3cm

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或许更重要的是，冒顿单于开创了一种新的草原组织模式，它具有超越具体政权的可持续性。匈奴尽管在东汉时败亡，新兴的草原力量鲜卑却很快继而崛起，并在许多方面有所超越之。从此以后，草原帝国一直作为中原政权的强大对手而存在，并二度成为东亚和中亚的霸主。

王莽执政之初，欲拜十二部将，举全国之力，将所有兵谷都输往边地，十道并出，准备追击匈奴。他的部将严尤劝谏道，周、秦、汉三代都与匈奴交战，但从没有找到上策。周宣王视戎狄之侵为蚊虫叮咬，驱之而已。天下称明，这也不过是中策。汉武帝则选将练兵，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可匈奴反攻报复，“兵连祸结三十馀年”，中原与匈奴都受到重大消耗，这是下策。而秦始皇筑长城之固，耗竭民力，“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汉书·匈奴传下》）严尤以此劝阻王莽不要大用民力。

实际上，班固之所以引用严尤的观点，似乎也意味着，中原政权的政治人物们开始认识到，内亚草原上已经诞生了一种基于游牧生活而构建的新型政治-军事力量，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力量是不可征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