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后，我们为什么仍然爱《茶馆》？

新华社北京６月６日电 题：６０年后，我们为什么仍然爱《茶馆》？

新华社记者白瀛

５月２８日７点多，３２岁的吕霄蕾就来到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北端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这时，买票的队伍不但在院内折了弯，而且已经甩到剧院往南２００米外商务印书馆旁的大鹁鸽胡同里。

多年来，只要《茶馆》上演，就会出现这种奇观。今年是《茶馆》演出６０年。据北京人艺院长任鸣介绍，开票当日，不到１６点即售罄。

吕霄蕾排了６个小时，终于买到３张票。“我准备带父母去看——因为每人限购３张，要是不带爸妈，我就买３张不同时间的，自己看个够。”

“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

时代造就了《茶馆》。

１９５４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之后，老舍萌生写一部剧本歌颂社会主义民主的想法，１９５６年８月完成了初稿《一家代表》，其中第一幕就是清末民初的一家大茶馆。

该剧联合导演夏淳后来回忆，老舍写完就来到北京人艺朗读，大家都觉得第一幕写得最精彩，于是建议索性就写一个茶馆的变迁。不久，《茶馆》剧本出炉。

该剧分三幕，以老北京裕泰茶馆的衰败为背景，以茶馆掌柜王利发为线索，展现了戊戌变法后、军阀混战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的社会变化，用老舍自己的话说，要表达“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

剧本散点透视的“人物展览式”结构，开创了中国话剧文学的先河，对《小井胡同》《天下第一楼》等后世名剧有着明显的影响。

１９５８年３月２９日，焦菊隐、夏淳联合导演的《茶馆》在首都剧场首演，引起轰动。时任北京人艺院长的曹禺对老舍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

演出中，北京人艺总导演焦菊隐把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和中国戏曲艺术相融合，为中国话剧民族化作了有益探索，进而形成北京人艺演剧学派，《茶馆》也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的一座丰碑。

１９８０年，《茶馆》赴西德、法国、瑞士进行了为期５０天、巡回１５个城市的访问演出。这是新中国话剧第一次走出国门，也是新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

“《茶馆》是话剧观众的必修课”

“《茶馆》是老舍和北京人艺的镇家宝，也是话剧观众的必修课。没看过《茶馆》，感觉观剧的生涯都不完整。”吕霄蕾说。

作为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茶馆》曾多年被安排在春节后上演。北京人艺原副院长崔宁曾说，对演出市场而言，这本是淡季，但《茶馆》总可以让淡季不淡。近年来，《茶馆》无论在什么时间上演，都是一票难求。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授胡薇认为，《茶馆》６０年后依然广受观众欢迎，用事实证明了艺术创作的规律。“如果一个优秀团队能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一部质量上乘的作品，是可以超越时代的。”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军认为，作为“人民艺术家”的老舍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观众本位意识，是《茶馆》观众缘的重要原因：作品虽然立意深远，表达了对历史与人关系的思考，却也不乏故事性和传奇味，对话俏皮生动，人物性格鲜明突出，适合普通观众欣赏。

作为剧中秦二爷的第二代饰演者，冯远征说，《茶馆》随着时间推移也能折射当下的生活，让观众产生共鸣，这就是作品的经典性。

“我们会倍加珍惜观众对《茶馆》和剧院的爱护，坚持‘戏比天大’的人艺精神，对戏剧艺术永远怀着敬畏之心，精益求精。”任鸣说。

“永不放弃成长和探索”

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６日晚，首都剧场。大傻杨敲打牛胯骨说着数来宝登台，大幕向两旁舒卷开，八张八仙桌依次摆开，店里堂外人声嘈杂，高朋满座，悠然的鸽哨声划空而过，灶上的炒勺噼啪作响……

“所有的人都知道，当晚的演出定然是一场绝唱。”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原馆长刘章春记述道。

这是《茶馆》首版的最后一场演出，于是之、郑榕、蓝天野、英若诚、童超、黄宗洛、林连昆、牛星丽等陪同该剧几十年的演员，从此成为“传说”。

７年后的秋天，林兆华导演，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冯远征、宋丹丹等主演的新版《茶馆》在首都剧场公演，却因其表现性舞台布景、自然化表演风格等因素引发争议；到２００５年夏，北京人艺以上述演员阵容恢复了焦菊隐版《茶馆》，林兆华任“复排艺术指导”。

然而，林兆华的实验引发了戏剧界的思考。作为经典作品，《茶馆》应有不同版本，应得到不同导演的不同演绎，已成基本共识。

２０１７年底，在中国话剧诞生１１０周年之际，北京人艺导演李六乙为四川人艺排出了一台四川话版的《茶馆》，因其在继承焦菊隐艺术成就的基础上，深化了老舍原作中的批判意识和悲悯情怀，获得了不少好评。

胡薇说，面对经典剧作，改编者不应只是标新立异，而是需要与作品内容契合，与作者血脉相通，表达合情合理。“一些世界级大导演，常隔一段时间就用不同方法重排一遍自己的代表作，展现了永不放弃成长和探索的创作态度，也成为令他们艺术之树常青的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