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高考天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之迷（天问求仙路）

第十章破译高考天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之迷

（注原标题 《浅析天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之迷【新阅读征文】》为田园泥土香教育于2012-08-18 09:51首发于中国教育人博客且于今天修改于【搜狐自媒体】）

浅析天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之迷【新阅读征文】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这是屈原老师《天问》中，172问中的第一问。我们知道屈老师的《天问》是非常的难解，自古以来，研究《天问》的学者很多，如东汉校书郎王逸等就喜欢研究《天问》。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研究者依然对诗中的诸多疑团未能破解。20多年来，本人只对天问》中的第1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略知一二，现借《新阅读》杂志征文之际，抛砖引玉，共同探讨、研究、学习、进步。

什么是“天问”？

大家知道，在中国有两个“天问”：

一个是战国时代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天问》，这是一篇千古奇诗,全诗连发170多个问题,涉及到天文、地理、神话、历史诸多方面,在文学史、哲学史、科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开篇的第1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乃是“问”中之“问”，“重”中之“重”。

另一个则是，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94岁的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也就是著名的钱氏“天问”。

到目前为止，这两个“天问”如何破？并没有解。

而近年中国又多出来高考“天问”？何谓高考“天问”？

这一系列的“天问”，我们将如何破？如何解？

下面是这些年来，我对于“天问”的一些看法，纯属一孔之见、一家之言，并真诚欢迎同行老师，指导、指点，不吝赐教！

现借《新阅读》杂志征文之际，并在中国教育人博客这个“沟通、交流、学习、进步、分享、提高”的平台上！共同探讨中国教育“天问”的感悟、体会、心得。

一、屈原之《天问》

屈原(约公元前339—约前278)，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20世纪，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

屈原《天问》的篇幅仅次于《离*》，全诗95节，172问，374句，1565字。它以四言的句式、问难的口吻，一口气提出了涉及到宇宙生成、自然变化、神话故事、历史传说、社会现实等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等各种问题，较为充分地反映了屈原的宇宙观、历史观和社会观，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远古神话史诗。（蔡靖泉《楚文学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天问》同是屈原所作楚辞中的一篇“奇”文：说它奇，不仅由于艺术的表现形式不同于屈原的其他作品，更主要的是从作品的构思到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作者思想的“奇”——奇绝的内容显示出作者惊人的艺术才华，表现出诗人非凡的学识和超卓的想像力！被誉为是“千古万古至奇之作”

何谓“天问”？王逸，东汉著名文学家，在他的《楚辞章句》说：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

二、*与屈原《天问》

*对历史的熟知，是天下皆知。他推崇的历史人物很多，如司马迁、曹操、李白、李贺等等，但最为推崇的是与他同属楚人的屈原，不仅专门写诗赞之，而且将其思想性与艺术性俱高的作品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作为国礼赠送外宾。

共和国的历史记载: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和平大会。这是世界人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也是对美国侵略朝鲜的抗议。为此，在*的提议下，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向大会赠送了一幅屈原画像。1972年9月27日晚，*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和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

*对屈原的《天问》，也是爱之颇深。他特别肯定屈原《天问》在唯物主义思想方面的贡献。如，1964年8月，*同几位哲学家谈话时，从唐代的刘禹锡《天说》回溯到屈原的《天问》的时候说，到现在《天问》没有解释清楚，《天对》（柳宗元）之作，讲什么也没说清楚，只知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三、柳宗元以《天对》回答屈原《天问》

柳宗元（773—819）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屈原在《天问》中，一共发出170多个质疑性的问题，从天上问到地下，从万物问到人间，从自然现象到社会现象，从历史事件到现实问题，真是“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语）。

但屈原只问不答，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思索空间。

与屈原几乎同时代的荀子也曾写过《天论》，但不是直接回答屈原的问题。

对屈原在《天问》中所提出的170多个问题，从战国时期之后并没有人给予回答。

一直到了唐代中期，贬于永州的柳宗元才把它概括为122条，并根据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逐个作了诠释和解答。

柳宗元从元气一元论的自然哲学观出发，提出了“本始之茫，诞者传焉”，“庞昧革化，唯元气存，而何为焉”。

他的这种“元气”，实质上是一种没有任何神秘色彩的客观存在的物质，果敢地坚持了世界的物质性。关于太阳出没和昼夜变化，月亮的死而复生，天气冷暖变易和下雨，如此等等的自然现象，柳宗元都努力运用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去把握和答疑，并勇敢地开展了对神秘哲学的批判。这也是*多次赞赏《天对》的原因。

*非常欣赏柳宗元的《天对》，1965年6月在与古典文史专家刘大杰的谈话中说：“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在上海》）

1964年8月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也说：“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他的《天对》，从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个人做了这么一篇”（张贻玫《*批注历史人物》）。

一代伟人*非常欣赏柳宗元在《天对》中的探索精神。1964年8月，他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时说：“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他的《天对》，从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个人做了这么一篇。”（张贻玫：《*批注历史人物》）

第二年6月，他在与古典文史专家刘大杰的谈话中又说：“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在上海》作者：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出版社上海世界出版集团2003年12月）

可以说，《天问》与《天对》都是作者对自然和社会深入思考的结果，是冥思苦想得以无限展开的精神升华。

柳宗元《天对》这篇文章以天地纵横之势、以奇答奇之妙，通过上天入地般的答对、古往今来般的探究，将屈原《天问》所提出的种种问题，系统地归结为122条，且根据当时自然科学、社会发展的发现认识，刀劈斧斫般地作了诠解与回答，字里行间饱含着灵和肉的拷问。

如何解释《天问》开篇问句？

下面是我对上面的几个问题考究、探讨、分析，由于学识有限，纯属一孔之见，错误定会百出，只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四、屈原《天问》中的第一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屈原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这是屈原《天问》中，172多问中的第一问。

什么意思？诗人问道，上古的时候还没有人，是谁将道传下来？屈原老师没有回答，为什么？他不会？错了，他想让后人回答这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原因在于其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遂古之初”是指何时？

“谁传道之”中的“谁”是指何人？

“谁传道之”中的“道”是指传何道？

屈原问的又是何“道”？

1.“遂古之初”指的是何时？

“遂古之初”是何时？王逸《楚辞章句》认为是“神物未生”时（汉王逸，《楚辞章句·天问》汲古阁原本湖南：邵阳经畬堂，清光绪21年重刊）；而朱熹的《楚辞集注》，则以为是“未有天地”时（宋朱熹，《楚辞集注》（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虽各注家的见解不一，但他们都把“遂古之初”的时间尺度设想为“人类诞生以前”。然而，这些以意为之的想像都是不科学、不准确的。

2.“谁”指何人？

“谁传道之”中的“谁”指何人？柳宗元在《天对》中说：“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份，曷可言焉！”（《天问天对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若按柳宗元之说，在“遂古之初”时“传道”的人都是些“诞者”，即“荒诞的人”。

《天问》和《天对》分别是屈原和柳宗元的长篇远古神话史诗，反映了跨越1100百多年的两位文学家对宇宙、天人、历史的探索历程，它们构成关于文学史上从先秦到中唐对自然和社会的一番完整的对话。本文从两位作者各自的背景经历、对天人和历史的深度思考以及创作的表现形态等三个方面，论证了《天问》《天对》的基本内涵及其作者俩的精神对话。

屈原与柳宗元，一位生活在公元前300多年的春秋战国，一位生活在公元800多年的中唐时期，从《天问》到《天对》，前后跨越了长达1100多年的时空。研究两篇*赋的形成，会使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嬗变轨迹有一个新的印象。

3.《天问》中的“谁传道之”的“传”字是什么意思？

是继承？是发扬？是创新？

4.“谁传道之”中的“道”是指传何道？

屈原《天问》中问的是何“道”？

屈原在《天问》开篇时就问“道”，那么，他究竟问的是何“道”呢？

屈子所问之“道”——

是“天道酬勤”中的“道”吗？

是老子《道经》开篇之言“道可道也，非常道也。”中的“道”吗？

还是孔子《论语》中“朝闻道，夕可死”的中“道”？

我们知道，老子、孔子和屈子分别是春秋和战国时楚国的大思想家，故屈子所述问的“道”与老子所言的“道”、孔子所论的“道”，都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恒道”，而是相当深奥的“道”。

我们从《道经》与《天问》主题思想的解析中，我们可以发现，老子所言的“道”乃是“宇宙的本原和实质”，可引申为“原理、原则、真理、规律”等，而屈原所述问的“道”则为古人的“思想观念”，包括古人的宇宙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等，两者实有共通之处。

其实，屈子的“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中的“道”，在他的《天问》没有写成之前，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有人回答，是谁回答的？是我们可爱的孔老师。

他是怎么回答的？且看：

五、孔老师答：“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孔老师答“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孔老师在与他弟子对话录《论语》中，开篇的第－句，用问话的形式回答屈原老师“遂古之初，谁传道之？”这个“问题”。

这难道是巧合吗？不！《论语》中的问不仅回答了《天问》中的问，而且更重要的是孔老师用“人道”破译屈老师的“天道”。

这难道又是巧合吗？不！这都不是巧合，是必然的。

我们再看：

昔日，孔老师从政失败后，带领众弟子周游列国，历尽千辛万苦，不再谈“天道”，开始了人间烟火的“人道”生活——谈起了为人处世、吃饭、穿衣等；而屈老师呢？昔日，从政虽然失败之后，其晚年却与孔老师相反，专业研究“天道”。屈老师这点很象晚年的牛顿研究起上帝来，走向了一条与众生不同的生活道路很有点相似。

现在让我们回到“两问”一答上来：

屈老师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古的时候还没有人，是谁将的道〈知识〉传授下来的呢？

孔老师答：“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道自我传、自我学、自我习；学了就习，这个习，是做、是干、是行动、是运用、是实践，实践岀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做不是很快乐吗？”

此刻，我们将如何理解孔老师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

这是破译“遂古之初，谁传道之？”的关键点。

我们看中学语文教材中，对于《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的注解翻译大都是：“学习并经常的温习、复习，不也是很快乐的事吗？”

就是这样的注释，也是最歪曲的解释。由于没有正确的理解由于对它的误解，让我们的教育变得毫无生机。

这句话表现出什么思想？

想学习吗？

我跟你说，大家学习了之后再学习，而且是反复温习、复习、学习同一种东西？且不说这与“温故而知新”的思想境界相去甚远，完完全全表现的是在生产“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一架架会考试的机器人，在这种教育的思想指导下，这不是明明白白在培养书呆子吗？

这是孔老师的教育理念吗？

如此，这样的教育大圣岂能让千千万万学习者感受到学习快乐吗？

我想，如果孔老师今天能够“穿越”回来的话，一定会反对的这样解释的。

为什么？

只因为孔老师说——

六、孔老师“穿越”之话：“我是边学、边习、边快乐”。

孔老师为什么说“我是边学、边习、边快乐”呢？

我们听孔老师是怎么说的：“同学们：想当年，我带领群弟子周游列国，那是食不果腹，居无定处，天当房，地当床，相当的痛苦；对于这一点，20世纪50-60年代的人，可以从70年代后期对我的‘三句半”批判中找到问题的答案：‘西北风不住似狼毫，鹅毛大雪纷纷往下飘，孔子在蔡国被轰跑，几天来人困马乏饭也吃不饱，子路饿得弯着腰，颜回饿得心发慌，孔子饿得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唤。’这可是我当时的生活写照，不夸张、很真实当成，想想看，那个时间、那有心情去‘温故而知新’呀，况且，我说的‘学而时习之’并不是这个意思吗？要是这个意思的话，整天学呀、学呀，人能快乐起来吗？要知道有的知识需要‘温故’才能‘知新’，有的则不必要‘温故’就能‘知’。况且那个时间也不像现在考试什么的？温什么习呀。”

“你看？我的徒弟孟子老师不是说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吗？我们古人不是说‘暴学三年，走遍天下；再学三年，寸步难行’吗？这个谚语说明了理论跟实践相结合重要性：学习是为了应用，学而不用是无知、是无能。理论一定要跟实践相结合，寻找真理的方法在书中，真理藏在实践中。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不就是*思想理论跟实践最完美的结合吗？我们的*主席在他的《实践论》中不是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吃一吃’吗？所以说，你们现在想要获得知识，就要去学、去读、去研究；去习、去实践、去检验——实践岀真知，实践又是导师。不要在相信课本中的文言文那样的解释了，那样只能越‘学习、复习’越呆笨？”

“现在我们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

“同学们看——我们的*主席读书时学的是师范，沒有读过军事院校，更没有系统地学过军事理论，为什么成为伟大的军事家？他领导的小米加步枪为什么能将对方的飞机大炮打得落花流水？将黄埔军校的优秀生打得满地找牙？其原因正如他所言‘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多么精彩的学习指南，为何弃之不用？要知道‘实践’这可是学习中最好的武器，我听说美国有个叫爱迪生的‘差生’，只上3个月小学，靠实践成为世界级的大科学家！”

“同学们：爱迪生的这样实践不就是我说的‘习’吗？实话告诉你们吧，我也是这样学习的，我是边学、边习，至于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因为这样我越学、越习，越高兴；我边学、边习边快乐。”

“同学们：人呀，你看？10多年如一日，从早到晚地‘学、背、考’能快乐吗？我想呀，只有在‘做中学、学中做’才是快乐的、幸福的。”

“同学们：近日，我在看湖南经视《钟山说事》节目，其中有一段是“高考天问”的节目中，主持人钟山非常痛斥高考的如何不公平，实际上呀，这个世界要做到绝对的公平，是很难办到的，我们不是常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吗？我们的千军万马何必非要走高考这个艰险的‘独木桥’呢？现在可好了，由昔日的高考时众多的考生们‘过独木桥’的局面，到现在很多高中毕业生选择出国留学，放弃高考的人数在逐年增加，我不明白，是‘独木桥’太艰险呢？还是‘洋光道’太诱惑呢？这样看起来是不左即右？还是我的思想太古？跟不上形势的变化？我认为现在的教育和高考要走‘立交桥’这个‘桥’，其实，教育的‘立交桥’还是我的‘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只是换一个新名词而已，为的是更好说明问题、为的是教育的与时俱进，我现在举例来说，你看汽车要想跑得快，要走什么路？要走高速公路，上高速公路没有‘立交桥’行吗？这个我们都明白，不行！教育何不是如此呢？人要成才，也需走教育的‘立交桥’，是上南京？还是上北京？是去上海？还是去西安？一个人当有了上哪里、去哪里的目标、目的地，他就有了前进的动力，不是有‘条条道路通罗马’之说吗？这个‘通’就是要我们走教育的‘立交桥’吗？！”

由此可见，屈原老师的“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应该是“道自传之”。

“道自传之”：就是孔老师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道自传之”：就是我们的“做中学、学中做”？！

“同学们：今天我啰啰嗦嗦、拖泥带水说了这么多，是否行得‘通’呢？下面接着往下看现在人对我孔老师过去所走之路的评价和看法，算作是教育的它山之石吧，能否攻高考‘天问’之玉？”

七、“做中学、学中做”是事业成功的基石”

上面借孔老师的那个“穿越”，虽说是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自园”，但“其说”就是这样的本意。

实际上，2500多年前的孔子的的确确是个实践教育家：

现在，我们就从中国最伟大的幼儿游戏说起——

1.孔子幼儿时期做了什么游戏？

“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客。”

这是史学家司马迁在他著的《史记》中写2500多年前我们的孔老师幼儿时玩的家家游戏（实践、实习）。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岀：当时的孔老师在幼儿时玩的家家游戏与别的小孩子不一样，他最爱玩的家家游戏（“做中学、学中做”）却是：“先将祭祀的各种器具摆设在－起，然后便模仿贵族们习礼仪的各种活动，练习成人的磕头行礼仪式。”

幼儿期的孔老师为什么喜欢玩这样的家家游戏呢？

这得益于他母亲幼年时对他的兴趣引导、迁移，她给儿子买的玩具是礼器，买回家就让儿子当玩具了“玩”，“玩”着“玩”着，一不留神孔老师就成了礼仪方面的专业人士。“玩”着“玩”着，一不留意孔老师就成了教育方面的至圣先师。

还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是“玩”（实践）出来的。

孔子上过大学吗？

李时珍是如何“玩”（实践）出《本草纲目》的？

“李时珍长期自己下乡采药，祖冲之是自修的，没有进过什么大学、中学。孔夫子又进过什么大学?他的职业是人死后去吹吹打打，当吹鼓手。这一点是章太炎指出的。他还做过会计，看过牛羊。但是，他却学会了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会弹琴、骑马、射箭、驾车子。”（《*论教育革命》1964年2月13日）

2.李时珍为什么放弃高考？

以上是“*论教育革命”的部分摘要，下面我们看李时珍是如何由一个科举时代的“高考”落榜生，成为伟大的科学家所走的人生之路——

李时珍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医学家、药物学家，他历时27年编成《本草纲目》一书，是我国古代药物学的总结性巨著，在国内外均有很高的评价，已有几种文字的译本或节译本，且著有《濒湖脉学》。

谁知道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这些成果是“长期自己下乡采药”的结果：由于李家世代业医，民医地位很低，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所以，父亲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功成，出人头地。然而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性格刚直纯真，对空洞乏味的八股文不屑于学。自14岁中了秀才后的9年中，其3次到武昌考举人均名落孙山。

于是，心高气傲的李时珍便放弃了“高考”做官的打算，专心开车走“立交桥”上高速“学医”去了，这一学医不要紧，不几年，李时珍果然成了一名在当地很有名望的医生。

李时珍为什么会有如此的神奇？

这主要得意于“我要学习”——

得意于他向父亲表明了立志学医的决心：“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

而他爸爸李月池，在冷酷的事实面前终于醒悟了，不在望子成龙，便同意儿子的要求，走“道自传之”的学医之路。

就这样？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边采药、边学习、过研究、边实践、边总结，并向劳动人民群众学习。在38岁时，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3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到了北京当上了皇帝的保健医生。

在李时珍任职太医院前后的一段时期，经长时间准备之后，李时珍开始了《本草纲目》的写作。

在编写过程中，脚穿草鞋，身背药篓，带着学生和儿子建元，翻山越岭，访医采药，足迹遍及河南、河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广大地区，走了上万里路，倾听了千万人的意见，参阅各种书籍800多种，历时27年，终于在他61岁那年写成。（据李时珍百度百科）

李时珍的伟大，在于他的“我要学医”——

在“做中学、学中做”中的“道自传之”；更在于他的理论与实践相结果的精神，不做高考的奴隶。

试问：明武宗、神宗万历等70多年的的高考状元有多少？是谁？何人能说得清楚？

然而，李时珍这个明末的高考的落榜生，却为何成为伟大的医学家名垂千古呢？

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走“道自传之”的教育“立交桥”。

孔子是优秀的教育家，他的“有教无类、因才施教、三人行必有我师”及其“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等，是中国教育的里程碑！

孔老师的成长也完全靠自己的勤奋学习，他的“活到老，学到老”的勤学精神，他的“昔仲尼，师项橐”（三字经语）不耻下问的求学精神，这就是我们可爱孔老师给我们的榜样，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学习的榜样。

3.朱重八的幼儿游戏为什么是“道法自然”？

我们再看明朝的开国皇帝朱重八，少年时期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家家游戏的（“做中学、学中做”）儿童，就是在这样的家家游戏中体会到皇帝的快乐和威颜，尽管他过着“身穿马粪头戴瓢”的乞丐生活，还梦想着过“老朱何日能做朝”幼儿时皇帝游戏的生活。是谁让幼儿的重八玩这种家家游戏？

是天性，是兴趣的使然。

也就是古人讲的“道法自然”也，大人不用管、更不用问，真正的顺其自然，基于此，重八通过理论跟实践相结合，一不留神，实现儿童时期游戏梦想，不但成了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而且还是一个不错的、很有作为的皇帝，这一点正如*主席谈——

“明朝的皇帝，搞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他一字不识，是个文盲。一个是明成祖，皇帝也做得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但以后万历、嘉靖等都读了很多书，成了知识分子。”（《*论教育革命》1964年2月13日）

*主席对明朝皇帝的这句话的评论，并不是完全正确，但是却说明了一个问题，一个人，书读的太多，如果理论与实践不结合，变成书呆子了。

实际上嘉靖是一个很聪明的皇帝，把一群大臣玩弄于鼓掌之间，但贪恋权欲又自己不喜欢做事，整天求仙拜道，他在位的后20多年从来不上朝，就窝在宫里演讲仙丹妄想长生。

而他的孙子万历原来是一个不错的皇帝，在张居正的强势下对他由爱生恨，掌权后也不怎么关心国家，他是超越了嘉靖成为最懒皇帝的，在位48年好像有30年不上朝的，后半生都在为他的郑贵妃和小儿子忙活了。

不过他们两个不愧是爷孙，臭气相投！爷爷不爱理政爱炼丹，喜好黄老之道！为人不但猜疑心重，脾气还挺大，你看他登基前搞的那场政变就是一个铁证，还有他对他的几位皇后的态度也能证明他的为人不是很过关！

作为孙子的小万历，10岁就当皇上，这比他爷爷登基年龄还小，所以并非一登基就理事的，因此在即位之初也来搞个政变，基本上把前10年当时的首辅张居正老臣的汗水付之东流了，之后罢政27年，朝政基本荒废也瘫痪了，要知道他的父亲可是位想要中兴王朝的主，结果因皇位交接给了错的人，使得这个理想变得没戏唱了！！

皇帝也是人不是神，书读的在多、别看“成了知识分子”，平时不“学而时习之”、不“道自传之”，整天满脑子的“求仙拜道、不理朝政”，也照样亡国。正如《明史》神宗的本纪结尾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万历。

倘若“嘉靖、万历”这爷孙俩，能像孔子老师那样勤学好问“做中学、学中做”、像老皇帝重八先生那样“乐于学习、勤俭持家”，明代不至于‘实亡于神宗万历’”。

下面是本人对“学而时习之”认识和理解，为一家之言，不妥之处请读者老师多提宝贵意见。

八、“学”与“习”的辩证关系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何谓“学而时习之”？

所谓的“学”就是已知之事，所谓的“习”就是把自已知道（学）的知识、解决问题的办法，付诸实践而检验正误之义。

为此，孔老师的孙子子思还在他的《中庸》中把学习的过程分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这就是“学”与“习”的辩证关系，是从“学”（知）开始，“习”（行）到为止的。

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还把行动和认识结合起来，提岀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他在《劝学篇》中“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厚也。”指实践就是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

行（习）是学的最高阶段，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效儒篇》中看到“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知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之。……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知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

关于行（习）是学的最高阶段，我们还可以从孔老师的二掌柜亚圣孟老师的《万章上》“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找到答案，对于学，孟老师主张的就是思考、存疑和实践；此外，我们还可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名字来看：为什么叫“行知”，不叫“知行”，这是因为陶老认为先“行”而后才“知”。

好了，不知何年月——

我们将孔老师的“学而时习之”当作“学习并经常的温习、复习，不也是很快乐的事吗？”当作“温故而知新”来实践、来运用、来解释，让人大读特读，大背特背，背就背吧，背了不又不应用，就是为了考试、为了分数，正如教育上有句戏言：“学完、背完、考完、全忘完，考上大学，毕业之后还是用非所学。”

所以说，教育的这种现状，毕业之后还是用非所学的话，如果用“学了再复习，复习之后再学”和用“温故而知新”理念来解释“学而时习之”，还叫“不亦说乎？”吗？不叫了，哪叫“不亦悲乎？”

记得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中写到：讲句良心话，当年老师、家长逼我们读书时，那情形真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孔子如果这样讲，我才佩服他是圣人，因为他太通达人情世故了。可见他根本不认同这种解释。

试想如果让你天天读来背去的，不接触实际你愿意吗？

“熟读游泳学，不如下江河”，此道理谁都明白。况且哪个时候是不考什么试的，“学而是时习之”与“温故而知新”是两个不相同的概念，岂能同日而语，岂能象现在的有人戏称的哪样“学完、背完、考完、再忘完”的应试教育。

君不见：每年高考前后学子对书的三部曲——“买书、撕书、烧书”等，对书的仇恨态度上可以看出，那是无比厌恶和愤恨。

基于此，我们解释孔老师的“学而时习之”这句话，要看一看他的成书时代背景。

《论语》一书并不是孔老师本人写的，谁写的？

这个问题《三字经》已替我们回答了：“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

从这12个字中，我们可以看岀师徒间在周游列漫、多么的快乐、多么的浪漫，那充满个性的游学，那毫无拘束的回答，那真诚坦率的交流，是多么的令人羡慕不已！他们一边“学”、一边“习”，理论实践相结合，因材施教、因学施教，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不戴“绿领巾”羞辱你、不测“智商”说你笨、不“协议”劝退歧视你、不“民主投票”让你离开学校……，沒有“优秀生”，也沒有“差等生”，真正做到一视同仁、有教无类。

这难道不快乐吗？快乐！快乐！当然快乐了!

只因有了“我要学”，为何不快乐？理所当然要快乐!

“道自传之”这就是“我要学”的教育。

九、“道”与“自传”的关系

何谓“道自传之”？

“道自传之”就是我要学！

“道”就是知识、就是学习。

“自传”就是自主学习，就是“我要学习”。

为什么这样说呢？

实际上在儿童和成人的内心世界里都有两重天地——

他可以将“天堂当作地狱”，也可以将“地狱当作天堂”；可以这样说，每一个人的心灵中都有一个小殿堂：她可以成为地狱中的天堂，也可以成为天堂中的地狱。

对学习来说：主动学习是快乐的，被动学习苦的，这个道理谁都清楚、明白。那就是，老师、父母越让他学，他越不学。

表现在，当他没有兴趣、不想学的时候，我们的学习条件再好、学习环境再舒服，学的时候他也是非常的痛苦、难受；当他有兴趣、想学的时候，学习条件再差、学习环境再劣，他会创造条件学，没有光，他会“凿壁偷光”、会“囊萤”、会“映雪”；为防止打瞌睡会用锥子锥自已的大腿、会将头发用绳子捆起来吊在梁上等，为的是自己要学习。

这个问题，弥尔顿在他的《失乐园》中一句“意识本身可以把地狱造成天堂，也能把天堂折腾成地狱”，就说明了不快乐的其中的－些原因，如，我们熟悉的《天仙配》有这样一句词“寒窑虽破避寒，夫妻恩爱苦也甜”。

人的学习也是如此这般：每个人在学习的过程中都会发生下面两种情况：

首先是当他（她）对某些科目很感兴趣、喜欢某个老师、或者某一段时间学习热情很高时，学习的劲头就很高、越学越想学。

其实是当他（她）对某些科目缺乏兴趣、讨厌某个老师、或者某一段时间对学习提不起热情，其学习就没有劲头，越学越不想学，就来个厌学、逃学。

孩子在第一种情况下，他的学习就非常积极主动，自然学习效率就比较高，是“我要学”的。

而孩子在第二种情况呢？完全是在消极地、被动地学，结果学习效果自然就好不了，是“要我学习”的，这个时候你有在好的学习方法，对于他（她）来说都是无用的。。

我们看“我要学”（自主性学习）与“我要学”（被动性学习）是两种不同的学习态度，可见，学习态度制约了学习成绩提和高考绩的分数。

“我要学”能充分调动人的智力因素，使观察力敏感、准确，使记忆能力准确而持久，使思维能力活跃，想像能力丰富，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要学我”是不想学，不是自主地去学，而是别人让他去学，不想学也得学，不得不学，这种学是没有兴趣学，是没有追求学，因此智力因素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学习效率差，而且体验不到学习的乐趣。

我们知道对于学生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快乐”是动力的源泉、“方法”是成功的钥匙。

想想看，一个“要学我”的学生，他（她）没有了学习的“兴趣”、没有“快乐”的心态、再好的学习“方法”（钥匙）能打开成功的“大门”吗？

我们教育者要顺应孩子的天性，不带任何色彩强迫孩子学习，让孩子成为正真的学习的主人；否则，如果家长带有任何目的逼迫孩子学习，他将成为厌学的主人。

一句话，只有孩子成为学习的主人，主动地学、有兴趣地学，你不让他学，他会偷着学，学习就是一种亨受、一种快乐，学成了真正的“不亦说乎？”，学习犹如天堂般美妙。

如果孩子成为厌学的主人，一切的学都是被动的，你让他学，他偏不学，此时学习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痛苦，比受刑罚、下地狱还难受，学习成了真正的“不亦悲乎！”，学习犹地狱般痛苦。

只有“道自传之”的学习、“顺应天性”的学习、工作才是一种享受、一种快乐、一种幸福，这样的学习，难道不是我们的素质教育所提倡的吗？减负教育所要求的吗？

自我教育是快乐的、幸福的，这是教育的最育境界。

现在我们的教育如何？

在今天的学校教育中，素质教育的战鼓早已打响，减负的呼喊惊天动地，然而我军仍岿然不动。

如此，我们现在的教育，由人类的“我要学”的“道自传之”的教育，变成了“要我学”、“叫我学”、“逼我学”，我偏不给你学，我给你来一个厌学、逃学和辍学，看你能奈我如何？

这还是人类的教育吗？

作为教育本不应该有“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分，只有“人的教育”和“非人的教育”之别。

“人的教育”就是“以人为本”的教育。

“知其心性，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教育。这是一种让学生主动学习的教育，不用父母“摧促”，不用老师“逼迫”。这种个性化的教育，是一种人人成材的教育。

试问：今天，我们的孩子个性是否张扬？孩子是否快乐？如果要回答的话，估计十个有九个说不快乐？我记得诗人田晓菲说了一句真心话“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学生，学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考试。”为什么？理论跟实践不能相结合，学而不用，用非所学，专业不对口，想一想，辛辛苦苦换来的却是一张不管用的文凭，还要回炉上技校，他们能不痛心吗？拿着一张不管用的文凭，有的既便是上岗了，也是用非所学，学非所用，这不是在糟蹋我们的教育吗？

让所有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把“要我学习”变成“我要学习”！！

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呢？

如何变？

就是要变“被动性”学习为“自主性”学习。

这种学习就叫“道法自然”，也叫“顺应天性”——

人的“本元、本性、天性”的教育，这种学习才能让人有“灵性、悟性”，才有“创造、发明”。

“道自传之”就是“学而时习之”；“道自传之”就是“生而时习之”；“道自传之”就是“自主性”学习，就是“我要学”的学习。

下面我们看以下几个名人成功的事例，看“道自传之”的它山之石，能否“攻”中国高考“天问”之“玉”呢？

十、“道自传之”的它山之石

“道自传之”的“我要学”教育，是教育的最高境界，在这里特意选择国外部分贫寒伟人的“道自传之”的它山之石，能否“攻”中国高考“天问”之“玉”呢？

1.法拉第“道自传之”科学巨人

法拉第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同时也是“道自传之”著名的自学成才的科学家。

这位“道自传之”科学巨人于——

1824年1月当选皇家学会会员。

1825年2月任皇家研究所实验室主任。

1833-1862任皇家研究所化学教授。

1831年，他作出了关于力场的关键性突破，永远改变了人类文明。

1846年荣获伦福德奖章和皇家勋章。

法拉第，这位铁匠的儿子，只因为家境贫苦，才在7岁到9岁读过两年小学。

12岁就开始打工养家糊口——“当报童”，13岁在一家书店当了装订书的学徒。

在送报、装订等工作之余，“道自传之”的求学精神让他自学化学和电学，并动手做简单的实验，验证书上的内容。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市哲学学会的学习活动，听自然哲学讲演，因而受到了自然科学的基础教育他喜欢读书，利用在书店的条件，读了许多科学书籍，并动手做了一些简单的化学实验。

法拉第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科学家，在后来把他做过的实验整理成《电学实验研究》一书，书中收集了三千多个条目，详细记述了他做过的实验和结论，是一本珍贵的科学文献。大发明家爱迪生，只上三个月的小学，这个世人皆知，他之所以成功，很大一部分得益于法拉第的《电学实验研究》。

我们看——

贫穷对法拉第来说是不幸的，而童工的打工生涯清苦是可知的。但是，难能可贵的是小法拉第不安于贫穷、不安于清苦、在“我要学”的“道自传之”求学之心驱使下，成为学习上的主人，主动地学、有兴趣地学、并且加实践、验证、总结。

法拉第的成就，验证我们的孟子老师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句话的正确性。

法拉第的成功，验证“道自传之”这句话的重要性。

2.爱迪生是“道自传之”的发明家兼科学家

爱迪生的童年，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输在起跑线上：他8岁上学，但仅仅读了三个月的书，就被老师斥为“低能儿”、“问题”孩子而被撵出校门。上学的时间，不如我们现在的幼儿园，文化程度不及现在的小学生。

他为什么能成为天才发明家？世界级的伟人？

当他天天泡在实验室十几个小时的时候，有人便问：“是什么原因让你如此辛苦的工作？”爱迪生笑道：“我辛苦吗？我工作过吗？我从来不辛苦过，我从没有工作过，我只是在做我喜欢的事情吧了。”

3.马克·吐温是“道自传之”的“美国文坛巨子”

马克·吐温，是美国的幽默大师、小说家、作家，素有“美国文学中的林肯”之称。

马克·吐温的代表作是《百万英镑》，在小学五年级人教版语文书第二学期，24课名叫《金钱的魔力》P141-144，他的作品《汤姆索亚历险记》，被录入七年级苏教版语文课本第一学期的名著推荐与阅读。六年级下册也同样有。作品《汤姆索亚历险记》，被录入人教版小学六年级下册第17课，被录入英语牛津深圳版八年级下册第6单元课文，被录入沪教版七年级下册第8单元的第35课。

谁能想到？这位推崇为“美国文坛巨子”的伟大作家，却没有上过几天学，即使在学校里他也是个调皮捣蛋、不服管教的坏孩子，学习成绩很差，用现在的话来说，也是一个“差生”。他为什么要怎么做呢？用他的话来说：“我不喜欢听从别人的意志来读书，我要以自己的方式来学习。”

马克·吐温的学习方式也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种“道自传之”的自我教育。

其实，像《学习的革命》一书的作者戈登·德莱顿，这位新西兰著名的播音员、记者、主持、作家也是逃学式的“爱读书者”，再如我国的大文学家沈从文、台湾作家三毛等，更是逃学式的“爱读书者”，他们喜欢一个人静静地读、悄然无声地读、漫无目的读、豪情满怀地读。

这就什么样的读？

“道自传之”的自我教育地读！自我教育地学！实践、应用，最终成为某个领域的领军人物。

4.林肯是“道自传之”的最伟大的总统

林肯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只断断续续上过几年小学，干过几十种农活、做过无数个工种，其成就完全是靠“道自传之”式的自我教育方式学习的。

林肯的求学、读书精神与*主席非常的相似，也是过干活、边读书，并受到父亲的责骂，林肯在干活之中，由于读书、学习不知道挨过父亲多少耳光，有“一次，当着许多人的面狠狠地打了他一记耳光，连人带书打岀老远。”（赵雪波编著《超越苦难的林肯》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p69页）

在“道自传之”的坎坷路上，尽管他屡败屡战，但是他那不服输的精神，最终使其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

林肯的成功是“自我教育”的典范，是“我要学”的榜样、“道自传之”楷模。

十一、结束语 “道自传之”：为啥破译中国高考“天问”？

孔子成为教育方面的至圣先师。得益于他母亲幼年时用“家家游戏”对他的兴趣引导、迁移，这些“无为的、无心的、无意识”的早期教育，促进了这个少年时期的仓库管理员、牧羊馆，虽然家境衰落、生活贫苦（“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15岁即“志于学”，并善于取法他人，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以至到了62岁时，这样形容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成为“活到老，学到老”的楷模，尤其是他“不耻下问”学习的精神（这一点，我们看从《三字经》中看出：昔仲尼，师项橐），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榜样。他的“有教无类、因才施教，三人行必有我师”及其“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等，将是中国教育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