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松芳:顾颉刚广州宴游记

周松芳:顾颉刚广州宴游记

首页角色扮演太玄超变单职业更新时间:2024-04-29

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曾自谓其流连诗酒,很多是出于工作需要,比如1944年在重庆时,每月四千元的《文史杂志》主编费,便基本用于跟作者在餐馆见面谈稿子了。(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8页)是以成为在日记中留下餐馆记录最多的学者之一。

1927年4月17号,顾颉刚抵达广州,先后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代理语言历史研究所主任等职。因为鲁迅曾出言顾来他走,校方委曲求全,旋派顾氏江南访书,5月17号离穗,10月13号返抵;鲁迅则迅即离穗,于10月3号回到上海。其实不过一年之后,顾氏也于1929年2月24号离穗北上,呆在广州的时间,总共也就一年半左右,但留下的饮食记录,却鲜有其他学人所能及。

广州长堤

顾颉刚1927年4月17号凌晨2时才抵达广州,寄居客栈,不遑休整,即访容肇祖(元胎),寻傅斯年,不见,然后“与元胎夫妇及其妹到城隍庙福来居饭”。(《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37页)这福来居可是百年老店。1935年春,江浙籍著名法学家、书画家、方志学家余绍宋,因曾祖父余恩鑅宦粤近三十年(1853-1880),姑母嫁与粤人,母亲也系粤人,家族则有七人埋骨于穗,故几番准备之后,特别回来扫墓,并于3月10号“在福来居便饭,此饭店有百余年之久,往闻四叔言,昔日祖父大人与外祖父恒宴集于此,今此店一切装饰犹存古风,惜其堂倌最久者仅四十余年,无有能道五十年前事者,肴馔亦不染时习”。(《余绍宋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43页)1928年8月6日再去,则与北京归来的大史学家陈垣(援庵)同席:“太玄来,同到福来居……今日同席:援庵先生、太玄、定友、予(以上客),德芸(主)。”还有一次则是小北归来,就食于此:“(1928年9月4号)在北门外饮茶,回至城隍庙福来居吃饭。”(《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93、202页)

接下来一个月时间,他先寄居容肇祖家,后移寓傅斯年处,当然他们会管饭,但多数时间还是在外宴饮,几无虚日,到西园、东山酒家、太平馆、陆园、八景等知名酒家饮宴15次,到不记名茶食点心铺觅食12次,外出饮茶吃饭共达27次;所尝食物之中,龟苓膏为岭南特产,杏桃粉则今已不闻。其中西园、太平馆尤为有名,一为广州四大酒家之一,一执西餐馆之牛耳,但去得最多的却是东山酒家,一月之内,去了6次:

1927年4月18号:起,吃点,算账出栈。雇车到元胎处。与其夫人步至新宅(寄寓),与元胎同到孟真(傅斯年),晤之。同到东山酒家吃饭。

1927年4月20号:到大新吃点。游西关,逢大雨,到梁财信堂避雨。吃饭。

1927年4月22号:孟真邀到八景酒家,晤绍原。

1927年4月26号:到陆园品茗吃点……到茶馆吃茶点。

1927年4月30号:到元胎家,与之同到西关,买书,到茶香室吃茶点。到真卫生吃饭。

1927年5月1号:与元胎同到西关,吃点。到萃古堂买书。到甜点心铺,吃龟苓膏及杏桃粉。回其家,吃艾饺。

1927年5月3号:到元胎家,与之同出,到北门外,游宝汉里,茗于西盛茶寮之绿野堂。

1927年5月4号:与孟真同到八景酒家赴宴……今晚同席:江绍原、叶良辅、傅孟真、蒋径三、杜定友、何思敬、费鸿年、宋湘舟、徐信孚、予(以上客),朱骝先(中山大学校长)、何仙槎(以上主)。

1927年5月5号:到公园吃茶,饭。

1927年5月6号:仙槎在东山酒楼请吃饭。

1927年5月7号:孟真邀往东山酒家吃饭。

1927年5月8号:到西园,赴宴……今晚同席:黎国昌、陈宗南、陈功甫、伍叔傥、卢□□、容元胎、予(以上客),伦达如、关卓云(以上主)。

1927年5月10号:与敬文到陆园吃饭。

1927年5月11号:到东山酒家吃饭……到惠爱中路吃饭。

1927年5月12号:到东山酒家吃饭……到东山酒家吃饭。

1927年5月14号:到元胎处,候元胎归,与其夫妇同出,到德政街看屋,购物,到南关吃茶。到太平馆,图书馆学术研究会筵宴也。

1927年5月15日:与元胎同到双门底购物,归其家。复出,到点心店吃饭。与元胎雇船到芳村……回至长堤,吃茶点。

1927年5月16日:到东山酒家吃饭。(《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37-40、42-47页)

这些知名酒家中,以后都有再去,有的则去过很多次。但1927年10月13日,顾颉刚重回广州,由于其妻及两女已先期抵穗安家,故此番没有急于外出就餐,三天之后,才于10月16日应莘田(罗常培)之邀,“宴于东方酒楼”,却是初来时未曾履席的新酒楼。而且仿佛取代了东山酒楼似的,此后不复再去“东山”,却频去“东方”,临别广州前最后的晚餐,就假席东方:

1928年6月11号:杜太为来,导游农科、东山,到东方酒 楼吃饭。

1928年6月30号:林女士来,同到东方酒楼,建中先生邀宴也。……今晚同席,陈虞、予夫妇、自珍(以上客),建中、惠贞、林超(以上主)

1928年7月22号:与莘田、毅生同宴卫西琴于东方酒楼……今晚同席:卫西琴、梁漱溟、杜太为、林XX(以上客),莘田、毅生、予(以上主)

1928年11月30号:定生偕其姊及其学生二人来,邀往东方酒楼吃饭。

1929年2月23日:到校及元胎处,到六榕寺,晦闻先生邀宴也,食二菜即归,孟真邀宴也,到东方酒楼。(《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95、172、178、188、227、256页)

这东山酒楼和东方酒楼肯定不会是笔误成的一家,而是如假包换的两家;上一年,郁达夫来中大任教,第一个月就两家都去过,如果晚一点,他们就可以“偶遇”了:

1926年11月19日:一个人在东山酒楼吃了夜饭,就回来睡觉。

1926年11月28日:和潘怀素跑了一个午后,终于在东方酒楼吃了夜饭才回……又遇见王独清,上武陵酒家去饮了半宵,谈了些创造社内幕的天。(郭文友注《富春江上神仙侣:郁达夫日记九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14页)

有意思的是,顾氏不再去东山酒楼,但一年以后却去了两次东山游泳场赴宴,不知游泳场能吃啥,第一次是校长到场,第二次是校长设宴:

1928年7月6号:与履安同到东山游泳池,泽宣邀宴也……今夜同席:朱骝先夫妇、金甫、缉斋、孟真、叔傥、心崧、凌霄、予夫妇(客),泽宣夫妇(主)。

1928年7月8号:与履安同到东山游泳池,骝先先生邀宴也。……今晚同席:孟真、思敬夫妇、泽宣夫妇、缉斋、鹏飞、嵩龄、心崧、翁之龙、赵吉卿、德人、予夫妇(以上客),朱骝先夫妇(主)。(《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82-183页)

或许由于小别胜新婚,半年多后的夫妻重逢,顾颉刚竟有10日未曾外出就食,直到1927年10月23日,才携妻女与容肇祖及林惠贞“同到第一公园吃茶点”,然后于晚间“到妙奇香,谭震欧邀宴也”。这些都是此前未曾光顾的。妙奇香也是传统的名酒家,创办于1879年,鲁迅在粤时也常去,不过此际他们无由偶遇了。后来又应辛树帜之邀去过一次:“(1929年2月8号)树帜邀往妙奇香吃饭。”(《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98、249页)

到1927年11月,他们外出吃饭的频率就加大了。10号所去的在山泉,是一家老牌的茶楼,前驻意大利公使黄诰1916年就去过七八次。(《英公使黄诰日记》,《民国稿抄本》第一辑第五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因为老牌,所以值得再三前往:

1928年1月31日:与四穆夫妇、元胎、莘田、斯行健、孟雄同到西濠口,游沙面,到十八甫在山茶室吃点当饭。

1928年11月1号:到元胎处,同到沙基,则赴澳门船须下午四时开,遂赴河南,观伍崇曜宅,断井颓垣,碧池秀木,不胜荒凉之感。吃鱼生粥,回西关,到梁财信。予假寐一小时,同到在山泉吃点当饭。(《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29、218页)

1927年11月12号、19号、20号连续三次旧楼新顾——与傅斯年同往东山酒楼,其中第三次乃为戏曲研究大家吴梅父子饯行,请客的是他和罗常培、董作宾和丁山;罗常培是著名语言学家,董作宾是古文字研究“四堂”之一。11月26号,又开始“打新”:“启鑅邀予及孟真到玉醪春吃饭。”(《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06页)这玉醪春也是前述西园齐名的酒家;晚清民初的南海诗人胡子晋《广州竹枝词》说:“由来好食广州称,菜式家家别样矜。鱼翅干烧银六十,人人休说贵联升。”并自注道:“干烧鱼翅每碗六十元。贵联升在西门卫边街,乃著名之老酒楼,然近日如南关之南园,西关之谟觞,惠爱路之玉醪春,亦脍人口也。” (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898页)玉醪春他后来又去过:“(1927年12月1日)与孟真到鹏飞处,谈旅费事,同到玉醪春午饭。”这西园和玉醪春,差不多去年此时,郁达夫也都去过:“(1926年12月2日)在夷乘那里,却遇见了伍某,他请我去吃饭,一直到了午后的三时,才从西园酒家出来。”(《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08页)“(1926年12月5日)午后和同乡者数人去大新天台听京戏。日暮归来,和仿吾等在玉醪春吃晚饭。”(郭文友注《富春江上神仙侣:郁达夫日记九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4页)

紧接着,四大酒家之一的南园也登场了:“(1927年11月27号)缉斋邀宴于南园……今晚同席:孟真、今甫、予(客),缉斋(主)。”稍后又再去:“(1927年12月4号)到南园,应杭甫等邀宴,为孟真饯行也。”1928年也去过4次,2019年还去过1次:

1928年3月19号:孟真邀请至南园吃饭。金甫同席,谈至九时许归。

1928年4月27号:到南园吃饭,十时归。今日同席:孟真、凌霄、予、金甫(主)。

1928年6月9号:史禄国设宴于南园,十时归。今夜同席:孟真、金甫、丁山、予(客),史禄国夫妇(主)。

1928年11月11日:到南园赴宴……今日同席:赵远任夫妇、莘田、李凤藻、予、孟真。又朱校长在南园设宴欢迎邹海滨,予亦被邀,小坐。

1929年2月2号:到南园,赴叔傥之饯……今午同席:予夫妇、凌霄、叔傥夫妇。(《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07-108、145、158、168、221、249页)

民国广州南园酒家

南园当然也少不了郁达夫的人份:(1926年11月12日)中午去东山吴某处午膳,膳后同他去访徐小姐,伊新结婚,和她的男人不大和睦。陪她和他们玩了半天,在南园吃晚饭,回来后,已经十一点多了。(郭文友注《富春江上神仙侣:郁达夫日记九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此后,由于广州起义,市面扰攘,避居多日,直到1927年12月24号,始“与缉斋、金甫到越香村吃饭,予作东”。然终不宁靖,频率甚低。但1927年12月31号“与丁山、骥尘到乐园吃饭”,所记个中详情,对我们了解当日茶楼之经营大有裨益:“今日到乐园,岩茶每碗三角,鸡丝面一碟七角,馒头两个一角,粽子一只一角。三人茶点,乃至四元许。以票与找,乃以‘找续票’找出,此票该肆自发,仍须持至该肆吃茶点也。”所谓“找续票”,当属今日的优惠券之类,诚渊源有自了。乐园既善营销,当然也会再去:“(1928年5月27号)太玄游荔枝湾,先到乐园,坐艇游陈廉伯住宅,吃鱼生粥。返乐园,闲谈。至五时许吃饭,六时许归。今日同席:太玄(主)、金甫、绍孟、元胎夫妇、敬文、成志、式湘、林超、帅华浦、黄XX、予夫妇及艮男。”只不知此乐园,是否就是1928年12月18日再去的寰乐园:“到元胎处,又同到寰乐园,宴李张两君,酬其佛山东道之谊。”(《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09、117、168、233页)寰乐园可是一家老牌酒楼,黄诰当年就多去。

转眼到了1928年,新年稍有新气象,也可以说安宁些了,顾颉刚也相对频繁出席宴饮了:“(1928年1月5日)与元胎到陆园吃饭。”次日又“到陆园吃饭……一人吃些点心,也费去一元二角半,盖毫洋票跌,物价益昂,一碗肉丝面价至七角也”。此后又再去过3次:

1928年6月18号:与泽宣夫妇、许雨阶、华祖芳同到陆园吃点。

1928年8月4号:与太玄同到陆园,定友设宴也。

1928年10月17日:履安来校,与同到陆园吃点心,到双门底买物。(《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22、174、192、214页)

陆园顾颉刚去了4次,郁达夫则一月之内去了3次,特别是后2次,有穆木天、白薇、成仿吾,可都是著名的作家:

1926年11月13日:在陆园饮茶当夜膳。

1926年11月18日:晚上月亮很大,和木天、白薇去游河,又在陆园饮茶,胸中不快,真闷死人了。

1926年12月11日:仿吾于晚上来此地,和他及木天诸人在陆园饮茶,接了一封北京的信,心里很是不快活,我们都被周某一人卖了。(郭文友注《富春江上神仙侣:郁达夫日记九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9、27页)

1928年2月8号“偕孟真、金甫到聚丰园吃饭,商量研究所事”。(《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32页)这聚丰园,乃其家乡风味;广州饮食业老行尊陈培曾经回忆说:“汉民路(今北京路)的越香村和越华路的聚丰园菜馆,经营姑苏食品。”(陈培《北方风味在广州》,《广州文史》第四十一辑《食在广州史话》,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页)而且甚有名,民国食神谭延闿去吃了之后,大为叫好,还要他的著名的私厨曹四现学现做,仍然称好:

1924年4月8日(三月初五):偕丹父渡海,径至省长公署,晤萧、吴,邀同步至聚丰园,吃汤包及其他点心、炸酱面,去三元四元,丹甫惠钞。

1926年6月17日(五月初八):与大毛同食烧饼,曹厨仿聚丰园制也,一咸一甜,尚有似处,吾遂不更饭。(《谭延闿日记》,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1册第357页、第15册第405页)

1928年3月13日,顾颉刚再度光临过聚丰园:“启鑅邀至聚丰园吃饭……今日同席:信甫、予(客),启鑅、鸿福、福瑠(主)。”而越香村这家家乡菜馆他也去过的:“(1927年12月24号)与缉斋、金甫到越香村吃饭,予作东。”(《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45、115页)为何日记中只字不提其是故乡风味?远在广州,这姑苏风味,对于浙江籍的著名作家郁达夫来说,也属乡味了,也曾三度光临,包括成仿吾郁达夫告别广州的饯行宴:

1926年11月9日:晚上聚丰园饮酒,和仿吾他们,谈到半夜才回来。

1926年11月26日:午后五时约学生数人在聚丰园吃饭。

12月13日:晚上仿吾、伯奇饯行,在聚丰园闹了一晚。(郭文友注《富春江上神仙侣:郁达夫日记九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13、28页)

走笔至此,我们发现,顾颉刚跟郁达夫的广州酒楼耦合度甚高,真是作家学人,味有同嗜。而通过下面这则记录,我们更发现,顾颉刚来到广州近一年,从未有一言品评粤菜之优劣,却在1928年3月11号“与履安、两女、仲琴、郑德祥、元胎及其母妻游北园,饭于北郭茶寮”后,始置佳评:“今日吃饭,以饭馆在菜田中,任何羹汤都以油菜作底,清鲜得很。予向不爱吃青菜,今日竟饱啖之。”哎,吃了那么多顶级大酒楼,竟然没感觉?须知他后来还在北京吃过最著名的广东菜——谭家菜呢,日记中载得分明:“(1937年6月6日)与履安同赴《史地周刊》宴于太平街谭宅……今午同席:谭瑑青、希白夫妇、煨莲夫妇、元胎、八爰、思齐夫妇、致中夫妇、荫麟夫妇、予夫妇。”尝上了味,此后又多有再去:

1928年4月15号:到元胎处,与他及仲琴、式湘同到新北园吃饭。饭后,同到宝汉里外小山竹树间憩息。

1928年4月29号:到莘田处,同到晦闻先生处,出,到孟真处,到北园吃饭,二时许归。

1928年9月4号:在北门外饮茶。

1928年9月5号:与莘田到粤东酒店访黄宾虹先生及定谟。并晤晦闻先生,同出,到北园之白香山馆吃饭。(《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44页,第3卷第651页,第2卷第154、158、202页)

北园及宝汉茶寮,郁达夫也是短时间内就去了3次的:

1926年11月22日:同一位同乡,缓步至北门外去散步, 就在北园吃了中饭。

1926年12月8日:早晨,阿梁跑来看我,和他去小北门外,在宝汉茶寮吃饭。

1926年12月11日:和他们出去访同乡叶君,不遇,就和他们去北门外宝汉茶寮吃饭。饭后又去买了一只竹箱,把书籍全部收起了。(郭文友注《富春江上神仙侣:郁达夫日记九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6、27页)

主楼为民国广州大新公司

1928年2月19日,顾颉刚参加校长的宴请:“到西堤大新公司,骝先先生邀宴也……今晚宴全校教授于大新公司,凡七十余人。”学校当局另一次宴请也是在这类新式大酒店:“(1928年10月27号)到亚洲酒店,校长宴全校教员,与孟真同归。”这两家他后来都在此宴过客:

1928年4月10号:宴史禄国于大新公司,请金甫、孟真作陪。

1928年10月20号:与莘田同到亚洲酒店,卫中设宴也……今晚同席:刘启邠、陈湘文、刘万章、莘田、膺中、予、杜太为、卫中。

后来中大的文科学生代表葛毅卿等21人联名请他们一家的别师宴,也是在这种新型酒家——东亚酒店:“(1929年2月19号)学生邀至东亚酒店,到海珠公园摄影,还东亚吃饭。九点许散。中大文科学生向无团体,今日竟有此宴,真料不到。”(《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35、217、153、215、254页)青年学生好新,当然可以理解,学校向新,也是好事,而向无团体的学生们能自发组织起这么一场谢宴,则令其感动!

1928年3月15号,又一家西关老牌大酒楼登场了:“赴观音山,至西关谟觞馆吃饭,到明珠看电影。”1928年3月25号,傅斯年的生日宴也设于西关,不过是在颐苑:“孟真明日生日,宴于西关十一甫颐苑,艮男同往。今晚同席:今甫、泽宣、缉斋、叔倘、凌霄、莘田、丁山、予、泽宣夫人、艮男(客),孟真(主)。”颐苑也很老牌,十几年前黄诰常去。以后又去过两次,一次是跟容肇祖这个老广:“(1928年6月16号)到元胎处,与元胎夫人、履安同到颐苑,应丁山、莘田之约……今晚同席:金甫、叔傥、缉斋、奇峰、心崧、予夫妇、元胎夫人、毅生、丁山、莘田。”一次是庄泽宣在他临别广州前,算是为他做最后的饯行:“(1929年2月23日)与履安到叔傥、吉云、莘田、廷梓睹家道别。到西关十一甫颐苑,泽宣等邀宴也……今午同席:梁漱溟、彭一湖、王叔平、莘田、李沧萍、李辛之、予等(以上客),晦闻(主)。”(《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45、148、173、256页)

食在广州,素菜也美,不仅斋菜中的鼎湖上素和罗汉斋等成为广东名菜,成席的素宴,也为人所向往,顾颉刚在广州期间就去过4次,包括临别前夕:

1928年4月21号:到校长室,晤仲揆、树帜等,同到六榕寺吃饭。今日同席:仲揆、树帜、金甫、予,孟真(主)

1928年11月6日:到六榕寺,赴宴。到中央公园。今日同席:李济之、孟真、予(以上客),绍孟、筠如、淬伯、芳圃(以上主)。

1929年2月18日:诸同人邀宴于六榕寺。今晚同席:孟真、予夫妇、自珍(以上客),径三、绍孟、耘僧、淬伯、亚农、瑞甫、刘朝阳夫妇(以上主)。

1929年2月23日:到六榕寺,晦闻(黄节)先生邀宴也。(《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56、220、254、256页)

即便是素宴,郁达夫都没有错过:“(1926年11月20)十点钟去夷乘那里,和他一道去亚洲旅馆看(唐)有壬,托他买三十元钱的燕窝,带回北京去。请他们两个在六榕寺吃饭。”不管郁达夫多么不喜欢广州,临别时都在说:“行矣广州,不再来了。这一种龌龊腐败的地方,不再来了。我若有成功的一日,我当肃清广州,肃清中国。”(郭文友注《富春江上神仙侣:郁达夫日记九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28页)但对广州的饮食,却是喜欢的,虽然没有形于言表,但观其在广州仅半年而只留下的四十余日日记中的菜馆酒楼记录,其频率却是远超他处的。试想想,如果他在广州能呆个三两年,留下较完整的日记,其所存的广州酒菜馆史料,是鲜有人能及的,包括顾颉刚先生。

顾颉刚先生在广州吃过了传统的顶级酒家西园、南园等,也吃过了乡野风味的北园等,同时连素宴也吃过了多次,还有不能错过的,当然是与苏州船菜齐名而有以过之的紫洞艇,也确实没有错过,而且深觉其豪奢不亚于传统的顶级酒楼:“(1928年4月22号)到式湘处、莘田处。到校,招待诸人。十时,包公共汽车到海珠,上晚香舫……包紫洞艇半号,价只四元。饭菜两桌,只二十二元。价原不贵。但今日总用,乃至五十六元,杂费占三十元(赏钱二元、素菜二元、酒三元六角、水果糖食八元三角、烟一元六角、茶水二元六角、筵席捐两元七角、酒牌五角、粥菜二元二角、包车二元、小船八角)。”并叹曰:“此请客之所以难也。”(《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56、184页)这也是在广州一年半期间所发的唯一一次感叹——嫌贵的感叹。

民国广州的紫洞艇

再接下来,终于“回到从前”,再去刚到广州时去过的西园和太平馆。西园只再去过一次:“(1928年6月17号)到西园,荫楼、超如设别宴,饭毕到艳芳照相。”(《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74页)太平馆则再去了好7次,应该是在广州去得最多的餐馆了。再去的第一次是黄节请:“(1928年7月12日)到太平支馆,黄晦闻先生邀宴也。”第二次是请陈垣:“(1928年8月3号)伴援庵先生及其弟子参观图书馆及研究所。到太平馆吃饭……今日同席:援庵先生、定友、太玄(以上客),予(主)。”第三次是携家人去:“(1928年12月3号)与定生姊弟、履安、自珍等同到财厅前照相,到太平馆吃饭。”第四次则又大有来头了:“(1928年12月14号)何叙父来……出至旧太平馆吃饭,谈至两时别。”这来头就是何叙父,他在1928年11月25日“赴黄埔军官校,十二时到。参观校长何叙父所藏古物”,对何叙父作了介绍:“何遂,号叙父,闽侯人,中将,黄埔军官学校代理校长,甚好古,常识极丰富,谈论极畅。”因对此公印象极深,故在1973年7月,又在日记后补记一段,其中说道:“何遂为辛亥时宿将,曾任大名镇守使……北伐之际,驻军河南、陕西,收入较多,大买古物。及其解职,乃将古物捐赠北平图书馆。黄埔军校创于孙中山,以蒋介石为校长,及其离粤,以李济琛代之,李又行,乃以何继。渠在军人中,最喜文墨,因此其友多而武少,与予竟为莫逆交。”(《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84、192、228、231、225页)因此之故,何遂后来两访中大,顾氏均热情接待,一次在校,另一次仍在太平馆:

1928年12月2日:到校,宴黄埔校长何叙父先生,导观古物、善本室及碑帖室等……今日同席:何叙父、李晓孙、式湘、锡永、绍孟、元胎、仲琴、鹏飞、树帜、应麒、何李两君之子。

1928年12月24日:何叙父来,导观风俗室、档案室、图书馆、生物系。出至旧太平馆吃饭,谈至两时别。

广州第一家西餐厅太平馆

在他临别广州前,何遂的饯行宴还是设在太平馆:“(1929年2月20号)叙父邀宴于太平新馆。”并邀请了大戏剧家欧阳予倩:“今午同席:欧阳予倩、蔡哲生夫妇、黄霖生、瑞甫、叶夏声(競生)、谭达崙、叙父夫妇、叶在树(迺奇)。”为什么宴席全部设在太平馆?是否与当年军政要人特别是校长蒋介石特别青睐太平馆有关呢?最后一次去太平馆,则是应大戏剧家欧阳予倩之邀:“(1929年1月26日)与式湘及庐女士同到太平饭店,欧阳予倩邀宴也。”(《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84、192、228、231页)

有趣的是,郁达夫唯一一次上太平馆,正是在临别广州前夕,还是跟一个日本人一块:“(1926年12月13日)早晨访川上于沙面,赠我书籍数册。和他去荔枝湾游。回来在太平馆吃鸽子。”(郭文友注《富春江上神仙侣:郁达夫日记九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顾颉刚在广州期间,最亲近的朋友应该是容肇祖了,餐馆宴聚自是常事;他们一块去过的福全馆,今天几乎没人知道了:“(1928年8月27号)敬文来,往看莘田夫妇,同到福全馆吃饭……今夜同席:莘田夫妇、元胎夫人、毅生、敬文、坤仪(莘田女)(以上客),予夫妇及二女(主)。”临别广州前不久还去过一次:“(1929年2月20号晚)万章来,同到元胎处,又同到福全馆……今晚同席:予夫妇、自珍、元胎、瑞甫(以上客),万章(主)。”(《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99、248页)

他们还去过两家至今更无人知无人晓的餐馆,一家是新亦山:“(1928年9月15号)履安来校,同到元胎家,又到财厅前新亦山吃饭。”一家是随园:“(1929年2月1日)到司后街随园,太冲、杭甫设宴也。”接着我们再说郁达夫,郁达夫还去过好多家顾颉刚未曾光顾的菜馆,比如去过好几次的清一色,这在上海可是很有名头很有故事的粤菜馆,唐鲁孙先生颇道其详,此处不赘:

1926年11月5日:九点钟,去邮局汇钱,顺便在清一色吃了饭。

1926年11月23日:(去医院看成仿吾)出来至清一色吃夜饭。

1926年11月27日去沙面看书……途中遇今吾,就同他上清一色去吃午饭。

1926年12月6日:在清一色吃午饭。

1926年12月12日:在清一色午膳,膳后返家,遇白薇女士于创造社楼上。

1926年12月14日,与同乡华君,在清一色吃午饭。约他于明天早晨来为我搬行李。(郭文友注《富春江上神仙侣:郁达夫日记九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13、25、27、28页)

此外还有杏香、武陵、妙奇奇、别有村、又一村、擎天等酒楼菜馆:

1926年11月23日:同一位广东学生在杏香吃饭。

1926年11月26日:中午与同乡数人,在妙奇奇吃饭。

1926年11月28日:遇见王独清,上武陵酒家去饮了半宵。

1926年12月6日:在又一春吃晚饭。

1926年12月9日:打(牌)到翌日早晨止,输钱不少,在擎天酒楼。

1926年12月12日:晚上日本联合通信社记者川上政义君宴我于妙奇奇酒楼。

1926年12月1日:今朝是失业(辞职)后的第一日……走到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去坐谈,木天和麦小姐接着来了,杂谈了些闲天,和他们去别有村吃中饭。(郭文友注《富春江上神仙侣:郁达夫日记九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3、14、25-27页)

当然去得更多的,还是那些不曾具名的茶楼酒肆:

1926年11月4日:早餐后作《迷羊》,写到午后,写了三千字的光景。头写晕了,就出去上茶楼饮茶。

1926年11月6日:晚上和同事们去饮茶,到十点钟才回来。

1926年11月7日:至创造社分部,遇见了仿吾诸人。在茶楼饮后,同访湖南刘某,打了四圈牌,吃了夜饭,才回寓来。

1926年11月16日:午后赴分部晤仿吾,因即至酒馆饮酒,在席上见了白薇女士。

1926年11月24日:经过女师门前,走向公园旁的饭馆。独酌独饮,吃了个痛快,可是又被几个认识的人捉住了,稍觉得头痛。

1926年11月25日:午前又有数人来访,谈到十一点钟,我才出去。喝了一瓶啤酒,吃了一次很满足的中饭。

1926年11月29日:夜和白薇及其他诸人去逛公园,饮茶,到十一点钟才回来。

1926年11月30日:午后无聊之极,幸遇梁某,因即与共访薛姑娘,约她去吃茶,直到三时。回来睡到五时余,出去买酒饮,并与阿梁去洗澡,又回到芳草街吃半夜饭,十一时才回到法校宿舍来睡觉,醉了,大醉了。

1926年12月3日:去西关午膳,膳后坐了小艇,上荔枝湾……在西关十八甫的街上,和郭君别了,走上茶楼去和温君喝了半天茶……晚上又有许多年青的学生及慕我者,设筵于市上,席间遇见了许多生人……白薇女士也在座,我一人喝酒独多,醉了。(后去看电影,然后再送白薇回家)这时候天又开始在下微雨,回学校终究是不在了,不得已就坐了洋车上陈塘的妓窟里去。

1926年12月4日:晚上又在陈塘饮酒,十点钟才回来。

1926年12月7日:12月7日:午后三时后,到会场去。男女的集拢来为我做三十生辰的,共有二十多人,总算是一时的盛会,酒又喝醉了。晚上在粤东酒楼宿,一晚睡不着,想身世的悲凉,一个人泣到天明。

1926年12月8日:晚上和白薇女士等吃饭,九点前返校。

1926年12月9日:和阿梁及张曼华在一家小饭馆吃饭。

1926年12月10日:阿梁和同乡华岐昌来替我收书,收好了三竹箱。和他们又去那家小饭馆吃了中饭……独清和灵均来访我,就和他们出去,上一家小酒馆饮酒去。

1926年12月14日:晚上请独清和另外两位少年吃夜饭,醉到八分。(郭文友注《富春江上神仙侣:郁达夫日记九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8、12、14、15、23-26、28页)

之所以历数郁达夫这些不具名的小酒馆饮食,是因为饮食市场,高中低档酒楼,总是呈金字塔形分布,顶级酒楼就金字塔顶那么几家,高档酒楼处于金字塔上部,为数也不多,大多数还是入不了文人特别是大作家的笔端的,好在郁达夫有些“无聊”,写下了,换别的人,比如鲁迅,包括顾颉刚,相信很多去了压根儿也没记上。而“食在广州”,其实更多的就是靠这一家家餐馆撑起来的,如果没有这一家家餐馆提供实证的材料,我们回顾当年“食在广州”的盛景,终不免流于奢谈,或者底气不够坚实。

1929年2月24日,顾颉刚离穗,到别处再吃粤菜了,而且吃得更多更好。但在广州的席上人物,俱一时风流,始终值得我们回望流连。且不说傅斯年(孟真)、黄节(晦闻)、赵元任、罗常培(莘田)、伍叔傥、杨振声(金甫)、容肇祖、钟敬文、欧阳予倩、商承祚(锡永)以及李济(济之),这些人后来不成大师也是大家,而此际俱属少壮,云集岭南,于斯地而言,何其幸也,也诚堪为“食在广州”文化“贴金”,而事实上很多人的广州音容,早已渺然,如此,则本文之撰述,自有其意义了。再则,通过顾颉刚的席上记录,我们还知道,原来新儒学大师梁漱溟也曾来过广州,当是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并及代李济琛任广东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还有后来西南联大的栋梁中坚郑天挺(毅生),此际当是担任广东建设委员会秘书。其他如庄泽宣、刘万章等,我们在广东的民国史料中常见,人们往往不知其何方神圣,到了顾颉刚席上,却频频亮相,亲切可感。凡此,俱可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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