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出离汉传佛教现象，浅谈太虚大师的改革，探讨学佛者修行之路（太虚剑仙）

这两个月以来，有很多读者都不断地联系庵主，询问为何迟迟不更新文章。其实，本人一直在反思一个问题，那就是汉传佛教中愈演愈烈的“出离现象”。为此，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阅读之后，对此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总结梳理。

当然，池光雪庵的观点也仅仅是一点拙见罢了，还望各位读者能够不吝赐教。

具体而简单地概括“出离汉传佛教现象”，就是指信奉汉传的徒众中，有许多人最后转向了藏传或者南传。更有甚者，转过头来攻讦最初的信仰，其中种种乱象非三言两语所能讲清楚。

不过，这一令人心痛的现象，并非今日才引发僧俗内外的警觉与反思。事实上，教内对于此事的关注持续了数十年乃至百年之久，也有不少大和尚在这一问题上积极地建言献策。

但就其实际成效而言，只能用“差强人意”来描述。

“末法无端，为何出头？嗟兹圣脉，一发危秋！”

虚云老和尚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发出如此感叹，面对教内的诸多乱象无可奈何。

搞经忏的、跳大神的、求名利的、跑江湖的......在风雨飘摇的旧社会，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只要披上袈裟，就摇身一变成为“佛子”，至于如不如法根本无人关心。尤其是民国政府成立以后，本着“政教分离”的根本原则，佛教彻彻底底地失去了政府的支持。

时局的动荡、国力的衰颓、战火的袭扰，并未令当时已然分崩离析的佛教团结起来。相反，传统宗派山头林立、各自攻讦、彼此倾轧的现象，反而变得愈来愈严重。各大宗派并未在内斗中占得先机，反而因为离心离德无力抵抗外界压力，一些宗派变得更加衰微甚至面临失传的境地。

面对僧团整体的松弛与衰败，各位高僧大德站在不同的角度，穷尽一生试图将其拉入正轨。

由是，弘一法师出家后隐居温州十二年，搜集整理散落各地的戒律文本，续接了中断数百年的南山律宗法脉。来到闽南以后，又致力于传戒、讲戒、授戒，直到晚年在泉州温陵养老院圆寂。

被尊为“莲宗第十三祖”的印光大师，则将劝人信佛念佛视作重中之重，数十年如一日为信众传法布道，其法乳至今仍滋养十方众生。

虚云老和尚

与之同时代的谛闲、倓虚以及后来的慈舟、梦参等大德，都为了弘法事业而奉献一生，中国近代佛教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但在这些高僧当中，对现今圣教面貌影响最大、最深远的，还是被誉为“佛教改革家”的太虚大师。

1912年，“中国佛教会”、“中华佛教协会”、“佛教大同会”先后成立，三者都表达了强烈的改革愿望。在敬安和尚等人的带领下，三会最终取消合并成为“中国佛教总会”，由他担任该会的第一任会长。

“统一佛教，阐扬法化，以促进人群道德完全，国民幸福为宗旨。”

该会提出的主张，得到了当时南京临时政府的同意，由此在全国20多个省、400多个县内，联合起来形成了近代最初的现代佛教组织雏形。不过，以月霞为代表的高僧们，在1915年公开表示“不愿做袁世凯称帝的饰品”，因而刚刚建立不久的佛教总会被明令取消。

1918年，这一协会组织已经彻底消失，直到1924年才重新成长为全国性的“中华佛教联合会”。而一代高僧太虚大师，就是在此时崭露头角的，他立足于“人生佛教”（注意，不是“人间佛教”）这一思想基础之上，提出了影响极为深远的“三大改革”。

第一，教理改革；
第二，教制改革；
第三，教产改革。

弘一大师

“若晓得佛法本来不是宗教，自然放大眼光，自由研究。”

太虚大师具有极度的超前性和先锋性，因而遭到了当时传统的守旧派的抵触，这些改革措施并未彻底地贯彻下去。简而言之，笼罩在汉传佛教头顶上数百年的乌云，依旧阴魂不散地紧紧相随，直到今天依旧是如此。

太虚改革失败的原因相当复杂，除了理念上与守旧派有所抵牾外，其实最为主要的还是触及到太多人的利益。比如，他对于超荐亡灵、放生祈福、经忏佛事等传统“业务”，是持有怀疑和批判态度的，其在文集中不止一次称之为“经忏佛教”。

然而，这些佛事活动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许多寺庙最为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直到近百年后的今天，经忏、放生、祈福仍旧是许多寺庙的主要活动，开坛讲经、升座弘法等事务，反而退居二线甚至难以寻见踪影。

“宗教搭台，文化唱戏”、“浑水摸鱼，名闻利养”、“占山为王，搜刮敛财”......这种种乱象依旧存在，着实是令人心痛的事实。但是，我们国家幅员辽阔、不同地域的人文差异巨大，现实的复杂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短期内基本上无法改变现状。

回顾了以上种种之后，我们就不难发现“出离汉传佛教现象”背后的原因，总结起来其实无非以下三点。

太虚大师

第一，元明清以来戒律的废弛，导致僧团内部良莠不齐，浑水摸鱼者不在少数；
第二，汉传佛教理论体系存在自身的漏洞，连出家人都无法对其生起完全的信心；
第三，僧才师资、教育体系的不足与缺陷，使得僧团中难以出现龙象般的僧才。

太虚大师将毕生的精力都倾注于此，短期内着实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他的改革并未彻底地进行下去，因而留下的“后遗症”也不少。

综合起来考察的话，现代僧团与旧社会的僧团相比，在戒律等方方面面显然更为进步。如果各位读者不相信的话，可以自行搜索“会道门”这一词条，从中便能窥见包含佛教在内的种种宗教乱象。如果精力比较充沛的读者，还可以搜索关于“经忏佛教”方面的内容，便得以知晓旧社会的僧众在学理、学制上的薄弱了。

现在的僧人素质较过去更高，这是一个最为基本的客观事实，无论是戒律还是学理上。而佛教在组织上也更为完备，内部表面上至少还维持着“僧赞僧”的一团和气，在教产与教制上也有一整套的治理与监察机制。

当然，个别道场或者地域存在“浮渣泛起”的不良现象，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水至清则无鱼”是客观规律，这些不良现象与风气不能掩盖中国佛教近百年来取得的成就，总体上来还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的。

可是，为什么做到了这两点以后，“出离汉传现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了愈演愈烈的态势呢？

闽南佛学院

庵主个人之拙见，还是在第二点上，即汉传佛教自身理论框架中存在的缺陷，没能很圆满地得到解决。或者说，我们的综合水平、平均水平是上来了，但尚未涌现出能够高屋建瓴、率领僧俗走出泥潭的龙象人物。

以藏传佛教为例，无论是花教、白教、黄教还是其他的什么教，都必须遵循十分严格的修行次第。几乎涵盖显教全部义理的“五部大论”，是当地佛学院僧侣的主修科目，而且有着十分严明的考核标准以及学位等级。

我们的佛学院也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但毕竟中断了数百年，想一下子就开花结果是不可能的。同时，民族文化中的“实用主义”和“神秘主义”传统，也极大地干扰了佛学院教育的普及，甚至有不少信众对它是极为抵触的。

而南传佛教在义理上虽然比较朴素，但它们也能实现某种程度上的“自洽”，这得益于其重视实践的传统以及简洁有效的修习方法。也就是说，流传于锡兰、暹罗以及缅甸等地的上座部佛教，凭借其“求真务实”的态度和“切实有效”的成就赢得了信众。

而在这方面，汉地流行的佛教就比较尴尬，我们始终都不能在理论与实践中实现“自洽”。同时，我们的经典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丝毫不过分，但其中存疑存伪的地方相当之多。由于种种原因，至今都没有出现一位重量级的出家人，对外界提出的质疑做出令人叹服的解释。

但这些并非是汉传本身的过错，我们自身有着很多优秀的地方还为被发掘，只是暂时的乌云遮住了它的光辉罢了。

甘珠尔

以天台宗为例，它就在实践与理论上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打破了“汉传理论是空中楼阁”的论断。然而，佛教信众虽然多达数亿，但暂且不必说拥有基本的止观常识，就连听闻过“天台宗”这一词汇的人都少之又少。

至于其余宗派理论，就更鲜有问津者了。这并非是信众的过错，而是数百年之积习所造成的，趋吉避凶、经忏超度、巫魅神秘等等不良印象，掩盖了圣教太阳一般的光辉。一般居士教育的缺失，导致其在佛学常识上的薄弱，进而很容易退转道心。很多学佛者不明了次第，又找不到明师指点，修来修去修成了“一团浆糊”而无所成就，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事情。

现了僧相的出家人，不能很好地把如来家业讲清楚，因此就造成了今天非常尴尬的局面——居士佛教和二宝居士。

什么是居士佛教？我们翻开近代的佛教史，会惊奇地发现，冲锋在前为信仰摇旗呐喊的在家人，与出家人一样多甚至可以说更多。同时，许多白衣登上讲坛为大众说法，穿着僧衣的人反而成为了下面听法的学生，这些都是末法时代佛法衰败的象征。

说法的在家居士数量非常之多，有名望的也非常多，但庵主只能用一句“泥沙俱下”来形容。一些居士固然很有名，推崇他的弟子也非常多，但细看其著作以及讲座，错漏、发挥之处比比皆是，这也是“居士佛教”的一大特征。

更有甚者，为了迎合大众热衷神秘主义的心理，以“剑仙”、“阳神”等种种怪诞之谈，堂而皇之地搬到佛法讲坛上宣扬。或者有人编造法脉、暗示或者让人吹嘘自己“开悟”、“得道”，以此欺骗信众而大肆敛财。更有大谈神通感应之人，将近代百年来高僧大德之努力毁于一旦，有倒退回旧时代沉渣泛起的态势。

谛闲法师

这些人充分利用在家人佛学知识薄弱的特性，同时在信仰的加持下为自己披上光环，以塑造高高在上的不可破的“神明”形象。基于此，便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二宝居士”，这也是末法时代的乱象。

什么是“二宝居士”？我们都知道佛、法、僧为“三宝”，但一些在家人轻视出家人，认为只要护持佛宝与法宝就行了，而对僧宝持有极度傲慢的态度。这些人，我们就将其统称为“二宝居士”，他们自身的知见令其堕入歧途。

“对出家人的态度十分傲慢不屑，却对一些在家居士奉若神明，这就是佛教内部的‘饭圈化’。”

庵主行文到此，便不得不提到一件事情。一日在浏览某著名的大居士所写的文章时，评论其对“无余涅槃”的表述有违《杂阿含经》，结果遭到了其粉丝的肆意谩骂攻击。这些人对经典原文置若罔闻，一心只想着维护其“师”的光辉形象，场面堪比当代中小学生“饭圈追星”。

“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 ”

这应当是镌刻在每一位信众心中的准则，与“三法印”一样，“四依法”是我们面对抉择时最为重要的参考标准。“三法印”倒是没有人敢违背，但违背“四依法”的人何止千万？种种乱象，非三言两语就能阐述清楚，想必各位读者在日常中也有所体会吧！

正是种种乱象的叠加，导致了愈演愈烈的“出离现象”，这便是庵主所做的一些总结。但对于这些乱象，我们有没有补救或者说改善的方法呢？个人认为是有的，而且每个人其实都能够出一份力。

对于你我这样的在家人来说，僧团内部的纷争需要由他们去解决，这方面我们几乎无能为力。但是，我们能够尽到自己的本分以拱卫佛法，庵主认为能够分为两方面。

第一，自我的精进；
第二，影响身边的人。

什么叫自我的精进呢？其实也就是围绕“八正道”进行的，在个人修行方面所要注意的事项。

首先，我们听闻佛法的时候，一定要以公认的经典为主、要参考公认的祖师大德的论著。这里面就涵盖了两个层次，即知识性与非知识性。所谓的知识性，个人所指的是一些能够存在“标准答案”的命题，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佛教史，比如佛教诞生的时间、背景等等，这些都属于知识性层面的东西。

很多学佛人看不起知识性的东西，动不动就要拿明心见性来说事，庵主对此是反对的。为什么当下的乱象如此之多？其根本原因还是大众在常识上的缺失，连最为基本的一些知识都没有掌握，反而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些奇奇怪怪的领域中。

我们熟悉了整个佛教的发展史、教理源流，就能十分清晰地梳理出一个大致框架，对于一些旁门左道一眼就能看破。如果连这些都无法达到明晰，谈修行大抵只能成为一团浆糊，始终把握不了最为主要的枝干。任何事物，都存在主干与枝干，我们可以在熟悉主干后选择一条枝干发力，但眼中只有枝干往往会陷入歧途当中。

知识性层面，还应当包括佛法基础的义理，它们是整个僧伽的基石。比如四谛、十二因缘、三法印以及一些最为基础的词汇，我们最好能背诵以形成长期记忆。对于这件事情，庵主建议各位入手一本《佛学词汇辞典》，闲暇时翻阅一下必定会有所收获的。

而非知识性层面所包含的，则是我们在修行与生活中的种种体验感悟，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比如坐禅时的种种感受，这些要在有经验的师父的指导下进行辨析，它是超越语言文字的存在。同时，大家各自的因缘际遇不尽相同，在生活中的表现也做不到千篇一律，这就需要运用到智慧层面的东西了。

佛学入门

但无论如何，在家人在依般若智慧的同时，还应当坚持佛陀提倡的“中道思想”，将其贯彻到日常的生活中并称为准则。

在逐步完成自我的精进之后，便可以谈影响身边的其他人了。所谓的影响，一定是“润物细无声”的，而非居高临下般的教育、教导。对于佛子而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只能影响，根本不存在教育或者教导。你若做得好，别人就会亲近你，你若做得不好，旁人就要远离你，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那么，我们能够在哪些方面影响到其他人呢？首先就是信仰层面，修行有成就的人相貌端严、为人亲和、事事顺遂，别人看见了就愿意亲近佛法。或许很多人会说，修行的本质是为了出离，根本不为了这些。这句话自然是没错的，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看不到过于长久的利益，只在乎当下的受用。

我们精进修行的人，因为修行善法而得到了利益，进而影响到身边的人，这何尝又不是一件欢喜的事情呢？当然，正如《佛般泥洹经》中所说的那样，“断生死之本”是修行的唯一目的，这一点我们要时刻铭记在心上。

而对于身边的同修，我们在精进修行后也能影响到他人。对一些知识缺乏的同修，我们能引导他们走上那条主干道路，使其明白精进学习、深入经藏的必要性。对于一些怀揣邪见、行使邪行的人，我们也能予以识别或者驳斥，不让这种污染继续扩大。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自身本就是众生的一部分，自我精进也能消除部分众生共业，不论什么人都能在你这里得到益处。

当然，如果有人想要通过文字去传播佛法，以将影响的范围扩展到更大，那就是更值得赞叹的事情了。不过，我们在行文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两大原则，这也是庵主的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