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宗让/文
摘 要：儒学是内外兼修、文武并重的学说，儒家自古就有尚武精神。“国术”在民国年间受到重视，当时著名武术家孙禄堂先生在“拳与道合”的基础上整合了三大内家拳种。“国术”的目标是强国强种，造福人类。孙禄堂先生用儒家的“中和”作为国术的指导思想，是武术理论方面 的原创性贡献。他的武学著作进一步糅合了儒家《论语》“一以贯之”之道、《大学》之“明德”、《易传》之“太极”与“阴阳”，《孟子》之“浩然之气”，真正体现了“文武之道”。“援儒入武”实现了对儒学原理的体证，其“本体、工夫、境界”三位一体的理论亦可以弥补西方体育科学之不足。关于儒学与武术关系的研究基本属于空白领域，通过揭示国学与国术在核心思想上的一致性，有助于提高国术理论水平，加强国学之现代转化与实际应用，为华夏传统文化的复兴与繁荣做出贡献。
关键词：孙禄堂 国术 儒学 三拳合一 中和
一
儒学是刚健的哲学，孔子昌明“直道”[1]，孟子善养“浩然之气”[2]，《易传》崇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传·象传·乾》）。儒家对武力极为重视，认为要安定天下，“礼乐”与“征伐”缺一不可 。[3]孔子的父亲叔梁纥（622-549 BC）是鲁国有名的武士，力大无穷 [4]，孔子本人亦勇武有力。[5]《周礼·保氏》所记载的“六艺”中，射、御两项就是军事科目 。[6]儒家之“道”乃是“文武之道”（《论语·子张》）。《易》中许多卦爻辞都涉及到军事思想。孔子治国主张“足食、足兵”。 [7]《论语·述而》记载：“子之所慎：齐，战，疾”。《论语·子路》记载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鲁定公十年齐鲁“夹谷之会”时，孔子利用“文有武备，武有文备” [8]将齐国折服。孔子的弟子冉有（522-? BC）协助季氏战胜齐国，其军事知识就是学于孔子 。[9]孔子周游列国时几次遭遇性命攸关的危险时刻，都能从容应对，毫不畏惧。孔子的弟子子路（542-480 BC）以“勇”而著称[10]，“勇”也是早期儒家的核心价值“三达德”[11]之一。《论语·宪问》的“以直报怨”；《礼记》与《春秋公羊传》对“复仇”的肯定[12]，《春秋》的“大义凛然”，儒家这种“义”字当头、善恶分明的学说对于遏制邪恶势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华夏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尚武精神，《史记》记载有《刺客列传》《游侠列传》，《越绝书·外传记宝剑》是最早的兵器文化。古代压制尚武精神的是法家[13]，后来是元朝和清朝对汉人实行高压统治，禁止民间私藏兵器，遂士风文弱， 民气消沉，以至于清末饱受“东亚病夫”的耻辱。
古代的兵法偏重于集团作战之道，《武经七书》[14]就是系统的军事教科书。武术则偏重于个人能力的训练，在最早的田猎与战争中已有应用。[15]《汉书·艺文志》存目《剑道》三十八篇、《手博》六篇，内容已佚失。最早的武术类记载可能是《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的“越女之剑”。[16]华夏武学的特色是“内外皆修”[17]，这一思想源远流长。春秋时期孔子在评论射箭时说只有贤者才能射中[18]。“越女之剑”强调“内实精神，外示安仪”“布形候气，与神俱往”。《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及“孙子吴起列传”时说：“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历代对军事统帅的赞美多有“儒将”的称谓。明代大儒王阳明（1472-1529）在践行“致良知”中为朝廷立下了赫赫战功。
二
民国时期外寇入侵，匪患横行，造就了武术史上的黄金岁月。在冷兵器时代结束、战阵术过时以后，武学对人自身的发展方受到了重视。1927年，武术改称“国术”，明其与“国学”相通。[19]1928年中央国术馆成立[20]，并发起“国术统一运动”[21]，意在破除当时国术界的门户之见，发掘真正有价值的国术遗产。“国术”首先要求拳与道合、内外兼修。“其意义除包括拳术器械之外，当以修德养性为唯一之目的”[22]、“外有健全之体，内具高尚之德”。[23]“国术”之统一必须由功夫高明、见多识广的大师级人物来主导，否则难以服众。中华武学内家拳[24]主要有三大流派：形意、八卦、太极 [25]，真正完成此“三拳合一”的就是民国国术界众望所归的孙禄堂先生。
孙禄堂（1860-1933）先生是河北完县（今属望都县）人，近代国术集大成者，孙式太极拳创始人，著有《形意拳学》《八卦拳学》《太极拳学》《拳意述真》《八卦剑学》等，并有最早的拳术照片存世。先生一生所习拳术不下百种，最后归于“三拳合一”。先生平生与人较艺未尝负，亦曾挫败俄、日著名武士[26]，历任中央国术馆武当门门长、江苏国术馆副馆长兼教务长，在武林中有“虎头少保”“天下第一手”之誉。[27]孙禄堂先生不仅擅长技击，而且文化修养极高。华夏文明之儒、释、道三教中，佛道两家自古以来就和武学有密切的关系。孙禄堂先生以儒学为主导来整合国术，以儒家“中和之道”作为国术的指导思想，具有原创性的价值。当时的儒家名士刘春霖[28]、陈微明[29]、陈宝泉[30]等均拜在门下，著名新儒家学者马一浮执弟子礼，梁漱溟为其《拳意述真》作序。[31]孙禄堂先生在“拳与道合”的基础上实现了“三拳合一”，并指明国术的目标是“寿世作人，培中国强盛之基”[32]、“再造人生之秘钥，寿育世界之宏规”[33]，开创了国术发展的新纪元。
孙禄堂先生运用儒家哲理，从本体、工夫、境界三个层次来阐释“国术”。他在《太极拳之名称》一文中开示，拳术之本体乃是人身本有之“中和之气”，所以其工夫乃是在“一气之伸缩”中复见此真元，最后达到妙用无穷之境界。此文通篇饱含儒家哲理，兹录于下（楷体为笔者所加）：
人自赋性含生之后，本藏有养生之元气，不仰不俯，不偏不倚，和而不流，至善至极，是为真阳，所谓中和之气是也。其气平时洋溢于四体之中，浸润于百骸之内，无处不有，无时不然，内外一气，流行不息。于是拳之开合动静即根此气而生；放伸收缩之妙，即由此气而出。开者为伸，为动；合者为收，为缩，为静；开者为阳，合者为阴；放伸动者为阳，收缩静者为阴。开合像一气运阴阳，即太极一气也。
太极即一气，一气即太极。以体言，则为太极；以用言，则为一气。时阳则阳，时阴则阴，时上则上，时下则下。阳而阴，阴而阳。一气活活泼泼，有无不(并)立，开合自然，皆在当中一点子运用，即太极是也。古人不能明示于人者，即此也。不能笔之于书者．亦即此也。学者能于开合动静相交处．悟澈本原，则可在各式圜研相合之中，得其妙用矣。圜者，有形之虚圈○是也，研者，无形之实圈●是也。斯二者，太极拳虚实之理也。其式之内，空而不空，不空而空矣。此气周流无碍，圆活无方，不凹不凸，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变无穷，用之不竭．皆实学也。此太极拳之所以名也。[34]
在《形意拳学》“杂式捶”部分又写道：
杂式捶者，又名统一拳，是合五纲十二目统一之全体也。在腹内能使全体无亏。《大学》云：“克明峻德”也（注：此譬言似属离奇，然实地练习则知）。在拳中则四体百骸内外之劲如一，纯粹不杂。其拳顺则内中之气独能伸缩往来，循环不穷，充周天无间也。《中庸》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注：喻变化无方）。其劲不见不闻，洁内华外，洋洋流动，上下四方，无所不有。其此拳中之内劲，诚中形外而不可掩矣。学者于此用心习练，可以至无声无臭之极端矣！先贤云：“拳中若练到此时，是拳无拳，意无意，无意之中是真意”，此之谓也。[35]
“元气”乃是人之先天本具，性命之根，在拳术中为“内劲”。《拳意述真》自序云：“夫道者，阴阳之根，万物之体也。其道未发，悬于太虚之内。其道已发，流行于万物之中。夫道一而已矣，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物曰理，在拳术曰内劲。所以内家拳术有形意、八卦、太极三派，形式不同，其极还虚之道则一也”。[36]这里运用了《礼记·中庸》之天命性道、已发未发来阐明拳术之本体。既以“元气”为本，则拳术人人可练，“纯以养正气为宗旨”。[37]用“一气”来阐释“本体”，就将“明心见性”置于“实有可体”的层面上，而不是虚无缥缈的理论。先生进而将道德修养与拳术合而为一：“拳术中亦重中和，亦重仁义。若不明此理，即练至疾如飞鸟，力举千钧，不过匹夫之勇”。[38]他用《孟子》之“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来比喻本体之纯然不杂，自觉能动的特性。此道乃是儒家“文武相传‘精一执中’之道”。[39]“形意逆运先天自然之气，《中庸》所谓‘致中和’，《孟子》所谓‘直养而无害’，皆此气也”。[40]“所以拳术一道，首重中和，中和之外，无元妙也”。 [41]孙式太极拳之“无极式”的各个要点就注重松通澄明，化去后天拙力，体会此本体元气自行之妙。
明此国术之“本体”以后，其功夫进路就是返归此“元气”，寻求变化气质之效：“于后天返先天，复出归元，保合太和”。[42]“一气伸缩之道，明善复初之功，求立于至善之极点，以复先天之元气。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可与后世做法，亦可为万物立命，此之谓无极而生太极之式也”。[43]三种内家拳术教人改变气质复归于中，又有不同的方式，“盖内家之技击也，必求其中。太极空中也，八卦变中也，形意直中也”。[44]此三种方式虽有差别，但回归“中”之本体之目标是一致的。
返归“中和之气”的法门就是儒家《中庸》和《孟子》所谓的“勿忘勿助，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而已”。[45]练拳过程中不能带有功利心理，方是“诚”，“心意诚于中，而万物形于外”[46]，方能内外相应。“意诚而后心正，心正则理直，理直则拳中之劲亦必无妄发矣”。[47]孙禄堂先生在强调内家本体的同时，也不废外练的重要性。他说形意“十二形”乃是《大学》之“格致万物之理”[48]、《中庸》之“尽物之性，亦是尽己之性也”[49]，从而消除了内外家之分别，认为拳无分于内外，只是“自柔练而致刚”与“自刚练而致柔”，其成功则一也。刚柔二者的“居间性”正是拳术微妙所在：“动静正发而未发之间，谓之动静之机也。先哲云‘知几者，其神乎’”[50]常人执着于内外之分，不明白此“几”，以致终生难以入道。孙禄堂先生认为外练亦可以有功于内：“其拳顺，则心神定静，而形色亦能纯正；其拳谬，则心神摇乱，而形色亦即不和，手足亦必失宜矣。孟子云‘根心生色现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亦此气之谓也”。[51]他在论述形意“五行拳”时说劈拳“其劲顺则肺气和，其劲谬则肺气乖”[52]、横拳“其气顺，则脾胃和缓；其气乖，则脾胃虚弱”[53]，也是这个道理。孙式形意拳之“内三合”“外三合”就是强调本体与工夫相结合。其太极拳中多次的“开合”动作就在于时时提醒回归中和原点，“进步必跟、退步必撤”的原则也是为了形意合一，使周身灵活而不凝滞。
拳术由此“本体”与“工夫”入手，久久行之，自然会达到很高的境界。学者首先要自信此先天元气之灵明本性，太极形意八卦“三劲一理，皆为中和真一之气一以贯之，纯以神行之道也”[54]。人身本具之元气有无限之神妙，练拳者当志存高远，切勿自小门户：“且神化功用之实相者，则神之清秀，精之坚固，形色纯正，光润和美。身之利便，心之灵通，法之奥妙，其理渊渊如渊，而静深不可测；其气浩浩如天，而广大不可量。如此是拳术精微奥妙神化之形容也”。此“本体”为“中”，发用于外则是“和”。能者任元气自行，“故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此圣人所以与太虚同体，与天地并立也。拳术之理，亦所以与圣道合而为一者也”。[56]拳术亦可以达到《中庸》之“致中和”：“拳技亦云：‘起落钻翻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形意拳之大本也，和也者，形意拳之达道也。五行合一，致其中和，则天地位，万物育矣’”[57]。孙禄堂先生又征引《论语》与《孟子》来论述拳术从“本体”到“境界”的“一以贯之”：“《论语》云‘一以贯之’，此拳亦是求‘一以贯之’之道也。阴阳混成，刚柔相合，内外如一，谓之化劲。用神化去，至于无声无臭之德也。《孟子》云‘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58]
这种“神化”境界就同于《易传·系辞》中对“大人”的赞美：“其劲能与诸家道理合一，亦可以同登圣域，能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59]由知，国术的最高境界乃是“不见不闻之知觉”：“虽不见不闻，而能觉而避之，《中庸》云‘至诚之道，可以前知’，是此意也”。 [60]此种本体灵明之自觉，后天训练不可能达到，只能通过道德反省，化去一己之私，与天地万物合一方有可能。孙禄堂先生著述中能达到此境界的，仅仅四人而已。[61]
三
孙禄堂先生的武学著作糅合了儒家《论语》“一贯之道”，《大学》之“明德”，《中庸》之“中和”，《易传》之“太极”与“阴阳”，《孟子》之“浩然之气”，真正体现了“文武之道”。观孙禄堂先生之前的内家拳理论，多注重技术，很少阐发哲理。[62]先生能将儒家哲理“体之于身”，并达到了“神妙”的境界，即从武学的角度实现了儒家“圣学”，也为发明儒学义理开辟了全新的领域。在儒学之“实用性”备受怀疑的当今时代，孙禄堂先生“援儒入武”的国学思想无疑对儒学的现代转化具有重要意义。《韩非子·五蠹》云“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认为儒学已经过时。从孙禄堂先生身上看到，在崇尚“气力”的时代，儒家之“道”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可以开发身体的潜能，成就个人全面发展之路，并有益于全人类。过去几十年来，正宗“国术”思想被埋没，致使武术追求套路化，变成了“舞术”。当前正值传统文化全面复兴的时机，首要在于阐明“国术”的核心价值。中华国术已经落后于国外的武学发展，加之出现了许多败坏名声的“伪大师”，体育科学完全转向了西方，但西方体育理论只研究“工夫”之中间环节，对“本体”之起始环节与“境界”之最高环节则注意不够，从而无法“大而化之、神而明之”。这方面期待有识之士重新提振儒家“本体、工夫、境界”三位一体的武道精神，发掘先辈宝贵遗产，结合西方先进科研成果，用身体力行和科学精神继续光大国术。关于儒学与武术关系的研究基本属于空白领域。通过揭示国学与国术在核心思想上的一致性，有助于提高国术理论水平，加强国学之现代转化与实际应用，为华夏传统文化的复兴与繁荣做出贡献。
（孟云飞转自《武术研究》 2018年第1期 P1-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