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作者：郭继民 （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宜宾学院〕副教授）
学人小传
谢无量（1884—1964），四川乐至人。原名蒙，字大澄，号希范，后易名沉，字无量，别署啬庵。文史学家。1901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后执教于四川存古学堂、东南大学、中国公学、四川大学等校。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川西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著有《佛学大纲》《中国妇女文学史》《中国大文学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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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敢以佛语或道语称“名”之人多非等闲之辈，如熊十力、张大千、陈撄宁等，皆是一代宗师。谢无量先生亦如是。
谢氏“无量”之称，缘于何故，已无从考证，但“无量”出于佛语“无量无数无边”自不必疑。尤耐人寻味的是，谢氏字曰无量，其亦在八十年人生中不期然而然地创造了诸多“无量”。
无量之缘
不得不说，无量先生的人缘极佳，其一生识人之多，遇合之奇，皆属异数，堪称“无量之缘”。
以同学、朋友缘言，谢氏曾先后与马一浮、李叔同、邵力子、黄炎培、项骧同窗共读，可谓同窗皆名流。其中，尤为后人称赞的则是谢、马之交。
马一浮原名马浮，因与谢无量（名沉）结交而更名“一浮”，取“一知己足矣”之意。一浮一沉，足见其情。能让有“千年国粹，一代儒宗”（梁漱溟先生语）之称的高傲之士马一浮引为知己，足见其缘之深与奇。而且，他们的友情保持一生，更是难能可贵。马、谢二人一生传书频繁，除探讨学术问题外，尚有诸多表达思念、牵挂之情的信函。譬如，马先生信函中所言“独不得无量之字，令我怪绝”“嗟乎，无量亦知四万里外有一人者，独坐孤思，忆无量甚苦乎”等等，皆是发自肺腑之真情；至于“天南一星光万丈，我所思兮谢无量”，则既饱含深沉思念，又颇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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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谢先生去世，马一浮挽联曰：“在世许交深，哀乐情忘，久悟死生同昼夜；乘风何太速，语言道断，空余涕泪洒山丘。”恳切沉痛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情谊之真与深。尤让人动容的是，马先生以八十岁高龄，亲赴北京吊唁，且在“目盲”（患白内障）状态下，以口述方式为亡友诗集作序。
马一浮于1904年5月自美国转日本留学，曾带回两部《资本论》，其中一部即赠与彼时同在日本的好友谢无量。1905年，马一浮与谢无量从日本回国后，两人在江苏镇江焦山朝夕相处一年，深入研讨《资本论》及国学。据学者考证，谢、马阅读《资本论》的时间较陈寅恪要早7个年头（陈氏在1911年于瑞士始读之），而陈先生曾一度被学界认为最早读《资本论》的中国人。
求学期间，因与马一浮、马君武合办《翻译世界》，谢氏逐渐崭露头角，有缘结识章太炎、邹容、章士钊等名流，并因才华出众得以任《苏报》主笔。嗣后，其朋友缘益发延伸，在友人杨庶堪、熊克武的推荐下，又先后结交刘师培、吴之英、廖平等蜀中大儒，并与他们在四川存古学堂（后更名为国学院）共事。彼时的存古学堂可谓人才济济，吴之英、廖平、刘师培皆是大师级人物，然年方26岁、被称为“小谢”的无量先生却能置身其间不觉有碍。担任主讲，他游刃有余；论及对学院的影响，他居然能与三位宿儒旗鼓相当。其间，无量先生在教授词章的同时，又下功夫研究国学。因其天资聪颖，加之后天勤奋，又与廖平、吴之英等相互切磋砥砺，其学更是日益精进。
时任院长吴之英对之推崇有加。后来，吴之英请辞国学院院正时，致书当地政府，举荐贤才，竟如此呈报：“院中群材济济，譬入瑶林。最著者，谢无量硕学通敏，刘申叔渊雅高文，重以曾笃斋、廖季平淹该多方……”（参见杨国先主编《吴之英评传》）观其呈词，首提谢无量，其后方提到刘师培、曾培、廖平。吴氏独把年轻的谢无量放置首位，其他诸儒亦能欣然接受，可见诸儒的宽厚，亦见无量先生才华之惊人。谢先生后来回忆蜀中岁月时，有“廖吴把臂谈经学，齐鲁风流嗣古人”的诗句，即是对廖平、吴之英等人深沉的纪念。无量先生在蜀中与刘、吴、廖的结交，当谓其学问腾飞之关键。
以学生缘言，谢氏于存古学堂时，为学术界和新文化界培养了众多人才：郭沫若、李劼人、周太玄、刘晦愚、王光祈、相子敬、蒙文通等皆曾受教于谢门。除存古学堂讲学外，谢氏又受马一浮之邀去复性书院授课，马氏弟子名流甚多，皆对谢先生执弟子礼，足见谢氏学生缘之殊胜。
谢无量书《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资料图片
谈及谢氏“正式”的师缘、学缘，亦非同寻常。他少年时拜浙江学者汤寿潜为师，考入上海南洋公学接受新学；《苏报》因言辞激烈引起清廷不满，章太炎、邹容入狱，谢遂赴日本京都留学，接触西学，开拓视野；未几回归，南下金陵，曾同太虚法师同入佛学大师杨仁山门下学佛……此种绝妙之师缘、学缘，几人能及？
谢无量一生曾与两位伟人结识，这种机缘更是横超诸有。一位是孙中山。孙钦佩谢之学识，曾与之交谈多次，现有信函为证：“无量先生大鉴：国家多难，全仗贤豪群策群力，方能济事。望先生每日下午四时驾临鄙寓，会议进行，是所切祷。”谢氏得信函后，按时前往，二人交谈极为欢洽。据谢氏续弦陈雪湄女士回忆，无量先生的“许多意见都被（孙中山先生）采纳”（陈雪湄《漫谈谢无量的书法及其他》）。另一位是*。1956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在中南海设宴招待谢氏与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等人。*对谢氏评介甚高：“谢无量先生是很有学问的，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都很有研究，思想也很进步……”（徐鲁《世间已无谢无量》）
谢氏之奇缘，绝非空无来由，实与其恢弘之志相关。无量先生幼时即勤攻书史，少年时则向往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君之学行，可谓结缘于“三君”。顾、黄、王之志向、学问，亦在无形之中开启了谢氏的奇缘之旅。加之谢氏“择善而固执之”，故缘上起缘——佛家所谓“增上缘”，终感召出无量、无上之奇缘！《易传》云，“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以《周易》“感通”理论解释谢先生无量之缘，庶几可乎？
无量之学
“缘”发于志、兴于学——根底在学。若空怀大志而学力不逮，即便有缘，亦难持久，更不必说“增上缘”了。谢氏能有此无量之缘，与其广博、无量之学密不可分。
谢先生治学，无所不窥，不立宗派，格局宏大，可用“打通文史哲，会通中西印”概括之。谢氏于学问不但追求博雅与精深，且勤于笔耕。其毕生著述超过2000万字，除大量诗词歌赋、政论时文外，结集出版的著述计有32种之多（含卒后成书4种）。彼时著述多以毛笔书写，故而，暂不论其研究内容，仅以2000万字的数量观之，也称得上“无量”之学。
观其著述，更知其学“无量”。自1914年至1918年的四五年间，无量先生仅在中华书局就出版了17部著作，内容涉及哲学、文学、佛学、社会学等领域。自1923年至1933年，他又相继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著作四部，涉及政治、历史、诗歌艺术等领域。谢氏虽下笔迅速，然每一部著作皆戛戛独造，慧眼独具。譬如191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乃中国第一部哲学通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于1919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版于1934年。一向以谨严甚至挑剔著称的方东美，对胡适、冯友兰二先生的哲学史给予严厉批评，他认为，胡适的哲学是“斩头的哲学”，因其从子学开始；冯友兰的哲学是“贩子式的哲学”，因其用西方的套路。而谈到谢著《中国哲学史》，方东美则给予充分肯定：“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虽然是抄日本宇野哲人的，可是还抄得像样……”（方东美《中国哲学的精神》）谢先生西学知识从日本获知，故其《中国哲学史》未免模仿了日本的方法，但其构架毕竟是中国式的。前些年，哲学界曾就“如何重写原汁原味的哲学史”展开讨论，其实谢氏在百年前已交出答卷。
纵观谢氏《中国哲学史》，其显明特色有三。其一，尊重中国历史。就著作开局看，谢著不是“斩头的哲学史”，其著不从子学起首，而是尊重历史，从“邃古之渊源”入手，将先秦史及《易经》《尚书》等经典作为哲学的总背景，进而探讨当时公认的教科书“六艺哲学”，再渐次引入至儒、道、墨、法、名诸家而展开之。其二，体现中国哲学特色。就研究方法而言，谢氏著作当然参照了西方学术的研究方法，并运用了诸如宇宙观、人生观、辩证法、修养论、实践道德论等西学概念，但整体呈现仍是原汁原味的“中国风”，凸显了中国哲学的特色（伦理、实践、体认等）。其三，重视研究方法。谢先生在系统梳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时，凝练出“并存异学，求其会通”“因世论人，述变推原”“时代为经，学派为纬”“分类述之，条纪贯串”“约其精蕴，无取繁词”的哲学史方法论。虽然谢氏未能完全贯彻之，“但是为后人重写中国哲学史奠定了基础，也树立了参照，其重要贡献不可磨灭”（覃江华《“兼纵百家，必归于儒”》）。
谢著《中国哲学史》自1916年10月初版至1940年，共发行12版，创造了学术著作出版的奇迹，影响巨大。
谢氏的《佛学大纲》，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佛教理论的“教科书”。概观之，该著分上下篇，上篇讲佛教史，下篇讲佛教理论，似无奇处；细审之，则见著者苦心。谢先生仍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对佛教理论进行重新审视。该书首先从释迦牟尼行状入手，旁及十大弟子，以叙述之笔白描之，使人顿生亲近之情。其次，渐至其教义并拓展至诸流派之发展及判教理论，皆娓娓道来，读至此，佛教发展之脉络，尽收眼底。复次，又对佛教之特色逻辑“因明”进行详尽讲解。作为佛教“论理学”的因明学，乃讲理的工具，谢氏将其安排在佛理之先，自是契机契理。因明历来为难啃的硬骨头，谢氏敢于问鼎因明学且能条理清晰地绍述之，足见其佛学功底之深。再次，又以“心理学”为总括，以因明为工具，探讨理论性最强的般若宗、法相宗，尤其详尽分析了境、心之关系。其分析，高屋建瓴、举重若轻，艰深、烦琐的法相概念在谢氏笔下条理清晰、各得其所，让人由衷佩服。最后，此书以“佛教伦理学”概括佛教戒律及修行要津，此暗合从理论到实践的思路。《佛学大纲》结构严谨，内容丰满，语言流畅，又极富逻辑，是佛学入门的优秀“教科书”，一经出版，即受到僧俗两界之盛赞。太虚法师高度赞扬此著，著名居士尤智表先生因此著结缘佛法。当然，最具说服力的仍是出版次数，该书从1916年8月初版至1936年8月，发行了11版之多。
至于《伦理学精义》《阳明学派》《孔子》《韩非》《王充哲学》《古代政治思想研究》等系列哲学著作，亦皆有慧解，多用作高校教科书，影响甚大。其中《王充哲学》曾得到*的推崇，“……（谢先生）思想也进步，在苏联十月革命之前就写了《王充哲学》。这本书是提倡唯物史观的。”（徐鲁《世间已无谢无量》）
谢氏的《中国大文学史》同样是首创，创见亦多，田海林先生谓之“引证闳翔博实，立论精要确当，深得学者推崇，鲁迅先生多次引用其例”（《谢无量学案》）。谢氏的《〈诗经〉研究》论证严谨，颇多洞见，他认为孔子编《诗》别有用意，《雅》先于《颂》，《国风》先于《雅》，此体现出通俗平易在前，典雅庄重在后。此书对学术界影响深远，鲁迅先生多次向学生推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楚辞新论》《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后改名《马致远与罗贯中》）三书，深得孙中山先生赞赏。谢氏不仅倡导男女平等，且深入研究妇女文学，他的《中国妇女文学史》《妇女文学修养谈》，均为“开先河、填补空白”之作，无论于提倡新风尚还是学术研究，皆具开拓之功。
谢氏学识广博，且勇于开风气之先，故受到学界盛赞。廖平慧眼如炬，他61岁写就《孔经哲学发微》后，一定要让年仅30岁的谢无量作序，那时谢氏的著作尚在“腹中”，足见廖平对其认可与器重。
谢氏开风气之先的精神一直保持到晚年。在四川大学任教时，他除主讲《庄子》之外，还讲过《汉魏以后四大思想史》。有人评价说，谢氏此课，对玄学、佛学、道学、理学融会贯通，作类比综合评述，其方法及见解，竟与西方之“比较学派”不谋而合，堪称一位勇于探索创新的学者。(参见《谢无量学案》)此外，谢先生还精通英、德、日、俄四种外语，又通梵文，吴丈蜀先生称其为“文不加点，下笔称诗的大诗人、大学者”。
因谢氏具“无量”之学识，故其一生能辗转于四川大学、东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九所高校任教，若非有无量之学，孰能为之？观谢氏之学，大抵亦能解释其无量之缘：概其人愈优秀，愈能结识优秀之人。
无量之才
才与学不同，学属理，才属情，才天生的成分多，一流学者未必皆具一流之才。谢无量不仅有“才”，且借后天学识之滋养，更具“无量之才”。
才，于传统而言，莫过于诗文、书法。谢氏二者皆精。
以诗文言，其少时即能吟诗，曾写《咏风筝》诗：“儿童心怀巧，剪纸作飞鸢。不是麻绳系，乘风直上天。”立意甚高，非俗人所能为。冯其庸先生在怀念恩师谢无量的文章中，谓谢氏自十岁写诗词直至八十岁，未曾中断，数量至少几千首。惜乎大半失去，然仅观其“残留”，亦能见精。
1900年，他17岁，在北京亲见八国联军之暴行，奋笔疾书，现存“拔剑茫茫欲问天”等句，足见其志。孙中山逝世，谢氏守候在侧，作悼诗云：“浅浅春池曲曲廊，阑干寸寸见回肠。多情花底缠绵月，纵改花阴莫改香。”可见其情。其酬答好友马一浮的诗：“钓尽西江未觉多，荒陂秋水带残荷。旧栽斑竹仍生笋，自写黄庭不为鹅。鼓枻便从渔父去，观濠敢望惠施过。此间亦有捞虾渚，暂乞烟溪养碧萝。”可见其性。即便晚年写新事物《降落伞》，亦能“老瓶装新酒”写出新意：“作队狞龙战九霄，攀髯群从倚风招。真成飞将从天降，羽盖高悬百尺绡。”足见其才。
谢无量友人刘君惠评曰：“无量先生的诗，博综万象，远绍风*，蒿目时艰，幽忧悱恻，抗言咏叹，而无噍*之哀音……遗诗三千余篇，卓然于同光风气之外别树一帜。”（刘君惠《谢无量自写诗卷·序》）观其诗，当知刘氏之言绝非浮辞。
以书法言，其影响又在诗之上。谢氏在中国书法上确立了自己的流派，被世人誉为“孩儿体”。其字结体顺其自然，不事雕琢；其运笔如行云流水，天趣盎然；其章法隽永中饱含天真，耐人寻味。今镌刻于成都杜甫草堂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为其中代表之一，初看似无古法，细察则一股天真烂漫之逸气扑面而来。王家葵《近代书林品藻录》说：“蠲叟（即马一浮）于书法颇自矜负，时人之作少有能入法眼者，独赏啬庵之字。马云：‘谢无量先生不好临摹而天才卓异，随手挥洒，自然佳妙。’”于右任论曰：“笔挟元气，风骨苍润，韵余于笔，是承先启后，别树一帜的‘书坛俊杰’，我自愧弗如。”蜀中“五老七贤”之一林思进尤看重谢氏书法：“近代书法，以康南海为第一；南海而后，断推无量。”谢无量已然超越“匠人”层次，跃然而入“大家”境界，因此之故，谢无量被推为20世纪“十大书法家之一”，绝非偶然。
谢氏书法，固从碑帖中来，然真正造就其“才”的，实为深厚之学养。无量先生晚年常常读《道藏辑要》，浸润于道家，道家自由、超脱之空灵品质皆灌注于其中。陈雪湄说，“无量先生对老庄的研究，则从未中断……老庄哲学已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了”“无量书法的形成，一部分归功于他对老庄哲学的研究”，无量先生的书法“也和其诗、文一样，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陈雪湄《漫谈谢无量的书法及其他》）
其书如是，其诗亦然。谢氏不但写诗，尚研究诗学理论，他曾提出写诗要“破三关”，即突破宋之元祐、唐之元和、开元三关，唯有挣破“程式”之限制，方可脱胎换骨、挥洒自如，写出上乘之作。
以此观之，学滋其才，“非学无以广才”；才显其学，学至深愈显才之无量。今之仅迷恋于书、诗之技法而忽略学养者，亦当有所思焉。
“蜀中奇才”谢无量离开人间已近一个甲子，然其恢宏无量、心系中华的一生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与文化遗产是丰富的，留给后人的启迪亦弥足珍贵，值得今人研究、继承、品味。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28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