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佑去苏联的那段日子，经历非常传奇，差点没能回来（天佑传奇）

杜启远深情地说：“那是1945年元旦，我和天佑在杨家岭举行了婚礼。我们结婚是很简单的，组织上给我们做了两床崭新的绸面被子，准备了两桌酒菜以示庆贺。许多老领导、老战友前来贺喜。在中央办公厅抢救运动中负责审查我的石磊同志和他的夫人陈慧清同志给我们送来一个红色大条幅，上书‘李杜齐美’四个大字。”

说到这里，杜启远老人笑起来：“也是我们有缘。1938年5月下旬，天佑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由于长期紧张的战斗，极端艰苦的生活，他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天佑在长征途中就患疟疾，带病爬雪山、过草地，硬撑着到达陕北。卢沟桥事变后，他率部在山西抗日，战斗频繁，经常几天彻夜不眠，精神过度紧张疲劳，结果，在参与开辟吕梁游击根据地时，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彭德怀知道以后，非常关心，让他回延安治病。可战时的延安医疗条件有限，组织上便决定送他去苏联治疗。”

杜启远说：“他去苏联的那段日子，经历非常传奇，差点没能回来。如果回不来，我和他也许就擦肩而过了！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幸好，他的命大，我没有错过这样一个好人。他不是叫天佑吗？老天爷保佑他呢！”

一连串炸弹从天而降，炸飞的砖石差点砸破李天佑的脑袋。

1939年6月。苏联首都莫斯科。站立在红场中心，那些带些带尖顶的哥特式建筑群，那发出巨大鸣响的自鸣钟，还有越过广场上空的成百上千的鸽群，看着这一切，李天佑的心禁不住颤抖起来。这位从中国黄土地上走来的青年军官的思绪，随着鸽子飞行的轨迹在异国的上空高高飞扬：什么时候，中国也能如此发达呢？

那时，中国和苏联经济实力的差距，如两国间的地理位置一样，异常遥远，李天佑对这两点都有切身的感受。

7个月前，李天佑与杨至成一道取道新疆前去苏联，一路历经千辛万苦。杜启远同志说：“天佑途经途经兰州时，在八路军驻该市办事处住了1个月左右。正好伍修权同志在那里工作，天佑趁此机会请他教俄语，好为赴苏学习打下基础。伍修权很早就听说过‘小老虎’连长的事迹，1935年，伍修权任三军团副参谋长时，李天佑任军团部作战科长，彼此十分了解，1个月下来，两人结下了更为深厚的友谊。临别时，竟有些依依不舍。离开办事处后，由于新疆地区交通极为不便，李天佑经过半年多的跋涉才抵达莫斯科。根据共产国际的安排，李天佑被送入设在库契克地区的共产国际红十字会疗养所治疗。病愈以后，在同年10月人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

莫斯科郊外的景色是迷人的，盛开的红梅花儿，碧绿如玉的湖水，如船一样滑过草地的骏马，这一切给李天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在心中形成了难解的莫斯科情结。

伏龙芝军事学院这所培养苏联军队高级军官的学府，开设了特别班，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军政干部。特别班有两个，一个军事班，一个是政治班，李天佑在军事班学习。

李天佑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语言不通，不懂得俄文，也就无法听课、记笔记。为了克服语言上的障碍，李天佑以惊人的毅力，努力学习俄语，很快就能运用俄语对话和阅读教材及有关资料。

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期间，李天佑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中，眼界大开。当然，他十分清楚自己的任务，学习是为了圆圆后带兵打仗的。因此，他特别偏爱哲学、战略学、战役学和军事工程学等军事课程。除了课堂学习，他还阅读了大量的参考书籍，并联系他在国内参加革命战争的实践，写了几十本学习笔记。这为他日后回国指挥大兵团作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并不是战争的避难所。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发动了侵略苏联的战争，苏联联人民陷入了空前的劫难。一时间，那些精美的建筑变得百孔千疮，饥饿、寒冷、贫困成为公民对战争的最直接的感受。

卫国战争使苏联人民及其武装力量受到最严峻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学习班只好结束，共产国际把中国同志集中在莫斯科，住在《消息报》报社对面的莫斯科旅馆，李天佑、李世英、卢冬生住在楼下。

刚刚住下，就听得鸣呜的防空警报声。不一会，德寇的飞机以射炮迎头痛击，德寇的飞机则狂轰滥炸，只见弹片纷飞，火光四起。

一连串炸弹从天而降，《消息报》报社大楼也被炸了，砖墙倒塌，火焰燃烧，受伤的人们、们被匆匆抬出来。李天佑住的房间，天花板碎片刷刷下落，一块時石临空而下，差点砸破他的脑袋。

望着倒在地上、满身尘土的李天佑，李世英一边拉他起来，一边开玩笑：“老天又保佑你一次，看来，你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李天佑笑了说：“死是死不了的，不过这一炸．苏联同志可就该下逐客令了。”

果然，混乱的战局，使苏联方面对中国同志的照顾显得更加力不从心。一天上午，苏联军官切尔诺夫上校走进来了。切尔诺夫上校是一个面容清瘦的中年人，眼眶深凹，灰色的眼睛总是透射着坚定和倔强的神情。

一见面，上校上校就耸耸肩膀说：“非常抱歉，我们想留你们继续学习，可法西斯不同意。”

李天佑说：“我们早就准备好了，我们很理解苏联的处境，我的祖国也在遭受日寇的侵略，请尽快安排我们回国，让我们共同对付法西斯吧！”“李，你很直率，”上校说，“如果同意，明天就由我护送同志们回国。”

为求生存，李天佑养起了兔子，钟赤兵卖起戏票，刘亚楼当了苏联红军参谋。

第二天一大早，李天佑和其他十几个中国军官踏上了归国路。经过两个多月艰苦的旅途奔波，到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

切尔诺夫上校要回去了，他逐一拥抱中国同志：“我不能送你们了，接下来的路得靠你们自己走，我会想念你们，莫斯科会想念你们。”

上校的话勾起了大家对留学生活的留恋。他们知道，这次分别，也许一生都不能再相见。

李天佑不由紧紧握着上校的手，说：“我们也会想念莫斯科的。红场不仅是苏联的，也是世界的，我相信共产主义运动最终胜利，法西斯的命运不会长久。”

上校眼圈红了，他说：“谢谢，一路珍重吧！”分别后，由于通信联络不畅，李天佑等人得不到党中央的指示，滞留在蒙古，一待就是3个月。

终于，党中央派来了交通员。李天佑归国心切，当即就要交通员带他们回国。交通员痛痛快快地答应了．。

交通员说：“回国要经过沙漠地带，还要越过中蒙边界，才能进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盟，然后跨过大青山地区和黄河进入陕北，路途遥远，可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呀！”

李天佑说：“只要能回国，吃点苦头算什么。”于是，李天佑、李世英带上短枪，同交通员各骑一匹马出发了。茫茫草原，一望无际。地面上只有依稀可辨的零星蹄印和几堆灰烬，指引着前面的道路。

天到中午的时候，远处突然卷起一溜烟尘，出现一支奔驰的马队。交通员警惕地说：“这是出来扫荡的鬼子骑兵巡逻队！”

李天佑等立即跳下马来，隐蔽在沙丘后面，拔出手枪，瞄准敌人。幸好，日军骑兵没有发现他们，只是挥舞马刀，呼啸而过。

转了一天，路上总有鬼子的队伍。这条路显然无法通过了，他们只好折回乌兰巴托，仍住在苏联驻蒙古大使馆安排的地方。

当时，在那里待机回国的中国同志很多，供应十分困难，共产国际派的人也不管他们的生活了，大家不得不自谋生计，干什么的都有。周碧全去当造纸工人，袁牧之去导演话剧，冼星海去教唱歌，杨至成去农场锄草，钟赤兵去戏院卖票，刘亚楼由于俄文好，参加苏联红军当了侦察参谋。

李天佑和李世英无事可做，迫于生计，也只好捉了几只野兔子，靠喂养兔子暂时维持生活。一年多的时光很快过去了。

这一年多来，李天佑日夜渴望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但由于战时各种困难，党的交通员久去不来，敌情复杂，旅途危险，一直未能如愿。

眼看党中央和*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抗战，即将由相持阶段转入反攻阶段，而自己却身在异国虚度岁月，不能参战*敌，为党为民立功，李天佑简直如坐针毡。

1943年夏天，李天佑实在无法再忍耐下去了。他听说如果从兰巴托向西，绕过日军控制的中蒙边界，可以从额济纳旗进入中国内蒙古阿拉善盟，再经宁夏、陕西回延安。但是，这条迂回曲折路长达三四千里，要经过无人地带和国民党统治区，有许多无法预料的困难。

与其在蒙古空等，不如冒着在路上被国民党抓去当兵的危险，设法回到延安。李天佑与李世英决心冒险启程。

1943年8月，经过周密考虑和一番准备以后，他们扮成蒙古商人，找了一个向导，每人三匹骆驼，各骑一匹，各拉两匹，驮上皮货、杂物和水。再次踏上回归路。

这是一次艰难的旅程。他们必须穿过茫茫大漠，从乌兰巴托奔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南部，再从荒无人烟的中蒙边界进入内蒙古额济纳旗，然后转向东南方向，经定远营（今巴彦浩特）奔宁夏。

早晨的沙漠上空，像被水洗过了似的干净，碧蓝碧蓝的没有一丝云彩。沙丘如海浪一样起伏着向前铺展，一直伸延到天地的尽头。

见此透着原始风情一样粗犷而绚丽的风景，李天佑一时心旷神怡。李世英也十分兴奋，他说：“真是憋坏了，真想大声喊两嗓子。”李天佑说：“这里是沙漠，没有人烟的，你要喊就喊吧！”

李世英一下从骆驼背上跳下来，边叫喊边在柔软的沙堆上奔走。李天佑看着他的样子，十分理解。这几个月真是把人熬苦了。维持生存的苦倒也罢了，思念故土、想念战友那才叫真苦。

这时，跑累了的李世英终于爬上骆驼背，他气喘吁吁地指着沙土说：“天佑，你看这片金黄的颜色，像不像延安的黄土地？”

李天佑才要答话，向导摇摇头，说：“二位还是省点力气，难受的在后头呢！”

果然，天刚近正午，骄阳便无遮无拦地直射下来，沙漠里的空气顿时燥热起来，沙地滚烫烤人，热风夹着细沙迎面扑来，眼眶、鼻孔和嘴巴都灌满了沙土。

烈日西下，走了一天的李世英，看着残阳把沙漠染成鲜血一样的红色，却再也没有兴致欣赏这“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景色了。

天黑后，大风开始呜咽而过。天地之间更显荒凉。李天佑他们顶风前进，翻沙丘，越土岭，走着走着，碰到了一座大山，再向前就找不到路了。

他们只好借着月光，拉着骆驼绕，过山去。一个个走得口干舌燥，等到骆驼背上找水喝时，这才发现6个铜鑿子里的水全部颠泼完了。

“糟糕！没有水，怎么办？”李天佑望着向导发呆。见没有水喝，向导的脸上也显出惶恐的神色。死亡的威胁仿佛一下迫近了。

李天佑强作欢颜，说：“世英，你不是说我老天保佑吗？现在老天睡觉了，咱们也睡吧，等明天天亮，奇迹就会出现的！向导嘀咕道：“都这时了，还开玩笑，害得我把命也搭上了！”大家一夜无话。

等天明的时候，突然听见向导说了声：“有了！”“什么有了？”李天佑说。¨昨天天黑，看不清，现在我记起来了，几年前我曾到过这里，从这里往前走几里路，就有水源！“ ．

“万岁！”李世英一下跳起来。走到5里外的地方，找到了他几年前喝过水的一口水井。向导拨开填满的沙土一看，果然看见汩汩的泉水。

三人欣喜若狂，赶紧掏出带来的蒙古木碗，接连喝了好几碗。这是世界上最甜美的水，是真正的生命之水呀！不料，李天佑的疟疾病又复发了，好在李世英带了点药，服药后病情逐渐好转。

夜深了，银色的月光如水一样倾泻在沙漠上。沙漠，白天热得炙人，到了夜晚却寒风刺骨。走了一天的路，大家困乏极了，骆驼也累得不能动弹。于是，他们就在水井边搭起一个帐篷，擦洗身子，吃点东西，用蒙古大袍蒙着头，呼呼大睡。

这一夜，正是中国农历七月初七。后来，李天佑说：“七夕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那时，我和世英同志开玩笑说，等回国了，鹊桥的那边，也该有个守望的了！”

一句玩笑话，居然真的成为事实。回到延安的李天佑果然认识了一个陪伴他一生的女人！

沙漠历险，身处绝境的李天佑凭着惊人的力量同沙漠搏斗了13天，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延安。

沙漠、沙漠、沙漠。漫漫的沙漠无边无际，随处可见人和动物的白骨。置人于绝境的沙漠，每天都在以其独特的方式考验着李天佑的体力和耐心。

“路是要靠人走的，只要走，总还有走出沙漠的时候，停止前进，则只有死路一条。”多年以后，李天佑回忆起那些难熬的时光时，曾感慨地对他的子女们说：“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考验人的意志。你可以缺衣少食，但你绝对不能意志薄弱，失去希望。”

李天佑和他的战友正是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同沙漠较量，凭借着一股爱国的豪情与自然搏斗。日出日落，转眼已是13天。

这天早上，当黎明前的黑暗终于被霞光撕破的时候，向导忽然兴奋地喊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看到房子了，我看到房子了！”

李世英揉揉眼一看，也禁不住喊叫起来：“村庄，是村庄。我们走出沙漠了，我们走出沙漠了！”“是的，我们终于走出沙漠了。”看着霞光里的那片房屋，李天佑不禁流出喜悦的泪水。

大家整理行装，赶紧上路。走到沙漠边沿的时候，他们终于碰到一个汉人。这人在路旁搭着羊毛毡篷，里面烟熏火燎一片漆黑，空荡荡一无所有。李天佑等此时都是蒙古商人打扮，头戴戒毡帽，身穿长袍，脚蹬皮靴。李天佑想：进入祖国国境，该换装了。便向这汉—人打听，买一双鞋需要多少钱？

那人的回答让他们大吃一惊：一双鞋居然要400元。而他们身上只有200元，仅够买一只鞋。衣服是换不成了，只得穿着蒙古袍继续前进。

3天后，他们通过中蒙国境线，到了内蒙古的定远营。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党的秘密交通站，沟通了联络信号。住了几天，他们卖了骆驼，又去卖皮革。不料，坐在摊子后面的皮革商人把皮革翻来覆去地细看，并从皮革的折叠方法上，推断他们不是外蒙做皮货买卖的伙计，而是共产党八路军。

好在那人只是想着压低收购价，李天佑两人担心节外生枝，也不管价钱高低，忙将皮革脱手换了钱，买了两身汉族服装。然后又通过交通站办了通行证，急忙离开了内蒙古定远营，来到甘肃省的平凉市。

平凉是国民党马鸿逵部队活动地区，盘查很严。李天佑他们住的旅馆，不断遇到检查。为安全起见，只好买通旅店老板，等军警一来，就叫他们躲到外面去，查完以后，再回旅馆。

平凉的日日夜夜是紧张而无奈的，他们一天也不愿意多呆。后来听说定远营的通行证无效，只有马鸿逵部队的“护照”才可以关。他们又托人另弄“护照”，才闯出了平凉，继续南行。

当他们来到黄河渡口时，又被拦住。这里，离陕北抗日根据地只有百把里路，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队把陕北围了个水泄不通，严防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抗日活动，一般人员很难通过。

李天佑、李世英想找人带路，趁夜晚潜入边区。但是，这样危险甚大，没有人敢去带路。他们只好又转向西南，进入漠北荒原。

这天，只听得驼铃叮当，一支驼队迎面走来。李天佑一拍额头，对李世英说：“有了！”李世英莫名其妙：“什么有了？”

李天佑说：“我们给驼队主人送一些钱，让他们收留我们充当驼队成员，一同随行，这样不就可以顺利通过检查吗？”

李世英说：“就怕他们不答应。”“试试看吧，”李天佑说，“商人是不嫌钱烫手的。”

等驼队走近了，李天佑拦住领头的人，向他谈了条件。驼队领头人是个黑瘦且个高的汉子，他见李天佑身材不高，而且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危险，便答应了。检查站顺利通过。

可边区是回不了了，李天佑只好取道西安回延安。

1943年10月14日，李天佑、李世英辗转来到西安，好不容易找到八路军办事处。细心的李天佑发现办事处外面有很多行迹可疑的人，知道办事处已经被国民党特务包围了。

李天佑把李世荚拉到一边，说：“看见没有，到处是‘狗’，白天不能进去，我们先在外面观察动静，等夜深入静时，再悄悄地进去。”

夜深了，便衣特务渐渐离去。李天佑和李世英瞅准机会，匆忙混进办事处。见到久违的同志，二人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水。

外面特务多如牛毛，李天佑在办事处轻易不出去，只是耐心地等着办事处安排回延安的机会。一等就是大半年。

有一天，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路经西安回延安，当李天佑得知他们有特别通行证时，简直欣喜若狂。

1944年3月28日，李天佑与李世英终于回到了胡思暮想的革命圣地延安。

在经历了漫长的艰苦跋涉之后，再一次置身于革命大家庭中，李天佑感到无比温暖和亲切。他和李世英向党中央汇报了在苏联留学的情况和回国的经过。他们的行动受到党中央的高度赞扬。一边学习党的文件，了解国内形势和党的政策，一边疗养在归国途中受到损害的身体，待参加党的“七大”之后，再赴前线。

多年不见的许多老战友相聚了。李天佑住的窑洞地处一面向阳的小山坡上，和他并排有两户人家，一户是曾任过*秘书的大革命时期的老共产党员李六如夫妇，李六如的夫人王敏兰曾在苏联治病，因此和李天佑相识；另一户是刚从国民党统治区回来的中共湖南地下党的省委*高文华夫妇。他们都是长期战斗在特殊岗位上，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老同志。李天佑和他们编在一个党小组中，与他们朝夕相处，进行了广泛的交谈。

为了更多地了解国内形势和战场情况，加深对“六大”以来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理解，李天佑还常与其他同志进行交谈。这到延安，他们中间有不少沙是李天佑的老战友，具有丰富的实际战斗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