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吒之魔童降世》公映期的最尾走进影院，看到李靖在元始天尊家门口与小云云的那番对话——“哪吒是你什么人?”“他是我儿！”忽然意识到，这名城邦的护卫者做出了一名普通父亲所理应做出的道德选择。几乎是在一瞬间，想起了十余年前导师课堂所授索福柯勒斯的悲剧故事。借以对比，不免感慨良多。
自然法与习俗法的两难是古典政治世界最为重要的悲剧来源之一。在古希腊著名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笔下，底比斯的国王克里昂以护卫城邦之名，决意将安提戈涅因反叛而战死的哥哥暴尸在野，并拒绝了她顺应神意将其埋葬的请求。安提戈涅对城邦的习俗立法进行了深刻的控诉，在石洞中自缢而亡。随后，克里昂的儿子为安提戈涅殉情，妻子愤而自尽。故事的最后，克里昂最终认识到——“凡人都逃脱不了注定的灾运”。
在西方的悲剧叙事里，“安提戈涅之怨”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立法与城邦立法之间无法调和的巨大鸿沟，展现了城邦护卫者的理性与道德在命运的伟大悲怆面前无可奈何的微末存在。对于克里昂而言，他最终所作出的艰辛选择无非是为了护卫最起码的城邦精神——反叛者必须受到惩罚——这是最为基本的习俗法，否则城邦可能陷入无序与混乱。然而他所同时践踏的是一种更具普适性、更易于为人所接受的自然法——埋葬亲人的权利——无论生前铸下怎样的大错，死后得到安息是一种绝对的自然正当，更是神喻的嘱意，任何习俗性的城邦立法都不应僭越。克里昂无疑是保守的，他决意坚守自己作为城邦护卫者的身份与责任，直面自然法的批判与道德的煎熬。最终，安提戈涅通过个体的死亡，为这一城邦理由与个人权利、自然法与习俗法的终极冲突作了了结，结束了缠绕于克里昂灵魂深处的两难。
几乎完全相同的叙事，出现在东方上古时代的神话故事里。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陈塘关的护卫者李靖在故事的最开始就面临着与克里昂完全同质的道德两难。在哪吒呱呱坠地的瞬间，额顶的魔性印记已经明确宣告了其注定的悲剧命途。是履行护卫者责任、顺应百姓意愿铲除这一城邦祸根？还是担负起父亲的名义、护下自己的恶犊，期待奇迹的降临？一切完全在李靖的一念之间。
相对于克里昂，李靖所面对的习俗法更为复杂：较为显性的一层，是陈塘关百姓所构筑的城邦政治，这一群体自始至终视哪吒为城邦的乱源，希望除之以绝后患。而较为隐性的一层，是始终没有明确勾勒但贯穿全剧的天庭政治。看似代表着终极价值，然而不过是习俗的人间政治在上天的映像，人世间的尔虞我诈、污泥混流在天庭应有尽有。元始天尊无法代表上帝，夺云而出的闪电也绝非最后的审判。如果天庭就意味着正义，就不会有龙族和豹族的不公，就不会有哪吒和敖丙的命途错置。
对于李靖而言，民意的怨念无时无刻不在冲击自身的执政合法性——爱民还是害民？来自天庭的终极审判无时无刻不在考验自身的价值信仰——降妖还是养妖？较之于克里昂，这两重习俗法更加令人无力抵抗。在艰难的道德选择面前，李靖以极大的勇气、魄力和自我牺牲精神拥抱了自然法，决意以凡人之力与上天注定的命途对抗。李靖的策略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充分用足三年的纠错时间，用人间的大爱包裹哪吒，尝试祛除其身上的魔性；其二，如果第一项失败，则通过与哪吒互换符咒，以自己的命途换取逆子的命途。事实很快证明，李靖将一切想得太过简单，被注定的个体命途怎能如此轻易得到救赎与垂怜？然而李靖的革命主义体现在，他没有像克里昂那样选择护卫城邦习俗、将结束两难的压力推脱给安提戈涅，而是坚定地选择为自然法献祭，甘愿自己跪着求每一户百姓，自己承接来自天庭的惩罚，将结束两难的压力置于自己的生命之上，只要孩子能够留存。
或许是东方神话与西方悲剧对于叙事的偏爱有所不同，尽管分享着同质的两难，然而故事的结局倏然迥异。在电影的最后，《哪吒》毫无意外地回归于东方传统，再次将自身投向观众更易于接受的浪漫主义渊薮。作为一名一辈子降妖除魔、勤勤恳恳的顺臣，李靖自然是无法逆天行道的，然而哪吒可以。面对最终到来的末日审判，哪吒用两句话将纠缠于父辈的道德两难一气贯通：第一句——“我自己的命自己扛！”从而将两难的客体从父亲的肉身转回自己的肉身。第二句——“我命由我不由天！”以满腔的热血融化了笼罩于穹顶的千里冰封，以敢于质疑并挑战一切权威的革命主义动能，彻底宣告了自然法伟大而决绝的胜利。
哪吒受孕于天地灵气、诞生于混元珠，与天庭政治、人世烟火自是绝缘，自始至终都体现出一种对习俗法极为跳脱的无视与拒斥。自影片开始，哪吒就与盲目、武断而易受蛊惑的城邦百姓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对于那些来自于天庭的奴役利器——乾坤圈、混天凌、青铜守卫、山河社稷图甚至最后的缠绕周身的天雷，哪吒骨子里更是满满的戏谑与厌弃。不受拘束的自然法是哪吒唯一的信仰，两难的道德抉择在这个绝缘于周遭的幼小灵魂深处，其实从未成像。
最后，让我们重新回到索福克勒斯的希腊悲剧。文艺复兴以来，在西方古典政治的主流价值里，安提戈涅勇敢埋葬哥哥的行为被广为称颂，而克里昂则成为了压迫命途、违抗民意的不公者。然而，克里昂实际上与安提戈涅一样，不无道理、不无道德，黑格尔、德里达等很多学者在哲学上为克里昂平反，说他是为了照顾“全国的幸福”。按照古典政治世界最富争议的“国家至上”信奉者尼科洛·马基雅维里的说法，这乃是源自一种更高层次的“必需”，“一名君主的最大美德在于无涉于任何价值判断，一心一意护卫国家，实现伟大的城邦政治。即便再怎样面临颠簸的命途不幸，永远不要畏惧任何道德深渊，要高高兴兴地跋涉穿行于污秽之中，开河筑坝来同命运的洪流抗争。”正如德国著名史家迈内克所言，“必需鞭打和损伤命运，勇敢和残忍总会更接近成功”。
在命运面前，克里昂与李靖选择了护卫不同的法则律令，各自也都寻找到了击退道德两难、抵御诸神冲突的正当路向。然而命途流戏、兜兜转转，从不同的门里走出，最终手里捧着的却是几乎同样的苦酿。在任何一场关乎城邦命途的道德选择里，护卫者的决断都足够审慎、都值得敬畏。如果真正理解了这种两难，我们便不会轻易地对克里昂或陈塘关的百姓心生恨意，也不会无由地肯定任何绝非必须的反叛。借用耶鲁大学斯特林教授唐纳德·卡根2005年在杰斐逊讲坛《为历史一辩》演讲中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它使我们的情感起伏波动，使我们的心灵警觉冷静。我们由是成为更深刻的个人和更明智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