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县官”的学术史
“县官”一词，先秦时期传世文献仅两现。一为《墨子·杂守》：“寇近，亟收诸杂乡金器若铜铁及他可以左守事者。先举县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长短及凡数，即急先发。寇薄，发屋伐木，虽有请谒，勿听。入柴勿积鱼鳞簪，当队，令易取也。材木不能尽入者，燔之，无令寇得用之。”[1]一为《史记·范雎列传》：“秦王乃拜范雎为相。收穰侯之印，使归陶，因使县官给车牛以徙，千乘有余。到关，关阅其宝器，宝器珍器多于王室。”[2]时当秦昭王四十一年（公元前266）。出土材料方面，睡虎地秦简所出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四月南郡郡守腾颁布的《语书》中，也提及“县官”：“有（又）且课县官独多犯令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闻。以次传；别书江陵布，以邮行。”整理小组注释：“县官，县中官吏。”[3]
秦汉以后文献中则大量出现“县官”一词，如《史记》中含注共出现36次，《汉书》中含注共出现82次，《后汉书》中含注共出现28次。《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中出现次数最多，分别为21次（加三家注共22次）和23次（加颜师古注共24次）。[4]
关于县官的含义及来源，《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居无何，条侯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钱。庸知其盗买县官器，怒而上变告子，事连污条侯。”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
县官谓天子也。所以谓国家为县官者，夏家王畿内县即国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县官也。[5]
说县官指天子，天子与国家义同，县官一词缘于夏代王畿内县即国都之制，王者“官”天下，故称县官。《汉书·霍光传》：“（霍）禹为大司马，称病。禹故长史任宣候问，禹曰：‘我何病？县官非我家将军不得至是，今将军坟墓未干，尽外我家，反任许、史，夺我印绶，令人不省死。’”颜师古注引如淳曰：
县官谓天子。[6]
《汉书·宣元六王传·东平思王刘宇》：“（刘）宇谓中谒者信等曰：‘汉大臣议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为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辅佐天子。我见尚书晨夜极苦，使我为之，不能也。今暑热，县官年少，持服恐无处所，我危得之！’”颜师古注引张晏曰：
不敢指斥成帝，谓之县官也。[7]
清代刘宝楠《愈愚录》卷四“县官”条总结秦汉时期“县官”有三义：
（1）秦制，县令称县官。《史记·范睢列传》“秦王因使县官给车牛以徙”，是也。（2）然《李斯列传》云：“十公主矺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此县官当谓天子，盖不敢斥言，而托词于县官也。汉武帝时，言利之臣赋敛无度，一切取民，亦托词于县官。《平准书》：“大将军击胡虏，数万人衣食仰给县官”……县官并指天子，此必当时旧文，故太史公承用之，所以着其实也。班、范书亦称县官……李贤注《刘盆子传》云：“县官谓天子也。”案：二史所称县官，皆是有所指斥，不敢直言也。此承用太史公语，疑亦当时原文。（3）《汉书·两龚传》：“使者至县请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绥，舍曰：‘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县官？’遂于家受诏。”《后汉书·刘矩传》：“为雍邱令，告民曰：‘忿恚可忍，县官不可入。’”县官谓县舍，犹学官之比。《汉书·循吏传》：“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师古曰：“学官，学之官舍也。”《传》又云：“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此别一义。[8]
其一，秦制的县令称县官。其二，汉代的县官指天子，是当时人用语，前三史是照录当时人的说法。其三，汉代县官还有县舍的含义，犹如学官。
清朝郭嵩焘《礼记质疑》卷五在讨论《礼记·王制》时案：
郑意以《周礼》未尝名国都为县，《商颂》但言邦畿，而《夏书》已有“酒荒于厥邑”之文，因通邑于县，以为夏时之称。陈氏祥道引《周礼》有在乡之县，有在遂之县，有采邑之县，有间田之县，故王畿统谓之县。其说近之而义未尽。《周礼》：“四井为邑，四甸为县。”邑县地至小。而《诗》《书》多称国都曰邑：《汤誓》“率割夏邑”，《立政》“其在商邑”，《周书》“用附我大邑周”，及诸言“作新大邑”“宅新邑”是也。《诗》：“商邑翼翼”“作邑于丰”，无云县者。《史记》：邹衍名中国曰“赤县神州”。《始皇纪》“宇县之中”，《陈书·高祖纪》“光宅区县”，《唐书·礼乐志》“福流寰县”，谢庄文“扫耻瀛县”“缔㝢开县”，皆承邹衍之遗，名天下曰县。《绛侯世家》：“盗买县官器。”《索隐》：“县官谓天子。”疑秦汉之际乃有此称。经云“天子之县内”亦汉时语也。郑据夏时言之，似属无征。[9]
郭嵩焘认为，商周时称邑，不称“县”，郑玄认为邑通县，故说“县内是夏时天子所居州界名”，但这种说法缺乏依据。据《史记》记载，邹衍始将中国称作“赤县神州”，因此，秦始皇以后的“宇县”“区县”“寰县”“瀛县”等说法，都是承袭邹衍的遗绪，把“天下”称为县。《索隐》“县官谓天下”的说法也缘于此，当最早出现在秦汉之际。《礼记·王制》所说“天子之县内”也是汉代人的说法。换言之，郭嵩焘认为《王制》的成书晚至汉代。
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中井积德曰：县官犹言公家也。本郡县人之言，指各处县治而言，遂转为指国家之言，是后世官府文字之类，难据文义作解。张文虎曰：《索隐》“夏官”二字疑衍。[10]
中井积德认为，县官意为公家，是郡县人称县治之语，遂演变为代指国家，属于官府文书用法，很难根据文义加以解释。张文虎怀疑“夏官”是衍字。从其“难据文义作解”可以看出，中井积德的观点属望文生义。
赵伯雄认为，《墨子·杂守篇》和睡虎地秦简中的“县官”指县一级的官吏，到了两汉，在《史》《汉》等书中，才开始转变为国家或天子义。两周金文里的县字还看不出与地域区划间的关系。《周礼》中的“县”不指国都。孙诒让说《周礼》的县鄙“皆公邑也”，是天子、国君直接统治的“邑”。在战国秦汉时人心目中，“县”与天子、君主的直接统治密切相关。《吕氏春秋·季秋纪》里说：“是月也……合诸侯，制百县。”百县与诸侯对举，显系指天子直辖的地方而言。汉代“县官”一词可能就是从这种“县”的观念中发展出来的。汉人所说的县官，其初义是指中央政府或国家，后加以引申，才出现了代表天子的含义。[11]
张家山汉简中也大量出现“县官”一词。如《二年律令》简4—5：“贼燔城、官府及县官积㝡（聚），弃市。贼燔寺舍、民室 屋 庐 舍、积 㝡（聚），黥为城旦舂。其失火延燔之，罚金四两，责（债）（简4）所燔。乡部、官啬夫、吏主者弗得，罚金各二两。（简5）”整理小组注释：
官府，官衙。县官，指官方。[12]
综上，先秦时期三条史料中的“县官”均指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县的官府或官吏。汉代文献中的“县官”多数指天子或国家，但个别情况下也指郡县之县的官府或官吏。
二、秦始皇改“王室”“公室”为“县官”
2009年，里耶秦简整理者公布了一方木牍，内容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的名号更替汇编，其中有两条规定：
……
诸官为秦尽更。AⅩⅫ
故皇今更如此皇。AⅩⅧ
……
毋敢曰王父曰泰父。AⅩⅫ
毋敢谓巫帝曰巫。AⅩⅩⅢ
……
王马曰乘舆马。AⅩⅩⅤ
泰【王】观献曰皇帝。BⅠ
天帝观献曰皇帝。BⅡ
帝子游曰皇帝。BⅢ
王节弋曰皇帝。BⅣ
王谴曰制谴。BⅤ
以王令曰【以】皇帝诏。BⅥ
承【命】曰承制。BⅦ
王室曰县官。BⅧ
公室曰县官。BⅨ
内侯为轮（伦）侯。BⅩ
彻侯为【死<列>】侯。BⅪ
以命为皇帝。BⅫ
受（授）命曰制。BⅫⅠ
□命曰制。BⅩⅣ
为谓□诏。BⅩⅤ
庄王为泰上皇。BⅩⅥ
……
王宫曰□□□。BⅩⅨ
王游曰皇帝游。BⅩⅩ
王猎曰皇帝猎。BⅩⅪ
王犬曰皇帝犬。BⅩⅫ
……（8—461）[13]
由此可确定，“县官”的称谓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中国后颁布诏令将“室”和“公室”改称为“县官”。[14]
“王室”“公室”常见于先秦文献。王室最初仅用于周天子（也称周王），公室则为诸侯国国君称公者所用。例如《尚书·微子之命》：“钦哉！往敷乃训，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孔安国传：“敬哉，敬其为君之德，往临人，布汝教训，慎汝祖服命数，循用旧典无失其常，以蕃屏周室。戒之。”[15]《史记·周本纪》：“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16]正如孔安国所传，以上的王室均指周王室。《左传》宣公十八年：“公孙归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宠，欲去三桓，以张公室。与公谋，而聘于晋，欲以晋人去之。”[17]这里的公室则指鲁宣公。
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地位衰微，势力强大的诸侯国纷纷僭越礼制，先是称“侯”“伯”者僭越称“公”，至战国中后期又僭越称“王”。如《史记·秦本纪》载：“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惠文君元年，楚、韩、赵、蜀人来朝。二年，天子贺。三年，王冠。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齐、魏为王。”[18]秦孝公时尚称公，其子惠文君继位三年（公元前335）时就改称“王”。次年，齐、魏两国也不甘落后，改称“王”，即齐威王、魏惠王。随后，秦王便改称“王室”。如《史记·穰侯列传》：“昭王于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专制，穰侯擅权于诸侯，泾阳君、高陵君之属太侈，富于王室。于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国，令泾阳之属皆出关，就封邑。穰侯出关，辎车千乘有余。”[19]但“公室”可能依然沿用。如《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上《谏逐客书》：“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20]
睡虎地秦简中亦出现“王室”“公室”之语。如《法律答问》简103：“‘公室告’【何】殹（也）？‘非公室告’可（何）殹（也）？贼*伤、盗它人为‘公室’；子盗父母，父母擅*、刑、髡子及奴妾，不为‘公室告’。”[21]这里的“公室”也是代指秦国家，“公室告”相当于后世的公诉。因此可推测这条法律应当是秦国君未改称王时制定的法律。此外，《法律答问》还有两条关于王室的法律解释。简28“可（何）谓‘盗埱’？王室祠，貍（薶）其具，是谓‘[22]这两条相关法律当是秦国君改称王后才出现的法律。因此，睡虎地秦简和里耶秦简中的“公室”当为秦国国君称公时对秦公及其家室的称呼，“王室”则是秦僭越称王后对秦王及其家室的称呼，但“公室”的称号应当没有禁絶，有时人们仍习惯性使用。
现在，随着统一大业完成，秦始皇下令将“公室”“王室”的称号改为“县官”，其动机是什么呢？《史记·秦始皇本纪》有一段著名的记载：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23]
秦始皇认为自己完成了“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丰功伟业，亘古未有，如果“名号不更”，就无法彰显自己的成功，传颂于后世。于是在群臣意见基础上，将自己的称号从“王”改为“皇帝”，“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并废除谥号，以数计。正如以往学者所论，里耶秦简8—461记载的内容应当也是秦始皇统一后关于更定名号的规定，秦始皇更定名号的范围远远超过《本纪》所载，《本纪》衹是择要记载。因此，正如“王”代表秦统一前的秦王，“皇帝”代表统一后的秦皇帝一样，“王室”“公室”代表的也是诸侯国君的秦王，“县官”则代表的是统一天下后的秦皇帝。
顺带提及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秦汉时期完全不见“皇室”的称呼，偶见“帝室”的称呼，如《史记》仅注中出现1次，《汉书》中出现7次（若加注共10次），《后汉书》中出现3次。由此可知，“帝室”的称呼是西汉中期以后才渐多起来的，但远比不上“县官”出现的次数，也就是说秦汉时人仍惯用“县官”的称呼。关于帝室，《汉官仪》卷下：
帝室，犹古言王室。[24]
表明帝室其实和统一前的“王室”、统一后的“县官”义同。
那么，秦始皇君臣为什么会选择“县官”的称呼呢？“县官”与“王室”“公室”相比，其高大上在哪里呢？
三、“县官”一词源于“四海九州县内”的“天下”观[25]
前引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对“县官”的解释，应本于《礼记·王制》[26]及郑玄注。《礼记·王制》对世界和王制有一套系统的理论：
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间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国。
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朌。其余以禄士，以为间田。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与。
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为御。
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
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27]
……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
天子之县内诸侯，禄也。
外诸侯，嗣也。[28]
……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为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方百里者，为田九十亿亩。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其余六十亿亩。
……天子之县内，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余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余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余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天子之大夫为三监，监于诸侯之国者，其禄视诸侯之卿，其爵视次国之君，其禄取之于方伯之地。方伯为朝天子，皆有汤沐之邑于天子之县内，视元士。诸侯世子世国，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赐爵，视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国。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29]
郑玄注：
县内，夏时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诗·殷颂》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周亦曰畿。畿内大国九者，三公之田三；为有致仕者副之，为六也；其余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国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为有致仕者副之，为十二；又三为三孤之田；其余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国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为有致仕者副之，为五十四；其余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无职，佐公论道耳，虽其致仕，犹可即而谋焉。[30]
《王制》说四海之内为九州，每州千里，每州有大（百里）、中（七十里）、小（五十里）封国二百一十个；天子所居独为一州，称“县内”，有大、中、小封国九十三个。四海“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断长补短”，方三千里。县内也称作甸。县外的八州也称作采，王设方伯进行统治。县内和八州的采形成九州。县内和八州内也实行分封，但县内分封的诸侯其性质为禄，八州即采分封的诸侯是嗣。九州之外是流，是王统治之外的区域。九州加流就构成了四海。四海、九州、县内、采、流即《礼记·王制》所构架的世界。
图1.《礼记·王制》的四海、九州、县内示意图
以下材料可以佐证“天子之县内”的说法在汉代影响很大。《盐铁论·地广》载文学语：
文学曰：“古者，天子之立于天下之中，县内方不过千里，诸侯列国，不及不食之地，《禹贡》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诸侯各保其国，是以百姓均调，而徭役不劳也。今推胡、越数千里，道路回避，士卒劳罢。故边民有刎颈之祸，而中国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嚣嚣而不默也。夫治国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亲附，然后来远；百姓内足，然后恤外……”[31]
《白虎通·京师》：
禄者，录也。上以收录接下，下以名录谨以事上。《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视公侯，卿视伯，大夫视子男，士视附庸……天子之县内，有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一，五十里之国六十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禄士，以为间田。”
诸侯入为公卿大夫，得食两家采不？曰：有能然后居其位，德加于人，然后食其禄，所以尊贤重有德也。今以盛德入辅佐，得两食之。故《王制》曰：“天子之县内诸侯禄也，外诸侯嗣也。”[32]
两书均沿袭了“天子居县内”“县内方千里”的说法。但《礼记·王制》说“九州三千里”，而《盐铁论》所引《禹贡》则说五千里，表明当时人对天下、世界的认识已经扩大。
此外，《说文》宀部：
寰，王者封畿内县也。从宀，瞏声。户关切。[33]
《礼记·王制》“天子县内”的观念当源于《逸周书·作雒》。其文载：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肂予岐周。周公立，相天子……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克追，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系于雒水，地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制郊甸方六百里，国西土为方千里。分以百县，县有四郡，郡有□鄙。大县城，方王城三之一；小县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郡鄙不过百室，以便野事。农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国家，得以诸公、大夫。凡工贾胥市臣扑，州里俾无交为。[34]
说周公时在雒邑建立东都，“为方千里，分以百县”。这一观念流传甚广。《说文》邑部：
郡，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故《春秋传》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是也。至秦初，天下置三十六郡以监县。从邑。君声。[35]
此外，《风俗通义·佚文》：
周制：天子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郡者，群也。故《左氏传》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至秦始皇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县，县，平也。[36]
此段佚文辑自《意林》、《史记·秦始皇本纪》张守节《正义》、《艺文类聚》卷六、《太平御览》卷一五七、《天中记》卷一三，可见流传之广。《说文》文字几乎和《风俗通义·佚文》相同，不排除《风俗通》抄自《说文》，也不排除两者有一个共同的文本来源。此外，《吕氏春秋·季夏纪》：“是月也，令四监大夫合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令民无不咸出其力，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庙社稷之灵，为民祈福。”高诱注：
周制，天子畿内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郡有鄙，故《春秋传》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周时县大郡小，至秦始皇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县耳。此云“百县”，说周制畿内之县也。四监，监四郡大夫也。[37]
由此来看，《逸周书·作雒》以及《礼记·王制》在汉代应被奉为圭臬。
四、驳“县官”源于邹衍“赤县神州”说
如前所述，清人郭嵩焘《礼记质疑》在探讨《礼记·王制》时提出质疑，认为此说不符合《周礼》。周的王畿制度，四井为邑，邑36家；四甸为县，2304家。[38]邑、县的规模都很小，因此，县不可能是国都、王畿。《诗》《书》中均将国都称作“邑”，无称作“县”的，所以他怀疑“天子之县内”的说法很可能缘于邹衍。邹衍把中国称作“赤县神州”，所以，《始皇本纪》“宇县之中”、《陈书·高祖纪》“光宅区县”、《唐书·礼乐志》“福流寰县”、谢庄文“扫耻瀛县”“缔㝢开县”都是“承邹衍之遗”，把天下称作县。他认为县官的说法是秦汉之际才有的，《礼记·王制》“天子之县内”之说也是汉代人的说法。郑玄说是夏制也是无稽之谈。
邹衍“赤县神州”的说法见载于《史记》《盐铁论》《论衡》等书。其中，《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曰：
其次驺衍，后孟子。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及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士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
司马贞《索隐》：
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是小海也。且将有裨将，裨是小义也。[39]
司马迁所述邹衍九州说认为，天下由九州组成，每州内又有九州，故共有九九八十一小州。九州外由裨海即小海环绕，州与州之间不相连。中国为其中之一，叫“赤县神州”，又分为九州，就是大禹所序九州。大九州外又有瀛海即大海环绕，瀛海的边界就是“天地之际”，也就是天地相交的地方。但是，其说有不可解之处，如说“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如果中国外还有九个州的话，那么总共有十州，小州就有十个，而不是九个。所以杨希枚认为“九”是“八”之误。
《盐铁论·论邹》的说法比《史记》简略：
大夫曰：“邹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将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万方，犹无准平而欲知高下，无规矩而欲知方圆也。于是推大圣终始之运，以喻王公，先列中国名山通古，以至海外。所谓中国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名曰赤县神州，而分为九州，絶陵陆不通，乃为一州。[40]有大瀛海圜其外，[41]此所谓八极，而天地际焉。《禹贡》亦着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径。故秦欲达九州而方瀛海，牧胡而朝万国。诸生守畦亩之虑，闾巷之固，未知天下之义也。”
文学曰：“尧使禹为司空，平水土，随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邹衍非圣人，作怪误，荧惑六国之君，以纳其说。此《春秋》所谓‘匹夫荧惑诸侯’者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达，焉能知瀛海？故无补于用者，君子不为；无益于治者，君子不由。三王信经道，而德光于四海；战国信嘉言，而破亡如丘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并万国，亡其三十六郡；欲达瀛海，而失其州县。知大义如斯，不如守小计也。”[42]
《史记》所说的“天地之际”在这里也被称作“八极”。但是，“分为九州”的“州”是指赤县神州再分为小九州，还是天下分为九州，即其说“絶陵陆不通，乃为一州”的大九州，不甚清楚。依“大瀛海”的说法，八十一州之间是否有小瀛海也未详。
《论衡》有两处谈到邹衍的大九州说。《论衡·谈天篇》：
邹衍之书，言天下有九州，《禹贡》之上所谓九州也。《禹贡》九州，所谓一州也。若《禹贡》以上者，九焉。《禹贡》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东南隅，名曰赤县神州。复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环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诡异，闻者惊骇，然亦不能实然否，相随观读讽述以谈。故虚实之事，并传世间，真僞不别也。世人惑焉，是以难论。[43]
此处说天下九州，赤县神州在东南角，又分为九州，即《禹贡》九州。大九州，每州之外有“裨海”。圜大九州之外有瀛海。《论衡·难岁篇》：
儒者论天下九州，以为东西南北，尽地广长，九州之内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经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雒则土之中也。邹衍论之，以为九州之内五千里，竟合为一州，在东南位，名曰赤县州。自有九州者九焉，九九八十一，凡八十一州。此言殆虚。地形难审，假令有之，亦一难也。使天下九州，如儒者之议，直雒邑以南，对三河以北，豫州、荆州、冀州之部有太岁耳。雍、梁之间，青、兖、徐、扬之地，安得有太岁？使如邹衍之论，则天下九州在东南位，不直子、午，安得有太岁？[44]
《论衡》所述邹衍说是：天下共有九州，为大九州，州与州之间为海所阻隔。中国为大九州之一，称赤县神州，其内又分九州，为小九州。
可以看到，邹衍的“大九州说”是在《禹贡》九州的基础上构架起来的，因此时代肯定晚于《禹贡》九州说。《禹贡》九州的世界范围是九州（中国）—流（荒）—四海，中国九州居于天下之中。邹衍的“大九州说”，世界范围远远扩大，赤县神州（九州、中国）仅仅占大九州的八十一分之一，其外还有八十州，加上裨海和瀛海，其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更小。中国也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偏于东南隅的一个小州，从这一意义上“中国”的称号也不再贴切符实。这样的认识表明，邹衍时代人们对地理的认识已经大大丰富，对中国的认识也更客观。然而，这样的新认识对以《禹贡》九州构架起来的天下观产生了巨大冲击，因而不为多数人所接受，特别是笃信儒家经典的学者。
图2.邹衍“大九州”示意图
司马迁说邹衍大九州说是“作怪迂之变”，“其语闳大不经”。昭帝时文学说“邹衍非圣人，作怪误，荧惑六国之君”，“此《春秋》所谓‘匹夫荧惑诸侯’者也”。就因为秦始皇信奉了他的学说，结果造成“亡其三十六郡”“而失其州县”的覆灭下场。王充也说邹衍说：“此言诡异，闻者惊骇”，“此言殆虚。地形难审”。由此可知，汉代人一般都认为邹衍的大九州说荒诞不经，不采信其说。但是采信者似乎也不少，如昭帝时御史大夫桑弘羊，桑弘羊和文学还说秦始皇也信其说。[45]
然而，若仔细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天子县内”的观念成于先秦，即便是在郡制普遍发展起来的战国时期，仍然是主流观念，并一直流行至汉。例如，《管子·山国轨》：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官国轨。”管子对曰：“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桓公曰：“行轨数奈何？”……管子对曰：“某乡田若干？……民邻县四面皆櫎，谷坐长而十倍。上下令曰：‘赀家假币，皆以谷准币，直币而庚之。’谷为下，币为上。百都百县轨据，谷坐长十倍。环谷而应假币。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櫎出万物，隆而止。国轨：布于未形，据其已成，乘令而进退，无求于民，谓之国轨。”[46]
《商君书·垦令》：
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47]
《管子》《商君书》虽然成书年代有疑问，但不应晚于战国。另，《战国策·魏三·秦败魏于华走芒卯》：
秦败魏于华，走芒卯，而围大梁。须贾为魏谓穰侯曰：“……臣闻魏氏悉其百县胜兵以止（上）戍大梁，臣以为不下三十万。以三十万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为虽汤、武复生，弗易攻也……”[48]
此外，如《吕氏春秋·孟夏纪》：
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劳农劝民，无或失时。命司徒循行县鄙，命农勉作，无伏于都。
高诱注：
县，畿内之县。县，二千五百家也。鄙，五百家也。司徒主民，故使循行。[49]
再如，前引《吕氏春秋·季夏纪》及高诱注。再如，《吕氏春秋·季秋纪》：
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以给郊庙之事，无有所私。
高诱注：
百县，畿内之县也。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攒，五攒为鄙，五鄙为县，然则谓县者二千五百家也。[50]
成书于汉武帝时期的《淮南子·时则》及高诱注仍沿用了这一说法。文曰：
上丁，入学习吹，大飨帝，尝牺牲，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岁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
高诱注：
是月上旬丁日，入学官吹笙竽，习礼乐。飨上帝，用牺牲。合诸侯之制，度车服之差，各以其命数也。百县，圻内之县，言百，举全数尔。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然则县二千五百家也。[51]
成书时间不详的《礼记·月令》记载也大体与两书同。
上述文献中，均是天子或国—诸侯、百县的模式。也就是说，天子封诸侯，而直接统治的是百县。即便《管子》《商君书》成书稍早，但《战国策·魏策三》和《吕氏春秋》所载均是秦始皇统一前夜之事，由此可以确定，当时对秦始皇改制起决定影响仍是“天子之县内”的王制观念。
五 结语
“县官”一词源于《礼记·王制》。《王制》云“县内”为“王畿”，即“天子所居州界名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认为已经实现王制（天子之制），遂进行一系列改制、改称号举措，其中之一便是将“王室”“公室”改为“县官”，取天子居县内、官天下之义。战国秦汉时人所说的“天下”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天下=国家=九州。广义的天下=四海之内=海内。《礼记·王制》“四海、流（荒）、九州、县内”观念的形成可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但其下限当在县制已经形成、但郡尚未成为县上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时期。其社会基础应当包括以下两个因素：第一，实行分封制，即天子将大部分国土分封给诸侯，自己仅统治王畿地区，王畿在国都外采取设县统治。换言之，“王制”是分封制下王畿制度与县制相结合的产物。第二，当时人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黄河中下游流域一带的中原地区，东面已达大海，但北、西、南三面的活动范围都不会太远，与中原以外地区的交流也十分有限。战国时期，随着兼并战争的扩大以及交通的发达，对外交流增加，对世界范围的认识也随之扩大，故而产生邹衍的“大九州”说，认为中国的疆域在世界之中仅占八十一分之一。但由于《礼记·王制》和《逸周书·作雒》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圣经，不可撼动，故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依照这一王制观念，将新王朝和自己的帝室取名为“县官”，意为自己从诸侯国君升格为天子，成为居住在县内（王畿）统治天下的官。
本文原刊于《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
附记：张奇玮同学在核检资料、绘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此致谢。
[1] 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卷一五《杂守》，中华书局，1993年，第975页。
[2] 《史记》卷七九《范雎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修订本，第2926页。
[3] 陈伟主编，彭浩、刘乐贤等撰著：《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壹）》，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9、32页。合集在注释中又加引《墨子·杂守》。
[4] 以中华书局标点本进行统计。
[5] 《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第2524、2525页。校勘记第23条夏家：殿本作“夏官”，凌本作“夏者”。张文虎《札记》卷四：“此二字疑即上文‘官者’二字之误衍。”（第2529页）
[6]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953页。
[7] 《汉书》卷八〇《宣元六王传·东平思王刘宇》，第3323、3324页。
[8] [清]刘宝楠：《愈愚录》卷四，清光绪十五年广雅书局刻本，中国基本古籍库。笔者标点。
[9] [清]郭嵩焘着，邬锡非、陈戍国点校：《礼记质疑》卷五，岳麓书社，1992年，第139页。
[10] 〔日〕泷川资言考证，杨海峥整理：《史记会注考证（伍）》卷五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662页。
[11] 赵伯雄：《两汉“县官”释义》，《历史教学》1980年第10期。
[12]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8页。
[13] 张春龙、龙京沙：《湘西里耶秦简8—455号》，《简帛》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15页。此后在公布的第一册释文中简号改为8—461。参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壹）》，文物出版社，2012年。本释文据陈伟主编，何有祖、鲁家亮、凡国栋撰著《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56—157页。
[14] 游逸飞说：“秦更名方似乎揭示‘县官’指涉皇帝、朝廷，为秦始皇的创举。‘王室’本指统治者之私家，在家国难分的周代，‘王室’自然具有政府、朝廷的意涵。‘县官’既取代‘王室’，便继承其意义。这就是‘县官’为何既指皇室，又指政府的缘故。”（游逸飞：《里耶8—461号“秦更名方”选释》，魏斌主编：《古代长江中游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3页）《秦简牍合集》注释：“今按：里耶秦简8—455：‘王室曰县官。公室曰县官。’其中的‘县官’或指县级政府，或指各级政府。简文‘公室告’似指官府按规定可受理的告诉。‘非公室告’指官府按规定不可受理的告诉，即法律规定不予接受的告诉。”（陈伟主编，彭浩、刘乐贤等撰著：《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壹）》，第222页）
[15] [唐]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卷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22页。
[16]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79页。
[1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778页。
[18]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59—260页。
[19] 《史记》卷七二《穰侯列传》，第2828页。
[20] 《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3086页。
[21] 陈伟主编，彭浩、刘乐贤等撰著：《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壹）》，第221页。
[22] 陈伟主编，彭浩、刘乐贤等撰著：《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壹）》，第193、243页。
[23]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303—304页。
[24]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第190页。
[25] 关于中国的“天下观”，世界范围内都有丰富的研究史，此仅列举数种：Joseph R. Levenson（列文森），“T'ien-hsia and Kuo，and the ‘Transvaluation of Values’”，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 11，No. 4，(Aug.，1952)，pp. 447-451；安部健夫：《中国人の天下観念—政治思想史的試論》，ハーバード‧燕京‧同志社东方文化讲座委员会，1956年；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産生地域》，其着《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童书业：《春秋时人之“天下”观念》，其着《春秋左传研究》，中华书局，1980年。〔日〕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の王権と天下秩序—日中比较史の视点から》，校仓书房，2003年（中译本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中日比较史的视角出发》，中华书局，2008年）。
[26] 关于《礼记》的成书年代，历来有很大争议。徐喜辰曾总结为七说：孔子门徒所撰说、六国时人所撰说、二戴据古礼所删说、二戴所传说、二戴据《曲台记》所删成说、汉初诸儒编定说、东汉末年说。主流观点认为，其独立成书或晚至汉代，但其中保存着许多先秦时期的材料，其史料价值丝毫不逊色于《周礼》《仪礼》。参见徐喜辰《〈礼记〉的成书年代及其史料价值》，《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王文锦：《礼记译解·前言》，中华书局，2016年第2版，第1-7页，“前言”作于1994年9月。关于《王制》篇的成书同样也有多种说法，受篇幅所限，笔者不详述。由于《礼记》及《王制》篇的成书问题甚为复杂，本文无力涉及，但根据本文所引传世文献和新出材料，至少可以证明《王制》篇的思想在战国后期已经形成。
[27]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卷一五《王制第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58—470页。
[28]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卷一六《王制第五》，第476—478页。
[29]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卷二〇《王制第五》，第580-586页。
[30]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卷一五，第461-462页。
[31]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四《地广》，中华书局，2015年，第229-230页。
[32] [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四《京师》，中华书局，1994年，第157—165页。
[33] [汉]许慎撰：《说文解字》卷七下新附，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电子版。
[34]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黄怀信修订，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卷五《作雒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10—532页。
[35]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中华书局，2013年，第285页下栏—第286页上栏。
[36] [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佚文·古制》，中华书局，2010年，第492页。
[37] 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六《季夏纪》，中华书局，2009年，第131页。
[38] 《周礼·地官司徒·小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郑玄注：“此谓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异于乡遂，重立国。小司徒为经之，立其五沟五涂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四甸为县，方二十里。四县为都，方四十里……五十里之国凡四县，一县之田税入于王……”（[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卷一一《地官司徒·小司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90页。）
[39] 《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第2849—2849页。
[40] 王利器原断作逗号，此为笔者改。
[41] 王利器原断作句号，此为笔者改。
[42]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九《论邹》，第613—614页。
[43] 黄晖撰：《论衡校释》卷一一《谈天篇》，中华书局，1990年，第473—474页。
[44] 黄晖撰：《论衡校释》卷二四《难岁篇》，第1019-1020页。
[45] 关于邹衍大九州的研究十分丰富，如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卷六《故书古史杂考之属·邹衍九州考》，中华书局，1983年，第244—245页（原刊1936年）；顾颉刚：《邹衍及其后继者的世界观》，《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1期；常金仓：《邹衍“大九州说”考论》，《管子学刊》1997年第1期；高建文：《邹衍“大九州”神话宇宙观生成考》，《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胡阿祥：《赤县神州：邹衍的海陆世界》，《唯实》2016年第10期；等等。
[46]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二二《山国轨》，中华书局，2004年，第1282—1285页。
[47] 蒋礼鸿撰：《商君书锥指》卷一《垦令》，中华书局，1986年，第10页。
[48] 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卷二四《魏策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65—1366页。亦见《史记》卷七二《穰侯列传》，第2824页；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叁）·战国纵横家书·须贾说穰侯章》，中华书局，2014年，第226页。
[49] 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四《孟夏纪》，第86页。
[50] 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四《孟夏纪》，第195—197页
[51]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五《时则训》，中华书局，1998年，第4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