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想玲（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991年，熊济华在深圳菊花课题验收会上。
人物名片
熊济华，西南农业大学（现西南大学）退休教授，中国著名植物学者。川渝地区曾任中国菊花研究会名誉理事、重庆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参与编撰《中国花经》、《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观赏园艺卷》、《四川植物志》等书；农牧渔业部教材指导专业委员会生物基础学科组成员。培育的菊花切花新品种获得农业部1991年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
1983年九寨沟考察
1983年九寨沟考察植物
前一段时间，96岁的熊济华家，迎来了一批不速之客。到访者自称毕晓普癌症研究所的。这家位于成都高新区的研究所，是世界范围内唯一使用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毕晓普教授名字命名的癌症研究所。
儿子熊凯鸿一开始以为是骗子。了解之后，才知道他们是慕名而来，上门求植物的。对方希望熊济华能提供一些川渝珍稀植物的资料，从而为寻找抗癌药物增加新的可能性。
对于这样冒昧的上门者，即便素不相识，大多数时间，熊老都选择慷慨赠送。这两天，他还免费送了河南开封籍的一个陌生人一棵南川木菠萝。
1983年夏，在黄龙寺采集植物标本
在植物学界有种说法，了解川渝地区植物，必然离不开熊济华。
作为川渝地区植物学界的权威，今年96岁的熊济华最早参与筹办现在的西南大学园林绿化专业，一生与植物为伴，年过90岁仍能识别上千种植物。退休之后，熊济华走上珍惜植物保护和推广之路。自掏腰包，在成都的城南租了30亩，引种繁育超过20种珍稀、濒危及乡土植物。这其中，就包括2004年被《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定为“极危”树种的南川木菠萝。
在他的学生，云南大学教授唐岱看来，熊老是那种特别传统的知识分子，有着老一辈植物人的情怀。喜欢什么，就去做，不会计较利益关系。“珍稀濒危植物经历了千百万年的历史沧桑，是世界的宝贵遗产。”这是他经常念叨的话，在他看来，植物是比金钱更珍贵。
1983年夏，给黄龙寺大树挂牌。
受家庭熏陶
95岁能识别上千种植物
熊济华一辈子和植物打交道。
熊凯鸿说，这次脑梗住院前，老人95岁时还能识别1000种以上的植物，并且写出他们的拉丁文名称。这是国际植物学界交流的标准用名。一生钟情于植物，这与家庭的熏陶不无关系。
1923年，熊济华出生于成都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来愤怒于军阀混战和官场腐败，退出政界。
在熊济华童年印象里， 罗汉松、核桃、枇杷、苹果、梨、梅、桂、腊梅……家中庭园里父亲栽种的这些植物，以及家中红墙巷宅院内的四季景象，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除了乐于种花植树，父亲能书善画，自编有一大册菊谱，除了记载品种有文字描述其性状、特点与来源外，均配有自绘彩色插图。“父亲自己培育的新品‘染紫荷’，瓣宽大而露心，色紫红而似画家笔下的荷花，故名‘染紫荷’，前几年我还见到尚有栽培。”熊老感慨，这个菊谱未能保留下来，实在太可惜了。”
家庭的熏陶，让他从小就认识了许多植物，并对花木植物产生浓厚的兴趣爱好。1940年，受父亲和家庭的影响，从小热爱植物的熊济华，以第一志愿为“园艺系”考入“金陵大学”园艺系。
1983年夏，受阿坝州林业局邀请在黄龙寺、九寨沟考察采集标本并挂牌。
此时正值抗战，金陵大学由南京迁到成都，借华西坝华西大学校址，与同时西迁的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同时在华西坝办学，号称华西坝五大学。
虽然时局动荡，但是一批教育家和学生，还是保留了治学的传统。著名教育学家陈裕光，中国化学家、教育家。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是中国担任大学校长最早、时间最长的元老之一。在熊济华的记忆中，校长陈裕光为化学博士，常年一袭长袍马褂，儒家学者风度，为人和蔼可亲，千方百计爱护学生。而园艺系主任胡昌帜教授，“为人忠厚善良，堪称一家之长、一业之主，学生们背后均亲切地叫他‘胡老板’。他早年留学日本，专攻果树学，学有专长，经验丰富，能识别众多果树品种及其中英文名称。
“我常持果请教，有问必答，从不‘待查’，我从而能认识当时在成都能见到的全部果树，包括梨、苹果、柑桔、桃、枇杷等几十个品种的中文、英文名称”。对于当年的恩师，熊老至今记忆颇深，这也给他长达几十年的植物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4年，西农校运会1500米途中。
1990年代，带领学生在缙云山实习。
为采集标本踏遍群山
曾发现四川苏铁
真正让熊济华走上珍惜植物保护、推广之路的，是缘于两次考察。
为摸清川渝植物区系与资源，他分别在1952年到峨眉山，1957年到南川金佛山主持工作，采集标本。熊老回忆，“两次采集的工作及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令人难以置信。
野外考察采集植物标本
他回忆称，1952年建国伊始，峨眉山仅金顶、洪椿坪、万年寺、九老洞极少几座大庙只有极少的僧人看守，余庙皆断瓦颓垣，十庙九空，采集队伍当时就住在空庙里。门失窗破，不能挡风避雨。伙食自理，食材均得由县域采购，背负上山，一来一往需1至3天。中午常在野外度过。熊济华记得，“三吹四拍”的玉米饼是最佳，也是唯一的食品。山中缺菜，他们还曾拣过僧人丢弃的莲花白老叶做菜。也曾在洪椿坪食用僧人提供的陈腐的豆渣，导致很多人产生不良反应。有的时候，太拮据了就以仅有的豆瓣酱佐餐。当然上山迷路，林下露宿过夜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理发、浴沐、食肉都是奢求，万万不敢。”熊老说。
带学生野外实习中
工作之余的桥牌战
虽然条件艰苦，峨眉山和金佛山，仅这两次野外调查，让熊济华他们共采制了腊叶标本7千余号，约5万余份。其中不乏极有价值的标本，发现了一些新的分类群，一些新记录、新分布。而这两批比较完整、制作规范的标本。除西南农学院植物标本室自藏外，在国内一些大的标本室、如北京中国科学院植物所标本室、广州华南植物研究所标本室、成都四川大学生物学标本室、四川省林业厅标本室等均有收藏，其中有不少被各科属专家所引用。并对编写《中国植物志》及《四川植物志》也做出了相应贡献。
野外考察采集植物标本并马上鉴定，分类，制作
在西农标本室同张宏达教授（右）整理茶科标本
“在峨眉伏虎寺的栽培植物中采得的一份苏铁属标本，后被作为模式，定为新种，称四川苏铁。从万佛顶侧，绕过舍身岩从峨眉后山下行往龙池途中的山间，采得野生的云杉属标本，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峨眉山是否有野生云杉属植物的疑问。”熊老回忆说，在洪椿坪后山天池峰首次采得巴山榧标本。走遍金佛山的山谷山岗，终于采到了带有球果的银杉标本，证实了原依据仅有枝叶的标本暂定为南川银杉的植物与采自广西百色的银杉为同一个物种等，话语间透露着满满的自豪感。
1998年5月，缙云山，同卢作孚弟卢子英（左）在作孚茶旁
以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命名的作孚茶。
自掏腰包租地保护珍稀物种
在成都拯救了“极危”树种
“他是真的爱植物。”熊凯鸿告诉记者，基于对植物的热爱，尤其对珍稀濒危植物的关心，1994年退休回成都后的熊老，念念不忘。在成都城南租地30亩，兴建了珍稀植物繁殖基地。
2002年10月，成都珍稀植物基地开建。
按照熊济华的设想，先将一些珍稀物种引进来，对其生长习性进行研究，繁殖。然后在大面积推广，既能保护珍稀物种，同时也可以推广应用。一切从零开始，首先就是引种的问题。
那段时间，熊济华四处搜寻种子和幼苗，他给过去的同事和学生打电话，哪里有珍稀植物的种子或幼苗，他就去到哪里。儿子熊凯鸿之前是职业运动员，后来自己做生意。本职工作和植物毫无关系。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他开着那辆奥拓，往返于成都和重庆的路上。
这本是一项冷门的工作，朋友们得知这个80多岁的老人为此奔忙，纷纷施以援手，他们或在园林单位，或在一些研究机构，有些不收钱，有的直接将种子寄给他。而引种的很多珍稀物种，也都是熊济华参与发现的。
2002年，在缙云山看标本
2002年，在缙云山看标本
2003年，成都珍稀植物基地繁育的菊花
比如南川木菠萝和北碚榕，这两种珍稀植物都是熊济华在重庆任教期间，与同事调研参与发现的。2004年，南川木菠萝被《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定为“极危”树种。北碚榕也因其稀有，备受关注。它们理所当然也被引种到了成都。
同美国植物学家MC.丹尼尔在北温泉北碚榕前。
尽管年事已高，有时熊济华还会亲自上山寻找某些物种。熊凯鸿记得，一种名叫峨眉桃叶珊瑚的植物，曾在峨眉山和龙泉山被发现过。有一年春节假日，他陪父亲冒着严寒，在龙泉山的长松寺附近找到了这棵植物，这里也是龙泉山山脉保留原始植物的地方。“这正好印证了植物志的记载，他可高兴了。”熊凯鸿说。
在熊济华的呵护培育下，过了两年左右，园子已经基本建成，30余种珍稀、濒危和乡土植物，欣欣向荣。当然，并非每种植物都能顺利存活。熊凯鸿说，譬如，来自重庆北碚榕到了成都却不耐寒，最后只能放弃。而南川木菠萝，由当初从重庆园林局获得的200多颗南川木菠萝种子，最终变成了现在10棵挺拔的大树。
为了让这些珍稀植物能够在本地落地生根，枝繁叶茂，熊凯鸿还将南川木菠萝免费送到了成都植物园以及百花潭公园等地。“好像我们保护大熊猫一样，养好了然后放归山林，放回自然。”熊凯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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