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宏敏（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
“天下文章推马谢。”浙江上虞人马一浮（1883—1967）与四川乐至人谢无量（1884—1964）是“总角之交”，同为近现代杰出的国学大师，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于儒、佛、道乃至考据学、医学、西学等皆有探究，兼擅诗词、书法。二人通过晤谈、诗歌、书信等方式进行了长达60余年的学术交往，可谓“翰墨情深”，也堪称二十世纪文人交往的“典范”。
谢无量致马一浮书札 图片由作者提供
一
马一浮、谢无量童年经历相似：马一浮生于四川成都，6岁时随父母返回家乡浙江上虞；谢无量生于四川乐至，4岁时随父母定居芜湖。二人早慧，谢无量10岁时赋诗《咏风筝》：“儿童心怀巧，剪纸作飞莺。不是麻绳系，乘风直上天。”马一浮11岁时吟唱《菊花诗》：“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这两首诗作表达了两位少年向往自由的志趣与追求真我的情操。
马一浮原名“福田”，因至亲丧亡，乃取《庄子》“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句，改名“浮”，字“一佛”；后又取《楞严经》“如湛巨海，流一浮沤”义，改字“一浮”，号“湛翁”，并以字行。谢无量原名“蒙”，字“大澄”，后易名与“澄”音相近的“沉”，字“无量”，别署“啬庵”，亦以字行。谢无量由“蒙”更名“沉”，即受马一浮之“浮”名影响。马“浮”谢“沉”，一“浮”一“沉”，情投意合。
马、谢二人的结识缘于汤寿潜（1856—1917，浙江萧山人）。1898年，15岁的谢无量因欣赏汤寿潜的治学精神和政治主张，拜其为师；1899年，17岁的马一浮娶汤寿潜长女为妻。谢、马通过汤寿潜而彼此熟知。谢无量晚年《自传》有云：“综计我之一生，幼时受家庭教育，以后从学浙江汤寿潜先生。在上海读书，获交马一浮先生，共同研究学术，颇受其影响。”谢、马于1901年在上海正式见面，还同马君武等编发《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向国人介绍西学。
为接纳西学，马一浮于1903年赴美国圣路易斯，兼办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协助清政府筹建第十二届世博会中国展馆。同年，上海“苏报案”发生，谢无量因声援章太炎，被迫流亡日本。马一浮赴美时，谢无量尚在上海，马抵美后并不知他已在日本，不少写给谢的书信寄到上海后杳无音信，甚为焦虑：“无量亦知四万里外有一人者，独坐孤思，忆无量甚苦乎？”在收到谢无量寄自日本的书函后，马一浮喜极而泣，夜不能寐。在美期间，马一浮苦学英文，阅读莎士比亚、斯宾塞、赫胥黎、马克思等人的著作，还跑遍圣路易斯书店，购书寄给尚在日本的谢无量，又以不能与谢无量共读为憾。1904年世博会开幕前夕，马一浮被清政府无端解雇、勒令回国，离美时带有两部《资本论》，一部英译本、一部德文本，转道日本，以英译本《资本论》赠谢无量。在日本期间，二人共同研究西方哲学，间事译著，同年底回国。
1906年，马一浮借宿杭州西湖广化寺，广阅文澜阁《四库全书》；谢无量闻讯前来，同阅《四库全书》，还博览西哲名著，学问因之精进。1907至1910年间，马一浮多次致书谢无量，称“其文则葩，其志则圣”，认为“世称扬雄直是汉兴第一人”，“非今日无量之谓而谁谓”，故思“退居北面”。
二
民国时期（1912—1949）的谢无量、马一浮，惺惺相惜，为传承弘扬国学，先后在四川筹办“国学院”“复性书院”。1912年，谢无量任校长的成都存古学堂改名“国学馆”，谢后又出任四川“国学院”副院长，还与刘师培、廖平等人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创办《四川国学杂志》；1913年以疾离任，游历上海，任中华书局编辑。
上海、杭州相距甚近，也便于马、谢二人继续往来。1917年，北大校长蔡元培邀马一浮至北大教学，马一浮婉辞的同时举荐谢无量，称“先生若为诸生择师，此其人也”。因忙与孙中山共谋北伐，为中华书局编撰《中国大文学史》《诗学指南》等国学论著，谢无量未克前往。1921年，谢无量在上海改换住所，马一浮闻讯后赋诗《无量徙居上海武林里以书见告杭故有武林山今上海亦有武林里以其名偶同戏为此篇遗之》。1922年，谢无量从上海来杭州皋亭山寻访马一浮，共坐松下，夜宿古寺，纵论古今，马一浮赋诗《简谢啬庵五十韵》云：“昔子来杭州，视我皋亭山……夜寻古寺宿，僧榻寒无毡。”
抗战期间，谢无量、马一浮主张学术救国，不遗余力地弘扬国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谢无量在上海创办《国难月刊》；1936年，谢、马二人一同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谢无量离开上海，先到芜湖避难，后返回四川；1938年又赴澳门、香港讲学。马一浮也被迫离开杭州，1939年辗转至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以“六艺”统摄“国学”；同年10月，马一浮看到谢无量写给四川友人信函中有“还蜀”字样，遂致书在香港的谢无量至乐山讲学。1940年谢无量回川，马一浮举荐谢无量为复性书院董事，有言：“（马一）浮与谢君四十年交旧，知之甚深。谢君风度玄远，有时近于玩世，恒情莫知其涯。”谢无量为马一浮《避寇集》作序云：“仆于湛翁，把臂服膺，始于童冠，忘形悦义，垂老弥笃，诚如卢生之于伯玉，四海之内，一人而已。”尔后，谢无量多次前来复性书院会晤马一浮，联合宣讲国学。
抗战胜利后，马一浮返回杭州，谢无量作《与湛翁道长书》，对复性书院东迁表示挂念。1948年秋，谢无量来杭寻访马一浮，中秋月夜，二人泛舟西湖，纵谈人生。马一浮评论自己与谢无量“共抱蝉蜕尘埃之志”，好比“史迁爽然于屈贾，晦翁托慕于《参同》”，称谢无量是自己“平生所遇友朋之间，天才之高莫能先之”，而“脱尽俗气者，谢先生足以当之”。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无量、马一浮以深厚的国学素养，积极参加文教事业。1950年谢无量受聘为川西文管会主任委员，同年马一浮受聘为上海市文管会委员。1952年，谢无量任川西博物馆馆长、四川省政协委员，又受聘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1953年浙江省文史馆成立，马一浮受聘为馆长。1960年，谢无量又受聘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马、谢二人还是全国政协特邀委员。1954年12月，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召开，马一浮为特邀委员。1956年1月，马一浮至京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谢无量以特邀委员身份与会，二人还受到*的接见。后来，马一浮特意书写集古对联“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相赠*。此外，马一浮也为*写过“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的集古对联。
1960年3月，马一浮至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谢患眩晕病，马把脉处方，不数剂而病除。马一浮于清明后一日离京，谢赋诗相赠，有“三年欣一见，半剂息诸风”“莫烦诸友问，谈笑已融融”句；马一浮在清明后二日，有《答谢无量诗札》。1964年12月10日，谢无量病逝，马一浮撰挽联：“在世许深交，哀乐情忘，久悟死生同昼夜；乘风何太速，语言道断，空余涕泪洒山丘。”12月18日，马一浮又借进京参会亲去吊唁，并应谢夫人陈雪湄之请为《谢无量诗集》作“序”，云：“予辱与啬庵交最久，不可以不文辞……始予与啬庵相识，年俱未冠，以言诗相得，及乎耆艾。更历世变多，其所涉益广，所感益深……予于啬庵，虽未敢谓同得同证，然予之知啬庵，犹啬庵之知我，殆可谓无间然。”1967年6月，在留下《拟告别诸亲友诗》后，马一浮于忧病交加中溘然长逝。
总之，马一浮主张以六艺之学“该摄古今中外一切学术”，为中华国学的传承与弘扬作出了努力；而“一直是站在时代的前沿，是历史的先驱”的谢无量（冯其庸语），则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都很有研究，为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与发展贡献了心力。也正如马一浮弥甥女丁敬涵所言：“马一浮、谢无量作为我国学术界的两颗巨星，已陨落五十多年了，但他们的学术成就、他们的诗歌、他们的书法艺术，以及他们翰墨情深的友谊典范，将万古长存！”
《光明日报》（ 2020年01月04日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