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克里斯托弗·柯克 撰文
刘轶丹、石海明 译（译者授权发布，可参照秦安战略公众号内容，转载于军事思维让你赢公众号。）
生物技术与未来战争，这是一个新的挑战。
——克里斯托弗·柯克
身体是人类最初的、最自然的工具。
——马塞尔·毛斯
常言道，科幻小说是一种有关认知与隔阂的题材，是认知（合理、科学的事物）和隔阂（可理解为对熟悉的事物和日常生活的疏远）的结合体。然而，大多数科幻小说的写作是对现实的延伸或推断。如果科幻小说只关心隔阂，我们将无法理解；而只关心认知的话，那么它也只会是一本关于科学的著作，而非科幻小说。正是这两者统一的作用使得它既允许科幻小说挑战那些普通的事物又允许它挑战那些异想天开的事物。
1908年，当我们展望战争未来的时候，已能够从H.G.韦尔斯所写的书本中了解到很多东西了，书中他预测了原子战争的到来。这本小说的背景设定在1958年（一个相当精确的时间），但其创新之处也正是在此。在韦尔斯的故事中，轰炸美国城市的飞机是1908年的双翼飞机；炸弹是由飞行员在飞机一侧扔下来的手榴弹。今天如果我们想一睹战争的未来，那么将通过何种方式呢？也许我们可从奥森·斯科特·卡德的《安德的游戏》开始，书中我们发现早年对士兵的训练采取的是在一个特殊的游戏室里“做游戏”的形式。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培养军事天才，并在战争艺术中训练他们。
另一本有影响力的科幻书是利奥·弗兰库斯基的《一个男孩和他的坦克》。这本书将虚拟与现实结合起来讲述了一群生活在一个星球上的殖民者的有关坦克战争的故事。弗兰库斯基的世界是一个战士与坦克互相结合的世界。书中最有说服力的一句话是，“小子，如果你的坦克对你忠诚，你就不必对它忠诚了！“。值得注意的是，卡德和弗兰库斯基的书内都用到了当前的美国军事。卡德的小说被用来教匡提科海军陆战队大学的领导力课程。而弗兰库斯基的《一个男孩和他的坦克》则在1991年由一名第一骑兵师的士兵校对，当时他正被派遣到海湾地区，等待“沙漠风暴”行动。
上述小说都说明新的力量正在改变战争的面貌。自1945年以来，三次革命塑造了武装冲突：原子革命，信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虽然，根据一些评论家的说法，我们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冷战后的“第二核时代”，原子武器仍然无法被各国利用。而对于大多数未来战争思想家来说，信息和生物技术才是21世纪最重要的。那些一直对公众厌恶军事行动这一现象极为敏感的西方社会，这些革命都可能提供抓住未来战争的实际可行的机会。
一、生物技术的融合和信息革命
虽然这篇文章的主题是生物技术，但我们会越来越清楚，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革命是相近的。事实上，数字生物学或许可能是各行各业未来的关键。如果没有信息革命带来的计算能力的提高，人类基因组的解码是不可能完成的。基因操纵需要对有关生活物质的信息代码进行解码和*，而这个过程只可能在处理能力呈指数增长时进行。另一方面来看，信息技术时代的语言已明显受自然影响。人类基因组计划所揭示的是，我们具有几乎和黑猩猩相同数目的基因。那么是什么使我们变得不同——是什么使我们聪明——是通过百万个电化学连接的细胞特别是脑细胞的联络和*能力。由网络连接和反馈回路（赛博基础）可知，人类的大脑类似于控制我们这个计算机运行社会的互联网。
随着时间的推移，了解程序性质的科学家们——尤其是那些知道如何适应复杂系统操作的科学家们——将会建立起可衍生（而不是解决）最可能想到的问题的计算机。计算机编程时，‘演算法’——允许在计算机空间演算的方案——决定了变革的步伐。为尝试创建更复杂的计算机“大脑”，科学家们还在研究人类大脑中复杂的神经网络，期待建设具有与我们自己的DNA许多功能相同的‘数字染色体’。当谈到战争时，数字生物学已经为战争划定了交战规则。仪器方面，战争正将从生物学角度定义。生存方面，战士也可能很快通过机械人技术和基因*技术而得到提高，并给予他或她消除过去的缺陷、繁殖纯种的机会。
二、未来战争：数字生物学已在重定交战规则
我们生活在一个颇具挑战的时代，一个生物制品比文化产物享有更多特权的时代。因此，正如进化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的那样，不同于过去所认为的那样，人类的行为更多将是是由基因决定的，并且作为一个物种，通过修改我们的基因，我们很可能提高并延续我们做得很好的活动。千百万年以来我们非常擅长的活动之一就是战争。没有什么理由能让我们不再作战；事实上，情况正好完全相反。
三、迈向后人类战争：未来的挑战
生物学（但尚未是生物技术）已经改变了我们看待军事行动的方式以及后军事环境中武力的使用。例如，海军陆战队作战实验室的“下一步后海军陆战队”（MCAN）部门一直在为未来的作战探索一种它称之为‘生物系统的灵感’的系统，根据它的网址所说：
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中，我们将战争视为一种牛顿力学系统的模
式。也就是说，它是机械有序的。但事实上，它可能不是。更可能的模式是一个具有开放式结局、初始条件和持续‘输入’同等重要并对二者非常敏感的复杂的系统。而这些‘输入’就是“战争的命运”。1
海军陆战队接着表明，如果假定战争仍是一个复杂的可预见性小的事件，那么，只有当我们运用的作战结构和战术是分散的、自主的、适应性强的并且规模不大时，才能被成功地运作。
适应性强且复杂的系统特点是与生物学上的那些发现相类似的。处理生物就是对“环境”做最小的损害。武装冲突中，环境可广义地理解为社会性和政治性的，以及生态性的作战环境。术语‘生态’最初在19世纪60年代出现，它描述了对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生活系统的整体研究。生态学家研究生物群体，生活方式，自然循环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这样的研究恰恰是目前新一代的美国军事战略家正在做的，而且系统性的想法在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中变得特别明显。这场战争的目的是在迅速作战的情况下使伊拉克领导层失去能力，同时尽可能地维护伊拉克社会和民众的生存环境。北约联盟的作战策略成功地实现了用更小的、更分散的适应性和自主性强的作战力量完成其大部分的目标。不但经济基础设施被保留下来，而且避免了人道主义灾难的发生，伊拉克社会保持基本完好。
以后，生物技术的影响可能不在仪器上而是在战争的规模上。这个现实是不符合以往军事变革（RMAs）经验的。大多数军事革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已影响了战士对自己职责的看法。例如，长弓的使用（随之而来的是大炮的引进）摧毁了骑士精神的思想和积极的勇气。勇气在本质上变得更加被动；同时从新的价值观而言它变得更加宝贵，即接受打击，而非给予打击。
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化战场机械化的崛起带来了进一步的改变。机战将战士锁进了一个以工业生产力和可预测性来不断评价战士表现的系统。从本质上讲，在大规模军队中，例如那些1870年后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军队，战士成了“工人”。如今，在信息时代，军事专业人员已日益成为信息处理专家并被锁进赛博世界。未来的生物技术革命或许会比我们曾经更彻底地再次改造武器专业。 在这么多正试图改变军事专业‘自我’意识的技术之中，有三种技术对士兵“后人类”的未来至关重要。首先是表演性的并涉及人机交互的现象。随着计算机在军事运作中互动性和复杂性的增加，人类与机器之间的接口也在不断地变化。第二种技术在我们已经开始的把分子生物学的分析方法变成建造工具的意义上，是行为性的。今天大部分的现有技术是补偿性的（补偿身体受伤或退化，包括分出部件和整容手术）。在未来，人体在器官和赛博材料之间的融合将变得更加强壮，这一点我们是非常有把握的。
第三种技术是规范性的，指的是基因操纵和合成药物的使用将超越自然选择的可能性并迅速延伸人类活动范围的一种技术。基因和合成药物最终可能影响军事人才所设想的他与敌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方式。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表演性的、行为性的和规范性的——技术进步不再是从最初被发明的工具和武器一样仅涉及人体的延伸，。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技术正以越来越快的步伐被纳入或同化到人类身体。
四、人机界面
士兵、水兵、飞行员与机器的相互作用一个世纪来一直被认为是军事专业的一大特色，而且在未来可能还会得到加强。美国军方一直致力于人体和各种机器在功能上的融合，而非身体上的啮合。例如，系统分析、社会心理学、以计算机为媒介的系统等，尤其是人员管理技术被认为是能够帮助飞行员更有效地使用机器从而提高其表现的性能指标。
利用认知工程，美国空军（USAF）在寻求人与机器之间的结合上已经比其他任何军队更进一步。为试图修改其飞行员的认知过程，美国空军力求使其飞行员在操作上更有效率。为驾驭21世纪基于计算机的高性能飞机，飞行员必须具有瞬间反应的能力。由于技术的复杂性，飞行员的头脑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具有机器友好性。逐渐地，军事训练的目标成为‘设计导向的’——换句话说，它的目的在于培养可以更快地处理信息的操作者，从而使他们具有更快的速度和更灵敏的战斗反应。
在功能上，我们已经运用了能提高我们处理大量信息能力的数字网络。互联网即是其中的一种。美国一些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可能成为未来军事技术的先驱。其中一个最著名项目的是麦克唐纳·道格拉斯的‘副驾驶员’，这是一项自1986年以来就已持续进展的项目。这个程序旨在让‘专家系统’评估来自外部传感器以及显示器的输入并诊断所有飞机车载子系统——其中包括飞行员——如果飞行员无法自己作出决定，这个程序会自动采取行动。
然而，在21世纪初，我们所探讨的最热的是如何既在功能上又在形体上将机器和人体啮合这一方式的现实。如今从生物遥测术到‘人机接口’和仿生学（自然生态系统的复制），一系列词语和术语被用来形容我们不断发展的机械人身份。越来越多的工程正在转变成一门生物学基础学科。目前，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工智能实验室，机器人由硅、钢铁和活细胞组装而成。而这些简单设备的活化剂是实验室培育的肌肉细胞、以及终有一天会被天衣无缝地安装到残疾人身上的假肢的前体细胞。外科身体改造和生化改变（例如，通过使用肉毒杆菌毒素）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五十年内，甚至更快，这些发展将可能用来加强未来军事人才的能力。
一种流行的对未来生物技术的构想是人们通过将硅植入体内从而与计算机相互作用的技术。在威廉·吉布森的‘赛博朋克’的故事中，数据是通过‘湿线大脑植入物’或进入人类大脑的计算机芯片来传输的。这些以及其他未来主义的愿景为我们承诺了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中神经系统和硅之间会有一个先进的接口——一个神经植入物将增强视觉和听觉感知以及理解、记忆和推理的能力。这也将是一个计算机和人类之间的区别逐渐模糊的世界。
光导纤维投影仪已经可以将图像投入到我们的视网膜中，从而使我们在无电视或电脑屏幕的情况下也能直接观看。此外，通过耳部植入物来帮助提高人类听觉能力的研究也在进行中。同样，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对未来的构想是，美国空军将研究硅芯片中越来越多的神经元以改善人类和机器之间的沟通，而这实际上是用激素和神经电刺激来激活芯片。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有一个脑机接口计划，用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旨在‘通过实时性地访问大脑中的非侵入性代码并将其整合到一个外围设备或系统运作的能力来增强人为表现的新技术’。2简单来说，它通过研究出大脑如何控制运动并运用大脑来控制外部设备从而加强人为表现，以及传输（已在猴子身上试验成功）互联网上的大脑信号以便在数百里程外操作机械臂。这个由DARPA负责的实验可能预示着未来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时代，战士的大脑——或许部分是碳，部分是硅——也许能通过思想的力量来操作武器。
如果战争在未来仍是人类文化的核心，那么士兵的身体以及他们的个性可能必须重新配置。
五、技术：机械战士的崛起？
美国军事领导中心主任与《军事评论》的前任首席编辑弗雷德里克·蒂默曼上校曾表示，“未来战士的存在是唯一可以肯定的”。蒂默曼所言的未来是属于这些国家的——当然主要指的是美国——这些能够通过革新应用技术的方式‘改造和扩展士兵的生理功能’的国家。如果战争在未来仍是人类文化的核心，那么士兵的身体以及他们的个性可能必须要重新配置。在这方面，赛博格条件对我们人类以及我们的战争文化理念有着巨大的影响。因为如果可以人为地增强耐力，那么随着人与机器的协同进化，我们是否必须重写战士的精神气质？
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机械人都不太像科幻作家想象的那样——至少，目前还不是。流行的军事机械人观点可以从最近的两个好莱坞电影《机械战警》和《再造战士》中发现。第一部电影中，机械人是底特律警察署的产品，全消费产品公司（OSP）的附属产品。出现在第二部电影罗伯特·艾默里奇1992年的《再造战士》中的“Unisols”（另一个工业品牌），是另一种不同的机械人。他们的超加速机体能能够将死肉变成活组织。在越南死亡后，电影中的两个主要的战士被用冰打包后空运回家，去除内脏并重新安装机械设备后，战士被转化成真正的21世纪士兵。而注入进他们的头盖骨的血清使得他们丧失了记忆。他们代表着终极*人机器，由于他们对自己而言早已死去，以此在面对死亡时毫无畏惧。
这两个影片带给观众的是对未来的一个构想，其中生物技术是私营部门率先发展的。在这方面，正如我们传统理解的那样，技术已开始改造本体论，或战争中的存在科学。重要的是应认识到，生物技术具有三个特点。首先，它具有恢复性，可通过更换失去的肢体和器官重现正常功能。其次，它具有可重新配置性，能够为人类适应环境并创建后人类提供可能。有趣的是，第一个发明‘机械人’一词的人曼弗雷德·克莱因斯的最初工作竟是如何使人类适应外太空。生物技术的最显著的特点是提高人类能力。这种特点很可能成为未来许多军事研究的目的。正是这第三个特点，可能成为未来战争的核心，尤其是当科学可以使我们摆脱达尔文进化论的制约的情况下。
这里的问题是：通过重新设计，士兵们是否会形成一个独家种姓成员的自我形象？‘技术化’过程——期间大大增强的体魄得到*从而优化运作——威廉·吉布森的赛博庞克科幻小说的核心。在吉布森的幻想世界里，机械人的身份已不再由社会标准如阶级、种族甚至是国籍决定，取而代之，它成为技术决定的生物——也就是说，它由新的身体的构造所决定。
在吉布森的幻想世界里，低温冷冻和数字化感官使得身份有了新的定义，就像网络空间所衍生出的它自己的虚拟社区一样。在吉布森的一篇短篇小说《捍卫机密》里，主人公具有电子化技术所提升了的视力，以及如一套双刃锋利的解剖刀的经肌肉电接到她增强了的神经系统的假手指。她不再是一个使她产生自我意识的社会或种族群中的一员。相反，她是赛博格文化中一个定制的功能型产品，并且她对不喜欢她的人也少有尊敬。吉布森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团体的幻想——一个战士对他人的原有的尊敬已不再是文化产物而是生物科技的产物。大卫·托马斯写道，他的机械人互相欣赏的是，精湛的技巧和高速的运作——而这些特性已直接整合至他们自己的假肢和基因结构之中。
六、“天生”*手：生物技术和战士文化
人类基因组计划描绘了人类进化史上最绚烂的一笔。一方面，该计划使我们的人性受制于生物技术的干预，而这一人性我们很长时间一直认为是天生的。从理论上讲，繁殖一个战士的DNA或制造一群战士或‘天生’*手是可能的。这正如《安德的游戏》的小说所希望的那样。其目的有两个：第一，使士兵不再恐惧、惊吓或焦虑，这样就能使他们在战斗中更加勇敢（或鲁莽）；第二，使专业军事人员在*敌方面更加有效。当然，在追求第一个目标的同时，第二个也可以完成。
‘天生’战士不仅是一个*手，而且若有必要的话还必须是一个时刻准备在战线上奉献生命的人。乔安娜·伯克在她备受赞誉的书《面对面的*戮》的开始部分中写道，“人类在战争中的典型特征不是死亡，而是*戮”，这一血腥的特性也常常处于人的思想前沿之中。 J·格伦·格雷在他1959年的开创性研究《战士帮》中分析认为士兵*手是所有勇士中最强大同时也是最可怕的。他们不会反省或反思，而只是永远存在于任何军队中。荷马的阿基里斯是至高无上的*人机器，被阿里安的马其顿战争史描述得如此生动的亚历山大也是这样。阿里安毫无讽刺地告诉我们，亚历山大的确将*戮呈现得无比精湛。
*戮究竟是文化的产物还是自然的产物？进化心理学认为，通过自然选择，人类天生具有相似的喜好、倾向和能力。这些能力使我们能够不断进步，并成为这个星球上占统治地位的物种。换句话说，我们一出生就已经具备了这些能力，如学习语言的能力等。我们有一些如同计算机的一段程序相类似的能够使我们掌握语言技能的东西。经验——例如，以听见父母交谈的方式——仅仅是输入程序。
然而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尽管我们天生被编程为带有暴力，有些人却天生要比别人更倾向于暴力。即使到21世纪中叶，战争很可能还是男性活动的其中一个原因，即是在不同的文化中男子*死其他男人的概率往往都比女人*死其他女人要多二十至四十倍以上。绝大多数*手处于同一个年龄阶段，士兵在壮年时期，通常是15岁和30岁之间。在这同龄队伍中，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倾向于*人。例如，在西方社会中，7％的年轻男性犯了79％的重复暴力罪行。如果这在一般社会中都属事实，那么毫无疑问，军队也必然如此，因为军队也属于民主社会的一个缩影。
当然，暴力和战争是不同的。一个好士兵不等同于一个不听话还有着暴力的青少年罪犯类型：冲动、过度活跃、低智商以及经常心不在焉。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青少年罪犯毫无纪律可言。他们不喜欢被控制，而最严重者往往是缺乏良知的精神病患者，若他们寻求战争，很可能将自身设置在由自己所制定的规则之中。军事单位中很少发现有这有暴力的年轻挑衅者，他们与战友具有兄弟般的关系，并且，他们往往有着极高的自尊心。
然而，战争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某些职业军人，*人时也毫无激情。例如，据统计， 1％的战斗机飞行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至少击毁了35％的敌机。显然，他们不仅比他们的同行更有才华而且更有战斗力。陆战的数字则更为显著。举例来说，芬兰军西蒙·海耶中士在1939年的冬季战争中用不合格的军用步枪3个月内就*害了219名苏联士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远征军阿尔文·约克中士（电影中加里·库珀的表演令人印象深刻）也是一个天生的*手。约克中士在伊利诺伊州阿格涅之战停战前一个月，即1918年10月8日的一天便*害了28个德国兵。换种方式看，约克一个人就相当于两个德国步兵连。除*死28名士兵外，他还擒获了另外182名士兵，因此可以说约克甚至有可能已经改变了前线关键地带的战略态势。
*戮似乎并没有在所有情况下对所有士兵，甚至是对最训练有素的士兵都是易如反掌的。天生的士兵不是后天制造的，而是生下来便具有灵性的——并且极其少有。这就是为什么军方首选集体纪律部队，如机枪手，因为他们更容易控制，而且由于常常与战场相距甚远，他们更少情绪化——总而言之，他们更加‘机械’。战争中最残酷的就是那些毫无人情味的远程决策、制度和程序，尤其是当它们能够合理地作为必需的运作时则更是如此。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我们可以做出一些假设。我们并非天生*人，正如我们并非天生就进行战争一样。可以将*戮比作是与复杂的电路相连的权变策略，这个电路允许我们下意识地去计算，*人是否符合或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将侵略视为一种战略，并且现在比以前已经要少得多了。作为战争，暴力在一些富裕的国家已经减少，而这不仅是因为道德或伦理的原因。事实背后，道德往往使我们选择的权变策略合法化。道德是文化的产物，如果我们变得更合乎道德（至少在我们自己眼睛），那是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我们已经更国际化（或更少敌对陌生人）。此外，技术推动下文化、旅游和历史知识的提高，以不同的方式促使着我们不断扩大世界主义，并由此使我们的社会想象力更加丰富。通过电视和电影，我们能将自己放到其他人的日常生活中，即使他们在生理上，有时或心理上，与我们相距甚远。
七、遗传学和军事效能
如果我们的后现代社会通过体育的方式继续阻止或纯化暴力，那么他们可能会发现征募天才士兵时的可用之才将更少。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延续战争事业，我们或许必须从操纵基因库着手。使得药效得到增强，而不单是基因工程，而这也可能会是这一进程中的关键因素。也许士兵的基因工程还言之尚早——若这最终要到来，也最多是在21世纪前半世纪之后的事情。
已被科幻作家所推广的一项基因工程就是克隆——将一个具有完整DNA的成熟的人体细胞植入一个已去除细胞核的人类卵细胞中。克隆是一种将父母一方的基因特征转移至一个胚胎从而有效地创建一个与父母基因相同的双胞胎的方法。克隆已在社会引起恐惧，理查德·道金斯文笔曾优美地写道，“千百万个相同的小希特勒组成的方阵随着相同的基因鼓声踏起正步”。尽管如此，目前的科学观点是，克隆人类在遗传学上仍有困难，若有可能实现，那也将会是很久以后的事。但是，克隆可以被用来为人类提供细胞库——例如，更换在战场上失去的部分肢体。未来克隆很可能用于备件手术，而非复制人类。
未来的一项可能的工程即是是操纵我们的基因。若将繁殖置于一个比性竞争更能成功地传播优良基因的具有高度选择性的社会程序中，我们将真正步入一个新的航程。在未来50年内，我们或许可以完善自己，设计自己的孩子，并有可能创造出更加出色的士兵。过去我们用来改变自然环境的技术现在可以用来改变自己，这不是通过修改人类本性，而是某种特殊人群的行为，包括那些战士的行为。这些变化或许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研究突破而使其成为可能。这些突破包括一次能很快读取60000个基因的称为DNA芯片的像矩阵一样的阵列。人工染色体的制造则是另一突破，它能像自然出现的染色体一样成功得到区分。之后是生物信息学上的进步——即使用计算机驱动的方法以破译人类基因组。
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定向改变或选择特定的基因变体的方式来修改它的特征。更改动物的单个基因，现在已成为一个例行的流程。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得到科学家们的支持和鼓励，他们宣称可以破译我们的基因从而分清我们在诸如犯罪、酗酒和吸毒等领域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如今的关键问题是要找到一个具备许多相似才能的人（如运动能力超凡）所共同拥有的基因变体的结合体，从而操纵人类基因系统。
由于每个人身上都有许多的基因信息——从简单的单基因疾病到复杂的多基因的情绪和行为特征——对雇主而言，使用基因数据选择准员工已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早在20世纪70年代，镰状细胞性贫血的发现便促使美军首次使用基因筛查。隐性基因的携带者——许多是非洲裔美国人——被谢绝进入美国空军学院，原因是担心他们在缺氧环境中红血细胞有可能衰减。
美国军方1992年进一步声称将启动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从其工作人员中采集数百万的DNA样本。这次计划旨在方便对在战争中死亡的男人和妇女作出准确的身份鉴证。然而，在两名海军陆战队员据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隐私权拒绝提供血液之后的官司中，有人担心，同样的基因样本会用于生物医学研究。这样的研究可能有助于确定最佳的军事基因，或淘汰最差的士兵：那些最易担心的人。如果孤立遗传性状成为可能，那么提高人格特质也将有可能得到实现，如特种部队所需的冒险精神，并为与电脑共同处于虚拟空间里的飞行员提供高于平均水平的稳定的情感。
所有潜在的基因操纵是否最终会导致精英战士的出现——一个与天生普通公民所不同的群体？由于处在一个由责任、勇气、英雄主义，以及荣誉等一系列概念的价值体系之中，传统上军事经常将自身看作是具有独特的文化的。然而，在即将到来的生物技术的时代，它将可能超越生物学文化。在基因筛查出现之后，为什么要划定一个战士的阶级，民族或种族的？为什么不可以基于基因类型来做这些——积极歧视（隔离某个“显性基因”）或消极歧视（筛选检测情绪和行为不稳定的倾向）？在未来几十年的进程中，生物技术可能为军事人员带来显著的伦理和道德问题。
八、军事文化、神经科学与药理学的影响
一个更加有利可图的炒作项目——仅因为已出现了一段时间——它涉及到修改、或通过神经药理学的方法对人类的行为进行控制。在不久的将来，军事当局可能受其影响，为降低人类对疼痛的敏感度，而试图操纵内源性阿片系统，从而增强体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目前，士兵的基因改变项目将是五角大楼为寻求扩展战士性能而努力研究的一部分——一个重在利用设备而非药物来提高其性能的程序。所以如果让一个人一周保持清醒、打斗并做出决定的能力，传输测试器（TMS）或电磁能量就能使科学家‘快速推动’一个士兵的大脑。在未来，为通过眨眼的次数来判断一个士兵的情绪，也可能利用附着在衣服上的设备。内部植入物能够监视人类心跳，并在士兵对程序毫无意识的情况下使其自行服用镇静剂或安神药。
为避免上述的一切太过牵强附会，应该提到的是通过药物增强运动能力的做法已经在体育运动中有至少三十年的历史。例如，在体育运动中被禁止食用的激素能够促红细胞生成素，提高红血细胞携氧的能力，从而增加10％至15％的耐力。而新陈代谢和生理增强剂则是现代职业运动的中心环节。除了体育道德，使用这类药物的问题还涉及到检测和副作用的问题。为赢得比以往更大的胜利，塑造运动员的社会地位等目的均促成了体育运动中药理学的持续使用。类似地，对赢得战争的持续需要很可能也会加速药理学在未来军事运作中的应用。
历史上的每一个军队都曾试图利用任何偶得的方式来减轻压力，从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而酒精是最古老的方法。如今，随着神经科学的不断进步，较之过去，通过药理学手段来控制焦虑和恐惧已被证实是更便宜、更简单、更高效的方法。利眠宁和安定等药物已被用来治疗焦虑，而百忧解和左洛复则被用来对抗忧郁。处方药被用来减轻压力和疲劳，增强美国空军飞行员保持清醒状态的能力，使其能够保持一次性多达七十二个小时的清醒。不仅如此，焦虑抑制药还被用来给投入战斗的飞行员服用。据报道，万艾可也许已被用来给一些特种作战部队使用，以提高其睾丸激素水平，从而能更好地进行侵略。
通过药理学手段来操纵人类的情感，使战争不再面对生理和心理的忍耐问题。在未来，我们甚至可以取消罪行，从而避免英勇作战后所留下的经常性创伤的影响。假使通过吞咽药丸士兵可以使自己免除一生的悔恨，那后果将会是怎样？通过药物使一颗心灵得到解脱的愿望并非牵强附会。内疚和遗憾的感觉以一种模仿追踪巨大的恐惧感的方式游走在神经经络里，因此定位其中一种感觉的方法也可以定位另一种感觉。抑制大脑中对恐惧的荷尔蒙反应以及软化回忆和唤起情绪的实验已在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校区进行过。β-受体阻滞药与心得安已被用来阻止初期创伤的影响，以便使原始恐惧感得以消除。
哥伦比亚大学的另一个研究小组已发现抑制恐惧的蛋白的基因，并在分子层面揭示了传统的‘战斗或飞行’。由此，相应的问题也应运而生。我们西方国家很快就能钝化人类的良知，解脱心灵的遗憾、悔恨、痛苦或内疚了吗？“后果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使士兵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视而不见吗？这是得寸进尺的开端吗：道德被麻痹的士兵的出现？
九、结语
生物技术的影响最彻底的可能不是在战争的存在主义层面上，而是在战争的形而上学层面上。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它是将死亡看作一种牺牲的方式，亦即士兵所理解的自我死亡的方式。其意义在不同的文化中常常有所区别的。不可避免的是，当不同人群对生活方式有不同的偏好——我们可理解为由不同文化所决定的偏好时，伦理问题就会出现。所有社群都根据他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和集体认识来选择最佳的生活方式。随即，社群之间的道德分歧由此产生。
由于人权的约束，我们都要遵守通用规则，这就触及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即当代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所谓的“作为同一物种成员的自我认识”问题。这种自我认识与随社会时代而变化的文化无关，而与不同文化所拥有的对人性的看法有关。哈贝马斯认为，生物技术的革命威胁到人类这种宝贵物种的自我认识。事实上，他认为，生物技术最近的发展以及基因研究会使人性对于技术的偏好变得机械化。最明显的例子是，父母想要孩子拥有某种特定的皮肤或某种头发颜色，或准备消除他们所认为的人类不完善的地方，而这些不完善的地方大部分是遗传的。在这一点上，人体不再神圣，因为它只是一个“物体”，只是国家或父母随意进行修改或重新设计的一件工具。根据哈贝马斯的看法，一旦我们将人体，包括军事人才的身体，只看作是有缺陷的“硬件”，而将他们的头脑看作是强化“软件”，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自我认识将会受到威胁。
生物技术的伦理内涵使人却步。雷·库兹韦尔在他1999年的书《心灵机器时代》中指出：“下个世纪首要的政治哲学问题将是如何定义‘我们是谁’。”在承诺不仅重新制造我们的身体并且再造我们的世界的情况下，这些新技术引起了一个十分重要且紧迫的问题，那就是整个社会与以其名义而作战的士兵之间的不断交锋。此外，如果未来战争是文化之间的斗争，即西方人民、国家、社会或政权与非西方人民、国家、社会或政权之间的斗争，那么它的主体间的意义将变得更为重要。出于这个原因，即使是后人类战争也很可能只是在本体论上如从前一样真实。用美国当代杰出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话来说：
人性既不是本质，又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持续的不稳定的成为人的过程，
这个过程包含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我们的人性借自于其它物种，确切而言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其它物种那确认我们的人性……其它物种会告诉我们，我们是否是人类，以及‘我们是否是人类’的意义。
正是将人性视作一个过程这一观点，将我们引入了生物技术和战争问题的核心。未来，我们将人性看作是一个持续的“成为”人类的过程——一个，通过机械人的强化（“参与演变”的一种形式），相比过去更受技术影响的一个过程。与此同时，道德已变得更加主体间性而不再是主观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需要对不久的将来可能开始的“后人类战争”的前景引起深刻考虑的原因。西方的未来战士会发现自己脱离了他们自己物种的那种自我认识吗？他们会认为自己与那些来自其它物种并从未经历过后人类环境的战士在基因方面大相径庭吗？
注释：
1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实验室，http://www.mcwl.quantico.usmc.mil.
2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国防科学办公室,“人类辅助神经装置”,见2004年1月10日
备注：
克里斯托弗·柯克：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国防政策与军事伦理研究领域的世界知名专家。其代表性著作包括，《战争和20世纪：一项战争和现代意识的研究》（1994年）、《战争和狭隘的良心》（1998年）、《人文战》（2001年）、《无兵之战：改变军事冲突的文化》（2002年）及《未来战争：21世纪战争的复魅》（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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