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1909-1997)。2018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伯林早年的著作《卡尔·马克思》，伯林主要著作的中译本至此大体出齐。
伯林与日本
看到这个题目，读者朋友肯定会怀疑笔者是不是哪根筋搭错了：写《自由论》的伯林跟日本水米无干，你寻找伯林，怎么如此南辕北辙？如果嫌去伯林的故乡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不方便，至少应该去伯林住了几乎一辈子的英国嘛。的确，伯林跟日本听上去八竿子打不着，这位哲人虽然主张价值多元论，跟他研究过的赫尔德一样都提倡文化多元论，但从他一生的工作来看，亚洲在他的思想世界里占的比重微不足道，就像他在那篇耶路撒冷奖获奖致辞里说的那样，他一生的三条主线是俄国元素、英国元素和犹太人的身份。但据笔者所知，日本大概是最早译介伯林的国家，收入《自由论》的那篇“二十世纪的政治观念”出版后没过几年就由著名政治哲学家福田欢一(1923-2007)翻译成日文。福田是战后新制东京大学第一任校长、著名政治哲学家南原繁的得意门生，也是杰出的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的师弟，他俩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去牛津访学期间，跟伯林成为朋友。要说留学生的话，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起就有日后成为知名历史学家的萩原延寿(1926-2001)去牛津留学。紧接着六十年代初有后来成为著名政治学家的河合秀和也去牛津深造，陪同丸山听过伯林的课。
伯林最著名的作品《自由论》1969年成书，两年后就有了日译本。后来萩原和丸山等人向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推荐，邀请担任英国学术院院长的伯林访日，给他和太太艾琳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此后不久，日本西方政治思想研究学界的精英几乎全部出动，由福田欢一和河合秀和领衔主编，大名鼎鼎的岩波书店出版了世界上除英国之外的第一套《伯林选集》 (四卷本，1983-1992)。1997年伯林去世后，出过《自由论》和《伯林谈话录》等书的著名学术出版社美篶书房在该社月刊《美篶》(1998年2月)上发表了一组追悼文章。
河合秀和发表在日本《国际交流》杂志上的纪念伯林的文章。
“结识”哈蒂
笔者刚来日本留学时，在法政大学图书馆看到《伯林选集》，如获至宝，因为留学前读过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的布莱恩·麦基编写的《思想家》一书，对第一个出场的哲学家伯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想读他的书。托日本西书店买书方便之福，让我得以陆续收齐。还记得在神保町北泽书店看到那本The Sense of Reality(Chatto&Windus,1996)精装本后，穷学生犹豫良久才咬牙买了下来。后来去图书馆再一查，发现日译本除了《自由论》和《伯林选集》外，《刺猬与狐狸》《卡尔·马克思》和《维科与赫尔德》等也早已有了译本。没过几年，哈蒂整理的《北方的博士》《浪漫主义的根源》也有了日译本。作为翻译大国，一直到本世纪初，日本学界翻译伯林的著作的确走在了中国学界的前面。
随着伯林的去世，原以为伯林的书出得差不多了，没想到进入新世纪后，哈蒂编辑的《伯林书信集》第一卷(2004)出版了，令我大喜过望。看着近八百页的精装本一大册，着实被哈蒂这位既有学识又能*伯林专属编辑的认真劲儿给震撼了。当时还不知道最终会出几册，稍微读了几封，就觉得这是了解伯林乃至二十世纪思想文化史不可或缺的好书，因为伯林交往的朋友实在多，上自总统女王，下至年轻学子，三教九流各个领域都有。说得夸张一点，光看书信集就几乎可以整理出一本二十世纪世界名人录来。翻到书信集的最前面时，看到了哈蒂写的呼吁信。他在信里请伯林信件的持有者向他提供消息，让他能够编辑更加完整的伯林书信集。当时就想，这可真是浩大的工程。
《伯林书信集》第三卷书影，中译本已由译林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
丸山真男与伯林
那时我正好在读刚出齐的五卷本《丸山真男书简集》，第二卷里面有谈伯林访日的一封长信。丸山在这封长信(1977.5.30)里，介绍了当年4月份伯林访日的缘起，说是他跟萩原延寿商量，与其请一些研究日本的没意思的外国学者，不如请对日本一无所知的世界级学者访日更有意义，所以向国际交流基金建议邀请伯林访日。丸山以略带自嘲的口吻说，这一建议就脱不了身了，于是就一起草拟了伯林夫妇三周访日计划，定下省去日式过度招待的原则，尽量让伯林夫妇有一些自由时间。其中一周安排到京都、奈良等关西一带观光交流，除了跟政治思想史专业的学者交流外，还特地安排伯林跟汉学大师、京都大学教授吉川幸次郎(1904-1980)对谈。丸山说这是为了让伯林关注完全不在他视野之内的中国古典。在东京举办了两场演讲，一场谈乌托邦思想，另一场谈民族主义。丸山说伯林说起话来像机关枪一样快得跟不上。在京都的同志社大学，伯林也有一场演讲，谈的是浪漫主义。
在东京期间，丸山不仅亲自陪同伯林夫妇一天，还请来了他的好友、对西方文化尤其是法国思想造诣很深的大评论家加藤周一(1919-2008)一起陪同。丸山觉得光看观光客通常去的桂离宫和东照宫等无法真正了解日本，所以亲自陪同伯林夫妇去充满庶民风情的浅草寺一带玩，还请客人欣赏了浅草木马座的“安来节”(岛根县地方民谣)，想让伯林夫妇体验一下日本老百姓的娱乐。虽然丸山向来以现实感锐利著称，出乎他意料的是，计划不太成功。丸山说伯林对浅草寺的观音、五重塔等文化古迹和自然风光几乎一点兴趣也没有，只是在看到著名的雷门的雷神和风神时说这是“瓦格纳的世界”！途中聊天时也都是谈他喜欢的赫尔德等西方话题。丸山请伯林夫妇在一家叫巴拉莱卡的著名俄罗斯餐厅吃饭，据说伯林吃得很开心，还哼起了俄罗斯民谣。丸山说自己被戏称为日本三大侃爷之一——另两位是著名法国文学专家桑原武夫(汉学大师桑原骘藏的儿子)和以研究法国哲学著称的哲学家森有正(明治时期驻清朝公使森有礼之孙)，可跟伯林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丸山在这封长信的后半段提到伯林回国后曾写信向他致谢，我判断伯林这封致谢信应该收藏在东京女子大学图书馆内的丸山真男文库里，因为丸山去世后，夫人丸山由加里按照丸山生前的安排，把几乎所有藏书和手稿等都捐赠给了这所大学。于是我就给哈蒂发了封电邮。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回信，说请我帮这个忙。既然正式受托，第二天我就给负责整理丸山文库的一位学者发了电邮，他回信告诉我丸山文库的所有手稿都还在整理，无法对外开放。我追问何时可以整理完毕，他说不知道，也许很久。我不死心，就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按照丸山书信集里的地址给丸山夫人写了封信。过了大约一周左右，出乎意料，竟然收到了丸山夫人的亲笔回信。她说因为书信等都已经捐给东京女子大学，家属无法介入，非常抱歉。那封信写得非常亲切，对我这样一个外国人的冒昧打搅丝毫没有责备的感觉，让我感到很过意不去，毕竟那时她已经是耄耋之年了。那以后每年都收到丸山夫人的贺年卡，上面有时还写着对时局的评论，笔锋之锐利，难以想象是出自高龄长者的笔下。
几年后，我在《未来》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写中国学界如何介绍丸山真男、伯林和本雅明等外国思想家的随笔，寄了一本给丸山夫人。丸山夫人回信说把杂志供在丸山的灵前了，读了一阵感动，真是让我终生难忘。夫人还随信寄来了一本鹤见俊辅等人对丸山的访谈《关于自由的七个问答》作为答谢，于我而言是书架上弥足珍贵的礼物了。十年前我的第一本日文书《西方现代思想在中国》(讲谈社，2011)出版后，里面有一章提到丸山和他研究过的福泽谕吉在中国的影响，我也寄了一本给丸山夫人，依旧收到如沐春风的文字。孰料四个月后看到她去世的消息，很遗憾缘悭一面。
日本《思想》杂志2021年6月份的伯林专辑。
“邂逅”施米特
那时我还想到了一位大学者，就是福田欢一先生。这位继承了南原繁的衣钵，一直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大家，虽然名气不及师兄丸山真男，但在其领域绝对是泰斗。有一次去京都开会，福田先生也来了。我在发言中提到了伯林，休息时福田先生对我说伯林是他的老朋友，让我倍感亲切。那之前就读过他给日本的《伯林选集》写的解说，对伯林思想之把握极其到位，绝对不输给伯林原版文集写序的英美学者。虽然在寻找伯林给丸山的书简一事上碰了壁，还是斗胆给福田先生写了封信。过了一周左右，收到了回信，结果同样很令人失望。福田先生说是有一些伯林给他的信件，但年月已久，已经不知道放在哪里了。两次碰壁，我也就只好作罢。不过我从哈蒂那里还接受了另一项任务，就是向他提供日本和中国研究伯林的相关信息，因为那时他已经在编辑伯林网站Isaiah Berlin Virtual Library，也收集世界各国研究伯林的资料。
丸山真男去世后，他的学生和好友也在收集整理他的文字，除了著作集和书信集外，还出版了讲义录、座谈集和“话文集”等书。我看了一下书信集的索引，有多处言及伯林。除了上面提到的伯林访日以外，还有谈到伯林的多元主义的。伯林多次说过自己的多元主义不是相对主义，但丸山读了伯林论迈斯特的长篇论文后，在给一位晚辈的信里说，他认为要区分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很困难——这点倒是跟伯林的好友、西方古典学大师莫米利阿诺的看法很接近。丸山说日本也有提倡文化多元性的人，批评西欧文化一边倒已经成了一种共识，可日本哪里真正有过全盘西化?他反驳说，如果要拥抱多元论，那么不同文化间的比较如何可能？因为你要比较，就一定要有共同的标准作为前提。丸山感慨自己一向对此有疑问，可是日本的学界和论坛都不太讨论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也许是跟学界和论坛充斥着对进步史观的批评有关。丸山一直被批评是进步主义者，被认为是持进步史观的代表人物。他说自己承认进步史观是有问题，但是对把进步史观一锅端的批评很不以为然。很明显他读到老友伯林的多元主义时，联想到了日本思想界的状况，似乎有点担心多元主义会被滥用。
所谓“话文集”，就是把未收入丸山著作集和座谈集的访谈和集外文稿等编成集子，一共出了正续七本。没想到这里面也有跟伯林有关的文字。比如在一篇根据录音整理的题为“论骑士精神——韦伯·尼采·丸山”(1988.5)的长篇座谈记录里，就有丸山提及伯林的部分。丸山在这个座谈里先是谈到了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研读的卡尔·施米特，他说施米特虽然是自己思想上的敌人，但是学问很了不起，思考问题非常锐利，让他不得不佩服。丸山提到在牛津访学时伯林来跟他见面，聊天时伯林说“我跟你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视施米特为可尊敬的敌手”（honourable enemy）——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伯林也读过施米特，那之前只有在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做的伯林访谈里看到过关于施米特的几句话。那大概是公开出版的英语文献里仅有的伯林提及施米特的文字，但也是点到为止。伯林只是说最后要跟施米特一样作出决断。我因为研究丸山真男而接触到施米特的思想世界，一直对他抱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当知道伯林也读过施米特时，当然觉得好惊讶也好有趣——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也读二十世纪头号反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书！
不久以后，又得到一个线索，一位也研究伯林的日本学者告诉我，萩原延寿在1970年代初出的书评集《书书周游》里有一篇写《自由论》的书评，里面也提到施米特。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记得那是2012年夏去首尔参加韩国举办的伯林研讨会时得知这个消息的，回到东京后马上买了这本书。在那篇题为“对思想充满敌意的浪潮”的书评里，萩原提到他有一次在牛津见到伯林，老师跟他谈到了那时正在研究的浪漫主义。在近代以来欧洲思想史的大背景里谈浪漫主义时，伯林说在十七世纪中叶西方人的人生基本价值从真理(Truth)转变为真挚(Sincerity)，他还提到了施米特的《政治浪漫派》的问题。但到底说的是什么问题，萩原没有写，给后来者留下了一个谜。
我把上面这些消息都告诉了哈蒂，他知道后也很吃惊，说不知道伯林读过施米特的书，伯林留下的藏书里也没有施米特的著作。幸亏除了丸山真男的证言，还有萩原延寿的引述，并非孤证，更何况我们如果采取内证法去考察一番，那么会很容易发现伯林跟施米特尽管政治立场截然相反，但是他们所关心的那些思潮大有重叠，甚至他们熟读的思想家里也有相同的人物，比如迈斯特，比如索雷尔。对浪漫主义的关注和研究不用说是最主要的一致之处。施米特早年写了《政治浪漫派》，获得史学大师迈内克的极高评价。伯林则是在后半生对浪漫主义倾注了巨大的心血，是他研究的反启蒙思潮的重点，也是他的多元主义的思想源泉。当然，施米特研究政治浪漫主义其实是为了批评自由主义，两人的出发点大不相同。
尽管丸山和萩原提供的证词并不多，却给我们了解伯林的思想发展提供了一条很有意思的线索。伯林对反启蒙的研究颇有影响，他研究哈曼和迈斯特等反启蒙的思想家，就是要搞清楚自己尊奉的价值观有哪些脆弱的防线，如何才能经受住考验。就像他在跟卢克斯的访谈里说的那样，阅读同一阵营里的人写的书没劲儿，只有读敌人的书才过瘾，因为敌人知道如何突破防线，可以纠正自己的错误——这点倒跟他不太看得起的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一样。同样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来日本访问过的阿隆跟施米特有过不少直接交流，他对施米特的评价甚至还要高于伯林对施米特的评价。尽管有这些差异，但很显然他们都跟丸山一样，都重视施米特，并没有看轻这位智力超群、学识深厚的敌手。如果没有日本学者的证词，我们也许就永远不知道伯林还熟读过施米特的著作，甚至视他为“可尊敬的敌手”。
日本弟子笔下的伯林
2004年我联系过的日本学者里还有一位就是《伯林选集》的另一位主编河合秀和，他当时回信说他手头的伯林信件大都是跟翻译出版有关的事务性内容，不值得收入书信集。不过那时得知他刚刚发表了一篇回忆伯林的文字,立即去图书馆复印来了。是他在2003年7月1日出版的国际交流基金会刊《国际交流》上发表的回忆伯林的长文，题名为“二十世纪最卓越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回忆以赛亚·伯林”。这位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去牛津留过学的著名政治学者是最早翻译伯林的日本学者之一，那本谈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的《刺猬与狐狸》就是由他翻译的，现在已经收入专收经典作品的岩波文库。在笔者看来，河合写的这篇文章是日本学者写伯林的最佳文字，跟萩原延寿写的书评堪称双璧。河合的文章干货很多，提供了跟欧美学者不太一样的角度，交往跨度也长，对我们了解伯林很有帮助，我就详细介绍一下吧。
伯林弟子、日本历史学家萩原延寿（1926-2001）。
河合在文章开头就说，去国外留学能在大学者身边学习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如果还能陪同老师到自己国家访问，亲承謦欬，那更是幸何如之。他说因为他自己不是专攻哲学的，也不是伯林的嫡系弟子，因此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做到这点。他当年一到牛津就选了伯林的一门课：浪漫主义的诞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第二次去留学时身份变为客座教授，在伯林待的万灵学院成了老师的同事。河合说一边品味着学院的美酒，一边聆听伯林的谈话，是无上的知性享受，包括他在内的年轻研究人员都为了能够就近听伯林说话而暗中抢椅子。
伯林作为哲学家有世界性知名度，作为老师评价又如何呢？河合说伯林的一些学生告诉他，伯林是非常好的老师，擅长发现学生身上那些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优点，循循善诱，发掘学生脑子里的精彩思想，能令学生发奋向上——关于这点，伯林的学生、以研究俄罗斯思想史知名的艾琳·凯莉在回忆老师的文章里也提到过。但河合说伯林对那些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发展前途的学生则会背过身去，甚至破门！——头一次知道伯林会这么严厉。
河合回忆跟伯林讨论问题时，他常说“我是哲学家，我只对哲学感兴趣”。要知道伯林自己都说过二战后他转向了思想史研究，因为一次跟哈佛哲学系的逻辑学名家谢弗的聊天而下定了决心。可河合的这句话证明伯林从来没有放弃过哲学，跟写过《伯林传》的叶礼廷说的一样：伯林只不过是换了种方法做哲学，他强调的是要历史地做哲学，而非一味从抽象到抽象，他想要知道思想产生的脉络和时代是什么。给伯林的哲学文集写序的分析哲学名家伯纳德·威廉姆斯也是这么看的。河合说他猜也许是因为自己是专攻英国政治的，聊天时话题会很容易转到历史和政治上，所以伯林才会那么说。不过他引用伯林对知识的分类来说明伯林为何如此。伯林说一种是数学和逻辑等跟经验完全无关的形式性知识，另一种是归纳观察和实验的结果而产生的经验性知识，哲学则有不属于这两大类知识的问题。而历史学和政治学都有光靠经验性知识无法说清楚的部分，所以跟哲学是分不开的。按照河合的理解，伯林说只对哲学感兴趣是始终想回到哲学这个原点，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伯林需要更关心政治和历史，他感兴趣的对象进而扩大到跟人类有关的所有领域——这真是对伯林那一代大学者的准确观察和精彩概括。我们知道伯林是牛津日常语言学派出身，跟分析哲学的主要哲学家都很熟，以奥斯丁为主，包括艾耶尔和汉普夏尔等人在内的那个哲学讨论小组里就有他。但是二战时驻美工作的经历改变了他，让他对现实世界尤其对政治有了第一手的深入了解，形成了强烈的现实感，从而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大到政治和社会思想。但恰如河合所分析的那样，他本质上还是哲学家，河合说跟他聊日常的话题时这种感觉越发强烈。
在这篇长文中河合也分析了伯林的主要思想贡献，比如多元主义和伯林对反启蒙思潮的研究。到底是亲炙过伯林的哲学，又参与翻译出版《伯林选集》的主编，河合虽然谦称不是哲学家，但他对伯林思想的把握非常准确到位。在说到为何伯林花那么多精力研究浪漫主义等反启蒙思潮时，河合说那是因为伯林想以新的眼光重审被启蒙思想忽视乃至否认的各种思想和观点，诸如以理性的名义被忽视的个性，特别是作为民族个性要求的民族主义，被线性进步主义所忽视的历史主义，要求从理性的控制中解放想象力的浪漫主义等。尽管如此，他说伯林的立场并非反启蒙。这样的理解跟伯林在那本伊朗哲学家做的访谈录里谈的完全一致。
在评价伯林的整个贡献时，河合说伯林既继承了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又结合了他对欧陆思想的兴趣——包括重视思想对实践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伟大的思想家。这个评价笔者也觉得很独到。比如伯林对维科、哈曼和迈斯特等欧洲大陆思想家的研究，在西方学界也产生了影响。当然，也扩大到了日本和中国。借用丸山的话来说，不管伯林写什么，什么题材到了伯林手上都能写得很精彩——这是丸山读了《约瑟夫·德·迈斯特和法西斯主义的起源》后给美篶书房写的年度推荐书目里的话，虽然他对伯林说迈斯特是法西斯的始祖这一条有保留。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伯林的出生背景，多重文化身份，使得他具备了极其开阔的视野——据说他在读中学时就学习了西方古典语言和法语，通过阅读俄罗斯文学经典巩固了俄语水平。在牛津读书期间他也以对外语的掌握和对欧陆思想的熟稔而在同学中很出名。所以难怪后来有人评论说读伯林的思想史论文，就好像坐在漆黑的窗口边上看欧洲思想世界被灿烂的烟火照亮一般精彩。
河合的这篇纪念文章最有意思的部分应该是写他陪同伯林访问日本时的一些见闻。在东京谈乌托邦主义时，是福田欢一亲自做的口译。因为伯林不喜欢被打断，所以在讲完后，福田花了约二十分左右的时间以概括式的方法简明扼要地翻了一遍，其功力之深令河合佩服不已。而在同志社大学谈浪漫主义时，伯林讲完一段后说：“当然，我讲得很夸张。”然后说，“如果不夸张就无法打破那些被通常的看法塑造的固定观念。”——据说他的这番解释引来听众一片笑声，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活跃起来了。河合说他从来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场面，谈哲学的话题能够那样深入听众的内心世界，他觉得听演讲的人们肯定对伯林的哲学的深度有了最真切的理解。
伯林友人、日本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1914-1996)。
前面提到丸山为了改变伯林对中国古典的无知，安排他到京都大学跟汉学大师吉川幸次郎等文学教授座谈，河合说两人其实聊得并不投机。笔者后来偶然在吉川的随笔集《文弱的价值》里发现了他自己的叙述。吉川对伯林说中国文学并不像西方那样重视虚构的作品，比如小说和戏剧，也没有史诗，但是很重视历史作品和歌咏日常生活的抒情诗，历史被看作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吉川说他是想修正一下近代以来从西方引进的始于亚里士多德的文学观念，因为西方的文学观念过于重视虚构的作品。伯林听完就说,那样很难产生伟大的作品。吉川也不甘示弱，说那就应该修改一下什么是伟大作品的标准了，中国和东亚的确没有荷马和莎士比亚，但是西方也没有司马迁和杜甫。看完吉川的叙述，笔者就想如果三年后访问京都大学的钱锺书先生在场就好了。吉川固然是一代汉学大师，并非顽固排斥西方文明的学人，但对西学并不是很精通，而伯林则对中国和日本文明基本上很无知，要让两人聊得尽兴，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除了京都和大阪外，河合还陪同伯林夫妇去了志摩半岛。他回忆说，美好的记忆太多无法一一道来，但是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是伯林的深刻的洞察力和毫无城府的感受性。他还加了一句――如果不怕误解的话，可以说是孩子般的感受性。这点跟哈蒂在三年前出的In Search of Isaiah Berlin里说的完全一致。哈蒂说伯林内心始终年轻，身上有一种一生都在追问哲学问题的孩子气(childishness)。
河合在文章里还讲了一个乍听有点摸不着头脑的话题。他说伯林夫妇刚到东京，他去宾馆见他们，还没有寒暄，伯林就对他说道：“十八世纪以前没有承认敌人长处的思想。”听到老师这么一说，河合就说日本从十一世纪以来就有记录战斗的军记物语这种题材，里面常有“虽是敌人也敬他是条汉子”这种说法，也许这是因为日本没有很强的宗教信仰，也没有宗教引起的战争，更加重视军事价值的缘故——学生给只知道西方文明的老师上了一课。
在参观伊势神宫时，因为接待方知道是英国学术院院长夫妇来访，就允许他们到神宫内殿参拜。伯林那时说了句让河合大吃一惊的话：他说除了基督教的神以外什么神都参拜。然后跟着河合行了二鞠躬二拍手再一鞠躬的礼。就在伯林夫妇行礼的时候，神宫外面有很多观光客看着他们。里面有一群人没戴领带，衬衫领口敞开着，伯林说那是以色列工党党员的制服，于是就走上前去跟他们聊了几句。河合说他不懂希伯来语，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似乎是那些观光客里的女士们想知道为何他们跑到神宫内殿里面去了。伯林回来后告诉河合，说那些人以为他疯了。
伯林在政治哲学家里素以现实感强著称，他跟许多政要有过交往，据说在古巴危机的时候肯尼迪总统还跟他通过电话。但即便是伯林那样熟悉政治世界运作的高手，偶尔也会有判断失误的时候。河合说他们谈到了两年前(1975年)当选为保守党主席的撒切尔夫人。伯林说她除了自己的信念以外什么都不在乎，预言她不会当上首相。后来这位牛津毕业的铁娘子证明昔日的老师看错了。据说撒切尔夫人当上首相后请伯林作客时曾对老师说，以赛亚，你要多写啊——看来伯林寡作的名声果然传播得很远，一直到哈蒂出现才渐渐扭转。
河合在文章里并非一味赞美老师，也有一些好玩的吐槽。他说在京都看日本传统艺术“能”的时候，伯林把“能”的伴奏跟格里高利圣咏的旋律相比较时，他跟不上老师的节奏了。在大阪，伯林把人形净琉璃跟意大利歌剧相比，也让他一头雾水。河合也提到了丸山陪同伯林去浅草游玩的“失败”。对此他引用跟伯林很熟的英国政治学家伯纳德·克里科(Bernard Crick)的话说，伯林被称为思想史家，但他对思想的前史和知识社会学几乎没有兴趣，在这点上跟丸山完全不一样——也许归根结蒂还是因为伯林本质上是哲学家吧。
蓦然回首
就这样弹指一挥间过去了近十年。2013年秋偶然看到海报，得知我很喜欢的一位研究德国文化的著名学者要在东京女子大学演讲，于是就慕名去听了。听完后我忽然想起伯林书信的事，于是就抱着屡败屡战的心情，决定去闯一下丸山文库。进去后见到了文库研究员山边春彦，向他说明了来意。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说丸山收藏的书信文稿已经初步整理完毕，可以帮忙找伯林的书信。听毕大喜过望，忽然有功夫不负有心人的感觉。山边君告诉我需要哈蒂的委托书，然后可以交给我复印件。于是当晚就给哈蒂发了电邮，过了两天又去了一次丸山文库，收集到了四封伯林信件的复印件。回家后先扫描发给哈蒂，然后用EMS寄到牛津。
后来哈蒂把其中最长的一封收入2015年出版的《伯林书信集》第四卷，就是丸山在伯林回国后给一位晚辈学者写的信里提到的那封。在信里伯林说他和太太在三周里好像在一个高贵而连贯的梦境里不停地移动，那个梦境美丽却又显得有点陌生。这次访日宛如一次超验的体验，在某种程度上堪称他所经历过的最强烈的文化冲击。伯林也提到尽管日本的城市和经济大规模现代化，但是日本固有的文化事实上保存得很好，相比之下英国和美国——尤其是后者——看上去就显得无秩序，不精致，等等。有意思的是在信中伯林还提到了中国。他说他觉得也许对西方人而言，中国比日本更好理解，因为中国跟西方打交道的历史更长，文明更有连续性，改变的幅度也更大。伯林说他认为日本历史上跟外界的隔绝是令人惊叹的现象，因为一种谨慎的退却对某些艺术创造和精神上的自我防护是很有必要的，否则到处都会变成一个模样。信中再三感谢丸山和他的两位学生，因为他们才有了他一生中极为愉快的旅行。
伯林致丸山真男的感谢信。 （The Isaiah Berlin Literary Trust/图）
牛津之行
2014年初我接到哈蒂的邮件，说3月份牛津大学沃尔福森学院要举办一个关于伯林的启蒙观的研讨会，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我当即答复：一定去捧场。笔者虽然研究伯林有年，欧洲还没有去过，所以有了这么好的理由，怎能不去？于是连忙着手办理去英国的手续，在3月份踏上去英国的旅程，到向往已久的牛津参加了伯林研讨会，终于见到了通信十年的“网友”哈蒂。刚到牛津的那天晚上，他陪我参观了学院，带我去了放满资料和书籍的工作室，还让我挑选几本新出的跟伯林有关的书籍带回去。至于第二天开始的研讨会，如果用一个词概括，那就是“炮声隆隆”，令我这样初来乍到的外人一时摸不着方向了，因为绝大多数登坛发言的人都对伯林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而为伯林辩护的主要是他的传记作者叶礼庭。具体会议的内容，我已经写过文章，在此就不再赘述了。会议论文后来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Isaiah Berlin and the Enlightenment,2016)，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看。
对笔者来说，除了在伯林担任过第一任院长的沃尔福森学院聆听了两天激烈而精彩的讨论外，也到墓地参拜了朴素的伯林墓，一偿夙愿。在茶歇时见到了BBC《思想家》节目的主持人麦基也是此行一大收获。他编写的那本《思想家》反复看过几遍，至今仍觉得那是最好的一本哲学入门书。每一个接受他访谈的都是国际哲学界的顶尖人物，能够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把哲学问题讲清楚，既不降低专业水准，又要让观众能够理解，这是何等功力。见到麦基后，跟他聊了他的这本在中国很有名的著作，表示了一个中国读者对他的由衷感激。那时他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依旧精神矍铄，还在研讨会上提了几个问题。
去牛津前我就问过哈蒂，他管理的伯林文献里有没有丸山写给伯林的信件，他说找过了，很遗憾没有。在牛津时我又问过哈蒂，毕竟礼尚往来，有的话我也可以回去感谢丸山文库。这一次还是否定的回答。我忙着开会，根本没时间去看举世闻名的“饱蠹楼”收藏的伯林档案，留下了这次牛津之行的一个遗憾。
丸山真男夫人给本文作者王前的回信。
伯林给萩原的信件
回到日本后不久，我收到丸山文库山边研究员的邮件，说伯林的学生萩原延寿去世后留下的资料里可能有伯林的书信，他的藏书和资料捐赠给了横滨开港资料馆，建议我去那儿试试运气。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给资料馆去了电邮，敲定了访问的日子。跟收集伯林给丸山的信件一样，这次也很顺利，到了横滨开港资料馆后进入了图书馆，看到了萩原捐赠的书籍，里面有好几本伯林的著作。在馆员的协助下，很快就复印好了伯林给萩原的信件，长短一共七封，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寄给了哈蒂。虽然我觉得最长的那封信绝对可以收入书信集，但不知何故，最终一封也没有收入。前些日子我因别的事情跟哈蒂联系时，提到萩原的那些信，哈蒂就重读了最长的那封，回信说他也很后悔当时没有把这封放进去，说写得很有意思，于是连忙编辑，编进伯林书信补编里，还加了几个注释，发表在伯林网站上。
这封信是1977年1月写的，长达五页，主要跟萩原讨论访日的事情。里面有些内容很能体现伯林的为人处世风格。比如他特地提到因为自己要演讲，最好能够给夫人安排一些去看美术馆博物馆、逛商店的时间，说夫人喜欢大自然的美景。同时他又不忘关照萩原，希望不要给他添过多的麻烦。在谈到饮食时，伯林说到他们夫妇虽然筷子用得不熟练，但希望在日本访问期间都是吃日本料理。伯林还提到自己不喝酒，不是因为什么原则，而是他的体质拒绝饮酒。他还提出来非常想跟他极其佩服的建筑大师丹下健三见面，因为他认为丹下是当代最伟大的建筑天才。在提到住的宾馆时，伯林说听一位牛津的同事说皇宫饭店比大仓饭店更有日本特色，所以想选前者，但如果费用超支的话，会自己来负担。对比之下，我觉得这封长信比伯林给丸山的那封写得更好，到底他跟萩原认识得更久，彼此是师生关系，说话更加随便，内容也写得很感人。有兴趣看全文的读者，可以到伯林网站上去浏览一番。
就在我收集到伯林给萩原的书信后不久，收到了福田欢一的太太良子夫人的一封信，那时福田先生已经去世好几年了。良子夫人告诉我，在整理福田先生的遗物时偶然发现了几封伯林的信，就随信寄给我了——此时距离我给福田先生去信也有十年了。可惜伯林给福田先生的信基本上都是事务性的，比如约定几号在他的办公室见面等等，没有太多内容，也就没有收入书信集。不过良子夫人跟丸山夫人一样，和我这个名不见经传、来自异国的晚辈通信联系很讲究礼数，有诗礼传家的风范，让人感到一种真正的教养。
伯林对当下的意义
这些年日本学界研究伯林也出了一些成果，有几本研究伯林的著作相继出版，虽然翻译的势头因译林出版社的努力而被中国赶超，但研究正在深入。百年老店岩波书店出版的《思想》杂志今年也满百岁了，今年6月份出版了伯林专辑。《岩波文库》也将推出文库版四卷本伯林选集——是从《伯林选集》中精选篇目、重新编辑的，这些何尝不是昭示伯林对当下的意义呢？毕竟伯林关注过的那些问题并未真正离我们远去。
笔者最近刚刚协助哈蒂翻译完萩原延寿1972年为伯林《自由论》写的书评。萩原在书评里除了介绍伯林的生平和评点《自由论》外，还讲了自己跟伯林接触时的一些印象，跟河合的大同小异，但他的一些话令人难忘。在评点完《自由论》后，他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伯林提出的解决方法似乎是没有什么新鲜味，看上去有点陈腐的处方。尤其对蔓延着对新奇事物的“刺激渴望症”的日本知识界来说也许更是如此。因为伯林在《自由论》里说过，“尽管现在拥有技术与心理学的新知识和巨大的新能力，但除了人道主义的创立者们——伊拉斯谟与斯宾诺莎、洛克与孟德斯鸠、莱辛与狄德罗——所倡导的老处方，即理性、教育、自知、责任——特别是自知以外，我们还能找到什么解决方法？对于人类，还有别的希望，或曾经有过别的希望吗?”萩原说，如果有人觉得伯林的这些建议太陈旧了，那么请他们想想两个问题。第一点，自由这个问题既旧又新，对人类来说是永远的课题。第二点，不断重新思考这种既旧又新的问题，这不正是一种新的态度吗?最后这位亲炙过伯林思想的日本弟子还说，从当代的角度来看，新的东西永远只有作为旧的才能存在。这句话听着有点拗口，我想这是萩原对一味求新的追风提出的忠告吧。尽管这篇书评是半个世纪前写的，笔者前些日子为了协助哈蒂翻译成英文时又重读数遍，感觉似乎还没有过时。正如当今美国著名人文学者马克·里拉所说，伯林对启蒙理性和多元主义等我们时代也面临的问题富有深刻的洞见。在笔者看来，伯林跟阿隆和丸山一样，不仅对二十世纪的历史有深刻的洞察，他们的思想遗产对我们思考当今世界的问题依然富有启示。伯林最后的一篇文字就是为中国读者而写的，当今中国有那么多他的读者，就是他的思想远没有过时的最好证明了。
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