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经济思想和法治思想

郝洪涛

管子（公元前726-645年），名夷吾，字仲，齐国人。春秋时代的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经济学家、法家前驱。齐桓公元年，管仲任齐相。任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助齐称霸。孔子云：“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宪问》） 司马迁说：“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史记·管晏列传第二》） 有《管子》一书传世。《管子》今存76篇，内容丰富，是研究先秦文化的重要典籍。现就其经济思想和法治思想进行初步探讨。

一、经济思想

管子是先秦诸子中少有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思想完善、卓越，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也有前瞻性。

（一）富国富民

管子既主张富国，又主张富民，而且强调国富与民富的统一。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开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治国》）

“故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朝廷闲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不公正）止。” “是故上必宽裕，而有解舍，下必听从，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礼义，故处安而动威，战胜而守固，是以一战而正诸侯。”（《五辅》）

“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小问》）

（二）发展农业

重视农业。“一者本也。（第一是农事）”（《五行》）“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牧民》） “故上不好本事（农业），则末产（工商）不禁；末产不禁，则民缓于时事而轻地利。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廪之实，不可得也。”（《权修》）

农业内涵。“山泽救（防）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沟渎遂于隘，障（塘堰）水安其藏，国之富也。桑麻殖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备具，国之富也。工事无刻镂，女事无文章（过分华丽），国之富也。”（《立政》） 农业包括农、林、水、牧、副各个方面。

发展农业的措施：

开垦土地。“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苑）也。”（《水地》） “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治国》）

兴修水利。“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万物莫不以生。”“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水地》） “修概（溉）水上以待乎天堇（馑）”（《五行》） “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禁藏》）

不违农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不知五谷之故（生长规律），国家乃路（露，败坏）。”（《四时》） “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小问》） “春赢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四时》） 春天，“治堤防，耕芸树艺，正津梁，修沟渎，甃（整修）屋行水。”（《四时》） “赎（消灭）蛰虫，茆菱（蔬菜）春辟勿时，苗足本。”（《五行》） 夏天，“除急漏田庐。”（《四时》） “令掘沟浍，津旧涂（途）。”（《五行》） 秋天，“慎旅农，趣聚收”“补缺塞坼。”（《四时》） 冬天，“毋发山川之藏”“禁迁徏，止流民。”（《四时》）

（三）消费

管子认识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主张适度消费，在正常情况下节俭，在条件许可时侈靡。

主张节用。“故明主有六务四禁。六务者何也？一曰节用。”（《七臣七主》） “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轻（轻易）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权修》） “故立身于中，养有节；宫室足以避燥湿，食饮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适寒温，礼仪足以别贵贱，游虞足以发欢欣，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坟墓足以道记（标记）。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禁藏》）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饮野水，孰能用之？”（《侈靡》）

有条件的侈靡。“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故天子臧珠玉，诸侯臧金石，大夫畜狗马，百姓臧布帛。”“无事而总（积累财富），以待有事。”“积者立余日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千岁毋出食（外出乞食），此谓本事。”（《侈靡》）

消费刺激生产，增加就业。“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应为“怡生”，有生计）。百振而食。”（《侈靡》） “巨瘗堷（挖掘巨大坟墓），所以使贫民也；美垄墓，所以使文明（雕刻绘画工匠）也；巨棺椁，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犹不尽（这还不够），故有次浮（棺椁外饰）也，有差樊（墓外樊篱），有瘗藏（陪藏金玉器）。作此相食，然后民相利，守战之备合矣。”（《侈靡》）

知量知节。“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然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谓之有道。”（《乘马》） 俭、侈都要有度；商品短缺与过剩都对生产不利。

（四）民性求利

“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禁藏》）

（五）市场与货币

“市者，货之准（水平）也。”“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黄金者，用之量也。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乘马》）“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国蓄》） “刀币者，沟渎也。”（《揆度》）

（六）分配

必须照顾各方面群众利益。“兼爱无遗，是谓君心。”“旦暮利之，众乃胜任。”（《版法》） “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枢言》）

贫富有度。“贫富有度”“贫富无度则失（失控）。”（《五辅》） “夫民富则不可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均）也。”（《国蓄》）

贫富对立的原因。一是已经形成富豪集团。“故迁封食邑，富商蓄贾，积余藏羡（多余），踌（积）蓄之家，此吾国之豪也。”（《轻重甲》） 战时，“君朝令而夕求具（交齐），民肆其财物与其五谷为雠（抛弃），厌而去（低价抛卖）。贸人受而廪（囤积）之，然则国财之一分（一半）在贾人。”战争结束后，“贾人出其财物，国币之少分（一少半）廪于贾人。国之财尽在商人，而君无策焉。”（《揆度》） “岁有兇穰（丰歉），故谷有贵贱。”“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困难），百倍其本（牟取百倍厚利）。”（《国蓄》） 他们发国难财，乘人之危。二是存在弱势群体。老、幼、孤、寡、疾病者，特别是为国而死的遗孤、寡妇。三是民智不齐。“分地若一（一样），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抵偿成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国蓄》）

解决贫富对立的必要性。“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囤积），钧羡不足（调剂余缺），并分财利而调（调节）民事也，则君虽强本（农业）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国蓄》） “夫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揆度》）

解决贫富对立的措施。

国家宏观调控。“利出于一孔者（经济权益由国家统一掌握），其国无敌。”“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国蓄》）

国家控制资源。“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专管山海资源）为可耳。’”管子论述了盐铁专营的具体办法。用这种理财之法，“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海王》）

给农民部分自然资源。“均地分力（给农民公平分配土地，讲明分成），使民知时（抓紧农时）也。”“是故夜寢蚤（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乘马》） “山泽各以其时至（按时开放），则民不苟。陵陆、丘井、田畴均，则民不惑。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劳（不妄取祭祀用的牛马），则牛马育。”（《小匡》）

合理税赋。“相地而衰其政（按土地肥瘠征税），则民不移矣。”（《小匡》） “桓公践（即）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放宽关市征税），五十而取一（税率为五十分之一）。赋禄以粟，案（按）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两年收税一次），上年什取三（上等年景收十分之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缓解）而税。”（《大匡》）

粮食准平政策。“齐西水潦（水灾）而民饥，齐东丰庸（丰收）而粟贱。”“今齐西之粟釜（一釜为六斗四升）百泉。”“齐东之粟釜十泉。”“请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谷菽粟决其籍（请下令向每一口人征税三十钱，并要用粮食完成）。若此，则齐西出三斗而决其籍，齐东出三釜而决其籍。然则釜十之粟皆实子仓廪（一釜仅卖十钱的齐东粮食进入国家粮仓），西之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无本者予之陈（陈粮），无种者予之新。若此，则东西之相被（互相补助），远近之准平（调节）矣。”（轻重丁）

适时调整粮价。管子总结出一套轻重论。即：“民有余则轻之”“民不足则重之”（《国蓄》）；“物臧则重，发则轻”（《揆度》）；“令疾则黄金重，令徐则黄金轻（《地数》）。管子以此理论调整粮价。“一岁耕，五岁食，粟贾五倍（一年耕种，够吃五年，就把粮价提高五倍），一岁耕，六岁食，粟贾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揆度》） “一谷不登，减一谷，谷之法什倍（一种粮食无收成，就少了一种粮食，粮价上涨十倍）。二谷不登，减二谷，谷之法再什倍。夷疏满之（提倡瓜菜补充民食），无食者予之陈（陈粮），无种者贷之新。故无什倍之贾，无倍称之民。”（《揆度》） “国有患忧，轻重五谷以调用。”（《揆度》）

社会救济。“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管理朝政才四十天就五次督行九种惠民政策）。”“一曰老老（敬老），二曰慈幼（爱幼），三曰恤孤（抚养孤儿），四曰养疾（收养残疾），五曰合独（媒合鳏寡），六曰问疾（慰问病人），七曰通穷（及时报告穷苦情况），八曰振困（赈灾济困），九曰接绝（祭祀英烈）。”（《入国》）

（七）生态环境保护

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开乎万物，以总一统。”（《五行》） “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五行》） “山不童（无草木）而用赡（够用），泽不弊而养足。”（《侈靡》） “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轻重甲》） “童山竭泽者，君智不足也。”（《国准》）

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修火宪（制定防火法令），敬山泽林薮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按时封禁和开发）。”（《立政》） “当春三月”“毋*畜生，毋拊（击）卵，毋伐木，毋夭英（不伤害幼苗），毋拊竿（不损伤竹笋），所以息百长也。”（《禁藏》） “无*麂夭（幼鹿），毋蹇（拔）华绝萼。”“毋*飞鸟。”（《四时》） “春无*伐，无割（开掘）大陵、倮（裸）大衍（沼泽）、伐大木、斩大山、行大火、诛大臣、收谷赋。夏无遏水达名川、塞大谷、动土功、射鸟兽。”（《七臣七主》） “苟山之见荣者（如果山上发现有矿），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然则其与犯之远矣。”（《地数》） 为了落实这些措施，还设立了专门机构。“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小匡》） “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度地》）

建都选址。“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乘马》） “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稳固）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依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泻），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度地》） 这是生态城市的理论源头。

这些论述，表明了管子朴素的生态观和生态保护思想。

以上，是管子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与亚当·斯密《国富论》有相同、相近、相似之处，而管子要比亚当·斯密早2000多年。

二、法治思想

管子的法治思想系统、卓越、具有创造性。是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重要手段。

（一）以法治国

管子是我国古代第一个明确提出以法治国的。“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排除）私也。威不两错（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明法》） “圣君任（依靠）法而不任智。”“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任法》）

（二）法的概念及地位

“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容量单位，10斗为1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七法》）

“法者，天下之仪（准则）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系）命也。”“故主上视法严于亲戚，吏之举令敬于师长，民之承教重于神宝（祖先）。”（《禁藏》）

“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任法》） “法者，民之父母也。”（《法法》）

“仪者，万物之程式（规程法式）也。法度者，万民之仪表也。”（《形势解》）

“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七臣七主》）

管子指出了法的概念、规范性、公开性、权威性。

（三）立法

立法的重要性。“凡国无法则众不知所为，无度则事无机（规则）。”（《版法解》）

“故圣君矢（布陈）度量，置法仪，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准确），然故令往而民从之。”（《任法》）

立法的主体。“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任法》）“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威者，人主之所独守也。”（《七臣七主》）

立法的原则：

第一，顺应天道，合乎四时。

“宪律制度必法道。”（《法法》）

“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四时》）

“法天合德，象地无亲（偏私）。”（《版法》） “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版法解》）

第二，顺乎民心，合乎人情。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牧民》）

“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五辅》）

第三，立法统一、宽严适度。

“简物、小大一道，*僇（戮）禁诛谓之法。”（《心术》）

“国法，法不一，则有国者不祥。”（《任法》）

“刑罚不颇（偏），则下无怨心。”“威罚之制，无逾（超越）于民，则人归亲于上矣。”（《君臣上》）

“致赏则匮，致罚则虐。（过多赏施可导致国虚，刑罚过重则导致暴虐。）财匮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君臣下》）

第四，随时而变，因俗而动。

“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故其位齐（立法令）也，不慕古，不留（拘泥）今，与时变，与俗化。”（《正世》） 当然，法律要有稳定性。“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不竭，数也。”（《法法》）

（四）执法

令行禁止。“宪（法令）既布，有不行宪者，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令则行，禁则止，宪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体（四肢百骸）之从心，政之所期也。”（《立政》）

严格执法。“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故曰：亏令（损害法令）者死，益令（增添法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扣压）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从）。”（《重令》）

不避亲贵。“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带兵）。”“罚不避亲贵，则威行于邻敌（邻国）。”（《立政》）

贵贱皆从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之大治。”（《任法》） “禁胜于身（禁律约束君主自身），则令行于民矣。”“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法法》） 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以身作则。

宽严相济。“当春三月”“赦薄罪，出拘民，解仇雔（调解纠纷），所以建时功施生谷也。”“秋行五刑，诛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盗贼。”“夫动静顺然后和也，不失其时然后富，不失其法然后治。”（《禁藏》）

维护稳定。“夫盗贼不胜（镇压），邪乱不止，强劫弱，众暴寡，此天下之所忧，万民之所患也。忧患不除，则民不能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则民望绝于上矣。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正世》）

（五）德刑相辅，礼法并重

法治不是万能的。解决社会问题，必须同时重视德与礼。

“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戮不足以服其心。”“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牧民》）

“通德者王。”“畜之以道，则民和（和睦），养之以德，则民合（团结），和合故能谐。”（《兵法》）

“夫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候。”“夫先王取天下也，术术（兴盛）乎大德哉！”（《霸言》）

“夫为人君者，荫德于人者也。”（《君臣》）

“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忧之以德（要用仁德关心他们），勿惧有罪（不要用刑罚恐吓），勿止以力（不要用强力禁止）。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小问》）

德体现在：“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帮助）其急”“振（赈）其穷”。“凡此六者，德之兴也。”（《五辅》）

“国有四维（大纲）”“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牧民》）

礼包括八个方面：“礼有八经”“上下有义（礼仪），贵贱有分（本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限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五辅》）

“夫为国之本，得天之时而为经，得人之心而为纪。法令为维纲，吏为网罟，什伍以为行列，赏诛为文武。”（《禁藏》）

“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万物待治礼而后定。”（《枢言》）

通过德与礼实施，减少刑罚。“故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也。”（《禁藏》）

这些观点、理念，是先秦法治思想的萌芽，对先秦法家商鞅、韩非及后世影响深远。对当代法制建设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有的观点有历史局限性，有的理念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去看待。

这篇札记，参阅了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有自己的观点。特点：只作粗略归纳，简短点评，必要的夹注与译文，不作考证与阐释；把社会救济、生态观纳入经济思想；管子消费观，既讲侈靡，又讲节用；管子既讲法治，又讲德治。笔者读《管子》，如有不当或商榷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二0二0年三月九日于海口

作者简介：郝洪涛，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委员。著有《文史散论》《法院工作散论》《域外散记》《甘南纪事》《陇南纪事》《甘肃历史人物》（主编）《调研与思考》等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