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第一学霸家族：一门三宰相，秘诀是什么？

01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据说，这是宋代宰相吕蒙正所作的《破窑赋》中开篇之句。当年，为了给时任太子的宋真宗“磨磨性子”，吕蒙正将历代名人的经历杂糅入这篇经典的长文中，向太子展示天道无常，协助太子参破人生义理。

现实中，这两句话，不仅深刻地阐明了人生的发展规律，更是宰相吕蒙正一生的写照。

吕蒙正早年出身于洛阳一个官宦家庭，其父吕龟图为五代时期后周政权里专门为皇帝“写日记”的起居郎。家庭还算有点显赫，但其父持家无道，除吕蒙正生母刘氏外，吕龟图还养了几房小妾，并与刘氏关系不睦。故而，没享受几年公子哥儿生活的吕蒙正很快就随母亲一起，被父亲吕龟图赶出了家门，并一度沦为街头小乞丐。

虽然后来曾得洛阳城内一家寺院的老和尚收留，靠着寺院中免费伙食度日，但吕蒙正一家仍旧过得不如一般穷人。

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当时在洛阳城外的伊河边曾有人卖瓜，小小年纪的吕蒙正也想吃一块，但奈何两手空空，只能等着瓜掉地上，趁着没人注意，捡起来啃食。

不过，生活的困苦终究没有让吕蒙正意志消沉。依靠洛阳城内佛寺的救济，寒窗苦读多年的吕蒙正最终还是熬过了命运中的种种不幸，等来了人生的转折。

公元976年的年底，宋朝完成一次皇权更迭，宋太祖之弟赵光义登基，史称宋太宗。与每一次新皇登基一样，宋太宗也亟需培养一批亲信大臣。因此，在登基的第二年，宋太宗特地降下圣旨，举办科举考试选拔人才。

这一年，贫如乞丐的吕蒙正34岁。此前已经历过多次科举失败，临行前，他也未能料到自己将是这次考试成绩最好的举子。

虽说在宋代，经历了晚唐至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中古时代留下的世家门阀早已消亡殆尽。但对于毫无背景可言的吕蒙正来说，即便科举考试面前人人平等，要考中的概率仍旧相当低。据记载，此次参加殿试的举子超过了5300人，规模尤胜前代。而最终录取为进士者虽也前所未有，但亦不过区区190人。因此，考中者除了能说明运气好，也确实是才学渊博，而身为状元郎的吕蒙正更是如此。

得命运眷顾的吕蒙正，因状元的身份颇受宋太宗青睐。在赏钱封官之后，宋太宗特别准许他“越级上报”，如遇政事不懂，可派人快马回京禀告，交由皇帝处理。

凭借着状元的身份外加皇帝的信任，以吕蒙正为首的一个文人世家“东莱吕氏”，从此活跃于宋朝政坛之上。在两宋300多年的时间中，这个家族出过至少8位宰辅级高官，被后世盛赞“赵家天子吕家相”。

▲吕蒙正童年生活过的洛阳古城 ，图源：图虫创意。

02

之所以被称作“东莱吕氏”，源于吕蒙正的祖父吕梦奇。此人早年间生活在掖县（今山东莱州）。汉朝时，掖县所在地即东莱郡郡治，故出身于此处的吕梦奇及其后裔便自称“东莱吕氏”。

但吕梦奇很早便离开了家乡，在风云变幻的五代时期历任后唐的工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要职。至此之后，吕家再无一人重返掖县定居。

有意思的是，在这支举世闻名的“东莱吕氏”之下，吕梦奇的两个儿子吕龟图和吕龟祥兄弟，又创造出两支不同籍贯的吕氏族人。吕蒙正即属于“东莱吕氏”长房洛阳支下的传人。

与其父吕龟图“宠妾灭妻”的行径不同，成名后的吕蒙正并没有立即忙于自己的婚姻大事。而是选择筹钱盖房子，不计前嫌，将父母接来同住，奉养两位终老，极尽人子之道。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历任地方有功的吕蒙正被授予左补阙、知制诰等官职，留在宋太宗身边起草诏令，顾问政事。

当时，由于北方战事不断，宋太宗曾希望派人出使朔方，促成和谈，以减少宋军作战的损失。但在人选上宋太宗却一时不知如何选择，于是便传旨中书省，让大臣们遴选出自己心目中的合适人选。

为此，吕蒙正特别为宋太宗推荐了一人，但他遴选出来的人选并非宋太宗心目中最合适的那一个。因此，宋太宗之后又多次询问吕蒙正出使人选的意见，但吕蒙正每次的回答都与头次一样。

▲宋太宗画像。

三番两次之后，宋太宗勃然大怒，认为吕蒙正为人固执，不懂变通。但吕蒙正却没有被皇帝的怒火吓到，反而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表示，之所以选择此人出使，没有其他原因，仅因为他是满朝文武中综合实力最强的，没有之一。您老说我固执，其实是您不懂我。总之，我不是那种蛊惑圣上、蒙蔽圣听的奸臣。

眼见吕蒙正拍着胸脯保证，宋太宗也不愿过分为难这位亲信状元。于是便依了他的请求，按他推荐的人选安排使节活动，果然获得圆满成功。

由于吕蒙正始终以正道自持，外加慧眼识才，所以在仕途上晋升得极快，没几年便爬升到参知政事的职位上，成为朝政要员，地位仅次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

随着官位的水涨船高，见风使舵的人自然也会过来阿谀奉承这位平民出身的朝廷新贵。有人给吕蒙正送了一块古镜，并宣称此镜能照见方圆两百里的各类东西。来人原以为能通过这种方式，巴结贿赂吕蒙正，便可为自己谋得一官半职。

但早年便识得人间冷暖的吕蒙正，又岂能被这种小把戏所蒙骗。于是便笑称：“吾面不过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

来者自知无趣，只得退下。

事实上，吕蒙正之“正”，并非仅是做做样子。

按照当时惯例，当官员晋升到宰相级别时，可荫补一子为朝廷五品官。不过，对于这种变相培养新世家门阀的机会，吕蒙正却不大感兴趣。

在他的认知中，自己早年贫困交加，通过多年的寒窗苦读才得以成为一代状元。入朝任职也不过升州通判，职级六品起步。而未经过科举洗礼的普通人，仅因其家人是高官，便从此飞上枝头变凤凰，着实不大合理。但荫补制度本身有激励官员服务朝廷的作用，因此，吕蒙正在最大限度地保留荫补实质的基础上，将官位品阶压到最低。从此，宋朝高官荫子仅限授官九品。

在浩然正气之外，吕蒙正遇事敢直言，也是其传承给吕氏后人的门风。

宋太宗执政后期，皇帝为了标榜自己的丰功伟绩，曾召群臣饮宴，并听取诸位大臣的溜须拍马，十分得意。轮到吕蒙正时，尚在自我陶醉的宋太宗却听到其禀报：“乘舆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不必尽然。愿陛下视近以及远，苍生之所幸也。”

此话终究让宋太宗心里不舒服，“变色不言”。

吕蒙正历仕两朝，三度拜相，宦海沉浮，正直在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03

晚年，吕蒙正致仕回家。因其“浑厚渊博，忠亮宽懿……与人无亲疏，无高下阶级”，即使远离朝堂，宋真宗仍旧十分挂念这位老臣。趁着“泰山封禅”之机，曾两度驾临吕蒙正府上。

宋真宗此举固然有倚重老臣之意，但也希望吕蒙正多举荐些族中人才，服务朝廷。

宋真宗曾问吕蒙正：“爱卿，你觉得你家这几个孩子中，哪个能担辅政重任？”

对此，正直的吕蒙正表示，他身边的这些儿子都不中用。但是他的侄子吕夷简，人还不错，现为颍州推官，要是用的好，必然能成为一代名相。

不得不说，吕蒙正眼光精准。后来，身为“东莱吕氏”族人的吕夷简也成为一代风云人物。与吕蒙正略有不同，吕夷简的祖父是吕龟图的弟弟吕龟祥。

与吕蒙正一样，叔叔吕龟祥也参加了宋太宗初年的那场科举考试，成为190名进士之一，官至殿中丞知寿州。因其在任期间多有官声，得民众爱戴，故退休后，吕龟祥便定居寿州，成为“东莱吕氏”寿州支系始祖。

尽管同族不同支，但科举传家的特点也在寿州吕氏一脉中再度呈现。除吕龟祥外，与吕蒙正同辈的吕蒙亨、吕蒙周、吕蒙巽也相继考中进士，入朝为官。而吕夷简的父亲吕蒙亨在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的科举考试中，成绩也相当优异。但由于吕蒙正当时为相，吕蒙亨也只能避嫌不参加殿试。

得知此事的宋太宗，不禁感概：“斯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有私也。”由此可见，在宋初，为了抑制世家大族的发展，官僚子弟入仕，没有特权可言。即便有才识如吕蒙亨，皇帝也不便因此破坏规定。

一直等到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吕蒙正罢相，吕蒙亨才得以晋升。

凭借族中文风盛行的优良传统，外加吕蒙正为官多年正直的为人品行，初入仕途的吕夷简也以廉能、敢说话闻名于朝。

当时，宋真宗兴起“天书运动”，各地均围绕着皇帝造祥瑞、献祥瑞。皇帝乐在其中，并颁旨各地多修宫观，大兴土木。百姓的日子有多苦逼，可想而知。

对此，初入仕途的吕夷简以为不妥。他上书直言，批评宋真宗建筑宫观劳民伤财，请求停止。

好在宋真宗虽沉迷仙术祥瑞，却也不是个真正的昏君，见吕夷简的奏折言辞恳切，大加赞赏，认为其有“为国爱民之心”，并未对其多加责难。

后来，经吕蒙正推荐，吕夷简被宋真宗视为辅政治国大才，曾数度委以重任，出使辽国，权知开封府，并将其姓名书写于屏风之上，令朝廷上下一度以为吕夷简将继其叔叔之后，在宋真宗朝继续担任宰相官职。

不过，宋真宗的本意或许并非如此考虑。在宋真宗朝任官20余年间，吕夷简未曾有机会进入中枢，参政议政。

直到乾兴元年（1022年），宋真宗驾崩后，临朝称制的刘太后才将吕夷简请入中枢，拜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任相。

04

但吕夷简对自己仕途上的“伯乐”，其实并没有过多讨好。尽管刘太后在独掌朝纲上颇有手段，甚至曾一度想改姓称帝，效仿武则天。

面对这样的太后，吕夷简即便身居高位，也只能谨慎从事，小心应对。因此，与吕蒙正相比，吕夷简的正直在众人看来并不彻底。为了平衡与刘太后之间的关系，吕夷简尽力在各种日常小事中满足太后自负的心理，给对方留下一个相对较好的印象。

不过，一遇大事，吕夷简的犯颜直谏就立马展露无疑。

刘太后为了让宋真宗百年之后仍能与其喜好的“祥瑞”“天书”相伴于另一个世界，曾下旨要求，将宋真宗年间产生的祥瑞等物搬入太庙，奉于真宗灵前。但众所周知，宋真宗年间的“天书”“祥瑞”一概为人造。而且为了迎合天书运动，在宋真宗在位的最后十几年中，举国上下无不在为荒唐的国君迷信行为大建宫观，劳民伤财已甚。

▲临朝听制的刘太后画像。

当听闻太后有此意时，吕夷简不惜毁掉之前在刘太后那里攒下的好印象，直言苦谏，告知太后此事过于铺张浪费，且请入太庙等同国家未来将持续执行宋真宗过去错误的“天书运动”，对整个宋朝影响颇深。

不过，吕夷简情商也颇高。他能理解刘太后行为背后隐含的真情，因此，在阻止祥瑞进入太庙的同时，也建议太后将祥瑞放入宋真宗墓中，盖棺定论，停止这场“国家灾难”。

于是，《宋史》在评价吕夷简时称：“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

诚然，在维护宋仁宗初年的天下太平局面中，吕夷简功劳卓著。由于掌握朝政大权的刘太后只是宋仁宗的养母，因此，刘太后一直想淡化宋仁宗生母李宸妃的形象。在李宸妃病故之后，刘太后起初也打算草草下葬了事。但此事不知如何被吕夷简得知，趁着早朝的机会，吕夷简旁敲侧击地询问太后，宫中最近是否有妃子去世？

本来朝廷大臣过问后宫之事，在以往来说，多有不妥。但吕夷简显然想得更远。

事后刘太后当面质问吕夷简：“卿何间我们母子也？”吕夷简也不说废话，直言道：“太后他日不欲全刘氏乎？”

在吕夷简看来，宋仁宗生母之谜迟早要大白于天下，而太后的刻意隐瞒，非但不能起到良好的作用，还极有可能让得知真相的宋仁宗产生报复心理，在宋朝境内掀起一波问罪屠*，如此一来，对宋朝都将是一场悲剧。

所幸，执掌朝政的刘太后脑子还挺好使，当即答应吕夷简以皇后之礼下葬李宸妃。

果然，不出吕夷简所料，在刘太后去世后，宋仁宗从其八叔赵元俨那了解到自己的真正身世。在悲痛之余，也准备做出灭刘氏全族的决定。但在吕夷简等人的协助下，得知真相的宋仁宗，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

05

与吕蒙正刚正不阿的品格相比，吕夷简多少存有为自己仕途着想的“私心”。

刘太后去世后，宋仁宗正式亲政。吕夷简第一时间便向宋仁宗递交了八项理政建议，要求宋仁宗做到“正朝纲、塞邪径、禁货贿、辨佞壬、绝女谒，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

尽管这当中有着吕夷简一心为国的忠义，但身为刘太后称制期间辅政的宰相，刘太后故去之后，他并未像丁谓、夏竦等人一样遭遇贬斥，也着实让一部分人眼红。

宋仁宗的郭皇后趁机给皇帝吹“枕边风”，称“夷简独不附太后邪？但多机巧，善应变耳”。

皇后此言一出，吕夷简随即被划归刘太后一党，结束了宰相生涯。

对此，吕夷简怀恨在心。虽然皇后有机会给宋仁宗进言，但两者不和的消息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深知其中关系的吕夷简，极力支持宋仁宗废后。但此事遭遇了时任谏官的范仲淹反对，年轻气盛的范仲淹以为废后之事不可为。于是，吕夷简与范仲淹这两大名臣，自此结下梁子。

利用手中职权，吕夷简首先对范仲淹发难。他要求有司压下范仲淹等人的台谏奏疏，导致宋仁宗最终做出了废黜皇后的决定。

范仲淹等人并不罢休，他们决意在朝会上与吕夷简一争高下。但吕夷简权大势大，在范仲淹等人还没开口说话时，便通过宋仁宗下旨外放范仲淹等人出外任官。

▲北宋皇宫正殿大庆殿模型，图源：图虫创意。

第一回合的较量，吕夷简赢了。但外放为官的范仲淹并没有放过可能弹劾吕夷简的机会，于是第二回合较量，很快便到来了。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向宋仁宗呈上了一幅《百官图》，在画序处范仲淹列明了图中百官的晋升次序。其意思很直白，指名道姓地告知仁宗，百官晋升均需看吕夷简的脸色，长此以往，吕夷简等人结党营私，不可不察。

吕夷简知道后颇为不悦，认为范仲淹沽名钓誉，为人迂腐。毕竟，从吕夷简的叔父吕蒙正始，吕家便时常为宋朝皇帝举荐人才，已成一种家族传统。因此，吕夷简也就范仲淹献图一事，弹劾范仲淹“越权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结果，范仲淹再度被贬。但范仲淹乃当时文臣的楷模，此事一时间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

那群日后将出现在当代中小学语文课本里的文人翘楚，如欧阳修、苏舜钦等人纷纷上书为范仲淹求情，而书法家蔡襄更是直接写了一首《四贤一不肖》，斥责言官对范仲淹被贬一事视而不见。

如此一来，欧阳修等人的行为反倒坐实了范仲淹结交朋党的罪过。继范仲淹之后，他们也被贬斥。

但正如吕蒙正知人善用的那样，吕夷简在识才用才上也颇得吕家家风精髓。

宋仁宗庆历年间，西夏作乱，吕夷简不计前嫌，推举范仲淹经略防御西夏入侵事务。范仲淹完全没有想到这位曾经的“死对头”，居然会在国难之际，与自己冰释前嫌。但吕夷简显得很大度，表示自己岂能对过去耿耿于怀。

从此，范仲淹对吕夷简彻底放下成见。在吕夷简去世后，范仲淹主动揽下了为吕夷简写祭文的工作。在祭文中，范仲淹第一次道出对吕夷简的佩服，称对方一生“股肱同体”，“雍容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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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吕夷简豁达的人生观以及为国尽心的品格，也成为了“东莱吕氏”家风传承的一部分。但其小心谨慎、保守的一面，也被后人学了去。

尽管吕氏门人传至“简”字辈时，当官出名的人不多，但获得科举硕果者，吕氏第二代并不比“蒙”字辈少。除了吕夷简外，吕家还有吕务简、吕居简、吕易简、吕从简等数名进士。

难得的是，吕夷简的儿子们在政坛上的成就并不比其父低。其四个儿子——吕公绰、吕公弼、吕公著、吕公孺，更是位极人臣，屡入中枢。这其中，以吕公著最为知名。

如果说，吕夷简的作用在于辅弼刘太后，协助仁宗皇帝开创宋朝盛世；那么，吕公著的作用便是在激烈的改革过后，让宋朝另一位高太后完成权力的平移，开启北宋最后一个盛世。

吕公著起家于宋仁宗末期。

作为宋仁宗“庆历新政”的坚定改革者，欧阳修在范仲淹与吕夷简冰释前嫌后，便一直承担着抨击宰相理政不当的任务，因此，吕夷简没少被欧阳修骂。但有趣的是，欧阳修与吕公著交情极好，在出使辽国期间，欧阳修还不忘对当时的辽朝皇帝宣传吕公著的为人品行，称吕公著“器识深远，沉静寡言，富贵不染其心”。

因此，颇得欧阳修赏识的吕公著在前者的推荐下，逐步走入权力中心。

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吕公著与枢密直学士薛向同知枢密院事，正式进入中枢。

众所周知，在宋神宗一朝，以王安石变法为核心的改革，曾在朝廷上掀起一阵革新热潮。受其父吕夷简为人处事风格的影响，吕公著对王安石激进的变法，并不看好。他似乎更偏向于司马光的保守思想。

但这并不妨碍他与王安石之间的私人交情，与司马光一样，吕公著在年轻时，便与王安石是很好的朋友。

当时，作为南方人在北方做官的王安石为了少受些朝中的派系倾轧，广为结交好友。作为北宋文化家族也是宰相家族出身的吕公著，自然也是王安石颇为看重的朋友。

在变法以前，王安石与吕公著算是知心朋友，王安石为兄，吕公著为弟，两人互相欣赏，就连司马光也曾向宋神宗表示“臣善安石岂如吕公著！”

▲吕公著的两位好朋友，王安石和司马光。

也正因如此，王安石在熙宁变法前曾提名吕公著担任御史中丞，希望对方在其后变法中能为自己减少点阻力。

但事实证明，王安石错了。务实且较真的吕公著看到新法种种弊端之后，不再顾及与王安石的私交，直言反对王安石变法，不惜与曾经的好友决裂。因此，终王安石之世，吕公著多在地方任职。

直到挚友王安石以及宋神宗相继去世后，临朝掌政的高太后才将其与司马光召回。

在后王安石时代，司马光是恢复保守旧政的领军人物。但实际执行太后命令、恢复旧制的人，其实是吕公著。毕竟，继王安石之后，回朝尚不足一年的司马光也撒手人寰了。

与其父当年向宋仁宗进言一样，重返朝堂后，吕公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了一份《十事疏》给朝廷，希望临朝理政的高太后能在修德任贤中，广开言路。

尽管执政的高太后在很多制度上因循守旧，废除变法，导致宋朝的改革中途流产，但在吕公著等人的辅佐下，高太后临朝期间，北宋百姓总算度过了一段较为安稳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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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吕公著之后，受元祐党争的影响，“东莱吕氏”在宋朝的官场鲜有宰执类的高官。但吕家向学之风却未曾断绝，据统计，自吕蒙正起，吕家一共有17人曾获得宋代进士出身以上资格。而在吕公著之后，吕家在两宋时期还出现了8位进士。

在此后百余年的时光中，吕氏一族的重心逐渐偏向讲学育人。

吕公著本人除了政治出色外，在朋友圈中，也不乏有开创宋代理学思想的“北宋五子”这样的朋友。受他们的影响，在吕公著之后，吕家世代教育人才辈出。

吕公著之子吕希哲，世称“荥阳先生”，兼具儒、佛两家学问，主张“人应以修身为本，修身则以正心诚意为主”。而吕希哲的孙子吕本中更是南宋著名诗人、词人，著有《东莱先生诗集》。

▲“小东莱先生”吕祖谦画像。

在这群吕氏后人里，“小东莱先生”吕祖谦在宋代理学史上的知名度不亚于朱熹。在宋代传统的书院教育中，吕祖谦率先提出了“读书先做人”的理念，并将“明理躬行”等品德编入《学规》中，在当时反响极大。为此，同为致力于教书育人的朱熹将自己的儿子送入吕祖谦门下，拜其为师，并要求儿子做到“事师如事父，凡事咨而后行”。

吕祖谦认为，书院教育非单纯教人怎么做官，而是为了更好地治国安邦。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必须才德兼备，方能持身以正。这种思维，与两百年前的吕蒙正不谋而合，恰如历史的一个回眸。

自吕祖谦之后，吕家声名渐衰。但这个家族的荣耀，已深深嵌入中国历史之中，不曾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