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九年秋七月，曹操为一雪赤壁惨败之耻，更兼在玄武湖操练水军有年，觉得有希望一举拿下江东，于是挥军南下。参军傅干此时给曹操上疏劝谏曹操息兵。
《九州春秋》记载了傅*表文，见后面附文。
傅干在表文中劝谏曹操，欲平天下，须文武相济。以往天下大乱，曹操能够扫平群雄靠的是‘武’，现在天下初定，只剩下西蜀东吴尚未归附，此时正是用‘文’的时候，应该按兵息甲，偃武修文，论功行赏，让士卒归心。同时大力兴建学校，让百姓知道礼仪，这样长期治理，可以实现四方归附的战略目的，收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现在舍弃怀柔的手段，而用武力的手段，如果“贼负固深藏，则士马不能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大威有屈而敌心未能服”。
面对这篇劝谏，曹操没有听进去，在具体军事部署上，坚壁清野命令长江北岸的黎民百姓一律后撤，以防江东的掳掠。这样的举措，引起长江岸边老百姓的强烈反感，祖祖辈辈生活于此的百姓们，不愿意远离这片故土，于是纷纷投奔江东去，导致合肥以南荒无人烟。曹操在与孙权的水军短兵相接后，发现江东水军的战斗力远远超过自己玄武湖训练出来的水师，于是坚守不出。此时孙权亲自率领了一支人马，从灞须口想袭击曹操军。曹操见到孙权胆识过人，水军精锐，于是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
于是引兵军北还，此战过后，终曹操在世，再未大规模用兵江东，图谋江南。
虽说傅*进谏虽然没有听取，但是起码没有给自己带来*身之祸，相比起傅*境遇，下面要说的这位霍性，可就惨烈了点。
延康元年六月，曹丕打算西征，此时身为度支中郎将的霍性上疏进谏，霍性在疏文中认为有德之君主，应该以得民心为根本，不能随意对外用兵，因为兵者凶事，并且言辞很激切地告诫曹丕，刚刚继承魏王就起兵必然会有凶扰之事发生，如果这样对于天下来说是危如累卵，希望曹丕能够三思而行，不做危及江山的事情。在奏表的最后，霍性表示如果自己不进谏，就是忘了圣人教诲的“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的道理，并且因为自己曾受曹操的知遇之恩，愿意冒着逆鳞的危险上奏阻止。这片奏疏呈上去后，曹丕果然十分震怒，命人前往把霍性*了，等到追悔的时候，已经晚了。
从曹操父子对待谏言的不同态度，足以看出二人的胸怀不同，曹操能够于乱世中成就统一中国北方的历史大业，同他知人善任，察纳雅言有一定关系。反观曹丕对待别人阻止出征的言论，所体现出来的狭隘气量，曹丕和乃父的差距也就非常明显了。
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点评曹丕说“若加之旷大之度，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注，何远之有哉？”这或许就是对曹丕的批评吧。
附1：傅干原文：
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与武也；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足以相济，而后王道备矣。往者天下大乱，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吴与蜀也，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易以德怀。愚以为可且按甲寝兵，息军养士，分土定封，论功行赏，若此则内外之心固，有功者劝，而天下知制矣。然后渐兴学校，以导其善性而长其义节。公神武震于四海，若修文以济之，则普天之下，无思不服矣。今举十万之众，顿之长江之滨，若贼负固深藏，则士马不能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则大威有屈而敌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义，全威养德，以道制胜。
附2：霍性奏疏原文：
新平中郎将霍性上疏谏曰：“臣闻文王与纣之事，是时天下括囊无咎，凡百君子，莫肯用讯。今大王体则乾坤，广开四聪，使贤愚各建所规。伏惟先王功无与比，而今能言之类，不称为德。故圣人曰‘得百姓之欢心’。兵书曰‘战，尾事也’是以六国力战，强秦承弊，幽王不争，周道用兴。愚谓大王且当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卧，功业可成。而今创基，便复起兵，兵者凶器，必有凶扰，扰则思乱，乱出不意。臣谓此危，危于累卵。昔夏启隐神三年，《易》有‘不远复’，《论》有‘不惮改’。诚愿大王揆古察今，深谋远虑，与三事大夫算其长短。臣沐浴先王之遇，又初改政，复受重任，虽知言触龙鳞，阿谀近福，窃感所诵‘危而不持’。奏通，帝怒，遣刺奸就考竟，*之。既而悔之，追原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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