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今江苏省域除了短暂的西晋统一时段外，一直属于分裂、对峙的不同政权的统治。在特殊的政治格局、民族形势、人口迁徙等背景下，东汉时代已经走向整合的江苏地域文化，又进入了江南、淮南、淮北分途异向的演变历程。其中的江南地域，经过侨吴士庶文化的长期融汇，南朝中后期形成了文化面貌焕然一新、文化成就如同满天星斗的新江南文化；淮南、淮北的地域文化，也因时推移地越来越复杂、丰富与具有活力。
1、 人口迁徙与文化动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分裂对峙的疆域形势的控制，江苏地域文化呈现淮北杂揉、淮南起伏、江南成长的不同面貌；而无论是杂揉的淮北文化、起伏的淮南文化还是成长的江南文化，都与作为文化的创造者、承载者的"人"密不可分。淮北较长期地纳入北方政权与胡族政权的统治，才有了其底层的南方文化与表层的北方文化、基础的汉文化与新兴的胡文化的杂揉；淮南土著民户的大量迁出与带有军事性的侨民的大量迁入，才有了其文化的起伏兴衰与总体而言的文化发展动力的不足；又正是建业、建康作为六朝都城，人文荟萃，江南作为六朝京畿之区，大量北方官民涌入，才有了江南文化的超速成长与异常丰富。
整个的江南地域文化的成长与丰富，以及某种程度上淮南文化的起兴、淮北文化的杂揉，当然有着土著人户的贡献，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更加直显的文化演变动力，来自不同地区与不同层次的迁来人口。这不仅孙吴如此，东晋南朝表现得尤为显著。
先说孙吴。东汉兴平二年（195），孙策南渡长江，开创江南基业，江淮间人多有随之南迁者。建安四年（199），孙策袭取皖城（今安徽潜山县），得到袁术留下的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余人，迁于吴（今苏州市）。次年孙策死后，庐江太守李术叛变，孙权再破皖城，并迁徙李术部曲三万余人于江南。建安八年、建安十三年，孙权两次西征长江中游的江夏太守黄祖，虏掠数万人口移往江南。建安十八年，曹操与孙权在濡须相持不下后北归，"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次年，孙权又破曹魏皖城，将男女数万口迁移江南。孙吴正式建国后，依靠军事行动和采取"招降纳叛"的办法，也多次取得长江中游、汉水流域、淮南地区甚至辽东一带的人口，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次是五凤二年（255），曹魏镇守淮南的毋丘俭、文钦起兵反对专权的司马氏，失败之后，"淮南余众数万口来奔"。值得一提的还有黄龙二年（230）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得夷洲数千人还"，这是见于记载最早的大陆与台湾发生关系之始。大量人口迁入孙吴尤其是江南境内，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举其明显者言之，其一，江南的开发实际始于孙吴，而人口迁入是主要原因之一。其二，孙吴的立国也与外来人口的关系相当密切。
再说东晋南朝。自西晋永嘉之乱，经历东晋以迄刘宋末年，凡160余年间，汉族官民的南迁呈现汹涌澎湃之势。谭其骧述其缘由云："西晋末，五胡崛起中原，晋室倾覆。元帝东渡立国于建康，收辑人心，又安江左，南方荆、扬、江、湘、交、广之地，赖以得全。于是中原人民之不堪异族统治者，相率避难斯土。"此中原官民避难的"斯土"，广及东部的河淮之间、江淮之间、长江以南，以及中部的江汉、西部的梁益。其中，江苏省域的侨流人口特别集中与巨量。
迁徙人口数量之众多、迁徙家族门第之显盛、迁徙延续时间之长久,都堪称空前的东晋南朝人口南迁,强力推进了江苏特别是江南文化的发展与转型。从比较的角度说,"中原地区与江南地区在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轩轾状况,从此以后逐步发生了变化,在南北对比的天平上,虽然还没有出现均等的状况,至少天平的砝码增加给江南的部分在日益超出增加给北方的部分" 。换言之，"盖南方长江流域之日渐开发，北方黄河流域之日就衰落，比较纯粹之华夏血统之南徙，胥由于此也" ；具体言及江南文化，则经历侨吴士庶的融汇，到南朝中后期，终于形成了一种区别于此前的秦汉三国、开启此后的隋唐时期的新江南文化。
二、侨吴士庶的融汇与新江南文化的形成
新江南文化的最终形成是在南朝的中后期。所谓新江南文化，是区别于孙吴、西晋的江南文化而言的。总体来说，长期分裂的政局，使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江苏省域特别是六朝的核心地域江南，文化、学术乃至心理逐渐"地域"色彩浓厚，"地域"独立趋势加强；而这种状况，在孙吴、西晋与东晋南朝的表现又有明显不同，即孙吴的江南本土化、西晋的江南本土化与北方化对抗、东晋南朝以汉魏及西晋的北方化的移植为基调的新的江南本土化；如此复杂的地域文化演变历程，密切联系着江南政治地位的变化、外来人口的迁入以及相关的侨吴士庶文化的融汇。
自东汉末年以来，孙吴在东南地区的长期割据及其独立建国，为江南吴姓士族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机遇、经济环境与文化氛围，江南的整体文化实力较之从前有了迅速的增长。
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移民性质、地位、目的、政策的种种不同，使得长期、普遍、广泛设置于东晋南朝的侨州、侨郡、侨县，在十六国北朝境内，总体上说，是不长期、不普遍、不广泛的。当然,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因素外，诸如胡族先则以"外来者"的身份拥据传统的汉族中原之地（这以十六国时期为典型）、继则以既拥据传统的汉族中原之地遂生长已为正统的意识（这以北朝时期为典型），于是通过侨置州郡县表达正统观念，便先则缺乏民族传统的根据、继则没有文化心理的必要；又十六国诸多政权强制迁移人口的目的既在足食足兵、而北朝强制迁移人口的目的也多在实京实边实内地，加之胡族为统治者、汉族为被统治者，则意在照顾侨流人口之郡望或乡里观念、给予赋役优免待遇、协调主客矛盾的侨州郡县，就显得多余了；况且经过长期动乱，北方地区存在大片地旷人稀的区域，即便需要妥善安置流动人口，也可或纳入既有郡县，或为之新设实土政区，从而达到人地结合、成为国家编户齐民、征收租赋派发徭役的目的。
及至西晋灭吴，在江南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北方文化风尚变经为玄的双重影响下，吴姓士族经历着保持传统与无奈新变之间的尴尬。一方面，为身家利益计，他们不得不北上求仕，也必然要学习北人的作派，如吴郡陆机、陆云、顾荣，丹阳纪瞻等人入洛途中，都有习玄的举动；甚至在江南本土，北方的习俗也开始流行，葛洪便指责吴人在书法、语音、哭丧、居丧等方面竞相汰除旧俗，以"京洛之法"为上。这表明在北方强势政治的征服下，作为"亡国之余"的吴人，无可奈何地作出了一些习尚的调整。另一方面，西晋江南吴姓士族的主流心理与行为，还是维护着江南地域及其文化的尊严。此种心理及其表现出的行为，在西晋入洛吴士的言谈举止中显露无遗。西晋江南地域的文化主体仍然因循着汉魏经史传统，而明显区别于北方地区经术衰微、崇尚玄谈的新风。
江南文化的真正转型是在东晋南朝。伴随着五胡入主中原、北方进入十六国北朝胡族政权的统治，北方汉族文化南移，江南成为华夏正统所在；这新的华夏正统文化，又不同于原先西晋的北方文化，它是侨吴士庶文化在江南地域的融汇与新生。
东晋南朝江南地域的居民，可区别为土著吴姓与北方侨姓两大来源，享有特权的士族与没有特权的庶族两大等级；他们两相组合，便是侨姓士族、侨姓庶族、吴姓士族、吴姓庶族四大群体。这四大群体起初各有自己的文化特征。侨姓士族是魏晋北方精英文化的主要承继者，家学门风普遍玄化，他们的渡江而南以及竭力保持其文化特征，也就意味着此种北方文化比较完整地搬迁到了江南；吴姓士族如上所述，学术方面力图固守汉魏经史传统，语言、礼俗、书法等方面也与北方精英文化有所不同。又侨姓庶族文化以尚武好斗为重要特征，吴姓庶族文化则以"妖而浮"的吴歌等著称。至于这四种文化的融汇，始于西晋永嘉元年（307）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司马睿移镇建邺（282年改建业为建邺），以侨姓为主并引用吴姓经营江南，一直持续到陈朝灭亡；其融汇的步骤，先是同一等级之间即侨吴士族之间与侨吴庶族之间的文化融汇，使得侨吴文化的差异逐渐演化为士庶文化的差异，再是士庶文化的融汇，最终形成一种体现江南社会整体特点的新江南文化。
三、新江南文化之特点
新江南文化之新，表现在诸多的方面。以语言论，唐长孺指出："江南士族普遍学习洛阳话。……葛洪所谓'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的语言就是这种吴人口中的北语，隔了多少年之后，连侨人也受到同化，一样的说那种不南不北的吴化洛阳语了"；推而论之，南朝士族说的是不南不北的吴化洛阳语，而南朝庶族说的是不南不北的北化吴语；又随着南朝士族的衰落和庶族的兴起，士族说的不南不北的吴化洛阳语进入了庶族社会，庶族说的不南不北的北化吴语进入了士族社会，这种相互渗透更促进了两种不南不北的语言的融合。当然，融合的程度在江南的不同地域还是有差别的。
在侨姓与士族占有优势政治地位的建康一带与占有优势人口数量的京口周围，新语言是以洛阳话为基础、杂有吴音的雅言，今南京、镇江等地,于是逐渐转变为间杂吴语的北方语言区；而在吴人为主、侨人散布的三吴地区，则形成了兼具北方汉语的基本语法、丰富词汇与原始吴语的婉转发音、生动习语的新吴语，今天的江南吴语中保留了大量古代北方汉语的成分，以及其优雅和富于表现能力的特征，正可追溯到东晋南朝时段。
再以音乐舞蹈论，《旧唐书·音乐志》："清乐者，南朝旧乐也。永嘉之乱，五都沦覆，遗声旧制，散落江左。宋、梁之间，南朝文物，号为最盛；人谣国俗，亦世有新声。"也就是说，永嘉乱后大部分丧失于北方而小部分传入江南的北方精英阶层的乐舞，与江南的民间乐舞结合，形成了侨吴乐舞融合的"新声"。至于其他方面，如学术风气、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也都经历了类似的熔旧出新、移易转型；即以学术风气为例，原先恪守经学、寻章摘句的特点，转型成为浸润玄风、阐发义理的风格。
西晋永嘉乱后加速转型而形成于南朝中后期的新江南文化 ，继承并发展与丰富了原先的北方文化与江南文化的精华，因此较之更加优胜；与同时的北朝胡汉融合下形成的新北方文化相比，新江南文化也更为精致优雅，并被视为汉、魏、西晋北方文化的直系继承者，而其回传、反哺、补充新北方文化的结果，又使之成为隋唐北方文化的重要源头与隋唐精英文化的基础之一。
需要简略提及的是，经过侨吴士庶的融汇而形成新江南文化的情形，在东晋南朝的今江苏省域之淮南甚至淮北地域也有体现，这由上文的侨州郡县表即可推知大概。简而言之,若以江南为比较的标尺，则由江北而淮南而淮北，这种侨吴士庶文化的融汇，优雅色彩的士族文化的比重越来越小，勇武色彩的庶族文化的比重越来越大，受新江南文化的辐射程度越来越低，受新北方文化的影响程度越来越高；再从文化面貌说，大体越往北，北方化、胡化越浓，军事意味、粗犷意味越强。
如言淮北,《隋书·地理志》称："考其旧俗，人颇劲悍轻剽，其士子则挟任节气，好尚宾游"；言淮南，《隋书·地理志》称"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无疑，淮南、淮北诸如此类的情形，同样联系着疆域形势与统治民族的变化，迁移人口与社会群体的构成，以及各别地域军事地位与政治地位的变迁、交通条件与经济条件的影响等等复杂因素。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特殊的政治格局、民族形势、人口迁徙等背景下，江苏地域文化进入了江南、淮南、淮北分途异向的演变历程。其中的江南地域，经过侨吴士庶文化的长期融汇，于南朝中后期形成了文化面貌焕然一新、文化成就如同满天星斗的新江南文化；淮南、淮北的地域文化，也因时推移地越来越复杂、丰富与具有活力。
参考文献：
胡阿祥：《魏晋南北朝时期江苏地域文化之分途异向演变述论》，《学海》，2011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