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于伦敦蒙难,确是一次意外的遭遇。以前,孙中山在美国住了多月,奔走美国各地却没能遇到多少能接受他革命主张的人,所以他下决心离开美国而匆匆赶往英国。
他来到当时的雾都伦敦,而孙中山每次到了那里,便一定要去看一看他的老师——那位在香港曾担任过西医书院教务长的康德黎博士。而康德黎博士的寓所恰巧就在清朝政府驻英国使馆的附近。
孙中山
真不巧,当孙中山在伦敦看望完老师后,走在路上却遇到了一位广东老乡邓廷铿,也许是因为孙中山身处异地,心头寂寞,或许也是因为邓廷铿操着家乡话,又积极地与他交谈,让孙中山把他错认为朋友,在彼此熟悉后,孙中山也放松了警惕性。
孙中山
但是这位广东老乡却是一个危险的人物,他在暗里是受命于当时的清廷驻英公使龚照瑗的,他巧妙地利用了孙对其的轻信把孙骗进了清廷驻英国的使馆。
孙中山被关进了清使馆的一座铁窗栏的中。那位广东老乡邓廷铿还有这位清廷的公使龚照瑗密谋如何将孙中山及时押解回国。甚至还为了防止孙中山在英国的逃脱而竟想先把孙中山毒死,然后再将尸体运回国内,向朝廷邀功。这时的情况对孙中山来说已是十分危急,可以说已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了。
孙中山伦敦蒙难记
但由于当时伦敦《地球报》及时披露了清廷无理逮捕孙中山的消息,引起了英国对清廷使馆的公愤,后英国出面干涉,孙中山终被释放。当时也有与美国官方关系密切的英美在华基督教教会组织——广学会的机关报《万国公报》,此报就孙中山伦敦蒙难一事予以报道,但却谴责孙“鼓煽狂言、谋为不轨”,还攻击孙中山在获释后“且敢连篇累牍刊录西报,谤毁星使,不遗余力,种种悖谬,其罪亦重⋯⋯”
孙中山伦敦蒙难记
鉴于此,当时孙中山写了一本《伦敦蒙难记》,由汉学家翟理斯代为发表,于此,英国朝野中的许多有识之士对中国革命运动有了一定的了解。其后,革命党人印发了许多宣传革命的书籍,并由秦力山和沈云翔、杨荫杭、冯自由等人在日本东京共同创办了《国民报》。那时又有章太炎等人到上海办了《大陆报》。香港的《中国日报》是革命党的喉舌。此段时期,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前夕,也正是当时保皇与革命两大势力彼此消长的历史时期。
康有为
追随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主张坚定走革命道路。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心的人,欲想走改良的道路。在这两大思想交锋期中,《国民报》提出革命救国的主张,正与梁启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提出的保皇改良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
那时,倘若没有《国民报》,以及1903年后的《江苏》、《浙江潮》、《汉声》、《直言》、《醒狮》等风起云涌的革命刊物鼓吹革命,也许当时许多留日学生及国内一般知识分子及民众的思想,将一直为保皇的思潮所支配。当时在上海又发生了《苏报》案,使革命的青年邹容死于狱中。
邹容
当时国内的革命和保皇的两种思潮,以及国内清廷血腥镇压手无寸铁的人民大众,虽然说当时张静江大部分时间是在法国巴黎从事经商活动,但张静江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国内发生的这些状况。这些国内思潮的激烈斗争,深深地刺激了他年轻的心灵。
张静江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是孙中山成立革命同盟会的时刻,张静江结识了吴稚晖,同时又与李石曾等人通力合作。在当时国内外反清革命思潮的影响下,张静江又联合汪精卫、陈璧君、蔡元培、褚民谊等人共同发起在巴黎创办了“世界社”,同时创刊发行《新世纪》周刊。
因为张静江看到了孙中山在伦敦蒙难时,正是由于报刊舆论及时的披露,孙中山才能即刻获释,张静江从这件事上认识到宣传的力量。
吴稚晖
由此,他开始在法国紧密配合国内外诸多革命报刊,大力鼓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主张,让世界舆论看到清朝政府的腐败和黑暗,让世界舆论支助孙中山同盟会的反清革命。那时,在法国的《新世纪》周刊和《新世界丛书》,不断鼓吹推倒清廷,建立共和。经过同盟会成立前一个阶段的初步论辩,国内保皇的改良主义思想曾受到了一次冲击。
民报
但是,当时在海内外思想和舆论界,改良派依然还有相当大的影响。许多人还对改良派抱有很大的幻想。可以说,张静江在国外展开的针对改良派的革命舆论的宣传,正与同盟会在日本刊行的《民报》,以及国内许多革命刊物互相辉映。《民报》作为同盟会的一种党报,“第一号”出版于1905年11月17日,发刊词由孙中山执笔。当时《民报》的撰稿人很多,差不多全用笔名或外号。
新民丛报
当时的保皇党抓住“土地国有”这一点在《新民丛报》对《民报》展开笔战,其后《民报》也就保皇党所提出的“革命足以引起瓜分”这一论点,对《新民丛报》予以还击。当时的《民报》和《新民丛报》两报的主要撰稿人都是能文之士,两三年间的长期论战不仅使在国外的留学生有先睹为快之感,而且也启发和激荡了国内各地一般读书人的思想,而有些在当时国内禁令森严的地方还读不到《民报》的人,他们往往从国内当时的《新民丛报》的文章中读到了《民报》的一些雪泥鸿爪,反而产生了对《民报》的同情感,从而也产生了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的拥护。
张静江
孙中山当时已非常重视国内外各地在思想方面的战斗状况,那时在巴黎的张静江常和孙中山有多方面的联系,巴黎的这些宣传,无疑使很多曾对革命持模糊态度的民众,也逐渐能正确接受到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他的政治主张。
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前一个月正在法国。(乙巳年五月离开法国),尔后,他曾说过:“新的革命组织已经在欧洲发端,到了日本就可以正式成立。”今天我们来考察张静江在法国的革命工作,不但是政治宣传上的作用,同时还参与了同盟会革命组织成立的这些头等机密大事。
张静江
这在孙的当时认为“欧洲发端”之思想上,也可说明为什么孙中山直到逝世时,对张静江一直保有非常信赖与亲密的感情。当那时在欧洲的许多华侨,以及比、德、法三国不少留学生,都纷纷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以后,孙中山知道国内及国外对革命思想已深入人心,于是,孙中山离开法国前往新加坡、西贡,尔后他回日本,紧接着在东京——终于使中国历史上的同盟会顺利诞生。
孙中山
在同盟会成立前或成立后,凡孙中山急需革命经费时,张静江总慷慨解囊,甚至出售巴黎之商店,以应革命之需。孙中山曾说过这样的话:“自同盟会成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这评价在辛亥革命前后时期,在当时的中国有许许多多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同志中,可谓是很高的赞誉了。
侠骨丹心
当然,张静江对革命所支持的经费款项数目远不止这个数字。但孙中山在心中始终认为像张静江这般出身于世代巨商大贾的人,能放弃一切,甚或放弃清政府给他的功名和利禄,而去帮助他搞革命、冒风险,这种精神就更不简单。后来孙中山还亲自题书“丹心侠骨”四个大字之墨宝相赠于张静江,以永志革命的感激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