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宿夜花
约翰·福特，作为经典好莱坞的集大成者，曾4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该项纪录至今无人超越。如果说奥斯卡对其的表彰多针对于家庭伦理片（例如《蓬门今始为君开》等），注重的是社会意义；那么，对影迷观众而言，约翰·福特自成美学体系的“西部片”的审美价值不遑多让。
在美国电影学会（AFI）评选的十佳“西部片”中，约翰·福特是唯一有两部作品入选的导演（第一名《搜索者》与第九名《关山飞渡》）。由此可见，其在“西部片”这一领域内的影响力。
电影《侠骨柔情》是约翰·福特的“西部片”中时常被忽视的一部。尽管从时间上看，它不似《关山飞渡》恰好处在“西部片”的兴盛期，也不似《西部开拓史》那般近3小时彩色宽银幕鸿篇巨制，记录了“西部片”的衰落史；但在福特个人西部片美学的践行上，影片却保持了很高的观赏性。
首先在“西部片”的元素上，《侠骨柔情》包含了基础母题——文明与荒蛮、原始西部的“丛林法则”与现代法治的对立冲突，与此同时，在情节的通俗性上也涵盖了一切戏剧性元素：正义警长、醉汉赌徒、西部女郎、赌博、跳舞、复仇、打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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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侠骨柔情》的原型怀特·厄普，是切实存在的西部传奇。从1931年司徒·雷克所著的畅销书、传记小说《怀特厄普:西部警长》问世以来，以这位传奇警长为原型的西部题材影视剧便源源不断地产出。现实中的怀特·厄普，远远没有令人为之震撼的传奇故事与英雄事迹，与西部时代漂泊谋生的“大多数人”无异，做过工人、服务员，从底层谋生，幸运地当上警长，却并没有传说中的英武、正义，日常生活庸庸碌碌、平淡无奇。
由此可见，影视剧中的怀特·厄普与现实中的对比落差之大，这一现象的本身，正是对“西部英雄神话”内在本质的最好诠释。
一方面，构建英雄神话的目的，是为了纪念、缅怀、歌颂那些开疆拓土的先人。他们与恶劣自然环境搏斗时的英勇无畏、枪林弹雨谋生中的自强不息、不满现实敢于开拓的气魄雄心，后人用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式的角色、一个有一个仪式性的画面，去书写一种“西部精神”。
另一方面，任何西部英雄神话的建立，终究是建立在其作为一个“人”而非“神”的现实性之上。因此，所谓的“正义执法者”、“无所畏惧的英雄”最终都要被剥离神话滤镜，回归到普通人的身份——一个内心深处仍旧充斥着恐惧、无奈、辛酸、苦楚的看似英雄又实则平凡的人。
因此，英雄神话的构建与消解，似乎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为何《红河》中的英雄迟暮、《正午》里的孤独无助，更能掀起广泛共鸣。由神性回归人性，解构、重塑、再诠释的过程，总能让英雄形象更有平实的魅力，比起神话的包装性与美化性，人性的多面与真实更具情感渗透力。
如何能将主角怀特·厄普塑造得富有光彩又不落伟光正的陈旧套路、使之丰富、生动、立体？这对演员的形象气质与表演能力都有着很高的要求。
在AFI百年百大明星中，亨利·方达高居男演员第六位。如果说本色演员对应的是一种观众约定俗成的角色类型，例如，“黑色电影”中亨弗莱·鲍嘉的愤世嫉俗、“西部片”中约翰·韦恩的坚毅沧桑；那么亨利·方达不同于同一时期大片厂明星的地方，在于其形象的去标签化与不受定义的角色塑造里，正因如此，他更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性格演员。
亨利·方达独具的冷幽默感，使得角色有着极其丰富的性格侧面。打斗时的矫健身姿，干净利落的言语风格，强悍又干练，丝毫不拖泥带水；而理发、打扑克、跳舞的细节，又还原了角色日常生活中的散漫意趣。
厄普的朋友“医生”多克，则是一个更为立体式的平民化的“英雄”形象。身染恶疾的多克，是一个悲情英雄的形象，一直处于一种内心坍塌的迷醉状态中。最终在与怀特·厄普的复仇之战中英勇逝去。
02
约翰·福特，作为好莱坞制片厂体系内的导演，纵然在表达上仰仗明星对情节的主导性与形象本身的表现力，但其自成一体的西部片美学贯穿全片，体现在其标志性的镜头语言。
在对外部空间的展现上，凸显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大全景、静态构图、广角镜头，将影片的视角拓展至天际线；蓝天作为背景，大地成了舞台，而西部世界与现代文明之间由对立走向融合的人类世界的发展变迁，正好置于自然世界的宏大广博之下。
而对室内空间的呈现上，约翰·福特注重对门、窗、桌、柱等线条构成的一切“矩形构图”（Rectangle composition）将封闭的空间人与人之间的微妙距离、制动关系呈现出一种动态平衡。在这种富含隐喻的构图中，角色之间的主动与被动、强势与弱势、主导与依附等各种关系水到渠成。
例如，在怀特·厄普首次与“医生”多克发生冲突时，形成了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焦灼局面，先是多克首先拔出枪，厄普处于弱势局面，处在另一端的厄普同伴递上了枪，多克处于厄普与其同伴面面相对所连成的直线内，处于他人的包围中，强势又变成了弱势局面。
单个景深镜头内的几何构图及其中动态变化、此起彼伏的人物关系，都交代了主线情节下暗中涌动的气氛改变，对角色命运有一定的暗示性。在后来的黑泽明、胡金铨的电影中，这种“封闭空间”内的剑拔弩张，都具有十足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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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男性角色间复仇*戮的快意恩仇诠释的是“侠骨”，那么“柔情”则被赋予了超脱于一般意义的爱情语境中的含义，西部世界的“侠骨”到现代社会的“柔情”，是一种文明更替的必然性，给西部侠客带来的精神世界的必然改变。
影片的原名“My Darling Clementine”直译即是“我亲爱的克莱曼汀”。克莱曼汀作为影片的主要女性角色，其象征意义多过本身的性格色彩。克莱曼汀的优雅谈吐、节制不张扬的举止，都是文明世界理想化的行为规范，其自身纯净、美好的性格特征，也给沉溺在暴力、*戮中的西部男性一种对文明世界的想象与向往。
对比之下，另一位女性主人公Chihuahua是一个典型的西部女郎，她没有独立的人格，所信奉的生存法则便是尊重男人的权威、依附于男性生存，她的娇媚、风情，无不是西部文化生态下规训出的一种传统女性——拥有着令男性着迷的妩媚，却丧失自我的人格与思想。
结尾处，Chihuahua的死，与克莱曼汀的生，正昭示着一种现代文明、法治取代西部暴力倾轧的丛林法则的必然性。
因此，在接触克莱曼汀后，怀特·厄普不见“侠骨”，只见“柔情”。
旧的西部文明终将消逝——原始的丛林法则与暴力*戮，无尽的复仇背叛、偷抢掠夺，终究陷入暴力倾轧、践踏生命尊严的无望循环中；
新的现代文明终将到来——接受教育、掌握知识，才是融入现代社会的行为规范中所需要学习的。
因此，“舞蹈”这一仪式性的场面，则被赋予了一种强烈的意义：怀特·厄普的精神世界从释放暴力、张扬野性的戎马江湖的快意恩仇，转向现代社会的浪漫轻柔、诗性惬意。
在电影的最后，西部世界的侠骨仍在延续，而现代文明的柔情已经渗透进生活。在福特的大远景镜头下，文明的更替是一种自然规律，一种文明的消逝，对应一种文明的兴起，无论身处何处，面对时代变迁、人生起伏、世事更迭，都无需过分伤感与沉溺过往。静观万物变换，感受岁月流逝的美丽与哀愁，怡然自得、豁然通达，正是福特电影中最迷人的诗情与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