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篇一）
精神准备
探路摸底，搜集了解信息，是为了作出是否迁川抉择的精神准备。尽管清初以来外省迁川活动已成一股不可遏阻的浪潮，但具体到一个家庭说来，作出挈家离乡的抉择，绝非轻率之举。除了那些因为某种冲动，盲目跟随迁大流者外，一般说来，一个移民家庭在举家外迁前，大都还经过了一个慎重的商议决策。
例如，有《王氏族谱》记载，原居湖广的王氏兄弟4人，仅有恒产8亩，不足以养活8口之家。"父母兄弟一堂相商"，决定留下两个兄弟"在楚守旧，以事父母"，另外两个兄弟"迁蜀谋新，以求生活"。如果在川一切顺利，"倘得佳境"，再接父母入川，"父子重逢，后会有期"。这样，决定先行的两兄弟，择定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启行人川，后来，在简州定居落业。
从这个实例中可见，在一个家庭内部，在作出重大的迁川决策之前，往往需要"父母兄弟一堂相商"。商议的内容包括：是否需要迁川?派哪些成员迁川?哪些成员留守?约定迁川成员在何种情况下再接留守的成员陆续跟进四川，何时与家人团聚等等。商议的目的是取得认识上的一致，以做好迁川前的精神准备。如果在家庭内部商议的时候，出现不同意见，一时无法作出决断，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商议范围，征求同族人意见也是免不了的。
光绪《陈氏族谱》记载，原籍广东长乐县油田约高车堂人陈宏典，于乾隆乙亥(二十年，1755年)偕妻朱氏，携6子3媳，共11口人，告别原乡，启程到川，在简阳县鸭子堰定居创业。他在迁川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决策过程十分完整清晰，具有普遍的代表意义。其过程大致如下：
(1)打听消息，产生迁川意向。陈宏典在广东虽有祖业，但"虑其偏窄，恐无以为子孙久远计"。一天，听说有人自西蜀回老家，于是专门前去拜访。通过访问得知，"西蜀田地肥美，风俗淳厚，遂欣然有迁蜀之意。"
(2)商之家庭，谋之族众。在产生了迁川意向后，陈宏典首先是进行"父子商议"，接着又"谋之族众"，以便听取同宗族人的意见。其中有一个名叫陈泮若的"胞叔"说道：你若往蜀，须将自己名下所分的田地出售，以便作为盘费方可。陈宏典回答说：我自己名下的田产不多，愿存在兄弟等人名下，"永作清明祭扫之需"。陈泮若又说："侄有此孝心，入蜀自然发达。"
(3)最后决定，求之神明。接下来，陈宏典又来到庙里，"谋之神，求得签云：'铁船过海难为保，滥桨轻摇遇顺风'之句"。他于是与妻并6子3媳，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告别故里，启程到川，在简阳县鸭子堰定居创业。
有意思的是，这里提到了外省移民在迁川前，还要"谋之神明"的情况。陈宏典在同家人、族众商议之后，尽管得到的都是一片赞同之声，但是，他还是对迁川的前程有几分担心，尤其是对此行的吉凶祸福未可卜知。为了从精神上获得更大的支持，他想到了向神明求助。于是，他按照传统习俗，来到庙里烧香拜神，求签占卜。结果，得到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谶语："铁船过海难为保，滥桨轻摇遇顺风。"显然，这是所有谶语所蕴含的共同特点：灵活多解。从字面上既可理解为"前程艰险，困难重重"，也可理解为通过努力，得到化解，终于"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一切全在求签人心领神会，解谶人随机应变。
本来，陈宏典的迁川意愿强烈，事前商议充分，准备周全，得到谶语的心理暗示后，对长途迁徙更加充满信心，坚定意志，因此，其结果自然是较为理想的。但是，事后有人对他的这句谶语作了宿命的考释，称他的迁川之举之所以能 够平安顺利，定居四川后事业之所以一帆风顺，全在于得到了祖宗的保护、神明的庇佑："且考之签云：'铁船，虽难过海，而'桨'遇顺风可卜，利有攸往。公之感孚何其诚也。此不独祖宗保之，即神亦佑之矣!"此说把所有的主观努力仅仅归结于心诚，把家业发达归结于感动了祖宗神明的结果，岂不显得有点牵强附会、故弄玄虚了么?
又如，还有一个名叫张巫氏的客家妇女，原籍广东惠州府龙县兴乐图了结约仁里围居住，生有3个儿子。雍正三年(1725年)丈夫张习英刚刚去世，家庭生活十分困难。一天，她在圩市上遇到一个星士。该算命先生对她说：我看过许多人的相，"如贤太婆之命，富贵大发之命也"。巫氏疑惑地回答道："衣食维艰"，从何处去发祥?接着，星士给她指点说："今岁贼蹂躏四川，空虚无人"，你何不迁到那里去，以兑现我许给你的"发祥之言"?巫氏"慨然允之"，断然决定迁川，遂"偕子携孙，始迁川东，继迁绵竹，终迁德阳蕉芭滩，遂家焉"。到巫氏去世时，"家仅中产，尚未达到目的"，但后来，到了民国年间，该家果然"大发祥"。于是，有人又借机渲染迷信，宣称"昔年星士之言于今有验矣"。后人对她的作为称赞说：
凡人生于斯，长于斯，聚族于斯，未有不恋恋故乡，不忍轻弃者。而太君因星士一言而辞粤，何其智也。服阙后始入蜀，何其礼也。偕子孙而迁之，何其仁也。择良地而居之，何其义也。四端克备，有成而有终，亦闺阃中不可多得者。
正因为移民在摸底决策的过程中，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在迁川之前和路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外省移民在追随时代潮流中，上演了一场壮志辞故里的激情活剧。
例如，原籍广东长乐县、以教书为业的范端雅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根据《范氏族谱》记载，面对清雍正年间粤东大荒，迄至乾隆之初，仍然"凋敝未复"的窘困局面，这位执教原乡的私塾先生，奋然而起，兴致勃勃地说道："丈夫志四方，奚必株守桑梓。吾闻西蜀天府之国也，沃野千里，人民殷富，天将启吾以行乎。"在他看来，既然听说西蜀"沃野千里，人民殷富"，是天府之国，等待人们去开发。我又何必守株待兔，呆在家乡!这难道不是天意在催促我启程么!于是，他当即率子5人相随入蜀，乔居永宁。越3年，又偕妣廖孺人，挈家属俱徙叙永。
居住在今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万福村的李氏家族后裔回忆说，其人川始祖在原籍粤东时，也是听到"西蜀地广民寡"的传言后，当即奋然而起日："鹤不发顶则难宏其声，蟹不脱壳则难大其腔。与其故乡之恋，曷若迁地以为良。"这里使用南方民间的通俗比喻：白鹤突顶发声，螃蟹脱壳扩腔，来发抒自己的宏大抱负，如果不能挣脱故里的羁绊，也是难以有大的发展的。因此，与其沉湎于故乡之恋，还不如向外迁徙是为良策!于是，他毅然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率其子暨孙，"由广东入西蜀成都府华阳县东门外凉风顶，佃土居焉"。
年过五旬的广东连平州人谢子越，在经过一番"探知"之后，听说经过张献忠乱，自明末迄清康熙之季，四川仍然"土旷人稀"，认为这正是"豪杰可乘之机会"，于是毅然决定"挈眷西迁"，最终落籍成都华阳。显然，当时其他迁川移民，也如同谢子越一样，在出发前必定充满了一腔豪情壮志，无不认为这是一个豪杰竞出的大好时机，错过这样的机会，那将是一个终生的遗憾。
对此，《严氏族谱·序》作了这样的归纳总结："夫西蜀古称天府，扬子云、诸葛武侯之所居也。凡吾子姓往川者，俱意气勃勃，莫不争先而恐后。于是或居川东、川西、川南、川北者，处处大有其人在也。"好一个"俱意气勃勃，莫不争先而恐后"!好一个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各地，"大有其人"!这席话不仅代表了成都的严氏家族，同时也道出了当时外省移民迁川前的普遍心声，表现出一种意气风发、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路票准备
"路引"又称"路牌"，俗称"路票"、 "路照"，或称"印照"、"照票"，相当于居民的通行证或身份证。清承明制，限制居民行动，普遍实行路引制度。
我国古代早就有限制居民行动的"传"、"过所"、"公凭"之类的管理制度。朱元璋发展了这一制度，并为此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条文。明代法律规定："凡军民人等往来，但出百里即验文引，如无文引，必须擒拿送官。仍许诸人首告，得实者赏，纵容者同罪。"同时还规定了各种处刑等级，如：凡无文引私渡关津者杖八十；若不经由规定的关门渡口而穿越者杖九十等等。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出具文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度关津论"。显然，朱元璋推行这一制度，就是要把军、民的行动范围限制在百里之内。因此，凡军、民人等要出远门，行动超出百里范围之外的，必须要向地方官请领路引，若请不到，行动便不能出百里之外。
清初四川兵祸天灾叠乘，惨遭破坏，官府不得不采取招徕人口和轻赋政策。但是，直至康熙中期，外省移民入川数量有限，与川省招民的希望值相距甚远。当时唯恐外省之民招之不来，自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凭路引入川的管理制度。凭路引入制度的施行，最早可以追溯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它原本是针对湖广人制定的。
在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的上谕中，明文写道："湖，广民往四川垦地者甚多，伊去时将原籍房产地亩悉行变卖。往四川垦地，至满五年起征之时，复回湖广，将原卖房产地 亩争告者甚多。"有鉴于此，巡抚潘宗洛上折启奏："嗣后湖广民人有往四川种地者，该抚将往种地民人年貌、名姓、籍贯查明造册，移送四川巡抚，令其查明；其自四川复回湖广者，四川巡抚亦照此造册，移送湖广巡抚。两相照应查验，则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而事亦得清厘，争讼可以止息。"康熙皇帝照准此议。
这里，既然明确提到嗣后前往四川耕地的湖广人，必须查验文引，不得再像以前那样"任意往返"。由此反证出，在此之前，湖广人原本可以自由往来，进出四川并不存在路照一说。但是，自从康熙皇帝颁布这道上谕后，一个针对湖广人的凭文引(以下简称"凭照")人川制度的雏形就此形成了。
后来，随着外省移民大量涌人四川，为了加强地方治安管理，清廷又把原来针对湖广人的凭照入川政策加以进一步延伸，规定为一种其他各省移民人川都需查验路引的管理办法。其后又进一步规定，外省移民入川后，必须与土著一样入籍，编人保甲。这一变化始于雍正四年(1726年)。是年，户部复准：贫民人川垦地，"该督抚将姓名、籍贯开造移询各原籍，限文到三月内，各造清册回复川省，核实稽查......仍与土著同编入保甲，互相觉察一。后来，四川省又规定："凡人川落业穷民，令各该地方官给以印照，到日即缴四川地方官衙门，安插入甲。"至乾隆五年(1740年)，更明令"外省人川民人同土著一体编入保甲"。
正是在这一系列政策演变的过程中，路引、照票对于外省迁川移民说来，愈显出其重要的功能与作用。可以说，它不仅是迁移过程中通过沿途关津查验的通行证，而且更是入川后在当地落户、编入保甲管理的准人证。此后，向官府申请办理照票，便成为移民入的必备手续。这一制度规定，凡欲入川的外省之民，须先向原籍地方官府请领路照，在得到批准后，发给文引，供沿途关隘查验放行；到川后缴送落业地的地方官府，"以便稽查"。凡久住川省之人，欲回原籍探亲或原籍之人欲往川省探亲者，"俱令禀明该地方官给照前往"。返回时取所住地之地方官"回文销照"，如无印照，"地方官即行驱逐"。
按照这一规定，假如一个外省移民以有亲属在川为由，提出入川"依傍"的申请，办理照票的程序应该是：首先向原籍地的官府"请照"，提供在川亲属的有关情况，包括："亲属何人"、"田产坐落何处"等。然后，由当地官府行文"移咨"四川官府进行核实，等得到"确查"后，该省地方官府即依照"定例"，发给印照。
假如一个先期入川的家庭成员，欲以回原籍探亲的名义，将在原籍的亲属带进四川，必须提出回籍"搬眷"的申请，经四川地方官府核准后，发给印照。此类照票一般应由本人亲自送回原乡；若本人一时回不了籍，也可委托他人带给家人。不管以何种方式、理由申请办理印照，照票上面的基本内容均包括：迁川人的年龄、相貌、姓名、籍贯等。最后，印照上还必须有地方巡抚的签署和关防印鉴。
在清代巴县档案中收藏有乾隆四十四年二月十日巴县发给的"路牌"一件，现照录原文如下，以见格式之一斑：特授四川重庆府巴县分县、军功加三级、记(禄)六次张为禀给路牌／以免盘阻事。本月初八日银宿山禀：系湖南宝(庆)府武冈州民，籍于三／十八年，来治城朝天厢生理。四十一年，凭媒袁步荣说合，周智文之女为／婚。同年岁歉，又有父母在家，欲搬眷回籍。恐关津阻碍，羁迟难归，银宿／山同媒袁步荣，并邻右张万一，俱结禀请
路牌，欲免盘阻。查得银／宿山并无独带等情。为此，准给路牌。倘沿途阻隘，执牌照实放行。
右牌通知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日给这件文书，是一件湖广移民从四川搬眷回原籍的路引。从文字记载可见，申请路牌的人银宿山，原籍系湖南宝(庆)府武冈州人，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落户于四川重庆府巴县治城朝天厢。按今重庆市朝天东水门尚保存大型湖广会馆建筑群，实为当年湖广商人聚居之区。该银宿山既然在朝天厢一带落户"生理"，证明其身份实为不折不扣的湖广商人。银宿山落户巴县两年后，于乾隆四十一年(1702年)凭媒袁步荣说合，娶周智文之女为妻。因为当年湖广原乡遭灾歉收，父母在家需要照顾，因此，他特提出"搬眷回籍"，将妻周氏带回湖南老家的申请。
根据路牌文字可以知道，此项"搬眷回籍"申请的办照过程如下：第一步，需要本人与相关证人(媒人和邻居)联合俱结，向当地官府"禀请路牌"，即提出请照的申请；第二步，官府接到禀呈后，需要经过进一步核查；第三步，核实结果，情况属实，方才由官府发给路牌。
这件路照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提出申请算起，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二月发给路牌为止，前后用去了3年时间，当时地方官府控制之严、办事效率之低由此可想而知。尽管颁照的乾隆四十四年"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已告结束，但作为沿途通行凭证的印照，其申请手续、功效以及基本格式，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
大体说来，在雍、乾时期，尤其是在乾隆朝时期，由于外省移民涌人四川数量过大，官府从有利社会稳定出发，为了控制人口流量，对于人川移民照票的审批发放与查验，逐渐趋于严格。例如，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前任四川巡抚马会伯上疏说："楚民人川落业者，定例令地方官给与印照验放。近有自湖广、福建、江西、广东来川者，竟无执照可验......伏乞敕各省督臣：凡人川穷民，务令各该地方官给以印照，到日，验明安插。"七年(1729年)三月，户部议定："令各省将实在无业穷民，愿往川省开垦者，给与印照，与先经查验覆到之各户，一体安插。如无照之人，除在川各有生业准其编人保甲外，所有游手之民，著即查明，令回原籍。"乾隆八年(1743年)十月四川巡抚纪山上疏："除有亲族可依，来川帮工为活者，令各省地方官给以印照，使彼均有稽查。其无本籍印照者，各该管关隘沿途阻回，毋使积聚多人滋事。"十年(1745年)，川陕总督奏称："凡赴川之人，本省给照；无照，阻回。"
今天在一些族谱上，仍可见到当年许多外省移民家庭围绕入川照票所发生的若干趣事：
例如，在四川泸州，有一个叫李文兴的移民，原居于广东长乐，雍正五年(1727年)同三弟李文光一道人川。在泸州定居10多年，于乾隆初年回粤探亲，为了把在家乡的五弟李文元带回四川，专门向川省地方官府申请办理了手续，"开路票与弟"。后来，由于广东连年发生旱灾，未能及时成行，于是，李文元只好把路票交给父亲李君旺使用。最后，父子商议，凭着这张路票，一起迁到了四川。明明是开给弟弟使用的照票，最后竟然由父亲拿着它进了四川。虽然有人票不符的嫌疑，但是仍然成功地抵达目的地。
雍正五年(1727年)，从福建永定上路的66名客家人，准备取道湖南，前往四川，投靠早已在那里落业的亲属。在路过衡阳县时，被当地官府关卡留下盘问。结果，当这批人拿出各自持有的证明文书，包括"原籍门牌"、"川省粮票"以及"亲属书信"，交呈查验后，予以放行。
这里所说的三件证明文书，"原籍门牌"是人川耕种人在原居地的户籍身份证明；"川省粮票"即亲属在四川纳粮完税的证明，是判断人川耕种人是否有地可耕的凭证；"亲属书信"即在川亲属的邀请信，是判断当地是否需要劳动力的凭证。三者至关重要，不可忽略。
这里没有提到当地官府发给的路票，可以有两种理解：其一是，人川人除了持有路票外，还需另外呈报这三样证明文书，只有证照齐全，方才可以通过沿途关卡；其二是，没有入川路票，单凭这三种证明文书，似乎也可以过关。
按照常规，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有了人川路票，所过州县关隘就应予放行，不得阻拦。但是，由于在清前期迁川民人批次、人数太多，有些地方官府在一个时段内，为了控制人口大量外流，对即使持有路票的民人，也硬性给予劝阻。例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来自广东龙川县的客家人结队赴川，途中受到当地官府的阻拦。迫于无奈，他们只得公开张贴"告贴"进行抗争。该《赴川民人告贴》称：、 字告各位得知：我等前去四川耕种纳粮，都想成立家业，发迹兴旺，各带盘费，携带妻子弟兄安分前行，实非匪类，并无生事之处......近来不知何故，官府要阻绝我等生路，不许前去。目下龙川县地方处处拦绝，不容我等行走。思得我等若人少，他们必不肯放我们，亦不敢同他们争执。但是我等进生退死，一出家门，一心只在四川。阻拦得我们的身，阻拦不得我们的心肠......我等各自谋生都在朝廷王土，并不是走往外国，何用阻拦?......总之，我等众人都是一样心肠，进得退不得。
"告贴"中提到，他们是"前去四川耕种纳粮"的，表明他们申请入川的理由充足，符合"依傍"请照的条件；但却在迁川途中遭到"处处拦绝"。在这里，奇怪的是，竟然没有提到这批人是否拥有人川路票。不过，从他们敢于以"告贴"的方式与官府理论的举动中推知，他们之所以如此理直气壮，可能正因为怀中揣有官方发给的路票。
何况，在当时广东地方普遍存在"滥给照票"的情况下，像他们这种"进生退死，一出家门，一心只在四川"的人，要搞到一纸照票是不困难的。因为，乾隆时期有的官员上疏指出：在当时广东移民人口集中输出地的惠、潮二府及嘉应州的属民，就存在着"挈眷人川过多"的情况。正因为当地"滥给照票"现象普遍，所以他并要求饬令各州县，今后"不得滥给照票"。
那么，是否没有路票就一律不准迁川了呢?
其实，也并非如此。例如，在雍正五年(1727年)政府设置关隘、严令阻拦民人人川之时，闽粤绝大多数移民入川，并没有领取路照。正如有官员奏称说，真正"请领照票者不过百分中之一二"。加之定了规定，许多基层地方官员并没有严格认真执行。鉴于南方人川的民人过境人数与日俱增，有的省的地方官生怕严格执行规定，会引发移民闹事，反而不利于当地治安皔稳定。如有官员奏折称，如果硬性执行政策规定，对途经贵州，无票入川的福建、广东和江西等省民人，凡未持有照票者，"一概遵例勒令回籍"，只怕稍加阻拦，"数日之内即至盈千累百"。雍正年间，长乐知县在一封奏折中，也对一起入川事件的处理情形作了这样的呈述：近有人川民人一起，300余人结伙同行。该县亲往劝谕，"各众啼哭叫号，并称皆有祖父兄弟在川，前往团聚，俱不肯回"。虽然尽力劝阻，发给路费、船只，但是俱不肯受领。后来，该县"以彼等非同罪犯"为由，听其前往，结果好说歹说，只劝回11人。
由此可见，在当时迁川移民浪潮面前，沿途官府大多网开一面，即便是无照者，也准其上路。后来两广总督看到其势不可阻挡，又奏请"无业贫民，携眷入川，不必强禁"，以至到了乾隆中期，四川总督阿尔泰鉴于川省荒地认垦无余，奏请朝廷禁止各省贫民继续人川，要求严饬"沿途关津，查无照票者，即行阻回"。但是，得到的答复是："此等无业贫民，转徙往来，不过以川省地广粮多，为求口食之计，使该省果无余田可耕，难以自赡，势将禁而不止。"结果，阿尔泰的奏请未被采纳。当朝皇帝既然持这种放纵态度，沿途官府也乐得顺水推舟，大开绿灯。于是，外省移民人川的大门从此被彻底打开了。随着乾隆中期以后外省移民迁川的失控，凭照入川的制度流于形式，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功效与作用。
盘费准备
由于移民从外省迁往四川的起点和具体目的地各不相同，外省移民人川时的具体情况有别，诸如途程、经历、所费时间及开支标准等并非昌县西街歇息时，自带的200两盘费已经耗尽，而出卖家产的那笔80两银子，由于"彭某竟负所托"，以致全家人"在川悬望不至"。后来听说彭某竟将银两耗散，"不敢来矣"。于是，抵达荣昌的廖氏一家人几乎陷入绝境。所谓"斯时也，盘费既尽，家无斗筲，举目无亲，借贷无门，拮据瘁瘩，固所难言"，就是其真实写照。
原籍同为广东兴宁的张美升，于雍正三年(1725年)"自粤随母(张巫氏)携弟来川，肩负行李"，抵达川东时，"仅有二十余金"。这个例子没有说出发时带了多少银子，如果按照廖奕珍的开支标准，推测张美升上路时，携带的盘费至少也不下200两，否则，他不可能抵达川东时，身上还余20多两银子。
由此可见，一户从广东兴宁出发的移民家庭，前往四川途中的盘费开支，大体在一二百两银子之间。而一二百两银子，对于一个移民家庭说来，绝对不是一笔数目。
按照前引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广东长乐人温紫彩写给先期来四川定居的嫂嫂张夫人的信中所述："家乡连年饥馑，谷价腾高，人人困苦，度活难周。老者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不胜数矣。现今目下谷价每石价钱八百余。"若以每石谷800文钱计算，在粤东地区百两银子可购120石谷。一二百两银子的数目意味着，即将离开原乡的人们，必须罄其所有家产，才可能筹足这笔上路的盘资。
从岭下村走出来的陈氏兄弟，在迁川之前所做的准备，没有提到筹集了多少银子，但是在族谱上却留下了这样8个大字："荡析里居，由闽迁蜀。"这里， "荡析里居"寥寥四字，已饱含了为筹措盘资尽卖田产房屋，以作为上路所付出的代价!
今天，在一些四川移民族谱上，当然也可以见到个别富裕家庭，携带重金人蜀的记录。例如，福建上杭县的蓝仲荣，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携千余金"，即带着千多两银子人川，"遍寻吉地"，最后在隆昌县南乡老君坝，从李姓手中购得"良田千亩，价金三千有余"。
但是，随处可见的却是众多家族的迁川始祖，为了筹措盘费，变卖原乡家产的记载。
例如，广东梅县人卢仁彦，"因见先业式微，难为长久之计"，在听说"西蜀膏腴"，看见"乡里多迁之者"的情况下，毅然"将田园、庐舍遂以出售，作为盘费之资"。出发时，只带着随身行李、囊橐上路。还有一个原籍广东长乐的杨喜，在先携13口来了一趟四川，亲身感受"蜀世界重新，风俗咸美"之后，又赶回粤东，"变业措银数百"。看来，这个杨氏家族还算有一定家业，居然在二度人川时，还能筹银数百两。而原居于贵州的舒永才与妻子铁氏，因不堪忍受继母的咒骂杖责，决意外逃四川。临行前，将铁氏出嫁时的"妆奁卖尽，换得铜钱三千"，另由其父舒琏"赐给铜钱四百，作儿媳外逃路资，及到时安家用费"。
那么，是否不具备这一条件，即没有凑够必要盘费的人，就一概不能上路了呢?也不全是这样。最典型的例子是，兴宁人廖体用，"自粤来蜀，不挟一钱"，后来依靠"昆季力作，暮年置产数千亩"。说的是廖氏虽然没有一文钱，但却依靠出卖苦力，不仅顺利抵达四川，而且后来还发家致富。
在"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中，许多外省移民由于家境状况不允许，或者是因为行期紧迫，来不及凑齐盘费，便跟随移民大军匆匆忙忙上路了。于是，对于他们说来，就有一个边赶路，边在途中挣钱筹集盘费的问题。以下这些实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部分人是如何在途中生活的：
最典型的例子是，广东长乐人钟宏予听从母命，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携3个儿子，从堂兄弟一行15人，启程上川。长子钟堤禀日："盘费不足，奈何?"钟宏予说："此地饿殍塞道，无从出备......走在丰熟地方，自可积钱。"于是，他们在路费不足的情况下，开始上路，准备在出产丰熟的地方，再设法积攒钱财，筹措进川的盘费。一行人行至湖南浏阳时，钟宏予行囊果然一空。众人欲停下来等其筹款，钟宏予劝阻说"切勿切勿"，我"自有主意，可积钱。上川不过迟来三四年耳!各位前行，不必为我忧"。后来，他没有跟随大队伍前行，而是携带全家留居浏阳，以卖柴为生。经过在浏阳"奋力斩棘披莉，樵采三年，珠积寸累"，终于积攒了100多两银子，凑够了途中所需的盘费，他才于雍正元年(1723年)，自浏阳西行，经过40多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在简阳县踏水桥安家落户。
当时这种依靠一边行路，一边为人佣工的办法来筹集路费的人，绝不在少数。例如，广东兴宁县南厢毛公堡鲤子塘的黎连兴，年15岁时，寡母李氏去世，孤独一人，"家徒四壁"。乾隆二十年(1755年)，逢至亲王姓迁蜀，黎连兴遂与他同行，及抵达四川简阳时，"已身无寸积"。那么，他在途中是怎样生活的?据族谱记载，黎连兴也是在旅途中，"为之担囊，为之营工"。又如，今双流县柑树乡的欧阳克武老人(81岁)至今还回忆说，人川启祖欧阳玉，系江西景德镇人。乾隆年间，靠一路卖劳力来川，落业于邛崃县高河乡，世代经营金箔为业，至今已传10代。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对于没有特殊技能，仅靠一身气力过日子的普通农民说来，通过在路途中帮人肩挑背驮，为他人打工干活，是维持途中生计，挣取必要的旅费的唯一途径。
除此之外，中途盘费不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变卖随身值钱的东西以补不足，这也是迁川途中常见的现象。最典型的例子是，广东人曾廷槐"自粤东偕诸弟来川"，可能出发时携带的盘费不够，"途次赀罄"，半路上就把银子花光了。当时，他身边的六弟、七弟尚幼，二弟主张把两个幼弟拿去卖了，充作路费。曾廷槐坚决不同意这样做，他说："兄弟同气也，忍割同气以自生乎?亲灵必难相容也"于是，乃将自己穿的衣服以及妻子陈氏的首饰"悉售，以资前行"。后至金堂，寄寓族家，再转至简阳，佃耕谋生。原籍福建龙岩的傅荣沐，于雍正年间奉母携7子及孙10余人上川，途经江西瑞金，再转至湖南湘潭时，"旅费不足"，不得不变卖随身值钱的东西，以至于到了"鬻冠缨"的地步，即把帽顶子上值钱的装饰品也拿去卖了，换取路费，最终到了金堂，后居成都。
利用个人的一技之长，通过沿途行医、贩卖或者教书来筹措盘费，也不失为一举两得的事。最典型的实例是，著名作家李劫人，祖籍湖北黄陂县。其8世组李述明于清初入蜀，在从湖北迁川时，沿途贩卖布匹兼行中医，后来在成都府华阳县定居。李劫人的三曾祖父李正康以教私塾、行医为业，开中药铺，专门出售湖北祖传的"朱砂保赤丸"，李劫人的父亲李传芳也靠此秘方行医兼教私塾，连李劫人的妻子也会制作此丸。又如，江西赣州府安远县的李氏夫人，于雍正四年(1726年)率男孙4人上川，"由湖广，盘费缺乏，住富翁王姓家设教"。这户移民家庭上路后，虽然缺乏盘费，但由于其子张为典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因此，通过在途中充当家庭教师，既可维持生计，也能获得筹集旅费的机会。
而最令人不忍睹的是，在迁川途中，有的移民因为路费用完了，没有办法维持生计和筹集旅资，而不得不采取"出嗣"的方式，把子弟抱给人家当儿子。例如，原籍广东兴宁的余汝彰，于雍正四年(1726年)与3个弟弟一同人川，行至重庆府永川县时，"行囊告罄"，无以为继。根据同行宗亲的主意，决定将幼弟汝常"出嗣"给同姓，由此"获银数十两"。后来，余汝彰凭借这几十两银子，勉强走到了荣昌县城附近的峰高铺。当时，盘费又已用尽，腰无分文。不得已他又把随身携带的一把破伞拿去卖了，"售获十八文"，抵达隆昌县时，他身上只剩得汗衣一件。
文章摘自《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
作者：陈世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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