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非禅
一、
贞观十九年正月，长安城外运河码头来了艘漕运船，船上下来一个和尚。
此人年约四十开外，星眉剑目，面如朗月，仪表不凡。身边陪同着不少高级官员和随从，显示着他身份的特殊；身后大大小小甚是壮观的行李，也不知内里装的是什么货物——这样的排场当即引发了现场群众的围观。
没错，此人正是刚从天竺取经归来的玄奘法师，后人叫他“唐僧”。
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他从孤身一人西行求法，到学成载誉而归，前后经历十七年，行程五万里，不仅装了一肚皮学识，也从印度携来了大量佛像、舍利和佛教经卷，可谓雅俗共赏。唐太宗一接到消息，立刻著令房玄龄负责此事，必须把他赶快接回来，于是有了开头这一幕。
为了表示接待的隆重，长安各寺当日就接到通知：第二天清早，以弘福寺为目的地，沿着朱雀大街两边，请各寺人等携带宝帐、幢、幡等供养之具夹道迎候。而首都人民虽然对番邦朝贡见怪不怪，仍是惊喜地用目光迎接法师一行的浩荡而来，内有：
· 如来肉舍利一百五十粒；
· 摩揭陀国前正觉山龙窟留影金佛像一躯，通光座高三尺三寸；
· 拟婆罗痆斯国鹿野苑初转法轮像，刻檀佛像一躯，通光座高三尺五寸；
· 拟憍赏弥国出爱王思慕如来刻檀写真像，刻檀佛像一躯，通光座高二尺九寸；
· 拟劫比他国如来自天宫下降宝阶像，银佛像一躯，通光座高四尺；
· 拟摩揭陀国鹫峯山说《法华》等经像，金佛像一躯，通光座高三尺五寸；
· 拟那揭罗曷国伏毒龙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躯，通光座高尺有五寸；
· 拟吠舍厘国巡城行化，刻檀像等。
以及：
· 大乘经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论一百九十二部；
· 上座部经、律、论一十五部；
· 大众部经、律、论一十五部；三弥底部经、律、论一十五部；
· 弥沙塞部经、律、论二十二部；
· 迦叶臂耶部经、律、论一十七部；
· 法密部经、律、论四十二部；
· 说一切有部经、律、论六十七部；
· 因论三十六部；
· 声论一十三部。
以上凡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以二十匹马背负而至。
玄奘法师的庄严宝相连同他的传奇一道，迅速赢得了民众的喜爱，所到之处，大街小巷，立刻形成拥堵，以至于他不得不启奏太宗，要求派兵守门，以防干扰法事、酿成诸过。
此时的长安，更多的是一个象征性的都城，大部分时间朝廷机构都在粮食供应较为充足的东都办公，于时二月己亥，玄奘又抵达洛阳，得到了太宗皇帝李世民在仪鸾殿的亲切接见，“帝迎慰甚厚，态度诚恳”。
早先玄奘出国，实未能得到官方批准，属于铤而走险一意孤行的私自出境，故而两人对话开头，太宗皇帝特意重提此话，表示既往不咎，“朕甚嘉焉，亦不烦为愧”，快速地将话题切入到对取经本身真实性的验证上去了：
“但念彼山川阻远，方俗异心，怪师能达也。”
玄奘对此的回答是：
“闻乘疾风者，造天池而非远；御龙舟者，涉江波而不难。自陛下握干符，清四海，德笼九域，仁被八区，淳风扇炎景之南，圣威振葱山之外，所以戎夷君长，每见云翔之鸟自东来者，犹疑发于上国，敛躬而敬之，况玄奘圆首方足，亲承育化者也。既赖天威，故得往还无难。”
大意是，主要得感谢今大大威名远扬、我大唐国际地位崇高，既然四夷闻风宾服，俺就所向披靡了。
此话不需大惊小怪。须知那时咫尺面见尊者天颜，与今时的领导接见基层群众的情形也差不了多少，总要百般客套，好话都归德于圣上，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善良而非奴性的表现。抑或现场表达并不说得十分完美，事后记录在史传上也得润饰成符合礼仪的书面样式，方可流传后世。今人读书至此，不必用一个世纪以来的柿油皿煮标准来苛责古人，要求“多一些真诚，少一些套路”，否则每一个跟皇上说过话的贤士大德都会显得卑鄙猥琐、污点重重。倒不如设身处地理解一下法师当时的心境：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山中、海上归来，人们要听的无非是猎奇。他脑中所想的却是今后的弘法工作，要弘法必须靠翻经，把没有以讹传讹、簇新而权威的印土见解告诉人们。翻经若是自己单干，工作量永远不够，要有场地、帮手，这些都只能寄希望于眼前的国君帮助。能指望这位自称老子后代的李姓陇西人吗？他心里还不确信……
太宗皇帝比较有自知之明，一句嘟囔打断了法师的思绪：“此自是师长者之言，朕何敢当也。”然后不依不饶地继续详细询问域外情形，包括天气地理，物产风俗，八王故迹，四佛遗踪等等，“并博望之所不传，班、马无得而载”。
好在“法师既亲游其地，观觌疆邑，耳闻目览，记忆无遗，随问酬对，皆有条理。”于是你问我答足足考试了半天（据说长达十几个时辰，武媚娘当时也在场），师滴水不漏、帝终于大悦。玄奘的第一次interview，也算是过关了。
虽则过关，事情没完。事后根据太宗的命令，玄奘采撷史乘、具录见闻，编写了十二卷关于西域及印度诸国的翔实介绍，堪称是七世纪时的《蓝猫环游世界》——《大唐西域记》。此书从太宗一方面看，自有籍掌握方舆情况以经略西域的企图，当年他还没料想征一区区高丽都这么艰难，此是后话。但对玄奘而言，这只是一项必要而无趣的任务，以此来换取其对弘法事业的支持。
他最初请求去清静而地位崇高的嵩山少林寺开展译经工作，那里离法师本人的故乡也十分近，但太宗虽然同意了场所、资金和人手的支持，却要求他留在自己身边，以长安弘福寺作为道场。
皇帝对玄奘恩遇甚隆，不管有无夹带着旁的目的或构想。不可否认，在他的亲自倡导下，玄奘一时间已成为大唐佛教界地位至高之人，收获了教内外异常密集的关注目光，诸多求法若渴的后学奔竞于门下，自然也打破了长安佛教界原先的格局。
这应当是在玄奘的意料之中，毕竟他清楚自身在学术上的出类拔萃，也坚持自己弘传大乘究竟了义法的使命，但荣名利养绝非是他的追求向往，抢人家的饭碗也不在他的兴趣范围，他只希望尽快把译场组织起来，把经书“信达雅”地翻译成汉文。在这个过程中他多次表请居山，远离长安名利场，却总是遭到皇帝的驳回。
作为中国知识阶层出身的一员，他对皇帝有根深蒂固的知遇之情，往往溢于言表，但从他词章绚丽、四六对仗的表文中，从那些繁文缛节的一再答谢颂扬和自我贬抑内里，我没有找到他为自己求请过什么。
他的灵魂只在译事上。
定居长安第二年，不仅《大唐西域记》书成，翻译工作也没有落下。玄奘以巨大的热情、一气呵成地译完了五部五十八卷的经论。显然，玄奘要是没在印度上层学界厮混这么多年，没有见过戒日王之流王公贵族，光靠道听途说，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是杜撰不出像《西域记》这样系统周密的方志、翻译不了森严精深的唯识学大著的。何况，他在主持翻译事业的同时，还以译场为课堂，讲论大乘宗义，抉剔法相真赜，他的讲授十分受人欢迎（有贿赂门人以偷听讲义的传说），教出来的一批弟子的学术水平也得到僧界的公认。
即便如此，依旧有无可能：玄奘法师精心收藏起了个人目的或政治野心，有意识地编织夸大了个人经历的某些方面，从而几乎永久地骗过了所有人呢？
毕竟，我们用怀疑论的眼光看，在当时大唐，谁都没有目睹过玄奘在印度的经历：他在那烂陀寺青出于蓝、成为“十大德”之一；以《会宗论》会通中观唯识二宗、中观师子光大德因此远走菩提寺；用印度语折服上门叫板的外道高手，使其改宗佛乘；写作《制恶见论》破除小乘义理；以及一系列光荣事件的高潮：在戒日王举办的曲女城辩论大会上，受请为大乘论主，提出真唯识量义，张榜公示十八日，无人发论难之。戒日王益增崇重，十八国王并于会后归依为弟子。
一个外国学人，依靠后来居上的学力，竟能所向披靡地征服其本土发源地，真有这个可能吗？会不会像社会新闻中某些海龟那样，其实是虚构了自己在国外的奖项，编造学术上的造诣，杜撰与一流学者的交游，甚或PS与政要的合影呢……
——当今社会的种种不端行为很自然地从我们脑海映射至昔，若不具有对玄奘法师品德的深切信仰，某些学者的大胆揣测、尖新理论也就未足深怪了。白居易有诗云：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那烂陀寺遗迹）
二、
幸好，玄奘本人的陈述并非孤证，历史的缝隙中，有一封姗姗来迟的远方来信，让我们可以一窥其中的谜底。
唐高宗李治永徽三年夏五月乙卯，中印度国摩诃菩提寺大德智光、慧天等致书于玄奘法师。信是以慧天口吻写就的：
微妙吉祥世尊金刚座所摩诃菩提寺诸多闻众所共围绕上座慧天，致书摩诃支那国于无量经律论妙尽精微木叉阿遮利耶：
敬问无量，少病少恼。我慧天苾刍今造佛大神变赞颂及诸经论比量智等，今附苾刍法长将往，此无量多闻老大德阿遮利耶智光亦同前致问，邬波索迦日授稽首和南。今共寄白氎一双，示不空心，路远莫怪其少，愿领。彼须经论，录名附来，当为抄送木叉阿遮利耶，愿知。
关于这位头衔长得吓死人的慧天，《慈恩传》说他“于小乘十八部该综明练，匠诱之德亦彼所推重，（玄奘）法师游西域日常共切磋。”乃是印度小乘学派的代表，“为其执守偏见，法师恒诋诃。曲女城法集之时，又深折挫，彼亦愧伏。”是玄奘辩论法义的老对手。是不是真的“愧伏”，还是只是把玄奘当成可以尊重的对手，我们可存而不论。至少这样一种主动的存问，并寄来自己写作的论著“佛大神变赞颂、及诸经论比量智等”给玄奘看，以及白氎（具有象征意义的一种法衣）一双，显然是眼里有玄奘的。
他对玄奘的称呼也能说明一些问题。“摩诃支那国于无量经律论妙尽精微木叉阿遮利耶”，翻译过来，大致是：大唐国、于无量经律论妙尽精微的解脱天、导师。木叉，不是哪吒的哥哥，而是印语“解脱天”的略称，乃玄奘在曲女城大会后得到小乘部的美誉；而“阿遮利耶”这个叫法，和随信一起问候玄奘的智光老大德的title是一样的，意译为轨范师，即教授弟子，使之行为端正合宜，而自身又堪为弟子楷模之师，故下面就简称为“导师”。
这位无量多闻的智光长老导师，《慈恩传》说他“于大、小乘及彼外书、四韦陀、五明论等莫不洞达，即戒贤法师门人之上首，五印度学者咸共宗焉。”换言之，是玄奘本宗的师兄、在戒贤法师去世后，成为了唯识宗下一代的领袖。
此外，还有说法来自略晚于玄奘的华严宗大师法藏，他是从印度人日照三藏处听说的：“近代天竺那烂陀寺同时有二大德论师，一名戒贤，二称智光。并神解超伦，声高五印……独步天竺各一人而已。以所承宗别，立教不同。”即智光是与戒贤并称的中观宗的领袖。
这其实并不矛盾，我颇疑心《慈恩传》第四卷所载的“师子光大德”，其实就是这里信上的智光，曾与戒贤共事，因为玄奘论义殊胜而避席菩提寺，故而信发自菩提寺也就好解释了。此公在戒贤身故后被众推为大乘领袖乃是理所当然，未必非得是唯识本宗才行。毕竟，当时的印度人只是好辩论而已，各宗在同一屋檐下，是能够和平相处的。戒贤、师子光（或智光）如此，智光、慧天也是如此。
——法长带来的这封书信，分量不言而喻，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奘师印度经历的真实性。
到了永徽五年春二月，法长辞还，又索要回书以报。玄奘法师于是专门写了两封信，分别如下：
大唐国苾刍玄奘谨修书中印度摩揭陀国三藏智光法师座前。目一辞违，俄十余载。境域遐远，音徽莫闻。思恋之情，每增延结。彼苾刍法长至，蒙问，并承起居康胜，豁然目朗，若覩尊颜。踊跃之怀，笔墨难述。
节候渐暖，不审信后何如？又往年使还，承正法藏大法师无常，奉问摧割，不能已已。呜呼！可谓苦海舟沈，天人眼灭，迁夺之痛，何期速欤！惟正法藏植庆曩晨，树功长劫，故得挺冲和之茂质，标懿杰之宏才，嗣德圣天，继辉龙猛，重然智炬，再立法幢。扑炎火于邪山，塞洪流于倒海，策疲徒于宝所，示迷众于大方，荡荡焉，巍巍焉，实法门之栋干也。又如三乘半满之教，异道断常之书，莫不韫综胸怀，贯练心府。文盘节而克畅，理隐昧而必彰，故使内外归依，为印度之宗袖。加以恂恂善诱，晓夜不疲，衢罇自盈，酌而不竭。玄奘昔因问道，得预参承，并荷指诲，虽曰庸愚，颇亦蓬依麻直。及辞还本邑，嘱累尤深，殷懃之言，今犹在耳。方冀保安眉寿，式赞玄风，岂谓一朝奄归万古，追惟永往，弥不可任。
——这一大段是借追忆戒贤法师（即文中的“正法藏大法师”），回顾与智光在印度的交集。特别强调了戒贤的嘱托，以表示你我分处两地，但各自都在实践弘法一方的志愿。
伏惟法师夙承雅训，早升堂室，攀恋之情当难可处，奈何奈何。有为法尔，当可奈何，愿自裁抑。
昔大觉潜晖，迦叶绍宣洪业；商那迁化，毱多阐其嘉猷。今法将归真，法师次任其事，唯愿清词妙辩，共四海而恒流，福智庄严，与五山而永久。
玄奘所将经论，已翻《瑜伽师地论》等大小三十余部，其《俱舍》、《顺正理》，见译未周，今年必了。即日大唐天子圣躬万福，率土安宁，以轮王之慈，敷法王之化，所出经论，并蒙神笔制序，令所司抄写，国内流行，爰至邻邦亦俱遵习。虽居像运之末，而法教光华，邕邕穆穆，亦不异室罗筏誓多林之化也，伏愿照知。
又前渡信渡河失经一驮，今录名如后，有信请为附来。并有片物供养，愿垂纳受。路远不得多，莫嫌鲜薄。玄奘和南。
——这里向读者指出，早先玄奘在归国途中，渡河曾经翻船，“遂失五十夹经本及花果种（植物种子）等”。正是《西游记》第八十一难，通天河老白鼋闹不开心、半道儿沉底的故事蓝本。事故发生后玄奘就已经开始在西域四处搜求遗失的经本，十年已过，玄奘仍然念念不忘，希望将经夹补完，其心无旁骛，志向专在翻译之事上是很明显的。
又答慧天法师书曰：
大唐国苾刍玄奘谨致书摩诃菩提寺三藏慧天法师足下。乖别稍久，企仰唯深。音寄不通，莫慰倾渴。彼苾刍法长至，辱书敬承休豫，用增欣悦。又领白氎两端、赞颂一夹，来意既厚，寡德愧以无当，悚息悚息。
节气渐和，不知信后体何如也？想融心百家之论，拪虑九部之经，建正法幢，引归宗之客，击克胜鼓，挫鍱腹之宾，颉颃王侯之前，抑扬英俊之上，故多欢适也。
玄奘庸弊，气力已衰，又加念德钦仁，唯丰劳积。昔因游方在彼，遇瞩光仪。曲女城会，又亲交论。当对诸王及百千徒众，定其深浅。此立大乘之旨，彼竖半教之宗，往复之间，词气不无高下。务存正理，靡护人情，以此递生凌触。罢席之后，寻已豁然。今来使犹传法师寄申谢悔，何怀固之甚也。
——这里回顾了当年自己与慧天的交往，并且清楚地提到了曲女城事件的存在以及规模。对待慧天以平辈同侪的口吻，也于不经意中显示了玄奘在印度学界的地位。
法师学富词清，志坚操远，阿耨达水无以比其波澜，净末尼珠不足方其曒洁，后进仪表，属在高人，愿勖良规，阐扬正法。至如理周言极，无越大乘，意恨法师未为深信，所谓耽翫羊鹿，弃彼白牛，赏爱水精，舍颇胝宝，明明大德，何此惑之滞欤？又坯器之身，浮促难守，宜早发大心，庄严正见。勿使临终，方致嗟悔。
——前面说自己“罢席之后，寻已豁然”，其实并没有。玄奘对大乘信仰的坚持，可以说是相当固执（这在他的翻译及传授中也有体现，当另文再述）。人家好意作学术交流来了，若是客套一下，随口赞几句“不错，很有启发”也就罢了。可玄奘愣是写了一大段申说、各种经典里的比喻，苦口婆心劝对方改宗大乘。有人说玄奘圆滑，圆滑在哪里？我看是楞得像司马光。
今使还国，谨此代诚，并附片物，盖欲示酬来意，未是尽其深心也。愿知。前还日渡信渡河，失经一驮，今录名如别，请为附来。余不能委述。苾刍玄奘谨呈。
——再次提出了海外直邮的书单。或许《大话西游》里唐僧说话啰嗦的梗，是从这儿来的？
此后的岁月中，是否还有中印两地佛学权威的书信往来，那些梵夹最终有无寄到，小子无识，不得而知。
三、
麟德元年（664）二月五日，玄奘示寂，世寿六十三。从贞观十九年（645）开始计算，十九年里玄奘译经不辍，共译得佛经77部、1346卷。直到临死前一个月为止，还翻译了四行《大宝积经》后搁笔。
此时大唐王朝已经风雨飘飖，高宗废事，武后垂帘，武周革命的戏码正在酝酿，玄奘除了在表文中随大流并称“两圣”外，并没有参与宫闱政治的迹象，他的心已经飞到了兜率天内院弥勒菩萨讲经说法的那片净土。——“有为之法，必归磨灭。泡幻之质，何得久停。”世俗的追求，何有于他哉？
（玄奘法师口述，门人窥基笔受的《成唯识论》）
据《行状》载，对玄奘的死，唐高宗表示出十分哀痛，为之罢朝三日，又五下敕书经营葬事，但这些哀荣，死者本人是看不到了。依照他本人的遗愿，“此身可恶，犹如死狗。某捨命已，勿延宮寺，宜於山原静处安置”，于是葬在长安东南、依山环水的白鹿原上。
回顾法师所译经典的次第，先本宗，即唯识诸论，略已完备；次小乘诸部，以俱舍为核心，上穷源流、下涉枝末；三中观，六百卷《大般若经》，规模空前。后续的译经计划，据《慈恩传》载，有遗言曰：
“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当卒命于此伽蓝。经部甚大，每惧不终，努力人加勤恳，勿辞劳苦。”
近人吕澄先生论他在翻译上的事功云：“尽管这些书的分量都很大，并不是他所推崇的，为了学术的需要，他还是公正地原原本本地译传了它。……玄奘的翻译不管属于那个阶段，他都注意学说的源流变化，尽可能地作出完整的介绍。这也可以看出玄奘的学问，不但规模广阔，而且根柢也是极其深厚的。”
而若要以一句话概括法师的为人品格，窃以为还是当年太宗御制圣教序里说的“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最为切当。
评论某位先哲，我们常会有“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的感叹，这是古今人心的常态。譬如乐圣贝多芬，人家说他爱财贪婪，脾气暴戾；诗圣李白，又举证他满口大话，庸俗势利；文豪歌德韩愈，都有很多难堪的情事，摆不上台面，又被一一钩沉出来、摆到了无影灯下……我们总是一厢情愿地用一个金铸的标准来投射在某位选中的时代典范身上，丝毫不理会他也是肉身凡胎的普通人，有过失败、妥协、退却、放弃的种种时刻，而一旦此人的行迹与理想被见出歧异来，带给人们的幻灭感那才叫无常迅速呢。
实则，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多夫》的扉页上写过：“真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用这样的目光来审视那些经历过历史筛汰的先哲伟人，或许才是我们读先贤先哲史传的意义：学习追慕那些我们所不能企及的地方，看他们在人生抉择时如何不被卑下的情操屈服，而不是专找那些貌似达不到现代标准的地方，来换取一种两相对照的满足感。
回到玄奘法师，观察他的一生，特别是回归大唐后的种种表现，可以说他是一个几近完美的人，一个货真价实、名副其实的人。这样的意见，我们听一个当时且中立的旁观者意见，要比今世故作惊人之论给粉丝大脑施洗者可信得多——
南山律宗祖师道宣法师，曾一度参与译场、后又近距离观察玄奘为人、虽在学术上与之持不同观点，他的评价是：
“听言观行，名实相守。精厉晨昏，计时分业。虔虔不懈，专思法务。言无名利，行绝虚浮。曲识机缘，善通物性。不倨不谄，行藏适时。吐味幽深，辩开疑议。寔季代之英贤，乃佛宗之法将矣。”
在我看来，玄奘归国后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了和时间赛跑，把印度大乘法义完整、系统、准确地介绍到汉地。这是他当年站在玉门关前、躺在八百里莫贺延碛里都没有放弃的本怀，是一个宗教信仰者的坚定和理想主义。如果说这是不合时宜的”原教旨主义”，麻烦言者自己去回炉一下对“原教旨”的定义。
扩大势力、博取虚名，败坏学风，这些污水，当法师在世时就有人朝他泼过，他以无诤的姿态坦坦荡荡地做好自己的翻译，用行动表达了回应。
官样文章、应对周旋，称颂皇帝，乃是不得已的付出、是为了维持译场、翻译弘法必要的nuisance——大唐朝治下，帝王身边的各色人等，谁没有点赞过皇帝的也可以站出来表表自己的节气；但最关键的是，他并没有为此而妥协过自己所坚信的法义。
至于后人如何揣测评述法师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我想，当他在印度孤山观音像前许下弘法三愿时，已经把这些都置诸脑后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