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际，思无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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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逝世，这个塑造了无数经典人物形象的武侠小说家，在留给世人无数纪念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些争议。金庸是如何看待那些争议的？2003年10月，金庸曾在西安举行的“金庸小说高层论坛”上，畅谈过一些对自己、对作品、对武侠小说的看法，这些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着他身后所留下的争议。在这个论坛上，肖云儒、冷成金、李震、韩云波、高建群、贾平凹、严家炎、魏明伦、费勇、汤哲声、高侠、施爱东、蔡澜等学者作家，与金庸刀来剑往，碰撞出不少有意思的思考。多年后，当年参与本次活动采访的记者张英，根据现场的录音，首次整理出了这份对话录，本刊择要刊发，以飨“金迷”。此外，刘大先、马笑泉、胡竹峰、侯磊、陈培浩五位青年批评家、作家，都曾在年轻时遭遇过金庸——对他们来讲，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仅仅是通俗读物或流行文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他们的青春成长、塑造了他们的情感构成，因此，邀请他们在纸上江湖，与金庸来一曲彼此激荡的共奏合鸣，是纪念，亦是传承。
今天是金庸先生逝世一周年，重发《天涯》2019年第2期“金庸、武侠与时代记忆”小辑，以为纪念。
渐行渐远终同在
马笑泉
阅读*开始燃烧的时候，我所能得到的书籍却少得可怜。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一个大陆中部县城的初中生，得空就扎进新华书店，在开放式书架前低头捧读，无视国营书店售货员的巡查和充满警惕、透着嫌憎的目光，直站到双脚麻木，血液仿佛已凝固成石。有种相对舒服的姿态，便是坐在地上阅读，但那很容易遭到售货员的呵斥。我不敢横眉对抗售货员，保持着自己谦卑的站姿。只能暗自钦佩那些不管不顾就差横卧过道的好汉，但这样的阅读是难以过瘾的。当口袋里终于积攒了一笔数额达到甚至略略超过五元的巨款时，我也会在反复挑选后毅然出手。《醉鬼李三》《大成拳传奇》，大概是我最早的私人购藏，定价似乎都在五元左右。这已是当时我豪阔之举所能抵达的极限。但它们并非我最想购买的书，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替代品而已。那些让我向往不已的大著仰卧在上锁的柜台中，至少是一套两本，封面上闪烁着令人心跳的书名：《射雕英雄传》《书剑恩仇录》《笑傲江湖》《多情剑客无情剑》《大旗英雄传》《大唐游侠传》《龙虎斗京华》《四大名捕会京师》……多年以后我才晓得这些书绝大多数并未得到作者们的授权，可称正式出版公开发行的盗版书。它们享受着和《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同等的经典待遇，我只能在柜台前逡巡，不敢过多驻足去凝视某一套书，因为会招来售货员质疑的目光，那飞镖一样的目光分明传达着此种意思：这不是你买得起的。我确实买不起，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抵达。出县一中校门口左转即可踏上老街，老街第二个拐角处横站着彼时全城唯一的租书店，起码在我读小学一年级时，也就是一九八五年便已开张。深深嵌入我记忆中的首先是它数块黄中透黑的门板，每天营业之初都需将门板卸下。店内既深且广，现在想来，应是旧时大药铺的格局。店子后半部分隐藏在幽暗中，那里居住着老板一家人；前半部分左右皆是书架和书柜，中间扯出一条过道。这家店子只租武侠书，金庸、古龙、萧逸、梁羽生、温瑞安、卧龙生、诸葛青云等武侠名家云集半堂，实在令人振奋。但振奋过后却是沮丧和不解——清一色繁体竖排本。对于一个内地初中生而言，这种版本几近天书，望之生畏。那个坐在柜台后低头读书的老板，着深蓝色中山装，玳瑁框眼镜几乎压在鼻尖上，看上去也像一个旧时代的人物，同样让我觉得难以接近。我只能屏息蹑步，像一个欲学剑法却遭峻拒的少年，悄悄离开固执古怪的师傅。现在想起这家店子，这位老板，仍有云遮雾罩之感。一个湖南山城的租书店老板，何以在八十年代中期就聚拢了大批港台版武侠小说？这些书的进价绝不会低于同时代内地的横排简体盗版，在进货渠道方面也只有更为复杂曲折，老板何以葆有这种老式的阅读趣味，并坚持推销给县城的读者？当时的我无法接近那些港台武侠名家，只能在《醉鬼李三》这类大陆新一代章回体武侠小说中寻找安慰。但另一条隐秘的通道从同学嘴中及时伸展出来——离祁剧院不远的废品收购站有一些我想要的旧书。实际上我想要的也是同学自己想要的，他已先行洗劫了一遍。等我匆匆赶去时，只翻出本《童林传》，还有册封面封底全无、前后又缺失了几页的残卷。但我对残卷更感兴趣，因为书脊上印着一个赫然生威的名字：金庸。口袋里揣着全部存款，不到两元。我将残卷置于《童林传》之上，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到穿着蓝色长工装、戴着套袖和白棉纱手套的老板面前。眼神中混合着锐利和狡黠的老板把两本书都拿过去扫视，这本，五毛，这本，算两毛吧。按捺住心头狂喜，我急急地抓出钱来，生怕他反悔。其实老板应也同样欢喜——后来另一位同学告诉我，这些书其实可以论斤买的，也就是说，老板收书时按废纸的价格，卖出去只要比收进时高一些就行。但我并不感到懊恼，甚至觉得按废纸的价格买卖对不住这些书，尤其是金庸的作品。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那本残卷不知被我细读过多少遍：苗人凤抱着爱女在大雨中现身又黯然离去，来去不发一言而神威自显，奠定了我心目中盖世大侠的形象，直到后来读到《天龙八部》，我才承认还有一位可以和苗人凤并立的大侠，只是一内敛，一外向，各臻极致。乔峰就该带着燕云十八骑来去如风，纵横天下，而苗人凤合当独来独往，沉默寡言。这种对孤独者的偏爱自然与个人深层心性有关，但那时我还是一个喜欢和同学打闹的小少年，性格的核心部分尚未凸显。赵半山骑着从骆冰那里借来的白马，以疾风暴雨之势闯入商家堡，当众人相顾愕然时，现身的却是位神态可亲的胖子，给大家的感觉像是随时会吐出恭喜发财之类的字眼。这种通过他者目光来刻画人物的手法金庸运用得娴熟老到，多年以后，也成为我塑造人物的惯技。残卷对我影响最深的地方却是它失却的部分，我曾许多次躺在床上，猜测此书的开头和胡斐追踪凤天南之后的情节。在黑夜中我编造了各种开头，推导出各样结局，就差动笔凭一己之臆测补足这本著名的《飞狐外传》了。多年后自己也写起了小说，我才逐渐领悟到其实当年在小屋中独自揣测时，已于无意间培养出了一些必备的能力。
《飞狐外传》肯定不是金庸最好的作品，甚至连中等偏上也难以排进，在他的长篇小说中，仅仅高于《碧血剑》，而与《书剑恩仇录》各有千秋。从写作时间上来说，它出现在整体艺术造诣高出大截的《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之后，而在此后，金庸笔下还将诞生《天龙八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可见作者即便是处于上升期，也有可能回跌。金庸的厉害之处在于他状态即便再不稳定，基础水准依然高得惊人。以《飞狐外传》的完成度，置于梁羽生、温瑞安甚至古龙的作品中，都是上等之作。而作为湘人，我从这部小说不多的相关描写中隐隐感觉到了金庸对湖南的熟悉和喜爱。后来阅读相关传记，方知金庸青年时代在湘西有过一段世外桃源般的生涯，湖南之于金庸，正如云南之于汪曾祺，给他留下了终生萦怀的美妙回忆。这是一种迟来的印证，其实但凡熟读金庸的人，都能窥见那毫不掩饰的湘西情结，这种情结甚至影响到他对鲁迅和沈从文的看法。单以小说而论，他喜欢沈从文胜过鲁迅。其实就小说语言的整体成熟度而言，鲁迅和金庸都高过沈从文。沈从文的语言水准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稳定时直入神品，不稳定时缠夹不清，但这种缠夹不清又带有文体实验的目的，别具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只是尚未抵达成熟而已。和鲁迅一样，金庸也是甫出手就进入成熟状态的小说家。《书剑恩仇录》本是带着玩票性质写的，起因是以处女作《龙虎斗京华》骤得大名的梁羽生写到快要断片，于是《新晚报》负责人罗孚把目光投向自己的下属，梁的同事兼棋友兼武侠小说同好小查，说动他拔笔相助，去填下自家报纸的版面。这部小说略嫌平淡的开头符合金庸当时半应付的心态，但那种从中国古典小说中化出来的叙事语言沉稳老练，人物对话各具声口，俨然名家风范。而随着文泰来和骆冰闯入视野，情节也扣人心弦起来。承蒙同学慷慨相借，我在初二时读到了这部金庸的出山之作。因为害怕被老师或家长收缴而无法归还，课堂上不敢看，只在放学后找个僻静角落读上一阵再回家，常常是强自起身而意犹未尽，脑子里晃动着文泰来或西川双侠的身影。我天然地喜欢文泰来、乔峰、苗人凤、洪七公这类阳刚正大的侠客，其次便是西川双侠、莫大先生、韦一笑这路诡异辛辣的高手，对于陈家洛、张无忌这种优柔寡断的小生总怀有隐隐的厌憎。金庸是不是如此不得而知，但他描写前两种类型明显更为擅长。乔峰、洪七公固然浓墨重彩栩栩如生，文泰来、韦一笑着墨不多却照样光彩夺目，至于那位莫大先生，更是神韵入骨，以少量的出镜而成为《笑傲江湖》这部巅峰之作最让人难忘的几个人物形象之一。我后来甚至揣测金庸写他时耳边是不是回荡着《二泉映月》那沉郁凄切的旋律，而脑海里亦或也闪动着瞎子阿炳在街巷中穿行的身影？但在读《书剑恩仇录》时我还无从想象《笑傲江湖》的精彩，我觉得眼前这部书已足够好，它让我首次完整地领略了金庸的结构能力和小说特质。金庸是位慢热型的小说家，出手时并不十分惊人，往往比较平实，但随着一招一式从容展开，纵横捭阖的气势和充沛的想象力便逐渐显露出来，而且细针密脚，处处照应周到。中国现当代白话小说，我先前只读过鲁迅的，还有外公书柜中一本小说选，厚如砖头，收录的大概是解放区文学到八十年代初期的中短篇小说，我稍有印象的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觉得还有些意思，但比起孔乙己和阿Q来，形象要淡许多，甚至还没有九斤老太那样活灵活现。当时我觉得人物描写就该像鲁迅这样，寥寥几笔便能让角色从纸上跳起来，却不明白这是一种罕见的能力。读完《书剑恩仇录》后，我也想当然地认为所有长篇小说皆应如此：整体浑然，细部精致，至尾不乱不衰，却没想到这在中国现当代作家身上，是一种更为稀缺的能力。所以后来读到一些写至半路便破绽百出最后潦草收场的所谓长篇，我总忍不住会愤怒起来！如果我最初读到的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是另外一些人所写，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火气。至今我都认为金庸是二十世纪中国结构能力最强和文气最充沛的长篇小说家，在这方面，他可以和《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的作者并驾齐驱。我后来也写起了长篇小说，少年时细读金庸小说的经历，使我觉得长篇整体构架坚实而能别出心裁、细部彼此生发互相掩映、通体有精神殊少懈笔是理所当然的。在我没有觉察到的某些时刻，这些深深扎根于内心的阅读标准已转化成了创作标准。写至最后一字时，也要保持着开篇时的从容和准确，在我，也是理当如此。
青年金庸。
后来我从县城转学到了市里，在同窗中迅速结交到一位好友，契机便是于偶尔的交谈时发现彼此都喜欢金庸。其实我们这一代痴迷武侠小说的人数并没有后来的集体追忆中那般浩瀚，那些追忆明显含有渲染夸大的成分。更多的男生痴迷电子游戏，而不少女生则执着于追星。彼时电子游戏还处于“街头霸王”时代，不像后起的某些网游跟小说密切相关。但那些以贴画形式频频出现在女生的文具盒、笔记本和卧室墙上的港台明星们，则或多或少都笼罩在金庸的影响下。周润发、郑少秋、刘德华、梁朝伟、周星驰、任贤齐、赵雅芝、陈玉莲、曾华倩、周海媚……这些被许多中学生供奉在梦中的明星无一不出演过金庸剧的重要角色，有的人如刘德华、陈玉莲，还因此而一炮走红。女生们谈论金庸，其实是在谈论金庸剧，这跟许多热衷于讨论《红楼梦》的人其实凭借的是电视剧、戏曲和连环画并无二致。相较之下，我和周涌华同学在走廊上畅论细节，藏否人物，颇显专业人士的素养，其他同学只有聆听和点头的份。尽管我对人物的分析较深，但涌华明显读得比我多。他向我透露拥有不少金庸作品，这令我无法掩饰自家的欣羡和向往。几天后，我应邀去他家做客，回来时书包中装着全套《射雕英雄传》。那一阵我的书包明显发福。我紧紧抓住中午不回家在校外买盒饭吃这个新的空档，把午休时间全投入到阅读中。《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鹿鼎记》，都是这样争分夺秒又一字一句嚼完的，连带着一块钱一份的盒饭也格外香甜。《射雕英雄传》是儒家正统叙事，但最有魅力的人物却是在儒家系统之外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金庸对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在这部著作中达到了尽管不是最深刻，却是最广泛的程度。诸多文化元素的运用，与人物塑造、氛围营造、场景描写、情节推进水乳交融。博学之士写起小说来往往易犯炫耀才学之病，虽才高如钱钟书亦难完全免却，金庸却能做到学问全为小说所用，绝不喧宾夺主，这是他的极为高明、人所难及之处。《天龙八部》以佛眼来观照人物，谋篇布局看似略显松散，却牢牢统摄在佛家情怀之中。即便结构尚可商榷，乔峰这个人物形象一经确立，作品便具备了中国小说所匮乏的悲剧力量。乔峰让我联想起项羽，但他无疑比西楚霸王高贵，也更令人寄予深切同情。另一过目难忘的人物形象是马夫人。金庸自承不喜现代派文学，对王家卫以现代派手法拍摄《东邪西毒》更是反感，但他凭借小说家的诚恳和对人性的洞悉，塑造出了马夫人这样一个极具心理分析深度的形象。这样的女性形象，在以往的中国小说中还未曾出现过。可惜小说并非以她为女主角，所花笔墨太少，不然马夫人会成为继潘金莲、林黛玉、祥林嫂之后又一个经典女性形象。饶是如此，马夫人依然是金庸小说中最让人震撼的女性形象之一，似乎只有灭绝师太可堪比肩。而灭绝师太的刻画终嫌失之于单向度，缺乏马夫人的复杂。《鹿鼎记》以韦小宝的发迹史贯通庙堂系统和帮会系统，揭示出中国社会的运作规律，着眼之新，手笔之大，算得上空前绝后。只是小说以单线推进，许多情节在实质上大同小异，读到后面并无阅读金庸小说惯有的欲罢不能之感。或许削减三分之一的篇幅，这部杰作会趋于完美。《笑傲江湖》我则向涌华前后借阅过三次，虽然情节已了然于胸，但重读时兴味不减分毫。它的谋篇布局在金庸著作中是顶级的，波澜层层，一层高过一层，直至波叠浪涌，形成巨潮，又能缓缓而退，稳稳收住。结尾处莫大先生于令狐冲和任盈盈洞房外拉一曲《凤求凰》，曲未终而人已遁，余韵已觉无穷。而金庸还不忘将末节余事一一交代。两人婚后重访华山时，任盈盈将令狐冲比作马猴，而自己竟要与这只剑法通神的大马猴终身相伴，诚可谓其辞若有憾焉，其心实深喜之。除了桃谷六仙的互怼怼人略显冗长外，全书无一处不修洁有度，经得起反复推敲。令狐冲也是金庸小说中最为光彩夺目的人物。金庸在后记中称其为隐士，实则他是一位勇敢的自由主义者。因为崇尚自由，所以在巨大的权势和利益前才能进退自如；因为勇敢，才能冲破重重逆境，使自己的生命出现质的飞跃。他是真洒脱、真风流，杨过与之相比，尚显小气纠结，遑论患得患失之陈家洛、犹疑不定之张无忌。所以即便金庸在同一部书中还塑造出任我行、东方不败和岳不群这三个经典形象，亦不能稍掩令狐少侠之风采。而郭靖虽然可亲可爱可敬，却不如黄药师、洪七公、欧阳锋等魅力四射；段誉虽然真纯执着，在其义兄的豪迈神勇前却有些黯淡，甚至还不及他那位多情的父亲面目鲜明；张无忌在泰山乔岳般的张三丰面前更是几近苍白无力；胡斐强悍坚决，却终身活在苗人凤和胡一刀的伟岸身影下；韦小宝固然鬼精鬼灵，生命力十足，却甘心服从皇权和师威。只有令狐冲成功地反抗了岳不群所象征的父权和任我行所象征的极权的挤压，也破除了自身心障，成为了完全意义上的“真人”。此种“真人”形象，放眼中国小说，此前只有鲁智深、杜少卿、贾宝玉三位而已。从那时起我便将《笑傲江湖》视为金庸小说的压卷之作，且一直期待着有人能在影视作品中将令狐冲演绎到位。但是，多少年过去了，黄日华之于郭靖，周星驰之于韦小宝，郑少秋之于陈家洛，古天乐之于杨过，皆已成为不可有二的影视经典形象，甚至苏有朋之于张无忌，胡军之于乔峰，林志颖之于段誉，也皆称得上形神俱备，唯有令狐冲，即便是周润发这等天才演员出马，也难以尽其神采。令狐冲这个人物形象蕴涵之深之新，也由此可见一斑。
二十多年前，我不愿面对比任我行还要可怕的高考，告别涌华，进了长沙一所金融中专，早早地获得了自由。只要考试能过关，不干扰同学，我便可在课堂内外埋首于所谓的闲书。校图书馆中的鲁迅、沈从文、张爱玲、苏童成为我的常伴，与此同时，我也没有跟武侠小说割断情缘，只是金庸渐渐换成了古龙。校门口有家租书店，可用学生证代替押金。老板娘是位少妇，眉眼间的风情贴近古龙笔下的女人。浪子与鲜活的女人，显然和十六岁出门远行的少年内心的暗潮涌动更为契合。在古龙那里，我隐隐感觉到了金庸的某些不足。他笔下的女人，即便聪慧如黄蓉，邪异如李莫愁，其内心其实都是清纯的中学女生。而古龙笔下的女人，才是属于成人世界的。金庸深受曹雪芹和沈从文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极好的一面，但在塑造女性形象方面，却有着难以摆脱的负面影响。他笔下出现了太多的江湖版袭人、晴雯、林黛玉、史湘云、翠翠、三三和萧萧，像马夫人这样的形象绝无仅有。而古龙尽管在长篇小说的完成度上远不及金庸，却是在他止步的地方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令狐冲和任盈盈归隐西湖，古龙笔下的自由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们却永远跋涉在生命的征途上。那是一群自动放弃了归宿的人，而金庸却竭力要给每一个人物找到归宿。所以尽管写出了像《连城诀》这样深挖人性之恶的作品，金庸终究是一个古典作家，而古龙却散发出鲜明的现代气质。金庸是把一个旧有模式拓展到极限，而且做到了尽善尽美，古龙却是另起炉灶，虽然形制不够精细，毛躁之处甚多，但神韵十足。金后古继，金古并称，金既不枉，古亦不愧。但是金庸通过小说创造的那套文化符号系统，在此时已深深渗透进中国各阶层人物的认知，则为任何同行所不及。仅以校内而论，男生拿根棍子舞弄，则被讥笑为在练“打狗棍法”，用粉笔头弹人，则自称“弹指神通”。每个班级几乎都有那种漂亮而不合群的女生，男生们远远地望见，彼此挤眉弄眼，抛出句，小龙女来了。女生之间打闹，时闻一声娇叱响起：接我的“九阴白骨爪”；表达对另一位女生的不服气时，则会说：她未必还有黄蓉那么聪明。至于华山论剑、凌波微步、乾坤大挪移，更是被当作成语使用，连老师们也能领会无碍。有次寒假回家，我翻看外公订阅的气功杂志，发现封三有云南一家武术学校刊登的广告，上面赫然标示：传授大理段式一阳指、六脉神剑，还特意补充说明：其神奇功效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已在《天龙八部》中部分披露。愕然了好一会儿，我才把这本杂志压在另一些报刊下面。这肯定不是孤例。金庸不仅成功地创造了一套文化符号系统，还打造出一套武术系统。这套武术系统不仅包括各式各样炫人眼目的神功绝技，还有一个层次分明的门派体系。这个庞大的门派体系有些许历史依据，但大部分出自想象。金庸构建得太完整、太逼真，影视和小说的传播力又太强大，江湖骗子们几乎不用费什么力，就能说服许多人相信这世上存在几百年来传承有序的衡山派、华山派、崆峒派等等，至于少林派和武当派，那更是毋庸置疑的巨大存在。很多年之后，有人在天山举办了武林大会。通过网络我扫了一眼门派的名目和各大掌门人的造型，不禁哑然失笑。很明显，如果不是有金庸小说盛行在前，这些名目和造型将会是另外一番模样。若是举办者神通广大到能请动他老人家站台，那将是一幅太值得玩味和诠释的图景：他虚构了这些东西，而那些人将这些东西搬进了生活，然后他又出面证明他的虚构其实是非虚构。好在这种担心不会变成现实。集小说家、政论家、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金老爷子何等精明通透，就算有人去策动，他怎会看不出那些人跟自己在《神调侠侣》中调侃过的冒充高手上华山装模作样论剑的妄人们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其实在《侠客行》还有《连城诀》中，他就已在暗暗解构自己精心杜撰的武术系统。武，描摹得再绚烂多姿，终究只是外壳，人的精神、情感才是内核。金庸早料到世人有可能买椟还珠，遂在《笑傲江湖》之后还要执意写下一部《鹿鼎记》，让武功低微的韦小宝赢遍天下，明摆着是在打破这个外壳。但世间多有不明白或假装不明白者，他老人家想必也是无可奈何。于是乎传授六脉神剑、乾坤大挪移、九阴真经等等绝世神功的武馆武校可以堂而皇之刊发广告，就算对此等名目抱有怀疑的一些国人，也会觉得程度没那么严重的绝技是有可能存在的，比如黑砂掌、达摩剑法、刚好能够越学校围墙外出的轻功、让巡查宿舍的老师突然变成木偶的点穴术……我对此早早有了免疫力，是因为实际的打斗经验告诉我那些花样百出的动作其实是“舞术”，真正有效的还是直拳、摆拳、勾拳、劈掌、肘击、膝撞、扫腿、正蹬、侧踹这些简练质朴的招式。所谓的发放内气打人更是臆想，一个人拳脚有多重取决于本人体量和身体的协调运用能力。金庸小说中的武术设计其实是受到围棋段位制的影响，侠客们不断修炼招式和所谓内力，以求升上更高段位，而段位低的人永远打不过段位高的人。但在实际的打斗中，受体能、环境、心情、武器、时机等等因素的影响，输赢是件很难预料的事。古龙曾经混迹于底层，应该目睹过街头好汉因为托大或者状态不佳而被庸手打伤甚至打死的揪心场景，所以他从不保证自己笔下的一流高手定会胜过二流三流高手。古龙塑造的狠角均善于保存精力、捕捉时机、千方百计蒙蔽对手，并且通过不断实战来维持和提升自己的攻击能力。在《多情剑客无情剑》里读到排名第一的天机老人被上宫金虹击*时，我难以接受，就像很难接受张三丰会败给灭绝师太。但结合自身经历细思良久，我不得不承认，相比金庸的“段位制”，古龙的描写显然比较接近武技的真相。
香港文化博物馆金庸馆。
中专三年我深深地迷恋古龙，但并未因此而对金庸淡漠。当在东塘某书店遇见《文坛侠圣：金庸传》时，我毫不犹豫地买下来，然后赶回雨花亭，靠在床上一口气读完。现在看来，这本冷夏精心撰写的传记难免有正面宣传之嫌，但他所运用的资料基本属实。也是在同一家书店，我看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这套书对每月只有三百元生活费的我而言显然太贵，我只能站在那里逐一翻阅。当读到金庸被排在小说大师第四位时，我顿时兴奋起来。那是一个还没有网络的年代，我不知道这套文库的排位已惹起争议。我觉得并无不妥，只是先前还没有人如此排过而已。带着喜悦和激动回到学校，我却一时找不到人分享。同学们大多还在校外的电游厅和桌球室里乐不思归。很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古龙，看看他的反应，但他已逝去多年。“小李飞刀”已成绝响，但“小李飞刀”最佩服的前辈还健在，并且有机会目睹自己渐成正典。到了第三学期，我主编校文学社《银鹰》杂志，用司马文泉的笔名和另一位喜欢武侠小说的高年级同学以笔谈形式发表了一篇《青梅煮酒论武侠》。在文章中我写道：“金庸先生博大精深，具有一代宗匠的身份，可称之为武侠中的杜甫。古龙标新立异，飘然不群，可称之为武侠中的李白。梁羽生缠绵古雅，被称为新派武侠开山鼻祖，可称之为武侠中的李商隐。而温瑞安豪气迫人，俊逸自赏，可称之为武侠中的杜牧。”现在回头来看，十七岁的我比拟颇有可斟酌之处——古龙没有李白那样大的格局，比之为李贺，更为准确；将梁羽生比作李商隐，显然有拔高之嫌，或许半个白居易要贴切一些；温瑞安在气质上则应是杜牧与辛弃疾的混合体，只是在武侠领域的成就上远不及辛弃疾在词坛的高度。只有把金庸比作杜甫，至少在各自领域所达到的大和全这两方面是能够相提并论的，更何况两位以天下苍生为念的儒家胸怀也高度一致。在同期我还发表了平生首篇小说，题目叫《可见北国雪》，如今重读，险些把牙齿酸掉，当时却颇为得意。前面部分用的是古龙体，几乎一句一行，后面杜撰的女主角的信则是不分行的李清照体。是的，杜甫和金庸虽好，但李清照和古龙，才是最能引起雨季中的少男少女共鸣的。相比忧国忧民的大侠，当时的我，更向往做一个狂放不羁的浪子。金庸封笔之后，主动将明报副刊的重要版面让给了古龙，恐怕也是认识到这个海岛浪子的文笔有着自己无法覆盖的魅力。而此举又显示出金庸确实具备一代宗师的气度和见识。如果要从他的小说中找一人来比拟的话，我觉得最像方证大师。
慈和的方证大师其实是深有权谋的，否则单凭令狐冲的热血和意气，阻挡不了日月神教一统江湖的步伐，但他的权谋是为合理的生存服务的，客观上抵达了善。很多年后，我买到另一本金庸传，作者是傅国涌。金庸对这本传记的反感程度要超过《东邪西毒》，在接受采访时向来含蓄的他表示：我不建议读者阅读这本书。看到这句话时我居然想起了爱跟人赌气的周伯通，不禁莞尔。此时我已许久不碰金庸小说，文学上的自觉时时提醒我要远离那些情节太吸引人的作品，何况更广泛的阅读早让我看清了武侠小说终究是种类型文学，以金庸之大才，很多时候也无法突破类型文学的局限。对金庸排在第四我依然没有意见，只是鲁迅、沈从文和排在后面的张爱玲、老舍，还有没能排上的施蛰存、汪曾祺等人，他们的得失对我而言更具借鉴作用。但我依然关注着金老爷子，带着一种悠长岁月中积淀下来的亲切感，同时我也渐渐能平视他了。就像他在《金庸作品集》自序中所强调的：小说是写给人看的，小说的内容是人，傅国涌这本传记也不过是努力呈现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而已，考证是缜密深入的，笔调是中正平和的。生活中的金庸，有坚持，也有妥协，有真率，也有算计，有仁爱，也有冷酷。但是，谁又没有呢？在相同的环境中，做得比他好的人，又有多少呢？参加工作多年之后，我已明白己如不能，切勿苛责他人之不能。何况金庸之所能，已超出常人太多。他一生自强自尊，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也成就了大批英才，对得起“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的血脉，对得起厚实的天赋，对得起成全了他的香港，也对得起他与之深刻互动的时代。他称得上是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然，同时也是一位老谋深算的企业家，一位嗜好广泛的风流才子。读罢这本传记，我对金庸没有增添任何失望，反而觉得他更加真实，就像身边某位不乏缺点但依然可亲可敬的长者。他吝于给作者提高稿费，他运用传统政治手腕驾驭下属，他喜欢上一位餐厅女服务员然后为了她跟共过患难的朱玫离婚，他向倪匡炫耀花十万元买的新棋盘并紧抱在怀里，他因痴迷围棋有时连社评也顾不上写，他戒烟之后还要特意坐在蔡澜身边闻闻烟味以解心瘾……这些与文坛侠圣、报业巨子的形象并不矛盾，反而让我觉得，他和我等一样，需要不断地克服自身的狭隘、懒惰、放纵，才能成就光荣与梦想。
金庸亲书对联。金庸以十四部长篇及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组成这副对联，短篇小说《越女剑》则不包括在内。
早在一九七二年，金庸就基本完成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宏伟构建。六年后我才出生。一九八零年，金庸又结束了为期十年的小说修订工作。到我上小学，黄日华、翁美玲主演的《射雕英雄传》才以一种延迟引进的方式进入内地。但当时县城中拥有电视机的家庭并不多，我只是偶尔听到从别家门缝中飘出的《铁血丹心》旋律，虽然莫名地心动，却从没有凑上去偷窥一眼。我经常在街巷中游荡。那时总觉得时间凝固如糨糊，每天都是如此漫长，长大成人是件近乎无望的事情。但变化其实在慢慢发生。祁剧院不知从何时起开始放映录像，湘中名角花中仙、花中美的真人表演被港台明星的幻象所替代，进出其间的多半是一些让我仰慕又生畏的社会青年。而祁剧院下面的废品收购站和老街上的租书店也已悄然开张。一九九三年，我在外公订阅的《半月谈》上看到则消息：江泽民接见明报集团董事局主席查良镛一行。我把这个消息转述给结伴上学的同学，并不无得意地向他们指出，查良镛就是金庸，惹起了小伙伴们的惊异。我却不知就在访问结束后，金庸与他一手创办的明报集团彻底脱钩，实现了退隐江湖的承诺。但他是金庸，不是范蠡，何况已是大众传媒时代，网络时代也将接踵而至，即便隐于五湖云烟深处，也难逃镜头追捕。此后二十余年，随着两三代青少年读者逐渐成长为社会各领域的中坚力量，金庸创造的那套文化符号系统也稳步晋升主流，并衍生出了许多亚文化，他也由此成为中国当代文化领域内一位张三丰式的人物，一个众多干流和支流的源头。这些干流支流表面上可能完全不搭界，却跟金庸小说有着或隐或显或反或正的联系。从二零一六年起，我开始尝试着处理国术这一题材，陆续写出了《轻功考》《宗师的死亡方式》《直拳》《回身掌》等小说。每篇我都竭力寻找新角度，试图挖掘出武侠小说家们从未抵达的意蕴。看起来完全不受金庸影响，其实正是他作品的巨大气场在推动着我另辟一道。貌似渐行渐远，实则那种影响已然内化，如同青春的记忆融入骨血。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日晚上，在微信中看到他老人家仙逝的消息，我连忙又去网站上查证。确认属实后，我没法再做别的事，坐在书房里长久地怀想。并未感到如何悲痛，但惆怅、伤感和喟叹是难以免却的。那夜我想得很多、很广、很远，但在朋友圈只发了一张朗声旧版金庸作品集书影照，并配了三个字：还在呢！
马笑泉，作家，现居长沙。主要著作有《迷城》《愤怒青年》《银行档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