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电影《小偷家族》中，东京的都市丛林中一所寒酸的老房子中，一家六口共同组建了一个靠偷窃坑蒙拐骗为生的临时家庭，他们游走在贫困与非法的边缘，却也充满着互相依存的温情和快乐。在为这一家在城市无依无靠又抱团取暖的故事所感动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日本社会分化、阶层固化的一系列问题。
日本东京学艺大学教授山田昌弘在2006年提出了“格差社会”的概念。格即等级，差乃差距，“格差社会”就是指日本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社会。在日本经济学家橘木俊诏《格差社会》一书中讲到，日本的格差正在呈日益扩大的趋势。在日本国民的高收入和高消费水平、繁荣的国际都市、现代化的商业模式背后，是巨大的生存压力、大量失业和流浪人员、阶层固化和不平等、逐渐缩小的社会保障网以及生活于其阴影之下的弱势群体。
而在中国，我们也有相似的焦虑。在这些当代焦虑中，日本似乎可以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
4月6日，著名旅日作家萨苏、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做客单向空间·爱琴海店，以《格差社会》为镜，聚焦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与读者一起探讨个体和社会应当如何应对“格差”所带来的挑战。
李春玲（左一）和萨苏（左二）
橘木俊诏眼中的“格差社会”
日本经济学家橘木俊诏，1943年生于兵库县，1973年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在美、法、英、德大学及研究所从事教学与科研。曾任京都大学经济学研究科教授、同志社大学经济系教授、日本经济学会会长等职，现任京都女子大学客座教授。
橘木俊诏被誉为“日本格差研究第一人”。20世纪90年代，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给日本经济造成了巨大创伤，日本社会进入长期不景气的时期，有人说日本“失去了20年”。在这一背景下，橘木俊诏曾大声疾呼：“一亿总中流时代已经结束。”
此言一出便在日本国内引发了争论，日本学者神野直彦和宫本太郎认为这是“点燃格差社会论的导火索”。随后，橘木俊诏在日本著名出版社岩波书店出版了《格差社会》，就是对这一争论的回应，并针对上述论断的背景、原因及解决方案展开了深入讨论。
在他所著的《格差社会》中，通过对比发达国家和日本再分配前后的基尼系数，从科学的数据入手，追问格差现象的严峻状况，揭示了日本一直不受重视的年轻人失业、女性贫困、老年人无依无靠等社会现状，并提出解决之道。橘木俊诏站在经济学家的高度，书写了对弱势群体的人文主义关怀。
橘木俊诏指出，日本社会“格差”扩大的原因包括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不平等、雇佣体系的急速变化等等，这种“格差”很可能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因此，橘木俊诏倡导用社会保障网来缩小社会不平等，特别是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
政治家的孩子是议员，医生的孩子还是医生
“一个阶层固化、无法反映个人意愿和能力的社会不能算是理想的社会。”在《格差社会》，橘木俊诏讲到，在日本，社会的流动性正在减小，父母职业决定子女职业的比重在上升。“政治家的孩子是议员，医生的孩子还是医生”几乎成为了定律。而问题在于一组悖论：“想要纠正阶层固化，关键是教育”，但另一方面，“一个人能否受到良好的教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父母的阶层、职业和收入”。
他举了两个简单的例子，日本的政治家中有相当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议员，最为典型的是小泉首相之后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截至2006年6月产生了五位候选人，即被称为“麻垣康三太郎”（麻生太郎、谷垣祯一、福田康夫、安倍晋三、河野太郎）的五人，他们的父亲或祖父都曾是国会议员。
再如职业棒球选手，巨人队的教练长岛茂雄，还有先后任南海、养乐多、阪神、乐天队教练的野村克也，这两位家喻户晓的著名选手、教练。他们的儿子长岛一茂、野村克典也都是职业棒球选手。尽管政治家和棒球选手职业有所不同，日后子女的发展还是要看自己的能力，但“世袭”的政治家却难像职业棒球选手的子女那样被自然淘汰掉。从人力资源运用的角度上来说，各行业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人才未能实现最优配置的问题。
在萨苏看来，橘木俊诏所讲的不仅是日本的格差社会，而是讲整个东方的格差社会。而作为多年从事社会分层、教育社会学和青年问题研究的专家，李春玲也有着自己的见解。个人及其子女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固定不变或者很难改变，这种意义上的“阶层固化”意味着社会存在不公平和不公正现象，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她表示，中国近十几年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阶层边界越来越明晰，之前教育是突破阶层边界、上升流动的很好的方式，现在农村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要比二十年前更难，
另一个导致阶层固化的因素是房价。房价上涨强化了阶层地位的代际传递。现在社会上在讨论中产阶级的标准。中产阶级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在整个收入分配中处于中间位置，是中等收入者，这是一个很低的标准；另一个标准是从职业、教育和收入三方面来看，从事白领工作，收入是中等以上，教育水平也属于中等以上，在社会学家看来就属于中产。在之前房价不高的时候，北大清华毕业的人出了学校很快就能努力达到中产，但是放在现在，你拿到名牌大学的文凭，如果想要在北京上海待下去，过上有车有房的生活，没有父母的帮助买房子，很难达到中产的状态。
对于社会上总是在提的“寒门难出贵子”的观念，李春玲觉得这样的说法有些过重，尽管对于底层的孩子来说向上流动的阻力有所加大，但是近几年国家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比如采用多种政策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惩治腐败行为、限制垄断部门过高收入、完善法制建设等等，都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公正，在稳定和合理化社会分层秩序的同时，通畅社会流动渠道。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底层若想获得成功，也需要更努力，要付出更多。
技术发展导致格差变大？
从电器时代到互联网时代，科技的进步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技术发展是否使得社会格差变大？在科技发展的飞速时期，互联网公司、高科技公司顺应市场发展规律，获利越来越多，但科技的发展也带来了工厂工人的失业，机器取代人工的趋势在不断发展，这种状况就造成了收入差距日渐扩大，互联网公司财富积累越来越多，下层工人反而失业率提高。对于这个问题，李春玲觉得，虽然科技进步有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是可能因为各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发展模式不同，还是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近几年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就业市场产生了很大影响。机器取代人工的趋势日渐明显，而李春玲认为，对于被取代的工人的再安置的问题，日本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做法。比如可以从服务业着手，日本的服务业特别好，是我们愿意去日本旅游的原因之一。
在萨苏看来，造成日本格差社会的原因有两点，一个是日本政策的原因，另一个是日本的老龄化问题。日本现在推行的“银发经济”，就是意在减少格差社会问题的一种手段。他不认为科技是造成收入差距变大的原因。科技发展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人也是资源，科技进步使得人类这种资源发生了行业的再分配。
破解格差难题：教育 就业
经过研究论证，橘木俊诏提出，虽然目前日本社会的格差仍在不断扩大之中，但是日本可以做到在不牺牲经济效率的前提下，兼顾过程和结果两者的平等。其秘诀就在于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领域。
和橘木俊诏一样，李春玲也认为教育是解决格差问题的关键。她表示：“在现代社会，实现向上流动的最主要途径是教育，贫困农村家庭的子女可以通过考上重点大学而改变命运，农民工也可以通过技术培训而成为白领和中等收入者。这都是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方式。”在教育方面政府已经有很多政策，比如对农村的教育投资，在招生名额和教育计划上向农村倾斜。
另一方面，国家也应当保障教育机会和劳动力市场公平竞争，消除户籍、城乡、体制、性别等身份因素影响所导致的歧视和流动障碍，促进阶层流动渠道的畅通，提高社会流动性。
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我们的理想。但是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有直面现实、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说，《格差社会》一书以日本为镜，为中国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个人如何破除格差困境提供了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