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孤独可以被言说

作者：赵慕宇

庚子年春节，“宅”在家成为众人常态，出游取消、行动限制、朋友无法见面，都让假期略显“无聊”，或多或少有单调、憋闷之感。在此情形下，你是否感到烦恼，体会到孤独呢？

《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

（日）斯波六郎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人间孤独与对天诘问

法国作家加缪曾留下这样一段经典描述——某天清晨，当你独自面对镜子中的自己，是否会突然感到陌生，乃至疏离，进而不认识“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存在于这个世界。这很可能是二十世纪以来，现代文学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问题（且没有之一）：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自处于世界？在诸种思考中，我最欣赏的答案正是“孤独”。

孤独不等于寂寞，寂寞是依赖性情绪，寂寞者内里缺少“主心骨”，从而把命运的悲喜，交付于种种现实的表象，比如难以逃脱的消费主义“陷阱”、自我感动的情绪抒发、盛大却又空虚的景观等。孤独，正如加缪所言，是清醒的自我意识，孤独者能够发现并接受：人孤零零地存在于世界之上，没有人能够百分之百理解你，甚至你自己也不行。这种“被抛到世界上”的命运，固然令人感到荒诞而痛苦，但孤独者用自己的方式接受它，并以清醒却也悲壮的状态，勇敢地面对他人、面对世界、面对自己。

日本汉学家斯波六郎的《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将“孤独”作为切口，纵观式阐释中国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其文颇多创见。中国古代文学，自始至终都在围绕孤独言说，或者说正是孤独感，激发出中国古代文人常见的思维模式和处世之道。

当我们在现实中失落时，会习惯性求诸于“天”，所谓“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其实这是人间的失意与落寞，让人找不到“出口”，于是只能将命运寄寓给抽象的他者——“天”。人们无法掌控命运，遭遇失败时，就难免慨叹“天时不在我”“天命不公”。《史记》记载项羽在乌江边自刎，正是抱有这种“天之亡我”的情绪。

更著名的则是屈原，他因为楚王的疏远，而不断追问自我的存在与处境。《离*》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大量运用瑰丽的想象，营造了与人间相对的“天上世界”。这里所谓“相对”不是对立，而是一种人世间的“延伸”，其着眼点不在于“天是如何”；而在于“天道令我如何”，再进一步，就是假如人间的楚国不遂我心，那么天道是否能够“公正”？“天的世界”是否全然美好？屈原的《天问》也将这种诉求，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魏晋以降，乱世横出，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开始接受“天道无常”，而从发出慨叹。南朝诗人鲍照写道“莫言草木委冬雪，会应苏息遇阳春。对酒叙长篇，穷途运命委皇天。”他在后世备受关注的《拟行路难》中，表达出一种极具张力的态度——每个人不能逃脱自己的命运，虽从理智上认可，但在感情上倍感痛苦。正如当下所言：懂得很多道理，但依然过不好一生。每个人都追求幸福与理想，然而现实挫折，不免令人困顿悲伤，如果难以逆天改命，那么发出对无常世界的感喟，无疑是排遣情绪，且能产生情感共鸣的佳选。正如鲍照所写：“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选择隐逸与困境持守

现实生活不能顺遂心意，还引出中国文学的另一条主脉——隐逸文化。隐逸者往往怀抱理想、隐没不彰，于是不求仕进，主动与现实社会保持距离。被我们所认可的隐逸者，绝不是一味逃避现实的“废柴”，而是具备坚定的信念与态度，他们的孤独感，直接来源于现实困境，如奸臣当道、主上昏庸、持续战乱等等，总之其抱负得不到施展，从而主动躲避，用现世的放弃，换取价值原则的坚守。

最著名的隐逸者当属陶渊明，他认为自己无法调和现实生活，便主动寻求“自然”。陶渊明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在我看来不是淳朴的描绘、自然的追求，而是隐者的典型生存模式——态度上不可妥协，生活上简衣疏食，情感始终充沛，且用文学进行精彩诠释。比如陶渊明喜欢写“影”，其实是把隐者的孤独感付诸语言。斯波六郎如是解释：假设我们将陶渊明、凝视影子的陶渊明、被凝视的影子，视为A、B、C，那么陶诗之妙，正在于A从B与C的交融中，获得暂时的慰藉和快乐。而这种写法，大量出现于后世的文学中，乃是一种剥离化、对象化的书写。

陶渊明所坚守的价值，又和中国文学另一个重要命题相关，那就是“穷”。穷的现代语义其实是古代的“贫”，即财富稀少、经济拮据；而穷的古代语义，则是困境乃至绝境，也就是人所面对的现实不顺。

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并称赞他最爱的弟子颜回“安贫乐道”，其原话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君子，要在“穷”这一困境中坚守原则，不因困难而妥协，这种持守被中国传统视作根本价值原则。在我们熟知的《滕王阁序》中，王勃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亦是此意。所以，“穷却持守”的前提，必然是承受住自己不被理解、不能施展的孤寂命运，而将此生的抱负化作新的生活状态。

李白的超越与杜甫的悲悯

当然，对“穷”的应对方式，绝不止于陶渊明的田园牧歌，还有李白代表的超越境界。修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追求之一，他和上文提及的“天”有极强关联性。所谓“仙”，在古代也写作“僊”，其字形和“遷”（迁）相似，假如我们做一个“浪漫”的解释，不妨说修仙就是人的幻化过程，从肉眼凡胎升迁至心无挂碍的境界。本质上成仙不是成为“神”，而是修炼至无有烦恼、甚至长生不老的完美状态。

李白“谪仙人”的名号，在这个维度便极有趣味——李白在自己和后世崇拜者的目光中，都是“仙”，这意味着他与现实存在或多或少的“距离”。无疑，李白认为其才华无与伦比，却不被世俗认可，他不企图与世界和解，而选择长久的愤懑，他看轻现实世界，暂居于超越之境。这个超越的境界是充满情趣、与俗人世界迥然相异的天地，也是李白所满意的存在之所，只不过，他要承受决然的孤独，因为超越的世界太过疏离，只有李白自己可以进入。这就解释了为何李白的诗总是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因为作为“仙”，他的肉身在人世，而精神在超越层次的仙界，自然有股睥睨傲世的气势。

与李白同样伟大的杜甫，则代表着融于天地、感怀人世的漂泊之境。杜甫一生的颠沛流离，固然由斯世动乱造成，他用“蓬”（转蓬、飘蓬）“鸟”（沙鸥、孤雁）形容自己的身世，而“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凄苦形象更是深入人心。

毫无疑问，杜甫不仅孤独，而且痛苦，但其可贵之处在于——在漂泊之中，依然有对万物的体恤之心，与世俗的、肤浅的同情不同，他内心充满严峻的、谦虚的清澄。杜甫不再将悲惨命运，视作自己抑或个体的问题，而是全人类、全世界的问题。在如此阔大的境界中，杜甫总能从眼前景物，遥想到尚不存在却必然存在的景象，因此，那种无穷无尽的意味，就赋予现在眼前景色一种无限隽永的况味。比如“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

杜甫将孤独的必然性和时空的无限性，巧妙地熔铸一炉，又对万物倾注着感同身受的悲悯。用斯波六郎的话说，即“诗人和那些事物融合为一，使孤独寂寥的人类之心，回到广阔无边的宇宙中去。”我认为这是杜甫诗之所以深刻和精彩的缘由。相比于李白那种“潇洒的转身”，我更欣赏杜甫这般“温柔的接纳”，杜甫通过眼前即景，使哀伤苦恼得到缓解，虽然孤独悲惨不可能彻底消失，但能在融合外物的过程中生发感怀，从而将这种境遇，无限推衍，读者经由这些描绘，深感“得我心之所同然”，以致在杜诗找到一种诗意栖居的方式。

斯波六郎认为：所谓人类的生存方式，最终不过是回归到依靠什么的问题上来。人类无论如何都要依靠什么。人类既是孤独的，又不会是彻底孤独的。相比于古人，我们何其幸运，因为当我们再次陷入加缪所描述的困境时，我们已经拥有屈原、鲍照、陶渊明、李白、杜甫……我们并不寄希望于他们的文字，能够给每个人带来迅速而有力的解脱——孤独的命运从根本上无法消除，但是，这些人与诗的存在，却昭示着：曾经也有人和我们一样，追问命运无常、饱受孤独之苦，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留下只言片语，叩问并影响着后世的人类。而我们选择对抗孤独的方式，又何尝不能是人类千千万种状态中最宝贵、最精彩的那一个？（赵慕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