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孤独可以被言说

如果孤独可以被言说

首页角色扮演衍道修真更新时间:2024-05-09

作者:赵慕宇

庚子年春节,“宅”在家成为众人常态,出游取消、行动限制、朋友无法见面,都让假期略显“无聊”,或多或少有单调、憋闷之感。在此情形下,你是否感到烦恼,体会到孤独呢?

《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

(日)斯波六郎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人间孤独与对天诘问

法国作家加缪曾留下这样一段经典描述——某天清晨,当你独自面对镜子中的自己,是否会突然感到陌生,乃至疏离,进而不认识“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存在于这个世界。这很可能是二十世纪以来,现代文学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问题(且没有之一):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自处于世界?在诸种思考中,我最欣赏的答案正是“孤独”。

孤独不等于寂寞,寂寞是依赖性情绪,寂寞者内里缺少“主心骨”,从而把命运的悲喜,交付于种种现实的表象,比如难以逃脱的消费主义“陷阱”、自我感动的情绪抒发、盛大却又空虚的景观等。孤独,正如加缪所言,是清醒的自我意识,孤独者能够发现并接受:人孤零零地存在于世界之上,没有人能够百分之百理解你,甚至你自己也不行。这种“被抛到世界上”的命运,固然令人感到荒诞而痛苦,但孤独者用自己的方式接受它,并以清醒却也悲壮的状态,勇敢地面对他人、面对世界、面对自己。

日本汉学家斯波六郎的《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将“孤独”作为切口,纵观式阐释中国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其文颇多创见。中国古代文学,自始至终都在围绕孤独言说,或者说正是孤独感,激发出中国古代文人常见的思维模式和处世之道。

当我们在现实中失落时,会习惯性求诸于“天”,所谓“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其实这是人间的失意与落寞,让人找不到“出口”,于是只能将命运寄寓给抽象的他者——“天”。人们无法掌控命运,遭遇失败时,就难免慨叹“天时不在我”“天命不公”。《史记》记载项羽在乌江边自刎,正是抱有这种“天之亡我”的情绪。

更著名的则是屈原,他因为楚王的疏远,而不断追问自我的存在与处境。《离*》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大量运用瑰丽的想象,营造了与人间相对的“天上世界”。这里所谓“相对”不是对立,而是一种人世间的“延伸”,其着眼点不在于“天是如何”;而在于“天道令我如何”,再进一步,就是假如人间的楚国不遂我心,那么天道是否能够“公正”?“天的世界”是否全然美好?屈原的《天问》也将这种诉求,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魏晋以降,乱世横出,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开始接受“天道无常”,而从发出慨叹。南朝诗人鲍照写道“莫言草木委冬雪,会应苏息遇阳春。对酒叙长篇,穷途运命委皇天。”他在后世备受关注的《拟行路难》中,表达出一种极具张力的态度——每个人不能逃脱自己的命运,虽从理智上认可,但在感情上倍感痛苦。正如当下所言:懂得很多道理,但依然过不好一生。每个人都追求幸福与理想,然而现实挫折,不免令人困顿悲伤,如果难以逆天改命,那么发出对无常世界的感喟,无疑是排遣情绪,且能产生情感共鸣的佳选。正如鲍照所写:“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选择隐逸与困境持守

现实生活不能顺遂心意,还引出中国文学的另一条主脉——隐逸文化。隐逸者往往怀抱理想、隐没不彰,于是不求仕进,主动与现实社会保持距离。被我们所认可的隐逸者,绝不是一味逃避现实的“废柴”,而是具备坚定的信念与态度,他们的孤独感,直接来源于现实困境,如奸臣当道、主上昏庸、持续战乱等等,总之其抱负得不到施展,从而主动躲避,用现世的放弃,换取价值原则的坚守。

最著名的隐逸者当属陶渊明,他认为自己无法调和现实生活,便主动寻求“自然”。陶渊明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在我看来不是淳朴的描绘、自然的追求,而是隐者的典型生存模式——态度上不可妥协,生活上简衣疏食,情感始终充沛,且用文学进行精彩诠释。比如陶渊明喜欢写“影”,其实是把隐者的孤独感付诸语言。斯波六郎如是解释:假设我们将陶渊明、凝视影子的陶渊明、被凝视的影子,视为A、B、C,那么陶诗之妙,正在于A从B与C的交融中,获得暂时的慰藉和快乐。而这种写法,大量出现于后世的文学中,乃是一种剥离化、对象化的书写。

陶渊明所坚守的价值,又和中国文学另一个重要命题相关,那就是“穷”。穷的现代语义其实是古代的“贫”,即财富稀少、经济拮据;而穷的古代语义,则是困境乃至绝境,也就是人所面对的现实不顺。

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并称赞他最爱的弟子颜回“安贫乐道”,其原话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君子,要在“穷”这一困境中坚守原则,不因困难而妥协,这种持守被中国传统视作根本价值原则。在我们熟知的《滕王阁序》中,王勃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亦是此意。所以,“穷却持守”的前提,必然是承受住自己不被理解、不能施展的孤寂命运,而将此生的抱负化作新的生活状态。

李白的超越与杜甫的悲悯

当然,对“穷”的应对方式,绝不止于陶渊明的田园牧歌,还有李白代表的超越境界。修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追求之一,他和上文提及的“天”有极强关联性。所谓“仙”,在古代也写作“僊”,其字形和“遷”(迁)相似,假如我们做一个“浪漫”的解释,不妨说修仙就是人的幻化过程,从肉眼凡胎升迁至心无挂碍的境界。本质上成仙不是成为“神”,而是修炼至无有烦恼、甚至长生不老的完美状态。

李白“谪仙人”的名号,在这个维度便极有趣味——李白在自己和后世崇拜者的目光中,都是“仙”,这意味着他与现实存在或多或少的“距离”。无疑,李白认为其才华无与伦比,却不被世俗认可,他不企图与世界和解,而选择长久的愤懑,他看轻现实世界,暂居于超越之境。这个超越的境界是充满情趣、与俗人世界迥然相异的天地,也是李白所满意的存在之所,只不过,他要承受决然的孤独,因为超越的世界太过疏离,只有李白自己可以进入。这就解释了为何李白的诗总是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因为作为“仙”,他的肉身在人世,而精神在超越层次的仙界,自然有股睥睨傲世的气势。

与李白同样伟大的杜甫,则代表着融于天地、感怀人世的漂泊之境。杜甫一生的颠沛流离,固然由斯世动乱造成,他用“蓬”(转蓬、飘蓬)“鸟”(沙鸥、孤雁)形容自己的身世,而“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凄苦形象更是深入人心。

毫无疑问,杜甫不仅孤独,而且痛苦,但其可贵之处在于——在漂泊之中,依然有对万物的体恤之心,与世俗的、肤浅的同情不同,他内心充满严峻的、谦虚的清澄。杜甫不再将悲惨命运,视作自己抑或个体的问题,而是全人类、全世界的问题。在如此阔大的境界中,杜甫总能从眼前景物,遥想到尚不存在却必然存在的景象,因此,那种无穷无尽的意味,就赋予现在眼前景色一种无限隽永的况味。比如“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

杜甫将孤独的必然性和时空的无限性,巧妙地熔铸一炉,又对万物倾注着感同身受的悲悯。用斯波六郎的话说,即“诗人和那些事物融合为一,使孤独寂寥的人类之心,回到广阔无边的宇宙中去。”我认为这是杜甫诗之所以深刻和精彩的缘由。相比于李白那种“潇洒的转身”,我更欣赏杜甫这般“温柔的接纳”,杜甫通过眼前即景,使哀伤苦恼得到缓解,虽然孤独悲惨不可能彻底消失,但能在融合外物的过程中生发感怀,从而将这种境遇,无限推衍,读者经由这些描绘,深感“得我心之所同然”,以致在杜诗找到一种诗意栖居的方式。

斯波六郎认为:所谓人类的生存方式,最终不过是回归到依靠什么的问题上来。人类无论如何都要依靠什么。人类既是孤独的,又不会是彻底孤独的。相比于古人,我们何其幸运,因为当我们再次陷入加缪所描述的困境时,我们已经拥有屈原、鲍照、陶渊明、李白、杜甫……我们并不寄希望于他们的文字,能够给每个人带来迅速而有力的解脱——孤独的命运从根本上无法消除,但是,这些人与诗的存在,却昭示着:曾经也有人和我们一样,追问命运无常、饱受孤独之苦,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留下只言片语,叩问并影响着后世的人类。而我们选择对抗孤独的方式,又何尝不能是人类千千万种状态中最宝贵、最精彩的那一个?(赵慕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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