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森林复盖的吴哥窟，凭借元代周达观《真腊风土记》等中国文献还原其历史。
故阙特勤之碑的故事
从现在已发现的缅甸表文、暹罗表文、苏禄咨复文来看，缅甸语、暹罗语、苏禄语原本与汉文译本相差极大，虽说李光涛教授提供了暹罗“自译汉表文”，但相关的研究尚未完全完成。而南掌表文被“翻译”的过程，很可能说明了异文发生的原因。所有这些异文的出现，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唐代的故阙特勤之碑。
我最近去蒙古国考察，意外地看到了故阙特勤之碑。它位于蒙古国中部哈拉和林附近，鄂尔浑河旧河道。我对唐代的历史是不太了解的，因为去了缅甸，对“骠国”的历史记载感兴趣，因此也对这个碑发生了兴趣。我们知道大英博物馆的罗塞塔碑（Rosetta Stone），是该馆的镇馆之宝，制作于公元前196年，上面有古埃及象形文字、埃及草书、古希腊文，意思完全相同。由此，古文字学家可以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故阙特勤之碑制作于唐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从外形来看，就是唐的风格。西面是汉文，南、东、北面是突厥文，但两种文字表达的是不同的意思。
唐代文献记录了突厥要求唐朝帮助建庙立碑之事，说明了这个碑是可靠的。1889年，俄国考古学家雅德林采夫（N. M. Yadrintsev）发现了这个碑，但还不能解读。这位俄国考古学家猜测称，如果一面是汉字的话，将是解读另一种文字的钥匙。他想到的，大约是罗塞塔碑。该碑突厥文的解读开始于1893年，当然汉文字的解读似乎更早一些。此后，突厥碑文的解读与研究，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之点。
故阙特勤碑
阙特勤（公元684或685-731或732年），突厥毗伽可汗（公元？-734年）的弟弟，也是毗伽可汗最重要的助手。从唐代文献来看，唐朝与东突厥交战，东突厥虽占有一时的军事优势，但惧于唐朝的国力，主动向唐朝称臣，结为父子关系。吐蕃曾欲联合突厥攻唐，被毗伽可汗、阙特勤所拒，两人被认为是“亲唐派”。阙特勤死后，毗伽可汗十分伤心，要求唐朝派工匠为其立庙建碑。故阙特勤之碑汉文由唐玄宗李隆基所撰，对“亲唐”的阙特勤十分赞赏，碑文中有动人的句子：
……且特勤，可汗之弟也；可汗，犹朕之子也。父子之义，既在敦崇，兄弟之亲，得无连类，俱为子爱，再感深情。是用故制作丰碑，发挥遐檄，使千古之下，休光日新。词曰：沙塞之国，丁零之乡，雄武郁起，于尔先王，尔君克长，载赫殊方，尔道克顺，谋亲我唐，孰谓若人，网保延长，高碑山立，垂裕无疆。
其中最重要的句子是“尔道克顺，谋亲我唐”。有意思的是，毗伽可汗自己也写了碑文，并让唐代工匠把他的碑文刻在同一座碑上。从毗伽可汗所撰文字来看，他和阙特勤都不是什么“亲唐”派，而是对唐朝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住在这里，我同唐人建立了关系。他们慷慨地给了〔我们〕这么多金、银、粮食、丝绸。唐人的话语甜蜜，宝物华丽（原文：柔软）。他们用甜蜜的话语、华丽的宝物诱惑，使得远处的人民靠近〔他们〕，当住近了以后，他们就心怀恶意，他们不让真正英明的人、真正勇敢的人有所作为。一人有错，连其族人、人民、后辈都不饶恕。由于受到他们甜蜜的话语、华丽的宝物的诱惑。突厥人民，你们死了许多人。突厥人民，当你们一部分不仅要右面（南面）住在总材（Chughay）山（阴山），并要住在平原时，于是恶人就这样教唆部分突厥人民道：“凡住远处的给坏的礼物，凡住近处的给好的礼物。”他们就这样教唆了。无知的人听信了那些话，走近了〔他们〕，于是你们死了许多人。如去那个地方，突厥人民你们就将死亡；如你们住在于都斤山地方，〔从这里〕派去商队，那就没有忧虑。如住在于都斤山，你们将永保国家。
由于其诸官和人民的不忠，由于唐人的奸诈和欺骗，由于他们的引诱，由于他们使兄弟相仇，由于他们使官民不和，突厥人民丧失了成为国家的国家，失去了成为可汗的可汗，高贵的男儿成为唐人的奴隶，清白的姑娘成了女婢。突厥诸官舍弃了突厥称号，亲唐朝的诸官采用唐朝称号，臣属于唐朝皇帝，〔并为他们〕出力五十年，前面，在日出之方，一直打到莫离可汗那里，在西方，一直打到铁门〔关〕，把其国家和法制交给了唐朝皇帝。突厥所有普通的人民这样说道：“我曾是有国家的人民，现在我的国家在哪里？我在为谁获取国家？”——他们说。“我曾是有可汗的人民，〔现在〕我的可汗在哪里？我为哪家可汗出力？”——他们说。这样说着，他们就成为唐朝皇帝的敌人。成为敌人后，〔但〕他们未能自立，重又内属了。〔唐朝皇帝〕并不考虑〔突厥人民〕曾出了这样多的力，他们说：“我要灭掉突厥人民，并使其断绝后代。”他们〔突厥〕在灭亡。（耿世民译）
唐玄宗李隆基肯定不知道毗伽可汗的内心想法，而在鄂尔浑河刻石的唐代工匠也不知道他们所刻的内容。我这么说，当然有着历史的证据，就当毗伽可汗为阙特勤建庙立碑后不久，被其大臣毒死。唐太宗李隆基得此消息，于公元735年（开元二十三年）再派工匠到鄂尔浑河畔，为毗伽可汗建庙立碑，于是又有了毗伽可汗碑。这也是世界著名的石碑。两座庙当然早已不存在了，两座碑却经千余年而留存至今，相距约一公里。
博物馆展出的阙特勤庙还原模型，可见唐代的风格。
突厥古代历史资料是很少的，最主要的文献应该是中文的。在蒙古鄂尔浑河畔发现的古突厥文石碑，当然引起了土耳其的关注。上世纪末，土耳其考古学家也来到这里，并为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援建了一座博物馆，修建了专门的公路。据说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土耳其馆就有故阙特勤之碑的复制品。这些土耳其历史学家可能汉语不太好，不太知道这座碑的全部历史；或者说欺负中国人，反正你也看不懂古突厥文。
从唐玄宗李隆基到清世宗胤禛（雍正皇帝）、清高宗弘历（乾隆皇帝），时间上正好是一千年。他们都是伟大的君主，盛世的创造者。从故阙特勤之碑之异文到南掌表文之翻译，再到郑昭的表文之异文，是否又有着相似性？如果有相似性，这连接一千多年的这些伟大君主的思想底蕴又是什么？左右这些君王思想的儒家天下学说又起了什么作用？
唐玄宗李隆基、清世宗胤禛、清高宗弘历
使用汉文字的朝鲜、越南、琉球三国宗藩关系的解读方式
由此再来看龚自珍的《主客司述略》和嘉庆朝《大清会典》，谈到了朝鲜、越南、南掌、缅甸、苏禄、暹罗、荷兰、琉球、博尔都嘉利亚、意达利亚、博尔都噶尔、英吉利，一共是十二个国名，十一个国家。按照清朝的主观观念，清朝与这十一个国家建立了宗藩关系。我以上的演讲，去掉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葡萄牙、罗马教廷和英国，剩下了七个亚洲国家。我以上的演讲，引用了白诗薇、庄吉发、增田えりか、三王昌代、李坤睿等人的研究论文，说明了缅甸、暹罗的宗藩关系不太像，苏禄、南掌的宗藩关系可能不太像；剩下的只有朝鲜、越南、琉球。也就是说，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能真正确定宗藩关系的，只是使用汉文字的朝鲜、越南、琉球三个国家。而这三个国家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朝鲜王国是宗藩关系的“模范国”。现在的人谈清朝的宗藩关系，往往是清朝与朝鲜王国宗藩关系的扩大化，用朝鲜的事例来说明其它国家。这是错误的。曾经有一位政治学教授问我，什么是宗藩关系？让我下个定义，而我却无法下一个统一的定义——十一国是十一种情况，亚洲七国是七种情况，差异非常之大，决不可以混为一谈。
使用汉文字的朝鲜、越南、琉球，同时也尊崇儒家学说。当然这三个国家儒学程度是有差别的，朝鲜最高，越南次之，琉球更次之。朝鲜和越南皆开科取士，考的就是儒学。琉球派人去北京国子监入学，即琉球学馆。宗藩关系是与儒学相联系的。藩属国朝贡、册封等事务由礼部主客清吏司来管理，也与儒学的教义有关。
那么，这三个使用汉文字的国家，宗藩关系又是怎么样的？
先来看越南。我曾经去过越南阮朝的都城顺化，看到了铸九鼎、看到了王城的城门从外面看是三个从里面看是五个，外三内五，即外王内帝。阮朝的君主对清朝自称越南国王，而在国内自称为皇帝。在阮朝的官方文献《大南实录》中，阮朝君主对清朝皇帝的态度不是那么毕恭毕敬的，而是经常要算计算计宗主国的。
越南阮朝明命帝（1820-1841在位）的诏令，自称为皇帝。
再来看琉球。琉球王国的历史文献保存下来的是不多的，其中最重要的官方文献《历代宝案》，记录了1424至1867年的外交文件，其保存至今也是一个奇迹，最好的抄本现藏于台湾大学图书馆。从《历代宝案》来看，琉球国王对清朝皇帝的态度与琉球表文的言辞还是有差别的，更何况琉球王国与日本萨摩藩又有着特殊关系。
作为儒家文化最为深厚的朝鲜，也最重视历史。其历史文献最多，保留的也比较好。满洲人入主中原后，朝鲜王国的儒学者一度认为，他们才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甲午战争后，朝鲜王国改国号，其中一个提议便是“大华”。在这个宗藩关系的模范国中，从表文到官方的《实录》，都充满了“事大字小”的儒学精神。那么，清朝与朝鲜王国宗藩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由此而定性了吗？我觉得还不可以。朝鲜王国重儒学、重历史，他们的朝贡使节还留下了许多记录，即号称多达五百多部的《燕行录》，现在已经选印了三十多部。他们的这类记录似能更准确地反映出两国关系的本质。这些前来朝贡的使节，私下里对宗主国是不太尊重的，经常说坏话，批评大于歌颂，甚至不尊重清朝的皇帝，尽管他们的国王是清朝的皇帝册封的。
如果要真正理解并说明清朝与朝鲜、越南、琉球三国的宗藩关系，还需要多看三国本身的文献，了解三国内部的情况，了解三国君主与宫廷对清朝的看法，了解三国贡使本身的观感，并了解儒学在三国的意义，绝不能只看清朝的官方文献。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到三地去学习、生活一个时期，学习他们的语言与历史，了解其情感，尽管其官方文献当时使用汉文字。只有从双方的角度来观察、来解读，才能得出正确结论。王元崇教授批评道：“有些人抄着《大清会典》写历史！”《大清会典》自然要详细阅看，但光看《会典》无法写出真实的历史。我在前面讲过，这只是清朝官方的主观看法。
复建的琉球王国王宫，今已焚毁。
现有的研究状况——学习语言的重要性
根据清朝的官方记录：苏禄最后派使入贡为乾隆二十七年（1762）；南掌最后派使入贡为咸丰三年（1853），因贡道受阻，未入京；暹罗最后派使入贡亦为咸丰三年（1853）；缅甸最后派出贡使到京时为光绪元年（1875）；琉球在日本并吞之前，于光绪三年（1877）派出求救使；越南最后派出贡使到京时为光绪七年（1881）；朝鲜最后派出贡使为光绪二十年（1894）。也就是说，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1895），礼部主客清吏司所管辖的封贡体系完全被打破，除了前面提到的、作为特例的喜马拉雅山地国家外，清朝已经没有藩属国了。
《大清会典》最后一次修订，始于光绪十二年（1886），成书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然在光绪《大清会典》中，仍然沿续了过去的说法：
主客清吏司，郎中满洲一人、蒙古一人、汉一人；员外郎宗室一人、满洲一人；主事满洲一人，汉一人。掌四裔职贡封赉之事……凡四裔朝贡之国，曰朝鲜、曰琉球、曰越南、曰南掌、曰暹罗、曰苏禄、曰缅甸。余国则通互市焉。凡入贡各定其期，与其道，使各辨其数。凡贡使至则以闻，乃进其表奏，达其贡物，叙其朝仪，给其例赏。贡使往来皆护……
朝贡国仍为七个，只是不再有“荷兰”与“西洋诸国”。直至此时，礼部主客清吏司的官员数额未变，职能未变，尽管七国的贡使已不再来。光绪《大清会典》如此叙事，也说明清朝此时的尴尬。修订《会典》者都是清朝的官员，一方面他们想维系清朝原来的封贡体制，另一方面他们所占有的资料、所掌握的语言以及他们的思想观念，都不支持他们能够得出新的结论来。总理衙门虽已成立多年，但其官员多为科举出身，疏于近代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知识，大多不懂外国语，更没有缅甸语、暹罗语、老挝语、苏禄语的知识。京师大学堂刚刚开办，对于各国的研究，尤其是亚洲七国的研究，尚未开始。
清朝灭亡后，1914年（民国三年），北洋政府成立清史馆，编纂《清史》，参加者多为前清的遗老。他们的旧学功力极其深厚，对清朝的掌故、典章十分熟谙，但毕竟缺少相应的近代政治学、近代国际关系和外国语的知识。《清史》的编纂是打破旧体例的，新设了《邦交志》，共八卷，分别叙述了清朝与俄、英、法、美、德、日本以及瑞典挪威、丹墨（麦）、和（荷）兰、日斯巴尼亚（西班牙）、比利时、义（意）大利、奥斯马加（奥地利）、秘鲁、巴西、葡萄牙、墨西哥、刚果等国的交往；但仍有传统的《属国传》，共四卷，前三卷分别是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暹罗、南掌、苏禄七国，内容仍以清朝官方史料为主。《清史》的编纂当时未能完成，今以《清史稿》存世。
《清史稿》
北洋政府清史馆编纂《清史》时，中国已经有了多所大学，但外交史、东亚史的研究尚无大的进展。此后，清华大学历史系蒋廷黻教授以筚路蓝缕之精神，以启“山林”——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开展起来了，然关注点仍是欧美日本等大国。也有一些学者关注于东南亚史，但所使用的仍是中文材料。战争与革命引发了重大社会动荡，也阻碍了研究的进展。此后的学术史，也为大家所熟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研究者忌言“宗藩”，似乎是一种不好的名词。由于长期缺乏深入的研究，中国学术界曾一度对“清朝的宗藩关系”变得十分生疏，有些人甚至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相混淆。
我在前面一再强调，一项好的研究必须看到看懂双方的材料，了解双方的企图。这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语言能力，尤其是多种语言，然后是在地生活经验，才能得到真正的进展，得出中肯的结论。以龚自珍和嘉庆《大清会典》所提到的十一国而言，以目前中国的学术研究状况而言——清朝与英国、葡萄牙、罗马教廷的关系，我们是有所了解；而清朝与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关系，我们基本不了解；清朝与朝鲜、琉球的关系，我们有所了解；清朝与越南的关系，我们了解的不多；清朝与缅甸、暹罗的关系，我们不怎么了解；清朝与苏禄、南掌的关系，我们基本不了解。也就是说，自1895年甲午战后清朝封贡体系被打破，至今已经一百二十四年了，中国学术界还说不清楚“清朝的宗藩关系”。
越南共和国（南越）总统府的地毯，注意龙、凤和双喜的图案。
我们作为宗主国说不清楚，藩属国能说清楚吗？
英国、葡萄牙、罗马教廷、荷属东印度公司可以排除在外。作为朝鲜王国，韩国学术界大约还比较清楚，北朝鲜恐怕不是很清楚；作为琉球王国，日本学术界大约还比较清楚；作为苏禄王国，菲律宾学术界大约不很清楚；作为越南王国，越南学术界恐怕不清楚；作为南掌王国，老挝学术界恐怕不清楚；作为缅甸王国，缅甸学术界大约不太清楚；作为暹罗王国，泰国学术界大约不很清楚。也就是说，由于史料的保存情况，由于书面语言的变换，由于国家形态的变化，由于各国的学术研究水准差异，当年的藩属国也说不太清楚了。我在这里还需要强调文化背景的因素。日本吞并琉球王国时，曾向清朝提出了两分法，即以宫古海峡为界，以北归日本，以南归清朝。清朝提出了三分法，宫古海峡以南归中国，奄美大岛等归日本，琉球王国保留冲绳本岛及附近各小岛。从表面上看，这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利益分配，但清朝的目的是让琉球王国继续承在，宗庙有所承祀，即儒学“兴灭国”之义。李鸿章甚至还考虑过让琉球王国在宫古海峡以南的宫古岛、石垣岛复国，但琉球官员再三陈述两岛太贫瘠，无法生存。如果不从儒学精神上去理解清朝的意图，也不能说明真相。
复建的琉球王宫大殿，“中山世土”为康熙帝的御笔。
宗主国说不太清楚，藩属国也说不太清楚，谁能说得更清楚呢？
我们特别要注意日本学术界。以目前的研究水平来看，清朝与朝鲜王国的关系，京都府立大学冈本隆司教授的研究最深刻（《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现在美国特拉华大学王元崇教授是后起之秀（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shu-Korean Relation 1616-1911），他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清朝与暹罗王国的关系、清朝与苏禄王国的关系，东京大学的增田えりか、三王昌代完成了博士论文。东京大学川岛真教授今天也在会场，他是外交史的专家，他的许多学生今天也在场。法国学术界的情况也值得注意，前面提到的白诗薇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们的东南亚研究是相当出色的。他们都是我们学术上的对手。
[日]冈本隆司著《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
王元崇著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shu-Korean Relation 1616-1911
我今天到上海交通大学“海洋视野下的东亚国际关系暑期班”，来讲我自己并不研究的“清朝的宗藩关系”，目的就是鼓动优秀的年轻人加入到这项研究中来。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它是一个文化大国吗？是一个研究大国吗？我们能不能在研究方面超过日本、法国或其他国家？也就在这个月（2019年7月）初，我到蒙古国访问，与蒙古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奥云吉日嘎拉进行交流。她研究清朝喀尔喀蒙古史，在日本东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由于我的学生刚学蒙古语，还不能翻译，我请另一个懂日本语的学生进行翻译，结果是日本语成了中国人与蒙古国人之间交流的中介。奥云说，她的老师冈洋树教授懂汉文、蒙文（老蒙文与新蒙文）、满文、俄文和英文……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年轻学者若要做出出色的研究，让国际学术界知道他们的水准，第一项是学习语言，第二项是学习语言，第三项还是学习语言……
最后我再来讲一个故事。
屠寄著《蒙兀儿史记》
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首位历史学教习屠寄（1856-1921），清朝的进士，也是研究蒙元史的著名学者，著有《蒙兀儿史记》。1915年（民国四年）春，屠寄在常州家中写信给在上海的赵凤昌：
……拙著告竣，尚未有期，西人文学家必兼希腊、罗马及近代法、德诸文，方足遍观群籍，而折中一心。寄不解西文，至为阙憾。儿辈仅通英文，虽稍足相助，然蒙兀史之外籍，法、德、俄、阿剌比（阿拉伯）、突儿厥文居多。近代记蒙兀事，西书以朵逊书最完善，往年张菊生同年幸为我购得诸荷兰。其书法文，成于道光间，凡四巨册。惜儿辈中无通法文者。若倩人译，须四千元（每千字二元计），无此闲钱。拟俟三儿孝实毕业后，补习法文二年后，为我译之。已与预约矣。（《赵凤昌藏札》，第七册）
“张菊生”，张元济，也是清朝的进士，总理衙门章京，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和主持人。朵逊，即多桑（Abraham Constantin Mouradgea d’Ohsson，1779-1851），出生于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人，曾任瑞典驻法国等国公使，懂多种欧洲语言及波斯文、阿拉伯文、拉丁文，并通过德文、法文、俄文的翻译作品接触中国文献。多桑的《蒙古史》是一部世界级的史学名著，价值极大。屠寄的三儿子屠孝实，此时在日本留学，要等他留学回来，再学习法语，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屠寄的《蒙兀儿史记》是边写边刻的，到他死的时候都没有写完。该书一百六十卷，其中二十卷只有存目。他的三儿子屠孝实确实提供了帮助，做了一些翻译工作，但不是法语。多桑《蒙古史》的部分内容是屠寄请他的朋友周秉清帮助翻译的，但译者非为蒙元史的专家，错误颇多，影响了屠寄著作的准确性。在屠寄死后十五年，1936年，多桑的著作由冯承钧教授翻译，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多桑著、冯承钧译《蒙古史》
然而，若从国际学术界的标准来看，如果没有多种语言的阅读能力，仅仅靠着冯承钧的翻译，就能在这个领域做出最优秀的研究成果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