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以载道,花以寄情:花事里的生活美学

器以载道,花以寄情:花事里的生活美学

首页角色扮演遇见尊上之梨花落更新时间:2024-05-05

清雍正款粉彩荷莲玉壶春瓶,故宫博物院藏

花道,可谓中国由来已久的生活美学,不仅营造着雅逸的空间氛围,也可观物澄怀,荡涤心尘,乐无穷也。

将草木繁花融于自然生活场景,既是器物审美之全新诠释,又使器物转为“花器”。花器之雅俗品级并非纯粹以价值高低来表达,而是以“器用为上,用之为美”的理念,折花入瓶,通过花卉的“生、丽、寂、灭”重新诠释器物能够“被使用”的真正价值。

折花入室,如花在野,别有妙趣

长安城外,诗人杜牧杏园游春,曾有诗云“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此间“插花”当是簪花、佩花之语,然或多或少可窥赏花之逸趣,古已有之。

陆游也有诗《插花》,诗云“有花君不插,有酒君不持,时过花枝空,人老酒户衰。今年病止酒,虚负菊花时。早梅行可探,家酝绿满卮,君不强一醉,岁月复推移。新诗亦当赋,勿计字倾欹。”亦可见“插花”渊源之流长。

北魏琉璃瓶花器

又花有品第,其类繁多,“花气”各自不同,如牡丹雍容,夏荷映日,玉兰清雅,海棠秋艳,杜鹃烂漫,乃至于寒梅俏不争春等,四时有别,皆有所宜。倘置于其中,则飞眠宿食尽在花间,如蝶翩翩,有寻幽之逸。

契此悦目娱心之“花情”,则“花事”亦如诗,定然讲究。梨树下传觞,似“为梨花洗妆,清香泛金瓯”,桃林里弄笛,则“觅百卉之春红,不耻作花奴也”。故此“寻常一样窗前月,因有花缀便不同。”

事实上,早在《诗经》中,即有载“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知相恋男女以花倾诉衷肠,《南史》里也有“佛前供花”的情景,如“有献莲花供佛者,众僧以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则是以花之清雅脱俗,表达虔诚信仰。

“花事”风行,花影婆娑,故古人遍访名花异木,以至“车马若狂,长安花贵”,白居易《买花》有诗云“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其中“五束素”所言即是一株花开百朵的牡丹,价昂至二十五匹帛。

此亦可见,文人雅士“惜花”之心,“赏花”之趣,可谓繁花渐欲迷人眼矣。又以花影人,寓感万物,所衍“花道”之风更是日隆。晚唐人罗虬《花九锡》中,有载“花九锡,亦须兰、蕙、梅、莲辈乃可批襟,若芙蓉、踯躅、望仙、山木、野草,直惟阿耳,尚锡之乎?重顶帷(幛风)、金剪刀(剪折)、甘泉(浸)、玉缸(贮)、雕文台座(安置)、画图、翻曲、美醑(赏)、新诗(咏)。”此当是“插花”较早记载。

及至宋时,文人折花入室,如花在野,别是一番书斋妙趣,如吴自牧《梦梁录》中以“点茶、焚香、挂画、插花”合称“四般闲事”。插花则成为“四般闲事”之首。宋徽宗赵佶《听琴图》中,也有“插花”的描绘。

吴昌硕绘《岁朝清供图》

而后元明时期,袁宏道《瓶史》中言“花妙在精神,精神人莫造,寓意于物者,自得之。”以花作为文人与自然精神沟通、交融的独特方式,契合“释儒道”所推崇之“澄怀悟道”。张谦德《瓶花谱》、屠本畯《瓶史月表》等亦专为“插花”辑著,由此,“插花”作为“书斋清供”,不可或缺,格调俱足。

清人沈复《浮生六记》中,亦载“惟每年篱东菊绽,积兴成癖。喜摘插瓶,不爱盆玩。……其插花朵,数宜单,不宜双,每瓶取一种,不取二色。……”则是文士玉瓶供花,席上绝胜,大有借境调心,遁隐于野的意致,无怪乎杨万里诗云“空斋不是无秋暑,暑被花销断不生。”诸多清代画坛名家,如高凤翰、郎世宁、冷枚、金廷标、吴昌硕等,其绘画作品中,也常以“花卉清供”为题材,人文气息盈盈。

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吴昌硕作《岁朝清供图》,以瓶梅、水仙、蒲草、秀石诸品组合而成,并置于瓶盆等器物中,以示为案头清供之物。画中,一枝红梅插于花青色的细颈长脖古瓶中,暗香浮动,甚是清逸雅淡。诗人陆凯曾有诗“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即是以疏花朵朵之红梅,置于瓶中供养。另有花盆中翠绿的水仙,大盌内纷披的蒲草等,迎春吐艳,雅妍相兼,亦是俏丽。

陈洪绶的作品,线条厚重圆润,造型古拙,色彩古艳,令人为作品之“古”“雅”“拙”“奇”而折服。鲁迅也极为推崇,认为“老莲的画,一代绝作”。而其所作《岁朝图》亦是格调高古,冰清玉洁的“白梅”,灿烂若朱霞,丹砂染就的“红桃花”,既有鲜明的色彩对比,也有明媚温煦的春意。而古瓶作为“花器”,造型优美,纹饰古典,意态天然,也可凸显花卉之神骨清绝。

正契于此,如今不少文人雅士藉“插花艺术”将“器物美学”与“当代书画”相结合,呈现新的东方“空间美学”,同时传达“器用为上,用之为美”的新文人生活理念,以期能自有一片隐逸天地,潜心于精神复归之所,日夜孜孜,好古敏求,尽抒胸臆。

陈洪绶绘《清供图》

契合书斋趣味者,皆可作为“花器”

中国花器首开“插花”先河,也最是讲究。高濂《遵生八笺》中“瓶花之法”便有关于花器之择选,如“若书斋插花瓶,宜短小”,亦或堂中插花,则“上置古铜花尊,或哥窑定瓶一,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张谦德《瓶花谱》也言“春冬用铜,夏秋用瓷……贵瓷铜,贱金银,尚清雅也。”故插花“择器”须品类、形制等适宜,否则恐俗雅不谐,主次难明,流于市井矣。又折花入瓶,则器以载道,花以寄情。

中国花器品类多样,契合书斋趣味者,皆可作为“花器”。

其中文化期彩陶,战汉灰陶,汉绿釉等,极富高古陶之美。相较于明清二朝诸瓷,如永乐甜白、永宣青花、成化斗彩、嘉万五彩、清三代官窑等,文化期或战汉时期之高古瓷简单、素雅,亦更新奇,且充满神秘感。其形纯朴稚拙,其风豪放粗犷,艺术张力与生命力俱足。

汉代绿釉尊花器

如南北朝时期“青釉莲花尊”尊撇口、长颈、鼓腹、高足中空外撇。其尤为特别的是,肩、腹部以塑贴加雕刻技法装饰“莲花纹”纹饰,包括覆莲瓣、仰莲瓣,以及菩提树叶等,莲瓣肥硕,瓣尖翘起,极是繁美。此外,尊上的莲瓣、团花、飞天等装饰也契合彼时盛行的佛教信仰。若以此折一青莲,供花佛前,其心则虔诚可知也。

而宋瓷因其质雅隽永,钦慕者不乏。其既承唐之钟灵毓秀,又以极致淡雅为美,观之清逸疏朗,荡涤心尘。如宋徽宗御批汝窑:“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即可知宋瓷所蕴之诗意盎然,天高云淡,惹人遐想。乾隆皇帝亦曾作诗,赞言:“本来无火气,却似有云氲。”也可见其对宋瓷喜爱至深。

作为花器一大巅峰,宋瓷中,五大名窑在瓷史上举足轻重。其色多白、青、紫、蓝,器形亦不复杂,偶有刻花等纹饰,花叶纷披,富有神韵,犹纸上作画,器形亦清雅宜人,工艺极佳,甚具端庄之美,亦可知宋瓷所隐之朴澹隽秀,深沉恬静矣。

琮式瓶始出于南宋,宋代盛行仿古之风,这种瓶式系仿照周代玉琮外型并加以变化而成。如故宫藏“龙泉窑青釉琮式瓶”,通体施青釉,釉色莹润光亮,开细碎片纹,方形直腹,四面各以凸起横竖线纹装饰。乾隆皇帝曾自行考证琮为古人搬运重物的配重器,其亦将古琮配制铜内胆,用作笔筒或宫廷插花。

明永乐青花花蝶纹玉壶春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而明代时期,也常用此类瓶作为花瓶的“蓍草瓶”,从器型上与琮式瓶亦基本一致。项元汴《历代名瓷图谱》中,也有“宋紫定小蓍草瓶”一件,外形与琮式瓶无异,并附文“小蓍草瓶,鉴家以为花器中款制上品,此瓶大小适中,以供砚头插花最妙。”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包,唐代时期,贸易至国内的中亚琉璃瓶,亦是中国花器大宗。“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净无瑕秽”,即是佛家所求洁净、澈照之心境,琉璃亦被视为佛教七宝之冠。东汉时期《修行本起经》卷上,也有载“时有一女,持瓶盛花。佛放光明,彻照花瓶,变为琉璃。内外相见。”同样是佛教信徒以琉璃净瓶插贮花枝,希冀光明福佑。

故长久以来,琉璃瓶因其通透深邃,含蓄内敛,又为佛家瑰宝,为上层社会所喜爱,曾价值不菲。另有黄庭坚《南山罗汉赞十六首》中提及“琉璃花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罗汉图》中绘有绿琉璃盘插花,以及张大千临摹榆林石窟吉祥天女所捧“瓶荷”等,皆是“琉璃供花”的实例。同时,琉璃瓶的使用,既可见中国文化之开放性,也可知“玉文化”中“人工造玉”的风气古已有之,对古人审美亦有实物参考意义。

因此,文人热衷于以琉璃为花器,其迷离美色及尊贵气质及高级之感,如同点点金箔,映进柔媚多彩的千年梦境,自然流动,又与花卉熠熠生辉,令人倾心之。

清雍正款窑变釉弦纹瓶,故宫博物院藏

而元明青花、斗彩、清初摹古瓷、粉彩等,距今尚未久远,以此作为“花器”者,可谓比比皆是。其中“元明青花”釉质莹润洁白,青花淡雅明快,所绘各种图案,如缠枝莲纹、牡丹纹等,构图亦多严谨饱满,行笔疏朗秀丽,层次分明,晕散自然,动态十足,有水墨画浑融之美,寓意又吉祥。作为花器,可谓等级甚高。

故宫博物院藏“明早期青花玉壶春瓶”,当为宫廷御用之物,绘青花如意头纹、回纹、卷草纹、缠枝莲纹和莲瓣纹等,其造型庄重,纹饰素雅,构图饱满,层次分明,可谓佳瓷传世。而其细长颈,圆腹下垂,圈足,且釉质莹润洁白,青花淡雅明快,观之清新柔润,缠枝纹亦名“万寿藤”,寓意吉庆,瓶则取“平”的谐音,寓意“平安”。倘若以类此形制者花器插花,有“新春平安”之意,也尽得玉壶春瓶之妙韵,又“玉壶买春”,寻芳不觉醉流霞,文人雅趣,亦比执壶更珍罕也。

值得一提的是,清初摹古瓷,若集大成者,佳器频现。据彼时督陶官唐英《陶成纪事碑》所述,宫廷御用瓷器自宋大观,明永乐、宣德、成化、嘉靖、万历诸官窑,及哥窑、定窑、均窑、龙泉窑、宜兴窑、西洋、东洋诸器,皆有仿制。如成化斗彩,康熙朝时便极受推崇,摹作颇多,及至雍正朝时一改康熙时浑厚古拙之风,仿成窑作品已有“明看成化,清看雍正”之说。而青花瓷仿制,其色淡雅清新,较之前朝瓷艺神韵亦不遑多让。乾隆时期所仿烧宋瓷珍品,则几至完美,既继承宋代瓷釉器型,部分亦兼取如青铜器之造型元素等,多有新意。如贯耳尊器型取形自商周尊彝,端稳大气,其时即颇为流行。

因此,以“清初摹古瓷”作为花器,其造型既显皇家气派,同时则或釉色俱宋代文人儒醇审美;或青花发色与瓷白釉面相衬,予人以清秀幽雅之美;或所融入青铜礼器上各纹饰或铭文,犹若古老图腾,呈“拨尔而怒”之风尚等,有着自然寂寥、古意盎然、清新醇厚的别样雅趣。

清雍正粉彩青釉刻花夔凤纹瓶,故宫博物院藏

此外,现代空间中,觅“大型花器”作为装饰,颇是不易。故明清时期南北方皆有生产的大瓮,因年代相距未太久远,且形制适宜,又有古典之美,且花卉之斑斓与大瓮之宁静、朴素,对比鲜明,颇为适合现代空间造景。

如今,以古代器物结合当代艺术营造空间美学正当红,既得古典意境,又不乏现代审美,彼此时空交汇,文美、物美、居美,游目澄怀亦美,妙不可言,清趣绝俗矣。未来,融合器物、花卉、空间,将器物美学带入生活,构建新时代生活之艺术化,亦是可期。

作者:林雪琼

编辑: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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