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萱草宜男"话语的形成与文化内涵
焦 杰等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9FZSB047）
萱草又叫宜男草，也叫忘忧草，又被称作母亲草。在传统语境中，萱草既有令妇女多子的功效，也有令人解忧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尤其是*的妇女喜欢佩戴萱草，据说“必生男”。 ①束皙《发蒙记》则曰： “甘枣令人不惑，萱草可以忘忧。”② 唐代诗人却喜欢用“北堂萱”比喻母亲，如“忘怀南涧藻，蠲思北堂萱”③ ；“乐因南涧藻，忧岂北堂萱”④ 等，藉以表达对母亲的思念之情。此外，唐代诗人于鹄《题美人诗》也提到宜男草，但该诗描写一位独守空闺的少妇，在后花园散心之时，攀上墙头往外窥探的情景。诗云： “秦女窥人不解羞，攀花趁蝶出墙头。胸前空带宜男草，嫁得萧郎爱远游。”⑤这位少女胸前佩戴的宜男草十分惹人注目，显示出强烈的暧昧味道。那么，萱草及其附着其上的文化意蕴到底是什么？它何以与“宜男”联系在一起？对此学界以往几乎没有任何专门性研究 ⑥ ，因撰本文进行考察。
一、夫妻好合、多子多福：魏晋时期“萱草宜男”话语的流行
魏晋时期宜男草的说法颇为流行，文人士子所写吟咏萱草的诗文大都以“宜男”命名。现存最早提到宜男草且暗示其有多子功效的是曹植（192—232）的《宜男花颂》： “草号宜男，既晔且贞。厥贞伊何，惟乾之嘉。其晔伊何，绿叶丹花。光采晃曜，配彼朝日。君子耽乐，好和琴瑟。固作《螽斯》，微立孔臧。福齐大姒，永世克昌。”① 在曹植的颂文中，宜男草象征着美丽与忠贞，绿叶红花，光彩耀目，堪比朝日。佩戴宜男花的女人容光焕发，君子非常喜欢，夫妇琴瑟和鸣、幸福美满，女人就会像大姒一样永享福祚。 《螽斯》是赞美女人多生多育的诗篇，大姒是文王之妻、武王之母，育有伯邑考、武王和周公等十子。因此，表面上看曹植的《宜男花颂》是吟咏萱草花之美，声称佩戴萱草花可以增加夫妻之间的感情，实际上则隐含着萱草有助妇人多子的神秘力量。除曹植外，魏晋时期的一些著名文人士子如傅玄、夏侯湛和嵇含等都写有吟咏萱草花的赋文。有的赋文不仅称颂萱草花美丽贞祥，而且将它与男女之情联系到一起。傅玄（217—278）的《宜男花赋》曰： “猗猗令草，生于中方。花白宜男，号应祯祥。远而望之，焕若三辰之丽天。近而察之，晃若芙蓉之鉴泉。于是狡童媛女，以时来征。结九秋之永思，含春风以娱情。”② 与曹植一样，傅玄笔下的宜男花既美丽又贞祥，远望如若星辰闪烁，近观则如清水出芙蓉，宜男花盛开的季节充盈着万种风情，姣童媛女们暗送秋波， “结九秋之永思，含春风以娱情”。在傅玄笔下，萱草花是青年男女表达爱情的媒介。
有的赋文虽然没有暗示萱草有多子功效，也没有提及两性情感，却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佩戴萱草花是魏晋时期上层社会贵妇们非常流行的一种装饰手段。夏侯湛（243—291）的《宜男花赋》写道：
淑大邦之奇草兮，应则百之休祥。禀至贞之灵气兮，显嘉名以自彰。冠众卉而挺生兮，承木德于少阳。体柔性刚，蕙洁兰芳。结纤根以立本兮，灵渥液于清云。顺阴阳以滋茂兮，笑含章之有文。远而望之，灼若丹霞照青天。近而观之，炜若芙蓉鉴绿泉。萋萋翠叶，灼灼朱华。晔若珠玉之树，焕如景宿之罗。充后妃之盛饰兮，登紫微之内庭。回日月之辉光兮，随天运以虚盈。
这篇赋文极尽笔墨之奢华，对宜男草的贞祥与美丽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在夏侯湛的眼里，宜男草神奇无比，禀承天地至贞之灵气，集百草之精华，好似一位美丽的女子，外表柔弱，内则坚贞，远望艳若丹霞，近观若绿水芙蓉，既美丽大方，又含蓄典雅。根据赋文的内容分析，萱草花深受魏晋时期后宫嫔妃的欢迎，后宫种植了很多萱草，妃嫔们都喜欢用萱草花来装扮自己。
生活时代稍晚的嵇含（263—306）在《宜男花序》里则直接指出了宜男草具有使人生男的功效： “宜男花者世有之久矣，多殖幽皋曲湿之侧，或华林玄圃，非衡门蓬宇所宜序也。荆楚之土号曰鹿葱，根苗可以荐于俎，世人多女欲求男者，取此草服之尤良也。” 根据嵇含的描述，宜男草在荆楚一带被称作“鹿葱”，根和苗是可以食用的，当地多生女儿的妇人服食此草便可生出儿子。值得注意的是，从曹植的“福齐大姒，永世克昌”到傅玄的“姣童媛女”，从夏侯湛的“充后妃之盛饰兮，登紫微之内庭”再到嵇含的“非衡门蓬宇所宜”，四篇赋文中的宜男草都被作者赋以理想女人的特征 — —美丽而贞祥，浑身上下充盈着富贵之气，尤其是夏侯湛的赋文更显得皇家贵胄气派十足。显然，在魏晋皇室和上层社会的妇女群体中，佩戴萱草花的习俗非常流行，不仅女人们喜欢，男人们也喜欢。
上层社会之外，萱草在民间也广受欢迎。嵇含《宜男花序》就记载说荆楚一带的民间称萱草为鹿葱，根和苗可以食用，人们普遍认为萱草具有使人生子的药性，已婚妇女服食其根茎以求子的事情并不少见。另外在江南一带，萱草同样受民间妇女的欢迎，人们也称之为宜男草，*的妇女大都喜欢佩戴宜男草，据说将来一定会生男孩。晋人周处（236—297）的《风土记》就记载道： “宜男，草也，高六七尺，花如莲，宜怀妊妇人佩之，必生男。”① 妇女佩戴宜男草可以生儿子的说法也见于《录异记》：“妇人带宜男草，生儿。”② 显然，整个魏晋时期，社会上下，妇女佩戴萱草可以生男的说法都很流行。
《风土记》是一部较早记述地方习俗和风土民情的著作，大约成书于公元三世纪中后期，比《荆楚岁时记》早一百多年。 ③ 该书虽然以记载宜兴风物为主，但内容并不限于宜兴地区。仅从现存的文字来看，其中所载既有蜀地腊月“守岁”习俗，也有七夕乞巧习俗，而乞巧的内容与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所载大致相同。所以，尽管周处生活的时代晚于曹植等人，但不意味着《风土记》的内容为晚出。曹植能将宜男花与《螽斯》和大姒联系到一起，魏晋后宫妃嫔们喜欢佩戴萱草花，魏晋文人雅士喜欢吟咏并赋文，说明“萱草宜男”的说法在魏晋时代就已经很流行了。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佩戴萱草花不仅令妇人更加美丽，而且有助于她们多生贵子。
佩戴萱草花可以使人生子与花被赋予的生殖崇拜观念有关。在全世界各地，花卉纹样被视为女阴的象征而受到崇拜是普遍的民俗事象。在很多民族的创世神话中，人类的始祖都是从花中诞生的。 ④在我国上古时代的文化遗址中，花卉纹样也屡屡出现。关于其中的民俗学原理，赵国华分别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解释： “从表象来看，花瓣、叶片、某些果实可状女阴之形；从内涵来说，植物一年一度开花结果，叶片无数，具有无限的繁殖能力。所以，远古人类将花朵盛开、枝叶茂密、果实丰盈的植物作为女阴的象征，实行崇拜，以祈求自身生殖繁盛、蕃衍不息。”⑤ 在此基础上，廖明君则进一步指出，花卉成为女阴的象征与人们“逐渐注意到花作为植物的生殖器对于植物的繁殖具有的重要意义”⑥ 有关。在对生育奥秘一无所知的时代，诞生新生命的女阴无疑会被与花联想到一起。
因为花的外形与女阴类似，同时花又与植物的繁殖密切相关，花开意味着结果，所以早在先秦时代，妇女赠人以花即代表着求偶，向异性赠送瓜果也是求偶之意。比如《郑风·溱洧》中那位郑国少女，她在参加三月三禊祓时对一位男子一见钟情，邀其观浴， “赠之以勺药”⑦ ，就是向对方表示爱慕求偶的意思。瓜果成熟的季节，青年男女聚集在一起，彼此之间互掷瓜果也是求偶。 《诗经》中的《卫风·木瓜》的《召南·摽有梅》等都反映了这种习俗。 《卫风·木瓜》是双方互探心意，投桃报李即心意相通， “永以为好也”⑧ 。《召南·摽有梅》是女孩主动示爱，以梅子投向中意的男子， “求我庶士，迨其吉兮”⑨ 。葛兰言即讲道：“结婚的季节是秋天。梅子落光之时，是夏末最后一个月，这是求婚的时候了。”⑩ 在传统民间信仰中，多子瓜果都具有这种象征意义，举行婚礼撒枣粟等都是对新婚夫妇多子的祝福。魏晋时期妇女热衷于佩戴萱草花的行为其实也是一种求爱求偶求子的活动。
向异性赠送花朵和果实表达的是爱意和求偶，在秀发上插花则是处于生育期的女人们含蓄而独特的求偶方式。情窦初开的少女会采摘美丽的花儿佩戴在头上，年轻的少妇在等待夜归的夫君时也会插花于发髻，热恋中的情郎会摘朵美丽的花儿插在意中人的头发上。这既是对美的向往与追求，也是爱的表达，同时也是提高个人魅力、吸引异性目光的方式。嵇含就讲道： “凡草木之华者，春华者冬秀，夏华者春秀，秋华者夏秀，冬华者秋秀。其华竟岁。故妇女之首，四时未尝无华也。”① 萱草花型很大且向上向外翻卷，有点像百合花，花色是非常鲜艳的橘黄色，还有着绿色的长长的花柄，非常适合插于发鬓作为装饰，所以深受妇女们的欢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佩戴萱草花除了受爱美之心驱使外，更多的原因是为了吸引皇帝的注意，生活在美女如云的后宫，嫔妃们更需要努力提高个人的魅力。
二、 “萱草”内涵的历史变迁： “宜男”意味的注入及其动因
虽然佩戴萱草花以求子的习俗流行于魏晋时期，现存最早赞美萱草的赋文也见于魏晋时期，但据嵇含“宜男花者世有之久矣”描述，萱草的种植有着悠久的历史，很久以来一直受到世人青睐。关于萱草，先秦文献中便有记载，但彼时的它并不具有使孕妇怀男胎的神秘力量，也未与生男生女发生联系。萱草在先秦时代被称作谖草，而“谖”是忘的意思。 《尔雅·释训》： “谖，忘也。”② 这种用法在《诗经》中很常见，通常用于表达男女之间的感情，尤其是女子对意中人的不忘之情。如《诗经·卫风·淇奥》的“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③ 和《诗经·卫风·考槃》的“独寐寤歌，永矢弗谖” ④ 。此外，在先秦的语境中，谖草除了可以用于表达对意中人的不忘之情外，还可以用来表达忘忧之意。如《卫风·伯兮》即云： “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毛亨注曰： “谖草，令人忘忧。背，北堂也。”郑玄笺曰： “忧以生疾，恐将危身，欲忘之。”⑤ 该诗描写一位少妇思念远征的丈夫，忧思不能排遣，她希望得到谖草种在堂前，每日把玩聊解相思之苦。 “谖”在这里表达的是忘忧的意思。
因为“谖”是忘的意思，也有忘忧的含义，所以到了汉魏时代，萱草又被称作忘忧草了。 《说文》曰： “萱，忘忧草也。崔豹《古今注》曰：欲忘人之忧，则赠以丹棘，一名忘忧草也。”任昉《述异记》亦曰： “萱草一名紫萱，又名忘忧草。吴中书生谓之疗愁。”⑥ 至于“谖”为什么被经学家释为“忘”？孔颖达《正义》解释道： “谖训为忘，非草名，故传本其意，言焉得谖草，谓欲得令人善忘忧之草，不谓谖为草名，故《释训》云：谖，忘也。孙氏引《诗》云：焉得谖草，是谖非草名也。”⑦ 孔颖达认为谖草并不是草名，而是指萱草能使人忘忧。不过，五代以后《说文解字》的传本解“谖”与此不同，其云： “谖，诈也。”则“谖”之本意为“诈”，但“诈”为什么又作“忘忧”解呢？段玉裁解释道： “此谖盖萱之假借也。萱本忘忧之草。引申之，凡忘皆曰萱 。 《伯兮》诗作谖草， 《淇奥》诗作不可谖，皆假借也。”⑧ 按段玉裁的解释， “谖”也不是草名， “谖”本意为“诈”， “忘忧”乃“诈”的引申意义。
上述几首诗都是出自《卫风》，说明作为表达情感的工具，萱草在先秦时代的卫国被广泛使用过，它和芍药、梅李桃等花卉瓜果一样也曾被人们用来向异性表达求偶之意。既然如此，为什么在先秦文献中看不到萱草所具有的原始生育崇拜的象征意义呢？究其原因应该与礼乐文化的兴起有关。周代礼乐制度强调“男女有别”，鼓吹男女“授受不亲”。为了维护父系血缘的纯洁，君子和淑女在处理个人情感时一定要“发乎情，止于礼”，严禁无媒而合。而花象征女阴、女子主动赠花给男子来求偶的行为与礼乐制度不符，遂在文化的传承过程中逐渐被遮蔽并隐藏起来，向人示爱的萱草只能用于表达思念之情了。另外， “郑卫之风淫”在春秋以来一直受到礼乐文化的歧视，故召南、周南和唐等姬姓之地带有原始色彩的民风民俗被纳入礼乐之中，成为“不失时”的表现，而被斥为“淫”的“郑卫之风”在流传过程中不得不去掉了很多与“淫”有关的内容。
萱草与男女之情有关，女性用以表达对男子思念之情的用法在南北朝时期仍然保留。齐王融有诗曰： “倾魂属徂火，摇念待方秋。凉气承宇结，明熠傣阶流。三星亦虚映，四屋惨多愁。思君如萱草，一见乃忘忧。”① 萱草可令人忘忧，也可藉之表达爱意，所以萱草本身就是妇女对异性表达感情的媒介。那么萱草为什么又有宜男之说呢？根据《神农本草经》的记载，萱草在魏晋时期至少有三种别名： “一名忘忧，一名宜男，一名歧女。”② 云萱草为忘忧与其被赋予的忘忧性质有关；歧女是先秦神话中的女神，又名女歧，相传她“无夫而生九子”③ ，是母系时代生育崇拜的一种遗存。萱草又名女歧说明在魏晋时期的话语中很可能流传着萱草有助夫妻好合的神秘功能。按照弗雷泽交感巫术的原理，妇女们佩带女歧草自然可以可获得多子的特质，但“无夫而生九子”又不符合父权文化体系，于是人们就依据“九子”之说附会出萱草“宜男”的话语。因为“宜男”名称非常符合社会大众心理，久而久之，萱草宜男的作用反倒超越了解忧的特点，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传播。
萱草在魏晋时期广受上层社会男子欢迎，纷纷撰写赋文进行赞美，极力渲染其与两性相悦、多子多福之间的联系，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萱草具有使人忘忧的特点，可以给人带来明显的心理安慰的作用，符合魏晋士人修仙长生思想的需求。魏晋南北朝时期，神仙道教思想非常流行，世人皆想修仙长生，萱草可以忘忧的说法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嵇康的《养生论》讲道： “合欢蠲忿，萱草忘忧，愚智所共知也。”④ 张华的《博物志》也称： “萱草，食之令人好欢乐，忘忧思，故曰忘忧草。”⑤ 加上萱草可以入药，有清热利尿、凉血止血之功效，而在传统的药物学理论中，药分上中下三等，治病的药是下药，养性的药是中药，养命的药是上药。 《神农本草经》即曰： “上药养命，谓五石之练形，六芝之延年也。中药养性，合欢蠲忿，萱草忘忧。”⑥ 萱草有“使人忘忧”的功效，属于中等之药，可以用于养生。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萱草特别受到人们喜爱，尤其是受上层社会男子的欢迎。其实据医药学的研究，萱草花虽然可食，但亦有毒性，新鲜的黄花菜含有大量的秋水仙碱成分，食多了会令人昏睡，而这正是其得名忘忧的原因。明人李华在《延寿书》中即云： “（萱草）嫩苗为蔬，食之动风，令人昏然如醉，因名忘忧。”⑦
其二，萱草深受上层社会男子欢迎还与其“宜男”的别名有关，而这正好满足了父权社会生殖崇拜性别选择的需求。萱草有很多名称， “宜男”只是其中一种。然而，从曹植到傅玄、夏侯湛，再到嵇含，四人的赋文皆以“宜男花”命名。显然，在众多的称呼中， “宜男”的名称最受欢迎，这当然与“宜男”之称带来的心理效应有关。在父权制社会里，只有儿子才是家族血缘的继承人，这种承嗣观念决定了生殖崇拜一定要以求男为核心，曹植等人对宜男草的热衷无疑与此有关。 “女歧”之名在魏晋时期不受欢迎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到了南北朝后期，萱草仍然是文人士子吟咏的对象，而且也多使用萱草命名，但作品的内容依然显示了偏爱宜男之称的心理。梁人徐勉的《萱草花赋》写道： “惟平章之萱草，欲忘忧而树之……不恃合欢之木，舞俟孙枝之筠。同芰荷于阑暑，及蝉露乎首旻。其叶四垂，其跗六出。亦曰宜男，加名斯吉。”① 在这篇赋文中，徐勉对萱草花进行了详细的描写，不仅写出了它的植物性特点，也写出了人们对它的看法，既写出了它的美丽，也写出了它被赋予的精神气质，最后又指出“宜男”名称的贞吉特点是萱草最受人们欢迎的原因。
三、佩戴萱草的背后：女性审美与“媚道”
魏晋上层社会士人对萱草的热衷，除了萱草具有使人忘忧、宜男的特点之外，还与当时崇尚风姿仪貌有关。受玄谈风气的影响，魏晋士人对个人的外貌仪容十分重视，贵族子弟更是讲究打扮，多有“熏衣剃面，傅粉施朱”② 者。善谈玄且仪表出众者皆为名士，受人追捧。东晋的谢琰以“美风姿”③ 著称，孟昶、孟二兄弟因“美风姿”而被“时人谓之双珠” 。《世说新语·容止篇》是专门记载当时一些名人雅士风姿仪容的篇章。士人重仪表的风气至南朝沿袭未改，宋人谢晦以“美风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鬓发如点漆”⑤ 而受到世人称赞；梁人王峻、臧盾“美风姿，善举止” ⑥ 而令梁高祖对二人十分欣赏。重仪容之风也影响到北朝，北魏世祖拓跋焘就喜欢长相俊美、仪容讲究的男子， “以（拓跋）颓美仪容，进止可观，使迎左昭仪于蠕蠕，进爵为公”。
士族子弟对个人仪容的追求势必会影响到他们对女性仪容与外貌的重视。从魏晋时期开始，士人们就热衷于用笔墨来歌咏理想的女性形象，著名的《洛神赋》就出现在此时。在曹植的笔下，那位美丽的洛水女神不但仪容优雅、风姿绰约，而且明眸皓齿，艳若荷花：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
在《洛神赋》的基础上，东晋画家顾恺之将曹植笔下的宓妃用丹青妙笔惟妙惟肖地呈现出来，这就是著名的《洛神赋图》。之后，仕女图开始流行，古代史籍中的贤妇和神话传说中的女神成为南北朝画家们的描绘主体，画家特别关注贤妇和女神们的外在形象，藉以表达他们对女性的审美需求。比如宋人摹本的《列女传图》，图中贤妇皆出自刘向《列女传》，不论是未婚女子，还是已婚妇女，或者是孩子的母亲，个个皆长颈细腰、气质温婉、仪容端庄，充分显示了魏晋时代的美女特征。
魏晋南北朝对女性审美的关注在梁代的宫体诗创作里达到了极致。宫廷诗以描写宫廷生活和男女私情为主，受骈体文风影响，重形式轻内容，在吟咏女性的时候，极尽华丽的辞藻对女子的容貌、身材、妆容、服饰，乃至神态和气质进行描绘。比如《美女篇》即云： “佳丽尽关情，风流最有名。约黄能效月，裁金巧作星。粉光胜玉靓，衫薄拟蝉轻。密态随羞脸，娇歌逐软声。朱颜半已醉，微笑隐香屏。”① 短短十句不仅描写了佳丽的妆容和衣着打扮，而且生动刻画了美人略有醉意后的外貌神态。除此之外， “舞腰” “朱唇” “蛾眉” “玉腕”等描写女性外貌身姿体态的词汇也大量出现。在这种情形下，以色为品评女人优劣的标准便超越了两汉时代的胆识才智和贞节柔顺 ② ，荀彧即讲道： “妇人者，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
魏晋南北朝贵族男子对风姿容貌的追求自然会对上层社会妇女造成忧虑。在曹植的《宜男花颂》里，萱草花是贞洁的象征，妻子佩戴萱草花既可以增加夫妻感情，也可以多生儿子，曹植所表达的显然是那个时代上层社会妇女们所渴望的，但身处父权核心的男子如何会感同身受地为女人着想？即便他是妇女同情者。一方面是妻妾共事一夫的婚姻结构，另一方面又是“七出”的礼法制约，这样的现实生活不可能不让家庭主妇们感到焦虑。更何况从魏晋时期开始，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普遍追求奢靡的生活，热衷于纳姬娶妾、豢养歌姬舞妓，以至激起了一部分妇女的反抗。 ④ 对那些没有资本悍妒的妇女来说，减轻焦虑的最好办法就是多生子嗣，想要多生儿子就必须固宠求爱，因此“女子向男子邀宠、媚惑男子的心理要强烈得多”⑤ 。尤其是自汉代“女者以色事人”的观念出现以后， “女为悦己者容”便成为女人梳妆打扮的唯一理由。
但是，自从儒家正统地位确立以后， “三从四德便成为我国古代妇女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两性之间的男阳女阴、男主女从，夫妻之间的夫尊妻卑、夫强妻弱便成为古代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两性关系和夫妻伦理”⑥ ，与此相适应的便是“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话语的出现， “夫妻之间日常相处要礼多于情、义多于爱”⑦ ，千万不能过于亲密，否则会影响婚姻的稳定，即“夫妇之好，终身不离。房室周旋，遂生媟黩”⑧ 。因此，妻子要想通过多生来稳固自己的地位必须增加个人的性魅力。然而，在传统的婚姻观念里，夫妻好合并不是为了享受性爱，鱼水之欢只能在传宗接代的名义下进行，打着生儿子的旗号乞求丈夫的恩泽是最合理的理由。在男子多性伴的前提下，不论是固宠或是邀宠，佩戴萱草花都是一种非常便捷的方式，但是*又有可能导致失宠，所以孕期的妇女更要注重形象，她们更需要佩戴萱草花来增加个人的吸引力。
魏晋之后的南北朝时期，佩戴萱草花可以增加女人性魅力的观念仍然普遍存在。在南朝的娱乐业，佩戴萱草花是乐伎们常见的装扮。梁元帝的《宜男草诗》吟道： “可爱宜男草，垂采映倡家，何时如此叶，结实复含花。”对倡家而言，无论出卖的是色还是艺，*生子都是麻烦事，女伎们佩戴萱草花绝不是为了“宜男”，故而梁元帝发出了“何时如此叶，结实复含花”的调侃。唐代之时，独守空闺、不耐寂寞的少妇依然以萱草为媒介，向男人暗送秋波，含蓄地表达女性的*。当然，萱草为妇女崇奉并在孕期佩带也与它本身的植物性特点有关。萱草是耐寒植物，既喜阳耐旱又耐阴湿，生长地域极为广泛，东西南北皆有分布，北方可以露地越冬，南方则一年四季常青，而且有三个月的花期。这就为不同时期*的妇女佩戴萱草提供了条件，有花时戴花，无花时佩草，使得这一习俗得以长久流传。
魏晋时期妇女们佩戴萱草花的行为本质上属于“媚道”之术。 “媚道”之术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马王堆医书中便有记载。魏晋南北朝的医书中也有很多内容，主要施加于夫妻之间，或是离间夫妻关系，或是加强夫妻感情，也有男子引诱女人的。钱锺书指出，媚道系一种“可以使人失宠遭殃，亦可使己承恩致福”的妇人厌魅方术。 ① 自汉武帝充实后宫、频频换立皇后以后，后妃竞争、争宠、求子之事不断， “媚道”之术非常流行。李建民在《“妇人媚道”考 — —传统家庭的冲突与化解方术》一文中对汉宫“媚道”的性质、 “媚道”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影响作了详细的研究，他指出不管是采用媚术与媚药，“媚道是和合夫妻关系的实际技术，包括解决可能破坏夫妻关系的‘淫’和‘妒’等问题”。 ② 对绝大多数妇女来讲，实施“媚道”的目的肯定是巩固自己与丈夫的关系，或者破坏丈夫与其他女人的关系。然而汉代巫蛊之祸以后，历朝后宫皆严禁实施“媚道”，施媚道者一旦被发觉，结局都很惨，轻则废黜，重则处死。如何既能施媚而又被认可，佩戴有宜男作用的萱草花或萱草无疑是最佳选择。
其实，魏晋时期很多地方的妇女都有佩戴萱草花向异性示爱或求偶的习俗，除了前文提到的荆楚和江南以外，岭南的交广也有这种习俗。当地有一种草本植物叫水葱，叶和花与萱草很近似。嵇含的《南方草木状》记载道： “水葱，花叶皆如鹿葱。花色有红、黄、紫三种，出始兴。妇人怀妊，佩其花生男者，即此花，非鹿葱也。交广人佩之，极有验。然其土多男，不厌女子，故不常佩也。”因为那里地处偏僻，父权文化并不发达，很少有重男轻女的观念，所以*的妇女极少有佩戴水葱花的。不过，嵇含对那里的风俗并不了解，于是按照中原地区的刻板印象进行解释，认为那个地方多生男子，故*的妇女不需要佩戴水葱花。既然不是为了生男孩，那么妇女佩戴水葱花只能是增加个人魅力了。
因为远离中原地区，北方的巫蛊之祸在岭南影响不大，交广地区的妇女们不但喜欢佩戴美丽的花草吸引男性，而且明目张胆地称其为媚草。 《南方草木状》又记载说交广有一种叫鹤草的蔓生植物， “其花曲尘色，浅紫蒂，叶如柳而短。当夏开花，形如飞鹤，觜翅尾足，无所不备”，当地人都说这是媚草， “上有虫，老蜕为蝶，赤黄色。女子藏之，谓之媚蝶，能致其夫怜爱”。 ④ 此外，茉莉花当时已经从海上传至交广一带， “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当地的妇女们“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 交广妇女好媚道的风气至唐代仍然有流传。岭南地区有一种被称作红飞鼠的小动物，其形状与蝙蝠有点近似，因为雌雄总是一起活动，故被民间认为有增强夫妻感情的作用。 《岭表录异》载道： “红飞鼠，多出交趾，及广管泷州。背腹有深毛茸茸，惟肉翼浅黑色。多双伏红蕉花间，采捕者若获一，则一不去。南中妇人，皆买而带之，以为媚药。” 岭南地区的妇女们相信佩带红飞鼠可以增加个人魅力，能让男子喜欢自己，对自己不离不弃。
通过以上讨论可知，萱草在先秦时期就被郑卫一带的青年男女作为示爱和求偶的媒介，礼乐文化的兴起使其本意被隐藏，变成女子对意中男子的不忘情，所以就被称作忘忧草。魏晋时期道教流行，萱草具有使人忘忧的特点与长生和神仙思想相契合，从而深受上层社会男子的欢迎。妇女们则在迎合父权需求的同时，利用“女歧生九子”的传说，巧妙地传播了“萱草宜男”的话语，使佩戴萱草花增加个人性魅力的行为正当化、 “媚道”之术习俗化。她们希望借此与丈夫保持亲密的关系，巩固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这一努力在话语层面获得了成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士子多喜欢以宜男为题吟咏萱草花，或公开或含蓄地赞美萱草与两性和生儿育女之间的关系。男女双方在“萱草宜男”话语上的共同表达，使得妇女佩戴萱草求男的习俗广为流传。 “萱草宜男”话语的生成机制及其文化内涵，一方面凸显了父权社会性别制度对女性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表明魏晋时期妇女并非一味地顺从父权的控制，在有限的空间内，她们有可能利用父权制的文化需求，使自己“非礼”的行为合礼化，以利于一定程度上改善生存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整个魏晋南北朝，萱草都没有与母亲联系到一起。但是唐代诗人对萱草情有独钟，写出了很多吟咏萱草的诗篇，萱草令人忘忧的特点被发扬光大，由男女相思之情拓展到友情和亲情。以萱草吟咏叹男女之情的诗篇有王涯的《春闺思》： “雪尽萱抽叶，风轻水变苔。玉关音信断，又见发庭梅。” 用萱草吟咏朋友之谊的诗篇有钱起的《秋夜送赵冽归襄阳》：“斗酒忘言良夜深，红萱露滴鹊惊林。欲知别后思今夕，汉水东流是寸心。” 借萱草吟咏母亲的诗篇有孟郊的《游子》：“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亲倚门望，不见萱草花。” 其中以“北堂萱”喻母亲的最多，先后有骆宾王的《同辛簿简仰酬思玄上人林泉四首》、张九龄的《酬王履震游园林》、刘禹锡的《和南海马大夫》等。以“北堂萱”喻母亲取自毛亨“背，北堂也”和萱草又名“女歧”之义。唐代文人对萱草的热情讴歌，使其象征母亲的意蕴得以流传，渐渐超越了“萱草宜男”话语，戴萱草可求子的习俗仅在民间有所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