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孝经》传入日本大概是公元513年百济派五经博士段杨尔去日本之后的事情。《孝经》传入日本后，在日本流传的《孝经》有今文、古文两种，受到了日本天皇的高度重视。日本第四十六代天皇孝谦天皇，曾下诏令让日本每家都藏《孝经》一本，并且号召国民对《孝经》精勤诵习。而后不同时代的多位天皇，也都非常重视《孝经》。《孝经》还受到了日本学界的普遍重视，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翻译、校正、解读《孝经》。远藤隆吉著《孝经及东西洋的孝道》，论述了《孝经》在日本自上而下的传播，探讨了《孝经》对"孝道"阐释与西洋文化对"孝道"阐释的异同、阐明了《孝经》的"孝为德之本"创造性转化为日本本土的"忠孝一本"思想。从远藤隆吉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孝经》对日本文化的极大影响。
据《古事记》记载，日本应神天皇时期(270—310年)，中国的《论语》《千字文》等就被百济人王仁传入了日本。公元513年百济又派五经博士段杨尔赴日本传播儒学。儒学经典《论语》《孟子》等也有阐释“孝”的理论，但是没有《孝经》中阐释的孝道系统而全面。《孝经》是中国儒学经典的十三经之一，是专门阐释孝治、孝道的儒家经书。《孝经》不仅受到我国历代思想家、哲学家的重视，而且传入日本后，也受到了日本自上而下的重视。尤其是日本学界，出版了诸多注解、研究、勘误《孝经》的著作，其中远藤隆吉的《孝经及东西洋的孝道》，在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远藤隆吉，1874年生于群马县，1946年逝世，东京大学毕业，曾经担任日本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教授，是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一生著书诸多，主要有《易的原理及占筮》《易的处世哲学》《孝经及东西洋的孝道》《孔子传》《中国思想发达史》《中国哲学史》《道德和品性》《人文东洋主义和社会改造》等。远藤隆吉在其著作《孝经及东西洋的孝道》中论述了《孝经》在日本自上而下的传播及研究、东洋文化与西洋文化对“孝”的阐释的异同、日本把《孝经》的“孝为德之本”发展为“忠孝一本”等思想。
《孝经》在日本自上而下的传播与研究
《日本书纪》是日本最早的史书，记载了应神天皇十六年(285年)百济博士王仁到日本带去了十卷《论语》以及一卷《千字文》。然而，关于《孝经》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古事记》《日本书纪》中都没有记载，远藤隆吉也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孝经》具体传入日本的时间，故而不能妄加确定，远藤隆吉指出：“《孝经》何时传入日本，其时间并不明确。《孝经》传入日本的时间，大概是百济派五经博士段杨尔来日本之后的事情。确定的是：圣德太子所处时期，《孝经》已经传来了。”圣德太子是日本飞鸟时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日本三十一代天皇用明天皇的次子，为日本三十三代天皇推古天皇时期的摄政大臣。也就是说，远藤隆吉可以肯定，在574—622年这个时期，《孝经》已经传到日本了。当时在日本流行的《孝经》有两种版本，远藤隆吉指出：“《孝经》是中国先秦时代的书，现在日本流传的《孝经》有今文古文两种，但没有太大差别。”古文《孝经》是孔子的后人孔安国注的《孝经》，共有二十二章;今文《孝经》是郑玄注疏的《孝经》以及唐玄宗御定的《孝经》。“郑康成诸儒主今文，孔安国、马融主古文。而今文独行，唐明皇诏议二家孰从，刘知几谓宜行古文，诸儒争之。”远藤隆吉认为日本有些学者对《孝经》古今文的重视甚至超过了中国，相对于中国，日本学界研究《孝经》更加细致和深入，有些人对于研究《孝经》已经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正如远藤隆吉指出：“在日本，有些人对流传的孔郑二氏注的探究非常痴迷，即使在支那也没有像春台等人那样如此痴迷。春台曰：‘古书之散逸者，亦不少。而孔传古文《孝经》，全然尚存于我日本，岂不异哉，予尝试检其书。古人所引孔安国孝经传者，及明皇御注之文，刑员以为依孔传者毕有，特有一二字不同耳，得非传写之互诈乎?’”远藤隆吉指出了古文《孝经》全然存于日本，日本研究古文《孝经》的资料甚至比当时的中国还要全面。例如太宰春台（1680—1747年）等人对古文《孝经》进行了潜心研究，并且太宰春台留有刻本《古文孝经正文》，还著有《古文孝经标注》。但值得注意的是：远藤隆吉认为当时日本流行的古文《孝经》是“伪之又伪”，于是日本学界认真辨别、校正。正像远藤隆吉所说：“丁晏的孝经征文中曰：‘夫孔传与古文，不合者五，可断其非真古义，与王肃宛合者五，又可断其为肃伪撰矣。唐朝司马贞、元朝吴幼、明朝宋景濂和归震川皆斥古文之伪。日本所得之古文，尤伪之伪者，自伪书盛行。又有日本国佚存丛书，魏征等群书治要，许敬宗等文馆词林，皆赝鼎不可信。乃东洋市舶之皇侃疏，山井鼎之足立本，又安在可信也。而士大夫多尊信之，顾亭林言，近世之说经者，莫病乎好异，舍中国之文，而求之四海之外。愚于日本孝经传，深有味乎亭林之言，而为之慨然也。’以日本的孝经传为‘伪之又伪’，……津藩的津阪孝绰如下：‘《孝经》之书，自汉以来，有今文古文之异，诸家聚讼，分左右袒，至今断断然未了。谨案，昔在我，清和天皇诏，今学者从今文，见三代实录。盖古文间有伪错，甚或不成文理，决俟拟作，宜其见废黜也。自是世莫有言古文者，千年于此矣。近世乃得伪孔传，妄崇信灾木，肆然公行者，不读国史之过也。’”由此，日本学者怀着反思、批判的精神，对古文《孝经》进行怀疑、推敲、校对，故而，当时日本学界出版了诸多校对、训点《孝经》的著作。当时在日本传播的不仅仅是《孝经》，还有朱熹的《孝经勘误》等研究《孝经》的中国著作，正如远藤隆吉所说：“在日本流行传播的有关《孝经》书籍，……还有司马光本、范祖禹本、朱子勘误本等等。”，日本学界对中国的《孝经》以及司马光本、范祖禹本、朱子勘误本都进行了研究，并出版了一系列阐发自己见解的著作，例如明治六年清水玄平出版了《古文孝经：校正》、明治十六年土屋弘出版了《孝经纂释》、明治十六年磊落堂出版了《孝经大义》、明治十八年细岛晴三出版了《古文孝经读本点注》、明治二十三年本识七十郎出版了《孝经忠经集注》、昭和九年孝道振兴会编《孝经衍义》、昭和十二年越智黄华出版《孝经摘解》、昭和十八年识田签清编《孝经头注》等。日本学界对当时中国关于《孝经》的各种研究书籍进行了独到的研究，出版了具有独创性的孝道思想著作，例如明治四十三年识柳政太郎出版了《孝道》上、下卷，昭和十一年远藤隆吉出版了《孝经及东西方孝道》、昭和十三年広池千九郎出版了《孝道的科学性研究》、昭和十五年皇孝凳扬会编《皇孝道》等，另外还有阐释“孝道”的著作，例如大正九年，胜水淳行在其著作《改造的基调》中比较了“中国的忠孝与日本的忠孝”等。
在日本，中国的《孝经》受到了天皇的高度重视。孝谦天皇，是日本第四十六代天皇。孝谦天皇曾下诏令家家都藏《孝经》一本，并且对《孝经》精勤诵习，远藤隆吉指出：“太宝令的学令中有：‘凡经，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学者兼习之。’凡教授正业，《周易》郑玄王弼注，《尚书》孔安国郑玄注，三礼、《毛诗》郑玄注，《左传》服虔杜预注，《论语》郑玄、何晏注等等。孝谦天皇下诏书让家家藏《孝经》一本，诏曰：‘古者治国安民，必以孝治，百行之本，莫先于兹。宜令天下家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倍加教授。百姓间有孝行通人，乡闾钦仰者。宜令所有长官，具以名荐，其有不孝不恭不顺者，宜配陆奥国桃生，出羽国小胜以清风俗，以桿边防。’”由此可以看出，《孝经》传入日本后，受到了日本天皇的高度重视。“今文《孝经》淳和天皇天长十年开始朝廷的经筵被采用，‘皇太子初读书，进孝经，参议已上，会集东宫，有宴焉。’于是学者们开始研究今文《孝经》。”在日本，《孝经》受到了不同时代的多位天皇的重视。远藤隆吉指出：“‘哲王之训，以孝为基。夫子言：穷性尽理，即知。一卷《孝经》，十八篇章，六籍之根源，百王之模范也。然此间学令，孔郑二注为教授正业，厥其学徒相沿，盛行于世者，安国之注刘焙之义也。今案，大唐玄宗开花十年，撰《御注孝经》，作新疏三卷，以为世传，郑注比其所注录，义理专非。’……从这之后，《御注孝经》在日本广泛传播，即使在将军的家里，读书也是以读《孝经》开始，这些在古事类苑文学部里都有详细的记载。”在日本，《孝经》在学术领域以及政界获得了非常高的地位，正像远藤隆吉所说：“《孝经》一度成为了宫廷之学。”
远藤隆吉认为《孝经》传入日本之后，受到了天皇的高度重视，又掀起了学界对《孝经》探讨的热潮，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翻译、解读《孝经》，远藤隆吉列举了研究《孝经》的著作，例如：中江藤树著的《孝经心法》《全孝心法》《全孝图》;山崎嘉著的《孝经外传》、熊泽了介著的《孝经小解》、广池千九郎著的《孝道的科学研究》、松平君山著的《孝经直解》。远藤隆吉又列举了日本注释《孝经》的著作，例如：片山兼山著的《古文孝经孔传参疏》，后藤松阴著的《古文孝经评注》，朝传鼎著的《古文孝经证注》《古文孝经私注》，津坂孝绰著的《孝经发挥》，山本信有《校订孝经》《孝经集览》《经义概说》，东条弘《古文孝经辨伪》。远藤隆吉还列举了山崎嘉著的《孝经勘误附考》、川崎鲁斋著的《孝经参释》、荻生双生著的《孝经识》、竹田正直著的《孝经便蒙》、铃木柔嘉著的《孝经疏证并解题考异》等等。日本学界对《孝经》内容进行考据、研究，也对《孝经》的作者进行考据。远藤隆吉认为虽然朱熹发其端对《孝经》的作者进行考证，但是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孝经》的作者是谁。远藤隆吉指出：“虽然朱子对《孝经》的作者进行了考究，但是其对《孝经》作者的考证缺乏客观证据。”自朱熹开始又经姚际恒、王正己、徐复观等人继续考证《孝经》的作者，其主要依据《孝经》与《左传》《论语》《孟子》的文句、思想传承等关系进行考证，远藤隆吉认为这些考证也只是凭着主观判断，并没有确凿的客观证据。其实直至现在，即使在中国，关于《孝经》作者的说法也有多种，至今无人拿出令人信服的、确凿的客观证据证明《孝经》的作者是谁。《孝经》作者的不确定，不影响《孝经》的研究和传播，在中国，为了践行《孝经》的理论，宋代以后出现了关于《二十四孝》的各种著作，有《二十四孝图》《男女二十四孝》《女二十四孝》《日记故事大全二十四孝》《二十四孝史》等等。中国的《二十四孝》也传入了日本，并在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远藤隆吉说："在支那，自《孝经》发表后，受到了历朝历代的崇尚。为了在现实中实现‘孝’行，还确立了‘孝子’的表旌，以二十四孝为著名。二十四孝传入日本。”《二十四孝》传入日本后，也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日本人汲取了中国"孝”之精髓并且使之发展，日本学界也纷纷著书立说，日本寬文十年(1670年)日峰撰写的《释氏二十四孝》出版，明治四十四年出版了小林莺里编《伽噺二十四孝》，还有手柄冈持《加言二十四孝》、松亭金水著的《教训廿四孝》、中川太吉编《新撰帝国二十四孝》、日种寬周抄录《道俗二十四孝》、高山鲁翁著《二十四孝童训歌》、木村量害著《二十四孝童蒙必诵》、片冈甚三郎编《本朝二十四孝》、铃木万吉编《本朝二十四孝》、穗积小舟著《明治二十四孝绘抄》等。由此可见，日本不仅对《孝经》，而且对中国的《二十四孝》也极其重视。
中国的《孝经》也成了日本学校的教学科目。历史上，各类学校讲授过《孝经》，一些讲授者还出版了关于讲授《孝经》的著作，例如明治五年，高桥省三出版了著作《孝经讲义》、明治十四年吉田咸助出版了《孝经幼儿训》、明治二十五年内藤耻叟出版了《小学孝经忠义讲义》、明治三十年深井艦一郎出版了《孝经讲义》等等。
《孝经》中的“孝道”与西洋文化中的“孝道”比较
东洋文化和西洋文化存在差异，故而东洋文化和西洋文化对"孝”的理解和阐发也必定存在很大差异。《孝经》所阐释的孝道与西洋哲学中所阐释的孝道之所以不同，是基于东洋和西洋文化背景的不同。"说到世界的文化，从狭义的文化来看，是指宗教、艺术、学问等方面的思想。由于历史、地理，时代及场所各不同，文化也会显示不同的特色。从大的区别来说，可以分为东洋文化和西洋文化。”关于西洋文化与东洋文化的区分，日本村田德治这样认为："西洋文化的系统，是埃及文化与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合流进入欧洲，促进了希腊文化的发达、助力了罗马文化的进步，与中世的基督教文化、近世的日耳曼民族的文化融合，在西洋历史上形成大潮流。与此相对，东洋文化主要是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合流，近世受到西洋文化的重大影响。……关于文化的特质，东洋文化注重精神性的，物质性的方面没有显著显现。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文化较少，而在精神方面，产生了像印度的佛教、中国的儒教这样伟大的、优秀的文化;而西洋文化在关注了一般精神的同时，也关注了物质方面的文化。”古代的西洋文化也探讨人生，也有阐释"孝”的理论，而自西方启蒙运动以后，关注更多的是突出人的个性、凸显人的理性，由此可以说尤其是近世以来"东洋凸显‘道’，西洋凸显‘科学’。”19世纪以后，西洋文化不仅重视精神方面的文化，也更加重视物质方面的文化。故而西洋进入近代以后，对"孝”的阐发和研究显得比希腊时期淡薄了。然而"东洋文化和西洋文化除了有相异点之外，也有相似点“。东洋文化有中华儒家思想的底蕴，在东洋，无论是韩国、日本，还是新加坡，都深深渗透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尤其是中国的孝文化。东洋文化的"孝”文化，就包含了中国儒家经典《孝经》以及《论语》等经典中的"孝”的理论。日本人是善于比较，以便取人之长。远藤隆吉为了更好地阐释《孝经》对日本的影响，对东洋之"孝道”与西洋之"孝道”进行了比较，并且分析了东洋之"孝道”与西洋之"孝道”的差异。
关于西洋文化中的"孝”理论，远藤隆吉首先分析了古希腊关于"孝”的诸学说，分析了与"孝”文化有关联的古希腊的祖先崇拜，远藤隆吉指出："在希腊的古代也有非常尊重父母者。希腊的古代氏族制度发达，祖先崇拜被确立具有了一定的地位。希腊罗马奉行拜火教，认为祖先的灵魂寄宿在火中。”对祖先崇拜，以表对祖先的"孝”这一点，西洋文化与东洋文化有相似之处，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印度等国，也都有对祖先崇拜、祭祀的传统。远藤隆吉还分析了希腊哲学家关于"孝”的论述，并且将其理论与《孝经》进行了比较，例如远藤隆吉指出："亚里士多德论及过对父母的义务，他说：“我们最大的关注是尊重神灵、法律和父母。……对于父母的债务子女有继承债务并且偿还的义务，……父母死后，儿女为了纪念父母，有为父母立与其身份相当墓碑的义务，……注意年年装饰父母之墓所，以永远地纪念，并且为此以行妥当的费用。……这与《孝经》思想是相同的吧？也不比《孝经》逊色。”亚里士多德认为敬父母就像敬神一样，而"毕达哥拉斯论‘孝’……无论在言语上还是在行为上，不可伤害双亲;不论贫富贵贱，都得孝顺双亲;不论身心如何，不拘限于外在的状态，即不论平时还是战时、不论健康的时候还是生病的时候、不论贫穷的时候还是富贵的时候、不论获得名誉的时候还是失意的时候、无论是平民还是官者，都不可遗忘侍双亲。……如果侮辱双亲，无论是在世间还是在死后，此罪会遭到‘神’的非难和憎恶。……毕达哥拉斯的此番论述，并不亚于支那的《孝经》。”对于父母双亲之爱，世界是相通的，无论东洋文化还是西洋文化，都提倡对父母之爱，并且强调无论地位高低、无论贫富贵贱都必须对父母敬爱，正像远藤隆吉认为："对双亲的道德，古代的希腊与东洋几乎是相通的。”只不过《孝经》中阐释对父母的孝道更加具体，即："身体发肤，不敢毁伤”，爱护自己的身体不让父母担心;"立身行道”而发奋图强，让父母荣光而扬名后世。远藤隆吉认为随着西洋的社会发展，西洋对祖先崇拜逐渐减弱，而对基督教的信仰越来越强。在基督教中也有教导人们对父母孝敬的内容，远藤隆吉认为："西方阐释的父子关系完全符合事实，论述也是极其冷静的，子对父母的爱也不强调，只是自然地、学问性地阐释亲子关系，从我们东洋人来看的话，西洋阐释‘孝’总起来说是欠缺的。……由此，西洋的父子关系也就成为比较自由的和个人主义的了。理论界，阐释耶稣教之爱的比较多，而阐释父子之情的比较少。……在近世的西洋思想中，个人主义、耶稣主义流行，古代的亲子关系难以维持了，在学问方面论及家族的也少了。……西洋的近世也承认家族的价值、父母的爱、孩子的义务等，但是没有显示东洋那样尤其重视‘孝’的色彩。”西洋文化的"孝”，虽然也有从道德角度阐释，但是从古希腊开始往往是从有关法律条文或者宗教的角度去体现，严格地说，西洋文化中体现的是对父母的义务，孝敬父母是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强调用法律管理、约束对父母的应尽义务。正如远藤隆吉所说："《汉穆拉比法典》一百九十五条曰：‘子殴打父亲切断其子手指。’”并且在西洋，一般认为孝敬父母是遵守神的旨意，正如远藤隆吉所说："希伯来人之孝，……尊敬父母是神的旨意，是绝对的。”然而东洋文化中的"孝”从古代开始往往是多从道德方面去阐释，随着社会的发展，东洋国家也从法律上保障子女对父母尽孝的义务，但还是多从道德的角度、从“情”的角度阐释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东洋国家注重培养人们对父母的孝德，对于不孝之人主要施以道德谴责。现代的东洋国家，即使有法律保护子女对父母行孝的义务，现实生活中出现不孝顺之子女，也很少有父母去诉诸于法律而惩罚其子女，还是主要用舆论道德谴责之。不论西洋哲学中论及的子女对父母之孝，还是东洋哲学论及的子女对于父母之孝，远藤隆吉认为都属于家族主义，他指出："孝对于家族主义来说是最发达的，在支那、日本以及古代希腊的发达是客观性的事证，滋生了一种以父为中心的一家为团体的一种精神。”其实，"家”是社会的细胞，社会安定需要各个家的和谐，故而孝亲与治国平天下是紧密相连的。
远藤隆吉认为："在西洋个人主义、耶稣主义维持古代的亲子关系，在亚里士多德之学派中，论及家族之思想者也不少。……在家族生活中，其内部友谊亲爱是理所当然的，随着科学的发达，逐渐唤起了家族的精神、家族的意识等思想。”近世以后，西洋家族意识就淡化了。总体来看，西洋文化中也有家族精神，也有家族亲人之间的关爱，但是"耶稣教以后的西洋，主张任自然，有时候为了夫妇之爱而不怎么顾及孩子，可以说亲子之情没有达到东洋国家那样高的程度，甚至老亲之情被舍弃。在西洋，羡慕东洋家族主义的著书也有。”西洋不如东洋的孝文化发达，远藤隆吉指出："在支那，有发达的家庭伦理，‘父严、母慈、子孝、兄友、弟悌、夫妇别。’而在西洋，则没有像支那这样精密、发达的家庭伦理。”西洋文化中的家庭伦理不如东洋文化中的家庭伦理细致、严密、发达。由此，西洋文化中的"孝”文化不如东洋文化中的"孝”文化发达，尤其不如中国的《孝经》中的"孝”文化发达，例如《孝经》中的"孝”包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中的"孝”，不仅包括"事亲”，而且包括"事君”和"立身”。
尽管东洋各国对"孝”的阐释有差异，对"孝”的重视程度也有所不同，但是总体来看，东洋文化对"孝”的阐释和研究，比西洋文化中对"孝”的阐释和研究要全面和深入。在东洋文化中，往往儒释道三者融合而阐释“孝”，韩国、日本、新加坡三国尤其把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融合在一起而阐释“孝”的重要性。远藤隆吉指出：“日本所传的佛教中，关于‘孝’的论述也很多。……佛说孝子经曰：“佛间诸沙门，亲之生子，怀之十月，身为重病，临生之日，母危父怖，其情难言，既生之后，推燥卧湿，精诚之至，血化为乳，魔试澡浴，衣食教诏，礼贿师友，奉贡君长，子颜和悦，亲亦欣豫，子设惨感，亲心焦枯，出门爱念，入则存之，心怀惕惕，惧其不善，亲恩如山，何以报之。”这一段话，翻译者遗失了，好像支那的思想。又曰：“诸沙门对曰：唯当尽礼慈之心，供养以赛亲恩。作为沙门，一般回答如下……世尊又曰：子之养亲，甘露百味，以恣其口，天乐众音，以娱其耳，名衣上服，光耀其身，两肩荷负，周流四海，讫子养命，以赛养恩，可谓孝乎?诸沙门曰：惟孝之大莫尚乎兹。’问：让父母满足口腹之欲，能算尽孝吗?世尊告曰：未为孝矣。……论孝，谏亲很重要，……谏亲也是很必要的，佛告诸沙门：睹世无孝，唯斯为孝耳，能令亲去恶为善，奉持五戒，执三从归，朝奉而暮终者，恩重于亲乳哺之养无量之惠，若不能以三尊之至化其亲者，虽为孝养犹为不孝。其方法遵循佛教的习惯。”日本僧侣把佛教文化与《孝经》的孝道结合起来，融合为日本的“孝道”，其宗旨也没脱离《孝经》。然而《孝经》中的“孝”也不是愚孝，《孝经》中也阐释了“诤孝”，例如《孝经》的“谏诤章”中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可见《孝经》中的“孝”包括“诤孝”，在现实中，如果父亲让其子去偷东西，其子顺着父亲之意去偷东西就是“从而不谏”，这就是不孝;如果其子以柔软的方式“谏”而规劝父亲弃恶从善，即为孝。可见《孝经》中阐释的“孝”并不是董仲舒所谓“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则为不孝“的“愚孝”观，而是当父母行不正的时候，耐心地规劝父母从善的正确孝观。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佛家所讲的“孝”，实际上就是《孝经》中所阐释的“孝”。无论如何，东洋文化有其相融性、共同性，从总体上看，东洋文化与西洋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与特质。故而，东洋对“孝”的阐释与西洋对“孝”的阐释具有明显的不同，对于《孝经》中所阐述的孝论，西洋哲学中关于孝的理论，很难与之媲美。
日本学界，对中国儒家的“孝道”尤其是《孝经》中的孝道深入研究之后，又与西洋文化中的孝道进行了比较研究，然后结合日本的本土文化，各取所长，进行融合创新，推动了孝道在日本的研究发展。
《孝经》的“孝为本”被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日本本土的“忠孝一本”思想
远藤隆吉认为日本的“忠孝一本”具有日本特色，是日本国家本土的理念，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先例，“忠孝一本”是日本的独创。但不可否认的是：日本的“忠孝一本”，是在受中国儒学中的孝道理论影响，尤其是《孝经》的孝道影响之下的独创。《孝经》阐释孝道全面而深刻，具有较高的逻辑性和系统性，对日本孝道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中国的儒学中也有“忠”，并且也重视“忠”“恕”等，只不过是日本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把儒学融入到其本土文化中，而重新阐释了“孝”“忠”，发展成了“忠孝一本”。日本结合日本的古代神话传说、日本的固有文化，提出了“忠孝一本”，使其成为具有本土特色并为其政治服务的理念。圣德太子以后，日本整个国家自上而下研读中国的《孝经》，学界更是对中国《孝经》的各种版本进行比较、校正、研究，汲取了中国文化中的.孝道，理论，并且把中国文化中的“孝”与日本的“忠”结合在一起，发展了中国的孝文化，演化为日本“孝忠一本”的具有日本特色的本土文化。
然而，在日本学界、宗教界也有提倡“以孝为本”而不是“忠孝一本”，例如日本僧侣也非常重视“孝”，并强调“孝”的重要地位：“日本有二十四孝，也有积氏二十四孝，《积氏二十四孝》是日峰跋涉中日两国而撰写的，……其中曰：‘蒙童问予曰：佛法万行以何为本?子应之曰：盖万行者以戒为首，以孝为本，我大觉慈尊。当其因缘出世之初，说大戒也，便言：孝名为戒，孝者何也?顺之谓也，顺者何也?顺性之谓也。是以行虽万殊，举孝则收;德虽无量，语性则摄，孝之为道也，若是之大且备矣。’日本的僧侣者提倡此孝者有之。”尽管日本提倡“孝为本”者有之，但是更多的是提倡“忠孝一本”，并且“忠孝一本”也是日本近代以来官方认可的理论，正如远藤隆吉所说：“在日本，"忠孝一本"成为支配全体国民的思想，在国外几乎没有这样的先例。自天地开辟以来只有日本被此习惯支配，以至未来永远也不会改变这样的习惯。"日本天皇是其古代传说中的创世之神的后裔，是日本国家的象征，远藤隆吉认为自古以来日本就有对天皇尽忠的义务。
"忠孝一本"即"忠"和"孝"都是"本"，而不是只强调"孝为本”，远藤隆吉认为："支那是非常崇尚'孝'的国家，不仅仅是在《孝经》中论'孝'，即使在《论语》中也是多处谈及'孝'而很少谈及'忠'，……在支那自《孝经》发表后，受到了历朝历代的崇尚。为了在现实中实现'孝'行，还确立了.孝子，的表旌，以二十四孝为著名。”中国的《二十四孝》传入日本后，也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日本人汲取了中国"孝”之精髓，并且使之发展为"忠孝一本”的日本本土文化。远藤隆吉指出："日本道德修养的条项有：‘忠孝一本’和祖先崇拜，……尽‘忠孝’之道，存友爱他人之念，不可以自我为中心。”在日本，"孝”与"忠”是结合在一起的，远藤隆吉指出："忠从‘中’从‘心’，尽自己心的真底，从中不二，这与自古以来的解释都具有一致性。‘忠’具有忠信、忠恕之意。”而"忠”字在中国的《孝经》中没有专门论述，远藤隆吉认为："在支那，非常崇尚‘孝’，认为‘孝’是德之本。而在日本却不同，认为‘忠’是最重要的。”在日本，"忠”与"孝”是结合在一起的，并且在宗教世俗化的进程中赋予了"忠孝”以特殊的意义。"敬神崇儒，日本水户政教学最重视的是‘忠孝一本’思想。……在五伦、五常中‘忠孝’最着眼。在支那，有亲、义、别、序、信，而在日本‘义’是第一位的，即君臣之‘义’—把‘忠道’放在主要位置;其次是父子之亲—‘孝道’。……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在日本水户政教学中，在国民道德说上反映了中正的、调和的、综合的态度;在支那，作为原理，虽然也能看到‘孝道’即‘忠道’解释之风的调和，而事实上，在易世革命频出的支那，有非常重视‘孝道’、不怎么重视‘忠道’的倾向，……即使《孝经》《忠经》中，也是阐释了‘孝’第一，‘忠’第二的思想。在《忠经》中有：‘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则福禄至矣。故得尽爱敬之心，以养其亲，施及于人，此之谓保孝行也。’阐述了，竭‘其忠’是为了‘保孝行也’的意味;又在《孝经》中，有：‘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其中把‘孝’看作‘天性’放在了第一位，其次‘忠’是‘孝’的延续，这与五伦道德中把‘父子之亲’放在主要地位，把‘君臣之义’放在次要地位的观点是一致的。由此可以看出，在支那偏重‘孝道’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这与日本‘忠孝一本’的精神是不同的。在日本的水户政教学中，就像文武的调和、学问、事业的必然一致是一样的，‘忠孝一本’是必然的;就像非偏文、偏武及学问本位和事业本位的倾向一样，非’孝道‘偏重的倾向，也就是说其态度是中正的、调和的、综合的。故而《弘道馆记》中，东湖对此解释为‘忠孝不二’，认为‘忠孝者，名教之根本，臣子之大节，而忠之与孝，异途同归。’”日本的"忠孝一本”思想与中国的"孝为德之本”的思想是有差异的，日本的"忠孝一本”是对中国"孝为德之本”的汲取和转化。日本"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明治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作为文明共同体的国家体制向国内外宣布。明治宪法规定了围绕天皇建立‘大日本帝国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翌年，发布了教育勒语，……教育勒语中这样说：‘从天照大神到神武天皇的皇祖和绥靖天皇以降的历代的天皇创建国家，确立道德以后，国民尽忠、修孝……，作为文明共同体的国家内核，是‘忠’与‘孝’。”其实，虽然中国没有强调"忠孝一本”，但是也不是不重视"忠”，即使《孝经》中讲述的也有"大孝”，"大孝”就是要对国家尽忠。"关于日本水户政教学认为儒学偏重‘孝道’轻视‘忠道’的观点，在日本也有学者对其进行反驳，正如“不知‘*身成仁’谓之‘大孝’，‘大忠’是‘大孝’，‘事君全其大义’乃所以孝其亲。’即国君有事之秋，发扬大义而为了国家殉一身，归根结底也是为父母尽了孝;又为了社会、为了人人，牺牲自己尽其诚，归根结底，确切地说也是与大的孝道精神合致的。”其实，中国的《孝经》中，也有"忠”，也没有忽视对国家的忠诚，例如《孝经》中有："资于事父以事君而同……忠顺不失，以事其上。”只不过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尤其凸显地讲"忠孝一本”，然而正如远藤隆吉所说："支那的‘孝’也有至孝、大孝、达孝之称。”在中国，虽然《孝经》中也包括"大孝”，即对君、对国家尽忠之为"大孝”，但是中国文化中也有"忠孝不能两全”的说法，"忠孝不能两全”中的"孝”不是"大孝”，而是狭义的对父母之"孝”。"忠孝不能两全”显然把对父母之"孝”与对国家的"忠”分开了，当"忠”与"孝”不能两全的时候，大部分的中国人也会选择"忠”，也显示出"忠”的优先性，只是没有明确地阐释提倡"忠”与"孝”都是"本”而已，况且《孝经》中的"大孝”中已经包括了对国家的"忠”。而日本一直倡导"忠孝一本”，并且特别强调"忠孝一本”，远藤隆吉认为："在日本，作为国家伦理，忠君是第一义的。”
自近代以来，"忠孝一本”就成了日本的金科玉律。尽管日本学界，也有学者或者僧侣主张"以孝为本”，但是日本学界大多强调"忠孝一本”，并且日本政府自明治天皇于1890年颁布教育勒语以来，就非常重视“忠孝一本”的国民教育，教育国民克忠克孝、尊宪守法、维护皇权。从总体来看，按照远藤隆吉的观点，日本自上而下重视《孝经》、尊重《孝经》、研究《孝经》，在现实生活中落实《孝经》之理念，并且日本在践行《孝经》的理论过程中，有所创造、有所发展，创造出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忠孝一本”文化，并且尤其突出“忠”的重要性、首位性，“为国家竭尽全力全身心而鞠躬尽瘁，为‘忠’……无论如何，对国家尽‘忠’是第一位的。夜晚，怀抱着‘忠’入睡;清晨，怀抱着‘忠’起床。”日本凸显“忠”，把从古时候对天皇的忠，逐渐演化为对国家的“忠”、对集体的“忠”，在现实的社会中，有的日本人做了有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事情之后，为了尽“忠”会选择剖腹自*。即使在当今的日本，有的人做了愧对国家、集体的事情之后，也是羞愧地选择自*，例如2011年，日本的一辆特快列车发生故障导致车内火灾，致使36人受伤。于是，日本铁道公司的中岛社长多次鞠躬道歉，又留下道歉信选择了自*以向民众谢罪。至今，日本人集体主义、国家主义之信念依然强烈，一般人如果做了有损于集体或者国家的事会有羞耻感。日本“忠孝一本”的思想是中国儒家思想与日本本土文化融合的产物，并且日本文化也融合了多种文化。“现在的日本，有耶稣教、有佛教、有神道十三派，有西洋的习惯、有支那的习惯、有印度的习惯，各种各样的文化都对日本文化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无论如何，必要的是日本的固有习惯，并且日本的固有习惯即日本的根本精神。”日本神话里，“天之御中主神”是开天辟地的“别天津神”，“天之御中主神”是“造化三神”之首。“天照大神”是日本神话里三贵子之一。“天照太神”或称为“天照大御神”，日本人把“天照大御神”奉为天皇的始祖，并且把“天照大御神”奉为“神道”的最高神。“日本的神话，追溯到遥远的天地创造之初，以天之御主神为本源，天之御主神是天地之初生时出现的神，其后命令伊邪那岐、伊邪那美救世，然后又经‘天照太神’救世，至神武天皇。……皇室乃神武天皇的子孙、又是‘天照太神’的子孙、还是‘天之御中主神’的子孙……日本一切人民皆是依据‘天之御中主神’所造，……此神话传说受到日本人的尊重，虽然此神话传说的真伪平常人难以辨别，又没有材料可以证明，然而此神话传说支配着所有日本人。认为日本人皆是由诸神所造，与皇室有着直接的血统关联，有着共同的祖先。……由此，臣民对皇室必须尽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由此，儒学传入日本以后，日本把儒学中的“孝”尤其是《孝经》中“孝”的有关理论，与日本固有的本土文化对“天皇”、对国家、对集体的"忠"融合并列在一起，形成了"忠孝一本"的日本特色理念。
文献引用格式
史少博.《孝经》之“孝道”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及发展—以远藤隆吉的研究视角[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19-26.
本文刊发于《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岳麓书院与传统文化“栏目。此为简版，参考文献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