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明永乐六年，“泛海来朝”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染疾不起，明成祖遵其“体魄托葬中华”的遗愿，命工部以礼葬于南京安德门外石子岗。湮没多年的浡泥国王墓被发现后，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根据浡泥国王墓神道石刻的组合，并结合文献记载，可知明成祖朱棣给予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的礼遇，自始至终都只限于公侯之礼，而非王礼。有文莱学者认为，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就是1402年到1408年在位的文莱第二世苏丹，其父即文莱第一位苏丹，也就是见诸《明史·浡泥传》的浡泥王马合谟沙。但结合文献记载来看，这一论断却难有说服力。通过对浡泥国王墓碑原石残文的缀合整理，校诸传世《浡泥国恭顺王墓碑文》，仍可发现不少异文，可见浡泥国王墓碑原石在文献方面的价值并不是传世文本所能完全替代的。
一、浡泥国王“体魄托葬中华”的背景与用心
位于南洋加里曼丹岛北部的古浡泥国，即今简称“文莱”的汶莱达鲁萨兰国，与中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
有明一朝，浡泥国与中国官方的交往尤为频繁，先是洪武三年（1370）八月，明太祖朱元璋遣御史张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自泉州出使浡泥国，二人回国时，浡泥王马合谟沙遣使亦思麻逸等随同入朝，并奉表笺、贡方物。永乐三年（1405）十一月，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遣使奉表贡方物，明成祖朱棣于十二月遣使封麻那惹加那乃为国王，并赐印诰、勅符、勘合、锦绮、綵币。在得到明成祖的正式册封后，麻那惹加那乃“大悦，率妃及弟、妹、子、女、陪臣”共一百五十余人“泛海来朝”，将两国关系推向高潮。永乐六年（1408）八月二十八日，明成祖在南京文华殿会见麻那惹加那乃一行，并在奉天门赐宴款待，但不久麻那惹加那乃却染疾不起，于十月一日病故于南京会同馆。明成祖辍朝三日，遵其“体魄托葬中华”的遗愿，命工部以礼葬于南京安德门外石子岗，赐谥“恭顺”，“勅为文，志其圹”并树碑神道，诏立祠于墓所，并访求隶籍中国的西南夷人三户为之守坟，以其子遐旺袭封浡泥国王。
值得一提的是，在遐旺袭封浡泥国王并回国前夕，明廷允诺了浡泥方面提出的三点诉求：其一，勅爪哇国王都马板免除浡泥国片脑四十斤的岁贡，转而改为岁进明朝，并约定期限为三年一贡；其二，以太监张谦、行人周满护送遐旺一行返回浡泥国，并“留镇一年，慰国人之望”；其三，乞封浡泥“国之后山为一方镇”，并命名为“长宁镇国之山”，以践故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臣境土悉属职方”的遗愿，并由明成祖御制长宁镇国之山碑的碑文，命太监张谦等勒碑立石于其地。从这三点诉求与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体魄托葬中华”的遗愿中，不难体察浡泥国希冀倚借明国声威以摆脱周边爪哇等国欺凌压榨、谋求相对独立的良苦用心，这应即是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不惜兴师动众、不远万里浮海来朝的动因。
不过，浡泥与明国之间毕竟海程辽远，遽尔有变，实难指望得到明廷的切实庇护，甚至明廷会否因浡泥而与爪哇等南洋大国轻起兵衅，也还难以预料。有意味的是，麻那惹加那乃与遐旺两世浡泥国王全力维持与明廷频繁交往的起止时间，恰与明永宣之际以内官监太监郑和等率领的明朝下西洋船队驰骋活跃于海上的起始过程相吻合。如洪武时的浡泥王马合谟沙甚至还一度对明朝使节倨傲无礼，即便后来态度有所软化但也仍然表现得对明朝缺乏信任，甚至唯恐所遣使节会遭到明廷扣押。但到了永乐时麻那惹加那乃在位期间，浡泥对明朝的态度却从根本上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如所周知，三宝太监郑和于永乐三年六月率领庞大船队出发从而揭开七下西洋的序幕，而仅仅过了5个月，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便派遣使者向明国奉表贡方物，而作为回报，麻那惹加那乃则于当年十二月被明成祖朱棣遣使册封为浡泥国王。再如，郑和船队第一次下西洋停驻爪哇期间，有私自“登岸市易”的明国官军共计170余人被爪哇西王兵误*，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五年（1407）九月闻讯后怒不可遏，不仅以诉诸武力威吓爪哇西王都马板，还提出了索要六万两黄金的巨额赔偿要求。既然连长年称霸南洋的爪哇也不免俛首于大明，这就无疑为浡泥利用外交突围、谋求政治独立提供了契机和动力，这样来看永乐六年八月“慕义归远”的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兴师动众浮海来朝，或许就不是偶然的了。
尽管麻那惹加那乃在华期间不幸病故，但继任者仍然努力维持并巩固与明朝的关系，如永乐八年（1410）九月，负责护送新王遐旺一行并留镇浡泥一年期满的太监张谦返国时，遐旺仍遣使随从入贡谢恩。永乐十年（1412），新王遐旺再度偕母他系邪来朝，明成祖飨遐旺于南京奉天门，赏赐甚渥，遐旺母子驻留近半年始辞归。而自永乐十三年（1415）至洪熙元年（1425）间，浡泥新王遐旺又先后遣使生阿烈微喏耶沙扮与叔祖麻木、须麻亿等数度涉海朝贡方物，但随着仁宗登基后以至宣德年间的停罢下西洋，浡泥国遂“贡使渐稀”进而不复再至。
诚然，国内学术界都普遍认为，位于南京的浡泥国王墓是所谓明初厉行开放国策乃至郑和下西洋的结果，这一结论固然不错，但未免失之过于笼统，而据前文胪列的明廷与浡泥之间的互动，不难察知浡泥国在永乐年间所倚助的大明声威，从根本上来看，不过是郑和下西洋船队的武装力量而已，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兴师动众浮海来朝以至最终“体魄托葬中华”无不缘由于此。反之，一旦停罢下西洋，遥远的明国遂不堪为浡泥的倚靠，可以说浡泥国的君臣上下对此始终抱有清醒的认识。
二、对南京浡泥国王墓的误会及其影响
关于南京浡泥国王墓的地望，尽管《明史》记载系“安德门外石子冈”，但由于年代久远，岁月销蚀，可能入清后即已湮没无闻，渺不可寻，甚至以讹传讹地出现了指鹿为马的误会。如甘熙《白下琐言》卷二记云：元至元年间，被任命为江南释教总摄的番僧杨琏真迦盗掘杭州南宋诸陵，并将宋理宗赵昀的头颅从尸身上斩取下来带回北方，镶银涂漆制成饮器。洪武二年（1369）正月，明太祖朱元璋令攻入元朝皇宫的宣国公李善长，寻找到了以宋理宗赵昀头颅制成的饮器带回南京，葬于南郊聚宝山，并谓“今方公祠后梅冈有石冢，其形如椁，与长干塔相对，或谓即其处。然据宋学士《景濂文集》云：洪武二年，瘗诸高座寺之西北，次年命藏诸旧穴。是初葬在此，后仍迁会稽也。明甚。俗又呼为马回回坟。……洪武四年，国王马谟沙遣其臣亦思麻逸贡犀角、龟筒等物。永乐六年，率其妻、子来朝，卒于南京会同馆，赐葬长干石子冈，详《明史》及姚虞岭《海舆图》，或其地始瘗理宗头，永乐间复葬马谟沙耳。……袁简斋先生《江宁县志》谓：石子冈有三，一在安德门外，与白杨路近，即今望江居；一城南凤台冈，即今凤台门之玉带庵；一为雨花台下梅冈。据此诸说，则浡泥国王墓在石子冈，正指梅冈而言也”。
《白下琐言》不仅将浡泥国王墓误为梅岗的石子岗，更将入葬的永乐初的浡泥王麻那惹加那乃误为洪武年间的浡泥王马谟沙（即《明史》述及的“马合谟沙”）。但遗憾的是，甘熙的这一论述，却对后世探寻浡泥国王墓的具体位置造成了误导，至如清代《同治上江两县志》、民国《首都志》及1936年出版的朱偰所撰《金陵古迹图考》等书，皆本甘熙《白下琐言》之说，甚至朱偰分明已经在原址寻访到了浡泥国王墓的神道石刻，但在其所撰《金陵古迹名胜影集》与《金陵古迹图考》两书中，却仍将其著录为“碑已毁，有石马、石羊（石虎已亡）、武将各一对”的“天隆寺东南失名之古墓”。
图1
直至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1958年5月12日下午在南郊铁心桥东向花村进行文物普查时，经村民提供讯息，始于东向花村乌龟山山南发现一石龟趺与一旁衰草中倒卧的残碑，碑文虽已漫漶，但仔细揣摩尚可辨“葬王于安德门外之石子冈”、“器皿及金银锦绮钱币甚厚赐王妻”、“浡泥王去中国”等字迹（图1），及至将残文与《皇明文衡》收录的明代大学士胡广所撰浡泥国恭顺王墓碑文核对，发现内容完全相符，始予确认这一涉及历史上中外交流的重要发现。
浡泥国王墓缘何入清以后湮没不彰？推断应与浡泥国恭顺王墓碑（神道碑）的残损莫辨有关。据住在浡泥国王墓所在的东向花村的年纪最长的张老太太于1958年5月12日下午所述：“我今年86岁，21岁嫁来东向花村就未看见乌龟背上驮石碑了，不但我未看见，就连我老婆婆今年活着要有一百多岁了，也未看见，她说她小时候碑就没有了，光剩石龟”。张老太太的陈言可以证明浡泥国王墓神道碑至迟在清代晚期就已残断缺损。而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八月南京礼部主客清吏司郎中徐从治批复，准将已被拘押的耶稣会士王丰肃等起建南京苜蓿园厅房的物料，用作修葺整治被焚毁的浡泥国王墓这一事件来看，浡泥国王墓这座外国国王墓极可能在之前一年爆发的针对外国人的“南京教案”中被波及，而标志着墓主身份位望的墓碑（神道碑）乃至享堂建筑等，可能也在此际遭受到严重破坏，这或许正是浡泥国王墓在明清鼎革后被“抹除记忆”的最主要的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浡泥国王墓所在的铁心桥东向花村的得名，《南京市雨花台区地名志》谓：“（东向花村）明末建村，原属花园村，因村东有小山，名“向马石”，村民迁此居住，1949年后以位于花园村东而称东向花”，然仅仅因为其地“位于花园村东而称东向花”似过于牵强，而且也看不出与村东名“向马石”的小山有何内在联系。以“花”、“华”同音，则东向花村的得名，似也不能排除或与因慕义向华而不惜兴师动众涉海来朝的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埋骨于此有关。
在浡泥国王墓于1958年5月12日下午被发现后不久，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便于6月25日及时撰写完成了考古调查简报，题为《关于发现明代浡泥国王墓的报告》，一方面是向中央文化部文物局详细汇报该墓的发现情况与初步认识，另一方面也是作为考古新发现的成果投寄《文物参考资料》（《文物》月刊前身）刊发。《关于发现明代浡泥国王墓的报告》虽然并无具体执笔人的署名，字里行间也不时嵌有那个特殊时代的政治烙印，如在提及叶楚伧等编纂的《首都志》一书前必添加“伪”字，在提及《金陵古迹图考》诸书的作者、对保护南京文物古迹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朱偰先生时也必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等，但所提供的客观材料仍然颇为翔实完备。
由于浡泥国王墓被发现之初，历史上的浡泥国一度被误认为是彼时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印度尼西亚的前身，故多有从政治上着眼，认为“这座墓的发现，说明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有着悠久的友谊传统。”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也对浡泥国王墓的发现表现出浓厚兴趣，不仅派专人到南京对浡泥国王墓进行调查、摄影，印尼议会代表团、工会代表团、青年代表团也陆续前来谒墓。正是因为与现实中的政治扯上了关系，使得原本属于学术层面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变得微妙起来。据考古调查简报后所附《文物参考资料》编辑部于1958年12月10日发送给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一份信函：“负责同志：寄来南京发现明代浡泥国王墓简报一稿，我们早已收到，当时即准备在第九期上刊用，并已付印，后经文化部领导审查，认为浡泥国王墓材料本身涉及与印尼关系，不宜发表。现该稿仍存我处，我们意见是否可将该稿留我处参考。请考虑。你会同志及时整理调查、发掘材料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今后如有新的发现或研究成果，仍希继续投寄我刊。此致敬礼。”函件落款仅为“12、10”的日期，其上钤有“文物参考资料编辑委员会编辑部”长条形印章一枚（图2）。由此可见，浡泥国王墓考古调查简报之所以未能刊发，可能是有关领导惟恐简报所录《浡泥国恭顺王墓碑文》中随处可见的关于明朝与浡泥国之间华夷之别的语句用词，会给现实中的两国关系带来不好的影响。
图2
但一经对比，便可发现《浡泥国王墓探源》一书所涉浡泥国王墓的调查发现乃至分析研究部分的内容，其实无不整节整段地抄撮于这份未刊的《关于发现明代浡泥国王墓的报告》。因为涉及到学术史的问题，故不惮烦言一二，以求正本清源。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份未刊的考古调查简报的内容已多为《浡泥国王墓探源》一书所披露，但由于受采撷者视角的限制，仍有部分来自考古简报中的值得留意的细节被遗漏或忽略了，而这些被遗漏或忽略的细节对于尽可能完整地复原当年浡泥国王墓的新发现、推断浡泥国王墓的葬制，都不无拾遗补缺的价值。
三、浡泥国王墓现状调查
浡泥国王墓坐北朝南，东、西、北三山环抱，前临池塘，墓冢前的神道若以大学士胡广所撰浡泥国恭顺王墓碑（神道碑）为起点，则略呈自西向东再折为南北走向的曲尺形。其中，浡泥国王墓神道碑至石望柱之间的神道大致呈由西向东走向，石望柱与其后的石马暨控马官、石羊、石虎、石武将等石像生则位于南北走向的神道两侧（图3）。浡泥国王墓1982年被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3
图4
有必要加以指出的是，在后来的《浡泥国王墓探源》等书、文章或维修工程报告中，凡涉及浡泥国王墓神道石刻的测量数据与外形介绍，也无不辗转抄录自1958年6月25日完稿的《关于发现明代浡泥国王墓的报告》。其中，测量数据固然不存在什么大的问题，但形貌描述部分的文字则不免失之概念化与简单化，研究云云自然也就更无从谈起了。有鉴于此，今在新近踏查并核实原有资料的基础上，对浡泥国王墓神道两侧的石刻以由外及内的次序，重新加以考察并整理如下：
浡泥国王墓龟趺墓碑（神道碑）一通，位于石望柱柱座向南再折东计约110米处，石龟趺方向南偏东30度，残长2.50、宽1.29米。龟趺上的石碑碑额佚失无存，碑身宽1.09、厚0.30米，业已残断为不完整的两段。其中，接近龟趺的下段碑身残高0.52——1.49米，系1958年5月12日下午最初与龟趺及其他神道石刻等一并被发现（图4）；接近碑额的上段碑身，系原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金琦先生在1958年当年8月开始进行的浡泥国王墓第一次整修工程开展期间，于浡泥国王墓神道西南三十米处前的水沟内发现。两段残损的碑身于浡泥国王墓第四次整修工程中以水泥修补黏合为一整体。此外，文物工作者还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仿照参考南京明初西宁侯赠郓国公宋晟墓神道碑的龟趺，配置了已残佚的龟首。
石望柱二，均仅存柱身下承的柱座，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为正方形，边长0.65米；上部平面呈八边形，中心凿有圆窝状的榫眼，原本在柱座上投榫承接的平面呈八边形的柱身已佚失无存。该对石望柱的柱座系在浡泥国王墓第一次整修工程中发现的，而此前包括《浡泥国王墓探源》在内的众多出版物与宣传材料均言之凿凿地称此石望柱的柱座为平面六边形或六角形，就大谬不然了。须知，自唐代以迄明初的陵墓神道上的望柱几乎没有平面呈六边形或六角形者，而多作八棱形或八边形，浡泥国王墓石望柱的平面形制是与这一传统相符合的。
石马及控马官各一对，石马与控马官彼此不相连属，系分体雕凿而成。石马戴络头，口衔辔，颈系缨穗，身置鞅鞦，马背上覆垫障泥，从辔头两侧向后延伸出的缰绳直掩于障泥与马背之间。障泥外周饰减地雕较为瘦长的如意云纹带，中心雕大朵的海棠花纹，两侧底部分别饰二马追逐纹样。后鞦上垂有条饰，并系缨穗。马腹下四足间石料未掏空，并在石料上表面雕饰祥云，马尾于两后腿之间竖直垂地（图5）。高1.35、长2.50米，彼此间距3.80米。
图5
图6
控马官均双手执马鞭于胸前，戴幞头，冠带系结于领下。身穿圆领窄袖袍服，腰部束宽带，革带表面缀饰浮雕而出作圆桃、鱼尾、排方等造型的玉带版纹样，袍服下露履。高1.60、宽0.73米，彼此间距3.30米。西侧（右）控马官颌下无须，保存相对较好。东侧（左）控马官颌下有须，所戴幞头原本已残损不全，系1974年9月27日至次年1月18日进行的第四次整修工程中以石材补配而成。控马官身材矮小，“风”字形的面型与拱突的嘴唇较其他明初功臣墓前的石像生判然有别，颇为引人瞩目，或许当年石工在雕琢浡泥国王墓神道石像生时，是以墓主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的亲随为原型加以塑造的（图6）。
明初特别是洪武年间功臣墓葬神道上的石马，一度以附设与石马连为一体的控马官的造型尤为多见，而浡泥国王墓神道两侧分体雕造的石马与控马官，极可能是附设控马官的石马造型的“绝唱”。毕竟，在这之后的品官墓神道石像生中的石马，再未见有附设控马官的情形出现。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文物部门在对浡泥国王墓进行的第四次整修工程中，因为“嫌石人（控马官）眼睛原来刻得不深，又重新加深刻划”，可谓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了。
图7
图8
石羊一对，均作跪卧式，长角盘曲。长1.60、高0.91米，彼此间距4米。其中，东石羊尚较完整（图7），西侧石羊头部原本佚失，系金琦先生在浡泥国王墓第一次整修工程期间，于浡泥国王墓西面三百多米处的山凹草丛里寻访到西侧石羊残损的头部，并予黏合修补而成。
图9
石虎一对，均作蹲踞状，前肢与躯体间的石料掏空，体表雕饰虎皮斑，两侧嘴角还刻画出向上龇出的胡须，长尾盘绕贴于腹下。高1.40米，彼此间距3.60米。朱偰先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撰《金陵古迹名胜影集》与《金陵古迹图考》两书著录浡泥国王墓的神道石刻组合为“碑已毁，有石马、石羊（石虎已亡）、武将各一对”，结合南京文物部门后来的考古调查资料分析，朱偰先生当年所谓的“石虎已亡”应是指石虎倾倒并陷没土中，但在地表并非完全无迹可寻。而在浡泥国王墓第一次整修工程中，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遂于土中掘出石虎并与其余倾倒的神道石刻一并予以扶正（图8）。
石翁仲一对，皆为“风”字形脸，两手拄剑而立。头戴兜鍪，顶部洒插长缨，后缀顿项，左右两侧嵌凤翅护耳。肩覆披膊，身披甲胄，下及膝部。胸腹之间围裹宽厚的护腰，护腰上部以两周丝绦横向束勒，并于胸前作结呈“八”字形。护腰中部系束革带，革带表面浮雕素面带版纹样，其中，除三台为双手与剑柄遮挡外，三台两侧的圆桃、鱼尾、排方皆历历可见。手臂裹以臂护，袍袖打结垂于肘下。革带下垂落两股略呈“S”形的束帛。肩部系用于分隔顿项与肩甲的披肩，亦作结呈“八”字形系于胸前。在革带下左右各垂一片膝裙，中垂圆形鹘尾，披膊、身甲、膝裙、鹘尾上的甲片均作山纹甲。在膝裙、鹘尾下露履与长及足部的战袍。肩部系用于分隔顿项与肩甲的披肩，亦作结呈“八”字形系于胸前。高2.30米，彼此间距5.50米。其中，东侧（左）武将颌下有须，保存相对较好（图9）；西侧（右）武将颌下无须，右足已残，系第四次修缮过程中采用相近的石材修补完整。明代尚左，即以左为尊，体现于陵墓神道两侧的石翁仲，则无论文武，往往是年老有须者居于神道左侧，年轻无须者居于右侧。浡泥国王墓神道两侧的石翁仲乃至石马旁的石雕控马官，也都是有须者居左（东）、无须者居右（西），体现出“长者为尊立于左”的尚左的时代风尚。
在石翁仲之后尚可见鼓镜式石柱础两件，系浡泥国王墓第一次整修工程开展期间发现，应即永乐六年奉诏于墓侧所立祠祭之遗存。值得一提的是，在胡广所撰浡泥国王墓神道碑文尚有“置守坟者三户”的记载，但这些守坟者的居所不大可能位于浡泥国王墓的墓域之内，更不可能会在此墓侧的祠祭之所，故石翁仲后残存的这两件鼓镜式石柱础不可能为守坟者居所的遗存。
浡泥国王墓墓冢位于乌龟山正南坡，在后来的历次修缮中略有移位并被垫高，据文物工作者1958年5月12日下午走访原住东向花村15号的老农李发春、张邓氏两人，可知浡泥国王墓早年曾遭盗扰，原先的墓冢在与神道成一直线稍偏西、距离石翁仲约40米处，其时尚可见一南北长12、东西宽7米的窿坑，系“几十年前，墓被人开过，但未开通……墓有三个瓮，其中一个瓮被盗过，墓砖被人用去砌墙”。所谓“墓有三个瓮”云云，应说的是浡泥国王墓的墓室玄宫有三个券顶，而参照南京明代黔国公沐氏家族墓、嗣西宁侯宋瑛与咸宁公主夫妇合葬墓等相关考古发现，或可证浡泥国王墓的墓室玄宫在形制上也采用了横前堂与双后室的组合，如果是这样，那么当初在构建浡泥国王墓的墓室玄宫时，极可能是拟将其作为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与浡泥王妃他系邪两人的共同归宿的。
四、神道石刻与文献记载呈现浡泥国王墓仪制
鉴于特殊的政治因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围绕浡泥国王墓进行的考古调查与历次维修清理工作可以说都非常细致，于此可证浡泥国王墓现存的龟趺神道碑一通与石望柱、石马暨控马官、石羊、石虎、石武将各一对，应即为浡泥国王墓神道石刻的完整组合，几乎不大可能会再有其他大的遗漏，这也带来了一个重新认识明朝政府给予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丧葬礼制的问题。
关于浡泥国王墓的仪制，自《人民日报》1958年6月30日第七版所刊《南京市南郊发现浡泥国王墓》乃至此后涌现的各类研究文字，无不异口同声地认定明廷是以“王礼”安葬了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但问题是，胡广所撰《浡泥国恭顺王墓碑文》等相关文献其实只不过明确记载了明廷“以礼葬王于安德门外之石子岗”，这里的“礼”意谓相应的礼仪，后人迳理解为“王礼”，恐还是由于明成祖朱棣曾于永乐三年（1405）册封麻那惹加那乃为浡泥国王，加之包括《明史·浡泥传》与《浡泥国恭顺王墓碑文》在内的文献动辄称麻那惹加那乃为“王”，所给人造成的先入为主的印象，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明代功臣乃至品官墓神道石刻的相关制度，在《明史》里记载得非常详细：“坟茔之制，亦洪武三年定。……五年重定，功臣殁后封王，茔地周围一百步，坟高二丈，四围坟墙高一丈，石人四，文武各二，石虎、羊、马、石望柱各二……一品、二品石人二，文武各一，虎、羊、马、望柱各二。三品、四品无石人，五品无石虎，六品以下无”。按，明初殁后封王的功臣有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岐阳王李文忠、宁河王邓愈、黔宁王沐英、东瓯王汤和六人，结合考古发现来看，除汤和卒葬安徽蚌埠外，其余五人均葬于南京。由于沐英墓神道石刻早年遭人为破坏且多已佚失，可置不论，其余包括汤和墓在内的明初诸异姓郡王墓神道石刻均有遗迹可寻，其完整的组合除了神道碑一通外，还包括石望柱二、石马暨控马官二、石羊二、石虎二、石翁仲四，其中石翁仲又分为武将与文臣各一对，完全符合《明史》坟茔之制中“石人四，文武各二”的记载。
明代公侯品秩视同一品，综合起来看，明初爵封公侯或至一、二品的品官墓，如虢国公俞通海墓、蕲国公康茂才墓、江国公吴良墓与海国公吴祯墓、皖国公仇成墓、赠中军都督佥事李杰墓等，其墓上神道石刻的完整组合除了神道碑外，还包括石望柱、石马暨控马官、石羊、石虎、石人各一对，其石刻数量较殁后封王者减少了一对石人，这也与《明史》坟茔之制的相关记载大致相符。不过具体而微，则只有虢国公俞通海墓、蕲国公康茂才墓的石人系一文一武，符合“……石人二，文武各一”的规定，其余诸墓的石人均系石武将一对。有意味的是，上述爵封公侯或官至一、二品的明初功臣，恰恰是俞通海墓、康茂才二人卒葬于洪武三年（1370）大封功臣前后，其余诸将皆卒于洪武十二年（1379）及其以后，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在洪武五年（1372）至十二年之间，或许还发生过针对公侯或一、二品官坟茔之制的琐细改订。
图10
而明永乐六年（1408）的浡泥国王墓神道石刻，除神道碑一通外，尚有石望柱、石马暨控马官、石羊、石虎、石武将翁仲各一对（图10），揆诸上述明代功臣乃至品官的坟茔之制，只符合洪武十二年及其以后卒葬的功臣中的公侯或一、二品官这一级，较死后赠以王爵的明初功臣如徐达、李文忠、邓愈、汤和等人的墓葬石像生而言则少设了一对石文臣，可见明廷所给予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墓的葬仪实为公侯之礼，并未臻于王礼。
行文至此，不禁想到史原先生在《关于明朝诸王葬礼定制和浡泥王以王礼葬考》一文利用《明史》“丧葬之制”的规定对浡泥国王葬礼仪制的探讨，史原先生将浡泥国王墓石像生中附属于石马的控马官误会为与石武将相对等的石文臣，进而得出“浡泥国王墓葬有石人四，文武各二、石虎、羊、马各二，与诸王葬礼同，浡泥王按王礼所葬无疑”以及“浡泥国王墓葬也为明朝诸王葬礼提供了一个实例”的结论，这就大谬不然了。值得一提的是，史原先生对浡泥国王墓控马官石刻形象的误判，虽曾为季士家先生撰文指摘而出，但毕竟也还仅停留在纠正“呼名之误”的层面，因为季士家先生在文中仍旧充分肯定史文“得出了‘明朝所给予浡泥王的礼遇与明初诸侯王礼葬定制正相吻合’的正确结论”。
除了缺少一对石文臣外，浡泥国王墓的公侯之礼在神道石像生的装饰细节上也有所表现：如浡泥国王墓石马障泥上雕饰的二马追逐图纹，与明初公侯如江国公吴良、海国公吴祯、皖国公仇成乃至赠中军都督佥事李杰诸墓石马障泥上雕饰的二马追逐图相类，而彼时殁后封王的功臣墓如常遇春墓、徐达墓、李文忠墓，其神道石马障泥上的主体装饰多为海棠如意云龙纹；再如，明初功臣殁后封王者如常遇春、徐达、李文忠诸墓神道上的石武将，其两侧臂膀所覆披膊近肩部多雕饰虎吞纹样，而浡泥国王墓石武将臂膀所覆披膊上并无此种虎吞装饰，与之相谐应的是，江国公吴良、海国公吴祯、皖国公仇成等明初公侯墓的石武将臂膀所覆披膊上亦鲜见此种虎吞装饰。
其实，明廷所给予浡泥国王墓的公侯之礼，并不乏来自史籍方面的佐证，据《明史·浡泥传》所述，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一行于永乐六年（1408）初抵京师（南京）之际，“礼官请王（麻那惹加那乃）见亲王仪，帝令准公侯礼”。由此可证，明成祖朱棣给予麻那惹加那这位异域国王生前死后的礼遇，自始至终都只限于公侯之礼，在这一方面，史籍记载与浡泥国王墓神道石刻的组合乃至装饰细节所呈现出来的仪制特征可谓前后一致、若合符契。
图11
此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浡泥国王墓实施的第四次整修工程中，在修补配置浡泥国王墓神道碑缺损的龟首时，文物工作者出于对浡泥国王墓的重视，原拟按明代第一开国功臣中山王徐达墓神道碑龟趺的龟首来加以复制，但最终却不得不放弃，转而仿照参考了西宁侯赠郓国公宋晟墓神道碑龟趺的龟首，究其原委，显然是囿于源出仪礼品秩的规制过于悬殊之故。据实测，浡泥国王墓神道碑龟趺残长2.50、宽1.29米，宋晟墓神道碑龟趺长2.63、高1.13米，而徐达墓神道碑长5.00、宽2.00米。从龟趺的尺寸上即可看出，浡泥国王墓与宋晟墓的神道碑规制相仿，较徐达墓神道碑之宏伟差之甚远，这恰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浡泥国王墓公侯之制的又一表现特征（图11）。
与多数古代陵墓取直的神道不同，浡泥国王墓的神道在平面布局上呈现出的曲尺形走向，颇类似明太祖朱元璋孝陵与太子朱标东陵共有的弯曲神道。但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帝王之尊的身份与传奇的人生经历，以至明孝陵弯曲的神道也多被附会为所谓北斗图式或曰采用了“北斗七星”的设计思想云云。而建造年代与孝陵相近的浡泥国王墓，其墓上石仪无非臻于明初公侯之礼，竟亦得以拥有与明孝陵近似的弯曲神道，则足以表明这种以石望柱为标识性转折点的弯曲神道，可能只是顺应地势起伏的丘陵多山地带而因地制宜的一种做法，并不一定蕴涵有特殊的寓意。
五、关于《浡泥国恭顺王墓碑文》所涉文莱苏丹谱系
浡泥国王墓最具标识性的神道石刻，固非浡泥国恭顺王墓碑（神道碑）莫属。由于石碑早已残断缺损，加之通体风化漫漶，现可辨认出的碑文大约只有全文的二分之一（图12），幸而《皇明文衡》存录的胡广撰《浡泥国恭顺王墓碑文》文本仍然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其全文为：
永乐六年秋八月乙未，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来朝，率其妻、子、弟、妹、亲戚、陪臣，凡百五十余人至阙下，上表贡方物。上御奉天殿受其献，退即奉天门，召与语，象通其言，曰：“僻壤臣妾，诞被圣化，思覩清光，靡知忌畏，辄敢尘渎。”又曰：“天以覆我，地以载我，天子以乂宁我。我长我幼，处有安居，食有和味，衣有宜服，利用备器，以资其生;强不敢凌弱，众不敢欺寡，非天子孰使之然也?!天子功德暨于我者，同乎天地。然天地仰而见，锔而履，惟天子邈而难见。是故诚有所不通。僻陋臣妾，不惮险远，浮诣阙下，以达其诚!”上曰：“嘻!惟天、惟皇考付予以天下，子养民，天与皇考，视民同仁。予其承天与皇考付畀之重，惟恐弗堪，弗若汝言。”则又顿首曰：“自天子改元之初载，臣国屡丰和，山川之蕴珍宝者，霅然而呈；草木之不华者，靃然而实；异禽跄鸣，而走兽率舞也。臣国之老曰：‘中国圣人，德教流溢于兹’。臣土虽远京师，然为天子氓，故矜奋而来觐。”上嘉其诚，优待礼隆，锡予甚厚。初，赐宴于华盖殿，既连宴于奉天门。每宴，则命公夫人宴其妻、子（于）内馆。罢宴，敕大官厚具献食，日命大臣一人待于所舍，中贵人专接伴，盛其班张，丰其禀饩。入朝，班次上公，宠渥至矣。逾月，王忽感疾。上命医，赐善药调治。遣中贵人劳问，旦暮相继。日命大臣，视王疾差；剧闻小瘳，喜见颜色。王疾笃，语其妻以下曰：“我疾，贻天子忧念，脱有大故，命也。我僻处荒徼，幸入朝覩天子声光，即死无憾。死，又体魄托葬中华，不为夷鬼!所憾者，受天子深恩，生不能报，死诚有负。”稽其子曰：“我即不起，其以儿入，拜谢天子，誓世世毋忘天子恩。若等克如我志，瞑目无憾矣。”十月乙亥朔，王卒，得年二十有八。上甚悼之。辍正朝三日，;敕有司治丧具，厚恤典，赐谥曰“恭顺”。遣使谕祭，又遣使抚慰其妻、子。王之妻拜使者曰：“乃下臣祚薄，弗克负荷天子深恩，不能终事且没。有遗命，以‘世世毋忘天子恩’。克守其言，则死犹不死矣。”王之妻之言，亦可谓贤也已。是月庚寅，以礼葬王于安德门外之石子岗。敕为文，志其圹。王父曰麻那惹沙那旺沙，母曰刺失八的；妻曰他系邪；子一人，曰遐旺，甫四岁；女二人。以遐旺袭王爵，赐以冠服、玉带、仪仗、鞍马、服物、器皿及金银、锦绮、钱币甚厚。赐王妻以命服、珠冠、白金、锦绮、钱币诸物，其余赐各有差。官王之弟施里难那那惹、施里微喏那沙那、那万喏邪三人，俾辅遐旺。诏有司，立祠于王墓。置守坟者三户。敕建碑祠下，命臣广制刻文。臣广仰惟皇上绥宁宇内，茂扬天德，溥博周徧；凡日月照临之地，皆心悦诚归，惟恐或后，奉琛秉贽之国，缀集于庭，岁以万数，浡泥王去中国，累数万里，一旦举妻、孥、弟、妹、亲戚、陪臣，浮钜海来朝，不以为难；叩陛陈辞，忠诚溢发，其心坚確，有如金石。至其临终之言，尤惓惓属其下以不忘天子恩。圣德渐渍，感动于人心。其深如此，于乎盛哉!惟王贤达聪明，忠顺之节，始终一致，宜其身被宠荣，泽延后嗣。用纪其实，声为铭诗，昭示无极，以彰王之所以受恩深厚者，由其诚也。铭曰：大明御天，臣妾万方，孰不来享，孰不来王。倚欤浡泥，邈处炎徼，感化来归，风腾云趭。曰妇曰子，弟妹陪臣，秩秩稽颡，趋抃甡甡。跽曰天子，作我父母，我生我乐，天子之祜。戴天覆地，畴比幪幈，翘首大明，遹来献诚。天子曰吁，予统宇内，绥尔于宁，惟德罔逮。王拜稽首，万岁欢呼，服德怀仁，春育海濡。国有山川，匿其宝物，灵发其藏，不爱而出。荏苒草木，惟叶蓁蓁，煌煌者华，有实其蒉。异禽和音，鸣拂其羽，走兽麇麇，亦跄以舞。国黄耇曰，圣化所渐，臣国虽逷，臣心仰瞻。天子嘉悦，待以异礼，宴劳锡赉，有厚而旨。云胡朞月，疾忽及之，奄然而丧，复悼而悲。临终之言，谓其觏悯，死有弗忘，天子深恩。于乎贤王，卓特超逸，西南诸蕃，靡堪王匹。生者诚款、没有谥铭，爵于王胤，世世其承。有坟如堂，有祠翼翼，以妥王灵，其永无厌。王虽不归，王闻孔彰，天子恩隆，万世有光。
图12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史原先生即利用《皇明文衡》所收《浡泥国恭顺王墓碑文》对比《明史·浡泥传》后指出：“《明史》所载与碑文所记互有详略之处。《明史》载浡泥王来华过程、线路比碑文详细。浡泥王致明天子词及天子与浡泥王对话，《明史》所载具体而详细，碑文所载简约而精炼。……而碑文中的数目字如‘随从百五十余人’、‘王卒得年二十有八’、‘子一人’、‘甫三岁’、‘女二人’以及‘命胡广制文’等句，《明史》都略去未记。又浡泥王临终遗嘱‘体魄托葬中华’嘱其子及妻子等‘誓世世毋忘天子恩’等语，《明史》都略去未记。又浡泥王卒后，天子命王弟三人俾辅新王遐旺等重要史实及天子赐遐旺及王妻冠服、玉带、仪仗、鞍马、器皿、金银及种种物件，《明史》都未记入。又浡泥王其父、其母、其妻之名碑文上有而《明史》略去。又王名麻那惹加那乃，《明史》将‘乃’字尾音略去，照碑文本有‘乃’字。由此可见，《浡泥国恭顺王墓碑》提供了《明史》中所缺的一些重要史料，可作为正史的印证和补充”。上述涉及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生前死后的细节特别是关于麻那惹加那乃家族成员的内容，都是详见于神道碑文并值得留意的。
范金民先生在为杨新华等著《浡泥国王墓探源》第二版所作序言中，曾引述文莱历史研究中心主任、苏丹文化高级顾问陛亨·贾米尔的相关研究加以总结道：“在文莱的口碑传说中，文莱第一位苏丹是1363年到1402年在位的Muhammad Shah，他死于1402年，他的兄弟在1408年以苏丹Ahmad的名字继位。在这期间，有六年的时间文莱没有苏丹。文莱的新近研究指出，Muhammad Shah可能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在1402年他父亲死时继承了文莱苏丹位。文莱的陛亨·贾米尔在考察了南京的浡泥国王墓后，对照史书所记和口碑所述，考证出病逝于南京的麻那惹加那乃就是1402年到1408年在位的文莱第二世苏丹，从而填补了文莱苏丹谱系上的空缺。根据史籍所载和音译，我们可以推定，Muhammad Shah也即《勃尼国入贡记》和《明史》中所称的马合谟沙，马合谟沙的兄弟苏丹Ahmad也即《明史》中所载的新国王遐旺之叔父（笔者注：应是叔祖，下同）。遐旺因为年仅4岁，由其叔父实际掌握王权。文莱学者利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本国口碑传说，链接了苏丹世系的缺环。这一研究成果及其媒介起因，似乎并未引起有关学者的重视，而在杨著中有着完整的叙述，实在不能以等闲视之”。
但问题是，如陛亨·贾米尔的研究，明永乐六年十月病逝于南京的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系文莱第二世苏丹，其父为文莱第一位苏丹Muhammad Shah，亦即《明史·浡泥传》和宋濂《勃尼国入贡记》并皆述及、曾一度对明使“傲慢不为礼”的浡泥王马合谟沙，那么胡广奉敕撰《浡泥国恭顺王墓碑文》中分明提到“王（麻那惹加那乃）父曰麻那惹沙那旺沙”云云，又该作何解？或者浡泥王马合谟沙与麻那惹加那乃的父亲麻那惹沙那旺沙竟是同一人？但相近时空背景下的译名，又何至造成如此大的差异？而且，如果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的父亲麻那惹沙那旺沙即是浡泥前任苏丹，何以《浡泥国恭顺王墓碑文》对此竟只字不提。这些显然都是极其不合情理的。综上所述，可见文莱学者陛亨·贾米尔关于文莱第一位苏丹Muhammad Shah（马合谟沙）与客死中国南京的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的父子关系的论断，委实难有说服力。
六、新发现与新认识——基于对浡泥国王墓碑原石残文的缀合整理
浡泥国王墓碑（神道碑）原石除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浡泥国王墓被重新发现之初，曾以断文残句验证了《皇明文衡》存录的胡广所撰《浡泥国恭顺王墓碑文》，从而确认了浡泥国王墓的真实身份，此后几乎一直都被作为一种仅具象征意义的遗存。毕竟，在碑文的传世文本完整存留至今的当下，残缺漫漶的碑刻原石貌似已经失去了作为文献的利用价值。然而，笔者通过对浡泥国王墓碑（神道碑）原石残文的重新整理，发现浡泥国王墓碑（神道碑）原石在文献方面的价值，并不是传世文本所能完全替代的，仍有进一步整理的必要。
早在1958年5月浡泥国王墓被发现并确认后不久，文物工作者即辨认抄录了浡泥国王墓碑（神道碑）的残文，但由于碑身断为上、中、下三段，其时尚未及发现碑身的上段，而碑身中段的原石更是迄今尚未发现，故这份抄件的内容仅限于碑身的下段。2011年，南京文化、文物部门组织力量编纂出版了《南京历代碑刻集成》一书，但书后的“碑刻注释”所录浡泥国王墓碑（神道碑）的释文，却是利用《皇明文衡》所收《浡泥国恭顺王墓碑文》传世文本推衍拼凑而成之“完璧”，未能如实反映出原石碑文的存佚与行格，甚至由于辨识不慎，还衍生出大量讹误：如由于碑身顶部残断，故前13行的碑文，起首类皆有多或3、4字的缺佚，但《南京历代碑刻集成》的录文自正文第2行起，悉以碑刻残石每行现存置顶的文字为首字，继将应于次行起首的若干文字误植于前行之末，遂造成通篇释文在行款上的连续错位；至于录文方面的脱讹更是所在多有，几乎难以究诘。因此，无论从文献校订抑或完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相关记录的需要，对于浡泥国王墓神道碑原石残文的整理都不可或缺。今仍据《南京历代碑刻集成》一书收录的浡泥国王墓碑（神道碑）整纸拓本，并对照《皇明文衡》所收《浡泥国恭顺王墓碑文》传世文本，对碑文行款与存文逐一辨析如下：
浡泥国王墓神道碑原石首行位于碑身上段，尚可见“恭顺王墓”4字，“恭”上的“国”字依稀可辨。
碑文第2行即残存“六年秋八月乙未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来朝率其妻”等字的正文首行，位于“六”上的“乐”字下部可辨，“乐”上当为“永”字，亦即碑石正文的起始位置。存文皆位于碑身上段，碑身下段无文。
碑文第3行首字上提一格，起首“上御奉天殿受其献”中“上御”2字缺佚，“奉”字仅可见下半笔画。存文皆位于碑身上段，止于“诞被”2字，碑身下段无文。
碑文第4行起首缺佚“天子以”3字，首字上提一格，与第3行齐，碑身上段存文“乂宁我我长我幼处有安居食有和味衣有宜服利用备器以资”，碑身下段存文“暨于我者同乎天地然天地仰而見鋦而履惟”，“惟”后距行末尚空余1格。
碑文第5行起首缺佚“天子邈”3字，首字上提一格，与第3行齐。存文皆位于碑身上段，止于“浮海诣阙以达其诚”，惟“诚”字漫泐较甚，碑身下段应无文.
碑文第6行因碑石残损而只字不存，对应前后行款分析，则此行充其量只有4或3个字格空间，故推断此行碑文上提1格并只有“天惟”2字。
碑文第7行起首缺佚“皇考付予”4字，首字上提一格，与第3行齐。碑身上段存文止于“付畀”，碑身下段存文自“天子改元”至行末。
碑文第8行起首缺佚“之不华”3字，首字不上提，与第2行齐。碑身上段存文止于“中国圣人德教”，惟“教”字漫泐稍甚，碑身下段存文自“故奋矜而来觐”至行末。
碑文第9行起首缺佚“殿既连”3字，首字不上提，与第2行齐。碑身上段存文止于“勅大官厚具饮（食）”，碑身下段存文自“伴盛其班张”至“王忽感疾”，“疾”后距行末尚空余1格。
碑文第10行起首缺佚“上命医赐”4字，首字上提一格，与第3行齐。碑身上段存文止于“温小療喜”，碑身下段存文自“天子忧念”至行末。
碑文第11行起首缺佚“无憾死”3字，首字不上提，与第2行齐。碑身上段存文止于“诚有”，碑身下段存文自“儿入拜谢”至行末“乙亥”。
碑文第12行起首缺佚“朔王卒”3字，首字不上提，与第2行齐。碑身上段存文止于“厚卹典赐”，碑身下段存文自“使抚慰”至行末。
碑文第13行起首缺佚“有遗命以”4字，首字不上提，与第2行齐。碑身上段存文“世世毋□□子恩克守其言则其死犹不死矣王之妻之言亦可”，碑身下段存文自“礼葬王”至行末。
碑身上段自第14行起至末行几乎泐损殆尽，一片模糊，其中唯第14行尚可辨“……四岁女□□□遐旺□□爵”等字右半的零星笔画，据以推断出第14行在“四岁”前所缺佚的内容应为“的妻曰他系邪子一人曰遐旺甫”等字，“的”字不上提，位置与第2行平齐。碑身下段存文自“及金银锦绮”至行末。
碑文第15行首字不上提，与第2行齐。碑身下段存“建碑祠下命臣广制刻文”10字，紧接其后当有“臣广仰惟”4字。
碑文第16行首字上提一格，与第3行齐。碑身下段存“浡泥王去中国累数万里”至行末。
碑文第17行首字不上提，与第2行齐。碑身下段至行末存“感动于人心至行末。
碑文第18行首字不上提，与第2行齐。在碑身下段与中段接合处，略可见一“曰”字，即序文结束后继以铭辞起首的“铭曰”之“曰”。
碑文第19行首字上提一格，与第3行齐。碑身下段存“弟妹陪臣秩秩稽颡趋抃□□□曰□天子”等字。
碑文第20行首字不上提，与第2行齐。碑身下段存“德怀仁春育海□国有山川匿其□物灵发其□不爱而出”等字。
碑文第21行首字不上提，与第2行齐。碑身下段存“瞻天子嘉悅待以异礼宴劳锡赍有厚而旨云胡朞月疾忽”等字。
碑文第22行首字不上提，与第2行齐。碑身下段存“有谥铭爵于王胤世世□□□□□□有祠□□以妥□□□永无”等字。
碑文第23行因碑石残损而只字不存，推究传世文本，应为“天子恩隆万世有光”8字，“天”字并上提一格，与第3行齐。
碑文第24行为碑文作者题名，仅碑身下段存“林脩撰承务郎臣沈度奉勅书”12字，其上原本应还有碑文撰造者大学士胡广的题名。
据以上述，有如下几点殊值留意：
其一，关于碑文题首。浡泥国王墓神道碑原石碑文的第1行实为碑文的题首，尚可辨“国恭顺王墓”5字，而这一题首残文，不仅被此前的录文忽略，而近数十年来对浡泥国王墓相关的研究与介绍文字也夙未提及。据此残文，可推断原石的题首至少有“浡泥国恭顺王墓碑”8字，与传世文本的标题几乎完全相同。从原石题首“国恭顺王墓（碑）”等字在行格上分别对应正文首行“年秋八月乙未”等字判断，则这一题首的位置要低于正文一格，而同一时期如中山王徐达墓神道碑、岐阳王李文忠墓神道碑、宁河王邓愈墓神道碑、赠都督佥事李杰墓神道碑、郓国公宋晟墓神道碑、赠西宁侯宋朝用墓碑的题首位置大多与正文平齐或高出正文一格，因此也不能排除在题首“浡泥国恭顺王墓碑”8字之上还会有诸如“勅封”或“明封”之类的文字的可能。
明初凡卒赠王爵或公爵的功臣墓，以有遗物可资验证者为限，如中山王徐达墓、李文忠墓、宁河王邓愈墓、赠中军都督佥事李杰墓、赠郓国公的西宁侯宋晟墓等，其墓前所立碑石例皆自识为“神道碑”，只有与宋晟墓神道碑并列的宋晟的父亲宋朝用墓神道碑自识为“墓碑”。据史籍记载，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病故后，明廷命工部具棺椁、明器下葬于南京安德门外石子冈之际并“树碑神道”，则其碑固属神道碑无疑，但题首却犹作“墓碑”，与父凭子贵而在死后被追封为西宁侯的宋朝用相埒，是故笔者颇疑所谓“神道碑”之称，在明初只有殁后封王或赠以公爵的功臣方可使用，而殁后封赠仅止于侯爵或等而下之者，则只合使用“墓碑”之称。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这一推断无误，或可进一步推导出，位于南京南郊的浡泥国王墓只是臻于侯爵之礼而已，较诸殁后封赠公爵的功臣之墓犹有所减*。
其二，关于碑文的行款。浡泥国王墓神道碑原石上的碑文连同开头的题首与末尾的题名一并计算在内，通篇共计24行，而《南京历代碑刻集成》书后“碑刻注释”将碑文误断为21行，不仅遗漏了题首，也忽略了因碑石漫泐残损而只字不存的第6行与第23行。
浡泥国王墓神道碑的碑文除开头的题首与末尾的题名外，从第2行至第23行均为正文，其中，第2行至第18行为序文部分，第19行至第23行为铭辞部分。值得一提的是，浡泥国王墓神道碑的铭辞虽然也多为四字一句，但句与句彼此之间并无停顿空格，而是与序文部分同属“一气呵成”，这是与绝大部分古代碑志所不同的。
浡泥国王墓神道碑文的正文满行为72字或73字，前者包括第2、8、9、11、12、13、14、15、17、18、20、21、22行，后者多以行文遇“天子”“上”“皇考”等文字而上提1格，包括第3、4、5、6、7、10、16、19、23行，但也并不尽然。其中，正文行格未尽亦即碑文未达行末即转入下一行者，有第2、3、4、5、6、9、15、18、22行。
其三，关于碑文的异文。浡泥国王墓神道碑原石尽管断损缺佚，碑文也多风化漫漶，但取《皇明文衡》所收《浡泥国恭顺王墓碑文》传世文本与原石不完整之残文相较，仍然发现有多处异同，如传世文本谓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拜见明成祖之际自陈“故矜奋而來觐”之“矜奋”，原石碑文第8行作“奋矜”；又如，传世文本谓明成祖赐宴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一行后，又“勅大官厚具献食”，“献食”，原石碑文第9行作“饮食”；再如，传世文本谓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病故南京后，王妻他系邪拜使者之际重申麻那惹加那乃遗言，所云“克守其言则死犹不死”，原石碑文第13行作“克守其言则其死犹不死”，是较传世文本多一“其”字；此外，还有原石第17行“感动于人心”至“忠顺之节”间计有15个字格空间，但据传世文本却只有“其深如此于乎盛哉惟王贤达聪明”14字，很可能原石的这段文字较传世文本多出一字。
其四，关于碑文的书人。浡泥国王墓神道碑行末存“……林脩撰承务郎臣沈□奉勅书”等字，其中的缺文从残存的笔画来看或为“度”。
沈度，字民则，号自乐，松江华亭人。史载，沈度与弟沈粲皆擅长书法，沈度以婉丽胜，沈粲以遒逸胜，兄弟两人都是明初最负盛名的书法家，而沈度尤为有明一朝台阁体书法的代表人物。明初洪武年间，朝廷尽管广征天下贤才，却又厉行高压专制，迫使知识分子多采取回避出仕的谨慎态度，沈度也因拒辞“郡邑交举文学”而触犯了“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其罪至抄剳”的律条，以至“坐累谪云南”，其间一度颇为岷王礼遇，并以其大字榜书为云南都司都督佥事瞿能倾心赏接并延为弟子师，既而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与瞿能偕入京师，至建文四年（1402）任职翰林典籍。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朱棣“诏吏部简士之能书者，储翰林，给廩禄，使进其能，用诸内阁，办文书”，沈度遂与吴县滕用亨、长乐陈登同与选，是时“翰林善书者如解大绅（缙）之真、行、草，胡光大（广）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之真，杨文遇之行，皆知名当世，而胡、解及度之书，独为上所爱”，这其中尤以沈度最为明成祖所激赏，故“名出朝士右，日伺侍便殿，凡金版玉册，用之朝廷，藏秘府，颁属国，必命之书”。沈度书名之盛，以至明代后期犹演绎出明成祖赞誉沈度为“我朝王羲之”、“我明右军”或“我朝羲、献”之类近乎虚诞的异闻说辞，故沈度得以奉勅书此体现明初外交成就之浡泥国王墓碑，正是与明成祖朱棣对于沈度书法格外赏识的背景相契合的，而作为明初台阁体的代表书法家，沈度所书浡泥国王墓碑也确是具备了“婉丽飘逸、雍容矩度”的庙堂气象。
沈度书法流传至今较少，其中的楷书作品包括永乐十六年《敬斋箴册》、宣德元年《自不弃说》、宣德二年《张桓墓碣铭稿》以及《四箴铭》、《唐韩文公送李愿归盘谷序》等数种，且真伪也不是完全没有疑问，故其所书浡泥国王墓碑（神道碑）不仅是沈度存世最早的书法作品，对于探究沈度早期的书风以及以沈度为主体的明代台阁体书法的形成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作者为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研究员,文章原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三十九辑，注释从略，引用请核对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