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仕途不顺、富贵无门、丧失信心的时候是不是希望出现一个法力无边，不受世俗观念影响的人出现，给我们鼓励，给我们安慰，给我们爱与力量呢？
这种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所以荒诞的想法只能诉诸鬼狐仙怪来表达。透过《聊斋志异》这个万花筒里折射出的光怪离奇的世界，我们或能找到自己灵光一现如鬼魅般的影子，凝思许久。合上书，吹灭蜡烛，抽身而退。
《聊斋志异》描写了人们抛弃世俗婚姻的多种原因:或因对黑暗社会的彻底绝望；或因对女性通奸、改嫁等行为的痛恨；或因男性因“好色”而悟道修行；或因仙人侠客等身份而唾弃婚姻。
《聊斋》，说的是一个梦。它是“纪异”，所谓“异闻录”，字里行间都是异闻趣事，都是黄粱梦。它是“梦工厂”。蒲松龄记录的很多故事，都是那些古代文人做的“白日梦”。在蒲松龄的时代，《聊斋》的“异闻录”加“梦工厂”，就是古代的社会新闻与琼瑶剧、海岩剧，透过《聊斋》来看一下爱情婚姻观的前世今生。
一 从《聊斋志异》中窥视蒲松龄的爱情婚姻观（一）《聊斋志异》中“一夫多妻”遍地是，男权至上这种现象的产生根源，在于当时的封建礼教与社会环境。古代女子自谦的称呼词为“贱妾”，在古代文化中，甚至男左女右、男尊女卑都是不成文的法律。
古代，素来有所谓的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男尊女卑 ；男主动，女被动，男主外，女主内，男为阳，女为阴。男人可以左拥右抱，享多美之乐，女子却必须恪守“三从四德”，从一而终。
近人辜鸿铭曾说过 :“在中国 ,婚姻正如我曾说的，是一种社会婚姻 ，一种不建立在夫妇之间 ,而介于妇人同夫家之间的契约——在这个契约中 , 她不仅要对丈夫本人负责 , 还对他的家庭负有责任。”
不管是处于责任还是爱，我们总应为之叹焉 ：有妻如此，夫复何求？蒲松龄本以此文告诫人们勿作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但我看到的却是婚姻关系中男人的薄情寡义，女子的愚忠与无奈。男性希望妻妾之间相安无事 , 妻贤妾敬 , 如《林氏》、《萧七》诸篇 , 但妻妾地位的不平等常常会引发妻妾冲突 , 像《马介甫》、《邵九娘》等篇 , 皆不遗余力地渲染了悍妻的斑斑劣行以及贤妾的隐忍向善，但男性却很少去洞察“悍妻劣行”背后的情感波澜。
爱之深，恨之切。没有爱哪来的妒忌，哪来的疯狂！但封建礼教不会考虑这些，万千男性不屑考虑这些，于是，千错万错，都在于那些女子身上。
爱情对于男人没有排他性，妻贤妾娇才是正道！在古代婚姻关系中，基本上剥夺了女性发表意见的权利 , 完全转换为一种男性话语。正如近人辜鸿铭所认为的 :“我们中国人并不认为妇女没有灵魂 , 我们只是认为一个妇人——一位真正的中国妇女是没有自我的。”女性是不需要有太多思想、太多愿望的 , 她们只需要沿着“三从四德”这条路走就够了。
（二）《聊斋志异》中对女子的双重标准
婚姻生活中男人为主体、主导，女人只能从一而终。即使有一夜春风式的风流，也多发生在狐女鬼魅身上，对于世俗中的女子终还是礼教至上。
《乔女》应是蒲松龄树立“贤德女子”的典范。乔女虽终生未嫁孟生，却毅然为孟生御侮、抚孤，耗尽一生心血，这皆源于她内心的对孟生的爱恋。但这份爱恋在世俗的压力下也只能苟延残喘，爱却不能在一起。
《耿十八》中对寡妇改嫁之念颇有微词，到《金生色》《牛成章》等篇中则直接给不贞不节的寡妇以极残酷的惩罚。已婚女子同其他男子的爱情，即“红杏出墙”的爱情，是历来现实存在的一个事实，但蒲松龄对此同样是持否定态度的。
《成仙》一文中周生妻与仆私通，终被一*了之。《天宫》里严世蕃的侍妾红杏出墙，作者也对此事回以讥笑和不屑。由此看来，蒲松龄的内心深处对女子贞节观念的坚持十分强烈，尽管表面上他让笔下的女性某些程度地冲破了封建礼教的禁锢，有着思想解放的表象，但骨子里却仍旧摆脱不掉男权意识的影响。
二 当代婚姻关系烙印着深深的古代文化印记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传达的内在信息其实也是古代社会千百年来普遍的爱情婚姻观，虽然在思想解放的今天，女性地位得到大大提高，在婚姻生活中也不若古代女子必须服从“三从四德”“以夫为天”，但在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压迫下，长期形成的观念即使被打破，也不会完全烟消云散。
首先是家庭关系中男女地位依旧不平等。中国素来“男主外，女主内”，即使现今女人如男人一样在外工作养家，但家庭话语权还是掌控在男人手中。
家务以及教养子女的任务大部分仍由女子承担。男人比女人赚钱多也似乎成为一种家庭规则，否则你就不用幻想保持稳定的家庭结构了。这固然有男人尊严的因素夹杂其中，但更多的是一种大男人思想在作祟——男人就该比女人强，处于主导地位。
其次是社会对女人的要求仍旧比男人苛刻的多。虽然我国现在实行“一夫一妻制”，从法律上限定了现代家庭结构，保障了女性的权利。但当今“家里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现象显然成为一种风气。
包二奶，养小三俨然成了男人身份与能力的象征，也从而造就了“二奶”“小三”等表示在法律婚姻关系之外男人与其他女人发生并维持不正关系，提供经济支持的女人群体的专属名词。
在现代电视剧《蜗居》中更是将男女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女人对男人的依附血淋淋地揭露出来。男人在婚姻关系中仍然“自由”的多，社会上很多人对于男人出轨这种现象都已经见怪不怪。而在婚姻生活中受到威胁、背叛的女人却大多选择了忍受和原谅。
也许是因为她们对丈夫还有情，但更大程度上是社会和现实让她们被迫选择了沉默。因为离婚女人即使拥有法律的保护，却依旧会受到社会上种种诟病。千百年来深入人心的观念的影响果真可怕啊！
三 从《聊斋志异》中窥得现代女性的情感婚姻出路《聊斋》情爱故事大多是才子与佳人遇合的故事，男女遇合多为钻穴逾墙相从之事，《聊斋》大多数故事多为人与异类分离的悲剧性结局。
叔本华认为，每一位处于完全独立的非自然位置上的女人都要直接依附于某个男人，使自己接受他的统治和支配。在现代社会，女性从社会意识及心理态势等方面还是从属于男性。
反观《聊斋》女性形象，大多数出于迎合男性*，美丽、善良、聪慧的完美女性形象，不过是中国古代男性书生对异性白日梦般的想象。清人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指出，“试观《聊斋》说鬼狐，即以人事之伦次，百物之性情说之。说得极圆，不出情理之外；说来极巧，恰在人人意愿之中。”
在当时，这个“人人意愿”就是指男尊女卑，蒲松龄建构起切合封建社会的女性群像。在传统民间故事中，男性(樵夫、猎人)常进入故事情节并成为勇武有力的品质指称，但在《聊斋》“艳遇型”故事模式中，颠覆了男性英雄式力量人物的设定套路。
在两性关系中，书生被动性地处于弱者地位，没有对抗现实、超越自我的勇气，是现实的逃避主义者与精神上的游荡主义者，折射了男性主体在现实生存中的困惑、茫然之感，“花妖狐鬼”则主动侵入男性书生的生活并帮助他们重构生活。
《聊斋》中男性书生与异类女性的情感发展规律，一般经历两个阶段：初始阶段是异类女性倾慕男性书生才华或报恩等目的而来，异类女性具有娉婷袅娜的身姿、楚楚动人的外貌，如公孙九娘“笑弯秋月，羞晕朝霞”，葛巾“纤腰盈掬，吹气如兰”，青风“弱态生娇，秋波流慧”，连琐“瘦怯凝寒，弱不胜衣”，让人顿生我见犹怜之感。
进一步发展阶段是书生贫困潦倒，难以维生或家庭遭灾遇难，此时看似柔弱的异类女性才展现出超乎凡人的能力，拯救男性书生于水火之中，帮助书生解贫脱困使其家道丰盈。
在后一阶段中，异类女性的功能性角色发生转变，从单一精神创伤的抚慰者转变为强而有力的现实拯救者。她们施展法术，甚至能够起死回生。《张鸿渐》中张鸿渐因状告官府被迫逃亡，借宿于狐女舜华家中并与舜华结为夫妇。因张鸿渐思家心切，舜华助其回家与原妻团聚，后被官府捉住押送途中时再次将其解救。当张鸿渐问舜华“后会何时”，舜华不答惟飘然而去而已。《聊斋》中不少如此毫无私心的狐女，男性需要帮助的时候挺身而出，危难消除时却默默离开。
作为封建男权社会的产物，《聊斋志异》不可避免地烙印着深深的男权文化的痕迹。它以男性为中心，从男性的视角对女性进行定位与观照。
但不可否认，如娇娜、侠女、颜氏等此类风姿卓越、能力出众的女子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震撼和欣赏，她们的果敢和心思更是值得我们这些现代女性学习和深思的。
谁都不是谁的附属品，不论是爱情还是婚姻中，皆需要男女双方共同的经营，对彼此尊重和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