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与石涛:两位落寞王孙画家的 京师“相会”

八大与石涛:两位落寞王孙画家的 京师“相会”

首页角色扮演云游寻真更新时间:2024-06-06

《兰竹图》 八大山人 石涛合作

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 八大山人

《采药寻真》五言联 八大山人

《个山小像》 (清) 黄安平

《八大山人像》 靳尚谊 2006

《山水册页》 石涛

《云山图》 石涛

石涛书法

《江干访友图》 石涛

八大山人印

石涛印

◎王建南

展览:墨韵文脉——八大山人、石涛与20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

展期:2023年5月23日-8月6日

地点:中国美术馆

明末清初,时代更迭之际,诞生了两位载入艺术史册的僧人:八大山人和石涛。两位以不同的方式为传统中国画中写意风格带来了全新的变革,成为传统开始向现代转型时最具创新意识的代表性画家。从他们留下的画作可知,艺术作品的真正价值,不是记载历史人物事件,也不是提供精美图画,而是彰显艺术家瞬间的生命感悟与激情,这便是中国艺术最重要的精神。此时,“八大山人、石涛与20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作为中国美术馆建馆60周年大展的系列展之一,正在中国美术馆三层、五层及六层藏宝阁展出,让这两位明朝的落魄王孙画家在谢世300年后“相遇”。

两位僧人长什么样?

大名鼎鼎的八大山人长什么样?当代油画界的前辈靳尚谊曾为他画过一幅肖像。他笔下的八大山人行于江畔,走累了便坐在江边石头上歇息。身后的天空与江水灰蒙蒙的,连成一片,几乎分不清天与地的界限。他身着银灰色长袍,发髻似道士般盘起,眼神迷离,似乎在思考,又像是凝视,右手空无一物,却保持着握笔的姿态,左手捏着斗笠的边沿。一丛不知名的植物在右下角默默地绽放出墨绿色的新叶。

靳尚谊的这幅画像是根据江西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珍藏的《个山小像》而作。《个山小像》于1954年前后在江西奉新县奉先寺被发现。画上有八大山人自题:“个山小像。甲寅蒲节后二日,遇老友黄安平,为余写此。时年四十有九。”画像以白描手法绘成,“相貌清癯,微须,著宽袍,戴斗笠,登双脸布鞋,不作和尚、道士装束,有林下散人文士风度”。画像四周留有九段题跋,其中六段为八大山人亲笔,另外三段为其友蔡受、饶宇朴、彭文亮所写。共钤有21枚印章,其中14枚属于八大山人。

难得有一幅《个山小像》存世,使后人一窥这位大师独特的气质风采。而另一位大师石涛的肖像可就难以找寻了。中国美术馆特地从故宫博物院借来了《对牛弹琴图》以此呼应。这件立轴作品上只绘了一位高士,他正抚琴,一头壮硕的黑牛,背对观众,匍匐于琴前,昂头侧耳倾听。占据画面更为醒目的是上方由曹寅、杨中讷和顾维桢题写的三段长诗,画下方左侧长长的六行为石涛的和韵诗。一般认为此画表达了作者知音难遇的心境,但细观高士的神态,似乎处于一种心领神会、妙不可言的境地。在佛家文化中,牛有其特别的寓意,禅宗祖师常以牛来喻众生之心。因此,可以把这件作品看作石涛内心的隐秘写照。

生活在别处

八大和石涛同为明王室后裔,相差约16岁:一位生活在江西南昌,一位在广西全州度过了童年,两人是否见过面?

来自广州艺术博物院所藏的《兰竹图》似乎给出了回答。这是一件八大与石涛合作的画,上面有两位的款识和钤印。八大山人在右上角只题了两个字:“拾得”。而石涛在左上角注明:“八大山人写兰,清湘涤子补竹。两家笔墨源流,向自独行整肃。”原来是八大山人先开笔绘了兰草和大石头,石涛补上两竿竹。如此构图也许藏着某种隐喻,两个同命相连的人,分别以兰与竹代表各自的处境,倚靠的这一方顽石会不会是两人心中王朝旧影呢?众所周知,八大山人是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而石涛是朱元璋兄长朱兴隆曾孙靖江王朱赞仪之十世孙。问题是,合作并不一定要见面。因为在清朝的统治下,两个前朝的遗民,又是皇族后裔,见面可要承担巨大风险的。

据史料,石涛最早提及八大山人是在1694年秋天。他在给朋友所画的册页中,有一段长跋,当中有一句“淋漓奇古之如南昌八大山人”。这说明石涛对八大的作品已相当熟悉。石涛与八大的“非直接接触”可能始于1696年春天,一位收藏家邀请八大书写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后,再送到居于扬州的石涛补图。两位画家不仅互知对方的存在,而且在艺术上彼此深表仰慕,同时也没有忘记,他们共同的明朝王孙身份所带来的特殊纽带关系。

两位王孙画家直接交往的现存唯一确凿证据是石涛约于1698-1699年间致八大山人的一封信:“闻先生花甲七十四五,登山如飞,真神仙中人。”他接着求一幅画:“……济欲求先生三尺高、一尺阔小幅,平坡上老屋数橼,古木樗散数枝,阁中一老叟,空诸所有,即大涤子大涤堂也……”大涤堂中主人大涤子是晚年石涛的自称。这封亲笔信写明石涛向八大求画《大涤草堂图》。

自明王朝覆灭之后,八大山人一直隐居在江西,主要围绕着南昌转悠,目前还没有发现他走出江西的史料;而石涛可谓云游四海,转遍了大半个中国。但他是否到过江西,与八大山人会过面?这可是个秘密。由于两人的明王室后裔身份,即使这样的见面发生过,也必然是保密的。

八大在前朝度过了19年的岁月后遭逢天崩地裂的大变故,从一个已有家室的贵族坠落为一名逃犯,最后不得不出家,以保全性命;石涛则经历了了解自己身世、对佛门理想幻灭、重新认知自己身份这样一个一波三折的心路历程。一切源于他出生不到4岁时,明王朝就灭亡了。他对这个跟他关系最为密切的王朝并无半点记忆。而八大山人则完全不一样,改朝换代之时,他已然19岁,但作为一个破败的王室贵族之家的后代,该向哪里讨生活,他茫然不知。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王朝的更迭都会遗留下一大批前朝的王室皇孙,却只出了八大山人和石涛这两个落寞的画僧。

八大山人的哑谜

八大山人的画中充满了谜语,引得后人无数的猜测。首先是他的名号和别号众多,据统计,一生所用名号,达55个,其中当以“八大山人”最为人们熟知。有人认为这与一部《八大人觉经》有关。清代张庚在《国朝画征录》中说:“山人固高僧,尝持《八大人觉经》,因以为号。余为见山人书画,款题‘八大’二字必联缀其画,‘山人’二字亦然,类哭之笑之,字意盖有在也。”也许八大山人从《八大人觉经》中得到抚慰开导,因而以“八大”自号,这样的解释似乎更合乎他的精神历程。

而众所周知的另一个名字“朱耷”实在很无厘头。本次展览中的作品没有一件题署此名。“朱耷”二字的记载最早见于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刊的《西江志》:“八大山人名耷”。其实这个名字与“大明宗室”身份相矛盾。八大山人作为朱元璋直系后裔,其原名必须严格遵照谱系序名制度。八大山人在《个山小像》中用了一方“江西弋阳王孙”的朱印,说明按谱系,他的名字应以“统”字排行。有学者认为,“朱耷”一名来自他在1643年18岁那年考上秀才时注册的名字。因为按宗室规定,他是不能以自己的真名参加科举考试的。另外,八大山人的别号多且晦涩难懂,如雪个、个山等。其中“个山”的“个”指竹,“个山”即为“山中的竹子”,而“雪个”与禅宗有关。

八大山人的印章更是令人难以捉摸,仅以一方小印为例。其作品中常有这方扁形朱文小印,形状如木屐,又因其形像牙齿,有专家称其为“齿形印”。这枚印章大约自1683年开始使用,直至1705年他去世。此印不仅与禅宗有渊源,还跟晋人风度有关。八大山人的艺术深受魏晋之风的影响,六朝士大夫从容潇洒的高逸生活状态常常成为他咏叹的主题。穿着木屐,悠然穿行于山林之中,正是八大山人心之向往。

除了花鸟画,八大的山水画成就也极高,却往往被人忽视。在中国山水画发展史上,写意山水兴于“元四家”,融合于明代的董其昌。八大山人在学习董其昌的基础上独取元代倪瓒的冷寂气质,开辟出一条以“荒寂”为审美取向的文人山水蹊径。他画山水,尽量淡化山水的实际形象,山川树木,一切被简约化,以渴笔作枯干之笔墨,似是天地万物残存世间的一抹若有若无的痕迹。

八大山人取得的艺术成就,不止于画,更在于书法。其书法有三大特点:藏锋、篆书用笔、字形结构奇峭险峻。本展从南京博物院借来了八大山人抄写的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和来自八大山人纪念馆的《行书临兰亭序》——远观两件作品,平淡无奇,近看有鲜活之气,细审倚侧俯仰,好不生动活泼。

石涛的画语

八大山人的画惜墨如金,结构与笔墨追求极简;石涛则喜欢笔墨淋漓,下笔千言——他的题识常常包含大段的画论。本展有两件作品体现了这一特色:中国美术馆藏《江干访友图》和故宫博物院藏《云山图》。前者绘山中溪边一友人弃小舟登岸,主人站在两棵树之间等候,身后峰峦叠嶂,画上方有一大段题识。后者云雾缭绕于山间,不知来路,难料去向,画上方也有一大段文字。两段题识共记656字,集中记录了画家对艺术创作的心得并阐述了他的感悟。

石涛首先提纲挈领地写道:“写画,凡未落笔,先以神会。”然后他说:“墨之溅笔也以灵,笔之运墨也以神。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能受蒙养之灵而不解生活之神,是有墨而无笔也。能受生活之神而不变蒙养之灵,是有笔而无墨也。”他因而得出:“故山川万物之荐灵于人,因人操此蒙养生活之权。”“以我襟含气度,不在山川林木之内,其精神驾驭于山川林木之外。”

在石涛看来,艺术是一种生命创造活动,真正的艺术家具有“辟混沌手”,如同天地造化那样开辟乾坤,而一切的创造又必须源于自然并合于自然。艺术家故而必须受自然之蒙养,如同山川草木生发于天地之间,滋养得自雨露之精华,艺术的培养过程亦是如此。艺术家一定要具备“蒙养”自己艺术生命的能力。蒙养,就是复归混沌,与自然抱合为一,而不是以区别心去对待自然与自我的创造。

石涛不但具有如此之高的理论水平,更能把自己的理论运用在创作中。其作品最突出的是笔法流畅却不流俗,用线松柔秀拙,尤其长于点苔,密密麻麻,劈头盖面,变化多端;石涛的用墨擅长浓淡枯湿间随意切换,或笔简墨淡,或浓郁滋润,或酣畅淋漓;他的构图新奇,或全景摄入,或截取一景,或只取一角。这一切的变化来自于石涛的性格。他最有名的一件作品《搜尽奇峰打草稿》,作于50岁时,打破了清初画坛一片摹古的沉寂。

石涛的书法也有很多不同的面目,其小行楷用笔瘦秀,奇趣横生;其行书融合篆、隶、楷、草于一炉,既有古拙又有端正,使娟秀生于朴厚。他的点画虚实相生,尽显活泼之态。有时又能在凝重中见散放淡然。除借自四川博物院的《行书诗翰》这样的单幅书法作品外,几乎每一件画作上都留有他的题跋,从中不难欣赏到他在书法上的独特美感。石涛的一生起起落落,证悟人间,鬻画为生,直至在扬州告别世界。

中国美术馆此次举办的八大山人与石涛联展并非孤立的古代书画展,楼下展厅的作品恰当地接续了两位清初艺术大师的笔墨和审美要旨,从任伯年、吴昌硕,到齐白石、黄宾虹、陈师曾、溥儒、张大千,再延续至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李苦禅、石鲁、何海霞等人,形成了一脉熠熠生辉的中国传统绘画创新脉络,由此点明“墨韵文脉——八大山人、石涛与20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的展陈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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