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华一枝：京都读书散记》里收录的文章，既有一如既往的对日本风物、古迹和日本文化的关注，也显露了作者一路走来读书问学的痕迹和学术志趣的延伸、变化。 以下内容经授权选自该书：
自古以来，汉籍流传便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问题。光绪六年（1880），杨守敬以公使何如璋随员的身份赴日，访购汉籍，刊刻《古逸丛书》《留真谱》等，出版《日本访书志》，不仅为中国学者带来震撼，也刺激了日本学界，促使他们重新认识本国所藏典籍的价值。明治开国以后，大量日本学者赴华旅行，当中重要目的便是搜求文献、访问典籍。辛亥以还，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避居京都，与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等学者交流学问，影印珍籍，是学术史上一段佳话。随着近代图书馆学的成熟及两国公私图书馆的建构完善，学者访书、印书事业更有新的高潮。试将近代中日两国典籍影印划分时期：第一期为杨守敬、黎庶昌印行《古逸丛书》之时。第二期为辛亥以降罗振玉、王国维赴日之时，此时恰值敦煌学大为勃兴之际，中日学者互相交流敦煌卷子本影印材料，并影印日藏唐钞本。罗振玉尝云：“平昔尝叹敝国黎莼斋先生在贵国刻《古逸丛书》，但收宋元椠而不及唐钞，至为可憾。”1919年，罗振玉将返国，委托狩野、内藤售卖其在京都的居所永慕园，以此作为《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所需资费。此书共十集，全三十六册，狩野在《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景印旧钞本》第一集序中评价云“借得古剎世家之藏，景印尚书、史记、文选数种，其嘉惠学者，功不在莼斋下也”。第三期不妨从1928年起至1937年为止。该时期的重要事件有：张元济《四部丛刊》续编、三编及《续古逸丛书》的出版。1928年起北平图书馆发行的馆刊、1933年1月创刊的《书志学》，均为现代图书馆学成立的重要标志，翻检此两种杂志，不难发现两国学者交流之密切，围绕双方最新影印的典籍，亦多有介绍、探讨。此外，古书复制也是东方文化事业中的一项。围绕典籍影印事业，中日两国学者之间有合作、互动，亦有竞争甚或龃龉。本文重点关注第三时期，梳理这段时期两国典籍影印的大致脉络，探讨其间的互动、交涉、竞争与合作，以期为理解近代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学术史提供一种角度。
1
中日两国汉籍复制事业的近代化
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石印技术传入上海，并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繁盛一时，影印出版了大量典籍。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涵芬楼秘籍》、《四部丛刊》初编至三编、《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等，采用的都是照相石印技术。价廉的中国石印本大量输入日本（也输入朝鲜，但尚未对数量有精确考察，且待日后研究），日本的旧书店也会在报刊杂志打出商务印书馆丛书的广告。早期流行的石印本典籍因考虑成本及销路，多为缩印、拼页，自然难以满足版本鉴赏等方面的更高要求。而珂罗版技术在汉籍、尤其是善本珍籍复制方面的运用，堪称革命性进步。随着公私图书馆的建立，文化财产保护意识的形成，再难回到如杨守敬大批从日本买回善本的时代，珂罗版技术无疑满足了研究者对版本的需求。而以珂罗版复制汉籍，最早应是从日本开始。
1854年，珂罗版印刷滥觞于法国，明治年间传入日本。这是一种平板印刷技术，将具有感光性的明胶溶液均匀涂抹在厚玻璃片上，令其感光。经热处理后，明胶可以精准反映出图片极为细致的细节。在其上刷涂油墨，覆以纸张，再以类似制作版画的原理进行撰写印刷，即可呈现出原图极细微的明暗色差。且无论在多大倍率的放大镜下观看，都不会出现如数码相片放大后所见的网点，因此很适合用于保存资料。
明治十六年（1883），内阁印刷局已开始运用珂罗版技术，当时主要用于印刷照片。因采用玻璃制版，故又有“玻璃版”之称。由于珂罗版可以纤毫毕现地保留原物细节，因此很快被用于复制美术品。明治二十一年（1888）九月，宫内省“临时全国宝物调查局”开始调查日本寺庙神社的文物，并于次年开始出版《国华》，所用图版皆为珂罗版精印。几十年后的1929年，北平北海图书馆购入全部《国华》杂志，尚有“不愧为最著名之东方美术杂志”，“插图精绝”之评。虽不明珂罗版何时始用于典籍复制，但在1913年、1914年之间，日本已有珂罗版精印的平安时代歌集《类聚古集》。1912年，董康在日本见到崇兰馆藏全帙南宋刻本《刘梦得文集》，十分倾倒，托内藤湖南借回，请小林忠治郎珂罗版精印百部，并撰有跋语，云“适小林忠治业珂罗制版，艺精为全国冠，曩为罗君叔言影印宋拓碑志，浓澹丰纤，犹形鉴影。乃介内藤炳卿博士假归，属小林氏用佳纸精致百部”。黄永年先生称中国珂罗版影印善本汉籍发轫于董康，当为的评。
需要指出的是，在1960年代彩色珂罗版技术发明之前，珂罗版只有黑白两色印刷。一些古籍上的印鉴，是通过套色刷印或摹刻印章的方式实现复制的。在对比原书和珂罗版复制书时会很容易发现这个问题。且珂罗版底片都会经过修版，使其更接近原书面貌。有些彩色绘画还会用珂罗版印刷加上手工彩绘的方式实现复制。2017年秋，曾参加便利堂为期两日的珂罗版印刷实践课，常年从事国宝复制工作的讲师山本修告诉我们，没有哪位珂罗版师傅不修版。和版画印刷一样，虽是同一张底板，不同技术的师傅印刷出来的效果可能完全不同，复制品是否忠实反映原貌，完全取决于师傅的工艺。
有关小林忠治郎（1869-1951）与董康的交游，佐藤进已有详考。小林是近代中日两国汉籍复制交流史上重要的技术者，从事过相当多的汉籍复制工作。佐藤进曾采访小林家后人，详考其生平。明治二年（1896），小林忠治郎出生于武藏国忍藩，旧姓原田，名德三郎。长兄清太郎（1855-1938）后继承原田庄左卫门之名，并创办博文堂，与内藤湖南终身为至交。次兄朝之助（1860-1929）过继小川家，更名一真，曾赴美学习摄影与珂罗版技术。一真回国后成为著名摄影师，参与日本全国古寺社的文物摄影等工作，还是天皇的御用摄影师。德三郎受到次兄影响，曾在一真的照相馆工作。明治三十三年（1900）亦赴美学习摄影与珂罗版技术。三年后返日，成为京都洋货商小林家的婿样子，更名小林忠治郎（亦写作忠次郎，因“治”与“次”日文同音），在京都七条油小路开创小林写真制版所，开始了珂罗版印刷出版的事业。
而当日这种成本高、操作难、印量少的技术，在中国只限于小范围爱好，并不曾广泛流行。且比起复制图书，更多用于复制书画、碑帖。徐兆玮曾在日记里评价珂罗版复制技术对鉴别书画真伪的意义：“晚近珂罗版术发明，公私收藏相率影行流传，其制版精者，仅下真迹一等……近日收藏家一变往昔秘玩陋习，纷纷出展所藏，以供同好评定。好古敏求之士既有真迹比较，复得印本参考，则凡缣素墨彩与夫古人之笔性笔趣皆有线索可寻，心领神会，真赝不难立辨矣。”（1939年4月12日）
珂罗版爱好者董康曾得到如隐堂本《洛阳伽蓝记》，送到日本珂罗版影印，他的朋友吴昌绶则在给缪荃孙信中批评说：“珂罗版徒费钱，无谓之至。”不过，当时的人们大多还是认可珂罗版在复制方面的长处。1913年，傅增湘得到意园流出的宋刊本《方言》，杨守敬、缪荃孙、邓邦述等人均力劝其刊板以传。傅担心影写失真，乃托董康前往日本，请小林忠治郎用珂罗版精印百部，傅后来在《双鉴楼藏书杂咏》中记录此事云：“为觅良工涉蓬岛，珂罗百本逐时新。”同时请人在天津官报局石印数十部，又请湖北陶子麟影宋刊板，收入《蜀贤遗书》。随后商务印书馆又取宋本缩印，收入《四部丛刊初编》。可知民国时期，复制珍贵宋刊本之际，珂罗版影印的同时，依然需要石印、木板覆刻等重要的复制方法。
以上可知，石印本因价格低廉、制作效率甚高，使出版物的流通更为广泛。而珂罗版因其高度存真的优点，使无法得到原书的人们可以一览原书的样貌、细节，也可以通过翻印珂罗版，完成数量大且成本低的复制。其效率較之前代的版刻技術，已不可同日而語。这两种技术互为补充，都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中日两国汉籍的交流及学术的发展，是印刷技术的变革影响汉籍复制、学术发展的一则佳例。 近代各国公私图书馆的建立，使公众有机会接触到过去藏诸秘阁的图书，对学术、收藏风气产生了很大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公私图书馆机构购买能力很强，不论中国还是日本，近代以来，普通人在市面轻松购买善本珍籍的机会越来越少。因此，世人对图书复制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典籍复制由小规模的个人兴趣式收藏，过渡为国家大规模的文化保存事业，是1920年代中日两国的共同特征。当然，学者的个人取向亦对国家的典籍复制有重要影响，或者说，公立机构在制定古籍复制计划时，也离不开学者意见。
日本公私图书馆机构大规模选择珂罗版复制典籍的契机，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大量图书毁于地震及由之引发的火灾，如东京帝国大学附属图书馆就损失惨重。这令人们意识到为复制典籍的必要性。1926年开始，前田家的尊经文库有感于典籍之脆弱，“颇出所藏善本，精影以惠学子”，即“尊经阁丛刊”。尊经阁丛刊形态也严格依照原本，内页用纸、书衣色泽、装帧形态，无不力求保存原貌。丛刊以日本文史类典籍为主，也有汉籍珍本。其中，1927年复制的宋刊孤本《重广会史》，在当时的中国就有相当高评价。
中国公私图书馆机构复制典籍的情况又是如何？1929年，北平图书馆曾发起“国立北平图书馆刊行珍本经籍招股章程”，“同人等因鉴于学术界之需求，拟请国立北平图书馆印行珍本经籍，仿《知不足斋丛书》例，以若干种为一集，并得刊行至数十集”，所选书目“以罕见及有价值者为标准”。发起人虽有学界、政界等各路人士，但只是呼吁而已，实际操作并无下文（《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五号，1929年11月）。
伴随公私图书馆的发展，调查藏书版本、编纂图书目录，成为图书馆的急务，也促进了图书馆学的近代化。学者可以通过查阅图书目录，掌握该馆藏书情况，制定图书复制计划。1920年代后期至1930年代，中日两国图书馆都相继出版了诸种善本书目。其中，1930年宫内省图书寮出版《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1931年又由文求堂书店、松云堂书店复制发行），受到学界很高评价。此书目全用汉文解题，亦便中国学者使用。有关这一点，北平图书馆馆刊也很快作出“新书介绍”，认为“吾国书籍，自经清代乾隆禁毁，可谓遭一大厄。而东邻日本公私收藏，为吾国所不经见之秘籍，尚复不少，如宫内省图书寮所有，即其著例也。此次图书寮将其秘藏之汉籍善本书目解题公开，实为学术界近来一大快事，其裨益于中日两国学者当不在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第二号，1931年3、4月）此种认识，很可说明中国知识界清末以来对日藏汉籍的一贯态度，即对中国已经亡佚的日藏汉籍最为关心。既然已不能如杨守敬时代那样可以大量买回，便更依赖图书馆目录公开的信息，以及相应的书影、复制书籍等。
2017年秋参加便利堂珂罗版实践课程时，在山本修老师的指导下尝试了珂罗版印刷，下为玻璃版，上为刷印后的效果。
1930年，由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补助，服部宇之吉曾委托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编纂《佚存书目》，历时三年，1933年出版。此书目选定标准即在于中国人编著、中国已佚而现存日本的图书，包括中国已佚、但近代以来由中国覆刻、影印、翻刻、翻印等再传中国者，不包括原本被带回中国者。书目藏家涵盖帝室博物馆、图书寮、内阁文库、神宫文库、帝国图书馆、金泽文库、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静嘉堂、尊经阁、蓬左文库、佐伯文库等29家公私图书馆机构，以及内藤湖南、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等16位藏书家。次年此书即翻译介绍至中国。有别于以往中国学者的赴日访*，《佚存书目》是日本学界在充分掌握两国汉籍收藏的前提下，作出的系统性全面整理。之后长泽规矩也所撰《关东现存宋元版书目初稿》等，也在此类工作的延长线上。
中国方面，1933年的《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当日也是中日两国学者冀望之作，今日仍被认为是“版本研究告别主观性版本鉴定，迈向客观性版本研究的金字塔式的里程碑”（《旧京书影》之《出版说明》），于图书馆学发展史上之地位自不待言。
要言之，近代中日两国公私图书馆的发展中，对汉籍善本的调查、整理与复制都非常重视，这也是传统私人藏书向近代化图书管理方式的转变。出于两国学者对学术的共同关心与需要，双方在汉籍整理、复制方面的合作、互动、参考也很多。最新出版的相关书籍、发表的论文都会迅速介绍给彼此，除了公私机构、学者之间互赠出版物外，两国新旧书店也起到了重要的交流作用。如《北平图书馆馆刊》的代售处中，就有两家日本书店：东京文求堂、京都汇文堂，这也是唯二的海外代售处，也都是日本著名的中国学书店。
近代图书馆的发展，同样促成了各种古籍保存、研究协会的建立。如1931年，东京各图书馆馆员结成日本书志学会，会员二十名，包括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帝国图书馆、京大图书馆、大阪府立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尊经阁文库、岩崎文库、静嘉堂文库各馆负责人，并德富苏峰等藏书家。1932年11月19日，举行第一回旧刊稀觏本展览会。同时，编纂珂罗版《善本影谱》。第一期共十辑，“为方便海外研究者，汉籍根本性事项由汉文写成，次者事项以和文略记”。（《书志学》第一卷第一号，1933年1月）可知他们在编纂时，有意识地考虑到海外、特别是中国学者的需求。在1933年度计划中，除每月例会之外，其他三项分别是刊行善本影谱、出版孤本、召开展览会。长泽通过书志学会进行了一系列汉籍研究的工作，编纂各藏书机构目录，积极与北平图书馆、浙江省立图书馆等中国图书馆机构、张元济等中国学者进行沟通与交流，在《书志学》推出版本学专用术语提案，评议、探索图书复制的方法。他的工作与学术地位，可以与比他小三岁的赵万里互为参照。
《書誌学》第一卷第一号
2
关东大地震以来日本的汉籍复制
前文已论及，近代日本大规模复制古籍的契机，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而率先着手从事此项事业的，是包括前文所云尊经阁等财团机构在内的民间机构。当中，大阪每日新闻社为纪念创刊一万五千号而推出的“秘籍珍书大观”尤可注意。其印行趣旨云：
大凡典籍散亡，向不为人注意。如拥有古老文字之国度支那，而今典籍佚亡亦不可胜数。在我邦明治初年印量极大、极寻常之书，仅五十年后之今日，已成珍书，坊间洵不易得。所幸吾国名门旧家珍藏千年之典籍，传至今日者尚不在少数，当中亦有支那本土已散佚之珍籍，吾辈足可为傲……大正十二年九月一日，关东大震灾、火灾突如其来，乃有史以来未曾有之惨事，遭厄诸事物中，亦有我国三千年之文化产物——希觏典籍。以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为首，故黑川真道翁、安田善之助氏等多位藏书家之珍秘俱已亡失，再无重见之可能，人皆因此受到非常之冲击。归于灰烬之秘籍珍书，当中不乏因从前留有复制本而幸得保存原貌者，惜僅极小一部分。倘将来再有不测天灾，典籍恐难逃厄运。念及此，愈痛感复制典籍乃为急务。本社有关复制印行秘籍珍书之计划，实始于大震灾后不久。
秘籍珍书大观分为秘籍大观与珍书大观两类，前者主要是日本古钞本、古版本、中国已亡佚的汉籍，后者主要是日本文学相关的写本及刻本、浮世绘等。制定计划者都是相关领域的专门学者：狩野亨吉、吉泽义则、内藤湖南、黑板胜美、藤井乙男、新村出。一见可知，选择汉籍书目的是内藤湖南。而在1925年9月，内藤湖南的确与神田喜一郎、小岛祐马同往图书寮调查善本，正是为影印稀见汉籍作准备。同年10月4日，湖南致武内义雄信中称：此次大阪每日新闻社计划大量出版秘籍珍书，图书寮藏尚书单疏已获许可。欲复制贵大学所藏旧狩野博士书中优秀之本。大阪每日新闻社社员此后会专门为此事拜访，希望可提供方便。1928年7月，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秘籍大观”第二集，图书寮藏宋刊《尚书正义》精印珂罗版面世，即1925年致武内书信中云“尚书单疏”者，内藤为之写下极为精详的解题。此番制作者是小林忠治郎。成书后，很快寄赠北平国立图书馆（当时为北平北海图书馆），由钱稻孙翻译解题，载于民国十九年第四卷第四号《馆刊》。至于此书收入《四部丛刊三编》之细节，留至后文再论。
《祕籍珍书大观印行趣旨并书目》之图书寮藏宋椠《尚书正义》复制样本。
在1928年，内藤湖南还与高木利太、黑板胜美等人发起组织“贵重图书影本刊行会”，发行所设在中村便利堂内。中村便利堂是做租书店起家的印刷出版公司，1887年创业，1905年设置珂罗版印刷工厂，初期主要制作珂罗版风景明信片。“秘籍大观”第一期中图书寮藏古写本《日本书纪》，就由便利堂承担复制工作。便利堂几经风雨，如今依然健在，拥有成熟的彩色珂罗版印刷技术，是日本首屈一指的珂罗版印刷商。
图书寮在关东大地震中虽然很幸运地逃过了劫难，损失不多，但地震带来了强烈的危机意识。1930年，图书寮也开始了典籍复制事业。第一种复制的是日本史料《看闻御记》，在颁布的刊行计划里，言明复制事业之大要：
因大震火灾，无比贵重之典籍惨遭亡佚，作为现代文化事业的古典珍籍之复制刊行，或因近时学问及思想取向，或以名门富豪之笃志，或以学术协会之推广，乃得广泛进行，颇值学界乃至思想界祝福。当是时，于和汉古文献袭藏无比丰富之图书寮，亦开始复制刊行之事业，相信是极有意义且势在必行之举。其制作副本者，首从贵重图书御物中挑选善本五十余种。所适宜者，譬如世间所望刊行且应刊行之物，但因体量过大而导致经费过昂、最终难以期望之书。当由本寮复制与原版相同之副本，原本用于保存，副本便于一般使用。于是，原本得以永永保存，且得长存于世，裨益学界亦不在尠少。有关复制影本书目，本寮计划定为每种百部，经费自负，余者颁诸有志同道……
可知图书寮的复制事业不仅是因大地震的刺激，还受到民间机构的启发，且特意挑选一般财力很难应付的大部头典籍。第一批计划复制的书单里，汉籍约占六成，其中仅宋版书就有26种，超过半数，包含《通典》、《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大部头典籍，足见图书寮所藏汉籍之丰，也可见选定书单时对汉籍的重视。毕竟在当时的日本，本国文学及本国史的经典更多地受到人们的重视。只是到战前为止，图书寮主持的复制事业仅完成《看闻御记》一种，并《群书治要》的一部分。不过图书寮首批计划复制的汉籍里，战前也有几种由中日两国其他机构、个人复制刊行，如前文论及的大阪每日新闻刊行、内藤湖南选定的宋版《尚书正义》（后此书亦收入《四部丛刊三编》），如收入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宋刊《三国志》，收入《四部丛刊三编》的《太平御览》，收入《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的宋版《论语义疏》等等。
要之，日本公私图书馆机构大规模开始汉籍复制事业，是因关东大地震带来的强烈危机感。此前已运用在复制美术品、文物事业中的珂罗版技术，因其图像精美逼真、可以极高程度保留原本信息、保存耐久等优点，而成为保存善本的不二之选。关心此项事业的学者，如内藤湖南，与小林忠治郎、便利堂等珂罗版技术者早有合作，已有相当成熟的复制经验。因此，图书寮制定的典籍复制计划，也受到他们的直接影响，并很自然地选择了有此经验的技术者。学者选定善本书目，自己最感兴趣、学术价值很高、又方便操作的小型书籍，可以私家刊行。官方更侧重复制大型图书，与民间、私人工作互补。而因战争之故，不论官方还是民间，典籍复制都无奈终止。
3
东方文化事业中的古书复制事业
图书寮汉籍复制事业虽然有日本政界、商界、学界及中国学术界的共同参与，但主导还是日本方面，张元济复制的汉籍，也只是由个人或小团体出面申请方得完成。那么，1920年代以来起步的东方文化事业，其出发点倒是中日合作。然而由于局势变动等种种缘故，结果与构想相距甚远。
首先，宜梳理东方文化事业的发展过程。在1915年日本提出对华二十一条、1918年确立日华共同防敌军事协定、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反日情绪持续高涨。1923年3月，日本制定、公布了《对支文化事业特别法》，拟仿美国，用义和团赔款发展中国文化事业，也有意藉此缓和中日关系。1924年初，驻日公使汪荣宝与对支文化事务局长出渊胜次结成协议，即所谓的“汪·出渊协定”，规定了日本对华文化事业的具体内容。对此，中方强烈要求去除“对支”二字。1924年末，日本外务省官制改革之际，对支文化事务局更名“文化事业部”，于北京设立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1925年5月，外交部总长沈瑞麟与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订立“沈·芳泽交换公文”，确定成立该委员会。同年7月，日本方面任命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等七位委员。中国方面任命陶萃英、王树枏、柯劭忞、江庸、郑贞文等十一位委员。分设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与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开设东方文化图书馆筹备处。
不过，东方文化事业的名称虽尊重了中国方面的要求，但发起者始终没有改变“对支”的立场。这在日方后来相关档案内也可以看到：比起“中华民国”，更常用“支那”，“对支文化”一词也时常取代“东方文化”。因此，事业甫推行之初，就引起中国教育界等团体的激烈反对，中国舆论界要求日本政府全部无条件退还庚款，由中国自办文化事业。1926年东方文化事业制定的次年计划中，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有编纂四库全书补遗及续编、调查新字典编纂法、编纂十三经注疏索引三项。1928年5月，为抗议日本出兵山东，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总委员会委员长柯劭忞辞职，中国一方的委员也全部辞职。1929年12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停止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及上海委员会内全部中国委员的职务。之后，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只能将续修四库全书选目工作等委托给在京学者，其中超过半数为二三十岁的青年研究者。他们撰写每篇提要所得稿费，平均在15日元50钱左右。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设在东厂胡同黎元洪故居内，研究所的日常事务就是接待学者与日本留学生、购买图书。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日本持续派出各种性质的赴华旅行、考察团，中国文史专业出身的学生，本科时必然会到中国见学。而来北平，则多半要到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报道，或小住于此。不过，在侨居北平的普通日本人看来，这里仅仅是“搜集古书的地方”。
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建筑过程中的书库
东方文化事业既然在中国受挫，日本方面遂将重心转移至日本国内。1928年10月，于东京、京都分设东方文化学院，目的在于“研究及普及支那文化”，事业有经营研究所、发表研究及研究资料、复制有益之古书等。东方文化学院下设理事会，管理东京、京都两研究所及古书复制委员会，不难看出古书复制是为东方文化学院的重要事业。其中东京研究所主任为服部宇之吉，京都研究所主任为狩野之喜，古书复制委员会主任为国宝保存会委员荻野仲三郎，委员有宫内省图书头杉荣三郎、服部宇之吉、安井小太郎、狩野直喜、新村出、内藤虎次郎。1929年1月11日，外务省部长冈部长景与古书复制委员会众人于外务省第二会议室召开协议会。决议事项如下：
（一）有关事务
一、古书复制事业从昭和四年（1929）四月开始
一、古书复制事业主任推为荻野仲三郎
一、该事业事务员由支那文化研究所事务员兼任，或由主任出于便宜推选他人
一、事务所置于支那文化研究所内
（二）有关古书复制的方法
一、印刷概为写真版，依种类亦可为活字版。但活字版校正特需严格
一、复制以依据原型为原则。但如污损之处是否亦照原型，据情况而定
一、刊行书总附解说，委任相关专门人士执笔
一、出版分在东京、京都，视具体情况而定
一、印刷部数在三百至五百部
（三）有关复制书的处理
一、寄赠在一百五十部以内，其他委托书店贩卖
（四）决定复制书名
一、第一回复制宫内省图书寮藏本《文镜秘府论》（六册二百四十二枚）
一、第二回复制高山寺本《庄子》（七卷）及中村不折氏所藏敦煌本
一、与前二者并行附上活字版宫内省图书寮所藏近藤守重写本《春秋正义》（十二册八十八枚）
一、复制前计书目所需经费，由事业主任做成预算，于次番会议提出。
此外，安井小太郎氏提议下次有机会搜集、复制各处所藏原本顾野王《玉篇》，希望保留
（五）有关复制书名称
一、本刊行物名为“支那文化研究所丛书”，依顺序称作第几辑
（下略）
丛书名称不久改为“东方文化丛书”，1930年出版了前三种：《文镜秘府论》、身延山久远寺藏宋刊本《礼记正义》、高山寺藏《庄子残卷》。其中，身延山本《礼记正义》是1928年6月德富苏峰在身延山文库偶然发现，他将此书借出，与安井小太郎、内藤湖南同观，三人均认为此书价值极高，且中国久佚，应当复制，裨益东洋经学研究。而此书因埋没甚久，蠹蚀满纸，保存状况很糟。德富苏峰遂请东京的制本师池上梅吉修复此书。安井小太郎同年10月记录此事：“主者不知爱惜，四周为蠹鱼所祸，幸文字完好。虽残卷也可贵重矣。”其时，东方文化事业的古籍复制部门刚刚成立，德富苏峰并不在古籍复制委员会内，《礼记正义》并未出现在最早一批公开的复制计划内，但实际出版时，却是东方文化丛书的第二种。
东方文化丛书珂罗版影印身延山久远寺宋椠本《礼记正义》
外务省所藏文书里，有一份文件可以帮助了解此书刊行之经纬，以及为何会被早早列入丛书第二种。1930年1月，服部宇之吉向外务省提交为复制《礼记正义》而增加预算的申请书，称此书“北宋淳化五年刊行，系德富猪一郎氏发现之稀有典籍”，“我国现存《礼记正义》古刊本别有野州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南宋绍熙三年刊本三十五册，其中四册由僧一华复写，此外，绍熙刊本正义七十卷已有支那复影本。而此身延本正义虽不过二卷，却较绍熙本先一百七十七年刊行，乃不见他传之珍籍”，“但古书复制事业本年度经费已全无余地，该《礼记正义》二卷系德富猪一郎氏向久远寺一时借用，亟待摄影完毕、归还原寺。故恳请作为本年度事业，立刻实行”。并附有本年度原支出计划书及《礼记正义》的复制计划书。可知此年古书复制事业经费为1万元，原定此年刊行的《文镜秘府论》预算为7385元20钱，《春秋正义》为974元96钱，加上各种杂费，的确所剩无几。而《礼记正义》的预算需3764元40钱。同年2月5日外务省就此提出议案，2月7日决议通过，批准支出补助金。2月10日，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向服部宇之吉发出机密184号文书，传达“追加助成金命令书”。2月12日，服部复向外务部递交收到命令的承诺书。同年4月，此书复制三百部刊行面世。透过服部宇之吉与外务省的交流，不论是批准额外经费，还是办事效率，应不难看出外务省对东方文化事业的重视。
1931年东方文化事业的古书复制计划，是复制图书寮藏正宗寺本《春秋正义》。是年完成。1932年的计划，是复制《玉篇》、宋椠本《毛诗正义》、古钞本《五行大义》、古钞本《古文尚书》、古钞本《左传》、古钞本《白氏文集》。不过，是年计划只实现了《玉篇》一部分。1933年的计划，与1932年同。但是年仍只完成《玉篇》的一部分。1934年没有制定计划，1935年的计划是宋椠本《毛诗正义》及古钞本《古文尚书》等。1936年的计划是继续完成《毛诗正义》。最终1932年制定的古钞本的复制计划没有实现。另外在1935年印出计划外的一轴《唐过所》，应与内藤湖南的研究兴趣相关，他在1930年11月京都研究所的开所纪念演讲会上，就曾报告《有关支那古文书，特别是过所》。以上梳理可知，古书复制计划每年都会根据进度、最新发现作出相应调整。
对于东方文化丛书，当时的中国学界又有怎样的评价？在《北平图书馆馆刊》介绍新刊《日本宫内省图书寮新刊汉籍善本书目》时，杨维新（1888-1968，广东新会人，早稻田大学高等师范部经济科毕业。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主事等。1928年入北平图书馆担任日文书籍采访）曾云：“忆清末黎纯斋公使刻古逸丛书，将日本所存之吾国珍贵善本，覆刻行世，嘉惠士林，诚非浅鲜。最近日本外务省利用庚款，开办对支文化事业局，已有刊行东方文化丛书之举，其既刊行者四种；一宫内省藏弘法大师遗著文镜秘府论六册；二山梨县身延山久远寺藏宋椠礼记正义二册；三高山寺本庄子杂篇七卷；四宫内省藏春秋正义十二册。将来或能广为覆刻，以公同好，亦意中事。吾国此际内乱正酣，困穷弥甚，追慕先贤，徒增仰止，抑犹有黎纯斋第二其人乎？企予望之矣。”
从表1来看，1929年至1937年完成的九种图书中，经部四种，子部两种，集部两种，史料一种。东方文化学院对中国的研究覆盖了经学、史学、思想、文学、法制史、天文学等相当广泛的领域。古书复制事业经部虽占近一半，与其说东方文化事业特重经学研究，不如说考虑到中国已佚而日本犹存、兼顾版本学价值及学术意义等条件，才作此选择。而传统学者、特别是藏书家确实首重经籍。当然，这四种经籍也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当中的两种不久即收入《四部丛刊》续编、三编，足见古书复制委员会于书目选择具有相当的学术眼光。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危机感日益强烈，民族情绪高涨，与日本的关系也益发紧张，时局同样严重影响到东方文化学院的运营及古书复制事业。东方文化事业的原则在于从事中国文化历史性研究。但政治对文化的影响从来无法避免，日本政府开始认为两处研究所的事业太偏于古代历史文化，既然归外务省管辖，就应该多从事有关现代中国的研究。文化事业部遂提出讨论：两处研究所是否应该持续从前的方针；是否要增加有关现代中国的研究；两处研究所将来所属为何。结果，京都方面表示持续从前方针，愿移交京都帝国大学管理；而东京方面表示愿意增加现代中国研究，且仍由外务省管辖。于是，东西两处研究所就此分裂，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改称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改为东方文化研究所。而一直以来双方合作的古书复制事业也因而终止。最后清点库存复制图书及相关杂物，分交两所保管。无论从事实还是形式而言，都是彻底的分裂。
在1938年3月古书复制事业清点库存的记录中，可知除第二种《礼记正义》外（剩余54种），其余各种库存量都很大。前文已述，每种刊行的300部或500部中，有150部用于赠送中日各公私机构，余者投放市场。
由外务部所藏档案可知，东方文化丛书出版后，会经北平驻日公使馆转交东方文化事业图书馆。每一期出版的《东方学报》中，都有东方文化丛书的广告，代理书店有京都汇文堂、丸善株式会社、东京一诚堂、岩波书店、上海内山书店等新旧书店。可知在当时，东方文化丛书虽然可以在市面上买到，但实际流通量并不大，主要原因应该还是价格高昂之故。
查阅1927年东京古书店一诚堂出版的《订正增补一诚堂古书籍目录》可知，在日本，1927年，150日元可以买到阮元编《皇清经解》，120日元可以买到《古逸丛书》正续编，110日元可以买到汲古阁本《十三经注疏》。至于四部丛刊初编，则更为价廉。由1934年大阪松云堂出版的目录《古典聚目》可知，120日元可以买到汲古阁原刊初印本《十七史》，100日元可以买到图书集成局铅印《钦定二十四史》，2日元可以买到古逸丛书本日本纸初刷的《影宋大字本尚书释音》。而1929年，日本国公立大学一年的学费为120日元，1935年，芥川赏与直木赏的奖金是手表加500日元。对比之下，不难对珂罗版精印的东方文化丛书价格之高有直观感受。无怪乎当时中日两国的普通读者，尤其是学生，都更愿意购买价格低廉的《四部丛刊》等石印本。
鹿田松云堂发行《古典聚目》
表1 东方文化丛书基本信息
4
《四部丛刊》中的日藏汉籍
民国出版史上，可以称得上“国家事业”的古籍复制，应该是《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的发行。有关影印《四库全书》的讨论，早在1917年已经开始，但却由于国家政权更迭、中央政府行政能力有限、各方势力难以平衡、争论不休、纸张不够等种种原因，竟至1933年才由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实现。对于《四库全书》的影印，日本学界、特别是从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领域也提起相当关注。譬如1932年至1933年的《书志学》杂志上，对《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给予极密切的关注，同时放出预约广告，可从日本直接邮购。甚至一度有传言，称日本要承包此项高额的复制工作。这当然引起中国舆论界的强烈反感，而且，南京国民政府也决不会允许。但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缺乏足够的行政能力、政局混乱等因，近代中国政府并没有能力也无暇主持大规模的古籍复制工作。
从事这项事业，并实现大量影印、惠及学界的，还是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张氏很早就关注日藏汉籍，《四部丛刊初编》内就收入了静嘉堂文库藏北宋刊本《说文解字》十五卷、董康自京都带回的《刘梦得文集》三十卷珂罗版复制书等等。1928年10月15日至12月2日，他以中华学艺社名誉社员名义，偕郑贞文访日。于静嘉堂、宫内省图书寮、东洋文库、足利学校等公私图书馆访书，并商借中国国内失传的珍本摄影，后辑入《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
日本学界对他的到访也十分关注，东京斯文会会志称：
南宋大儒横浦张九成先生之子孙，现为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会长张元济氏，随东方文化事业委员郑贞文氏，为访唐土佚书、搜索横浦先生著书而来游。十月末以来约一月间，以静嘉堂文库为主，并访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东洋文库、帝国图书馆，近观德富苏峰、内野皎亭两氏宋元旧椠，远赴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访问旧钞，行程紧促，无有宁日。
在日本外务省保存的档案中，可以看到张元济访书及复印典籍的申请过程。1928年10月27日，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冈部长景致函足利市长大给新，请求给予便利。10月31日，冈部长景向宫内省图书头杉荣三郎、内阁记录课长馆哲二发函，称“支那著名学者张元济及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郑贞文、随员马宗荣近来视察日本各地，近日要访问宫内省图书寮及内阁文库，请贵处给予便利”。11月5日，复致函上野帝国图书馆长松本喜一，请求提供方便。
11月18日晚，斯文会会员在日本桥红兰亭为张元济召开欢迎会。据《斯文》第11编第1号（1929年1月）的记载，张氏当日于席上云：
我国近来古书刊行之风亦盛，南京政府亦有刊行《四库全书》之意。余此行欲搜寻贵国保存我邦古书而覆刻刊行。现得岩崎男爵承诺，刊行静嘉堂文库藏书十部之事。而于我而言最喜者，乃京都内藤博士告知，我欲搜寻之张九成先生遗书中，《中庸说》一册现存东福寺。归途定游奈良，欲观此书。向来我邦留学生游学贵国，尽学新学，而若可求得古书刊行，不惟年轻学生，我等老人亦觉欢喜。余应以古书出版之事业，谋求两国亲善之实。世界同文之国，止贵我两国。阋墻之争乃一时之实。必有比从前更为亲日尊孔之日到来。欲请贵国学者以善诱恢复善邻之厚谊。
傅增湘在听说他东行之信时亦在信中说：“岩崎藏书想可遍览。其中秘籍甚多。是否可以影归传播。”（1928年11月6日）
又过几日，张氏离开东京前夜，冈部长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长山本条太郎等人在日比谷陶陶亭设宴招待，斯文会安井小太郎、盐谷温等人同席。席上张元济赠长诗《日本访书诗》，细述东京、京都访书之事，末云“回首乡关尚烽火，礼失求野愿未左。国闻家乘亡复存，感此嘉惠非琐琐。呜呼，世界学说趋鼎新，天意宁忍丧斯文。遗经在抱匹夫责，焚坑奚畏无道秦。当世同文仅兄弟，区区阋墻只细事。安得尔我比户陈诗书，销尽大地干戈不祥气”。而以此诗观照不久之后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遭遇日军兵燹，化为灰烬，岂能不痛心，岂能无恨。
张元济的日本访书之行可谓收获丰富，回国后立刻着手书籍复制申请之事。有关向何处借印何书、出版后又向何处赠书等问题，已有相关研究。由张元济与马宗荣、长泽规矩也等人交往信件来看，可知过程颇费周折。1929年3月2日马宗荣致郑贞文函云：“借印书之事异常繁难，确是事实。据弟两月以来的经验，须时时东奔西走。应付日人尤未困难。报告亦麻繁事。”且耗时也颇久，不过结果都还算顺利。尤其是公立图书馆，即便有不允许复制之书，也都是日方拟印之书，于学术界无伤。如有这种情况，日方也希望张元济可选印复制其他书籍。借来复制的图书，先以中华学艺社的名义收入《中华学艺社辑古书》，再收入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续编、三编、《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唯独有一处是例外，虽数度申请，但均被彻底拒绝，那就是足利学校。陈捷先生曾详考1887年、1888年清公使馆为借钞日本足利学校所藏日本古抄本《论语义疏》与日本外务省、足利学校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及足利学校之间的交涉。比起当年清公使馆受到的周到接待与顺利达成心愿，张元济的此番交涉可谓不成功，这其中的过程与原因又是如何？
由于张元济《日本访*》等资料之亡佚，有关他在日本的具体行程，诸多细节已颇难考。幸蒙史迹足利学校事务所岛田绘梨小姐于2016年夏慷慨惠赐足利学校所藏1928年至1931年《日志》电子版，可知张元济访问足利学校，是在1928年11月8日，当日记载云：“支那老儒张元济氏、东方文化事业上海总委员会委员理学士郑贞文氏、长泽规矩也氏午前十时半顷来馆，调查贵重书《周易》等十八种，午后三时归京。”
1929年2月15日记载云：“东京市岩川区大冢仲町二三柿田方内马宗荣君转交张元济氏为中华学艺社丛书申请影印出版本馆藏书事，询问是否许可。兴津（寿男）*往市役所访问市长，听取意见。相同申请已有两次，宜拒绝，因我方亦有出版计划。市长批示，应当作出拒绝之回答。”
次日记载：“对张元济氏影印出版一事作出拒绝之答复。”
同年4月9日：“中华民国日本公使馆汪荣宝氏申请摄影出版贵重书《尚书注疏》、《毛诗注疏》、《周易注疏》。”
同年5月4日：“兴津*午前十时为事务所之事赴市役所商洽，正午归馆。为中华民国驻日本公使馆申请影印贵重书一事再行商讨。与市长协议后，作出决定，不同意。同馆对汪荣宝氏作出答复。”
以上可知，先是马宗荣向足利学校提出申请而被拒，之后又由驻日公使汪荣宝出面申请，经过近一月的商讨，依然被拒。近代以来，足利学校所藏宋刊五经注疏向受中日两国学者关注，张元济屡次申请，也可见其关心之著。而被拒理由是日方也有相同的出版计划。的确，1929年起，足利学校就筹划复制所藏《古文孝经》。1931年，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刊行《古文孝经》。然而其所藏宋刊五经正义的复制工作，却要等到数十年后方得实现部分：足利学校以及图书馆后援会在1973年影印刊行了《周易注疏》，1973年至1974年影印刊行《毛诗注疏》。此外，1980年栃木县立足利图书馆还曾制作《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所藏贵重书集成》胶片。
“我方亦有出版计划”这样的理由，现在的影印工作中也常遇到，不久前我就有所经历。是为国内出版社向日本某私立大学申请影印出版某钞本，前期与大学图书馆沟通时一切顺利，等申请手续都完成后，对方突然告知，称该大学相关学者及图书馆上级领导讨论后重作批示，该大学也有影印出版此本的计划，否决了我们的申请。这是一句万能托辞，很可能只是不愿意让外人染指自己收藏的资料而已。好在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这一原则越来越被日本各大学、机构的图书馆所认可，影印出版资料的手续日益便利，也有大量资料以高清电子图像的方式公诸网络。
回归正题，从《日志》可知，作出拒绝批示的是足利市市长，足利学校管理者并无权限。事实上，江户末期以来，足利学校已相当荒芜。明治维新之后，脱亚入欧风气大盛，足利学校更无人问津。直到明治十四年（1881），在各方努力下，才设置了足利学校保存会。但因经费、管理、所属等实际问题，足利学校一直步履维艰，甚至还遭遇过窃书事件。明治三十年（1897），方成立足利学校遗迹保存会。随着近代日本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勃兴，政界、学界开始从儒教、传统汉学中寻找理论依据，这才是足利学校复兴的真正契机。1920年代以来，调查藏书、文物之外，足利学校还在学者的理论研究及政府的资金支持下，积极举行祭孔活动。可以说，足利学校已成为日本近代儒教复兴、重塑日本传统精神的实践场所之一，早已不是清末公使访问时所属不明、经费困难的状况。张元济申请复印藏书之所以被拒，也应考虑这样的背景。
1935年2月19日，长泽规矩也曾向张元济寄去一通久违的书信，其中又提到足利学校借书一事，称如果符合若干标准，此事恐非绝望。同年3月7日张元济覆信称，闻说此事可商议，“极为忻幸，容与敝馆同人商定，再奉复”。但也不再有下文。 那么，在选用日藏汉籍时，张元济对原有的日人跋文，或日人所作解题，又作了怎样的取舍？在《四部丛刊初编》的《刘梦得文集》中，卷末保存了藤田绿子录董康识语及内藤湖南跋文。而在1935年《四部丛刊三编》第一期收入图书寮宋刊单疏本《尚书正义》之际，张元济制定了如下制版要则：
一、日本所加眉批、旁训及其他记录文字一切削去。
二、日本所加句读，无论正点、侧点及连字之点，一切削去。
三、原书卷二缺第二十六页，卷六缺第二十七页，请撤出勿照，另行抄录，并商格式再行抄录。
四、卷首封面阴面系日本人注释文字、卷末内藤虎跋文均撤出勿照。《解题》一册更无庸议。
五、文字原来残缺者、脱落者、模胡者、匡线断缺者悉仍原式，均不修补。惟认为墨污者可修凈。
有关古籍复制是否要全部保留原样的问题，今日犹引人深思。研究者与读者对典籍影印的要求也发生变化，不仅求文字之原貌，更希望尽可能掌握文字之外的各种信息，包括墨迹浓淡，前人留下的眉批、书跋（哪怕是日人留下的训点），乃至纸张纤维、纸铺印鉴等等。这也是为什么近百年前影印的珂罗版典籍，今日依然魅力不减，深受欢迎。更有学者发掘昔日珂罗版典籍，翻印于世，让当年受技术所限、发行量甚小的秘籍更大程度地为人所用。
而张元济前后态度的变化，或许不仅仅是古籍复制理念的转变，很有可能与时局相关。虽然张元济一直与日本学者保持交往与联系，但1935年中日两国的关系，早不是1920年前后尚存的友好温情，是否有必要在中国出版物中保留日人跋文、解题，的确值得斟酌。同样收入《四部丛刊三编》的《礼记正义》，用的是1928年狩野直喜还历纪念会影印岩崎氏藏钞本《礼记疏》残卷及东方文化丛书第二种宋刊本《礼记正义》，但在跋文中，仅称“日本影印卷子本”、“千百年湮沈海外，一旦同时复显，因亟覆印，以补吾国经苑之遗佚焉”。对关心版本源流的读者而言，难免有所不便。表2 四部丛刊初编、续编、三编所收日藏汉籍基本情况
5
以上梳理了1928年至1937年中日两国古籍复制的交流史。这一时期的古籍复制，不论中国还是日本，都经历了从个人兴趣、小规模收藏向大规模商业活动、乃至国家事业的转变。技术变革保证了古籍复制事业近代化的水平及效率，珂罗版、照相、石印等技术，互为补充，于复制事业均意义重大。
由中日两国合作为名义而诞生的东方文化事业，由于其政治背景及当时日益恶化的中日关系，终于未得顺利进行。其传统中国文化研究部门事实上由中国转移至日本国内，同时并列设置古书复制部门。1929年至1937年间，共复制稀见日藏汉籍九种。虽因价格高昂、复制部数较少等因，仅在学术界流布，但其学术及版本价值均受到当时学界很高评价。其中有两部不久被收入《四部丛刊》续编、三编。中日战争爆发前后，日本国内政治对日本学术的影响日益加剧，最终导致东京与京都两地研究所的分裂，与之并存的古书复制事业也随之终结。
1928年，张元济赴日访书，之后又通过中华学艺社申请复制日藏汉籍，过程曲折复杂，也经历了来自足利学校数次彻底的拒绝。其情形与清末驻日公使商借足利学校所藏善本之际所受的高规格待遇相去甚远。其原因固然有足利学校由明治年间的管理不善、不受重视，到昭和初年受到政府的种种支援，此外，也可看出两国地位的微妙变迁，以及围绕中国已佚、日本现存之珍贵典籍所产生的共同关注、角力及竞争。
当时，中国读者邮购日本书籍、日本读者邮购中国书籍，都是很普遍的行为。此外，从现存的书店购书目录来看，两国的新旧书店也起到了流通书籍的重要作用。然而193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对进口、出版报刊图书的管制越来越严格，导致两国图书流通日益受阻。有关这一问题的探讨，则俟诸他篇。
（本文主体最初曾于2016年10月复旦大学召开“海外文献的收藏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其后部分刊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17年第4期。收入《岁华一枝：京都读书散记》之际有所增补，为方便阅读，书中略去脚注）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