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寿终正寝，无论是罗马还是拉文纳，二者都从此丧失了与君士坦丁堡对等的资格。
476年，日耳曼将领奥多亚克(Odoacer)废黜西罗马末代皇帝，并主动放弃帝号，遥尊君士坦丁堡的芝诺皇帝(Zeno，476-491年)为主，从而使西罗马在名义上沦为拜占庭帝国的附庸。
493年，当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Theodoric，493-526年)击败出篡位者奥多亚克，入主意大利后，前者又效仿后者，继续承认自建王国对拜占庭的臣属地位。
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由于奥多亚克和狄奥多里克均出生蛮族，他们既无意整日与自视甚高的罗马贵族为伍，也无兴趣插手满是案牍之气的元老政务，所以只好把精力主要放在经营拉文纳王廷上。
于是，这种颇具“无奈”意味的分治(居)政策不仅平息了旷日持久的迁都之争，还使拉文纳的王城(urbsregia)地位得以巩固。
当然，这种无奈分治不应被理解为消极的民族隔离，因为狄奥多里克清楚地知道，若无罗马贵族支持,他在意大利的统治根本不可能长久。
所以他一方面将罗马留给元老院，任凭元老在其中指点江山。
另一方面又尽力拉拢元老贵族，将许多有识之士吸收到东哥特宫廷中，并委以各种要职，从而较好地化解了西罗马末年持续效十年的文武党争。
出于对狄奥多里克时期罗马-拉文纳和谐关系的满意，一向鄙视蛮族的罗马元老们也毫不吝借地对狄奥多里克的王城营建工程发出了各种赞颂。
“一个国王真的配得上用各种建筑来装饰其宫廷。”
“在您悚慨的统治之下，一种意想不到之美从城市废墟上升起，宫廷的屋顶到处流光溢彩。”
另据《拉文纳主教传》记载，拉文纳宫廷中挂有一幅狄奥多里克的戎装马赛克镶嵌画:“他右手执矛，左手执盾，身着胸铠。
面盾而立的是罗马，它在马寒克上执矛佩盔:马赛克上还描绘着手执长矛的拉文纳，它右脚立于海中，左脚立于陆地，正急趋国王。”
据现代学者研究，拉文纳宫廷的这种绘画技法也是东都君士坦丁堡建立后，拜占庭人用以表现君士坦丁堡和拉文纳关系的一种常见艺术风格。
狄奥多里克在宫廷内绘安置此画，显然是想借机彰显他对罗马-拉文纳关系的期许一一如罗马-君士坦丁堡或拉文纳-君士坦丁堡之于拜占庭帝国。
罗马、拉文纳也是东哥特王国赖以统治的“二京”，二者文攻武卫，共同效忠于狄奥多里克。
不过上述融治关系未能持续多久。
随着狄奥多里克的去世，统治集团的亲罗马派和反罗马派矛盾逐渐浮出水面，并围绕王子的教育问题展开激烈争斗。
当狄奥多里克之女阿玛拉宗塔(Amalasuntha)试图让其子接受罗马式教育时，反罗马的军事重臣却要求按东哥特方式来培养未来国王。
当随时有性命之虞的阿玛拉宗塔向君士坦丁堡求助，并中途遇害时，一心光复意大利、重塑统一帝国的查士丁尼随即以替阿玛拉宗塔报仇为由，于535年出兵意大利尽管战事进展相对顺利，拜占庭将领贝利萨留五年内就拿下罗马、拉文纳，基本扫灭东哥特军队，但帝国税吏的贪赃枉法、横征苛敛却将原本期盼王师西定的各地民众推向以反抗帝国暴政为号的托提拉起义军，使理应速战速决的光复战争拖延为耗时二十余年的起义镇压过程。
554年，各地战事大体平息了，但皮洛士式的胜利却仅留给帝国的一个满目疮痍的废墟。
作为一套全新的地方军政管理体系，总督区的崛起必不可免地要对其前身大区旧制的缺陷有所纠正。
从这个意义上讲，除却拉文纳城的发迹史，了解意大利大区的兴衰过程亦是拉文纳总督区研究的必备功课。
在罗马帝国盛期，其地方军政管理体系为行省制，身为封疆大吏的各式行省长官，如“镇守使”(praesesprovinciae)“同执政官”(proconsul)手握辖区内军政大权。
帝国军队由“军团”(legionaries)和“辅军”(auxiliaries)构成，前者是由罗马公民组成的精锐主力，后者是从行省居民和归化蛮族中招募的二线辅助部队。
由于军团和辅军皆长期驻防各省，所以行省长官亦是驻地军队的最高指挥官。
但随着三世纪军阅混战、民族大迁徙浪潮的爆发，上述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为更有效地抵御蛮族入侵，防止军事强人动辄割据纷争，戴克里先皇帝一上台(284年)，便将罗马帝国一分为二，让原本统一的帝国由两位主帝“奥古斯都”实施共治。
为解决帝位继承问题，二者又分别指定一副帝“凯撒”为各自接班人，并将部分辖区交由副帝管理。
于是，原本高度集权的罗马帝国便沦为“四帝共治”(亦或说分治)的名义共同体。
四位皇帝在帝国四个不同地区建立起四套相对独立的政权体系，并分任所在辖区的最高军政长官。
当然，由于事务繁琐,真正料理帝区日常运作其实是四帝的“禁卫军长”(prefectuspraetorio)。
另需指出的是，尽管四帝共治之下的罗马帝国存在四个帝区，但帝国的地方最高行政单位却是“政区”(diocesis)。
当时全国共设12政区，由“禁卫军长副官”(vicesagenspraefectipraetorio)或“处置使”(vicarius)充任政区最高军政长官一一希腊文献常以“总督”(exarchos)一词来称呼这些军政长官。
政区之下为细分的行省(全国共设百余行省)，只不过彼时的行省长官已不再兼掌军权。
因为戴克里先在改革地方行政体系的同时，也汲取内战诸帝的有益经验，将旱先分省驻防的军团-辅军结构改组为动静结合的*-边防军结构。
“边防军”(limitanei)转化自边境行省的军团、辅军，由旨在分化边境行省长官军权的“督师”(dux)任其指挥官。
“*军”(comitatenses)由内战诸帝的直“亲兵”(comitatus)发展而来，禁卫军长负责其日常整训。
前者长期成守边境，是应对蛮族入侵的第一道防线:后者是皇帝驰援边战，扑灭地方叛乱的战略机动。
尽管戴克里先的上述改革只是临时起意，很多方面还不完善，但它对后世影响却极其深远。
君士坦丁一世荡平其余三帝，完全统一帝国后，他就本着强化皇权的原则，对戴克里先开创的地方军政新架构进行了大幅调整。
内战一结束(324年)，君士坦丁便废除四帝共治制，将四个帝区改造为军政分立的三个“大区(praefecturapraetorio),即“东方大区”“高卢大区”和“意大利大区”(praefecturapraetorioItaliae)。
其中“意大利大区”的全称为“意大利、伊利里亚及阿非利加大区”(praefecturapraetorioItaliae,IllricietAfricae)，统辖意大利、北非(埃及除外)和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
在各大区，禁卫军长虽仍保留原有官衔，却被削去核心兵权，成为地方最高民政长官——“大区长”(prefectuspraetorio)。
而禁卫军长原有的*军指挥权则由新设的“军事统领”(magistermilitum)执掌。
除却这些变动，大区之下的政区、行省运作模式基本沿袭戴克里先旧制。
只是在政区层面增设“军事校尉”(comesreimilitaris)一职，以分化处置使的兵权于是，经过戴克里先、君士坦丁的改革，罗马帝国的地方军政架构最终完成了由军政合一、行省-城市两级制到军政分立、大区-政区-行省-城市四级制的转变，并从此稳定运行了两百余年。
关于这套体系稳定运行的原因，学界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它成功解决了诱发三世纪危机的一些制度弊病一一军政不分、禁卫军长擅权揽政、地方行政长官拥兵自重是导致三世纪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现象的最直接原因。
让军政分立原则贯穿于中央、地方是为了防范武人干政篡权的风险:增设管理层级与单位，分化各级各部将领的职权是为了降低某地爆发叛乱的可能性;将军队改编为机动巡防边境卫成部队是为了构建“内外相维”的平衡体系，使帝国既有能力防范蛮族入侵，又有能力扑灭某地爆发的叛乱。
此外，自上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勤特韦克(EdwardLuttwak)出版《罗马帝国大战略》起，不少学者还开始热衷于用所谓的“纵深防御战略”来解读大区制改革，称戴克里先、君士坦丁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构筑帝国抵御蛮族入侵的新防线一一让边防、*军在大区内呈梯次配置之势。
不过，这种解读方式却遭到一众“职业”史家的强烈质疑。
因为在“职业”史家看来，勒特韦克不过是位“业余”史学爱好者(对历史颇感兴趣的美国国防部军事顾问)。
其“大纵深”、“弹性防御”等概念本质上是二战、冷战时代才提出的机械化战争理论，用现代军事战略总领古史论述，这种以今议古的治史方法本就极其错误。
由于总体方法有失偏颇，勒氏在一些史料的具体运用上存在牵强附会之嫌。
勒氏的军事战略理论究竟是如其支持者认为的，开辟了一种新研究思路，还是如批判者指摘的，是一位史学外行的班门弄斧，笔者无意多做评论。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大区制改革并未实现帝国政府抵御查族入侵的纵深防御设想，因为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意大利大区自成立之日起就处于不断萎缩之中。
抛开出于区划调整目的而对意大利大区所做的拆分不谈，到西罗马末年，昔日横跨地中海的意大利大区已因蛮族的反复寇掠而沦为龟缩亚平宁半岛的意大利政区。
西罗马灭亡后，它又因东哥特人的入侵而彻底沦陷，只不过其军政分立的组织架构侥幸因入侵者的亲罗马政策才得以完整保留。
例如，东哥特人国王狄奥多里克在入侵时，曾以拜占庭“中央*军军事统领”自居，称自己是在替东罗马皇帝讨伐西罗马帝国篡位者奥多亚克。
当狄奥多里克在意大利建立伦巴德王国后，西罗马元老利贝里乌斯(Liberius)、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等人也在东哥特王国担任意大利大区长。
从政制运作角度来看，意大利大区还存在着，并因东哥特人的照料而完整保留着西罗马帝国政制内核，但在罗马帝国的东部继承人眼中情况却未必如此，因为真正统治意大利的并非“罗马人”。
让粗鄙无知的蛮族霸占罗马帝国龙兴之地，这是任何有志实现帝国中兴的拜占庭皇帝无法接受的事实只要条件允许，就一定会有人站出来，实施罗马再统一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