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89年，在位63年的裕仁天皇“崩御”，明仁天皇即位，取《史记·五帝本纪》中“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之意，改年号为“平成”，一个时代缓缓地落下了帷幕。
这一年，日元兑美元还处在120:1的历史高位，比中国大妈更早冲向世界各地买买买的是日本大妈，索尼买下了哥伦比亚电影，三菱地所买下了纽约市中心洛克菲勒中心的14座大楼，东京羽田机场挤满了出国购物的游客，买下了世界上70%的奢侈品。日本就是当时谁都想和他做朋友的土豪。
这一年，因为汇率的高企，日本的出口依然不振，经济结构仍然没有太多的调整，货币宽松带来的资金无法被生产领域消化，天量的货币依旧在源源不断地涌进楼市和股市。到年底，日本土地资产的总额高达2000万亿日元，是同期美国的四倍；东京周边的公寓价格已经超出人们平均年薪的10倍（想想北京的房价，忽然觉得即便是在泡沫最大的时代东京的房价也显得没那么高了），以致于有人说，“卖掉东京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纵然为了防止经济过热，日本政府在本年内连续三次加息，日经指数在12月29日还是达到了38915点的历史最高，疯狂的股民们都相信一开年就会突破40000点，甚至60000点也不是梦。
这一年，距离美国学者傅高义出版《日本第一》已经过去了十年，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透过巨大的经济泡沫看到的未来都是七彩斑斓、异彩纷呈，却全然没有意识到这个泡泡就快要破碎成一滴滴冰凉的泪水。
一、经济恢复阶段
二战后期，战火蔓延到了日本的本土。因面部神经冻伤坏死而无法做出笑容、绰号“冷战之鹰”的柯蒂斯·李梅少将指挥了“东京大轰炸”。美军飞行员们在完全没有武装的情况下，大摇大摆地从5000英尺（约1500米）的低空把燃烧弹扔进了东京。执行轰炸的飞行员后来回忆说，他们甚至在轰炸机里都能闻见人肉被烧焦的味道。这场大轰炸将东京变成了人间炼狱，让日本的首都也闻到了死神的气息，大规模的轰炸使日本战时的经济几乎完全瘫痪。五个月后，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远东结束了这场人类史上最为惨烈的战争。
二战中，日本有310万人死于战争，900多万人流离失所，几乎所有的工业设备都毁于连绵的轰炸。战争结束后，日本的工矿业生产只有战时的7.8%，工业生产处于停滞状态，基本生活资料极其缺乏。死神躲在阴沉的乌云后面，徘徊不去。到1946年，日本民众每人每天的大米配给量只有大约300克，也就大概是两包方便面的重量。如果日本再不采取措施，“将会病死、饿死1000万人”。
日本是一个神奇的民族，按道理他们应该痛恨几乎把日本夷为平地的盟军，但是在战后，他们却视美国为偶像，丝毫看不到痛恨之意，甚至还举国动员了数万妇女组成了“慰安团”来满足35万驻日美军的需要。
战后日本政府延续了战前的“国家动员体制”，一方面大力宣传“为了日本经济复兴，国民必须忍受苦难”，通过行政手段将工人的工资限定在极低的水平。另一方面在征得盟军总部同意的情况下采取了“统制体制”，管控金融、贸易、商品等，在购买重要物资时，除了使用现金还要凭票购买。在盟军的指导下，日本企业也组建起了工会，与美国式工会不同，日本的工会是按照企业组织起来的，而正是这种体系在三十年后为日本度过经济危机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通过一系列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日本经济渡过了战后最艰难的一段时光。1949年之后，日本政府也逐渐放松了管制，由统制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个时候的日本经济还十分孱弱，对世界霸主美国构不成任何影响。
1950年，与日本一海之隔的朝鲜半岛爆发了内战。这个直到今天还没有消停的国家为日本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由于西方对新生的社会主义的看不懂与误解，造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围堵。日本被选为远东反苏、反中、反社会主义的基地。日本的潜在生产能力很容易转化为现实的军事能力，美国为了维持其军事占领，防止日本倒向苏联，从1946年起就对日本给予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大规模的食品、药品等援助，并提供给日本大量的贷款。日本的工业潜力开始被动用起来服务于美国在东亚的政策，日本成了开赴朝鲜战场的联合国军( 主要是美军) 的物资供应基地，从而大大减轻了美国陆军后勤补给的困难。
朝鲜战争的特殊需要，为日本在“道奇萧条”时造成的货物积压找到了出路，日本的“生产水平宛如盛夏时的温度表一样不断往上升”， 出口的急剧增加，复苏了日本的军事工业，积累了大量的外汇。日本有些经济学家甚至把朝鲜战争的爆发称为“日本战后史上的分水岭”。美国还帮助日本修复与东南亚的关系和开拓西方市场，拉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
然而，美国并没有预想到，在经济层面，他们正在为自己培养一个强大的对手。
二、经济腾飞
与后来崇尚“宅文化”“逃避可耻，但很爽”的平成废柴们不同，上个世界五六十年代日本阶层还没还没有固化，经济蓬勃发展，所有的人看上去都有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而改变命运，整个社会都充满了朝气。时任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的石坂泰三在视察东京都日比谷高中的校园文化节时，曾对学生们说：“日本自明治时代以来，能否考入国立大学或者在中央政府部门任职，全都只凭学习成绩，与出身门第或者父母的经济实力无关。所以即使出身寒门，只要成绩好，也能打破社会阶层的墙壁，进入上流社会。”在被鼓励的学生中，有一个后来成为了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1987年第一个指出日本的经济存在泡沫。他的名字叫野口悠纪雄。然而现在他还只能窝在教室里透过窗户看着东京塔在一天天地变高。
1955年，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开始走贸易自由化道路, 改革产业体制和制度，全面改革关税制度，调整税率，制定出口振兴政策，鼓励出口。就像刚刚加入世贸组织的中国一样，日本的工厂加大马力不停生产，东亚民族吃苦耐劳、勤劳节俭的品质为国家经济的腾飞增添了一双翅膀。
这个时期的日本，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提高国民的受教育年限，加强职业教育，为工业化做好了准备。大量的人口涌进了城市，把自己变成一个齿轮，安装到了现代工业这架不停运转的机器上。大规模的基建也使得日本的面貌焕然一新。
1960年，日本政府的池田内阁提出了“收入倍增计划”，宣称要在10年里使日本民众的收入翻一倍。这个在2019年的日本看起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当时却显得有些保守，事实证明在5年的时间里，日本的GDP就翻了一番，增长速度丝毫不亚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战后美国为了打击日本垄断资本的力量，对日本的财阀实施了解体，但是采取的措施却不够彻底。到了60年代，日本的大型企业纷纷合并，通过交错贷款、交叉持股和经理会互相联系，大型公司们就像江面上用铁索联结起来的船只，逐渐组建成了一个名叫日本的“经济航母”。在组建经济航母的同时，日本的大企业也把自己的零部件承包给小企业生产，通过严格的品控从而打造了一批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中小企业，从大到小，把日本的经济紧紧地联结在了一起。
与美国比较起来，日本也算是后发国家，发达国家工业化的技术已经开发成熟，他们已经示范了其使用方法，所以只需要模仿就好。凭借着后发优势，60年代的日本重化学工业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十年间的平均增长率几乎是美国的4倍，世界市场上将逐渐迎来MADE IN JAPAN。
1964年10月，东京举办了第18届奥运会。同月，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东海道新干线投入运营，连接起了东京和大阪。
站在今天的中国，回看半个世纪前的日本，忽然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而这种感觉，恐怕美国人也会有。
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1944年7月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布雷顿森林镇建立起来的旨在稳定货币、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国际货币合作组织，该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为核心，法定兑换率为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各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变动幅度不得超过1%。为了维持汇率稳定，还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向各国提供干预汇率时所需要的资金。
60年代美国正深陷在越南战争的泥潭里，美国已经向越南增派了54.3万人的地面部队，但胜利拿下北越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国内反战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随着战争的进行，美国的黄金不断外流，造成了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不信任，同时期西德和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在国际市场上不断蚕食着美国的份额。到1971年，美国对外贸易发生了自1893年以来的第一次巨额逆差，美国的黄金储备只剩102亿美元，短期债务却高达520亿美元，再也无力维持稳定的美元与黄金汇率。1971年8月15日，也就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26年后，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停止兑换，史称“尼克松冲击”，宣告了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
1952年，日本加入IMF，日元与美元之间的汇率为350日元兑换1美元。到1971年12月，日元已经升值到308日元兑换1美元，而到了1976年，当日本正式实行浮动汇率制以后，日元迅速升值至1美元兑换220～250日元。日元的持续升值，再加上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给日本的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困扰，直到1978年，日本才开始走出萧条。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标志着国际货币制度开始由固定汇率制转向浮动汇率制，体现了日元、德国马克等货币走强与美元的走弱，那些在二战中被夷为平地的国家，正在以另外一种方式重回世界舞台中央。
四、石油危机
1973年10月6日，于犹太人一年中重要的“圣日”—赎罪日—之时，埃及、叙利亚两国军队分别从西面的苏伊士运河和东面的戈兰高地突破以色列防线，并在一天之内重创以军。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
因为阿拉伯国家痛恨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支持以色列，阿拉伯产油国将原油作为斗争手段，宣布对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行石油禁运。短时间内，原油的价格大幅增长。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石油成为工业的主要能源。原油的价格暴涨，造成了工厂成本的大幅攀高，也迅速传导到了商品价格上。石油危机爆发一年之后，日本的消费物价指数比前一年暴涨了23%。
石油危机给日本带来了强烈的危机感。这一年，商品价格攀升，消费和生产减少，企业*，失业率升高，让日本人高呼“日本就要沉没了”，市面上最流行的书是《日本沉没》和《诺查丹玛斯大预言》，侧面反映出了日本人的当时的心态。
为了应对第一次石油危机，日本一方面实行了减量经营，即减少产能，降低杠杆等，另一方面，厉行节约，严格节约能源，实行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减少能源的能耗。日元的升值也对原油价格的攀升形成了一定的抵消。由于战后盟国帮日本建立起来的工会体系，以及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把日本的员工与企业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在石油危机中，工会与公司管理层团结一致，把公司的生存问题放在高于加薪的地位，没有使日本陷入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
1978年底，因为伊朗“ 伊斯兰革命”期间石油出口中断，原油的价格再次暴涨，在1980年达到了40美元一桶，与战后长期保持在2美元一桶的油价相比，足足暴涨19倍。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余威未尽的时候，第二次石油危机又给了除日本外的发达国家一次重创。
后来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解释七十年代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同时存在的经济现象时，第一次使用了“滞胀”一词。时至今日，对这个词我们已经不再陌生。
1978年，日本终于从漫长的经济萧条中走了出来。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中，因为日本在应对第一次石油危机积累的正确经验，使日本独善其身，相反，以此次危机为契机，日本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大为增强，国际贸易的黑字连年扩大。到1985年，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债权国。在此之前，待在这个位置上的是美国。
与此同时，深陷滞胀危机中的美国企业却在与日本、德国企业的竞争中接连败下阵来，五大湖区等传统的钢铁、汽车制造地区的制造企业在强大的工会一轮又一轮涨薪的要求中纷纷*，形成了“铁锈地带”。
1979年，寻求连任的卡特总统将内阁大换血，却不能阻止通货膨胀率高13.3%，失业率高达10.3%，再加上他在“蓝光行动”中的失误，使他在一年后的总统竞选中败给了那位来自好莱坞的演员。
但是，美国在石油危机中却看得更远。1971年美国政府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后，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同意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军火和保护，条件是沙特所有的石油交易都要用美元结算。由于沙特是OPEC中最大的产油国和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其他国家也很快采用美元进行石油交易，石油——美元体系从此确立。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在新能源大规模应用之前，谁掌握了石油，就可以说他掌握了世界经济的命脉。而石油——美元体系的存在是美国一轮又一轮薅其他羊毛的根本所在，只有打破了石油——美元体系，才可以说扳倒了美国的霸主地位。
五、美日贸易战
由于日本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吃苦耐劳，在技术上具有后发优势，企业管理先进，单位产品的能耗少、质量好，日本的产品在市场上不可避免地与美国产品展开了竞争。当自己的产品处于劣势时，标榜为自由主义的美国却通过各种手段日本展开多轮的贸易制裁。
60年代，由于日本纺织品对美出口增加，美国同行提出强烈反对，两国在1972年最终达成美日纺织品贸易协定。这场纺织品摩擦拉开了美日贸易战的序幕。70年代起，日本对美国彩电出口约占美进口彩电的90%，占据美30%以上的市场。1977年美日签订贸易协议后日本被迫主动限制对美彩电出口。70年代后半期日本采用热效率更高的连续铸造法提高制造工艺效率，再加上较低的劳动成本，使得最终的产品价格低于美国钢铁，日本的低成本钢材大量出口到美国，引发了日美钢铁贸易摩擦。
从70年代开始，美国的汽车工业遭到了日本的挑战。汽车是现代工业高新技术的结晶，可以拉动上下游的多个行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是美国多年来的支柱产业。在石油危机前，由于油价的低迷，美国人并不在意汽车的油耗问题。而受石油危机的影响，油价暴涨，美国市场亟需经济节能的小型车，而当时美国车企几乎不生产这种车，同时欧洲所产小型车在质量和价格上都无法与日本车相匹敌。于是日本车乘虚而入，到80年代，日本车迅速在美国市场上风靡起来。
1951年，斯坦福大学在学校旁边划出来一块地，成立了斯坦福工业园，起初只是为了弥补一下学校捉襟见肘的财务状况和为学生提供就业机会，但后来这里逐渐吸引了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和风险投资企业的入驻，IBM、苹果、英特尔、Google、惠普、Facebook、特斯拉、思科等等耳熟能详的公司都诞生在这里。从20世纪末起，这里成为世界科技的中心，也是美国继续称霸信息时代的核心要素之一，但那都是后来的事了。1969年，美国政府开始征收投资暴利税，硅谷的风投公司遭受重创，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大受打击。日本的半导体趁机快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DRAM出口国，NEC和富士通生产的PC也在国内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
整个70年代，受石油危机的冲击、凯恩斯主义的失效和日本、欧洲崛起的影响，美国一直深陷在滞涨危机的泥潭里。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比翼齐飞，居高不下。在2005年“最伟大的美国人”评选中被评为首位的罗纳德·里根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当选为美国总统。
上任后的里根总统在对内政策上听取了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的建议，对美国实行了“供给侧改革”，通过减轻税负、减少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减少社会福利、减少货币供应等手段来稳定国内的经济。在对日贸易上则采取了两个直接的政策, 即“提高美国产品进入日本市场的机会和让日本限制向美国出口”。1981 年 4月, 美国为了改进和提高本国汽车出口竞争能力 , 同日本经过谈判达成协议 ,日本自动限制向美国出口汽车。
里根任期内，国会议员竞相提出多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法案。 第 99届国会有关贸易保护主义的提案多达300余项, 其中有针对日本的报复性法案 《关于美日贸易决议105案 》,要求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 301条 , 对日本的不公平贸易做法予以报复。“301条款”是美国贸易法中有关对外国立法或行政上违反协定、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采取单边行动的立法授权条款，在与中国的贸易争端里，“301条款”也多次发挥作用。
在这个看似文明的世界里，拳头的大小才是决定所有游戏规则的最终标准。
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在 1981至 1985年间采取了 8项不同的措施来使日本市场向外国商品开放。虽然在美日贸易争端中，受伤的总是他，但日本仍然不愿意放弃美日联盟，毕竟美国有着广阔的市场和全球霸主的政治军事实力, 日本需要美国要超过美国需要日本。
从国民心态上来讲，即便没有日后的《广场协议》，日本也注定不能超越美国。
1979年，保罗·沃尔克上任美联储主席，为了治理通胀，施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换言之，就是减少印钱），官方利率达到了两位数，大量海外资产回流美国国内，导致美元汇率飙升，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出口。1980年日本的汽车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21%，导致超过6万的美国汽车工人失业，半导体制品也占有了美国15%的市场份额。日本这个跟在美国屁股后面的小弟，在高科技领域也已经可以和大哥掰一掰手腕了。60年代，日本的人均GDP还只有美国的1/6,但到了广场协议签订前夕，就已经达到了美国的90%。
然而所有事物的产生、发展和灭亡虽然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的作用，但内因才是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如果遇到危机只从外因上找问题，那永远也解决不了危机。
纵然是一轮又一轮的限制日本，却依然无法扭转美日之间的贸易逆差。1985年，美国贸易逆差为1485亿美元，其中，日本占据三分之一份额，为497亿美元。
受不了巨额贸易赤字的美国最终祭出了汇率这个大*器：联合日英德法签订《广场协议》。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当时还是西德）的五大发达国家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美国纽约中央公园南侧的广场酒店进行秘密会晤后签署协议，同意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让日元等货币对美元升值，以化解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这就是让日本后来后悔莫及的《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迅速对美元升值到200:1，一年后又升到了150:1。到了1990年，甚至达到了80:1的历史最高点。
但是日元升值也带来了明显的副作用：出口明显下滑，持有的美国国债贬值。1986年，日本出口总额就从上一年的41.96万亿日元下滑到35.29万亿日元，降幅高达16%。1987年，日本出口总额33.31万亿日元，比广场协议之前到1985年下滑了20%。
为了弥补日元升值给出口带来的冲击，日本央行开始实施量化宽松政策，1985年到1987年短短两年间，利率就从5%降到了2.5%。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了市场上流动资金的过剩，资产的泡沫越吹越大，出现了本文最初的那些景象。
当日本人还都沉浸在一个个金色的泡泡中，做着“日本第一”的美梦时，日本政府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其实错误的金融政策才是日本陷入长期萧条的的主要原因，同样签订《广场协议》的西德并没有“失去二十年”。）
从1985年5月起的一年多内，连续上调官方利率，从2.5%一直上涨到了6%，日本经济实现了硬着陆。股票价格从平成二年（1990年）起开始骤跌，房地产价格也开始回落，银行不良债权增加，企业融资困难，投资需求减少，国民预期悲观，消费下降。再加上日元汇率的高企，出口缩减，日本陷入了漫长的萧条期。直到今天，日本的股市和楼市也没有恢复到泡沫时代的高峰。
泡沫破裂后，经济的萧条也使日本民众的心态产生了变化。平成年间出生的年轻人与昭和时代的年轻人不同，他们早已经不再相信“绚丽地散落吧，为了国家”，而是信奉“要人家为它而死的国家，就让它灭亡好了”。平成一代像是了却尘缘的出家人，断舍离、二次元、宅文化，与世无争，却也看上去毫无进取心，笃信“逃避虽然可耻，但很有用”。2011年冲进福岛核电站的也是中年人。他们不爱结婚，不爱生育，到2015年日本50岁以前从未结过婚的男性比例约为23.4%，女性约为14.1%，每年自*超过3万人。日本经济的增长率常年保持在2%以下，某些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日本政府用尽办法，却仍然无法避免“失去二十年”（应该说已经三十年了），看上去日本重新的崛起的日子还遥遥无期。
六、后记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却又有不同。 1977 年日本GDP总量达到美国的79.49% ，2018年中国的GDP达到了美国的66.3% ，按照现在的增速，中国在2027年就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13年至 201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0%，位居世界第一。随着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正在慢慢崛起，华为等公司正在让美国感到危机感。2018年4 月，里根总统的忠实信徒特朗普宣布对中国500 亿美元的商品征收25%关税，4月对中兴公司发布禁令，而到了2019年，征收关税的商品又预计会增加5000亿美元，以举国之力来限制华为。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已经不单纯只是在经济层面了。
这将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战争 。
不只曾遏制过日本和中国，美国遏制其他经济体崛起的传统由来已久，而与在任的是哪个党派、哪个总统并无多大关联。所以，我们也不要寄希望于美国的大选选掉特朗普后就可以风平浪静。
回看美日之间的贸易战往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也并非不可战胜。如果日本是一个可以完全自主的国家，在《广场协议》后没有选择错误的金融政策，信息时代找对发力方向，那么今天谁在执世界经济的牛耳仍未可知。
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中国已经做到了世界第二，中国的继续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美国的利益。这一次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中国赢则还好，输恐怕会陷入比日本更深的危机中。在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人民币正逐步走向海外，一带一路正连接起更多的国家，以华为为代表的高科技公司正在让美国感到心慌。想要赢，必定要建立一套与美国不同的游戏规则。现在很难，但绝非最难，历史上比现在更困难的时期，中华民族的万千儿女们都坚持过来了，这一次的我们也一定能够赢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