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认识刘以鬯是缘于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与《2046》分别是对刘以鬯小说《对倒》与《酒徒》的影像化演绎。王家卫推崇刘以鬯：“让世人重新认识、知道香港曾经有过刘以鬯这样的作家，是让我最开心的事。”若你喜欢王家卫的电影，也一定会喜欢读刘以鬯的小说。
作家刘以鬯。/豆瓣
许多人或许会对他名字中的“鬯”字感到好奇。翻看《辞源》，鬯字大体上有两种解释：一是古时的酒器，二是“畅”。两种释义都与刘以鬯的作者身份十分贴合——前者对应他的代表作《酒徒》，后者则精准地概括了他如流水般酣畅的文字风格。
靠着一支笔独立生活
1918年，刘以鬯生于上海，194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刘以鬯对文学有着天然的兴趣。念书时，他大量阅读西方近现代文学原著，能流利地背出《威尼斯商人》的台词，也爱读狄更斯的小说。对意识流小说家，如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普鲁斯特等人，刘以鬯极为偏爱，这些作家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文字。
刘以鬯的另一个爱好，是在街上行走，观察世相。
1935年，在国泰剧院门口，刘以鬯看见从俄国流亡于上海的女人，她们穷苦潦倒的生活，深深地触动了他。以此为题材，他在俄国小说中摘取“安娜”“芙洛斯基”两个名字，创作了人生中第一部小说《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
上海霞飞路国泰剧院。/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1918》
抗战期间，刘以鬯前往重庆，担任《国民公报》与《扫荡报》的编辑。战后他回到上海，于1947年创作小说《失去的爱情》。随后，《失去的爱情》被改编成电影，在上海公映。
之后，刘以鬯来到香港，回到了“原点”，靠着一支笔独立生活。他称自己是“写稿匠”，每天要写上万字娱乐他人的“流行小说”。
刘以鬯回忆起那些以写稿为生的日子：“（当时）写一千字可以赚三四元，一碗云吞面三毛半或四毛。写一千字可以吃十碗，写一篇稿件就可以赚一个礼拜的生活费。”他一边维持着高产的写作日常，一边精打细算地过着朴素的生活。
这段以笔谋生的经历被刘以鬯写入作品《酒徒》之中。
《酒徒》
刘以鬯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6
在小说里，他塑造了一个内心苦闷的“酒徒”形象。酒徒本是爱好严肃文学的写作者，奈何在香港商品化的文学环境下，写作严肃文学只会饿肚子，他只得靠着写堕落不堪的庸俗读物赚取钱财，一边借着喝酒麻痹内心的痛苦。
如刘以鬯所说，《酒徒》“写一个因处于这个苦闷时代而心智不十分平衡的知识分子，怎样用自我虐待的方式去求取继续生存”。在某种程度上，《酒徒》是刘以鬯心境的投射，写的是身不由己的荒诞，也是对当时文化环境的批判。但与酒徒不同的是，刘以鬯不喝酒，也从未放弃心中关于严肃文学与优秀作品的标尺。
椰风蕉雨：潮湿的南洋记忆
1953年，新加坡《益世报》的主办人亲自来到香港，邀请刘以鬯担任报刊编辑。于是他再次南下，开启一生中十分重要的南洋时期。
刘以鬯在新加坡担任编辑。/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1918》
然而，刘以鬯在南洋的办报经历十分坎坷。意料之外地，《益世报》不久便*了。刘以鬯在新马两地辗转，曾在几家小报担任总编辑，从新闻到副刊皆由他一人操刀、全程跟进，却还是躲不过亏本的结局。除了待在编辑部，刘以鬯常一人待在住处，不爱说话，心情也愈加苦闷。
于刘以鬯而言，在这苦闷中难得的一隙光束，便是遇见了后来的妻子罗佩云。
两人相识于新加坡的金陵大酒店。那时罗佩云是名舞者，演出结束后常遇上晚归的刘以鬯，便一同在客厅聊天。两人十分投合，刘以鬯也常将自己的作品借予罗佩云。
刘以鬯与夫人的往来信件。/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1918》
恋爱时，两人常去餐厅喝咖啡，或在百货公司逛街，晚上一同坐车去海边吃些宵夜。一日，刘以鬯对罗佩云说：“你不如嫁给我吧，我养得起你的。”这句不经意却质朴的告白，罗佩云起初并未放在心上。
直到一天，刘以鬯在房间编辑稿件时肺病加重，突然咳血。这时罗佩云明白，刘以鬯和她，互相需要。两人十分珍惜这段朝夕相处、共度患难的爱情。刘以鬯病愈后，两人订了婚。
留居新马期间，刘以鬯写下许多“南洋小说”，讲述他眼中的“星加坡”与马来。这些故事汇编成小说集《椰风蕉雨：南洋故事集》，其中饱含的，是关于风与雨、椰树与芭蕉、民俗与情爱的南洋记忆。
《椰风蕉雨：南洋故事集》
刘以鬯 著，梅子 编
后浪 | 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6
在繁多的南洋意象中，刘以鬯钟情于雨。在《星加坡故事》中，男主是报刊编辑，女主是舞厅歌女。两人雨中相遇，在雨中相爱，对话是他们互相接近的方式。谈情之时，情思跃动如阵阵潮热的水汽，在彼此之间蔓延——
她透了口气，喃喃地说：“雨很大。”
“有点像我们第一次相见的情景。”
“热带的气候总是这样变幻莫测的。”
“倒有点像你。”
“也许你已习惯了热带的气候？”
“我对雨季有特殊的好感。”
在另一部中篇《蕉风椰雨》里，女孩花蒂玛的一句“我在雨中听象啸”有着恰好的诗意，这是她与情人相会的场景。两人的感情如水边的渔歌，一唱一和，带着朦胧的美感。
但在刘以鬯的叙述中，南洋的爱情故事并不圆满。相反，它是脆弱的，在近乎残忍的结局中破裂。情爱如南洋的气温那般炽烈，然后在蒸腾之后化为乌有。有情人之间如同隔着一张穿不过的雨幕，只得在误会与变故中离散。
南洋的椰风蕉雨。/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1918》
如果仔细品味，读者会明白刘以鬯所写的不止于此。借着南洋的时空，他写的是人世间共同的情爱；借着情爱，他写的是人世间不可预料的偶然。
客观来说，《椰风蕉雨：南洋故事集》不是刘以鬯文学生涯中最耀眼的作品，但它十分关键，也足够特别——意识流写作的趋势逐渐浮现，刘以鬯鲜明的个人风格也已初具雏形。他的作品，也成为了南洋文学由传统转向现代的标本。
“好的小说，一定要有新的意味”
1957年，刘以鬯与夫人一同返回香港。平日由夫人打理家务，刘以鬯则埋头写十几家报刊杂志的约稿。正是在这段时间，刘以鬯写出了他最好的作品——《酒徒》《寺内》《对倒》“三部曲”。
刘以鬯坚定地认为，“好的小说，一定要有新的意味”，他也以此为自己写作的标准。“三部曲”代表着香港文学的新面貌，达到了严肃文学的高度。于是，作为小说家的刘以鬯诞生了。
44岁那年，刘以鬯创作了第一部华文意识流长篇小说《黄色的鸭》；次年，《酒徒》出版。刘以鬯的文字如一把解剖刀，探入酒徒的内心，发掘“一刹那”的心理活动。小说中意识流的笔法已显纯熟，贯穿其中的是“没有情节的情节”（plotless plot），颇有柏格森“绵延”哲学的意味——
“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做些什么。我只知道我手里握着一杯酒。然后，酒杯突然消失。我见到一扇门。
“门。万欲之入口。疯狂的原料。人类生命线的持续。
“电灯扭熄时，黑暗成为一切的主宰。”
酒精打开了一扇门，通往幻觉、沉思，最终抵达深层的自我。酒徒无力扭转现实，甚至随之堕落，迷醉中的呓语是一次次的自我叩问；而那句“我在投降前只会喝酒”，似乎就是谜底。在沉沦的世界中，酒徒是最荒唐却也是最清醒的角色。
电影《2046》改编自《酒徒》，男主人公周慕云以刘以鬯为原型。
在刘以鬯笔下，酒徒借酒麻痹痛苦、逃避现实，映衬出文学在物质社会中衰落的现状。
1964年，刘以鬯创作《寺内》。这部精巧的中篇是对《西厢记》的重新叙述。刘以鬯将其划定为“诗体小说”，这也意味着，它的重点不再是情节，而是诗性的语言。
《寺内》
刘以鬯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6
一如标题“寺内”，小说营造了一种微妙的空间感——“墙是一把刀，将一个甜梦切成两份忧郁”“梦的内容永远是荒唐的，寻梦者在梦中做了另外一场梦”。墙阻隔了崔莺莺与张君瑞，但梦境消解了空间与距离，情绪与爱欲得以绵延。
现代主义的笔法，《西厢记》的内核，让《寺内》既具备西方现代性，也富有中国的古典韵味，正如学者柳苏在《刘以鬯与香港文学》中所说：“从古老的传说中变化出来，探求内在的真实。”
《对倒》的灵感源于刘以鬯集邮的爱好。1972年，刘以鬯购入珍稀的“慈寿九分银”双连邮票。当他用放大镜反复观察，发现两枚邮票上下相对，齿孔嵌合，于是将这一“对倒”结构巧妙地引入小说写作中。
《对倒》
刘以鬯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6
《对倒》讲述的是一对男女的故事。淳于白是来自上海的中年男子，亚杏是长于香港的花季少女，两人的故事在叙述中交替展开，组成互相独立又紧密联系的双线结构。
淳于白与亚杏曾数度在香港街头偶遇，但仍互不相识。某一天，两人在同一家电影院相邻而坐。这似乎是相识的绝佳时机，可结局却是两人反高潮地擦肩而过，令读者的期待落空，又激起无尽的思绪。
刘以鬯说，“擦肩而过”是一种间接关系，而这正是《对倒》的主题。在他笔下，淳于白与亚杏经历不同、性情迥异，一人沉浸于回忆，另一人执迷于幻想，两者似乎并无联结。
若仔细思索，便能体会，淳于白代表着过去的上海，亚杏则是无根的香港；当刘以鬯的目光如聚光灯一般照在香港的景观上，落下的是上海的影子。已然远去的回忆不失为一种幻想，这是一种巧妙的“对倒”。
周慕云与苏丽珍在楼梯间多次擦身而过，成为《花样年华》的经典镜头。
“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看到的种种，也是模模糊糊的。”《对倒》中这段经典的独白出现在《花样年华》的银幕上。
有人描述道，一本1972年发表的小说，一部2000年上映的电影，交错成了一个1960年的故事，而这并非偶然。生活中的“对倒”或许是巧合，但艺术中的“对倒”则是创作者独具匠心的经营。
“四个字：与众不同”
刘以鬯成名之路十分曲折，并非缘于大器晚成，而是缺少伯乐。举一例便可说明：《酒徒》于1963年出版，但它的价值却在十几年后再版时才为人们所知。
刘以鬯借酒徒之口，表达自己的信念：“好的文章一定会被时代发现的。”他不仅努力锻炼笔头功夫，做好文章的创作者，还以身作则，成为了好文章的发现者。
上世纪60年代初，刘以鬯担任《香港时报》副刊《浅水湾》的编辑，大篇幅译介心理学、意识流理论与现代小说家的作品。此外，他还主办《香港文学》。秉持着“认稿不认人”的原则，刘以鬯让许多新人作家获得了发表作品的机会。
刘以鬯主办《香港文学》，坚持“认稿不认人”。/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1918》
回想起担任编辑的经历，刘以鬯说：“除了那些老作家之外，我觉得身为副刊的编辑，应该为年青一代做些实际的工作。”刘以鬯勤恳、踏实与平易近人的品质，不仅惠及香港的新人作家，也让大众对他肃然起敬。
晚年的刘以鬯放慢了脚步——早上七八点起身，等妻子醒来一起吃早餐；下午到太古城中心逛街、买明信片；晚上七点吃过饭后慢慢散步回家，休息一下就去睡了。
晚年刘以鬯。/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1918》
在这“闲人”般的生活之中，刘以鬯依旧在写作。或许台上会摆些手工模具，耳边放些音乐；窗前偶尔有行人经过的吵闹声，他也不觉得被打扰。
回顾这一生，刘以鬯或许不会用“波澜壮阔”来形容，但他能从容地说出这掷地有声的四个字：“与众不同”。
参考资料：
1.刘以鬯《酒徒》，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6
2.刘以鬯《椰风蕉雨：南洋故事集》，梅子 编，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6
3.刘以鬯《对倒》，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6
4.刘以鬯《寺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6
5.柳苏《刘以鬯和香港文学》，《读书》. 1988,(12)
6.刘以鬯《刘以鬯小说自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7.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1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