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雁过拔毛
某次评奖中有这样一件事：一篇记者与通讯员联合署名的稿件获奖，事后通讯员很有意见。原来此稿是通讯员所写，寄报社，发表时记者作了一些改动，就添上了自己的名字。此类事在平时也时有发生。这里有道德问题，也有记者的志向问题。
当记者想成名，必得有成名作。记者工作有许多优势，但也有劣势，其中之一就是被动性。他必须是在发生了某件有影响的、为人所关注的事实的前提下，才可能写出有影响的稿件。本来这材料在长期的、经常的深入生活中是一定可以采得到的，但我们一些记者，或者不肯下基层吃生活之苦，或者不肯学采访功夫，怕吃业务之苦，于是便在通讯员稿上作一点形式上的加工润色，添缀其名，这是有作为的记者耻而不为的。
现在报社的体制编采不分。编辑部人员兼有编辑和记者的双重身份和优势，既能总览来自四面八方的稿件，从中发现最有利的新闻素材，又可动笔改写，以作者名义署名登在报上。但是不要忘掉这双重优势的另一面是双重责任。作为编辑就是要默默地为人作嫁衣，发现和推出好稿。事实上许多佳作名著的背后都有编辑无声的劳动。如五六十年代的名著《高玉宝》《红岩》，书稿送到编辑部之初，只是一堆材料，甚至有错字、病句。但编辑促成了这些书的出版，促成了作者成名，却并未署上自己的名字。这是职业道德，也是社会分工。作为记者就要到第一线采稿，并对事实负责，用二手材料，算什么采访？更何况借兼编辑之便，窃作者之材，成记者之名，就是借编采之公职图私人之虚名了。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亲身经历的事。当年我任《光明日报》记者，与县里一通讯员合写一稿。这稿后来获一项并不重要的全国奖，我也未注意此事。后这位通讯员从报上看到得奖消息立即来信告诉我，并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请把得奖证书归我保存。”我知道，这些事对一个记者可能关系不大，但对一个通讯员可能就是他提职、提级，或鼓励他向新高度冲刺的重要一环。当即将证书寄他。
抛开道德不说，还有个人情问题。我们应该替通讯员设想一下，他们除了在贴近生活这一点上强于记者外，还有三条劣势。一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缺乏高屋建瓴的角度，常发现不了有价值的新闻。二是，缺乏专业训练，写作技巧略差一筹。三是，不直接掌握版面，寄腹怀胎，发稿机会少。偶有一篇稿见报获奖，我们唯有替他额手称庆，决不可乘机生什么邪念。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件科学史上的美谈。1858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积27年的辛苦研究，终于写成划时代的巨著《物种起源》。当他正校阅手稿时，收到远在南美的一个不相识的人的来信。这个人叫华莱士，向他谈起物种起源的观点，竟与达尔文不谋而合。达尔文看后立即要烧掉自己的书稿。他说，我的书出版后世人将怎样看待我的行为，我不愿受剽窃之名，幸被家人和朋友苦劝制止，要不科学史将不知怎么被改写。但他还是坚持以两人名义联合宣读论文。正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文人重名，更重节操。我们应从这里得到一点借鉴。一个真正的记者应深入生活，自己采，自己写，若有通讯员帮助，发表时就该主动署上人家的名字，切不可在通讯员的稿子上雁过拔毛。本来他们的羽毛难得有一回丰满，这一拔，也许他们就永无起飞的机会了。
（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