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时间当做朋友 笔记

速成不可能，那该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字——换。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从本质上看也是这个字——换。

不成熟的人有什么特征？虽然他们的特征很多，但一个通病是整天都在想“我要”，却全然不顾自己其实一无所有。每个人的起点不同，一些人的地板是另一些人的天花板。但起点就是起点，尽管不同，可每个人都要从起点出发。

从某种角度看，在起点上就是在起点上，都相当于从零开始。起初，每个人都一无所有，然后，通过各种手段，或努力、或投机、或勤奋、或取巧，换取能够拥有的东西——无论手段如何。当然，很多人连投机取巧都不会，更谈不上努力和勤奋，致使长期以来得到的东西少之又少，积累聊胜于无。

然而“我要”的*从来不会消减，只会不断增加。大多数人之所以会浮躁，是因为他们一无积累（或者积累太少，几乎无法换取任何东西），二无方法和经验（所以求而不得）。与此同时，“我要”的*恰恰因为无法获得而熊熊燃烧。当情况更恶劣的时候，那*之火甚至可以烧掉他们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以至占用原本可以用于努力（或者投机）的时间，陷入死循环，无法挣脱。

积累多的人之所以稳健，是因为对他来说，“我要”的*可以用“我有”的东西来满足。即便“我有”的暂时不够，他也能借助已经拥有的足够的努力和勤奋（抑或投机取巧的方法和经验），假以时日定能如愿。一旦如愿，对他来说，不仅“我有”的更多，“我要”的也更容易获得，如此形成良性循环。

生活的本质就是这样，你想要什么，它偏不给你什么。摆脱这个死循环的方法只有一个——给我什么我就用好什么，积累到一定程度再去换能换的东西。要不断想办法运用心智的力量去识别那些死循环和恶性循环，然后在好像不可能的情况下跳出去。出者存，困者亡。

要想跳出去倒也简单。拿出一张纸，将其划分为左右两边，然后做两个列表，左边是“我有的”，右边是“我要的”，逐一罗列。完成后要尽量客观地判断：先划掉“我要的”当中那些无法用“我有的”换取的；再仔细判断在剩下的能用“我有的”换取的那些“我要的”之中，哪些是必需的、必要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并在其上做重点标记。偶尔会有一些“我要的”无法用现在“我有的”换取，却是必须、必要甚至不可或缺的，就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用什么样的手段再积累一些“我有的”，从而有足够的资本换取那些“暂时换不到但极其想要的”——或努力勤奋，或投机取巧。

投机的方式并非不能用，尽管它的成功概率实际上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高，而它的失败概率甚至和它看起来的成功概率一样高。

还有一个辅助手段，就是在想到“我要什么”的时候马上提醒自己，接下来要花一些时间去思考“我有什么”。后者会在瞬间让你“脚踏实地”。

最坏的情况是，拿出纸和笔，认真面对自己，结果发现“我什么都没有”。这也许令人气馁，但其实对任何一个正常人来说，还有时间、还有精力、还有正常的智商就够了。只要努力，只要勤奋，机会总是存在的——我们必须相信这一点，最好相信到毫不怀疑。

人人都希冀完美，只可惜，完美并不存在。大不列颠语料库的统计数据表明，最常与“完美主义者”（perfectionist）这个词一并出现的词是“脆弱的”（vulnerable）。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人们在记录现实时自然使用的搭配。为什么完美主义者总是脆弱？因为他们总会被现实打击，而且不明就里，常常怨天尤人：“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越是能力差的人，越有那种非常不现实又极其脆弱的完美主义倾向。他们不现实，是因为他们不懂。

做咨询工作的人都有深刻的体会：客户的常识越少，要求越高——因为不懂，所以会随便提要求。同样，常把事情搞砸的人，对所谓的“做好”全凭想象，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因为从未“做好”过。于是，各式各样的症状出现了：好高骛远、异想天开、白日做梦、纸上谈兵……因为他们不懂，所以他们不现实；因为他们不现实，所以他们脆弱。他们很容易受伤，因为他们的要求太高，也因此总是做不到。有的时候，有些人会故意这样做，尽管他们自己不愿意承认。把自己标榜成完美主义者，是他们抬高自己的手段，是他们不去做一些事情的借口。他们把这个借口说出来的时候真个掷地有声：“做不好的事情我不做！”然而，这可能是装出来的。人就是这样，装得久了，就装得像了；装得太像、太久，不管事实怎样，自己倒是先信了——当然会影响之后的决定和行为。

这些人所说的“做不好”，其实是“不能一下子做好”，但问题在于，没有什么事情是一下子就能做好的。所以，他们这个也不做，那个也不做，到最后，已经不是“不做一些事情”了，而是“什么都没做”“什么都不做”，结果“一事无成”。好笑的是，即便到了这样的境地，也有不少人打肿脸充胖子，声称“我没什么可后悔的”。

一些真正优秀的人，也会被别人称作“完美主义者”。事实上，这种描述并不准确。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他们是有能力做到更接近完美的人，并且，他们一直在努力”。

例如，好莱坞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就总被称作“完美主义者”。他不断追求完美是事实，但前提是他不仅有能力，而且坚持不懈。为了拍出《阿凡达》，他在拍完《泰坦尼克号》后准备了10多年，其间经历非常坎坷。《终结者》系列的巨大成功使他成为好莱坞的当红导演，但当他执导《泰坦尼克号》时，严重超支的费用磨光了投资方的耐心，以至他只能采取放弃片酬、只拿版税的方式完成拍摄。《泰坦尼克号》的成功使他拥有了拍摄《阿凡达》的资本，但是他并没有仓促上马，而是做足准备：为了创造完美的3D效果，他耗资1400万美元与日本索尼公司的研发总部合作开发出了他理想中的拍摄设备；为了能完整地把握3D电影，他参与了另外一部3D电影《地心历险记》的制作……这一切，最终成就了震撼人心的《阿凡达》。

好莱坞的另一位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也总被称作“完美主义者”。为了追求《盗梦空间》的完美效果，他准备了10年。为了使自己真正拥有驾驭宏大场面的能力，他在《盗梦空间》之前连续接拍了蝙蝠侠系列的《开战时刻》和《黑暗骑士》。然而，即便是诺兰这样的大导演，也无法保证自己的影片没有遗憾。

没有人能够做到完美。我们至多能做到接近完美，或者更接近完美。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时刻忍耐各种各样的不完美，否则事情根本无法完成。最终完成的事情，结果也常常是不完美的。缺憾必然存在。

再往大一点说，生活本身就不完美。谁的生活不是磕磕绊绊？谁在死去的时候没有一丝遗憾？现实如此，只能接受。

我们害怕未知，害怕不确定的东西。我们希望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只是我们永远做不到。

一起回想一下。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每个班里都有爱钻牛角尖的人。他们认为，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情都应该“刨根问底”，要把一切都搞清楚才能罢休，并将这种态度当作不可放弃的真理一般对待。正因如此，他们全然无法忍受任何“未知”的存在，要“冥思苦想”“问个不休”，用上全部精力，以至没有意识到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问题上全知全晓。

大部分人多少有钻牛角尖的习惯，只是程度不同，原因在于对未知的恐惧早已根植在人类的基因中。人们害怕未知，一切未知的、不可知的因素都会严重威胁人们的安全感。

未知因素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压力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假设有一个未知因素X，它可能导致A、B两种情况，这时“可能这样、可能那样”的犹豫或许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果有第二个未知因素Y，也可能导致两种情况，即C、D，那么，X和Y共同作用的结果可能有AC、AD、BC、BD这4种情况。如果有第三个未知因素Z，又可能导致E、F两种情况，这时就有23——也就是8种结果……也就是说，随着未知因素数量的增加，这些因素所引发的结果的数量将以几何级数飞速增加——这就是未知如此可怕的根源。

在进入任何一个新领域时，这种压力都能使新手窒息。而已经在那个领域里“浸泡”过一段时间的人，往往早已忘记了曾经面对的恐惧和压力，懒得（抑或不屑）开导或者帮助新手。其实，在更多时候，一些老手实际上不是“懒得”或者“不屑”，而是“没想到竟然连这个也需要解释”。这就像我们每个人小时候要挣扎很久才能学会系鞋带，可成年之后却早已忘记它竟然是一件需要挣扎才能学会的事情一样。而另外一些老手是因为“很快就学会了”所以没想到“竟然有人连这个都不会”。

例如，自学编程的人可能会在教程编纂者全然没想到的地方卡壳。当Google API的文档编纂者穷尽力气去写一个“想让任何人都看得懂”的文档时，他们不知道有些新手看到以下代码，就会先被“foo”“bar”这两个词卡住。这些新手会不由自主地问：它们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取这样的名字？

事实上，许多“入门读物”中充斥着这两个“怪词”，却几乎从来没有人针对这样的疑问提供充分的解释。

再如，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循环代码块里的起始变量名是“i”。事实上，谁都不是很确定。据猜测，“i”可能是“index”这个单词的首字母。在循环嵌套的时候，第二层循环的起始变量名通常是“j”，但它不是某个单词的首字母，只是因为它在英文字母表中排在“i”之后。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在学英语时，很多初学者有过这个疑惑：“为什么‘John’这个名字会被翻译成‘约翰’？就算是音译，也差得太远了吧？”

这只是几个常见的例子。自学过任何一项技能的人，都能理解这种“牛角尖陷阱”几乎无处不在的事实。

然而，为了进步，我们必须忍受一定的未知。

首先，我们要承认自己不可能全知全晓。有些时候，有些问题没有答案，就好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而有些时候，即便有了答案，其原因也不见得是我们能搞懂的。例如，学编程学到流程控制的时候，会知道这样一个知识：除了“顺序”，只用“分支”和“循环”就能完成任何流程——初学者大多会好奇，这是如何证明的呢？这个结论当然是经过严谨的证明才被广泛接受的，但是，究竟有多少初学者可以看懂证明过程呢？这时，并不是“反对问为什么”，而是“暂时不去问为什么”可能更划算。

其次，我们要了解未知分为两种：一种是永远不能解决的，另一种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也许能够解决的。对一个人来说，超过100年就可以算“永远”了，所以，第一种未知对个人来说意义不大，而第二种未知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学习的难度也在于此。“第一章的内容需要在掌握后面某一章的知识之后才能深入了解”，这几乎是所有高难知识体系的普遍特征。也就是说，在“第一章”，我们会有无数疑问，可这些疑问以当时的知识是无法全部解答的，需要我们继续学习，用接下来获得的知识来解答。这就是那些爱钻牛角尖的人最终常常吃亏的重要原因——他们总是想“马上解决当时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做人难”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我们从小时候开始就要做一些事情，而为什么要做，只有长大之后才会明白。记得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威逼利诱”，让我手抄《新华字典》——开始抵触，后来习惯，再后来因为认识很多别人不认识的字而洋洋自得，甚至多年后在课堂上讲“词频”这个概念时，我还常用“鬯”这个字举例，而它就是那时候我学会的“怪”字之一。手抄字典这项任务我断断续续花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才完成。现在想来，当年“学”过的那些怪字异词大部分早就还给《新华字典》了，其间获得的好处却享用至今——不怕枯燥，那么枯燥的事情都做过了，还有什么枯燥的事情承受不了？

再强调一次，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未知永远存在。而后，我们只能不断尝试，适应“在未知中不断前行”。

如果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就无法忍受未知的存在，也会平添无数的焦虑。焦虑是导致时间浪费、效率低下的根源之一。当人处于焦虑状态的时候，甚至可能出现一切理智都被清空的情况。另外，焦虑的情绪会让人觉得“必须要做点什么”，但是，在缺乏理智的状态下，任何决定和行为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一个相对有效的策略是：当有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可以先把它记下来，然后继续前行。注意，一定要把问题记下来。很多人没有记录的习惯，以至出现因为思考（问题就是思考的起点）后“忘了”而失去获得答案的机会的情况。继续前行，并不意味着忽略问题——它们已被记录在案，也由此获得了被重新审视的机会。不一定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因什么由头，你对它们之中的一部分就突然有了明确的解决方案。当然，可能性最大的原因只有一个——你一直在前行，一直在积累，一直在成长。所以，等到答案水落石出的那一刻，你不再是当初无能为力的你，你已经重生。

人们往往会低估环境所具有的巨大能量。在我们的文化环境里，从小教育孩子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完全是“顾头不顾腚”的“屁话”一句，其原因可能是人们往往会忽视环境，而把来自环境的影响当作“由衷”的想法。例如，很多学生说自己对“商科”感兴趣——相信我，他们真的“由衷”地如此认为。可这确实完全出于他们自己的想法吗？很可能不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随手打开一份报纸，头版里出现的人物大都是政要，这些孩子仅凭直觉就知道自己的前途跟这些完全扯不上关系；接着看，出现的人物大多是娱乐明星，这些孩子同样仅凭直觉就知道自己的前途跟这些基本扯不上关系；再往后看，大多是商界名流，这些孩子终于看到一些对自己来说也许可行的前途……于是，一个想法冒了出来：“我要从商……”

与外界的无谓比较，让每个人凭空多出了一个根本不属于自己的目标，动辄被自己的理想绑架。很多人（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工作态度本质上是“骑驴找马”。基于种种原因（主要是概率问题），人们往往对自己正在从事的职业并不满意。很多人心怀梦想，有一个“无论如何早晚都要从事的梦想职业”，而不幸的是，很多人因此最终沦为平庸之辈（有例外，但这例外太少，几乎可以忽略）。

尽管天分确实很重要，但一个人的能力主要靠积累获得。从一个人开始从事一个职业的那一瞬间起，只要足够认真、努力，他的能力就会不停地积累。如果这个人实际上向往的是另一个职业，那么他所谓的“梦想”几乎必然使他在当前这份职业上心不在焉、无甚积累。其实，世界上80%以上的职业并不过分依赖天分，更可能甚至几乎只依赖积累。天长日久，这个人在当前的职业中将逐渐落后于那些认真做事的人，但此时他不会因为自己的落后而奋起直追，反过来，他更可能把“反正我的梦想不是这个”当作借口。

无论是谁，进入自己梦想职业的成本都很高昂——极少数运气好的人除外——有些相对依赖天分和运气的行业更是如此（顾长卫导演、蒋雯丽主演的电影《立春》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当初未能从事一个职业就已经能说明问题了——除了运气不好，更可能的原因是积累不够。几年过去，这个人在他所谓的“梦想职业”中的经验积累依然是零，只是空有梦想。还有一个他更可能宁愿视而不见的事实是，那些在他所谓的“梦想职业”中拼搏努力的人，已经在这段时间里积累了无数经验，磨炼出了他在“圈外”无法想象的各种能力。就算有一天，他有足够的运气进入那个他梦寐以求的领域，结果可能还是发现自己一无所有、毫无竞争力，最后不过是一切清零、从头再来。

心怀“梦想”的时间越长，沉没成本就越高。很多人会在无意间被自己的“梦想”绑架，所以，很多时候，对很多人来说，所谓的“梦想”也许只是陷阱。多年来，我见过身边不少的人一点一点被他们珍爱的“梦想”毁掉。

越是不满现状，摆脱现状的*就越强烈，而这种*会让一个人最终迷失方向，因为无论是谁，从本质上看都无法摆脱现状——每一时刻的现状都是过去某一或者某些时刻的结果，而每一时刻的现状都是未来某一或者某些时刻的原因。没有人能够逃脱现实的束缚。

从某种意义上，“逆境造就成功”“磨难令人成熟”之类的话纯属胡说八道。显然，在顺境中更容易成功，而且很多磨难根本没有必要——这更可能是失败者对自己一生未曾有机会体验的成功及成功者“意淫”式的猜想而已。失败者永远没有机会了解成功的真相，原因在于人最容易受自身经验的限制，而不曾有哪怕一点点成功经验的人更无从摆脱自身的局限。

对现状不满、急于摆脱现状是人们常常不知不觉落入的陷阱（尽管偶尔这也是少数人真正的动力）。接受现状才是最优策略——有什么就做什么，有什么就用什么；做什么都做好，用什么都用好。

不要常常觉得苦（这会让人忍不住顾影自怜，浪费精力与时间），而要想办法在任何情况下找到情趣——快乐是一种本事。这些年我遇到的优秀的年轻人几乎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很少对现状不满（可能是他们的优秀使他们很难觉得不满吧），他们热爱自己的生活，他们相对更不在意外界的影响，他们更专注于做事且心无旁骛，他们身处良性循环之中，当然，他们也因此每时每刻都在进步。

与时间做朋友的方法很简单：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

正确的方法究竟是什么稍后再说，这里先说说什么是正确的事情。最可怕的不是效率不高，而是干脆做错了事情。如果做的事情是错误的，那么效率越高，结果就越糟。如果做的事情是正确的，那么效率低一点也没关系，因为做一点是一点，多收获一点，多进步一点，动力就会更强一点，进而更容易持续做下去。怎样判断所做的事情是否正确？核心只有一个：看看它是否现实。

几乎一切愚蠢的行为都来自否定现实、逃避现实。只有接受现实，才有可能脚踏实地，避免心浮气躁、好高骛远。如果我们把成功朴素地定义为“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并在最后期限之前漂亮地完成”，那么，大多数所谓的“时间管理技巧”实际上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只不过是“花拳绣腿”。真正有用的往往是简单而又朴素的道理，例如“现实只能接受”。

接受现实并不容易。有一个例子可供参考。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这个世界上的资源并非平均分布在每个人的身上，有一种数学曲线能够比较好地呈现这种分布情况，它就是正态分布曲线。正态分布是概率论中最重要的分布。大量的实践结果与理论分析表明，大多数随机变量是服从或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例如测量的误差、学生的成绩、人类的身高和体重、产品质量数据、投资收益率等。

用一个相对简单的例子解释一下正态分布：建立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把世界上所有的人放在这个坐标系里，横轴表示一个人拥有的各种资源的总量，纵轴表示与横轴对应的人数（可以想象为占有资源量相当的人在横轴的一个点上“叠罗汉”），据此画出的曲线应该非常接近正态分布曲线。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只有极少数人在资源上极端贫困，也只有极少数人在资源上极端富有，绝大多数人处于中等水平。

这种资源分布上自然的“不均匀”，看上去简单易懂，但古今中外有很多人拒绝理解和接受它。他们甚至拒绝使用“不均匀”这个词，而用“不公平”取而代之。历史上有无数次战争、无数次掠夺，但从本质上看，不过是因为把“均匀”理解成“公平”造成的——把“不均匀”理解成“不公平”，就可以理直气壮打着“公平正义”的旗号为所欲为。

资源原本是有限的，经济学里将这种现象描述为“资源稀缺”。在整体上资源稀缺的前提下，“资源并非均匀分布”体现在每个人身上，直接的结果就是“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拥有的不够多”。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里，资源稀缺是客观现实，恰因如此，人们的主观愿望肯定不可能全部得到满足。

虽然理解这种现象貌似不难，但在理解之后还能平静地接受就不那么容易了。无法接受这种现象的人直到今天还随处可见。对那些无法接受现实的人来说，其实只剩下一个选择——逃避。和苏格拉底生活在同一时代的第欧根尼，在意识到资源稀缺的时候选择了逃避，他采取的逃避方式是限制自己的主观愿望。第欧根尼对这个世界说：“你不是资源稀缺吗？那我不消费了。我没有*总可以了吧？”所以，他主张清心寡欲，累了随便找个木桶住下，饿了到垃圾堆里找点剩饭。他也喜欢享受，但他可以控制自己的*，进而只享受真正零成本的所谓“消费”——例如晒太阳。在这种情况下，他曾对专程来拜访他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非常不耐烦：“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亚历山大大帝曾允诺，会满足他的一个愿望。

2000多年后，卡尔·马克思选择了另外一种形式的逃避——使用幻想。他虽然注意到了资源“分配不公”（准确地讲应该是“分配不均”），但无法接受“资源分配与人性并无关系”这个事实。他认为，“资源的配置应该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在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解释自己对世界的观察之后，他开始幻想，对这个世界说：“你不是资源稀缺吗？没关系。别看现在是这样的，但是，早晚有一天，物质会极端丰富。到那个时候，人们就可以各取所需了！”事实上，在马克思去世100多年后的今天，物质和他做出以上论述时比已经极端丰富，但我们看到的事实是：物质依然稀缺且依然分配不均。

现代西方经济学缘起亚当·斯密的学说，经过大卫·李嘉图的补充，直至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才算彻底正视了资源的稀缺性，明确了经济学的根本目的——研究“如何运用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换言之，要在承认资源稀缺的前提下研究如何提高“效用”。

平静且理性地接受“资源稀缺”这个现实，其困难程度超乎想象，以至从人类整体的角度看，理解并接受这个现实花费了将近2500年——从第欧根尼到凯恩斯。

尽管现实总是让人难以接受，坚强的你却应该坦然。以上种种现实，包括“速成绝无可能”“只有付出才有收获”“完美永不存在”“未知永远存在”“现状无法马上摆脱”，都既清楚又简单，你必须要接受——不仅要接受，还要牢记；不仅要牢记，还要坚信，不容半点动摇。

最好时常把自己的一些念头记下来，然后与这几条现实对照，看看它们是否与这些现实相符。之后，你会和所有这样做过的人一样，发现自己常常在不知不觉间被一些实际上完全不现实的念头左右。这是正常的。但是，通过不时记录、思考与反省，你会越来越善于甄别那些不现实的念头，进而摆脱它们的影响。这就是差别。很多人一生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么不现实。之前提到的“既勤奋又懒惰”的人群，基本上会把这些现实当作老生常谈的道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从不记录、从不反省，才常常作出荒唐的决定，最终堕落到那分田地。

百分之百地接受现实，也许痛苦，但要醒悟——没有其他办法，就像凤凰涅槃，只有浴火才能重生一样。

时间是现实的人的朋友，是不现实的人的敌人。时间并非故意要这样做，只因事实就是如此。

错误估算任务所需时间，是最常见，也是最致命的错误。在时间领域有一个与墨菲定律同源、貌似悖论的侯世达法则值得牢记：

完成一个任务实际花费的时间总会超过计划花费的时间，就算制定计划的时候考虑到本法则，也不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为什么完成任务实际花费的时间总会超过预期呢？我们先看看生活中执行任务的真实情况。

每个学英语的人都遇到过几乎一模一样的尴尬——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一开始，学习者往往会以为自己的问题只是词汇量不够，便买来各种词汇书啃啊啃，可很多人啃着啃着就放弃了……

少数坚持下来的人痛苦地发现，即便每个单词（好像）都认识，放到一起组成句子之后还是看不懂。他们这才明白，原来“不学语法也能学好英语”纯属扯淡，只好买来语法书狂啃，又有很多人啃着啃着就放弃了……

少数坚持下来的人再次痛苦地发现，补过词汇，补过语法，依然看不懂文章。他们深入思考才明白，原来是因为自己的逻辑训练不足，文字是搞懂了，可内容却理解反了，只好一边练逻辑一边啃阅读，又有很多人啃着啃着就放弃了……

少数人又坚持下来了。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发现自己单词没问题、语法没问题、逻辑没问题，可还是看不懂文章。最终才明白，这是各种知识积累不够造成的，这些知识包括学科背景、文化背景、历史背景等。于是，他们又要开始“新的”征程……

这就是人们做事情时的真实境遇：一旦开始，就会发现“意外”接踵而至。原本做的准备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因为“经过准备的就不再是问题”，而真正遇到的问题都是之前不曾想象抑或无法想象的，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往往会产生新的问题……因此，所谓的“渐入佳境”最终只能是少数人的感受，大多数人在此之前早已溃败。

为什么人们总是错误估计完成任务需要的时间呢？因为大多数人在执行任务之前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步骤，那就是分辨任务的属性——它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

有些任务是你熟悉的，即以前做过的。由于已经做过（一次或多次），所以，你清楚这个任务的每个环节，知道应该如何拆解任务、应该怎样分配拆解出来的子任务、每个子任务有多少个步骤、每个步骤需要耗费多长时间、哪些步骤需要格外小心……在这种情况下，正确估算完成任务需要的时间是很容易的。

然而，有些任务是你不熟悉的，在执行过程中就必然遭遇各种所谓的“意外”。其实它们根本不是意外，只不过是因为你对任务不熟悉，它们才成了“意外”。实际上，这些“意外”是任何完成这个任务的人必然会经历的。只有完整地执行一次任务，任务的属性由“陌生”变为“熟悉”之后，才有可能顺利解决这些“意外”。

对学习来说，任务“陌生”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学习本身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完成学习任务常常需要花费比我们想象中多得多的时间。对工作来说，任务“熟悉”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工作本身是一个应用已知的过程。当然，不同的工作，情况有所不同。例如，有些工作需要更多创新，有些工作可能前所未有……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需要完成的任务的真实属性往往是“一部分熟悉，一部分陌生”。这就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什么前文描述的那个貌似悖论的法则总是应验——我们必须处理未知，而从陌生到熟悉，就需要花费时间去学习，这个过程无法逾越。

多年前，我在网上读到彼得·诺维格的一篇文章：《10年学会程序设计》。在这篇文章中，诺维格表示，人们购买那种名字类似“7天自学Java语言”的书是无知的表现，他认为，用10年时间学习程序设计才真正现实，也非常值当。他写道——

约翰·海斯和本杰明·布鲁姆的研究表明，在几乎所有领域，培养专业技能大约需要10年。他们研究的领域包括国际象棋、作曲、绘画、钢琴、游泳、网球，以及神经心理学、数学拓扑学。似乎没有真正的捷径——即使是在4岁时就展露音乐天赋的莫扎特，也仍然用了超过13年的时间才谱写出世界级的乐曲。

再看看另一个领域的例子。披头士乐队似乎是1964年在爱德·沙利文秀登台后突然火爆起来并成为第一乐队的，但他们其实从1957年就开始在利物浦、汉堡等地的小型俱乐部表演了。虽然他们很早就显现出了强大的吸引力，但对他们的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作品《佩珀中士》也是1967年才发行的。

塞缪尔·约翰逊甚至认为10年还不够，他说：“任何领域的卓越成就都必须用一生的努力才能取得；代价稍微低一点都无法换来。”杰弗里·乔叟则感叹：“生命如此短暂，学习技艺需要的时间却如此绵长。”

在彼得·诺维格发表这篇文章的数年后，2008年11月，马尔科姆·格莱德威尔出版了《异类》一书。在这本书中，格莱德威尔把“10年”换算成了更为精确的“10000小时”——要想出类拔萃，就要努力至少10000小时。

要想提高估算时间的能力，就要从现在开始养成习惯：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先判断其熟悉程度（或陌生程度），再据此判断估算完成任务需要的时间。在通常情况下，“反正比一般人想得长多了”倒是一个屡试不爽的假设。

接受任务之后，什么时候开始执行才好呢？比“越早开始越好”更切实的答案是“现在就开始”。所谓做事拖延，不是拖延着做事，而是拖延着不开始做事。明知自己拖延的人很痛苦，因为他们不是不知道该做什么，而是不知道为什么“无法进入状态”——这是他们能够想出来的对自己的行为最拿得出手的描述。

明明已经焦虑到不行，拖延的人为什么迟迟不开始行动？一个常见的原因是前文所述的“错误估算任务所需时间”，总以为可以在最后期限之前完成，心里想着“时间还多的是呢”，可这并不是本质原因。本质原因在于恐惧——无论是来自内部的，还是来自外部的。

来自内部的恐惧在于：只要开始做事，一个人就要面临做错、做不好的风险。这原本是任何人都逃不掉的事情，但最终患上“拖延症”的人犯了一个简单的认知错误：认为那些能够做对、做好的人都是直接做对、做好的。从表面上看也好像确实如此，那些能够做对、做好的人，总是显得从容不迫、轻车熟路。面对这样的人，那些犯了错、做不好的人根本没办法不自卑、不怀疑自己……

所以，很多人做事拖延不过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在作祟。没有哪个拖延的人愿意承认自己是这样想的，但是当他们扪心自问的时候，他们都知道这描述一针见血。

只要做事，就一定会出问题。这是现实——无论何人，无论何事。如果在做事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那肯定不是在做事，而是在做梦。

认清并接受这个现实很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心平气和地去做事。说一个人不怕困难，那是假话。谁不想一帆风顺、马到成功？可现实就是如此。在做事情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困难，事情越有价值，困难就越具规模。如果遇到困难，心平气和地面对就好，因为这只不过是生活常态。有时，我们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依然没能解决问题，却眼见别人轻松过关，这确实令人气馁。不过，这也是生活常态——在任何特定领域，总是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表现更好、费力更少。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四个字颇具道理并且值得相信——勤能补拙。不过，真正相信这四个字的前提是“接受现实”，否则，这四个字发挥不了任何实际作用。

来自外部的恐惧在于：过分在意外界的评价。人是一种很有趣的动物，在自己做对、做好之前，通常已经了解做对、做好是什么样子。于是，无论能否做对、做好，人都觉得自己有能力判断别人是否做对、做好。所以，尽管自己不怎么样，却可以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地评价别人做得对不对、好不好。这样看来，一个人一旦开始认真做事，被嘲弄、被耻笑的几率将远远高于被夸奖、被鼓励的几率——这几乎是肯定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很多人怀有前文提到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微妙心态。

事实上，那些真正能够做对、做好的人，绝不会随意嘲弄、打击别人，因为他们是做对过、做好过的人，他们一路走来，心里非常清楚做对、做好有多么不容易，所以，他们会不吝机会去鼓励那些尝试做事情的人。这甚至可以作为一种测试方法：如果一个人经常嘲弄他人，那只能说明他自己不怎么样；否则，他会像那些极少数已经做对、做好的人一样，给予别人真诚的鼓励而非嘲弄。尽管那些能真正做对、做好的人有时也会给出负面评价，但这些评价通常是建设性的负面评价，并不是为了获得优越感而发出的嘲弄。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在意来自他人的、非建设性的负面评价。没有谁从一开始就能做对、做好。所有做对、做好的人都是一路磕磕绊绊走过来的，这就是生活常态。而动辄给出非建设性负面评价的人，往往不是正经做事的人，他们和那些正经做事的人身处不一样的世界，这也是生活常态。

还有一个微妙的现象需要注意。尽管在一般的环境中，时间的运动是匀速的，但实际上，就人的主观感受来说，时间的运动肯定是有加速度的。对“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都会觉得时间过得越来越快”这个问题，心理学家有一个简单明了的解释：

对一个5岁的孩子来讲，未来的1年相当于他已经度过的人生的1/5，即20%；而对一个50岁的成年人来讲，未来的1年只相当于他已经度过的人生的1/50，即2%。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觉得时间运动得越来越快。

更重要的是：人在小时候没什么事情可做，就愈发感觉时间过得慢；随着年龄增长，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当然愈发感觉时间过得飞快，稍纵即逝。由此看来，小孩子的感觉自然是“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而“人生犹如白驹过隙，瞬间而已”大都是老年人的慨叹，也是他们的切身感受。

如果能将这种认识纳入自己的心智，你就不会再对“最后期限”有那么荒谬的幻觉了。只要接受了必须完成的任务，你就会有真切的紧迫感，因为你知道，时间必然越走越快。而且，你现在就已经明白：“最后期限”不是固定在将来的某一点，而是朝着你加速扑来。有的时候，也许还没开始就发现自己已经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唯一的策略依然是“现在就开始”——否则更待何时？在起步晚了的情况下，问题不是“到时候能不能做好”，而是“到时候能做多好就做多好，总好过什么都不做”。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任务，永远不要再问“什么时候开始才好”，因为答案只有一个：现在！

就算没有低估完成任务需要的时间，就算已经迅速开始执行任务，很多人还是没有按时完成任务。为什么有的人好像一直在忙，却总是拿不出成绩、做不出成效？其实，我们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在读书的时候也不例外——总有一些天天笔不离手，眼不离书，屁股不离板凳，成绩却很差的学生。这种情况的存在往往会使人们怀疑“努力”的可靠性。还好，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实际上并不努力，只是做出了努力的样子，或者显得比较努力而已。

无疑，他们的效率低下。而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答案是：回避困难。

任何一个任务都可以划分成两部分，即相对简单的部分和相对困难的部分。如果世界上的任务都由简单的部分构成，全无困难之处，就没有人会遇到挫折或者遭受失败了。可现实明显并非如此。

稍微思考一下就能明白，合理的时间安排应该是这样的：迅速做完简单的部分，把节省下来的时间放在困难部分的处理上。然而，很多人会下意识地回避困难，于是乎，他们的时间安排是这样的：用几乎全部时间处理简单的部分，至于困难的部分，干脆“掩耳盗铃”，视而不见，暗地里希望困难自动消失……

这样的行为与做事的动机有关。人做事的动机往往来自两个截然相反的原因：奖励与惩罚。人都喜欢被奖励，讨厌被惩罚。从表面看，尽力做能够获得奖励的事情显然是划算的，回避做可能招致惩罚的事情显然是合理的。

然而，从另一个层面看，接受惩罚往往是积累经验的起点，甚至是唯一起点。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吃一堑，长一智”。很多时候，为了能“长一智”，必须先“吃一堑”，西方称之为“挫折教育”。

很多事情并不是一过性的，总会阶段性地有奖有罚。获得奖励之后，原本有两个选项：“再次来过”和“见好就收”。有意思的是，绝大多数人会自动忽视第二个选项（这也是庞兹骗局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受到惩罚之后，同样有两个选项：“从此碰都不碰那件事情”和“挣扎着找一个出路”。同样有意思的是，绝大多数人还是会自动忽视第二个选项。

所以，很多人实际上根本不知道自己所谓的“喜欢做某件事”很可能只是因为那件事相对简单、容易获得奖励而已。拖延的人并非不做事——他们做事，甚至做很多事。拖延的人也并非不努力——他们会花很长时间去做事，但做的是很多简单的事。他们每次回避困难的时候，都不是故意的，并且往往已经给自己找了恰当的借口。这借口太强大、太有力，以致他们真诚地相信：“我喜欢做有创意的事情，而现在手上的这些事情太枯燥，我确实提不起兴趣

如果不能控制这种逃避的倾向，那么再多、再好的任务管理技巧都是无效的，因为任务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通常因为重要而困难，也因为困难而重要）永远无法完成。所谓的“效率”，是在任务完成之后才能够衡量的。这样，对逃避困难的人来讲，因为没有完整地完成任务，所以无论他们花了多长时间，也都没有效率（相当于分子为零）。

现实中，这种现象无处不在：在学习上，准备托福考试时只做阅读和听力但不练习口语和写作；在工作中，做项目计划时只讨论做什么却从不提及怎么做；在生活里，总是把“我爱你”挂在嘴边却从来不花时间想想爱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源自同一个习惯：专做简单的，回避困难的。

所有真正踏实做事的人都知道，任何任务的绝大部分是枯燥又无趣的，而所谓“有创意”的部分，可能连1%都不到。对此，我有切身体会。

我的词汇书《TOEFL核心词汇21天突破》这些年一直卖得很好。我花了多长时间写这本书呢？9个月。这本书最重要、最核心、最有创意的部分是什么呢？是通过语料库分析统计词频后反复筛选出来的托福考试中出现2次以上17次以下的核心词汇。完成这些工作需要多长时间呢？收集和处理语料库文本大约花费1个月，词频统计工作由WordSmith软件完成——只用了几十秒。那么剩下的8个月我在做什么呢？在做最无聊、最枯燥、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复制、粘贴、编辑、整理、审阅、修改、回顾

所谓的“三思而行”，在我看来就是指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考虑相关的三个方面：内容（What）、原因（Why）、方法（How）。任何任务都起码具备三个属性：何事（What）、何因（Why）、何法（How）。清楚了解一个任务的这些属性，对最终能否完成该任务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去“三思”。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三个方面中最关键的实际上不是内容，也不是原因，而是方法。因为任务的内容与原因常常不言自明，而方法却并非唾手可得。例如，每个年轻人都可能有发财梦，为什么几十年后做过梦的大多数人依然不富裕？比较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究竟想要得到什么，也知道为什么要得到，却始终没弄明白怎样做才能得到。

所以，当我们面对某项任务的时候，内容与原因都已经基本确定（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需要思考的就剩下方法了。当然，思考方法需要从领悟内容入手，不停地细分、拆解任务，而且越具体越好，直至每个小任务都可以由一个人独立完成。

背英语单词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如果某位学生正在准备托福考试，而且已经意识到他的任务是扩充词汇量，那么他该去背哪些单词？书店里有很多词汇书，他应该选择哪一本？正确答案是：视情况而定。哪怕假定市面上的托福词汇书都以合理的方式收录词汇，并且确实科学、准确地涵盖了应对托福考试的必要词汇，这些书也不一定是该考生的选择。如果目前他掌握的基础词汇量相对不足，那么他应该先想办法搞定基础词汇，再去买托福词汇书中的一本。

这就是在回答“何事”的问题。这个问题往往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

现在假设这位考生已经搞定了基础词汇，又选择了我写的那本《TOEFL核心词汇21天突破》，那么他所面对的任务的“内容”就比较具体了。不过，还可以再具体一点：

扩充词汇量 → 托福词汇 → 托福核心词汇 →

21个单元 → 每个单元大约100个单词 →

每个单元分2次完成……

在这个过程中，对任务的每一次“具体化”与“细分拆解”都要反复询问“原因”。但这还不是很难。

有了这样的结果，就可以开始思考“方法”了。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会觉得已经没什么可想的了，直接去做就是了，然而，很可能正因如此，他们在其后的实际操作中才会显得那么脆弱、承受力那么差，以致那么容易放弃。

继续讨论上文的例子。假设这位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已经决定将“一个单元分两次完成”，也就是说，21乘以2，总计42个阶段。那么，在这42个阶段里他具体应该如何操作呢？

▷先尝试做一两个阶段，测量一下完成1个阶段需要多长时间。

▷按照测量的结果制作一个时间表，把其余阶段需要的时间填写完整（最终总是需要做一些调整的）。

▷背单词需要重复，所以，每3个阶段过后要留出与完成1个阶段相等的时间去复习。这就意味着一共需要花费完成56（42 14）个阶段的时间。

▷每完成总任务的⅓，就增加与完成1个阶段相等的再复习时间。这就意味着一共需要花费完成59（56 3）个阶段的时间。

▷在学习过程中可能需要多次快速重复记忆，每次可能需要花费相当于完成3～5个阶段的时间。由于熟悉程度不断增加，每次重复记忆需要的时间会越来越短，所以，预计进行3次重复记忆需要相当于完成10个阶段的时间。这就意味着一共需要花费完成69（59 10）个阶段的时间。

作出以上规划后，还要认真思考完成每个阶段的具体步骤。当然，越具体越好。

▷每天早晨腾出一点时间。

▷把前一天背过的单词朗读至少2遍。

▷听录音，跟读当天要背的单词3～5遍，主要关注发音、拼写，顺带看看词义，能记多少就记多少，不求速成。

▷上午利用闲暇时间通读词汇列表，并反复阅读例句。

▷下午用专门的时间把当天要背的单词集中背2～3遍。可以一边读，一边抄，一边背，不要只是坐在那里呆呆地盯着词汇看。

▷空闲时反复听当天要背的单词，重复次数越多越好。

▷晚上睡觉前复习当天背的单词。

有了这种思考，随后的一切行动会因此变得相当容易。

做任何事情，学会思考方式最为重要。要学着像一个项目管理者那样思考——他们更多地关注“方法”，他们会花费比别人多（多出许多倍）的时间去落实每一个步骤，在确认无误后，他们才会有效地分配任务，团队才能够切实可靠地完成任务。一个学生在背单词的时候，他就是自己的项目管理者，只有学会像项目管理者一样思考，他才能给自己分配具体的任务、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最终高效地完成任务。

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通过关注“方法”去反复拆分任务，最终确认每个子任务都是可完成的，这是一个人不可或缺的功课。这样的习惯，会使一个人变得现实、踏实。这既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技能。这种技能无比重要，却常常被忽视，因为掌握这种技能的人总是默默地应用它，而忽视这种技能的人从未看到过它的具体实施过程和巨大好处。

物理课上得知电路有两种基本连接方式：串联和并联。我们还背过一些相关的规律，如“串联分压、并联分流”。在任务管理过程中，可以运用类似的方式去思考任务与任务之间的关系：这两个任务之间究竟应该是串行关系，还是并行关系？

弄清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提高效率”指的就是“原本只能串行完成的两个任务现在可以并行完成”。

有些任务只能串行，例如要先洗手再吃饭。“洗手”和“吃饭”，不仅是串行关系的任务，还是顺序确定的任务。尽管确实有人真的“不洗手先吃饭而后再洗手”，但大多数人还是能够看到这样做事的明显荒谬之处，而且，我们没办法也没必要“边洗手边吃饭”。

俗话说“一心不可二用”，从某种意义上理解，这句话是正确的。不过我们也确实很难做到一心一意地长期只做一件事，事实上，我们日常同时要做的事情可能不少于两件。一些早期的计算机操作系统，例如DOS，是单任务操作系统；为了提高效率，程序员们又开发出了多任务操作系统，例如Windows。从发展的角度看，为了提高效率，我们也有必要给自己的大脑打造一个“多任务操作系统”。

最直接的办法是尽量将两个任务并行。例如，在跑步的时候听英语，在写文章的时候听音乐，在等班车的时候看书等。养成一个习惯——把要做的事情用纸和笔写下来，把任务落到纸面上，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分辨出哪些任务是简单而又机械的，哪些任务是相对复杂而又灵活的（对我个人来讲，需要思考的就是“非机械”的），然后，尝试把一个非机械的任务和一个机械的任务搭配起来完成。

举一些我自己的例子。跑步是机械的，听有声读物是非机械的（相对需要集中更多注意力），这两件事情就可以一起做。另一个例子是我在写文章的时候往往同时听着音乐，甚至在另外一块屏幕上放着电影。我可以这么做是有前提的：我的电脑接了两台显示器，并且都是25英寸宽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同时播放两部电影，我的屏幕上还是有足够的空间。另一个我可以这么做的原因是我看过的电影太多（这两年是每天至少一部），以至于我对电影的理解能力非常强（就好像文章读多了阅读理解能力就会很强一样），大多数电影我只需要间或扫一眼就可以，而且不会错过重要的细节。但是，对一些比较特别的电影，如《福斯特对话尼克松》《朗读者》《革命之路》《是，大臣》等，我就做不到边写文章边看，而需要停下手中的事情专心地看。

并行两个任务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执行者足够了解这两个任务，且对自己有足够清楚的认识——对执行者来说，这两个任务是“主动并行”的。被动发生的并行任务往往只能使效率变得更低。我在生活中剔除的一个被动并行任务就是“接电话”。从好多年前开始，我就把自己的手机设为“静音”状态，从不主动接电话——而是每隔一两个小时查看一下电话，有必要的就打回去。当我有条件给自己安排一间不受人打搅的“工作室”后，终于再一次大幅削减了“被动并行”造成的时间和精力的浪费。

当一个任务比较庞大，需要划分成多个步骤或者多个子任务的时候，对这些子任务之间的关系需要仔细甄别。甄别后，可能会产生若干行动方案，而针对这些方案可能还需要反复衡量才能找到最佳方案。

华罗庚先生曾经用烧水泡茶为例说明过这个问题。

▷办法甲：洗好开水壶，灌上凉水，放在火上，在等待水开的时候，洗茶壶、洗茶杯、拿茶叶，等水开了，泡茶喝。

▷办法乙：先做好一些准备工作，洗开水壶，洗壶杯，拿茶叶，一切就绪，灌水烧水，坐待水开了泡茶喝。

▷办法丙：洗净开水壶，灌上凉水，放在火上，坐待水开，开了之后急急忙忙找茶叶，洗壶杯，泡茶喝。

哪种办法更省时间呢？

谁都能看出第一种办法好。原因很简单：有些任务被并行处理了。可以如此优化的前提是“大任务被划分成足够多又不太多的小任务”。有了这样的前提，才有能力分辨哪些任务可以并行——所谓的“优化”，其实是很简单的。

如果不进行划分（事实上大多数人真的如此），就只有一个任务——喝茶。然而，如果粗略划分一下，就能知道起码可以划分成两个子任务，也就是“烧水”和“泡茶”。但这样还不够，因为在划分之后，两个子任务是串行关系，先后顺序明了，没有可以优化的余地。如果再继续划分子任务的话，就得找出有并行关系的任务，进而提高效率。

在麦当劳之类的快餐店排队也会涉及串行和并行的问题。很多人是轮到自己的时候才抬头看柜台上面的菜单，再花很长时间作出选择，而实际上，完全可以把“排队”和“选菜”并行，这样，轮到自己的时候只需几句话就可以端着菜去吃了。有一次我为了观察，特意排了个10人长队，结果所有人都是在轮到自己的时候才开始选菜的。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就决定以后除非无须排队或者排队的人很少，我绝不在类似的餐馆吃饭，以免被迫浪费时间。

让自己拥有“多任务操作系统”的另一个方法就是切分自己的时间。在本质上，我们的大脑与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器（下文简称“处理器”）一样，是个一次只能处理一项任务的系统。那么，计算机究竟是如何做到同一时间处理多项任务的呢？（没有多任务处理机制，就无法实现如今人们习以为常的多视窗操作系统。）

一个处理器在一个时间段内其实只能做一件事，因为它只有一个个体、一个时空。而多任务操作系统把一个长时间段划分成很多短小的时间片，每个时间片只让处理器执行一个进程——尽管同时可能有多个进程需要处理。在第一个时间片里，操作系统让处理器处理A进程；时间片的时间用完之后，无论A进程处理到什么程度，都要被“挂起”（A进程这时不能再占用处理器资源——尽管它还是被允许使用计算机的其他资源，如内存、磁盘、屏幕输出等）；在第二个时间片里，处理器处理的是B进程，时间用完后，B进程将与A进程一样被中途“挂起”；然后，处理器开始处理下一个进程，例如C进程；把所有任务的一部分依次完成之后，处理器重新循环，从A进程开始顺次处理，直到最后一个进程。在循环过程中，有些任务完成了，有些任务处于未完成状态，如果有新的任务进来，加入循环队列即可。看上去好像是操作系统同时运行很多进程，而实际上，它依靠的是类似视觉暂留现象的机制。

在这个机制里，进程并非按其本质属性被划分为子进程，而是被处理器的时间片硬性划分为进程片。这是关键。

我的健身教练就是一个例子。他非常酷，收取的课时费也很高——因为他就是比其他教练教得好。他的工作方式可以很好地说明上述“关键”。例如，我约他15：00至16：30锻炼，结果有一天我迟到了（16：00才到），那么他会一言不发，马上开始上课，到了16：30（我刚刚上了半小时课），他会说：“到时间了，下课。”可收取的费用还是1.5小时的费用。这位健身教练是有效率的。因为他的能力强，所以课排得满，所以他必须准时下课才能确保不耽误下一位客户的时间。之所以说他酷，是因为即便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没有课，他也不会延长那1小时。事实上，尽管有些人觉得他“不通情理”，但这确实是无可挑剔的做法。这样的做法可以非常有效地减少一种令人恼火的情况——因其他人的错误而耽误自己的时间。

把自己的时间切分成“时间片”是一种很难习得的能力，我花了两三年时间才开始感觉自己可以相对自如地运用这种能力。不过这种能力在大多数时候用不上，只有在任务太多、时间太紧的情况下，我才会使用这种能力。在使用这种能力时，要先坐下来制定一个工作列表，把任务罗列出来，然后把自己的时间“切片”。我通常把“20分钟工作 5分钟休息”作为一个时间片，然后就开始像处理器一样处理任务。这样做可以保持相对长时间的高效率工作。

尽管说起来简单，但其实需要反复应用才能把这种简单的思考模式变成习惯。一旦养成精细拆分任务的习惯，效率就会在不知不觉间提高了。

经典的例子是著名的奥地利神经学家、精神病学家维克多·弗兰克。他的父母、妻子、兄弟都死于纳粹的魔掌，他本人则在纳粹集中营里被残酷对待。在经历无数的波折与思考之后，他明白了：“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唯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

换一种方法表述，那就是：经过长期思考，弗兰克终于意识到自己其实可以控制自己的大脑，而不是被自己的大脑左右！于是，在最为艰苦的岁月里，他选择了积极向上的态度。他没有悲观、绝望，相反，他在脑海中设想，自己重获自由之后该如何站在讲台上，把“关于集中营的心理学”讲给来宾们听。凭着这种积极、乐观的思维方式，尽管身处集中营，弗兰克却可以让自己的心灵越过牢笼的禁锢，在自由的天地里任意翱翔。

这就是所谓的“运用心智获得解放”。不再让自己“跟着感觉走”，成为大脑的奴隶，而是翻身做大脑的主人。

心智究竟是什么？简单地说，一个人的心智就是其过往获得的一切知识及经验的总和（包括基于这些知识和经验造就的思考方法、思考模式）。

心智与智商不同。大多数人拥有正常的智商，但并非每个拥有正常智商的人都拥有正常的心智。许多人的心智仍处于未开启的状态。我们常看到所谓的“聪明人办傻事”，其原因基本上是他们的心智尚未开启。他们即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也会振振有词——绝非强词夺理，而是义正词严、双目炯炯、真诚满怀。

关于“心智的开启”有多种说法。例如，俗语中的“开窍”，佛教禅宗中的“顿悟”，现代心理学术语中的“打破旧的格式塔，重建新的格式塔”。在心智开启之前，一个人可以用他作为人类理所应当拥有的智商正常地生活——当然有好有坏。然而，当一个人的心智开启之后，他将面临一个崭新的世界——尽管依然有好有坏。在这个崭新的世界里，一切都可能与从前不一样，因为他要用开启了的心智重新去理解、去判断。

当一个人认知一系列正确的道理后，可能会将心智开启，但有的时候（甚至是更多的时候），结果可能完全相反。

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一个道理明明非常正确，却因为讲述道理的人由于某件事情被戳穿，露出伪君子的嘴脸，而使很多人不再相信那个原本应该被笃信的道理。例如，“做事只要踏实、认真，事业就会做大”，这原本是非常朴素而又正确的道理，可偏偏整天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唐骏被人揭了老底——他的学历是假的，他可一点都不踏实！于是，很多人“开窍”了，“顿悟”了，得出结论：“再也不相信这种鬼话了！”

无论是正向还是反向，心智一旦开启，就会不断自我积累、自我过滤，直至根深蒂固。人与人之间心智力量的差异，就是这样一点点积累，最终天差地别的。需要强调的是，一个人的心智是他的知识和经验的总和，也包括他的思考方法和思考模式。因为无论是吸收知识还是总结经验，都需要经过思考才能得出结论。在此过程中，他的思考方法和思考模式都会多少产生变化，根据新的知识和经验，或巩固、或调整、或否定、或重建……

所以，心智这东西“上不封顶、下无保底”。心智一旦开启，就可能因为学习而像病毒一样疯狂发展，与此同时，“学习能力”会相应地大幅增长。于是，心智可以发展，可以培养，可以重建，甚至可以反复重建——怎么可能封顶？然而，反过来，若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差错，心智的发展就有可能停滞，甚至倒退，弄不好还会“痴心不得反癫狂”——怎么可能保底？这就好比有些人一辈子都是“原始人”；有些人“开窍”了，演化成了“现代人”，甚至尼采口中的“超人”；还有些人也“开窍”了——他们退化成了“猴子”。

对大多数人来说，首先要“戒躁”，才有机会“戒骄”。

“戒躁”说了千百年，可我们还是很浮躁。我们总在不由自主地想，如果有速成的办法就好了——可惜，没有，确实没有。几乎人人都想速成，连上帝也不例外。《圣经》里说上帝仅用六天时间就创造了这个世界，而后就迫不及待地休息去了。而我认为，应该是人类创造了上帝才对，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这个上帝拥有人的基本特征——浮躁，做什么事都想速成。

期望速成，从微观层面看，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人希望自己的*马上得到满足的天性。一个确定的事实是，几乎每个人都有无穷无尽的*。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不是所有*都能被满足，但人们仍然不会放弃追逐尽可能多的*。

于是，不劳而获成了每个人心中的诸多愿望之一，甚至可能是其中最大的愿望。就算达不到不劳而获，少劳多获也可以接受，而且最好是“劳”尽量少，“获”尽量多，多多益善。从这个角度更进一步，大多数人抱着类似这样的想法：如果收获的可能性很大，最好马上看到成果；如果收获的可能性很小，最好马上知道结果。每个人都有这种*，差别仅在程度或者表现上。

这种差别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容易迷恋赌博——因为这些人比另外那些人更想要甚至需要马上知道结果。

在各种赌博形式中，老虎机可说是赌鬼们的最爱了——这里说的仅仅是赌鬼。赌王是不玩老虎机的，因为赌王在这种纯粹的赌博中得不到乐趣，收益也没有保证。而赌鬼不同，尽管和赌王一样有着强烈的赢利*，但是，赌鬼潜意识里有一个更需要满足的*——马上看到结果。老虎机可以满足这个*，而且操作极为简单——拉一下手柄，5秒之内就能得到结果。是输是赢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5秒之内就能得到结果”！

同样，酗酒疯狂无度的、嫖娼乐此不疲的、吸毒罔顾死活的，都是这种“希望自己的*马上得到满足的天性”使然。更要命的是，几乎整个社会都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人们发挥这种天性，并愈演愈烈：有些减肥广告告诉你，减肥药都功能神奇，当天见效；有些保健品广告告诉你，无论得了什么病都不要怕，找他一准儿让你重回健康；有些培训广告告诉你，不管学什么都要速成，因为人生苦短……有一个防身术学习班期期火爆，看看它的名字就能够明白原因——一招制敌！

最善于利用人类这一天性的商业机构也许就是银行了。想住大房子？好！我给你办贷款，慢慢还，不着急，30年之内还清就好。想买新轿车？行！我给你办贷款，慢慢还，不着急，5年之内还清就行。房子有了，车子有了，还想要什么？说出来，没关系。没有钱可以办信用卡，先透支嘛，给你10万元信用额度，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吧！这是一个“享受在先”的时代，并且人人如此。至于最终如何对付那些欠债不还的人，银行可从来不会在广告上提及，也尽量不对外公开。

第二个原因，也是浮躁的根源，那就是很多人不明白“有些阶段就是无法跨越”这个道理。因此，他们才那么不现实地希望找到一个方法，靠其迅速达成目标，完成任务，获得解脱。

可是，无论做什么事都需要时间，而且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举例来说，谁都没有办法今天*、明天生产。从卵子受精到胎儿出生，大约需要40周，这个阶段无法跨越。聪明也好，力大也罢，一位母亲从怀上孩子到生出孩子，就是需要这么长时间。

除了以上两个微观上的原因，还有一个宏观上的原因也使人们常常不由自主地奢望速成——哪怕之前已经“醒悟”。这个宏观上的原因就是所谓的“现状使然”。

一个人慢慢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微不足道的，进而开始在所谓的理想和扭曲的现实中拼斗、挣扎，直到45岁左右才渐出苦海，曲线开始上扬。这就是以一个普通人的心智，观察、感受、思索、理解、实践、回顾，直至恍然大悟或者误入歧途的时间——大约30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由自我满意度持续下降造成的浮躁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越是浮躁，就越是对自己的现状不满；越是对自己的现状不满，就越是浮躁。更大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相反，现实好像总是提醒我们：有些人过得比我们好多了。

这就是统计学的优势。它可以排除感情因素，用冷冰冰的数字展示现实。如果它所展示的现实与我们原本以为的并不相同甚至相反，这一优势就会更明显。掌握统计学常识的人，心智力量显然要比那些对此毫无了解的人强大。他们可以理解统计学结论的意义，即便那结论并非来自亲身经历，而他们也因此离现实更近一些。

总的来说，一方面是自己的*无限，一方面是要完成的事情太多，一方面是自我满意度不断下降——这就是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期望速成的根源。出路肯定存在，但这出路只有一个起点——接受现实。告诉自己：我有不足，我需要时间，我没办法一蹴而就。

你想打开一扇门，可那门上有把锁，把门锁住了。“如果能找到钥匙就好了”，你想。可是钥匙在哪里呢？反正不在那把锁上。既然门被锁上了，钥匙就一定不会插在锁孔里。

“没时间了”这种尴尬就像是一把我们想要打开却没有钥匙的锁。同样，要想摆脱这种尴尬，死盯着这把锁是没有用的。

很少有人会注意，所谓的“管理时间”亦或“时间管理”是虚假的概念，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间不会服从任何人的管理，它只会自顾自地流逝。你不可能冲它大喊：“时间，你给我慢一点！”它只是自顾自地流逝。你也不可能向它大叫：“时间，你给我快一点！”它还是自顾自地流逝。时间不理任何人，它用自己特有的速度流逝，不受任何外界因素影响——毫无疑问，我们无法管理时间。

无论钥匙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在锁孔里。尝试从“管理时间”的角度解决问题，注定徒劳。尽管我们面临的尴尬是“没时间了”，可本质上这尴尬与时间的关系不是很大。

没错，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

你可能听说过这个原则：

先把任务分为“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再把任务分为“紧急的”和“不紧急的”，然后挑选“重要的”而又“紧急的”的任务优先执行……

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而实际的操作效果怎么样呢？并不好。为什么？因为你发现（或最终证明）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区分一项任务是否重要、是否紧急。所以，到头来，尽管别人告诉你的方法是对的，你操作起来却得不到期望的结果。

没错，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无法管理时间。我们真正能够管理的，是我们自己。只有接受这个简单的事实，才有解决问题的希望。“时间不可管理”，尽管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理解它，进而接受它，可不见得容易，原因在于，它未必是（甚至几乎肯定不是）你以往已经认同的观念。

人们很难接受与已有知识和经验相左的信息或观念，这是因为一个人已有的知识和观念都是经过反复筛选的。尽管很多知识和观念是被灌输的，但知识的持有者对“被灌输”这一事实往往毫无察觉，就算察觉，也可能拒绝承认。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拥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不会被轻易糊弄。即使是一些“想当然”的观念，人们也倾向于认为那是“思考过后的结论”。在历史上，这种情况反复出现。例如，在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证明“地球是圆的”之前，大多数人相信“大地是平的”，并且把这种想当然得到的结论当作自己认真思考之后获得的知识，以至在其被证明有误的那一瞬间，他们的第一个念头不是：“啊？原来是这样！”而是：“扯淡！没那回事儿！”

很难想象，一位高高在上的一朝之君，会在跟臣子交心时说：

朕就是这样汉子！

也会跟臣子阴阳怪气地说：

朕这样平常皇帝，如何用得起你？

甚至有时还会赤裸裸地威胁大臣说：

若不如是，李绂、甘汝来头莫望在顶上。

你们就别指望脑袋还能在脖子上顶着了！

雍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特殊的语言风格呢？那些隐藏在朱批背后的故事又是什么？

一、拉帮结派的汉子

雍正朱批内容的风格是分阶段的，早期非常肉麻，市井气、江湖气很重，后期则是嬉笑怒骂的各色形态都一一展现，字里行间可窥见帝王威严。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这与雍正的执政环境与个人处境的变化紧密相关。

在最初的夺嫡过程中，老四胤禛是比较弱势的，比起曾经受满朝拥戴的老八胤禩，老四显得非常孤独。于是，雍正在继位之初，他就面临着一个双重困局：急于改革的雍正政治班底薄弱，除了怡亲王允祥，几乎无人可用；雍正改革的核心是追缴亏空和重塑财政制度，这种伤害士绅和官僚利益的目标，就使得无人可用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如此一来，他该如何拉拢官员来支持自己的改革呢？其惯用手段简单来说，就是打感情牌。金钱上，现在国家有困难，朕或许没法给你当个好领导，但在感情上，朕一定给你当个好大哥。像我们熟悉的那句“朕就是这样汉子！”，其实就是在这种双重困局的特殊背景下，雍正对田文镜说过的话。

很多人不了解的是，与影视剧中那个年轻小伙子不同，雍正即位后，田文镜已经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头了，且其官职也仅仅是一个从四品的内阁侍读学士。另外，田文镜当初是靠纳捐买官上来的，没有科举功名，朝中也没什么朋友。要不是个人能力太过出色，怕是连这个从四品的京官老田都未必当得上。因此，在所有人的眼中，甚至包括田文镜自己都认为，他这一辈子可能就要这么交待了，不过一介碌碌无为的职业官僚而已，最终会被淹没在历史的海洋之中。

可雍正的出现，直接改写了田文镜的既定人生结局。前面我们也提到过，雍正元年（1723），山西闹灾，川陕总督年羹尧请求赈灾，山西巡抚德音却在粉饰太平，这就给雍正搞蒙了，到底谁在撒谎？山西究竟有没有灾情？于是，雍正就把刚从山西出差回来的田文镜给叫了过来，一番询问后，田文镜对答如流，把山西的灾情介绍得空前细致。《清史稿·列传八十一·田文镜》记载：

及文镜还，入对，备言山西荒歉状。

雍正听完汇报，心想这田文镜果真是个人才。田文镜经验足、能力强，心里还装着百姓，无非因为没有科举功名，朝中又没什么朋友，才致使一把年纪了还没升上去。但这不正好是用来打感情牌，拉拢成亲信的最佳人选吗？雍正当即决定，要让田文镜连升四级，就任从二品的山西布政使，领命新职，前往山西赈灾。一个大半辈子都碌碌无为的京官，转眼就成了主政一方的大吏，田文镜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士为知己者死，我老田已经60多岁了，还能再活几年？不用说了，田某这辈子剩下的时间，就只认你雍正一个人了，你想干什么，我都听你的。

雍正二年（1724），当雍正推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官场中谁也不愿意挑头得罪人的时候，主政河南的田文镜就表示，我岁数大，没什么好怕的，没人愿意来，那就我先来！而之后闹出的“监生罢考”事件，田文镜又在雍正的坚定支持下大开*戒，一时间，不光是河南的士绅、官员对田文镜怨声载道，甚至远在京城的中央官员也都对田文镜心怀不满，日后还若有若无地给田文镜使绊子。

同样是在雍正二年，秋天时江南闹灾，粮食不足，物价飞涨。朝廷下令，让河南、山东两省收购小米运往江南，平抑物价。可田文镜表示，江南人吃不惯小米，请求让河南换购小麦送往江南：

江南人不食小米，请买小麦运送。

雍正觉得有道理，就准备让山东也把小米换成小麦，结果朝中一部分官员表达不满，认为田文镜的建议纯粹是吃饱了撑的，江南百姓也是会喝小米粥的。最终，雍正没让山东换购小麦。可结果却是：

据何天培奏称，江南小米不能发卖，请易小麦。

小米果真卖不动，还是得让山东换购小麦。

雍正大火，朕用个田文镜，你们这帮中央官员横挑鼻子竖挑眼，最后怎么样？还不是得看田文镜的？雍正就把曾经批评过田文镜的官员挨个儿了一遍，最后总结陈词道：

田文镜办理此事甚好，应着吏部议叙具奏。

你们吏部自己看着办，该怎么夸朕的田文镜，就不用朕多说了吧？

田文镜在收到消息后，感动得不行，皇上可太够意思了，买小麦这样的小事，也要为我鸣不平。于是田文镜立刻上奏：

知遇之隆，超越千古！臣受恩深重，无可图报，夙夜永兢，惟有随时随事，恪遵圣训，心体力行，并不敢稍留一毫心血，亦不敢旦夕苟且偷安。至买米一事，臣实愚昧无知，并不识如此料理方免贻误。此皆叠蒙圣恩，多方教导故。

什么叫高水平发言？田文镜这就是。先表达了对雍正知遇之恩恩重如山的感念，再表态自己对雍正的每一道命令都高度忠诚地执行，最后还谦虚地说自己没有才能，这次换粮救济的差事办得好，完全是皇上对他悉心教导的功劳。

雍正在收到田文镜的谢恩奏折后也自然很是开心，表示：老田，你也不必客气，朕力排众议破格重用了你，你也确实给朕长脸了，放心，只要你不辜负朕，朕也一定永远不会辜负你！于是，雍正就给田文镜写下了这条流传至今的朱批：

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

而事实是，雍正也确实从来没辜负过田文镜，哪怕后来田文镜真的犯了一些小错误，雍正还是对他袒护有加的。雍正甚至对田文镜的个人生活也非常关心，比如田文镜60多岁却还没有儿子这个重大问题，雍正还专门在朱批中解释为什么要送一服神秘药方给田文镜：

有人新进朕一方，朕观之甚平和通顺，服之似大有裨益，与卿高年人必有相宜处。可与医家商酌，若相宜，（不可因朕赐之方强用也）方可服。卿虽年近七旬，朕尚望卿得子。此进药人言，此方可以广嗣，屡经应验云云。

不得不说，还能有哪个皇帝能在奏折里给一个近70岁的老臣说送了这种不着调的补药偏方的？今天的我们无法知晓田文镜在看到雍正的这份朱批后内心是啥感觉，有没有真的照方抓药，不过我们能确定的是，田文镜到最后也没能生出儿子来。

除了田文镜之外，在雍正初年，他其实还跟许多大臣都在密折中说过这种类似“你不辜负我，我也绝不辜负你”的悄悄话的。只不过，这些朱批谕旨在我们今天看来，就像是“渣男语录”一样。

比如，雍正曾对两江总督查弼纳说过：

朕信赖尔，对尔朕一向决非负心之君。

朕对你和对其他那些大臣是不一样的，朕也许会辜负他们，但却决不会辜负你！再比如，雍正还对山西巡抚诺岷说过：

尔即照此矢志向前，既便朕有负于尔，上苍亦必知垂爱于尔。

咱们君臣就这样好好的，即便有一天朕辜负了你，老天爷也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总之，雍正在执政初期到处打感情牌，拉拢官员。而且实际效果确实还不错，毕竟这些官员什么时候见过皇上这样的？就好比我们能想象康熙这么和大臣们说话吗？那场面一定充满违和感，可放到雍正身上，似乎还挺合理。

只是雍正如此对他的大臣，就单纯是靠表演来欺骗大臣们的感情吗？这种猜测未免太肤浅，在历史上的很多时候，雍正对他的大臣，应该是付出了真感情的。

雍正继位后，年羹尧先后立下两次大功。一次是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他让在西北领兵的“大将军王”老十四交出了兵权，解除了雍正的外部危机。另一次是在雍正二年，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让雍正坐稳了皇帝宝座。凭着这两份功劳，雍正早期对年羹尧真是好得无以复加，以至于说出了那句特别肉麻的告白：

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

且雍正可不是光拿嘴说说，平定青海后，雍正给年羹尧加封一等公、赐双眼花翎、赏四团龙补服，此外赏赐的各种金银珠宝就更不用详述了。简单一句话，雍正对年羹尧，除了没办法封王，能给的都给了。

有观点认为这是雍正在“捧*”年羹尧，这倒真不见得。年羹尧可能是雍正朝唯一一个敢和怡亲王允祥闹别扭，还能被雍正哄着安抚情绪的人。在雍正初年，老十三允祥追缴亏空，年羹尧说西北各省在打仗，没钱，请求不还。我们知道雍正对追缴亏空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但他还是答应了年羹尧。可此后，虽然雍正答应了年羹尧的请求，但年羹尧始终和老十三不对付。那雍正该怎么办呢？

我们看一下当时的朱批，就能知道雍正夹在中间有多么为难了。起初先是哄，雍正跟年羹尧说：

怡亲王甚怪你自春不寄一音。……他甚想念你，时时问及，你当深知他待你才是。

朕的十三弟一直是很想你的，他之前只是照章办事，对你是没有恶意的。后来，在年羹尧军务繁忙之时，雍正又写朱批说：

真正累了你了，不但朕，怡亲王都心疼你，落眼泪。

可年羹尧这边始终不接茬儿，最后甚至愣是逼得雍正连“以前我和老十三也不是很熟”这种鬼话都说出来了：

（怡亲）王此一种真实公忠血诚，实宗藩中之难得者，朕当日实不深知，自即位来，朕惟日重一日待之。

朕的十三弟怡亲王真是特别好的人，朕之前跟他接触得不多，不太了解，他的好也都是朕即位之后接触多了才发现的。潜台词就是：年羹尧，你就不能和怡亲王好好亲近亲近吗？雍正可真是嘴皮子都磨破了，可如此付出，换回的是什么呢？在年羹尧返京时，老十三允祥亲曾自请年羹尧到家里做客，结果年羹尧吃完饭，临出门时扭头和身边的人说：“怡亲王第宅外观宏厂，而内草率不堪。矫情违意，其志可见。”这老十三，妥妥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更过分的是，年羹尧刚讽刺完老十三，转头就在官员任命问题上膨胀了。要知道，当时雍正出于对年羹尧的信任，数次在任命官员前询问年羹尧的意见。这本来是君臣相宜的美事，但年羹尧居然就此认为，自己真的能绕过吏部而自行任命官员。以至于，当时有个叫岳周的和老八允禩关系密切的工部郎中，竟然敢拿着钱去找年羹尧买官。

尽管年羹尧将岳周买官之事上报了雍正，但这件事还是引起了雍正的警惕。“岳周案”曝光后，雍正在直隶总督李维钧的奏折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近日年羹尧陈奏数事，朕甚疑其居心不纯，大有舞智弄巧、潜蓄揽权之意。”

所以说，雍正对年羹尧真的是非常恩宠与信任，只可惜年羹尧不仅贪污受贿、作威作福，还毫无节制、不思分寸。换了谁当皇上，“恩人”如此膨胀，都很难处理的。那么，最后事情没法收场，年羹尧被赐死，他真的冤吗？

雍正其实在很多时候对臣子都是非常体贴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张廷玉、田文镜、李卫、鄂尔泰等雍正朝的宠臣之外，那些我们在影视剧中没见过的并未处在帝国权力核心圈子内的官员，我们也能在雍正的朱批中感受到雍正给予他们的温柔。

当时有一对兄弟官员，祖秉圭和祖秉衡，在雍正五年（1727）这一年，祖秉圭升任贵州巡抚，祖秉衡就任山西大同总兵官。按理说这是好事，可后来雍正才知道这兄弟俩还有个70多岁的老母亲留在安徽老家，尽管俩儿子都有出息了，但一个母亲拉扯两个儿子长大，家里的经济状况仍旧很一般，现在母亲年纪也大了，身体状况不佳，需要照顾。去贵州，太远；去山西，盘缠又不够。正当兄弟俩发愁的时候，二人都没上奏请求雍正，雍正听闻后，主动下旨给张廷玉：

可寄信与范时绎、魏廷珍，或酌量帮助盘费，或给与驿递夫马，并遣闲散微员送到大同任所。

这范、魏二人，一个是两江总督，一个是安徽巡抚，让他俩想办法，将祖家兄弟的母亲送至祖秉衡所在的大同任所。

范时绎和魏廷珍接到旨意后不敢含糊，两位高级干部各出了400两白银，派人一路护送，最后老太太在雍正六年（1728）的正月初八，安安稳稳地到达山西。

接到母亲的祖秉衡，激动得无以复加，其上交的谢恩折子也甚是感人：

山西大同总兵官臣祖秉衡谨奏。为叩谢天恩事，臣兄弟二人均叨沐圣主殊恩，不次超擢，自揣逾分，恐惧日深。更蒙皇上垂悯，乌鸟至情，俾臣母邀，荣格外洵为千古异数。……臣母于本月初八日至臣任所，臣母惟有朝夕焚顶祝颂万寿无疆，臣兄弟二人亦惟有益遵母训，各竭犬马心力，冀仰答高厚于万一耳！

类似这样的事情，雍正干了都不止一两回。比如江苏巡抚陈时夏，他在外奔波做官，任地一年一换，母亲80岁了，还一直远居云南。母子俩19年没见过面了。如今的陈时夏也算主政一方，有出息了，就想请假去接母亲来苏州。雍正又是大笔一挥，回复说：不用了，你去接，山高路远也不方便，朕下旨让云贵总督鄂尔泰和云南巡抚杨名时派人精心伺候着，让老太太走官路、住驿站，一路上绝对让老太太风风光光，直至安安全全地到苏州见你。最后，陈时夏接到母亲时，也是激动万分地立即给雍正上折子表达感激。陈时夏对雍正说：

（臣）不胜感激，伏地涕泣不能自已，窃思臣之一身，受皇上如许厚恩，无以仰报于万一。乃臣母复蒙圣衷垂念，更邀旷古难逢之盛典，……臣跪接叩头祗领，泣感隆恩稠叠无以复加，即生生世世为犬马，亦图报不能尽也。闻臣母一路康健倍常。

臣的母亲说她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啊！而雍正的朱批回信则是：

朕忻悦览之，自滇省奏闻卿母起程直至阅卿此奏，朕每不能不系诸怀抱。今闻平安抵苏，心方释然矣。

这一路上，朕一直很担心你的母亲，如今平安到了就好。雍正又派人送了不少人参和貂皮去庆祝陈时夏和母亲的母子团圆。

可雍正的这些故事，我们似乎从未听人讲起过。

所以，那些说雍正心狠、爱表演的观点，也确实是有待商榷的。如果一个官员认认真真地当差办事，不贪污、不腐败，雍正又真的折腾过谁呢？说到底，雍正无非好面子、要业绩而已，当臣子真遇到困难有求于他时，雍正可没有跟祖秉衡、陈时夏说：小祖、小陈啊，你俩现在在为朝廷做事，家里有困难，我理解，但大家谁没有困难呢？你俩得克服克服。而是说：小祖、小陈，好好干，家里的事不用担心，有朕在，只要认真工作，朕一准儿把你们家中的诸多困难，都解决得漂漂亮亮的。

我们可以看一看在雍正七年（1729），他写给江苏巡抚尹继善的朱批：

天人之际有感必应，其理显而易见。……凡兴一役，举一事，必先尽其心、殚其力，谋之人、听之天，而后冀有成功。能如是，将见人事尽于下，天道感于上，不期其应而自无不应矣。

雍正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天道酬勤”的一个完美注解了，只要你竭尽全力地做到最后，老天就一定能帮你赢。

而这也是雍正一生的信念所在：只要努力工作，就一定能感动上天，获得成功。而反过来，这其实也成了雍正一生的枷锁，只要他还没成功，他就会觉得是自己还不够努力，还不足以感动上天所致。其实雍正也知道有些事是不能强求的，但他就是不甘心，他偏要强求。

雍正在对年羹尧动*心之前，也曾劝过年羹尧：

凡人修身行事，是即是矣，好即好矣，若好上再求好，是上更觅是，不免过犹不及。治己求治，安己求安之论，到底是未治未安也。朕生平不为过头事，不存不足心，毋必毋执，听天由命，从来行之，似觉有效。

人要知足，做事情要讲究限度。可惜年羹尧没听，依然我行我素，最终一路走向死亡。

可雍正他就做到自己所说的了吗？他做到了“不为过头事，不存不足心”了吗？也没有，他带病工作，强求因果。康熙在位61年，现存的康熙批阅过的奏折，只有3000多件；而雍正在位仅13年，现存的朱批奏折就超过了4万件。

雍正驾崩时年仅58岁，比他父亲、比他儿子，都要短命得多。而如今的我们，也只能在这4万多件奏折中，去感受雍正的心绪与为人了。

说到底，雍正高强度工作是极为伤身体的。比如，他似乎从雍正元年就开始戴眼镜了，这在清代的皇帝中，其实是比较罕见的。乾隆就一辈子没受过视力问题的困扰，从没戴过眼镜，在65岁时，他还写诗说：

器有眼镜者，用助目昏备。

…………

老年所必须，佩察秋毫细。

然我厌其为，至今未一试。

乾隆甚至在71岁时视力仍然很好，还会写诗劝人别戴眼镜：

一用不可舍，舍则如瞀定。

眼镜这东西，戴了就摘不掉，摘了眼镜，人就像瞎了一样。最后，一直心态良好、劳逸结合的乾隆，活到了89岁才驾崩，比他辛辛苦苦了一辈子的老爹雍正多活了30多年。

其实这道理《黄帝内经·灵柩》早就说过，“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一个人衰老或疲惫，他的眼睛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

康熙的儿子普遍非常迷信。比如老大胤禔，想通过魇镇来夺嫡；老八胤禩，找张明德相面过；老九胤禟，编造自己看见了“大罗金仙”的政治谣言；甚至是老十四胤禵，顶着“大将军王”的头衔到西北后，就找当地的算命先生给自己测算八字。

这极有可能是因为，在受到政治斗争之高压的影响下，皇子们容易被各种神秘文化所吸引，他们在潜意识中总是期望能预知未来。老四胤禛，我们的雍正皇帝一样不例外。甚至，雍正因为自己勤奋好学，在面对神秘文化时，他不是找人来测算未来，而是自己亲自下场研究，所有领域举头并进，全面学习。

前文提到过，雍正喜欢佛学，还有个法号叫“圆明”。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的是，雍正和蒙古活佛章嘉呼图克图在对谈佛法时，被章嘉活佛称赞“得大自在”。可见雍正的佛法造诣应该挺高的。在学佛之外，雍正也学道，且是一个资深的炼丹爱好者

雍正的外交经历不多，但仅有的两次对外谈判，一次面对强敌俄国，一次面对弱邻越南，他都做了妥协和让步。

清朝时，中俄两国领土接壤的边界争端很多。总的来说，一共有三处存在边界争端——东北的黑龙江、北部的喀尔喀蒙古、西北的新疆。其中东北的黑龙江属于满洲的龙兴之地，所以早在康熙时期，朝廷就出兵对抗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成功划清了中俄双方的东段边界。但中段边界和西段边界的争端，却始终没有解决。究其原因，在于西段没法解决，中段不敢解决。

当时的西段边界属于准噶尔叛军的势力范围。康熙尽管早年间解决了准噶尔领袖噶尔丹，但后来却因为财政问题，被迫和准噶尔的新领袖策妄阿拉布坦议和了。西段边界实质上处于尚未收复的状态，问题自然就没法解决。

康熙是不想丢失喀尔喀蒙古的领土的，但又无法贸然出兵，因为这会促使俄国和准噶尔兵合一处，联合对抗清政府。所以中段边界的问题，一直处于一种不敢解决的状态。

而雍正登基后，为了加速国家统一，就做出了一个战略构想：先通过中段边界的谈判，在进行一定的领土让步后，签订条约，稳住俄国，然后大兵压境一举平定准噶尔，收复西北。这个战略构想虽然不高明，但也算相对务实。而人们真正对雍正的批评，则是因为在同俄国的谈判过程中，雍正连续出现了两个失误。

第一个失误，御下不严。中俄谈判刚开始，清政府这边就出现了一个叛徒，大学士马齐。马齐在收了俄国人的贿赂后，直接把雍正为了收复西北，准备在中段边界让步的底牌暴露给了俄国人。这导致在谈判过程中，俄国人空前强硬。而雍正对马齐的异心毫无察觉，以致后人通过俄国人的记录才知道马齐叛国的事情。更离谱的是，吃里爬外的马齐在乾隆朝去世后，甚至还进了清朝的贤良祠。雍正身为君主，事前没有控制住马齐，事后没能及时发现马齐的罪行，责任巨大。

第二个失误，临阵换将。清政府最初负责谈判的人是隆科多，当时的隆科多正因为结党获罪，失宠了，所以他急于戴罪立功，在谈判过程中兢兢业业，不但亲自勘察边界的具体情况，还表态说俄国必须把目前侵占的中国领土全部吐出来，才能继续谈后面的通商、传教等问题。因为隆科多的强硬，一方面清政府在丢了底牌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在谈判中占据一定的主动权；但另一方面，这也使得雍正想先稳住俄国的战略构想出现了偏差。最终，在俄国人虚张声势的武力威胁与谈判即将破裂的恐吓之下，雍正又恰好查到隆科多在家中私藏了皇家族谱（玉牒），怀疑隆科多图谋不轨。至此，谈判刚进行到一半，雍正就临阵换将，把隆科多给撤了。

但顶替隆科多的，却是不懂外交的蒙古亲王策凌。在被俄国人一通忽悠后，策凌稀里糊涂地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界约》，非但没把被俄国侵占的土地要回来，反而倒贴了不少喀尔喀蒙古的无主荒地给俄国，连俄国代表自己都说：“说真的，我自己从来没有希冀过划界会获得如此有利而且公正的成功，……不仅边界上有利的地方没有让与中国人，而且有些以前俄国不占有的地区也由俄国获得了。”

总的来说，尽管雍正的战略目的达到了，此后在清朝出兵西北时，俄国的确保持了中立。但雍正重用马齐、撤下隆科多、安排策凌顶替这一系列昏着儿，也的确是他在这次谈判中无法被忽视的黑点。

与此同时，雍正在北方同俄国谈判之际，南方也一样出现了问题。

安南，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先是乘明末清初天下大乱之际，侵占了我国云南80里土地；之后在康熙朝，又趁吴三桂所引发的“三藩之乱”初定，云南局势混乱时，再次侵占了我国云南40里土地。一共侵占120里地。

云南地方官员怕被问责，居然始终隐瞒不报，直到雍正二年（1724）十一月，才被时任云贵总督的高其倬发现。找安南讨要时，安南国王黎维祹抵赖不给，高其倬上奏雍正，请求出兵收回领土。

站在云贵总督的立场上，高其倬讨回土地没有问题。但站在一国之君的立场上，雍正就很为难了——年羹尧刚刚平定青海，朝廷的元气还没有恢复，加之各项改革刚起步，各方的矛盾极其复杂，根本没办法腾出手再去打一场跨国战争。更为紧要的是，当时雍正刚刚派出鄂伦岱等人同俄国进行初步交涉，西北的准噶尔正虎视眈眈，如果此时在南方贸然动兵，一旦战争扩大，北方就会有严重的危机。站在雍正的角度来看，只要是神志清醒的人，就能明白和安南的这场仗是一定不能打的。

可现在高其倬已经和安南那边发生矛盾了，这又该怎么办呢？于是，雍正做出了一个百分之百要招来骂声的决定：

安南自我朝以来，累世恭顺，深属可嘉。方当奖励是务，宁与争尺寸之地？况系明季久失之区乎！（《清世宗实录》卷三一，雍正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历代安南国王都很恭顺，咱们本来就该嘉奖安南，怎么还能去争那么一点小小的领土呢？更何况那还是明朝末年丢了的土地！最终，雍正的要求是：明朝时丢的那80里土地，就赏给安南了，只要把康熙朝丢的那40里土地收回来就行。当时在云南当布政使的李卫感到非常不理解，壮着胆子上奏雍正，说安南人“畏威而不怀德，结怨而不记恩”，安南这伙人是没有感恩之心的，皇上对他们再好也没用，将来他们是说翻脸就翻脸的。最终，雍正无奈痛斥李卫“此奏一无可取”，要求云南官场必须执行命令。

正如李卫所言，安南国王非但不知感恩，并且根本就不打算归还康熙朝侵占的那40里土地。这下雍正的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降旨训斥安南国王：

以执迷之心，蓄无厌之望。（《清世宗实录》卷六五，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八日）

作为配合，云南巡抚鄂尔泰厉兵秣马，一副随时准备开战的样子，成功唬住了对方。于是，安南答复说，愿意将康熙朝时侵占的40里地归还。可令人意外的是，雍正最终却没要这40里地，反而回复说：

朕览阅之余，甚为嘉悦。在王既知尽礼，在朕便可加恩。况此四十里之地，在云南为朕之内地，在安南仍为朕之外藩，一毫无所分别，著将此地仍赏赐该国王世守之。（《清世宗实录》卷六五，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八日）

站在我们现代人的角度讲，雍正的这些做法都是极度缺乏主权意识的，领土，怎能随便拿来赏赐？可如果我们回到当年的天朝体系下，这件事似乎也不算特别离奇。安南国王黎维祹在收到消息后，难掩激动，面对清朝的赏地特使行三拜九叩之礼，并对天盟誓道：安南将永世称臣。史书是如此记载的：

（黎维祹）行三跪九叩首礼。……维祹闻言，以手至额者再四，誓“世世子孙永矢臣节”。（《清史列传·大臣画一传档正编十四·杭奕禄》）

而雍正朝的安南边界，此后也的确保持了安定。

这两次外交经历，雍正可以说是一直饱受批评。首先，它们造成了国家领土的巨大损失；其次，雍正的两次妥协，都是希望能为剿灭准噶尔而营造一个更好的外部环境，收复西北，但那场收复西北的战争，却在雍正的指挥下，以失败告终。这应该也是雍正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经历了。

年羹尧对胤禛这么不上心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他属于业务骨干，从来都是靠本事吃饭的，为人很骄傲，就不想在这方面动脑子；二、年羹尧真正的大靠山，从来就不是胤禛，而是康熙。

举个例子，年羹尧就任四川巡抚后，他本来是主管民政的，具体的军务应该归四川提督来管辖。但刚好当时的新提督康泰水平不济，年羹尧就直接插手了四川军务。可这是绝对的越权，但康熙却表示支持。这还不算完，康熙五十七年（1718），老十四胤禵出任抚远大将军，深入西藏作战。年羹尧当时属实露了一把脸，既打前哨侦察敌情，又搞后勤押运粮草，为战争早期的胜利立下大功。而后，年羹尧居然敢直接挟功要官，他给康熙上奏，说：仗是打胜了，但四川军务问题还很多，我身为四川巡抚，名不正、言不顺，整顿起来很是不方便，您能不能给我一个总督的虚衔？我整顿一年之后，退下来便是。

伏祈圣主暂加臣以总督虚衔，……令臣节制各镇。一年以后，营伍必当改观。俟兵马事竣，臣即奏缴虚衔，不敢久于忝窃。

这还了得？地方大员敢这么跟皇帝聊天，年羹尧算是相当出格了。结果康熙当即就升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待一年之后，这还退什么退啊？康熙六十年（1721），年羹尧升任川陕总督，全权负责“大将军王”老十四的军事后勤问题。于是，年羹尧在43岁时，就成为清朝当时颇有权势的封疆大吏之一了。

因此，一方面，年羹尧自己的能力很强，办事可靠；另一方面，他深受现任皇帝康熙的赏识和信任。他实在没有必要在夺嫡形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贸然和皇四子胤禛产生过分紧密的联系。

可此后事态的发展，让年羹尧在康熙朝晚年的夺嫡政局中显得越发重要。

一是在康熙的安排下，雍亲王胤禛娶了年羹尧的妹妹做侧福晋，年羹尧摇身一变，成了皇四子胤禛的大舅哥。

二是年羹尧的太岳丈明珠其孙子永福娶了皇九子胤禟的女儿，相当于胤禟成了年羹尧老婆的兄弟的老婆的爸爸。这个亲戚关系简单来说就是，胤禟是年羹尧的姻伯父，年羹尧是胤禟的姻侄。虽然亲戚关系有些远，但两个人毕竟是产生了联系。

三是除了同老四、老九有姻亲关系之外，此时的年羹尧还是皇十四子胤禵在西北军事上的后勤助手。

此外，很多人都不曾了解，年羹尧其实也曾和老三胤祉有过联系。

那么问题来了，在如此多的关系中，年羹尧为什么会最终倒向老四呢？原因有二：一，康熙五十八年，胤禛以八旗主仆关系的名义，借口年羹尧父亲年遐龄年事已高，让远在四川的年羹尧把10岁以上的年家子侄全部送回京城去照顾年遐龄，等于扣留了一拨人质。

自今以后凡汝子十岁以上者，俱着令来京侍奉汝父！

二，康熙突然驾崩后，雍正借隆科多的力量，兵围畅春园，顺利登基，成了合法皇帝。年羹尧自此顺水推舟，也更轻松。至于雍正到底是怎么登基的，待后文详述。

话说回来，就在雍正登基的同一年，年羹尧在西北完美地搞定了时为“大将军王”的皇十四子允禵，让后者把大将军印交了出来，这也成了年羹尧对雍正新皇登基的投名状。雍正自然也是投桃报李，给年羹尧封爵。雍正元年（1723）二月，年羹尧被封为二等轻车都尉，三月提升为三等公，十月又升为二等公。

年羹尧一时间化身炙手可热的大贵族，背后，其实还体现了新皇帝在军事上的重要考量。

当时，青海的罗卜藏丹津叛乱，要选派一位大将去镇压。按满洲惯例，逢大战必由皇室宗亲挂帅出征。但雍正刚即位，根基不稳，皇室宗亲包括老十四在内，多是夺嫡时的政敌。因此，在雍正看来，还是自己的大舅哥年羹尧，从军事能力到政治可靠度，都更为靠谱。于是，一番包装下，年羹尧就以外戚贵族的身份，拜大将军领兵出征。

年羹尧的业务能力绝对在线，打仗完全不是电视剧中演的那样一拖再拖。年羹尧十月拜将，当月便孤军进驻西宁，以自身为诱饵，指挥各地军队合围叛军。十二月，反包围完成，开始猛攻。转年二月，大军*到青海湖。三月，追击到柴达木盆地，彻底打爆罗卜藏丹津。只用了不到6个月的时间，年羹尧就荡平了青海。连当时清朝的官方颂文都说是：

成功之速，为史册所未有。

军事上的巨大成功，彻底稳住了雍正的皇位，46岁的年羹尧也被加封为一等公，在爵位这一块，算是封到顶了。这段时间，也是雍正和年羹尧的绝对蜜月期。雍正和年羹尧说的话，肉麻得无以复加。比如年羹尧孤守西宁时，雍正给奏章的朱批是：“好心疼！”（原话。）年羹尧胜利之后，雍正写的是：

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

咱们君臣二人啊，那是千古的榜样，让后世人流着哈喇子羡慕去吧。另外还有什么“朕之恩人”之类的吹捧，暂不一一列举了。

年羹尧刚平叛成功的时候，也想过自己功高震主的问题。比如青海刚刚平定之际，年羹尧就在善后事务的奏折中专门和雍正强调：

今军务已竣，臣无兼领大将军印信，久驻西宁之理。

可见，年羹尧在平定青海，立下大功之后，心里是有功成身退的念头的。那么，既然有这份心，年羹尧为什么还是没能善终呢？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雍正过于热情了，他不但继续保留了年羹尧的职位，让年羹尧继续经营西北，雍正甚至经常绕过中央六部，主动去找年羹尧商量各种中央决策。

坦白来说，我们应该相信那时的雍正是真诚的，他真是想和年羹尧做千古君臣的典范，他对年羹尧的吹捧与信任，就是想换来年羹尧的忠诚能干。可皇上这么热情，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自己是年羹尧，会不会膨胀？皇上不但吹捧你是自己的恩人，还什么事情都同你商量、哄着你，时间久了，绝大多数人都会渐渐迷失分寸，膨胀起来。而年羹尧接下来出现的三个问题，则让雍正真正对他起了*心。

第一，政治站队出问题。雍正上台后，他把夺嫡时的政敌老九允禟打发到了年羹尧的帐下从军，这原本是想让年羹尧监视允禟，可年羹尧考虑到自己和允禟之间毕竟还有一层姻亲关系，而允禟又是个政治上的失败王爷，所以年羹尧就没把这项监视的任务当回事。年羹尧非但没按时向雍正汇报允禟在西北的动态，反而放任允禟在当地做起了买卖，且允禟的生意越做越大，以至于发展起来后，当地人还赞扬允禟是“贤王”。最终，因为年羹尧的不在意，愣是气得雍正又派了个人去重新看管允禟。那此时雍正对年羹尧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朕对你这么好，你怎么能胳膊肘往外拐？

第二，班子团结出问题。年羹尧在取得军事胜利后，曾向雍正举荐了大量官员。这里面有合理的、立下军功的将士，但也有不合理的、花钱贿赂年羹尧的官员，年羹尧则照单全收，而处于君臣蜜月期的雍正也是照单全准。但时任吏部尚书的隆科多就受不了了——一来，这违背了吏部的正常运转，隆科多相当于被年羹尧架空分权了；二来，年羹尧举荐的人也确实太多。因此，二人的矛盾也越积越深。

可雍正夹在中间就为难了，这边的年羹尧是自己军事的支柱，那边的隆科多也是让自己顺利登基的功臣。最后，雍正夹在两人中间来回和稀泥，甚至还提出要把年羹尧的一个儿子过继给隆科多，让两边亲一亲。

无奈摁下葫芦起了瓢，年羹尧和雍正最信赖的兄弟老十三怡亲王允祥又闹出了矛盾。雍正朝初期，怡亲王允祥正在负责追缴各省的财政亏空，而年羹尧以西边打仗为由，拒不缴纳，请求雍正帮忙豁免。雍正答应了之后，仍旧夹在中间和稀泥。他没事就给年羹尧寄点小玩意儿，说这都是十三爷赏的。可年羹尧并不领情，甚至后来在回京时，他还对老十三的府第出言不逊，说了些类似“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混账话。和影视剧《雍正王朝》二人熟识的设定不一样，实际上，年羹尧和老十三两个人之间，就没有什么交情，雍正夹在中间可太难受了，手心手背都是肉，你年羹尧，怎么就总是让朕这么为难呢？

第三，自我定位出问题。年羹尧得胜还朝回到京城时，实在太忘乎所以了。巡抚见了要下跪，王公见了要问好，他甚至不下马。按年羹尧的说法，这是上任“大将军王”的惯例。可你的上任是谁啊？人家老十四那是皇子！最关键的是，别人越捧，年羹尧越飘，他不但炫耀功绩，还插手中央各方事务。一时间谣言满天飞，说年羹尧就是“隐形皇帝”，他想干什么皇上都得准奏。这话还传到了雍正的耳朵里，雍正还得专门出来，当着年羹尧和文武百官的面去辟谣。雍正说：

朕岂冲幼之君，必待年羹尧为之指点，又岂年羹尧强为陈奏而有是举乎？

还说：

年羹尧之才为大将军、总督则有余，安能具天子之聪明才智乎？

其实这话已经够狠了，但年羹尧还是没在意，在雍正面前照样大大咧咧地叉开腿坐着，没个恭敬的样子。虽然没有影视剧中“卸甲”的剧情那般僭越，但也非常过分。（影视剧《雍正王朝》中，雍正让年羹尧的部下卸甲，但各部下直到年羹尧点头后才遵命。）雍正的心情我们可想而知：朕对你好到如此程度，你倒真是丝毫面子也不给朕留啊！

于是，一场三步走的“倒年”活动就此开始：

第一步，放风。先逐渐放风，表达雍正对年羹尧的不满，告诉大家年羹尧即将失宠。再私下通过密折诱导各省的官员参奏年羹尧。

第二步，罗织。雍正开始正式地公开表达对年羹尧的不满，闻风而来的大臣就特别“懂事”，纷纷上奏弹劾年羹尧。

第三步，换人。雍正秘密策反了年羹尧手下的大将岳钟琪，架空年羹尧，随后一道圣旨就让年羹尧去当杭州将军。接着便把年羹尧的官职、爵位，从一等公一步步削到庶民。之后将年羹尧锁拿进京，以92条大罪赐年羹尧自尽。雍正三年末（1726年初），年羹尧被赐死，时年47岁。

话说回来，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来看，被贬为庶民的年羹尧，就一定要死吗？其实不一定。年羹尧的贪腐问题的确严重，操作各种权钱交易，但这其实在康熙晚年间属于常态，只不过雍正决心在新朝整顿吏治，年羹尧的贪腐就显得大逆不道了。但即便如此，如果年羹尧不曾是雍正的宠臣，也不一定会死，正是因为雍正早期对年羹尧吹捧过度，满朝皆知，最后却在政治站队、班子团结等一系列问题上，惨遭年羹尧“啪啪”打脸。于是，在这位“好面子”的雍正皇帝眼里，年羹尧所面临的也自然是必死之局了。

年羹尧这一辈子，活到47岁，风光了几十年，最后一年突然陨落，但仍是相当充满传奇性的。如果我们的生命中有一次选择的机会，一边是平平安安地度过漫长人生，一边是像年羹尧一样大起大落，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

在封建社会，当下属的，不管功劳再大、领导再喜欢自己，还是得恪守人臣本分，才能善终。正如孔子说的那样，中国自古就“事君数，斯辱矣”（《论语·里仁》）。臣子和君主走得太近，日后倘若翻脸，前者的下场是会比旁人更加悲惨的。

大多数情况下，我的建议是：如果想改变自己，或者对自己目前的处境不满意，那就一切从简——找一个你觉得应该会带来改变的任务，然后去做就是了。不要怕碰壁，不要怕失败——那是必须经历的过程。失败并不可怕，因为人总是要失败许多次才会得到结果，况且又不是只有你会失败，怕什么？达成目标的关键在于每次受到挫折之后能否汲取教训。只要能汲取教训，然后自我调整，那就是进步。我们一生所做的事，大都是在试错，对于人生，没有人能像解释数学或物理学原理那样给出普适的公式。永远记住，马上行动是最重要的——尽管这句话已经被无数人说过无数次。

道理是很清楚的：先做既重要又紧急的；不重要又不紧急的当然不用理会；紧急却不重要的，亦可不必理会；可若是重要却不紧急的，反倒得优先处理……然而，我通过观察发现，大多数人面临的真正问题并不是弄不清楚这个道理，而是无从分辨“真的重要”和“显得重要”，以及“真的紧急”和“显得紧急”。

判断一件事情是否真的重要，标准只有一个：是否对目标（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的实现有益。不过，判断一项任务是否真的紧急，标准并不好找，因为人总会觉得每件事都很紧急。

事实上，真正紧急的事少之又少，“十万火急”几乎只出现在故事里。如果不相信，你可以尝试把所有觉得紧急的事情延迟一段时间再处理，如此坚持一个月左右。现实会让你明白，那些事情实际上没有那么紧急。所以，评价任务只需要一个标准，那就是：它是否真的重要。再往后的道理一目了然：最重要的任务永远只有一个——那个真正对目标的实现有帮助的任务。

每次我要出门的时候，都要在门口检查自己是否带了手机、钥匙等，逐一核对之后，才会把门锁上。这就是一个利用核对列表来避免自己因遗漏而浪费时间的例子，前面提到的去超市买东西的例子也是如此。

在实施计划、完成任务列表中的每个项目时，都应该提前给这些项目专门制定检查列表，用来保证当前任务确实能按预期完成。很多时候，尤其是在完成连续任务的时候，如果遗漏了某个方面，后续任务的执行就很可能中断，继而退回上一个当时以为完成、现在却必须补充的环节——这种错误往往会导致大规模的时间浪费。

有的时候，检查列表不一定要写下来，原因在于：如果项目不超过7个，那么检查完全可以在你的大脑中进行；很多项目你已经非常熟悉，对应的核对列表你早就深谙于心了。

有的时候，任务的项目相对复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需要提前制作一个可以勾画的核对列表，逐一核对，避免缺漏。

列表一旦开始运作，就一定要执行到底

一事无成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放弃。放弃的方法有很多，最常见的是“换一个更好的方向”。如果确实是一个更好的方向倒也罢了，但事实上更好的方向并不存在，因为照此下去，“更好的方向”会不断出现。千万不要觉得认为自己能够不断找到“更好的方向”的人不多，其实大家都会不断找到“更好的方向”。“方向”“越来越好”，成功的人又有多少？寥寥。

我从来都不相信“人人都能成功”之类的话，我顶多相信“其实人人原本都有可能成功”。我觉得，一个人最终成功的关键，并不是他曾经精确地计划过自己的成功，而是他在坚持。走向成功的过程就好比项目的起点在南极，终点在北极——无论最初往哪走，只要中途不改变方向，早晚会到达终点。但如果中途改变过方向，更极端的——经常改变方向，就怎样都无法到达终点，甚至可能返回起点。所以，在行动之前要判断列表所代表的任务是否现实。如果确实觉得自己能够也应该完成任务，那就着手去做，而且一定要执行到底。

大多数人会在有事的时候抓起电话就拨。可是，等等！你凭什么确定对方现在就可以接电话？每个人的工作习惯、工作时间都不相同。例如，身处管理层的人通常可能需要参与更多的会议，日常工作也更繁忙，所以，给他们打电话的时候，最好的通话时间很可能是在上班时间的前半个小时，因为他们通常是准时上班的，而半小时之后，他们要么去开会了，要么正忙于处理其他事情。另一些人（尤其是那些从事与设计有关工作的人）往往是“夜猫子”，上午11：00以前给他们打电话很可能会令他们大为光火，而在凌晨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却不一定会觉得意外。

应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良好习惯是，在电话簿中加上备注，写清此人在通常情况下方便接电话的时间。另一个建议是，在无法确定对方是否方便接电话的时候，可以先发一条短信过去：“请问您方便接电话吗？我是×××，有关于×××的事情找您。”其实，最好能在手机里做一条这样的短信模板，以备随时调用。

场景二

大多数人会在有事的时候抓起电话就拨。等等！你准备好要说什么了吗？你是否很讨厌这种情况——刚刚放下听筒，电话铃又响起来，接通后听到对方说：“真不好意思，刚刚忘了……”遇到这种情况，我想很多人都在礼貌地回答“没关系”的同时，默默地在心中把对方划入“不靠谱”的那一类……

应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好习惯是在电话旁边摆上一个便笺簿和至少一支笔，以便在打电话前罗列通话要点。通话时，每当说完其中一个要点，就在对应位置做个标记，既可以确保通话逻辑清晰，也可以避免遗漏重要信息。另外，这个便笺簿也可以用于记录通话过程中对方提供的信息。

记笔记很有必要——相信我，大多数人的记忆力是不可靠的。在生活中，去超市买东西回来后发现少买了一两样，顶多生一会儿闷气，而在工作中，如果遗漏了一件事情，则可能导致你失去一部分收入，甚至失业……

经常使用手机的人同样很有必要随身携带纸和笔。把电话、纸、笔一起放在随身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可以帮助我们节约很多时间。回忆一下我们见过的这种场景：一个人手忙脚乱地翻着包，用耳朵和肩膀夹着手机，嘴里说着“您等一下……对不起……”接下来看到的说不定就是那人好不容易找到纸和笔，却发现笔不能用……

场景三

大多数人会在有事的时候抓起电话就拨。如果对方没有接电话，就只好暂时作罢，往往到了第二天，才发现自己忘了还有这回事……也许一不小心就耽误了大事。

如果工作电话没有拨通，那么最好用手机给对方发个短信，简要说明一下事由。尤其是当你用公司的分机电话拨出去却没找到人的时候，对方可能由于种种原因错过了电话，但回拨时却只能找到总机——因为他不知道正确的分机号码。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想办法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的实例，可是，我经过观察无比惊讶地发现，人们十有八九不知道正确的做法。

很多人因为跌入这样简单的陷阱而耽误很多事情、错过很多机会，却不自知。

场景四

大多数人会在有事的时候抓起电话就拨。电话接通之后直接切入“正题”，而对方犹豫了一下：“不好意思，请问您是？”

如果你拨打的是手机号码，不要以为对方的手机里一定存有你的电话号码；如果你拨打的是固定电话号码，不要以为对方一定能一下子听出你的声音——哪怕是再熟悉的同事。对方可能刚刚换过手机，通讯簿正在恢复阶段；也可能正身处嘈杂的环境，无法听清你的声音……打电话时最莫名其妙的开场白就是：“是我……”更有甚者，有些人自以为是到连这两个字都不说。私人电话也就算了，工作电话切勿如此。

另外，在给联系不是很频繁的工作伙伴发短信时，在末尾加上自己的姓名是一个并不麻烦并能省掉很多麻烦的好习惯。

场景五

大多数人会在有事的时候抓起电话就拨，而全然不考虑之后要沟通的内容里是否有很多必须要记录的信息，如电话号码、邮件地址、通信地址，甚至一些工作中必须使用的复杂参数等。你凭什么确定对方现在手边恰好就有纸和笔，可以随时做记录？就算对方手边恰好有纸和笔，在电话中交代这类复杂的信息时也经常会出错。所以，有经验且善于替对方着想的人会这样说：“……您不用记的，我只是先告诉您。随后我会通过邮件（或者短信）给您发个备忘……”

说到这里，相信你应该能够理解：其实，真的没有人不会打电话，只不过绝大多数人会的确实只是“抓起电话就拨”而已。

有心人拨打工作电话是有技巧的。

▷确定对方最可能方便接电话的时间（在难以确定的时候，先发短信询问）。

▷在拨打电话甚至发短信询问对方是否方便之前准备好一切计划沟通的内容，做好检查列表放在手边，确保沟通过程中不会遗漏要点。

▷在通话前把重要信息整理成电子文本；在通话中做必要的更新；通话结束后，马上通过电子邮件将备忘发给对方。

▷若对方没有接电话，则给对方发署名短信告知详细事由，并做好记录，防止自己遗忘此次沟通任务。

▷……

另外，手机丢失是常见的事情——一部手机的价格并不高，要命的是里面的电话簿。今天，大多数人的手机里都存有上百条联系人信息，离开手机，有些人连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都记不住。电话簿的丢失或者损坏，不仅损失难以估量，还会让人特别尴尬——“对不起，我的电话簿丢了，请问您是？……”要想避免这种窘况，就要养成定期备份电话簿的习惯。挑选一款能够方便地与计算机连接的手机很重要，而且尽量不要选用那种必须使用特殊连接线的手机。另外，使用能够与计算机（甚至与云端存储）快捷同步的手机会额外获得的巨大好处是：在电话簿中可以方便地保存更多电话号码之外的附加信息。

为常见任务制定流程是一个必须养成的习惯。一个人在梳理流程的过程中，会不由自主地思考个中细节。有些人做事仔细，其实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很早就养成了这个简单的习惯而已。而另一些人，总感觉自己够聪明，却在实际工作中频繁出错，也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尚未养成这个简单的习惯而已。这个简单的习惯，日久天长，会让人与人之间产生巨大的差异。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你会很容易地找到无数例证。

有些时候，如果我面临的任务比较复杂，大脑短期记忆容量不够，就只好借助纸和笔（有些人更喜欢使用计算机上的思维导图类软件），用写写画画的方式辅助自己预演每一个步骤。

需要执行的任务越重要，这种预演就越关键。只有经过大量的预演或者练习，我们才能够在实际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有出色的表现。这也是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之间的选择和差异。准备充分的人，常常会有出色的表现，最终能够顺利完成任务，而这样的经验会使他坚信提前准备的重要性。准备不充分的人，执行任务时必然表现欠佳，但不管表现多差，他也提前做了一点准备（或者自认为做了一点准备），而这样的经验会让他觉得准备没什么用，至少没什么大用，于是下一次他还会采取同样的行动，还会面临相同的甚至更严重的尴尬……

我认为，万事皆可提前准备，万事皆需提前准备。只有前期准备充分，才能在实际执行任务时有出色的表现。举个例子，我在做新教师培训的时候，经常被新教师夸奖：“李老师，你在台上随机应变的能力太强了！”对此我不敢谦虚——因为他们完全夸错了，我自己太清楚自己的应变能力有多差。

我之所以“显得”游刃有余，是因为之前做过太多的准备。我之所以做那么多准备，是因为曾经出过丑——想象一下，在台上讲到一半突然发现自己说的某句话有不曾想到的歧义，是多么窘迫的事情？所以，在任何一次演讲的准备阶段，我都会花很多时间认真考虑自己的每个观点、每个事例、甚至每个句子可能引发什么样的理解和反应，然后逐一制定对策。只有这样，我才可以安心上台。

另一个很多人不相信的情况是，我有严重的“课前恐惧症”。每次上课前5分钟，多种症状并发：手心发痒、头皮发麻、眼皮狂跳（有时候左眼皮跳，有时候右眼皮跳，有时候两只眼的眼皮一起跳）、后背开始冒冷汗（冬天也一样）……我通常要到开始讲课5分钟之后才能彻底摆脱这种恐惧状态。自我2001年第一次上台演讲到现在，从没有一点改善的迹象，只不过我已经比较习惯了。

我并不能克服恐惧，而是仅仅做到了习惯恐惧。然而，即便是这种退而求其次的“习惯恐惧”，也需要努力和挣扎。努力的方法，就是在课前做很多很多的准备工作。我甚至为此多少有了一些强迫症状——准备的内容必须多到实际讲课内容的2倍以上才能踏实。不过，这样的恐惧倒成了动力，它使我的很多课程和演讲最终有了多个版本。我还会把这些版本分别演练很多次。这样的准备使我一旦进入状态，就肯定无所畏惧。也因为知道了结果，所以，我可以做到在开始的时候任凭恐惧陪伴。

我父亲的一句话帮了我。他说：“相信我，你并不孤独。”我之所以认为自己可以想出办法解决对演讲的恐惧，就是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害怕当众演讲。有些人甚至把“害怕当众演讲”与“害怕死亡”相提并论。害怕死亡的理由自然不必说，而害怕当众演讲的原因人们却未必真的了解。其实很简单——因为准备不足，所以害怕。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曾因为觉得自己缺乏急智而自卑，直到读了一本苏联克格勃特工的自传才改变了看法。我现在已找不到那本书，也想不起主人公完整的名字，只隐约记得好像叫“什么年科”，姑且就称呼他为“年科同志”吧。

书中提到，年科同志有一次被一群美国特工追*，手中的左轮手枪里已经没有子弹，只能靠奔跑摆脱厄运。在这个过程中，他冲下一段长长的大理石台阶，跑着跑着，突然做了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动作——停步蹲了下来。在这段时间里，追赶他的那些特工因为高度和视角的关系，无法用枪射中他，他因此赢得了宝贵的七八秒，得以从口袋里拿出子弹装进左轮手枪，打得追赶他的那些特工慌忙寻找掩体自保，而他最终成功逃脱。

年科同志后来回忆，当时他之所以能做出那么一个令人震惊的动作，是因为在他脑子里这个动作已经提前演练过无数次，而他也设想过不知道多少种在逃跑时可能出现的状况——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早晚有一天会遇到那样的追*。他说，所有高级特工都明白一个简单的原理：任何动作演练到一定次数，就能准确完成——甚至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他只是把这个原理应用到极致而已。

很多人做事半途而废、不了了之的根本原因在于从未想过要给自己执行任务时的表现设计一个验收机制。最基本的验收机制是针对最终结果的。部分有经验的人因为在做事之前总是更关注步骤，并会按照需求将任务拆分成若干子任务，所以，他们甚至会为每一个步骤设计相应的验收机制。其实，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开始接受这种训练，而可笑的是，这种训练从未达成设计者的目标，并且最终的结果总是恰恰相反。

这种训练就是“考试”。

学校对学生学习任务的执行效果不仅有确定的验收机制——考试，还将其细分为很多类别——小测验、期中考试、期末考试。这本是成功完成任务所必须的，而由于种种原因，几乎每一个经历过考试的人都讨厌考试。

人们讨厌考试的原因非常多：有些老师不自觉地用考试刁难学生；有些老师懒得把测验搞得太难；只要考试，就有人作弊，这会让另一些人觉得不公平。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只要考试，必然只有少数人能获得优异的成绩——如果考试题目设计确实合理的话（可惜这种情况很少），而这种结果只能说明大多数人之前做得不够好。可是，又有谁愿意承认这样一个结论呢？

人们讨厌考试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考试不仅是验收机制，还经常被当作选拔机制。更难办的是，某一考试的目的究竟是验收还是选拔，在很多时候难以区分。因为选拔是那么重要——无论是对选拔者来说，还是对被选拔者来说——所以，最终连整个教育体制都本末倒置地变成了“应试教育”……

正是考试的种种弊端，使人们憎恨考试——尽管人们从来离不开考试，也不曾离开考试。事实上，连整个人生都可能是一场考试。然而，对考试的这些纠结，使很多人在学校之外绝不肯自己考自己。

有趣的是，电子游戏（同样算是一种“考试”）的设计者却深谙个中之道。他们为玩家设计了详尽的即时回报系统，包括经验值、等级、宝物等。而且，电子游戏不仅有正面回报系统，还有负面回报系统，例如一段时间不登录就会减少经验值等。这种回报系统其实就是设计精良的验收机制。在这种验收机制的“监督”下，每个玩家都不由自主地“加油干活”，并且乐不思蜀。

由此可见，验收机制相当重要。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任务，都应该对其认真审视，同时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并要想办法回答：怎样才算“做好”？如果能把任务拆分成若干子任务，就可能更容易确定“做好”的标准，因为每个子任务的验收标准可能已经自然存在，起码有这么一条：“如果这个做不好，下一个就没法开始……”

为了将验收机制落到实处，我们应该在做一件事情之前，拿出纸和笔写下每一个预定的验收标准。经过第2章的讨论，我们已经不会再选择去做那种脆弱而又不现实的“完美主义者”了，所以我们也不会设置过高的标准（也就是去设置恰当的标准）。但是，走到另一个极端——完全没有标准——显然是愚蠢的。当任务（或子任务）完成时，拿出之前写的标准对照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简单的方法有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它会让我们注意更多的细节、进行更多的思考，并不由自主地更为专注。

从更高的层面看，设计验收机制也是任何一个领导者必须拥有的基本能力。哪怕你领导的只是一个很小的团队，你也必然要向团队成员指派各种各样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没有设计验收机制，那么最终的结果肯定让你很失望——缺少验收机制会使团队成员对自己的工作质量毫不介意，长此以往，团队的执行力将等于零，作为团队领导者的你也必须承担失败的责任。

如果说，车是人类腿脚的延伸，使人们走得更远，望远镜是人类眼睛的延伸，使人们看得更清，计算机是人类大脑的延伸，使人们算得更快，那么，学习就是人类所有能力的延伸，使人们拥有更多能力，并且往往主要取决于你花费的时间与精力。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成本，尚未考虑收益。事实上，学习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行为。

可很多人并不这么认为，我就见过很多“拒绝学习”的人。举几个例子。我曾经多次劝我的一个朋友花20分钟学习一下命令行环境的批处理方法，未果。他拒绝的理由是：“现在谁还用命令行啊？早就是可视化操作系统的时代了！”我曾经多次劝我的另一个朋友花10分钟学习一下Google通配符的使用，未果。她说：“不用那东西也一样能找到自己想要的啊！”

我曾替他们着急，可是后来却发现这是个“死结”。为什么呢？第一，拒绝学习就不可能有机会知道学习之后的收获；第二，因为不知道学习之后的收获是什么，所以不可能知道那收获有多好、多大；第三，既然对学习的好处无从了解，自然就没有学习的动力……

任何一个人如果曾经有最终习得某种技能的经验，就会知道，在习得的瞬间，整个世界都会为之改变。换一种说法：因为有能力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他不再存在于原本的世界里；因为所习得的技能，所以他拥有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例如，一个人若最终可以熟练使用一门外语，他原本生存的世界就多了一扇门，跨过那个门槛，就是另一个世界——他比那些只能讲母语的人多拥有一个世界。选择痴迷于学习的人，正是基于这样的体会：每掌握一项新的技能（是否足够精通或者是否比别人强实际上根本不重要），就感觉自己像重生了一次。如此看来，其实每个人原本可以拥有的都并非只有一辈子，只不过是大多数人放弃了而已。以我来说，很多年前，当我学会BASIC编程语言时，并不知道它会给自己的一生带来无穷的好处，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然脱胎换骨；当我学会当众演讲时，我的世界跟着变了，我打开了一扇新的门；当我真正学会教书时，我发现自己已身处另一个世界……回顾往昔，我早已重生无数回。

事实上，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有机会体验这种“一生经历许多辈子”的“诡异”感受。例如，演员。那些从影几十年的演员，往往演技过人（所以才没有被淘汰），他们过人的演技更多来自勤奋而非天赋——在每一出戏中，他们都会用一切方法去了解他们所饰演的角色。罗伯特·德尼罗为了演好一名拳击手（《愤怒的公牛》），先是在几个月内增重30公斤，然后在几个月内减重30公斤。梅尔·吉布森为了拍好《勇敢的心》，花了几年时间去图书馆“做功课”。艾德·哈里斯为了演好贝多芬（《复制贝多芬》），花费多年时间打磨自己的琴艺，揣摩贝多芬的心迹。刘德华为了演好《阿虎》，仅在能自然地流露出虎落平阳的神态这一点上，就自愿挨了许多顿打……将这些演员20年前的照片和现在的照片做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最明显的变化不是在年龄上，而是在眼神上——愈加深邃。我个人的理解是，他们演一出戏就等于活了“一辈子”，如此，他们早已经活过不知道多少辈子了，眼神太难不深邃、不透彻。

“学习”最关键的一点是：任何知识的获取，都是不可逆的。在知道它的那一瞬间，它就已经改变了一切——生活因它而变，无法还原。我们再也不可能对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置之不理，它瞬间就能根深蒂固，无法铲除。例如，那些学过概率统计的人，在一般情况下是没办法掏钱买彩票的，因为买彩票这种行为在他们眼里是对自己智商的侮辱。但与此同时，彩票是地球上最畅销的商品（没有之一），可见有多少人一生都未曾有机会了解那些重要的知识。

“学习”的重要起点是：起码学会一种技能。无论这种技能多简单、多普通，学会之后都可以让学习者了解“习得”带来的大不同。一旦拥有了起点，那学习的*就会像种子发芽，无论多大的石头都压不住——它会越来越茁壮，越来越坚强。其实，那些拒绝学习或者一不小心受了影响而把“学习”两个字妖魔化了的人真的非常可怜，他们每天都在挣扎着想要“管理时间”“珍惜生命”“提高效率”，却不知道他们因为当初不肯花十几分钟学习而导致其后少做了很多事情、错过了很多机会，并且连只有一次的人生都没有过好。

所有人获取知识最基础的手段就是“体验”。

所谓“体验”，通俗地说就是来自五官的感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例如，当我们观察某一事物时，“看到”本身就是一种体验。由此，我们知道长城是宏伟的、《欢乐颂》是悦耳的、氨水是刺鼻的、川菜（或其他著名菜系）是可口的、石头是坚硬的……人类就这样依靠五感初步认识世界。可以想象，人类从茹毛饮血到彻底了解熟食对肠胃消化及身体健康的好处，需要跨越怎样的时空——火的获得和使用是最大的限制，而对火的认识，从恐惧到驾驭的时间又无比漫长。

比“体验”再高级一点的获取知识的手段，是“试错”。

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曾在一次聚会上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她为了证明自己会做菜，主动提议给大家炒个宫保鸡丁。大家当然非常高兴。她进了厨房，几分钟后，发出一声尖叫。大家马上围过去，只见她眼里噙着泪，把手指含在嘴里*。大家都很奇怪，谁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问了半天才弄明白：原来，她把油倒进锅里，然后点燃煤气灶，过了一会儿，因为搞不清楚锅里的油是否已经热了，就把一根手指探进去试了试……我们集体目瞪口呆。

我猜，这位同学这辈子都不会再用手指来试探油是否已经热了。这就是“试错”。试过之后，知道错了，以后就不再犯了。当然，也许在试过之后，发现不仅没错，而且很正确，那么，我们就获得了一项新的知识或者技能。

“试错”是如此重要，以至在人类最古老的年代，“教育”是要靠鞭子的——做对了，可能会有奖励，但做错了，一定要受到惩罚。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父母把惩罚当作主要的教育手段。

“试错”往往需要勇气。鲁迅先生曾说，“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也一定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在“试错”这个手段的基础上，另一个聪明一点，而且重要得多的获取知识的手段，是“观察”。

前面讲述的那个故事还有后续。当那位女同学把手指烫伤，大家目瞪口呆之时，屋子里的另一个女同学喃喃地说：“哦，原来是不可以用手指头的哦……”大家又愣了一下，继而哄堂大笑。

“观察”扩展了我们的学习范围。我们依靠观察常常可以从他人的经历中获得经验或者教训，进而将其转化为自身拥有的知识。正所谓“他人亡羊我补牢”。

然而，“体验”、“试错”和“观察”，都有局限。

首先，大量知识无法通过（个人亲身）“体验”获得。例如：地球的构造究竟是怎样的？没有人有能力去体验。太阳的温度究竟是多少？没有人有能力去亲测。

其次，有些知识很难通过“试错”获得。例如，股票投资者一般不会通过“试错”进行决策，因为一旦犯错，其后果他往往无法承担。另外，许多知识不能通过观察获得。例如，历史研究者无法目睹几百年前的历史，最贴近的第一手资料也不过是遗物；人类在数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观察太空都只能靠肉眼，望远镜发明以后情况才好了一点，但即便如此，很多东西（黑洞等）仍然无法直接看到。

对“体验”、“试错”和“观察”进行补充的，就是“阅读”。阅读是人们获取知识的更加重要的手段，当然也是相对更加需要运用心智能力的手段。

让我们观察一下周围。由于没有“阅读”能力，人类之外的物种只能依赖最落后但很神奇的方式积累经验——基因遗传。

特里·伯纳姆和杰·费伦在《本能》一书中提到，啄木鸟可以本能地采用最优算法获取食物，而麻省理工大学的一位数学博士在面对同样的问题时却不见得可以迅速解决。啄木鸟的小脑袋在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情况下，是从何得知觅食方法的呢？答案是：通过基因遗传。

人类原本也是通过基因遗传积累经验的。这些经验现在还能观察得到：没有见过蛇的婴儿只要见到蛇就会嚎啕大哭，但没有见过枪的婴儿却不怕这个比蛇要恐怖无数倍的东西——人类在演化过程中不知道被蛇咬过多少次，可人类认识到枪的危险至今不过几百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无法形成可以通过基因遗传的“天生”恐惧。

然而，文字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文字的出现，使人类的经验积累不再仅仅依赖基因遗传，人类开始使用文字记录并存储信息、获得知识、传播经验……现在我们已处于人类历史上进步速度最为惊人的时代，“日新月异”这个词已经不够——“分新秒异”都不过分。

人类拥有文字之后，并没有马上因此获得应有的“实惠”，知识的传播与积累在很长的时间里依旧困难。从结绳记事到刻石颂德，从宣纸录史到革皮藏图，文字的载体在其发展历程中几乎从未易于保存、便于传播。小说《西游记》就生动地讲述了，在文字传播极为困难的时代，获取知识（取经）有多么艰辛。

然而今天，文字的传播已经前所未有地方便、容易。可以说，是互联网改变了一切：文字处理软件、网志程序、搜索引擎……无数新技术使文字、经验和知识的记录、传播、共享、检索变得非常容易。今天，任何人只要稍有常识，就可以“出版”自己“体验”“试错”“观察”的文字记录。搜索引擎简单而又清爽的界面背后几乎是宇宙量级（用“海量”这个词已经不够）的信息。知识共享的精神前所未有地被发扬光大，其最直接的也是意义最重大的产物应当是免费的维基百科。今天，只要拥有足够的阅读能力，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过去难以企及的“博士”级的知识量。

所有用过“大众点评网”之类应用的互联网用户都可以体会到使用文字共享信息和经验的好处。以前，一个人即便从小就生活在大城市，也没有办法掌握并且检索所住城市所有吃喝玩乐的好去处。如果没有今天这种文字的共享，人们就不得不退回“石器时代”，失去很多享受生活的机会。

在这样的时代，“阅读”突破了个人“体验”或“试错”的种种局限。“体验”往往囿于自己，“试错”受限于自己的阅历，而通过“阅读”，我们却可以得知他人“体验”和“试错”的结果（即所谓的“经验”），进而获得跨越时间和空间，跨越种族和国度的信息——翻译工具越来越先进，掌握两种甚至多种语言的人，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阅读”的前提是使用文字记载的前人经验已经存在。阅读也使快速的经验积累成为可能——“对蛇（爬行动物）的恐惧”可能需要几百代才能通过基因遗传变成“天生的知识”，但有了文字，可能只需要一代，人类就能获得千百年来积累的知识。现代人只需要小学、中学、大学总计16年左右，就有机会在学校里把哥白尼、伽利略、牛顿、达尔文、门捷列夫、爱因斯坦等历史上的巨人们拥有的全部知识收入大脑。

在这里，我还想援引电影《新基督山伯爵》中的一个我看过无数遍的片段来讲讲文字的重要性：

身陷大牢的爱德蒙·唐太斯终于见到挖了六年却不幸挖到另外一个牢房的法利亚神甫。

见面后，法利亚神甫要求爱德蒙帮他挖地道：“为了报答你的帮助，我将提供给你一样无价的东西……”

“我的自由？”爱德蒙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自由是可以被剥夺的。”法利亚神甫颇有些不屑，接着说道，“我会将我知道的一切知识教给你；我会教你经济学、数学、哲学、科学……”

爱德蒙忽然又发现了值得自己兴奋的东西：“读书、写字？”

法利亚神甫愣了一下，发现爱德蒙是个大字不识的家伙，颇有些无奈：“……当然。”

这时的爱德蒙已经根本无法拒绝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神甫认为知识最宝贵，大字不识的爱德蒙却只知道自由最可贵。可是没有知识，精神怎么会自由呢？精神不自由，肉体的自由又算得了什么呢？精神的自由是谁也夺不走的。爱德蒙的重生从这里开始。他开始识字，他开始深刻地思考，他不再只是一个杂食动物，而是一个可以天马行空的人——尤其在他重获肉体自由之后。

除了“试错”“观察”“阅读”，“思考”，准确地说，“正确地思考”，才是获取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的主要手段。文字出现以前，人类已经能够思考，但局限于已掌握知识的数量，当时的人类很难正确地思考。

很容易想象，远古时代人们对因果关系的认识非常狭隘，而一切现实生活经验都能让他们体会“万事必有因果”。当时的人们看到树上的枝叶被风吹动，当然可以理解为风是枝叶飘动的原因，但他们并不了解现代人小学时就能从教科书里学到的知识：空气流动，形成了风。于是他们自然地这样思考：“肯定是有什么力量形成了风，可究竟是什么呢？”在没有任何“合理解释”的情况下，他们会接着认为，“那只能是神的力量”，因为“万事必有因果”。

“万事必有因果”本身没有错，问题出在人们不一定看到“因”就能想到正确的“果”，也做不到为所有的“果”找到正确的“因”。有时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某件事（果）发生了，可是我们难以确定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或者反过来：某件事（因）发生了，可是我们并不确定它的结果究竟是什么。

思考、求知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探求因果关系的过程。在这个方面，达尔文的工作几乎可以称作奇迹。托马斯·索尔曾经这样慨叹：“达尔文不仅是生物学上的，更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界标。”

达尔文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几乎是我们能知道的第一个可以跨越几百万年时间，并彻底摆脱“个体感知”局限去“正确地思考”问题的人。他也使后来无数的人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并完善一种突破人类个体局限的系统的思考方法——科学方法。

但是，达尔文正确思考的结论没能迅速成为人类的共识，《物种起源》和演化论所走过的历程，足以让我们了解“正确地思考”有多么不容易——

1859年11月24日，在20年的谨慎准备之后，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据记载，这本书的第1版印了1250本，在一天之内销售一空，随即在科学、文化、社会等领域引起巨大反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达尔文“胜利”了，宗教“失败”了。

1925年，即达尔文逝世后的第43年，《物种起源》问世后的第66年，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位中学教师约翰·斯科普斯，因在课堂上讲解达尔文的演化论被告上法庭，最终被处以90美元的罚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猿猴诉讼案”。

尽管“猿猴诉讼案”的判决只在田纳西州生效，但这仍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直到1968年，美国高等法院才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作出判决：学校可以讲授演化论，因为这是科学。

1987年，一宗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案件使得争议再起。最终，美国高等法院判决：“要求学校在讲授演化论的同时必须允许讲授神创论”是违宪的。

1999年，堪萨斯州教育委员会投票决定：从标准化考试中剔除作为考试科目的演化论。有些专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阻止教师讲授演化论的方法。

阿拉巴马州的一些教科书上印着这样的声明：“演化论是某些科学家相信的学说，而非事实。”

在明尼苏达州，一位认为神创论是确凿科学的教师因在课堂上发表对演化论的批评而被劝退。这位教师将学校告上了法庭。

2005年12月20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联邦法院作出裁决：生物由某种高智能设计师设计而成的“智慧设计论”系宗教理念，在公立学校科学课上讲授该内容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大多数讨论这个话题的文章，总是从宗教和科学相互对立的前提出发，力图用这些事件证明宗教影响的强大。对于宗教，我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但即便我是一个所谓“没有信仰的人”，我也不会反对“信仰自由”，同时不应该、也无法强迫任何人放弃自己的信仰。

事实上，宗教和科学不一定对立。如果宗教和科学彻底对立，就无法合理地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巨人都有坚定的宗教信仰。直到今天，地球上还有很多科学家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尽管我们很难获得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

和科学一样，宗教也是人们用来“思考”“解释”这个世界的工具，只不过，在解释物理世界方面（如生命起源的根由、天体运转的机理），现代科学已经逐步代替了宗教。当今宗教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另外一个更需要它的方面——人文领域。

在“演化论”、“神创论”及“神创论”的变体“智慧设计论”（又称“神力设计论”）持续至今的争议中，争论双方都对自己的看法确信无疑。关键的区别在于：达尔文的支持者，如果确实是在透彻理解其观点之后坚定地支持的话，就都是能够运用心智力量摆脱自身感知局限的人；达尔文的反对者，则是那些心智力量尚未发展到可以用来摆脱自身感知局限的人，他们无法正确理解并完整运用新的思考工具——科学方法论——去思考问题，甚至并未意识到自己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拒绝科学的。

今天，与“创世说”的观点相反，严肃的科学杂志上没有发表过否定演化论的消息。1997年，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乔治·吉尔克里斯特调查了列入原始文献的数千种期刊，想要找到关于“神力设计”或“创世说”的文章。他检索了数十万篇科学报告，结果一无所获。后来，东南路易斯安那大学的芭芭拉·弗瑞斯特和凯斯西储大学的劳伦斯·克劳斯分别用了几年的时间独立进行了同样的调查，与吉尔克里斯特的调查结果如出一辙。可以说，今天所有严肃的科学家都应该是相信并能够理解演化论的——尽管他们同样可能有自己严肃的宗教信仰。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恐惧，而所有的恐惧其实都源于我们害怕未知。这样看来，恐惧是永恒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无所不知。对此，托马斯·叟的类比特别精巧：“在茫茫而又无限的未知空间里，我们的‘知识’只不过像其中的星球一样，而星球与星球之间的空隙比那些星球本身不知道要大出多少倍。”所以，我们需要“希望”“爱”“信仰”“奇迹”，甚至“怪力乱神”等被学者们称为“必要之幻觉”的东西填补这些空隙才能心安。

由此可见，讨论很多人热衷的“爱因斯坦的宗教信仰究竟是怎样的”或者“爱因斯坦究竟有没有宗教信仰”之类问题的意义不大。因为，爱因斯坦也是人，他也会心存恐惧或者敬畏，他也要面对未知——即便他知道的比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人都多得多，可他已知的一切与未知的一切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所以，就算他有信仰，也并不令人惊讶；就算他有信仰，他信奉的也肯定不是那些拒绝科学的人所信奉的神

人类如果不会阅读、不会记录、不会表达、不会思考，会是什么样子呢？下面这个故事流传颇广：

把5只猴子关在一个笼子里，在笼子顶上挂一串香蕉。实验人员准备了冰水，只要有猴子碰到香蕉，马上就会有冰水浇向所有猴子。

开始，有只猴子想去拿香蕉，导致所有猴子都被冰水浇了。随后，每只猴子进行了几次同样的尝试，发现莫不如此。于是，猴子们不再试图去拿香蕉了。

然后，实验人员把其中的一只猴子换出，换进一只新猴子。这只新猴子看到香蕉，自然马上想要去拿。结果还没等浇水，其他4只猴子就对这只新猴子一顿暴打。新猴子挨了几次打之后，也不再试图去拿香蕉了——怕挨打。

如此，实验人员再把第一次实验中留下的4只猴子中的一只拿出，放入一只新猴子。这只新猴子看到香蕉，也是迫不及待想要去拿，当然，一切如前，等待它的是其他4只猴子的一顿暴打。最后，这只新猴子也不敢去碰香蕉了。

最有趣的是，上次挨打的猴子，这次出手最重——其他猴子也许是出于自卫，但这只猴子肯定是出于报复，因为它并没有被水浇过。

一段时间后，最初的5只猴子都被换走了，剩下的5只猴子并不知道冰水的存在，它们只知道一件事情——谁要敢碰那串香蕉，就要遭到一顿暴打。当然，它们的行为与自卫无关，全都是出于报复！

这个故事据说是用来说明传统是如何形成的。其实，这个实验只能部分说明某些荒谬的传统是如何形成的。很多今天看起来没什么道理的传统，当初确实曾经正确或者曾经最接近正确。这个故事真正让我们看到的是，在知识正确传播的过程中，语言、文字及逻辑思维有多么重要。

让我们就着这个故事继续联想：如果猴子们可以讲话，它们就不用打架；如果猴子们能够写字，那么无论换多少次、多少只，新来的猴子都不用挨打（更不会无辜地挨打）；假如猴子们能完整地使用逻辑，或许它们最终会想出办法躲避冰水并吃掉香蕉，进而可能对那些做实验的人心存鄙视。

因为没有足够精巧的语言，也没有可以使用的文字，猴子们无法进行有效的交流和讨论，也不大可能有机会发展出完整的逻辑思维能力，更不用说“正确地思考”了，所以，猴子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搞清楚香蕉和冰水是什么关系，只是得到了一个结论——香蕉是不能碰的——至于原因，完全曲解了。只看结果，不究原因，或者乱解原因，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想法和做法啊！正所谓“经验主义害死人”。

到这里，我们已经触及所有学习过程中最大的障碍——经验主义。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是经验主义者，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所有的人获取知识最为基础的手段就是“体验”。“经验”在一定的层面上是适用的，不能否定它的重要价值，但与此同时，必须认清“经验主义”的局限。

个体的经验有限

有一个特别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强光喷嚏反射”。现在人们已经知道这是一种通过基因遗传的特征，大约有17%到35%的人有这种症状。目前对这种症状可信度较高的说法是：眼睛和鼻子的知觉受同一条三叉神经的支配，强烈刺激引发的防御反应混淆在一起，导致人打喷嚏。具体一点，从眼睛进入的强烈阳光产生的信号令鼻腔误以为这是对自己的刺激，故欲以喷嚏的形式将异物驱逐出去。亚里士多德在《论问题》第33卷中就曾提到这个现象，可在当时，尽管他有这种体验，也无法正确作出解释，更大的难题是，读到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人，至少有65%无法用自己的经验理解那段文字记录的现象。

1794年，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约翰·道尔顿发表了著名的《关于色彩视觉的离奇事实》。从此，科学家们才开始对“色盲”现象展开研究，以对其作出更为全面、科学的解释。从统计数据看，至少有3%的人在色彩辨认上存在障碍。很容易想象，在此之前，色盲的人是无法获得来自其他正常人的理解的。

还有些时候，在无法突破个人有限经验的情况下去理解周遭的事物和人，甚至会造成惊人的灾难。同性恋人群在社会上的种种遭遇就是典型的例子。2004年12月1日，中国卫生部首次公开发布《同性恋白皮书》，称中国目前处于性活跃期的男同性恋者超过1000万人。在一些开放的西方国家，大约有5%至7%的男性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或有同性恋倾向，女性的数字略低。目前，世界公认的数据是：同性恋人口占人口总数的2%到5%，且这个比例相对固定，同性恋人口不因社会的压制或放开而减少或增多，只有隐蔽与显露的区别。同性恋现象不仅在当代存在，历史上早已有之，而现在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同性恋人口比例增加。但是，仅仅因为大部分人无法突破自我经验的局限而使同性恋人群遭遇的惨剧是难以想象的（例如命运多舛的艾伦·图灵）。

这些情况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总是异常痛苦于不被理解，并且在那么强烈地认同‘理解万岁’之类口号的同时常常无法理解他人”——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受到自我经验的局限，而这也是经验主义局限的根源所在。摆脱自我经验局限的难度有时是无穷大的，前面的三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根据自身经验完全无法想象他人的体验究竟是什么样的。

群体的经验有限

群体经验局限的根源是人类的寿命有限。目前还没有发现哪一个人的寿命可以超过200岁。可是，哪怕是长达200年的时间，其对知识的积累和消化而言，也实在微不足道。从公元前3世纪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斯猜想太阳应该是世界的中心，到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大约经过了1800年；从亚里士多德在《论问题》第33卷中记录“强光可能导致喷嚏”，到现代科学家们提出相对可信的解释，大约经过了2300年。

达尔文的演化论，到今天也只是为少数人真正理解并坚信的科学学说。发生这种现象的真正原因在于，这是一个无法仅通过个人体验获得的知识，甚至是整个人类群体的经验无法涵盖的知识。人类中有谁可以亲身体验从我们与猴子的共同祖先一直进化到今天的整个过程？如果有人真的可以全程经历，他就会看到，他的某些亲戚到今天还是猴子，而另一些亲戚慢慢变成了大猩猩，大猩猩的某些亲戚慢慢变成了黑猩猩，黑猩猩的某些亲戚后来变成了猩猩，猩猩的某些亲戚最终变成了今天的人……说起来并不复杂，可事实上，这个人需要至少活200万年才有机会看到某些大猩猩进化成黑猩猩。

个人面对无法亲身体验的知识，其表现往往为恐惧；群体面对无法亲身体验的知识，其表现往往为疯狂。有句话非常精辟：“很多时候，人们的善良来自于软弱，而他们的残暴只不过来自于恐惧。”哥白尼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临终才敢正式出版《天体运行论》。哥白尼的支持者布鲁诺就“嫩”了一点，或者说，表现得勇敢了一点，结果就被烧死了。

不仅存在无法通过个体或者群体经验获得的知识，还存在与现有经验相悖的知识

人们常说“经验宝贵”，然而在某些时候，所谓的“经验”恰恰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甚至是我们进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稍有差错就无法逾越的鸿沟。

人们在理解新知识的时候，往往会依赖经验，所以，在教育学中，“类比”是很多学者和专家推崇的教学方法。小学教师用煮熟的鸡蛋类比地球的构造，使小学生一下子理解了他们不可能亲自体验的知识——谁有能力劈开地球看看呢？中学教师用太阳系的构造类比原子的内部构造，使中学生一下子理解了他们不可能亲自体验的知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非每个学校都拥有足以观察原子内部构造的场离子显微镜。更神奇的是，中学生对这一知识的理解依赖于一个无法通过个体体验获得的经验知识——太阳系的构造。

然而，使用类比理解新知识的前提是，这个新知识与某个“现存经验”接近或者类似。可在某种程度上，有时候连“类比”这个神奇的工具都无能为力，因为我们总是会碰到面对并尝试理解的知识与现有经验相悖的情况。

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日常生活中主要的“沟通障碍”本质上几乎都是由于沟通双方无法让对方理解与他们的经验相悖的知识或信息造成的。不夸张地讲，目前几乎所有关于沟通技巧的书籍中提供的解决方案都没有真正说到点子上。这种知识和信息传递中的问题，不是仅仅通过“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就可以轻松、彻底地解决的。尽管“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确实是很有用也很难掌握的技巧，可当我们面对（“背对”可能更准确）“站在双方的立场都无法考虑到的问题”时呢？尽管这时我们甚至可能不知道问题究竟是什么，但有一点确定无疑——这种问题不仅确实存在，而且往往至关

美国前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就观察到了这样一个现象：“优秀的领导，能够把人们带到他们想去的地方；而卓越的领导，能够把人们带到他们应该去但是没想过要去的地方。”这样的思考和表述，说明罗萨琳·卡特不仅智商过人，而且心智足够强大，强大到可以理解那些“卓越的领导”的地步。

在我看来，所有教育失败的症结也在于此。在人们探索未知、寻求真理的时候，困难大都来自如何正确地理解“与现有经验相悖的知识”。从这个角度看，宗教已经没有能力承担这份工作，其必须让道于少数人已经掌握并且正在使用、正在完善的方法——科学。科学方法是一个远超本书讨论范围的话题。我的建议是：人在学生时期应该认真阅读至少3本关于科学史和科学方法的书籍。

这样看来，人类也许是地球上最尴尬的物种：长期的进化使人类到达今天这个高度，但是每个人在出生的一刹那，居然与其他动物站在几乎同样的起点上，心智要从零开始进化。

一个人在一生中要用相当长的时间通过枯燥的学习和反复的实践来获得文字运用能力（有些人通过努力，能够使用多种语言和文字）。有了文字能力，才可以通过阅读摆脱种种局限、获得更多的知识。此外，人要学会逻辑，并用科学的方法思考问题，才有可能成长（或者干脆用“进化”作为类比更好一些）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当然，一定有相当比例的、绝对超过半数的“人”在这条路上只走了一半就自以为是去了。

一不小心看穿了教育本质的人，如果稍微脆弱一点，就会无比失望，甚至绝望。我们无法接受这样一幅画面：一只大猴子在卖力地“教”一群小猴子——要是一只大猩猩教一群小猴子倒还好一点。可以想象，那些最终进化成人的小猴子，一路上要经历多少磨难！

这个类比貌似过于尖刻，而且让人非常难以接受，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个类比不仅生动，而且准确，还没有冒犯任何人。当然，估计也没有谁愿意对号入座。

《圣经》里说，上帝为了阻止人建造通天塔，变乱了人的语言。但事实上，语言障碍从来都不是不可逾越的，顶多是难以逾越罢了。700多年前，马可·波罗在没有金山词霸、不懂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既不“逆向”也不“疯狂”的情况下，竟然学会了地球上最无从捉摸、容易忘记、难以研习的语言——汉语。今天，地球上掌握多种语言的人越来越多，而在这种情况下，建造通天塔的另一个障碍终于浮现，那就是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无法摆脱的“经验主义”局限。

在这一点上，“类比”依然有神奇的力量。关键的第一步是：记住并理解以上的例子，牢记在这世界上确实存在“与现有经验相悖的知识”，再把这句话变成经验，用它去类比未知，然后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掌握“科学方法论”，挣扎着进化成真正意义上的“人”。当然，必须申明：无论是谁，都有放弃进化的权利。

本科教育之“本”在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从理论上讲，一个人本科毕业之后，应该有能力自学他需要的任何知识。

可是，今天所谓的本科教育由于种种原因，或明显、或隐晦、或有意、或无意地使大多数毕业生在毕业的时候依然不具备基本的自学能力。更要命的是，本科教育不仅没能让相当数量的学生学好本专业，甚至令他们对自己的专业产生了憎恨。

面对这种情况，单纯抱怨是没有用的。在偶尔骂骂，证明自己还是个有七情六欲的正常人之后，还是应该花时间弄清楚自学能力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掌握及运用自学能力才对。

自学能力的基础是阅读理解能力

从初中毕业开始，大多数人会拒绝承认自己阅读能力低下，可这仅仅是幻觉。很多人根本不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顶多是“识字”而已（弄不好识字量也很有限）。

“阅读理解”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其实难得很。阅读是能够识别文字的人接收信息的过程，所以，在阅读之前就肯定要有一个甄别所接收的信息是否可靠和有效的过程——显然要依赖长期培养的甄别能力。输入完成后，信息要经过大脑进一步处理：需要记忆的，就要记住，并且可能要依赖复习才能真正记住；不需要全部记忆而又有用的，就要用文字存档，并且要想办法保证将来能够找到；新输入的信息与曾输入的信息如果类似却不完全相同，就要花时间仔细分辨，以免将来使用的时候出差错；新输入的信息与曾输入的信息如果有关联，就要想办法研究清楚——要知道，大脑中存储的信息要多到一定程度才可能“融会贯通”……

对“人类的大脑是如何存放装载信息的”这个问题，科学家们研究了很久也没有答案。而我们可以想象，那肯定要比受过专业训练的图书馆管理员所做的事复杂许多倍，但很多人却想当然地以为自己不经训练就可以胜任——真是不自量力。

检索能力是建立在相当熟练的阅读理解能力基础之上的

文字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准之一，但是，大多数人往往不重视文字。这也难怪，就好像上一节提到的“人类也许是地球上最尴尬的物种”。不过，人类最终还是拥有了文字，从某种程度上摆脱了这种尴尬，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获得足够的文字理解能力。

事实上，大多数人有严重的阅读障碍：不少人高中毕业之后就不再读任何书籍，偶尔看看报纸杂志上的短文或者互联网上的帖子，也常断章取义——他们不是故意的，而是无法认真、仔细地把每个字都看清楚，更不用说揣摩字里行间的逻辑关系了。

那些突破了阅读障碍的人，随着自身知识的积累（不停地阅读、观察、理解、交流、沉淀、筛选），终究会发现图书馆的好处。当然，在图书馆体系尚未真正有效建立的地方，互联网几乎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从这个角度看，搜索引擎就是互联网价值的终极体现（这样看来，某些搜索引擎让结果页面被商业利益左右的做法是多么令人憎恨）。当我看到很多本科毕业生甚至研究生仅因为不善于利用图书馆资源和搜索引擎而无法找到实际上唾手可得的有效信息时，无法不深深感到悲哀。

写作能力在自学能力中占据重要位置

这里提到的“写作能力”，不是写小说的能力，不是写诗歌的能力，不是写剧本的能力，也不是写散文的能力，只是写作能力中最基本的一种——写出简洁、有效、准确、朴素、具体的说明性和说理性文章的能力。

我国的教育把语文和文学过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有时忘了文字本身最重要的意义，而文学只是文字应用众多领域中的一个。这个事实也许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但是，静下心来想想，如果我们的文化中真的少了一部《红楼梦》或者《西游记》，实际上不会影响今天人们刷信用卡买东西、用互联网查资料、乘飞机出行、饿了吃饭、病了服药、困了睡觉。日本没有渡边淳一、大江健三郎，一样可以有索尼这种超级企业；美国没有梭罗和海明威，一样可以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超级大国；英语今天主宰全球的原因并不是英国有莎士比亚、培根、狄更斯和柯南·道尔。我国的语文教育忘记教会学生如何用简洁、有效、准确、朴素、具体的文字记录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以便将来通过共享获得更多的知识和经验。

请注意，我没有任何鼓吹“文学无用”的意思，我只想说：从人类的整体发展情况看，除了“文学”，文字还有很多责任，例如传递信息、积累经验、共享知识等，而且，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后者可能更重要。

实践能力是自学能力最终转化为真正价值的根本

我看到过一句令人非常震撼的话：很多人正是因为没有目标才不停地“学习”。许多人都曾慨叹：工作之后才知道什么真正有用，可“书到用时方恨少”。如果一个人不是很懒惰，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学都不晚！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之后，真正的学习才算开始。

例如，学英语：很多人天天在学却从来不用；背单词坚决不造句，却去练习什么词根词缀记忆法或联想记忆法；背了那么多单词，却从不读英文文档，从不写英文文章。当然，偶尔还是要说英语的，但仅限于“Hello！How are you？I’m fine，thank you，and you？”之类。其实，掌握2000个基础词汇、了解基本语法规则之后，就应该去“用”英语了。举个例子，看本专业的英文原版资料就是很好的使用英语的机会。有不认识的单词，查字典嘛。每个单词都认识，但整句话就是看不懂，查语法书嘛。查了一圈还是搞不明白（其实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并不高），问老师嘛。

可是，我见到的绝大多数学生英语水平没有进步的本质原因只是懒惰，他们在第一步就已经放弃实践了。我经常遇到问老师“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的学生——这样的学生，连字典都不愿意查（别说查不到，今天的字典种类很多，另外还有互联网，查不到的概率极其微小），更别说查语法书了。有时我甚至觉得我能在新东方做英语教师，仅仅是因为我会查字典、翻语法书，再加上一个尽量搞清楚一切的心态。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连这种最基本的实践都不愿意去尝试呢？

看清这些，我们就应该认真思考一下自学能力了。自学能力的打造就是从我们认真对待它开始的。它就像恋人一样，你对它好，它才对你好。完全靠自己学一样东西吧——别管它是什么——并且一定要学好，学到比相当数量的人都好。如果真的做到这个地步，那你就不仅是一个完整的人了，还是一个相当优秀的人。这时，你完全可以对自己说：“你太有才了！”我个人的建议是去自学一门计算机编程语言，因为计算机编程语言的相关资源在互联网上分布广泛、极易获得，而且优秀的资源使用的语言往往是英语，这又顺带练习了英文阅读理解——想想吧，肯定不仅仅是一举两得。

永远保持开放的心态

我们的大脑有一个运行机制叫作“选择性输入”，其具体表征在很多人身上都有体现：他们只能听到自己喜欢听的，只能看到自己想要看的。其实，这个机制算不上缺陷，很多时候，它对我们来说属于“自我保护功能”。然而，对一个挣扎着发展自己心智的人来讲，“选择性输入”就是一个可怕的敌人。

对抗“选择性输入”的最好办法是借助我们最好的记录工具——纸和笔——有条件的话，最好在固定的时间把那些目前暂时无法理解的、支持的、反对的、无所谓的论点和观点记录下来。对无法理解的，写下自己当时的疑惑；对支持的，记录几个理由或者实例；对反对的，同样记录几个理由或者实例；甚至对那些无所谓的，也记录其原因。一个有这样良好记录习惯的人会获得他人无法拥有的处理信息和知识的能力——“反刍”。这种“反刍”能力是我们避免成为“选择性输入”受害者的重要保障。

了解学习的进程

所有的学习过程从进展方式上看都是类似的，但它并不为所有人了解。

有一个说不上太蠢但也足够蠢的幻想是：只要努力，就可以不断进步。实际上，在学习时，进展和时间的关系肯定不是线性的——想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基本没戏。

这个关系曲线更可能是阶梯状的：在学习过程中，有很长时间一点进展都没有，而从某一刻开始突飞猛进，然后又是长长的一段所谓“平台期”。

事实上，这个阶梯可能没有图中描绘得那么陡峭。如果放大一点，阶梯的每一级可能是这样的：在学习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会有一段时间进展缓慢。只有经历积累的过程，“量变到质变”的效果才会出现，才有可能突飞猛进。

许多人往往在只行进了一小段时间后就因为觉得进展“过分”缓慢而开始动摇，以致从来不曾体会“突飞猛进”的感觉。然而，这种慢慢动摇直至最终放弃的人，在其漫长的一生中总会遇到身边的某些人正在“突飞猛进”。在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犯下错误的情况下，那些最终放弃的人会给自己一个貌似“最合理”的解释：“呀，他肯定有什么诀窍！”

当然，更现实的，这个曲线应该是并不规则，上下起伏，但总趋势上升的。打个比方，有点像跳华尔兹——先进两步，再退一步。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把学习中时间和进展的关系理解为纯粹的线性关系，那么我们最终根本不可能收获满意的进展。其实，没有哪个人可以长时间忍受失望。这样看来，曾经的放弃，往往不是因为没有毅力，而只是因为对时间和进展的关系理解错误——在频繁失望甚至绝望的情况下居然坚持了那么久，我们原来这么有毅力啊！

遇到问题动脑子想一想其实是根本不费力气的事情，可偏偏很多人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想那么多累不累啊？”这话相当古怪，特别是从一个“人”——作为地球上唯一拥有庞大大脑额叶的物种的成员——的口中说出来。

谁也说不清，为什么会有那么高比例的人懒得思考、不愿思考、害怕思考、厌恶思考——这个比例保守估计不会低于80%，而且，剩下的20%中甚至又有80%常常用错误的方法思考。综合来说，在全人类中，能用简单且清楚的方式把问题想明白的人几乎不到4%。而这4%的人，绝大多数最终选择沉默，甚至有一部分成为负面力量的帮凶。从这个角度看历史，可能会得到令人胆寒的结论：人类发展史就是极少数想明白了的人不停挣扎的同时，被绝大多数想不明白的人谩骂、侮辱、陷害、谋*的历史。

人都有大脑，闲置还是使用，是个问题。有脑子却不用，等于没脑子。如果要用，“应该怎么用”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人的选择，这是一个人的奥德赛。海妖的歌声无孔不入——我们除了耐心，没有其他抵御工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思考，更准确地说，独立思考，只不过是在从别人那里知道一个结论的时候，自己动脑重新推演一遍，看看得出结论的过程有没有漏洞和不合理的地方，衡量一下结论到底有没有道理的过程。这个过程没那么复杂，也没什么玄妙，不过是一个正常的有脑子的人应该做的事情而已。

一旦开始尝试独立思考，我们就会发现，陷阱无处不在。这些陷阱直接导致无数人放弃思考——因为在很多时候，思考虽然不费力气，但实在是太麻烦了。为了避免麻烦而把思考推给别人是一种常见的解脱手段，由此，大多数人身上出现了大量“迷信权威”的现象，只不过程度不同。“迷信权威”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陷阱：权威的意见可能更准确，可事实上，权威也好、专家也罢，滥竽充数的实在不少。为此，我们不得不常常采取“求人不如求己”策略。这也展现了一个无奈的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信任成本极高的社会。

在深入探究思维陷阱之前，让我们多花一点时间讨论一下“迷信权威”这个问题。在常见的思维谬误中，“诉诸权威”与“诉诸情感”一样被列为有逻辑错误嫌疑的辩论方式。首先，权威不一定正确；其次，对正确的权威信息，很多人的理解并不正确；再次，权威可能别有用心；最后，权威可能并不存在。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迷信权威诚然不对，但鄙视一切权威无疑也有偏颇——总有真正负责任的专家、权威存在。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权威？

诉诸权威，本质上源自人们对确定的渴求。面对未知，我们希望有人能够清晰解答；面对争议，我们希望有人能够一锤定音。可我们总是无法如愿。其实这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们就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然而，几乎没有人愿意最终面对不确定的答案、不确定的结果。这样看来，“固执己见”和“六神无主”应该是近义词。

尽管正确对待权威并非易事，但很多人不能正确对待常识确实令人震惊。观察一下生活，观察一下人群，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对权威迷信到漠视常识、遗忘常识的地步。我们的思维误区中有一个盲点——“一厢情愿”，这个东西再加上源自无知、恐惧、懒惰的“迷信权威”，就几乎必然会出现漠视常识、遗忘常识的结果。

钱理群先生曾回忆道：

一九五八年……当时《中国青年报》报道：贵州省金沙县（中国最穷的地方）一个社创造了单季亩产水稻三千零二十五斤的纪录。几天之后，《人民日报》报道：甘肃省某社在二分五的山地上，一青年突击队创造了亩产马铃薯一万七千四百一十斤的全国高额丰产纪录。紧接着，《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静海县陈官屯用五天时间建成一个水利发电站。《浙江日报》报道：浙江省一个多月发展的民办学校达八千五百一十六所。新华社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五亩小麦产二千一百零五斤。一天后，湖北省谷城县东尼社宣布：亩产二千三百五十七斤，创了新纪录。两天后河南卫星社又放第二颗卫星：亩产三千五百三十斤。四天后，河北省临漳县红光社又宣布亩产高达三千六百五十斤。同一天，同属湖北谷城县的星光社宣布创四千三百五十三斤新记录。二十天后，河南省西平县和平社又宣布，达到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一个月之内神奇般地上升，各路诸侯都是“各领风*三五天”。到九月一日一颗特大卫星把全国人都惊得目瞪口呆：河北省徐水县布，亩产山药蛋一百二十万斤，要创造一棵白菜五百斤，小麦亩产十二万斤，皮棉亩产五千斤，全县粮食亩产二千斤的高产卫星……

我当时在北大读书，也卷入了这样的狂潮。订计划一天要写几百首诗，整夜不睡地写，比谁大胆，谁善于狂想、做梦。

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历史，不会再次发生。这不仅是历史，也是人性的弱点——再过千万年都不见得单凭基因遗传和突变可以淘汰的人性弱点。人们对逻辑学习的忽视，以及对自己在逻辑上的欠缺少有自知之明，并非只有今天如此，而是千百年来一直如此。很多很多年前，有人嘲弄“东施效颦”。究竟是因为西施漂亮，所以她的一举一动，哪怕皱眉捂胸，都妩媚动人呢？还是因为西施身体太差，经常皱眉捂胸，所以才显得漂亮呢？这是东施一生都没有想明白的事情。很多很多年后，我们还是能看到东施“转世”人间，化身无数——不分男女老少，甚至不分种族。

权威不是用来迷信的，权威在更多时候本应该是我们认识世界的辅助工具，而且我们在某些方面需要权威的同时，自己也会尽量成为某个方面的权威，这是社会大分工的基本意义。但权威被很多人滥用，更有甚者，在滥用权威的同时沦为权威（无论是不是真正可靠、可信的权威）的奴隶——依然是本末倒置，东施“附体”。

首先要了解：权威不一定等于正确。进一步要明白：就算权威正确，也只是权威表达了正确的内容，而非正确的内容属于权威。最后要清楚：准确地说，权威只是权威，正确就是正确，它们俩什么时候都不是一回事。

从另一个角度看，拒绝独立思考、把思考的工作交给别人，不仅不省时间，恰恰相反，非常浪费时间——甚至会浪费一生的时间。

举例来说，在工作岗位上，有些人像顶着一颗榆木脑袋一样，只做领导要求做的事情，但往往连被要求做的事情都做不好。很多时候，这些人并不是偷懒，而是长期养成的习惯（回避思考的思维模式）造就了他们的行为模式——他们根本想不出该做的是什么，所以只求把领导交代的任务完成以保住饭碗。可是，他们甚至连该怎么做好那些被交代的任务都想不清楚，因为他们的脑袋从未“用进”、只曾“废退”，早就退化成了实心的榆木疙瘩，没什么用处。

而另一些人（肯定是少数），在接到任何任务之后，都勤于琢磨，思考该任务的目标、实质、意义，再据此思考完成该任务的方法。于是，他们会为了完成任务、实现目标，去做很多领导原本未曾交代的事情。最终，他们不仅能完成任务，还常常有很多意外收获……

这就是差别——前者往往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却“一无是处”“碌碌无为”；后者则在同样的时间里“一步一个脚印”“步步高升”……后者逐渐会拥有更多的机会，占据更大的平台，最终与前者成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人。

很多人就是这样，坚持拒绝思考，然后用天下最累的方式生活而不自知。大哲学家罗素观察到这个现象，为之奇怪并慨叹“很多人宁愿死也不愿思考”，然后戏谑道：“实际上，他们确实死得很快。”

维基百科上有一个专门的页面，上面罗列了常见的形式逻辑错误和非形式逻辑错误。但实际上，导致人们犯下这些逻辑错误的最重要的原因只有两个——概念不清和拒绝接受不确定性。

概念不清

人们为了能够认知、思考、交流，必须不停地创造新的概念。可以想见，最初人类只有一些具体的实义概念，如肉、水、火、牛、蛇等。随着对周遭的认知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人类开始创造一些概念以指称那些看不见、摸不着但确实存在的东西，如毒、气、智等。

有些概念沿用到今天，是因为那些认知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或者到现在也没被发现有必要丢弃。然而，更多的概念（准确地说，无数的概念）在人们不停地修正认知、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被更正或者丢弃了。

“燃素”就是这样一个概念。这一概念出现在17世纪，当时人们尚不了解燃烧的机理，也不了解空气的成分，只有一个笼统的“空气”的概念，没有氧气、氮气之类的概念，更不用提“氧化作用”了。但是，人们需要对某些现象作出解释。于是，有化学家提出了这一概念，对应的理论是：可燃烧的物体中含有一种物质，即“燃素”，所以它们才能燃烧。当然，现在这个概念已被彻底弃用，与此相关的理论也早已被证明是错误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那些今天已经被弃用的概念并非一无是处。哪怕是那些今天已经被证明为错误的东西，在人类的求知过程中依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为从本质上看，进步过程就是不断“试错”。然而，如果一些概念在早就可以被证明无效、无用，甚至在只能造成曲解和误导的情况下依然被使用，就是非常荒唐的了。中国历史上五行、八卦、风水之类的概念就是如此，即便它们早已是不具备“适用性”的概念，依然有很多人基于种种目的、种种原因、种种诉求，把它们死死抱住，让它们一次又一次死灰复燃。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充满了困难。我们不停地修订和增补一些必要的（或者至少是暂时必要的）概念，证伪和丢弃那些错误的、不必要的概念，就是为了把这个世界看得更清楚。我们与我们所生存的世界之间好像有一层毛玻璃，我们把所要应用的概念打磨得越准确，就相当于把那层毛玻璃打磨得越透明，把这世界看得越清楚。但是，如果让一些错误的、不必要的概念死灰复燃，就会把那层毛玻璃弄得更厚、更不透明——所谓“混淆视听”。

其实我们说某个人“脑子清楚”，就是指那个人的脑子里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毫无必要的、不讲根据的、混淆视听的概念。或者说，他可以清楚地了解那些概念是什么样的，以至一切在他的脑子里都非常清楚。

学习任何知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搞清楚它所有的基础概念。不夸张地讲，任何学科的所有知识，都是由这些概念一点一点搭建起来的。一般人看见房子，不会觉得砖头有多么重要，但是对建筑师来说，砖头分为好多种，每种功用都不同——这就是内行和外行的区别。

在我年纪很小的时候，母亲教我：“读教科书，要先把所有概念都记下来，暂时不懂的就死记硬背。把概念牢记于心，就可以通过以后的学习和实践反复审视它，并形成透彻理解。”这一教诲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以至我上学期间从未觉得哪个科目太难。后来做了老师，有机会大量观察，才发现几乎所有的学习困难和思维困境，都是因为之前在学习基础概念时不加以重视造成的——没有例外。

所谓“脑子混乱”的人，其主要特点就是把根本不是一回事的东西当作一回事。因为他们构造世界的概念是粗糙、混乱、未经细分与整理的，所以他们的世界也只能是粗糙、混乱、无法理顺的。例如，“不恰当比较”“无关类比”是很常见的逻辑错误，很多人犯这类错误往往是无心的，只是因为他们的概念太乱、太含混，才会把迥异的东西当作差不多的东西，甚至干脆当作同一个东西。这样的人看问题永远只能看到表面，有时甚至连表面都看不清楚，当然谈不上“穿过表象看到实质”了——

不知道“目标”与“计划”之间区别的人，意识不到自己可能会因为死守计划而最终无法达成目标……

不知道“政府”与“国家”之间区别的人，往往难于沟通——轻易不要与之交流，否则你可能会因此麻烦不断、祸患无穷……

不知道“科学”、“科普”与“科普作者”之间区别的人，会相互骂来骂去，全然不顾逻辑的存在……

不知道“上学”与“学习”之间区别的人，其中一些可能会因为自己有博士学位就瞧不起中专毕业的人，另一些可能会因为自己只有中专文凭而憎恨那些有博士学位的人……

不知道“一个人”与“一个人的看法”之间的区别的人，要么可能迷信权威，要么可能把自己当作绝对权威……

很多学生讨厌历史课，其实只是因为没弄明白“历史”与“历史书”之间的重要差异……

反过来，永远都是那些能把概念理解透彻、区分清楚的人才能清楚地思考，进而改变整个世界——

华盛顿等人想明白了“三权”是可以分开的，造就了今天的美国；

*弄清楚了“政治”与“经济”是可以分开的，造就了今天的中国；

有程序员琢磨出“内容”与“表现形式”是可以分开的，于是，在超文本标记语言之外有了层叠样式表，整个互联网随之改变……

所以，本书强调“时间不可管理”“我们只能管理自己”，并非咬文嚼字。“时间管理”和“自我管理”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焦点不同，方法不同，效果不同……但是，很多人没想过这件事，在他们的世界里，这两个概念从来没有被仔细定义、认真区分过，因此，他们的思考和判断在这方面是模糊的，据此作出的决定即便是对的，也不过是撞大运得来的而已。而“撞大运”的特点是：这次运气好，会导致将来运气必然不好，因为运气好的概率不可能很高——根据“运气”的定义，概率高了，就用不着运气了。

远古时代的人遇到问题后，因为笃信“万事必有因果”，所以会在没有任何“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认为问题产生的原因“只能是神的力量”。不夸张地说，神与怪，都只是人们基于种种原因坚决“拒绝接受不确定性”而产生的“应景解释”。前面也曾提到一个我们必须接受的现实：未知永远存在。从本质上看，不确定性和未知是一回事。

拒绝接受不确定性的一个根源在于害怕复杂、奢望简单。谁不希望一切都是简单的呢？可现实往往就是复杂的。

不接受，或者不勇于接受不确定性，会直接导致很多认知上和逻辑上的错误。由此引发的逻辑错误实际上是心理问题。很多人接受过逻辑训练，依然常常掉进逻辑错误的陷阱，原因在于他们从本质上就是不现实的人。所有“仓促的结论”“仓促的概括”“过分简单化”，根源都是拒绝接受不确定性。所有的粗暴二分法也是拒绝接受不确定性造成的结果——犯这种逻辑错误的人，往往暗自希望自己的二分法能够概括所有情况，却在不知不觉中把不确定的因素排除在外。

人类的思考离不开对因果关系的分析。许多人坚信因果关系无所不在，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事实确实如此。可问题在于，因果关系分析往往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人们也常常由于因果关系分析错误而得出错误的结论且不自知，进而莫名其妙地作出错误的决定，走上错误的路。走在错误的路上，时间越久，效率越高，结果越可怕。

基础

分析任何因果关系，例如“因为A，所以B”，基本上只需要从三个层面审视：

▷A不一定是B的理由。

▷A不一定是B唯一的理由。

▷A不一定是B最重要的理由。

举个例子，曾经有些人认为“电视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他们之所以如此认为，基本上是因为他们观察到一个现象——人们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长（A）——这是确实存在的真实现象；与此同时，他们观察到另一个现象——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的时间越来越短（B）——这也是确实存在的真实现象。而这两个现象好像明显有一定的*每天只有24小时，花在这里的时间越多，花在那里的时间就越少……于是，这些人就用“因果”逻辑关系把这两个现象联系起来，得到结论：B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A……

可事实上——

▷的确有些人因为在看电视上花的时间太多，导致不与他人沟通，但还有些人即使不看电视，也不会与他人沟通，他们可能会酗酒、吸毒……

▷就算电视是沟通被破坏的原因，也不见得是唯一的。例如，某个人白天丢了工作，回家之后有气却不愿意告诉家人，于是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看电视，这时，“不沟通”的表面原因是“看电视”，而深层次原因是“失业的烦恼”。

▷既然电视不见得是沟通被破坏的唯一理由，那它也不一定是最重要的理由。事实上，人与人之间不沟通的根本原因可能在于人们普遍缺乏基本的沟通技巧。

如此看来，“电视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这种观点，或者说这种观点之后的因果关系，是无法被大多数人接受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重要情况是，有时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是“互为因果”的。

我能想到的最夸张、最误导人的把互为因果的关系谬解成因果关系的例子，是教科书中的一个观点：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它的意思是，如果有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那么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内因。即使外因有作用，也是通过内因引发的，所以，根本原因还是内因……可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外因会影响内因，内因同样会影响外因。它们相互影响，互为因果。

以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为例：在某种意义上，学生的水平决定教师的水平。

这并没有说反。师生之间的有效沟通，肯定不仅是教师单方面的灌输。越是用心的教师，越关注学生的反馈；越是用心的学生，越关注教师对他的反馈的反馈。显然，这种沟通不仅是双向的，还会随着双方用心程度的增强而增强。

这和下棋是一样的道理。据说，棋艺到了一定程度，棋手就会不由自主地挑选对手，因为跟高手下棋自己就会进步，但反过来，与所谓的“臭棋篓子”交手多了，自己的棋艺也会变“臭”……优质的学生，对他们的教师来说，不仅是令人愉悦的教学对象（学生一点就透，老师没有不开心的），更重要的，他们还是对教师的挑战——这些学生拥有长期且优秀的学习经验，也因此拥有相对好的判断能力，随时有可能提出一般教师无法回答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双方都会因为教学和沟通获得巨大的进步——只要双方都足够优秀，足够用心。

不过，大多数人是不用心的，所以现实常常是这样的：

▷教师并不用心。

▷教师“不用心”，本质上就是“怠慢优秀学生”。

▷优秀学生都离他而去。

▷留下的都是缺乏判断力的学生。

▷这样的学生很好“对付”，他们甚至依然给教师足够的“尊重”。其实，越差的学生越可能产生“崇拜”心理，而这个看起来很吊诡的现象其实非常正常。

▷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境遇竟然是“越差越好”。当然，不能差到平均水平以下，那样“连傻子都会看出来”。

▷教师很爽，学生很爽……大家一起爽，各自毫无进步，甚至退步了也不自知……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几年过去，这样的教师在能力上就被“固化”了。固化之后再想转变（若有足够心智觉醒的话），不仅痛苦，而且艰难。当然，我观察到的更多情况是：这些人会为自己的尴尬找到一种可以让自己心安的解释，就像某些不招人待见的丑女对自己从未收到情书的解释是“我才不像她（某个美女）那样作风不正派呢”一样。

所以，环境会“非常智能地”对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作出与其行动相应的反馈——大多数人都没仔细想过这件事。这样看来，不管我们用心与否，我们都在不停地对周遭的环境发出相应的信号，而构成环境的人会接收这个信号并作出相应的反馈——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不管是有针对性的还是没有针对性的……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当然会不停地接收各种各样的信号——尽管我们可能并非意识清楚地了解这些信号之中的大多数是在回应自己先前发出的信号——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我们都会或多或少地根据它们作出自己的进一步回应……无形中，我们正在被环境塑造，可与此同时，正在塑造我们的这个环境是我们自己（参与）塑造的……

以上的分析告诉了我们一个深刻又清楚的道理：要做一个用心的人，要用心做事，因为这世界其实也有“心”。

没有哪个领域可以像医学领域那样处处存在“人命关天”的决策。所以，开发、研制、应用各种医药和医疗手段都需要小心翼翼，研究和实践每时每刻都如履薄冰。不管是中国的扁鹊、李时珍，还是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从本质上看，都是因为在实践中分辨因果关系的能力异于常人才成为“神医”的。然而，即便是这种“神医”，也极大程度受自身及自身经验的限制。而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他们绝称不上“神医”，他们对疾病的各种理解及治疗手段甚至可能不及格。

医学的发展过程，对人们认识“安慰剂效应”有重要的影响。现代医学对安慰剂的认识是从亨利·诺尔斯·比彻开始的。1955年，他在《行之有效的安慰剂》一文中分析了涉及1082个患者的15个临床试验，得出的结论是：平均35.2±2.2%的治疗效果来自安慰剂。安慰剂效应的一个比较好的通俗解释版本是电影《火柴人》，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

为了消除安慰剂效应的影响，鉴定医疗方法是否真正有效，人们进一步发明了“双盲测试”检验方法。在双盲测试出现之前，可以说，医学和医疗领域基本还处在“黑暗时代”。毫不夸张地说，双盲测试的出现标志着现代医学文明的开始。这里用以下的例子简单说明双盲测试的操作方法。

一种新的药物被研制出来后，需要测试并明确其真实效果才能投入使用。研究人员会招募一群病人作为被测试者。被测试者分为两组，一组服用新药，另一组服用看起来一模一样但没有任何药力的安慰剂。他们无从知晓自己服用的是药物还是安慰剂——事实上，他们都认为自己服用的是药物。此为“一盲”。不同于测试者，发放药品的工作人员知道测试者中一定有服用安慰剂的，但不知道自己手中的药片哪些是新药、哪些是安慰剂。他们的工作只是把标有号码的药盒发给相应号码的测试者。此为另“一盲”。研究人员在“局外”观察、记录、监视被测试者（病人）的治疗效果。

服用新药的被测试者中可能会有一部分人病情好转，而服用安慰剂的被测试者中也可能会有一部分人病情好转——这是可以观察到的。将服用安慰剂后病情好转的比例与服用新药后病情好转的比例进行比较，就可以了解新药的实际效果。如果两个比例相当（例如均为30%），就说明新药几乎是无用的，它的作用与没有任何药力的安慰剂差不多。

可是，服用“安慰剂”的被测试者病情怎么可能会好转呢？他们服用的不是没有任何药力的安慰剂吗？问题就在这里。尽管服用的是安慰剂，但被测试者以为自己服用的是新药，也会因此积极配合“治疗”（例如按时进餐、按时睡觉），同时，被测试者的心理状态会因服用“药物”（其实是安慰剂）发生改变，而“药物”会影响被测试者的生理状态——起码一个人的心情会影响他免疫系统的状态。事实上，很多疾病都可能不治而愈（最明显的例子是轻度感冒和轻度过敏）。实际的调查结果也显示：人群中有差不多⅓的人更易受到（来自他人或来自自身的）心理暗示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更可能在服用安慰剂后病情真正好转。

举个例子。2000年之前，约有6500名病人接受了称作“激光心肌血运重建术”的心脏手术。简单地说，该手术就是通过使用激光在心脏上面烧灼一系列小孔或通道来试图减轻心绞痛造成的严重胸痛。然而，纽约雷诺克斯—希尔心血管研究院的心脏病学专家马丁·莱昂怀疑这种手术的实际功效。于是，莱昂与同事设计出了一种技术性伪装，前后为25个医疗中心的500名病人分别进行激光心肌血运重建术治疗或模拟疗法治疗。经过一系列研究，莱昂在2000年经导管心血管治疗大会上发表了他的相关报告，得出结论：两种治疗效果完全没有差别。长达6个月的研究表明，治疗组和安慰组在运动能力改善方面显示出相同的效果，两组表现出的改善水平也相同，“这种激光疗法，曾经被吹捧为改善心绞痛和提高运动能力的新手段，但它其实只是一种有效的安慰剂”。

现代人很难想象过去的人是怎么活过来的——中国人得了痨病要吃人血馒头（鲁迅的小说《药》里就有详细的刻画），美国人不管是什么病，只要严重了就使用放血疗法（据说美国总统华盛顿就是被放血疗法弄死的）。这些事现在几乎不会发生了，但我们今天所生存的世界其实依然没有想象中那么光明。观察一下教育领域：有多少教师真心宣扬的方法能够通过双盲测试？理论上的比例应该低得惊人。这种情况没有引起重视，只不过是因为在教育领域很难应用双盲测试进行检验，如是，“鱼龙混杂”的现象自然无法避免，我们也只能“见怪不怪”。

尽管很难用双盲测试检验教学手段，但这种思考模式仍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审视教学手段和学习方法的理论依据。由此我们可以想到，无论是什么学习方法，都可能有⅓的人由于安慰剂效应而宣称自己确实受益（注意，他们无意欺骗，他们是真诚的）。很多人宣称某种学习方法神奇，可能只是因为他们确实看到了很多的“成功案例”，却没有看到或者忽略了更多的“失败案例”（他们同样并非故意）。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总有⅓的人的学习会受到安慰剂效应的影响，在最终的学习效果出现之前我们又无法确定究竟是哪⅓的人会受到这种影响，那么，我们要不要提前告诉他们真相呢？如果告诉他们真相，就意味着我们实际上正在让那⅓的人（尽管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是哪⅓的人）失去获得奇迹的机会；如果不告诉他们真相，就意味着我们将浪费他们的时间和精力——考虑到学习是大部分年轻人主要的日常行为，正在学习的人群中又以年轻人居多，这时浪费的就不仅仅是时间和精力了，还有青春，甚至生命。

罗伯特·莫顿教授发现了一种现象，并将其命名为“自证预言”——如果人们相信某件事情会发生（事实上其原本不一定会发生），那么这件事情最终真的会发生。

希腊神话中就有这样的故事：

底比斯国王拉伊奥斯与王后约卡斯塔生下俄狄浦斯之后得到神谕。神谕中说这个孩子终究会弑父娶母。为了躲避厄运，拉伊奥斯刺穿了新生儿的脚踝，令牧人将孩子丢弃在野外等死。

可是，执行命令的牧人于心不忍，偷偷把这个孩子送给了柯林斯的国王波吕波斯。波吕波斯很喜欢这个孩子，把他当作亲生孩子抚养。俄狄浦斯长大以后，得知了神谕，也就了解了自己将会弑父娶母的命运。为了避免神谕成真，他在不知道国王波吕波斯与王后并非自己的亲生父母的情况下，离开了柯林斯，并且发誓永远不再回去。

离开柯林斯的俄狄浦斯一路流浪。当他走到底比斯附近的一个岔路口时，与一群陌生人发生了冲突，失手*了人，其中就有他的亲生父亲拉伊奥斯。

当时的底比斯被狮身人面兽斯芬克斯所困。斯芬克斯抓住每个路过的人，要求他们解答自己提出的谜题，如果答不出，斯芬克斯就会将对方撕裂吞食。

底比斯为了脱困，对外宣布：能解开谜题者可获得底比斯的王位并娶前任国王的遗孀约卡斯塔为妻。俄狄浦斯解开了斯芬克斯的谜题，继承了底比斯的王位，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娶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为妻，生了两男两女。

俄狄浦斯登上王位后，底比斯不断发生灾祸与瘟疫。于是，俄狄浦斯向神祇请示。最后，在先知提瑞西阿斯的揭示下，俄狄浦斯才知道他是拉伊奥斯的儿子，弑父娶母的不幸命运最终应验。震惊不已的约卡斯塔羞愧地上吊自*，而悲愤不已的俄狄浦斯则刺瞎了自己的双眼。

莫顿教授用银行挤兑的例子说明了自证预言的机理：

一家银行本来运作正常，但不知什么原因出现了要*的流言。流言越传越广，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信以为真，有人为防意外，跑到银行把自己的存款提走。恐慌情绪蔓延，并且变得愈加真实，更多的人冲进银行提走自己的存款……最终，挤兑发生了，银行真的*了。

自证预言的运作机理颇令人迷惑：好事很少心想事成，坏事往往无中生有。也不是没有办法解释：这或许与人类大脑中根深蒂固的“恐惧情绪”有关——喜悦会使一个人停下行动去享受喜悦，而恐惧恰恰相反，会让一个人马上采取行动来避免危险。事实上，这种出于恐惧的决策几乎总是事与愿违。

自证预言无所不在，也使因果分析变得更为复杂：在自证预言实现的瞬间，一个原本并不存在的原因竟然“无中生有”变成了真正的原因。

这些年，我见证过的惊人最甚、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自证预言实现发生在学生群体中：大多数中国学生之所以最终未能掌握英语，其实就是自证预言的实现。

2010年前后，随着国内考托福的中学生增多，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学生的托福平均成绩比大学生高出许多。在国内的大学生里，托福成绩超过100分就算是高分了，能考110分以上的少之又少。可是，在国内的中学生里，托福成绩超过100分不足挂齿，超过110分也不稀罕，115分以上的成绩也常见。

两代学生之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惊人的差异？一个比较恰当的解释是：上一代学生实现了自证预言。当时在国内大学校园里学习的学生，大多从未相信自己可以很好地掌握一门外语。以英语为例，在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总计16年的时间里，他们被要求掌握约4500个词汇，而这个要求翻译一下就是：

学英语很难的！16年掌握4500个词汇，你就很了不起了！

再翻译一下：

每年你能掌握的词汇不到300个，平均每天不到1个……你很笨！学英语很难！

这样的信息被悄悄植入大多数学生的脑海，他们不明就里地相信了。相信的结果就是自证预言的实现。不止这些学生，之前的许多代人，都是“一辈子学不好，一辈子很努力”，而结果是越学越差……

在《把时间当作朋友》出版一年半以后，我写了另一本书——《人人都能用英语》。我试图通过一本书的篇幅，论述过往失败的英语学习者是怎样被植入的想法左右了一生，最终又是如何实现那个自证预言的；再进一步论述，与此同时，有多少新一代的学生摆脱了那个自证预言的诅咒，竟然可以把外语学得比母语还好……《人人都能用英语》本质上是《把时间当作朋友》的英语学习应用版本。《把时间当作朋友》主张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而《人人都能用英语》主张正确的事情是“习得”英语、正确的方法是“用”英语

一位教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课程的同事，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可偏偏英语发音很差。其实，这本来没什么，发音差对第二语言习得者来说很正常，不丢人，可他自己很在意这一点。

有一次，我听到一位学生与他的谈话——

学生：……老师，不知道我该不该说……

老师：你说！

学生：你说的英文我听不懂……

老师：……那老外讲的英文你听得懂吗？

学生：呃……听不懂……

老师：那不就得了！

学生哑口无言，红着脸低着头走了。

可事实上，这位老师明显是在强词夺理。他的意思是：

既然老外讲英文你听不懂，那么你听不懂我讲的英文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

再翻译一下：

老外讲的英文是标准的，你听不懂；

所以，反过来，你听不懂的英文不是不标准的，简化一下，你听不懂的英文就是标准的；

所以，你听不懂我讲的英文，因为我讲的就是标准的……

翻译过后，反应再慢的人也看得出这肯定没道理，肯定有哪里不对。其实，这是原命题与逆命题的关系问题，中学的数学课本上就有：原命题为真，它的逆命题不一定为真。然而，在生活中，许多人不知不觉就把原命题和它的逆命题等同起来。有心理学家曾经做了调查，经过几年统计得出的结论是：70%以上的人分不清原命题和逆命题。

反过来不一定成立。

4种命题及其关系

发生在我身上的另一件事也格外能说明问题。多年前的一天，我在Twitter上随口说了一句：

脑残者最好玩的地方在于他们认为别人才是脑残呢。

多少出乎我意料的是，很快就有人这样回复：

这很明显将陷入悖论：假如笑来不认为别人是脑残，如何得出以上结论；如果认为别人是脑残，根据其理论，他自己才是脑残。

我实在没办法在当时Twitter那140个字的空间里讲清楚原逆否命题的道理，只能补充说：

“脑残者最好玩的地方在于他们认为别人才是脑残呢”这句话本身并不意味着“认为别人脑残的人才是脑残”。

《异类》的作者马尔科姆·格莱德威尔在其成名作《引爆点》中提到了一个现象：禁烟运动往往会带来反效果，越禁越会吸引未成年人，因为突破禁忌总会带来一些微妙的快感。很多未成年人开始吸烟，并不是因为吸烟很酷，而是因为他们看到吸烟的人很酷。

实际上，这种认知也是因为分不清原命题和逆命题造成的——

原命题：很酷的人都吸烟。

逆命题：吸烟的人都很酷。

结论：我也想酷，所以，我要吸烟。

事实上，每天有无数人因为分不清原命题和逆命题而被他人左右。混淆原命题和逆命题，抹*二者的区别，是广告设计者最常用、最舍不得放弃的手段——因为它很有效，正如之前的统计数字表明的，至少对70%的人有效！

谁主张，谁举证”不仅是一个法律术语，也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可惜，大多数人并未在意。事实上，不懂“举证责任”就是一个思考时“误入歧途”的常见原因。不明白“举证责任”的人，逻辑没办法明晰，脑子没办法清楚。这几个字看上去似乎没什么了不起，但有人因此落榜（迷信了某种诡异的学习方法），有人因此离婚（胡乱猜疑直至搞砸一切），有人因此*（采取了错误的策略进而陷入不可逆转的困境），有人因此出家（原因请自行揣摩）……他们的共同点是——至死都想不明白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说理之时，针对某一论点，对立双方的举证难度并非总是对称的——事实上，几乎总是不对称的。

举证难度受举证人能力的影响，因为每个人的学识和专业不同。例如，在争论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时，常年专注于该领域的人会比从未认真考察过该领域的人更容易拿出有力的证据。尽管专家不见得永远正确，但这并不能改变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每个人的能力是不同的，无论是理解能力、观察能力，还是获得有效信息的能力。

举证难度受社会整体知识水平（甚至文化）的影响。今天，我们可以轻易地从互联网上找到在太空中拍摄的地球照片，并进一步证明“地球是圆的”。证据太容易获得，以至结论被认为“没必要证明”，因为结论早已被认为是事实了。然而，在2000多年前，想证明同样一件事情，类似的证据可没有那么容易获得。

此外，举证难度受需要证明的结论与当时社会普遍接受的知识相符程度的影响。例如——

在2000多年前，人们认为：

大地是平的

大地可能是个球体

大地应该是个球体

大地就是个球体

今天，人们认为：

地球是圆的

地球不是圆的

发生这种改变是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有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地球是圆的。然而，另外一些事实却不见得被普遍接受，例如世界上究竟有没有鬼魂。尽管对科学家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无可争议的问题，但对相当多的人来说却未必。于是，普遍来看，证明以下结论的难度各不相同。

鬼魂存在

鬼魂也许存在

我不知道鬼魂是否存在

鬼魂可能不存在

鬼魂根本不存在

当然，你还可以想象，对某些人来说，如果证明鬼魂根本不存在的难度是10，那么证明鬼魂存在的难度是0。

由于举证难度不同，争论双方的境况常常是这样的：

▷一方肩负沉重的举证责任。

▷另一方享有来自假设的恩惠。

举例来说，在2000多年前，如果一个人观察到船出海之后不是一下子消失在视野中，而是逐渐变小的，更重要的是，先是船身消失在水平线之下，然后是船帆一点一点地消失……于是，他断定，大地肯定不是平的……它也许是圆的。可是，这与当时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知识”并不相符，甚至完全相反——那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大地是平的”。在这种情况下，当这个人参与讨论，并且提出自己的看法时，就负有沉重的举证责任，而不相信他的人则享有来自假设的恩惠。

到了今天，我们是不是就自动享有来自假设的恩惠了呢？也不一定。因为我们总是会遇到一些“固执”的人。事实上，现在地球上依然有一个社团相信“地球是平的”。

当一方（有意或无意地）拒绝承担举证责任的时候，讨论就没法正常进行了。拒绝承担举证责任的方法很简单，连那些不懂举证责任的人都可以很自然地运用：提出一个观点，然后要求对方进行反证。他们的逻辑是：既然你无法证明我是错的，那么我就是对的。这是一种典型的逻辑错误，即“诉诸无知”。这里的逻辑漏洞来自“他的对”与“他的错”其实并不是像“对”与“错”那么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关系。例如，对任何一个现象，错误的解释可能有无数个。即便我们无法证明其中一个解释是错的，事实上他也是错的。

与此同时，证明肯定论断的难度与证明否定论断的难度也相差巨大。在大多数情况下，证明否定论断要比证明肯定论断难得多。例如，与证明“你欠我10万元”相比，对于“你没欠我10万元”的举证难度要高出许多，甚至没有办法证明。所以，要求对方证明“你没欠我10万元”，若无法证明，就认定“你欠我10万元”，是纯粹的无理取闹。

因此，尽管很多人连“举证责任”这个概念都没听说过，也可以仅凭潜意识就知道其中的难易不同，进而将其运用到狡辩之中。更可怜的是那些已经开始狡辩却不自知的人——他们已经误入歧途，却以为自己在“上下求索”。

用案例说理的方法，估计源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哈佛商学院首创的案例教学法。

在哈佛商学院起步的时候，教授们就发现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教材。他们首先想到的解决方案是去采访那些顶尖的商人，详细记录这些卓越的领导者正在做的事情和做事情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个案”。经过一番努力和分析，这些教授发现他们不可能拿着这些“个案”照本宣科，因为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既定的“标准”来衡量“为什么会成功”“为什么会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教授们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的方法：让学生们先认真阅读这些“个案”，再认真准备课堂讨论，并提出进一步的行动方案。基本上，直到现在，这种“教学模型”依然是这样运用的。

案例教学法固然相对先进，但跟其他教学方法一样，它也有自己的局限，很容易陷入一些常见的谬误。可是，很多书籍都把哈佛商学院“承认有缺陷但不得不使用”的案例教学法当作天经地义的方法，导致各种各样的逻辑错误随处可见。其中最为常见的逻辑错误就是“以偏概全”——某种经验在某个人身上应验了，并不意味着该经验在所有人身上都会起作用。

例如，不少书籍曾这样用爱迪生举例说理：

爱迪生活了84岁，一生的发明有1100多项，对自己成功的原因，他曾说：“有些人以为我之所以在许多事情上有成就是因为我有什么‘天才’，这是不正确的。无论哪个头脑清楚的人，如果他肯努力行动，都能像我一样有成就。”爱迪生的名言是：“天才是1%的灵感，99%的汗水。”

“努力行动”并不是成功的唯一原因。例如，显而易见、至关紧要但并未经常被提及的是，爱迪生有幸出生在一个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相对完善的国度。如果深入追溯，爱迪生的巨大成功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他运气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爱迪生8岁上学，但只读了3个月的书，就被老师斥为“低能儿”而撵出校门——在任何一个地方，闲着没事跑到鸡舍用自己的身体孵鸡蛋的孩子都可能被大多数老师认为是“低能儿”。从此以后，他的母亲成了他的“家庭教师”。母亲良好的教育方法，使得爱迪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博览群书，而且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不妨假设一下，爱迪生若是出生在19世纪末的中国……

事实上，这个世界上也有一些人，采取了与“努力行动”相反的行为模式，同样获得了成就或者取得了成功——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例如，沃伦·巴菲特买入他认为值得持有的股票后，就只采取一个等同于“不努力、不行动”的策略——等待卖出时机。对像可口可乐这样的股票，巴菲特甚至干脆在买入后不采取任何动作。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也与“努力行动”恰好相反。

注意，我并不是说“不应该努力行动”——我是一个相信“应该努力”的人。我认为，巴菲特在买入可口可乐股票之后“永远持有”也是需要努力才能坚持的行动，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更是需要更多的心智力量才可以实践的行动。我要说的是，爱迪生的“案例”只能告诉我们，爱迪生非常努力、非常勤奋、热爱工作、热爱生活，但无法证明一个人只要跟爱迪生一样“非常努力、非常勤奋、热爱工作、热爱生活”，就可以获得与他一样的成就——明显还需要很多其他因素。其实，爱迪生是不是一个特别努力的人，本质上与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们该努力还得努力，不应该仅仅因为别人努力或者不努力，我们就放弃努力。

我们讨论过这样一种情况：人们可能基于一模一样的原因作出截然相反的决定。换句话说，就是用同样的论据证明截然相反的论点。在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这种情况，只不过表现形式多少有些不同。例如，有些时候，我们遇到的是“同样的现象，截然相反的解释”。

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工作中总有一些人抱怨老板或者上司愚蠢。可是，上司真的愚蠢吗？

我们并不排除在有些情况下，上司确实愚蠢的可能性——没有人十全十美。然而，另一个解释可能更合理：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如果不做事，是不会暴露自己的缺点的，因为人只有在做事的时候才会暴露缺点。这也是大多数人并不自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往往是别人要求他们做的。在任何一个部门或团队里，上司做的事情全都是显性的，是所有下属或者成员都看得见的，而下属之间、成员之间往往不清楚对方正在做什么。于是，下属们更容易“共同”看到上司的缺点。钱锺书先生有一段很有趣的描述：“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

抱怨上司“愚蠢”的人和能够发觉“上司的愚蠢可能有另外的解释”的人，得到的结论和采取的行动往往截然相反。因此，时间在他们接下来的经历中产生的伴随作用也截然相反。这里，时间再一次选择与心智强大的人做朋友，他们会这样考虑这个问题：

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那些不停抱怨“上司的愚蠢”的人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过是把“上司很愚蠢”作为自己偷懒的借口。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可笑与可悲：既然上司那么“愚蠢”，自己又为什么要用宝贵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为这个“愚蠢”的上司打工？那些少数能够提出建设性意见的人是不会抱怨“上司很愚蠢”的，他们要么想办法帮助上司解决问题，要么在爱莫能助的时候自行离开。

实际上，所谓的“情商”，从根源上朴素地看，还是“思考能力”。举个例子，所谓的“积极心理学”主张“凡事要从积极的一面去理解”。事实上，这种观点失之偏颇。有些结论有对立的论据，有些现象有对立的解释。许多人意识不到对立论证的存在，只不过是因为心智尚未开启，不懂得运用恰当的思考工具而已。一旦意识到对立论证的存在，就应该“哪一个更合理、更现实就接受哪一个”，而非“哪一个更积极就接受哪一个”，因为后者只是自我欺骗而已。积极的并不总是好的——哪一个极端理想主义者（以及他们的想法、理念）不是积极的呢？

反思能力是人类独有的能力之一，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常说“光想是没用的”，因为反思的结果不一定有价值，很可能顶多是“感悟”，离“道理”还差十万八千里。

生活中这样的现象俯拾即是。举例来说，有个女人*了。消息一传出，她就将开始获得来自四面八方各种各样的“忠告”、“建议”或者“指导”。她很是慌张，毕竟这是她第一次*，尽管之前她也曾想尽办法学习、准备，但还是无法避免慌张。而那些忠告、建议和指导都听起来很有道理，起码至少有一定的道理，可要命的是，其中有一些实际上相互冲突但好像各自有些道理……最终，她是否听取了那些忠告，是否落实了那些建议，是否接受了那些指导，都不重要——无论有没有那些东西，孩子终究是要出生的——他可不管妈妈慌还是不慌，懂还是不懂……而在孩子出生的瞬间，母亲会突然意识到，之前那些令她无所适从的各种忠告、建议、指导的绝大部分并未在她身上应验。这是为什么呢？

很简单，这位母亲之前听到的大多数消息其实不是“道理”，只是“感悟”。并非只有科学家才要遵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原则，也并非只有专家级别的新闻工作者才需要分清“看法与事实之间的区别”，其实每个人都需要清楚地认识“道理”和“感悟”之间的巨大差异。

并非所有的“感悟”都不是“道理”，但确实在更多时候，“个体经验”往往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分不清“感悟”和“道理”是很危险的，不仅误己，还可能误人——好心办坏事的往往都是那些分不清“感悟”和“道理”的人。

然而，分清“道理”和“感悟”并不容易，尽管原则相当简单明确：“道理”应该是普适的，而“感悟”只来自个体经验。请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感悟”都是没用的，我是在说，“感悟”不一定是普适的，非普适的“感悟”与普适的“道理”不一样，很多“感悟”是有局限的，甚至可能是有很大误导性的。

举一个常见的例子。每个人都渴望成功。基于某种原因，所有被认为成功的人也都乐于分享他们成功的经验。当那些衣着光鲜的人站在台上侃侃而谈的时候，哪怕他们事实上相貌平平，也会让听众觉得光彩照人。他们说的每句话、每个词，都仿佛饱含深意，掷地有声，字字珠玑。台下的人，尽管脑子里浮想联翩，但还是有意挣扎着聚精会神，恨不得把每个字都记下来，再回去“反刍”。

可是，听众应该有自己的智慧。只有了解了沟通的基本原理，才能避免沦落到“人家说什么就信什么”的境地。一方面，我们倾听任何人讲话时都不应该带着防备、质疑的心态，那样可能会让我们遗漏重要的信息，因为心态会成为有色眼镜，使我们只能收到过滤后的信息。另一方面，我们最终若是对获得的信息不加分析、不加思考地全盘接受，也是危险的、有害的。

首先，成功者其实没有必要、没有义务，也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讲述所有的细节。相信我，如果仅仅用财富、权力、地位来衡量成功（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那么所有的成功背后都有数不尽的磨难，也往往充斥着不可告人的细节。例如，某大企业的老板肯定不会对所有人说他在受到各个方面的巨大压力之后才作出某些决定。追求巨大财富的人是如此，追求巨大权力和至高无上地位的人更是如此。

在某些事情上，每个人都应该有沉默权。那些正在分享所谓“成功经验”的人，也应该享有这样的权利。就好像美国警察经常说的那样：“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一切都将作为呈堂证供。”只要不是在特殊的极端情况下，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人讲述事情的全部细节。但是，如果某个人把他们说的当作全部，把他们没说的当作没有，那么这个人的智商就跟寓言中那个掩耳盗铃的家伙属于同一水平了。

其次，几乎所有的成功者在讲述自己成功经历的时候，都会有意无意地夸大自己为成功付出的代价，夸大自己曾经面临和已经战胜的困境，夸大自己最终成功的难度。他们不是故意的，只是因为他们也是人，他们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有不同程度的虚荣心需要获得满足。他们现在的成功是已经确定的了，所以，这成功荣耀的程度就取决于其难度——起点的条件越差，成功显示出的难度就越高；难度越高，获得的掌声就越多，被其他人认可的程度就越强烈。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们这么做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保护自己。每个获得巨大成功的人，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跟下棋没什么区别，不仅要不停地“进攻”，还要稳固地“防守”。他们如此夸大自己为成功付出的代价，想表达的潜在含义是：要知道，成功可不是说来就来的，是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你还是好好想想吧。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恐吓”，和“欲练神功，必先自宫”的警告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他们这么做的原因，还有来自观众或者听众的支持。大多数人喜欢听成功者讲述他们的艰苦经历——越艰苦越好，越“苦大仇深”越喜闻乐见。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平淡的，甚至包括那些成功者中的很大一部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电影之所以精彩，有两个原因：一是艺术加工，二是压缩时间——把一生的故事用一两个小时讲出来，不波澜起伏、惊险刺激才怪。然而，真实的生活却不可能天天波澜壮阔、大起大落、惊天动地。事实上，没有谁的心脏可以承受这样的生活。

一方面，大多数人一生都不会领悟“平平淡淡才是真”的道理。另一方面，很多人在潜意识里希望所有的成功者都是通过艰苦奋斗才获得成功的，因为他们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解释自己的“不成功”，才能更为自然地接受自己的“不成功”。他们潜意识里的想法如果表达出来，可能是这样的：“看，成功多难呀！要付出那么多代价才可以呢！我还没付出那么多代价，没成功很正常嘛……”要知道，对那些渴望成功而尚未成功的人来说，成功人士“苦大仇深”“血泪斑斑”的经历是多大的安慰啊！

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就算那些成功者并非有意隐瞒或者有意夸大，他们在讲述自己的真实经历时，依然可能产生种种偏差。成功者，或者那些被认为成功的人，依然是人，不是神。既然他们还是人，就很可能有认知偏差，例如人类大脑具有的一个自我保护功能——遗忘痛苦。

所以，成功者在给他人讲述自己的经历时，往往会有意无意地掩盖那些令他们追悔莫及的错误。因为那些经历太痛苦了，以至他们的大脑自动把那些记忆抹掉了——如果他们的大脑功能健全的话。对于“掩盖错误”这件事更为合理的解释是：他们不是故意的，只是不知道每个人固有的认知偏差给他们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而已。他们当然会讲述自己曾经遇到的困境，但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他们的讲述中，他们最终会用无比顽强的精神摆脱那些看似不可逆转的困境——这样的讲述换来的当然是热烈的掌声。那么，他们有没有到现在都无法解决的困难呢？我不相信他们没有，除非他们活在另一个世界。

还有，一定要了解这样一个事实：有些时候，“成功者”的经验没什么用，因为那些经验根本就是错误的，而对这一点，“成功者”自己可能也不了解。例如，成功者们遇到了一个经济飞速增长的时代，无论做什么都赚钱，并且赚得很多，所以从宏观上，根本就不是他们自己认为的宝贵经验在起作用，而是宏观经济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但是，有谁愿意承认自己的成功和自己的经验无关呢？人类普遍拥有的一个认知偏差就是：把成功揽到自己身上，把失败归咎于别人或者坏运气。这在心理学上有个术语——自利性偏差。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些“成功者”在这么做的时候往往不是有意欺骗，甚至出于好意。

最后，要知道，有些“宝贵经验”即使正确，放到别人身上也可能不那么灵验。最可能让一个人误入歧途的，就是他对自己的了解。长辈们总对我们说“人贵自知”，他们忘了说的，甚至可能完全不知道他们真正应该说的，其实是“人贵自知——难哪”。回想一下上一次听完成功故事不由得心潮澎湃的状态，你就知道有自知之明是多么难能可贵了。当然，你没必要为自己那么容易心潮澎湃感到自卑，因为所有的人都会这样，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

例如，成功者们常说，他们并不在意钱，他们知道人格的可贵。但是，大部分听众和他们不一样。大部分听众现在没有足够的钱！相信我，绝大多数人，在没有钱的时候，对“人格可贵”的理解很难非常深刻。人活着是要吃饭的，一个人的家眷是不应该被饿着的，在基本条件都得不到保障的时候，“人格有个屁用”就成了很多人的选择。崔健是这样描述的：“若是为了爱情，歌曲算个屁；若是为了生命，爱情算个屁。”这是大实话，而大实话往往不可能动听。其实，这并不是玩世不恭或者愤世嫉俗的说法，只是有勇气接受现实的人对生活的平静描述。

这里提供一个实用的建议：与其关注成功者，不妨反其道而行之——努力从失败者身上汲取经验。

不要说模仿成功者，就算观察成功者也是很难的。这世上的成功者很多，我们身边真正的成功者却很少。成功背后的东西很难看清楚，所谓成功的真实性也很难判断，成功者们又会有意无意地美化和包装他们的经验，而这一切，都在干扰我们的判断。不过，观察失败者相对容易，因为失败者的失败往往是明显的、确定的，失败的真正原因往往很容易查实（尽管失败者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并且，我们身边失败者的数量显然要多于成功者的数量。如此，我们也就有了更多的观察机会。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会经常碰到所谓的“幸运”——当你马上就要犯错误的时候，有人先犯了同样的错误。不过，就算是“专注于汲取教训，而不是幸灾乐祸”这件事本身，也不容易做到。

经过这些分析，可以知道，有一句话值得牢记：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挺傻的。只有经过自己的仔细分辨，真正成功者的宝贵经验才是无价的。需要额外注意的是，一方面要多花心思分辨，另一方面要多花时间真正了解自己，以便避开“一概而论、生搬硬套”可能带来的灾难。

道理都明白，可就是做不到”也许是无数人在生命中无数次遭遇的尴尬。在日常生活中，那些原本是讨论者，后来却变成了“为争而争”的争辩者的人，常常并非故意。他们只是像醒过来后最终还是要咬农夫的蛇一样，展现出了自己难移的本性而已。

人性中究竟有什么东西如此“邪恶”（这里并非贬义，只表示负面），如此顽固，如此普遍，如此让我们无可奈何呢？答案很简单——恐惧。而恐惧会带来一个更有*伤力的品性——懦弱。思考训练书籍里总是提到阻碍人们正确思考的诸多障碍，例如我的更好、死要面子、拒绝改变、顺从多数、简单粗暴的分类、自我欺骗……所有这些最终都可以归结于人性中根深蒂固的恐惧和由恐惧带来的懦弱。

人们总是喜欢用善恶区分一切，但这其实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更有意义的区分是“强”与“弱”。在很多时候，所谓的善良，只不过是懦弱的表现。人们说高耀洁很善良，肯帮助那些“艾滋病村”的村民，我却宁愿说，高耀洁老奶奶是个坚强的人，因为她的坚强，使她有真正善良的资本。还有人说那些“赚了黑心钱”的人捐出大量金钱给慈善机构是伪善，我却宁愿说，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人实际上确实很“强”，因此他们有资本做出“伪善”的事情。“强”与“弱”才是自然界中真正存在的本质，“善”与“恶”往往只是弱者一厢情愿的定义。

人类作为注定会老死的物种之一，天生就充满了恐惧。因为害怕自己的死亡，所以人们宁愿相信某个叫作天堂的地方是存在的；因为害怕失去亲人的痛苦，所以人们宁愿相信转世投胎、轮回再生；因为害怕强者无疆而又不愿面对自己的懦弱与无能，所以人们宁愿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成功者害怕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于是在“分享”成功经验时着了魔一样夸大自己遇到的各种障碍，却对起决定性作用的“运气”绝口不提；碌碌无为者如饥似渴地享受成功者的“分享”，在听到成功者遇到难以逾越的困难九死一生的时候，潜意识里暗暗欢喜——原来我没成功是有原因的啊！

小时候，我不理解为什么《圣经》里反复提到“七宗罪”（贪婪、淫欲、饕餮、嫉妒、懒惰、傲慢、暴怒），却绝口不提人生最大的敌人“恐惧”，以及“恐惧”这个恶魔的小鬼“懦弱”？那根深蒂固的恐惧才是一切“恶”的根源，那懦弱才是“原罪”啊！后来我明白了，宗教最需要的实际上是“恐惧”。为了让人们向往天堂，便设计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地狱。没有令人恐惧的地狱存在，天堂又如何令人向往？

人人都有弱点，因为人人都会有恐惧。恐惧需要克服，勇气需要培养。事实上，“勇气需要培养”这句话里面的“培养”可以换成一个更朴素的词——积累。勇气与智慧一样，是依靠积累获得的。当一个人只有一点点勇气的时候，就期望他可以“除暴安良”“替天行道”“匡扶正义”，是非常幼稚且不现实的想法。一个人的强与弱，实际上相当于他的勇气减去他的恐惧之后的分值——如果是正数，那么他是强的；如果是负数，那么他是弱的。所有人的起点都是负数。但凡是人，都要经过很多的挣扎才能使这个算式的结果变成正数。而且，无论是谁，无论多强，都不可能完全消除恐惧。勇气可能等于零，恐惧却永远大于零。

古人说，人贵自知。摆脱“自以为是”陷阱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正视自己的恐惧，因为恐惧永远存在。尽管现今的自然界中绝少有动物以人为主食，但还是经常出现人被其他动物咬伤或吃掉的事情，这主要是因为那些动物被惊着了、害怕了，才主动出击。同理，那些突然放弃讨论，转而“变”得不理性的人，只不过是因为在那一瞬间让恐惧占了上风，而勇气消耗殆尽。不要以为自己拥有无比的勇气，不要以为自己没有恐惧，总有一个时刻，我们的勇气不能抵御我们的恐惧。所以，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能理解别人的恐惧呢？

尽管我们用来表达思维的工具是语言，但是，思考和表达并非总是一前一后。有些时候，我们的思维会因我们使用的语言（表达手段之一）而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恰当而又正确地使用语言，可以帮助修复思维漏洞。一旦明白个中道理，我们就会发现，语言就是一个便宜（甚至免费）而又有效的辅助工具。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常常帮助我纠正不良的语言习惯。有一次，他看到七八岁的我指责别人说脏话，就告诉我：“其实有时候有些话‘话糙理不糙’……其实不说脏话的人不一定不‘脏’；偶尔说点脏话有助心理健康。”这事我就不多作解释了，相信读者很容易明白这是多么真实而又健康的教育。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父亲禁止我在任何情况下说类似这样的句子：

……本来（原本）就是嘛！

现在回忆起来，真的要感激父亲，他就那样简单而又“粗暴”地用几个星期的时间使我一生不再使用这种句式。这种句式在生活中只有一个用处——找（最后的）借口。

长大之后，我在一部关于某重大新闻事件的电影里看到报社老板语气严厉地对一位刚入行的记者说：

永远不要再跟我说“我认为……”了！你的看法关我屁事？我要的是事实……

从那之后，那个毛头小伙就刻意在写句子时用“事实上”开头，而为了配得上这个开头，在后面的陈述中，他真的在不知不觉间剔除了很多“偏见”。直到被电影里的这个细节触动，我才明白，原来在很多领域，有些“思维训练”其实只是需要更改语言习惯。想明白这些，我再次在心里狠狠地感激了父亲。

以下一些句式最好经常使用，因为它们对独立思考习惯的养成特别有帮助，并且有刺激思考的作用：

▷……是一回事，……是另一回事。

▷……和……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

▷……不一定……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

▷……也许还有一种可能（解释）。

▷……看起来像……，可是……

▷……而事实可能远比看起来的复杂（简单）。

▷……然而，（这个论断）反过来（陈述）不一定成立，因为……

▷……其实很可能与……没有任何关系。

▷……和……之间不一定是单纯的因果关系，它们也可能互为因果。

▷……和……之间的比较也许没有任何意义。

▷……其实是表面现象，其背后的本质是……

▷……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前提。

▷……尽管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完全不现实。

▷……也许有人会说……但是这种质疑……

这些句式看起来简单，却往往能带来不同凡响的思考结果。

平时在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都不妨把这些句式套进去填空——就当想着玩儿了。要不了多久，我们就能体会这种游戏的有趣之处。不出意外，我们会发现自己的思维因为这些句式的运用而不由自主地发生了转变。例如，“……和……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这个句式往往瞬间就能使一个人的脑子更清楚。

另外一些句式，则要刻意回避，例如：

……难道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吗？

当我们试图批评一个错误立场的时候，即便是在完全正确地批评的情况下，也总是会遇到这样的抵抗（往往来自那些不知其所以然的所谓“同情者”）：“……难道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吗？”

这样的诘问常常会奏效，只不过奏效的方向并不是驳倒批评错误立场和观点的人，而是让发出这样诘问的人自己据谬而喜，让被批评的人错上加错（很多人分不清“自己的观点被批评”与“自己被批评”之间的重大差异），让更多不明就里的人受到更严重的误导。

几乎没有什么立场和观点能像单细胞动物一样纯粹——每个立场和观点都是由许多其他的立场和观点构成的，或者受到许多其他的立场和观点影响，就像“多细胞有机体”。哪怕是由成千上万个对的立场和观点拼成的立场和观点，也不见得在整体上是正确的，更何况那些确实有一点可取之处，但其他地方千疮百孔的立场和观点。

如果“……还是有一些可取之处”可以成为我们必须拥护或者不得反对某个立场或观点的可成立的理由，我们就几乎必须拥护所有立场、不得反对任何立场了。例如，已经被废除的一夫多妻制就真的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吗？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从经济学还是从生物学的角度，一夫多妻制可能比一夫一妻制更有利于资源有效分配。但是，就是因为一夫多妻制也有这样的可取之处，所以，我们就要拥护它，就要退回去而取消现在的一夫一妻制吗？

“……难道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吗？”这个常见的句式还有一个变体：“我发现……还是很有一些道理的！”唉，那不是废话吗？就算是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里，也有很多相当有道理，甚至相当精辟的观点，但为什么全世界都要禁掉这本书呢？就算是跳大神的，也有可能说中那么一两次，但为什么我们一次都不能信呢？闭上眼睛蒙对一次一点也不难——即便是一只坏掉不走的表，一天之中起码还能对两次呢。

“我发现……还是很有一些道理的！”常常成为很多人把垃圾当宝贝的唯一理由。可是何必呢？那些真正有道理的部分，不一定只在那里存在啊！垃圾里当然也可能有些宝贝，但是在宝贝已在眼前、用都用不完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跑到臭气熏天的垃圾堆里淘换呢？这道理尽管简单，但总是被很多人忽视，小则误导自己，大则误导别人，巨则误导至少一代人。三叹。

再看一个最浪费时间的，也因此必须回避的句式：“要是……就好了！”这个句式是用来表达后悔情绪的，而“后悔”是最浪费时间的——无论如何都于事无补。

当人们在生活中遇到尴尬时，脑子里会不由自主地冒出用这个句式表述的念头：

▷我要是孙悟空就好了！

▷我要是有钱就好了！

▷我要是没结婚就好了！

▷我要是当初多读点书就好了！

▷我要是在美国就好了！

之所以会在遇到尴尬时会冒出这样的念头，是因为大多数人早就朴素地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所面临的今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过去。可是，时间的固有属性决定了被它穿透的一切都将凝固成历史，无法更改——无论后悔的程度多么强烈，都无济于事。

冒出这样的念头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无法接受自身的现实局限。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并且，无论怎么努力，也注定不会有完美的人生。于是，个子矮的人希望自己高一些，丑陋的男人希望自己帅一些，难看的女人希望自己漂亮一些，老去的人希望自己（起码显得）年轻一些，肥胖的人希望自己苗条一些，骨瘦如柴的人希望自己健壮一些……当然，我们还是需要努力，因为努力可以使我们达到相对完美或者接近完美。

过去的事情是无法更改的，现在的烦恼是无济于事的。所以，只要我们是一个旁观者，就会无比容易地看出这些想法是多么不现实。把这些不现实的句子转换成现实的版本，就是这样的：

▷“我要是孙悟空就好了！”——可是你不是孙悟空。所以，你没有72根毫毛变出72个你帮你写作业，你也没有金箍棒，不能招惹面前这个大块头。

▷“我要是有钱就好了！”——可是你没有钱。所以，用钱能解决的问题不是你能解决的问题。

▷“我要是没结婚就好了！”——可是你已经结婚了。所以，无论你多么喜欢面前这个女人，只要你开始采取行动，麻烦就会接踵而至。

▷“我要是当初多读点书就好了！”——可是你当初没有多读书。所以，现在你追悔莫及也没什么用。

▷“我要是在美国就好了！”——可是你还在中国。所以，美国的那些好事大多跟你没有一丁点关系。

过去的事情是无法更改的，现在的烦恼是无济于事的，但是将来的尴尬也许是可以避免的——如果现在的行动没有出错的话。换句话讲，为了避免将来的尴尬，必须在今天采取正确的行动。所以：

▷改掉直到交作业期限的前一天晚上才写作业的偷懒习惯，先做完作业，再去使劲玩。如果你确定对方不是一个好人，就趁早离他远一点，最好不要让他知道你的存在。

▷不要为现在没钱而烦恼。打起精神来，从今天开始想办法赚更多的钱。如果赚更多的钱很难，少花一点、多省一点，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想想看，离婚是不是一件可行并且容易的事情。如果不是的话，就算你顺利离婚了，将来万一又要与面前这个女人离婚，可能仍然非常不容易、不可行。

▷从今天开始多读一点书，多学一点东西。尽管学东西对任何人来讲都不容易，但只要坚持，大多数技能都可以比较熟练地掌握。

▷先解决目前的麻烦。然后，如果真的觉得美国更好，那就从今天开始准备移民——需要做的事情非常多，努力吧！

很多时候，一个人不现实，主要是因为他的想法不现实。而一个人的想法不现实，往往是由他使用的句式决定的——无论怎么替换，都只能造出不现实的句子。另外，“要是……就好了！”这种念头，不仅无益，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因为它会衍生出一个很恐怖的句式：“要是……就好了！但……”

▷“我要是孙悟空就好了！”——可是我不是孙悟空。但我可以耍赖不交作业！我也没有金箍棒。但我可以弄一把刀……

▷“我要是有钱就好了！”——可是我没有钱。但我可以去借，借不着还可以骗，实在不行就去偷、去抢……

▷“我要是没结婚就好了！”——可是我已经结婚了。但管它呢，反正面前这个女人也不知道……

▷“我要是当初多读点书就好了！”——可是我当初没有。但我可以去弄个假毕业证，反正现在用假证的人多了去了，要不然那些卖假证的怎么赚那么多钱啊……

▷“我要是在美国就好了！”——可是我还在中国。但我可以想办法偷渡，或者做点什么事，然后去美国使馆寻求庇护，说不定还能混张绿卡……

所以，当脑子里闪出类似“要是……就好了！”的念头时，要马上提醒自己“停！这个念头最耽误事了！”或者“停！这个念头最没用了！”要想知道类似“要是……就好了！”的念头有多么可笑，不妨想想我们常听到的一句话：

要是我不浪费那么多时间就好了！

以下言论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理。

▷一个人的真理在另一个人那里就可能是谬误。

▷真理是相对的。

▷真理总是在不停地变化。（或者：真理并非一成不变。）

▷任何观念都是平等的。

从这些言论里可以看出，不同的人对相同事情的看法多少有些差异，然而，一个人并不是天生就知道这种情况存在的。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并不知道自己是谁，它甚至无法把自己与周遭的世界从意识上分离开来。它会以为自己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自己。它饿了就哭，哭了就有吃的。于是，它会觉得自己饿的时候全世界都饿，自己痛的时候全世界都痛，自己动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动。心理学称这种状态为“共生”。据说这种状态大约会持续5个月，过了这个阶段，婴儿就可以逐渐把自己和这个世界分离开来。例如，它可以意识到妈妈与自己并非同一，开始慢慢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手、什么是自己的脚……

脱离共生状态的过程非常痛苦。实际上，摆脱这种共生状态完全是不得已的，如若可能，每个人都有随时返回共生状态的*，因为在那种状态下，一切都好像由自己掌控。最无能的状态被理解为最自由的状态——这是多么可怕、可悲、扭曲的错觉？

然而，几乎没有人在意那种感觉是不是错觉，人们只知道那种感觉棒极了。所以，人们在年少时会为了遇到同生共死的“朋友”甘愿赴汤蹈火，在青春期会为了“爱情”不惜飞蛾扑火，在成年之后依然会为了遇到“知己”热泪盈眶、激动万分。“粉丝”的狂热表现也出自共生状态。在看到对立球队的球迷吵架甚至大打出手时，我们就能清楚地观察他们的具体状态。他们原本都是理智的人，可在那一瞬间，他们分不清自己和自己迷恋的对象——对他们来说没有区别，他们和他们迷恋的对象是一体的、荣辱与共的。也因为如此，才可能出现亲人竟然因为一个“外人”而反目的情况。

所以，不经教化、不经训练，或者不经自我挣扎，人有可能一生都无法从思想上摆脱共生状态。而在现实中，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思想上一生都处于共生状态。

我们必须让自己脱离思想上的共生状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不断寻求真相，而寻求真相离不开讨论。很多时候，我们必须与人交流、讨论。为了避免在讨论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麻烦、浪费不必要的时间，我们必须深刻理解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有意义的讨论的前提是双方不仅要“相互竞争”，更要“相互合作”

有句歇后语：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为什么呢？因为讲道理是需要前提的。双方进行有意义的讨论，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双方必须共同遵守“理性讨论基本原则”。例如：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能随意作出判断；有了确凿的证据，就算结论令人难以接受，也必须接受；错了就要承认并改正；对了也好，错了也罢，不许对对方进行人身攻击，对事不对人；谁有道理就听谁的；如果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就要看谁的理由更站得住脚，谁的结论更切合实际；如果双方的提案都不好，那么只好“两害相权取其轻”……可是，因为“兵”手里有枪，所以“兵”随时都可以不守原则，拒绝与“秀才”合作，哪怕“秀才”再有道理也没用。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看到有意义的讨论。大多数人由于种种原因并不重视“共同遵守理性讨论基本原则”，动不动就忽视、放弃、违背这些原则。有多少次，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话：“本来就是这样的！”“行行行，就你最聪明！”“就算道理是那样，我也无法接受！”“你自己看着办吧！”“我不管了！”“放屁！”“滚！”……

我在很小的时候并不知道，当某个基本原则被忽视、被放弃、被违背时，是有明显信号的，就好像上面罗列的那样。等我有能力把这些原则想清楚并分类之后，我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天真地以为自己可以向那些忽视、放弃、违背基本原则的人清楚解释现状，再把讨论拉回正轨——当然，多年的挣扎被证明为徒劳。

如果我们作为讨论的一方，发现对方已经不再“遵守理性讨论基本原则”，那么马上停止讨论吧，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讨论的对象。就算对方不依不饶，我们也应该回避、回避、再回避，因为接下来的任何过程都已经不再是“讨论”，而更可能是仅仅为争而争的“争论”罢了。这种争论的害处很多：浪费时间，影响情绪，把对方变成敌人，失去更多朋友……

如果我们作为讨论的一方，突然意识到自己竟然不再“遵守理性讨论基本原则”，那么马上停止讨论吧，因为我们也已经不再是“讨论者”了，更可能只是一个为争而争的“争辩者”罢了。这并不说明我们傻，也不说明我们笨，只说明我们的提升余地还很大。

每个人最终拥有的能力都是依靠积累获得的。积累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想明白这件事，就很容易做到心平气和。强大是并且只能是依靠积累获得的——没什么可不服气的，回去继续修炼就好。

第二个原则：真理是独立存在的，它从来不会依附于任何个人或者集体

一旦有人认为自己掌握着真理，或者自己代表着真理，甚至自己干脆就是真理本身，那么，他可能已经陷入思维混乱的困境。不仅如此，他还会让身边的人遭受许多苦难。有人开玩笑说：地球上最虚伪的群体分别是神职人员、政客、律师和教师。这种揶揄事实上基于非常准确的观察——这几个群体中最不缺少的就是“经常认为自己掌握着真理，或者自己代表着真理，甚至自己干脆就是真理本身”的那些人。

我们经常用“自以为是”来形容前面提到的那些人。那种自以为是的人不仅存在于刚刚提到的几个群体中——他们几乎无处不在；他们每时每刻造成的“灾难”无法估量；更可怕的是，对这种情况，他们并不自知。《圣经》里提到这些人时只能这样慨叹：“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其实，“自以为是”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阶段，原因在于每个人生来都是以无知为起点的，而成长之路原本就是求知之路。个中辛苦，世世代代都有人慨叹。庄子有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牛顿悲鸣：“要学的东西太多，学会任何一样东西需要的时间又太长，等我学完了，我就该死了……”求知的路不仅很长，而且很苦，要想走下去，不仅需要心智的努力，还需要勇气。所以，绝大多数人中途就会停下来，不再前行。他们安慰自己的方法是告诉自己：“我知道的已经够多了。”很多时候，很多人只需要再向前跨一小步，就可以超越“自以为是”的窘境，只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一生都没能意识到自己原本可以跨出那一步。

难以跨越“自以为是”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整个过程充满曲折。我们为了变得“有知”而挣扎；然而，挣扎的结果是我们将面临更多“无知”。这种绝望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所面对的：他因为太过狡猾和机智而得罪了众神，在死后遭到审判，被罚将一块巨石推至山顶，但由于石头到达山顶后便会自行滚下，所以只能永远重复推巨石上山的动作。但是，如果用自己的“有知”去平静地接受自己的“无知”，我们就不会像西西弗斯那么倒霉了——一个人只要能够平静接受自己的“无知”，他的水平就已经接近苏格拉底了。

虽然这个过程无比曲折，但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教育者本质上都在为这件事情奋斗、挣扎，希求能够教会下一代跨越“自以为是”。苏格拉底的挣扎引发了恐慌：雅典法庭以“不信神”和“腐蚀雅典青年思想”的罪名判他死刑，令他饮下毒堇汁而死。尼采所说的“超人”指的也应该是跨越了“自以为是”这道障碍的人。托马斯·叟注意到，大多数人不经教化是很难跨越这个障碍的，但他也意识到，人若无法超越这个障碍会有怎样的后果，所以他发出了这样的慨叹：“每一代的出生，从效果上看，都相当于野蛮对文明的侵略，我们必须在积重难返之前教化他们。”

看清了这件事，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如果我们在任何讨论中发现参与者里面有“自以为是”者存在，那么最好的选择只有一个——退出讨论。因为，只要他们存在，讨论就不再是讨论，也不会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果，继续下去只会浪费自己的时间。同时，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到认为自己有能力、有时间、有责任、有义务教会他们“想明白”的本领，甚至带他们跨越那道阻挡大多数人的障碍——这任务几近不可能完成。首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心智成长都是自己的事情，并且只是自己的事情；其次，这是几乎每个社会都想系统完成却从来没有成功完成的事情（因为每个社会中总是存在着其他强大的阻挠力量）；最后，我们应该考虑自身的安全，即不要被“吸血鬼”咬到，甚至最好不要被他们看到。

第三个原则：真理不变，也不会因任何人而变；不停变化的只是人们对真理的解释或理解

交流的过程中，如果有一方抛出“每个人都（应当）有自己的看法，不是吗”这样的话，对话就应该结束了，因为说这样的话的人已经把自己的脑壳闭掉了，或者干脆毙掉了。

我们在讨论（甚至争论）时，原本的焦点在于“事实”，而非“看法”，因为“看法”无法争论——“看法”只是对事实的“理解”，而“理解”本身不一定可靠。尽管讨论都是从交流双方的“看法”开始的，但讨论的最终目的是剔除“看法”、萃取“事实”、把理解中不可靠的因素过滤掉。

一方若是用“我要保留我的看法”作为最后的挡箭牌，那么，他的意思其实是：“去你的，别再入侵我的领域了……”事实上，如果交流从一开始就以“看法”为焦点，就没必要讨论甚至争论了——我把我的看法告诉你，你把你的看法告诉我，我们各自弄清楚对方的看法，然后各自考虑哪个更有道理或者这两种看法为什么可能共存……

对任何事实，每个人都有看法，这话不假，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这句话却是扯淡的——对很多人来说，那看法究竟是不是他的，他自己也不知道。大多数人根本不思考，而少数肯思考的人中的大部分不懂得应该如何思考，所以，绝大多数人只不过是环境的产物。在很多时候，所谓的“主流”观点并非因为“正确”才成为“主流”，而是因为它恰好适合（或者迎合）那些不善思考、不愿思考的人的感觉。

大多数人的大多数看法，基本上是被灌输的，只不过对他们来说，那些“想当然”的看法早已与他们共生多年，不分你我。